英國民事訴訟法

㈠ 涉外民事訴訟的外國關系

（一）相互承認、執行外國法院裁判和外國仲裁裁決與司法協助的關系
一國法院在審理涉外民事案件時，常常需要把某些訴訟文書送達給居住在國外的當事人，或者詢問在國外的當事人或收集在國外的證據；判決生效後，也可能需要在外國得到承認甚至要求外國法院執行。但由於一國訴訟程序具有嚴格的地域性，判決只能在其領域內發生法律效力，而不能將其效力延伸到國外，所以一國法院不能在外國進行上述訴訟行為或者執行行為時，只能通過法院之間的司法協助來完成。
所謂司法協助，是指不同國家的法院之間，根據本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彼此之間相互協助，為對方代為一定訴訟行為或者相互承認、執行判決和仲裁裁決的行為。司法協助分為兩類：一是一般司法協助，即代為送達文書、調查取證和提供法律資料等行為，前述涉外民事訴訟程序中的域外送達和取證就是一般司法協助。二是特殊的司法協助，指兩國法院相互承認並執行對方法院的裁判和涉外仲裁機構裁決。 也有學者把司法協助分成廣義的司法協助和狹義的司法協助。廣義的司法協助指訴訟程序方面所有的合作事項，既包括代為送達文書和調查取證等，也包括對外國法院裁判和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行。狹義的司法協助僅包括代為送達文書和調查取證等行為。本節專門對特殊的司法協助進行論述。
由上可見，互相承認、執行外國法院裁判和外國仲裁裁決是司法協助的重要內容，屬於司法協助中的特殊司法協助。
（二）相互承認、執行外國法院裁判和外國仲裁裁決的前提條件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人民法院和外國法院可以相互請求，代為送達文書、調查取證以及進行其他訴訟行為。」《民事訴訟法》第266條規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如果被執行人或者其財產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當事人請求執行的，可以由當事人直接向有管轄權的外國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的規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則，請求外國法院承認和執行。」因此，司法協助，都應當具備下列前提條件之一：
1．國家間締結或者參加有關雙邊或者多邊司法協助條約。我國已與幾十個國家訂立的包含民商事司法協助內容的雙邊條約，大都包括了相互承認和執行對方國家的法院判決的內容。我國1980年參加了《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公約規定，每一個締約國應該承認其他締約國的仲裁裁決有約束力，並且依本國法律承認或者執行其他締約國的仲裁裁決。
2．兩國間存在互惠關系。所謂互惠，是指兩國間在互利互益基礎上對某種特許或者特權的相互交換，給予對方以方便的條件。如果國家與國家之間沒有司法協助協議，但在事實上存在司法互惠關系，兩國法院可以根據互惠原則，互為對方為一定的訴訟行為。我國與許多國家一樣，將互惠關系作為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根據和條件之一。
最高法院《民訴法適用意見》第319條規定，對與我國沒有司法協助協議或者沒有互惠關系的法院作出的判決或者裁定，只能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司法協助；未通過外交途徑，直接請求我國法院司法協助的，我國法院應予退回並說明理由。例如美國田納西州法院對一案件作出生效判決後，勝訴人（即美國進口商）曾經向東莞市中級法院提出承認和執行該判決的申請。請求書認為，「盡管兩國沒有相互承認和執行對方判決的協議，但兩國間仍然有雙方互利基礎」，要求中國法院執行被告方即東莞土產進出口公司因出口產品責任給美國進口商人造成的損失，中國法院拒絕了這一申請，理由是：中美之間尚沒有相互承認和執行對方法院判決的司法協助條約；在司法協助方面，兩國之間也沒有雙方互惠關系。
雖然互惠關系一般是通過外交途徑以國家或者政府名義書面承諾的，但國家之間事實上的互惠關系，就不需要明確的外交承諾，適用的程序靈活性大。在不影響國家主權或者公共政策的情況下，絕對要求以國際條約和互惠關系為承認和執行判決的前提，否則就一律拒絕承認外國判決，將會對我國市場信用或者本國當事人的利益造成損害。近些年來，國際上有些國家也不再將互惠作為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條件。如德國法規定，對與財產有關的案件，才要求存在互惠關系，而對於其他類型的外國法院判決（主要是涉及身份關系案件）的承認不要求互惠。匈牙利及瑞士的蘇黎士州規定，互惠只是執行判決的前提條件，而不是承認判決的條件。義大利《民事訴訟法》第797條關於承認判決的條件中，也沒考慮到互惠原則。
我國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對承認一些涉外案件採取了靈活態度，特別是對涉及我國公民人身關系的判決和確認財產權屬的判決，並不是一律不予承認和執行。如果承認或者執行一項外國法院的判決，並不構成對我國主權的侵犯；或者依照中國的法律程序，也會得出相同或者相近的判決結果，對與我國無司法協助也無互惠關系的對方國家法院的判決，可以予以承認。如果不予以承認，讓當事人重新起訴離婚或者提起確認之訴，這對當事人和我國司法機關來說，都是不必要的和不經濟的，因為這類案件只涉及承認外國判決而不涉及執行問題，當事人雙方已接受了這個判決結果，只希望我國人民法院根據我國法律，賦予這種結果以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關於中國公民申請承認外國法院離婚判決程序問題的規定》指出，對與我國沒有訂立司法協助協議的外國法院作出的離婚判決，中國籍當事人可以根據本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承認該外國法院的判決。這一規定承認，在無司法協助協議也無互惠關系條件下，原則上承認外國法院的離婚判決。但它同時規定：該當事人之間的離婚案件，我國法院正在審理、或者已經作出判決、或者第三國法院對該當事人之間作出的離婚案件的判決已為我國法院所承認的除外。 各國承認和執行外國裁判的制度，大概可以分為三類：
1．德國法系國家的規定
德國法系國家規定，由本國的法院審查確定外國裁判是否符合有關條件，就承認和執行外國裁判的問題作出裁定（也稱「宣告性決定」或「執行令」）。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28條規定，只要外國法院判決符合一定的條件，當事人就可以向德國法院申請發給執行令。德國法院在頒發執行令時，對外國法院判決不進行實質審查。
2．法國法系國家的規定
法國法系和拉丁法系國家規定，對某些類型的外國裁判，如形成判決、與身份有關的判決和指定破產管理人的判決，採取依法承認的制度；而對於其他一些裁判，則要有承認外國判決的裁定書。
3．普通法系國家的規定
以英國為代表的普通法系國家，承認和執行外國裁判制度，根據是否與英國訂有相互承認和執行判決的條約或安排，分為兩種不同的制度。有條約或者安排的國家和地區，適用1920年的《司法條例》和1933年的《外國判決（相互執行法）》，根據其規定，為了承認某一外國判決，應當進行登記，但是適用這一制度的國家有限。而沒有條約或者安排的國家，有關勝訴人不能持判決要求在英國直接獲得承認和執行，應當將外國法院判決看成是在當事人之間成立的一種債務，向英國法院提起一項新的訴訟，要求債務人履行外國法院判決中所確定的債務。常怡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80頁。
美國在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裁判方面沒有統一的聯邦法律，而是由各州自行決定，大多數州在受理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時，採取與英國相同的做法。即除非有條約規定，不直接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而是要求勝訴人重新起訴。 民事判決的法律效力具有地域性，承認外國判決保證了一國司法裁判在國外的訴訟法效力和實體法效力。不過，承認還不能保證外國法院裁判的執行，根據國際司法實踐，執行還需要另外的條件。
在國際民事訴訟的實踐中，承認和執行的外國法院裁判，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1．作出裁判的外國法院有管轄權。其管轄權一般是根據承認和執行地國家的內國法為標准來確定的。
2．訴訟程序公正。內國法院在承認和執行外國裁判時，要對其作出判決的訴訟程序公正性進行審查，如敗訴方應當得到合法傳喚，從而出庭陳述了自己的主張；敗訴方在沒有訴訟行為能力時得到適當的代理等。如不滿足這些要求，就可以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裁判。
3．外國法院裁判是確定的裁判。對實體法和程序法問題都作出終局的裁判，並且要遵從既判力規則，即該裁判不能為外國法院隨意撤銷。
4．外國法院裁判是合法的裁判。運用欺詐手段獲得的外國法院裁判不能在內國得到承認和執行。
5．外國法院裁判不能與其他有關的法院裁判相抵觸。
6．外國法院適用了適當的准據法。這里是以被請求國沖突規范所指定的准據法為依據來確定的。
7．一般需要存在條約或者互惠關系。
8．不能與內國法院所在地的公共政策相抵觸。

㈡ 英法美德日任意一國的民事訴訟主要特點 三千字左右，要有資料的出處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與美國文化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特徵有四：（1）民事陪審制；（2）當事人主導的審前調查；（3）審判和聽審過程中的消極的法官；（4）在專門事項方面獲取和使用專家意見的獨特方法。我認為，一定的民事訴訟程序生成於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以下主要就基本特徵的前三個方面進行介紹。
1．民事陪審制。
民事陪審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可以說是古代使用陪審制的典範。[1]近代陪審制起源於9世紀早期的法蘭克王國，最早體現於政治制度方面，國王把這種方法作為其了解統治情況的基本渠道，後來才具有司法的性質。但是作為一種成型的司法制度，起源於英國，並在亨利二世（1154——1189）時期普遍應用土地訴訟中。民事陪審制在英國近代的命運並不太好，除欺詐案等少數案件以外，一般的民事案件禁止使用陪審團。[2]牆里開花牆外香，在英國確立的陪審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成為其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徵。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廣泛的保留、使用著陪審制，這一點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像的，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在美國是公民享有的一項神聖的權利。它作為1792年批準的權利法案第7修正案被寫進了聯邦憲法，1938年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進一步作了具體明晰的規定，它提醒生活在美國的所有人們「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正如憲法第7修正案宣稱的一樣，也如美國的其他標志和象徵一樣，它必須作為雙方當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並受到廣泛的尊重與保護。」另外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也廣泛地適用各州的民事訴訟程序，作為各州民事訴訟制度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各州甚至以憲法規定了公民的這一權利，在州的范圍內實現了要求陪審團審判權利的憲法化。例如1777年的紐約州憲法認為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將永遠保留，神聖不可侵犯。
相反，陪審制卻與大陸法系國家的訴訟制度、文化觀念格格不入。當然在大陸法系國家並不是沒有萌發過使用或移植陪審制的沖動，而且這種沖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諸實踐。法國大革命以後，普遍採用了陪審制；德國1848年革命爆發以後，德意志各個公國幾乎全部採用了陪審制。但是大陸法系國家採用的陪審制幾乎是曇花一現，不久就夭折了。德國1877年的《法院組織法》明確限制了陪審制使用的范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院組織法》進一步明確了參審制，徹底否認了陪審制的使用。在大陸法系的人們和學者看來，真正令人吃驚的是一群門外漢組成陪審團，並作為一種臨時裁判者裁決案件，其作出的決定脫離了正規訴訟機制的監督，這種決定的科學性和客觀、公正性值得懷疑。[3]
可以看出美國人對民事陪審制的喜好，深深地根植於核心價值觀，根植於其平等、自由、放任的文化觀。陪審制體現了美國文化中的平等精神。一方面所有的公民都有可能成為陪審員，陪審員名單不的由官方確定，而是從選民資格名單中臨時確定。另一方面所有陪審員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享有平等的表決權，這種權力不因為其社會地位、教育程度、民族、種族而受到影響。同時陪審制給予法律的門外漢較大的認定事實的權力，這一權力甚至高於法官。當然法官有權對陪審團進行監督和指導，法官有可能推翻陪審團的裁判，法官也可以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已達到明顯清楚（prima facie cases）或者使當事人的主張明顯不能成立，而拒絕將案件提交陪審團審判；也可以案件屬於法律問題為理由，直接作出裁判。但是法官的權力受到限制，法官不適當地影響、干預和誘導陪審團，是上訴審法院廢棄原判決的重要理由。
民事陪審團同樣是民主的，是民主參與政治的具體化，它允許普通的公民個人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直接進行管理。例如陪審團可以在具體的案件中決定，企業是否按照合理、安全的方式生產產品，並要在案件中確立一些在其他國家可能為成文法規定的安全標准、責任承擔方式、歸責原則等。陪審員不僅解決具體的糾紛，還為國家立法，為社會立法，承擔著廣泛的立法職能。陪審員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一般的公民對充當陪審員有較大的熱情和積極性。美國法學會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說，「象以前一樣，12個陪審員照例表現出日漸高漲的熱情，甚至歡呼著去強制美國的一些基礎機構，如政府、商務團體、私人團體等改變他們以往的運作方式。」[4]盡管陪審團是作為國家司法權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表現出某些反對國家權力的特點。具體表現在：其一陪審員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各有不同的許可權，法官不能不當干預陪審團的工作，陪審團享有較大的獨立性。其二陪審團行使權力的方式與一般國家權力機關不同，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忽視法律，並在超越法律的情況下作出裁判。同時陪審團裁判案件不需要具體的論證，陪審團的判決歷來被當作上帝的聲音。
陪審制與美國人的個人主義觀念的聯系不是特別明顯，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反個人主義的。因為陪審團需要集體作出決定，陪審團的組成人數有12人或6人之分，陪審員作出裁決依靠的是團結一致，只要有一個人不合作，就有可能使整個審判歸於無效。法院也必須解散陪審團，並組成新的陪審團重新審判。盡管美國許多州正在探索以陪審團的多數通過代替陪審團的一致通過，但目前陪審團一致通過仍然是其作出有效裁決的普遍適用的條件。同時盡管美國人一般願意充當陪審員，有參加司法程序的熱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充當陪審員不是作為權利規定的，相反它被規定為公民的不可推卸的義務。因此，其從根本上具有非自願的特點和反個人主義的傾向。但是潛在於陪審制之中的個人主義在和當事人主義結合的情況下就會表現出來。由於公民個人擁有的自由、財富掌握在自己手中，陪審團被視作這些權利的包神，而他們採用的保護方法與法官、政府官員的方法迥然不同。

2．當事人主導的證據收集和審前發現程序。
除民事陪審制之外，美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平等主義和反政府的放任主義也在民事訴訟程序的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當事人主導的審前發現程序和證據收集程序，即反映了美國文化的上述特點。在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規則賦予當事人及其律師在法庭外自主收集證據的權利，而且這種權利的行使一般情況下不需要法院的幫助，在特定的情況下，如果對方當事人不予積極的配合或者拒絕，當事人可以尋求法院的幫助和支持。當事人可以使用多種方法從他方當事人及其證人或專家證人處獲取證據，這些方法主要有：（1）口頭錄取證言；（2）書面錄取證言；（3）向對方當事人提出質問書；（4）要求提供書證和物證；（5）身體和精神檢查；（6）要求對方當事人自認。[5]發現程序在美國民事訴訟中的地位極其重要，可以說沒有發現程序即沒有現代美國的民事訴訟，美國的民事訴訟的現代化與發現程序的引入和完善密不可分。「如果沒有發現程序和質詢程序美國人就不能審理案件，發現程序是他的沐浴，質詢程序是其早餐。」[6]法官一般不會介入發現程序，只有基於當事人的要求，法院才有可能介入該程序。但自從70年代以來，發現程序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對發現程序的批評也日漸尖銳。[7]主要的批評在於法院對發現程序的監督過於軟弱，對當事人及其律師從他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缺少必要的限制。這種狀況既造成了訴訟遲延，同時也導致當事人訴訟負擔的增加。鑒於這些批評，自8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經過多次修改，逐漸開始對當事人發現證據的次數進行限制，增加了法官對發現程序的監督與管理。各州也在同時修改其程序規則，力求實現發現程序的公正與效率的協調。
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中不存在和美國一樣的發現程序，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的立法和理論中也存在審前准備這樣的概念，但是這一概念與美國的pretrial相比，無論在意義上還是在內容方面都有本質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於兩點：其一，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審前程序不是由當事人及其律師主持，而是由法官主持。「同時與英美法系的准備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自行運作不一樣，德國和日本的法官自始至終主持、控制准備程序的進行。」[8]其二大陸法系國家民事審前程序與審判程序之間的界限不明顯。在德國和日本都可以開庭的方式收集證據和整理爭點，德國民事訴訟法上稱為「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而日本的「准備性口頭辯論」[9]與德國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相對應。雖然民事訴訟法把審前開庭的期日稱為早期期日，把最終法庭審理的時間稱為主要期日，但兩者之間的區別不明顯，兩種開庭的任務和方式也很難看出有實質性的差別。
美國審前程序與大陸法系國家審前程序存在差別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大陸法系國家不存在和英美法系國家一樣的集中審理制度。誠然，證據提供組織上的不同可以追溯到普通法中的陪審團的歷史角色。當普通的民眾放下自己的工作，走進法院審理案件，並作出最終的裁判時，集中的、一次性的審理是必須的。而以審判工作為己任的職業法官，就沒有集中審理的緊迫感和心理壓力，他在其任何一個工作時間階段都可以審理案件。當事人提供證據也沒有階段上的限定性和時間上的緊迫性，受突襲的一方可以在以後的程序中提出證據予以反駁。當事人不僅在一審階段可以提出新證據，而且在二審階段也可以提出新證據。[10]因此大陸法系國家的程序框架中就很少有準備程序的空間和地位，而審前發現程序對美國的民事訴訟來說是必須的。
但是觀念上的不同比以上列舉的原因更加根本。大陸法系的學者對發現程序深惡痛絕，不僅因為他們認為發現程序可有可無，而且他們認為僅僅由於當事人涉入訴訟，就許可對方私自向其收集證據、調查事實是不妥當的。[11]在大陸法系國家強制當事人或者證人提供證據被看作是國家和政府的職能，不能由私人當事人分割或獨享。發現程序之所以被反對，就是因為它允許當事人行使本屬於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力，分割了司法權。按照大陸法系的普遍觀點，詢問證人應當在法院而不是在律師的辦公室內進行。「美國律師試圖將宣誓作證傳播到大陸法系國家的努力，將在這些國家裡被視為對國家司法特權的侵犯，因此宣誓作證在許多歐洲國家是被禁止的。」[12]
另外值得注意，美國的發現程序也不同於其他以集中審理為主要特徵的普通法系國家。象陪審制一樣，美國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最早也產生於英國。[13]強制發現證據的權利是由英國高等法院確立的。[14]但是該制度在美國被改革成為獨特的實踐形式，它包含一系列當事人獲取證據的方法。這種狀況在英國或其他地方是無法找到的，結果，甚至對於普通法系其他國家的律師來講，美國的發現程序實踐也走得有些過頭。美國與英國審前准備程序的主要區別在於開示的范圍不同。在英國，審前證據開示程序的范圍，被嚴格限制在與對方當事人提出或者主張的事實相關的事實方面；同時一般情況下也不允許當事人強制地從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如果在這些相關的事實之外，當事人還有其他的事實或證據能夠證明其請求或者主張，則當事人就無權要求開示這些相關的事實，或者以這些事實為基礎證明其案件事實。」[15]近年來英國的民事訴訟程序改革進一步限制了文件發現程序，而且美國式的宣誓作證在英國也行不通的。在英國只有在法庭作出命令的情況下，才可以在法庭之外錄取口頭證言，而且這種方法也被限制在證人確實不能到庭的案件中。[16]
美國的審前准備程序充分體現了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首先它是平等的。在發現程序中，法律給予了雙方當事人均等的、從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處發現證據的機會。即使是案件中的弱勢一方也有機會從對方獲取證據。例如在產品質量侵權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費者就可以通過發現程序得到生產者不恰當地降低生產成本的證據，從而有利其合法權益的保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審前程序所反映的平等是美國式的平等，它給當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而不是相等的結果。這種狀況會在造成當事人之間的實質上的平等，並損害司法正義。當事人推動發現程序，採用發現方法，同樣意味著當事人訴訟成本的增加。特別地由於開示證據的工作非常具體和專業，必須由當事人的律師完成，當事人自己無法完成如此龐大、復雜的工作。《緊急費用法》要求律師預先墊付訴訟費用，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發現程序的消極方面。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當事人，其發現手段極其有限，他們不得不忍受對方當事人不斷實施的證據發現所帶來的訴訟負擔。這種現象在由職業法官主持證據調查的國家是不太可能遇到的。
其次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也表現了美國文化中的民主觀念和放任主義思想。對於美國人而言，程序制度允許當事人或者其律師在法庭之外實施實質性的訴訟權力，而不是相反由法官實施這一權力並無不當。發現程序與個人主義之間的關系則相對復雜。一方面發現程序反映了競爭性的個人主義，它允許律師發明和實施其認為的最好發現的計劃，以調查收集證據，並實施特定的、具體的訴訟，除了受到程序規則的寬泛的限制以外，他們很少受到限制。但從被發現的當事人或證人的角度來看，對方當事人的這種窺探式的侵入，恰恰是對他們自我領域的侵犯。要求人身損害賠償的原告必須接受被告選定的醫生的醫學檢查，否則原告就必須面臨訴訟被駁回的風險。而且當事人必須為自己對立的對方當事人准備案件以對抗自己的觀念，也與對抗制有一定的不協調，因為對抗制以另外的方式闡釋：「每個人都是為自己存在的」。[17]發現程序強調一方當事人享有發現證據的權力同時，並不鼓勵其反對對方當事人，更不鼓勵其侵犯對方的合法權益。因為在任何一個案件的發現程序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都有可能處在發現和被發現的位置，雙方的地位是可以互換的。從這樣角度出發，發現程序既有利於雙方當事人的行動，也限制其行動。在這一深層意義上發現程序規則與美國的個人主義是一致的。

3．法官的角色。
與大陸法系法官在訴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不同，美國的法官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一直保持消極的角色，1999年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實施之前，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的消極性都非常明顯。[18]在美國的審判中，律師決定向法庭主張那些事實，提交什麼證據，也是由律師對當事人和證人進行詢問，並以此主導訴訟的進行[19]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調查，這一點可以從作為大陸法系國家典型代表的德國民事訴訟制度中反映出來。在德國法官負有查明爭點的義務，這一義務使得法官深深地介入到訴訟的進行之中。在法庭按照對合適的、可適用的法律的理解推進訴訟的過程中，它不斷地檢查案件，提出問題確定當事人存在爭議和不存在爭議的領域，法官同時要對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證據的提供以及需要由證據證明的事項的意義等進行釋明。……法庭通過建議當事人鞏固自己的主張、觀點，通過建議當事人變更和擴大其主張以及其證據提供，通過建議當事人採取其他的方法，引導當事人。法庭並有可能在訴訟中建議當事人採取某些具體的訴訟方法。[20]法庭根據當事人的要求決定是否傳喚特定的證人，並命令證人出席法庭或者命令當事人提交書證。[21]
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審判程序的一個顯著的差異是詢問證人的方法不同，在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中一律由或者主要是由法官詢問證人。即使許可律師提出問題，甚至在義大利由法官對證人的詢問首先由律師草擬，但由律師採取的強有力的交叉詢問是不存在的。[22]而且在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法院可以在當事人不提出請求的情況下，依職權主動地傳喚證人。因此，在美國民事訴訟中，律師所扮演的詢問和交叉詢問證人的重要角色，在大陸法系國家完全轉移到了法官的身上。
當然近年來美國民事訴訟規則的變化，力圖提升法院與當事人關系中的法官的角色。「管理型法官」的整個概念集中在法官享有的權力或者說負有的責任，這些權力表現為法官有權將案件排除於訴訟程序之外，有權在可能的情況下促進案件的解決，最保守地看來，他必須承擔加速審判流程的義務。正是基於這種變化，許多人認為兩大法系呈現出趨同的趨勢。[23]但是關鍵的區別仍然存在，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依然由律師，而不是由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也是由律師負責選定證人和負責對證人進行交叉詢問。雖然美國法官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帶有儀式化或者象徵意義的崇高地位，但是在具體的訴訟過程中他們的權力並不太大。同時在美國本身就比較軟弱的裁判者的權力，還要有法官和陪審團共同分享，法官也在與陪審團分享權力的過程中接受陪審團的制約。
我們所探討的法官地位的消極性，主要是限定於法院與當事人的關系、法院的審判權與當事人訴權的關系范圍。超出這一范圍，本文所得出的結論就喪失了其基礎。例如在法官與制定法的關系方面，結論就恰恰相反。美國的法官享有廣泛的權力，法官可以通過對具體案件的審理創製法律。普通法是由法官創造起來的，……立法機關僅起一種輔助的作用。在美國，法官還有權決定立法是否違憲，是否有效，並享有廣泛的解釋法律的權力。而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官「酷似一種專門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以外，他出席法庭僅是為了解決各種爭訟事實，從現存的法律規定中尋覓顯而易見的法律後果。他的作用僅僅在於找到這個正確的法律條款，把條款與事實聯系起來，並對從法律條款與事實結合中會自動產生的解決辦法賦予法律意義。」[24]

程序實踐非常明顯地體現了文化的特徵，並無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我們正在進行民事訴訟制度改革，實踐部門正在進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探索，理論界則正在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完善搖旗吶喊。民事訴訟法的修改也好，民事審判方式的探索也罷，都不可否認我們的民事訴訟制度正在面臨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和重大抉擇。這一現代化的過程，與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的現代化相適應。因此可以說現代化是社會系統工程的現代化，不可能舍棄法律制度的現代化。
我們民事訴訟制度和司法制度現代化面臨的首要的問題是目標定位問題。各國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在其歷史、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化，不可能有完全割斷自身歷史的現代化。因此現代化只能是各個國家自身的現代化，現代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稱為是西方化。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和民事訴訟制度的現代化也必須以各國自身的文化為基礎，唯有此才是我們改革的定位、坐標和參照。

參考文獻：
[1] 具體可參見李昌道，董茂雲：「陪審制度比較研究」，載《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57頁。
[2] 在我國有學者分析認為英國陪審制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原來資產階級為爭取同盟軍而提出的思想和口號，以沒有現實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基礎；（2）案件增多，訴訟爆炸，而由陪審團審理案件，不能提高訴訟效率，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訴訟遲延的原因；（3）隨著科技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型案件，這些案件的審理需要案件的裁判者具有相應的專門知識。參見李昌道等：「陪審制度比較研究」，第61頁。當然這種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無法說明陪審制在美國為什麼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3]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19--220(1986).
[4] Curriden,「12名陪審員的權力」，載《美國法學會雜志》，2000年，8月，第36頁。
[5] 參見湯維建：《美國民事司法制度與民事訴訟程序》，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441頁。
[6] John Lew, The Daily Deal, May 15,2001,p5.
[7] 「更少的發現——改革的共識」，載《訴訟評論》，第15卷，1996年，第267——268頁。
[8] 王亞新著：《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86頁。
[9] 除准備性的口頭辯論之外，日本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另外兩種審前准備方法。其一是辯論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不宜公開審理的案件和當事人雙方希望直接面談的案件；其二是書面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當事人無法直接見面或者不能親自出席法庭的案件。參見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訴訟法講義》，陳剛等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頁。
[10] 與英美法系不同，大陸法系國家第二審上訴一般都是事實審，上訴法院的法官，可以對原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進行審查。當然這種審查方法因各個國家制度不同，而有一定的差異。有的採用復審制，有的採用續審制，有的採用事後審查制度。而英美法系國家對於適用陪審制的案件，二審上訴一般不能就事實問題再行審查，二審法院只能就法律的適用、證據規則和程序規則的適用進行審查。具體可參見常怡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陳朴生：「比較刑事證據法序說」，載刁榮華主編：《比較刑事訴訟法各論》，台北，台北漢林出版社，1984年版。
[11] Rudlf B. Schlesinger, Hans W. Baade, Peter E. Herzog, and Edward M. Wise, Comparative Law,69-75(6th ed.1998)
[12]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67(1986).
[13]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3-94(1987); Robert Wyness Millar, Civil Procere of the Trial Court in Historical Perspectve,201-228.(1952).
[14]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21.(1986).
[15][美]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9(1987).
[16] 具體可參見《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34條（8）款，（1）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簽發命令，要求在審理程序前對證人進行詢問。（2）給予本條之規定，根據法院的上述命令，提供證據的人即為「宣誓證人」，所調取的證據為「筆錄證言」。《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徐昕譯，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172頁。
[17]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691，695(1987).
[18]美國修改後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於1999年4月實施，根據1999年的民事訴訟規則白皮書，消極的法官以成為歷史，相反確立了積極的法官。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訴訟的早期階段負責訴訟，並以一種我們在這種司法體制下以前沒有見到過的方式管理訴訟。
[19] Otto G.Obermaier, 「律師的書架」，載《紐約法律雜志》，1992年，12月1日，第2頁。
[20] 按照Kaplan和Clermont的觀點，德國和歐洲臨國的程序法根植於給予法官強有力的權力將有助於發現事實的思想，法官有權或者說有義務詢問、告知、鼓勵和勸告當事人、當事人的律師以及證人，以獲取事實真相。, Kaplan&Clermont,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1984).p1472.
[21] 同上注，第1232——1233頁。
[2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戰後受美國法的影響，採取了交叉詢問的方法。具體的順序是先由申請證據的當事人進行主詢問，再由對方當事人進行反詢問。不過在日本的民事訴訟中，審判長在當事人之間的交叉詢問完畢以後，還可以進行補充性的詢問，並在其認為必要時隨時親自進行詢問或者在主詢問的過程中，准許對方當事人進行詢問。參見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日本民事訴訟法》，白綠鉉譯，法律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9頁。
[23] [美]Adrian A.S. Zuckerman,「危機的司法：比較法視角下民事訴訟程序制度改革」，載Adrian A.S. Zuckerman主編：《危機中的民事司法》，1999年版，第47頁。
[24] 約翰 梅利曼著：《大陸法系》，顧培東譯，西南政法大學印行，1983年，第39頁。

㈢ 小額訴訟有沒有當事人的救濟

小額訴訟救濟機制比較研究
——兼評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有關小額訴訟一審終審制的規定
關鍵詞: 小額訴訟，救濟機制，裁判異議，立法完善
內容提要: 2012年8月3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對小額訴訟規定了一審終審制，比較世界各國有關小額訴訟的立法規定，這一規定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在有關小額訴訟程序的立法設置中，基於權利救濟的需要，以及不同的救濟思想與立法目的，某些國家和地區設置了諸如「動議」、「特殊上訴」、「裁判異議」等多種救濟方式。這些不盡相同的救濟方式，不僅類型各異，而且從救濟機制的角度上看也存在較大差異。我國有關小額訴訟救濟機制的設置，從縮短訴訟時間、減少訴訟環節以及方便當事人訴訟等角度考慮，應當採用類似於「裁判異議」的立法規定形式與救濟方式。
在民事案件數量不斷上升，以及司法審判資源相對有限的條件下，小額訴訟程序的設置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民事訴訟程序立法的一種趨勢，在這種現實背景條件下，我國的民事訴訟程序立法也不例外。不過，應當看到的是，雖然小額訴訟程序是一種簡便、快捷、高效的糾紛解決程序，然而，相對於普通訴訟程序而言，小額訴訟程序又是一種廉價的、低成本的以及程序保障不甚完備的程序制度。換言之，這種通過限制、削減當事人一部分程序保障權利的方式，來提升訴訟效率以及降低司法成本的程序制度，是具有內在缺陷的。
鑒於小額訴訟程序所具有的這種內在缺陷，從一些國家和地區有關小額訴訟立法規定的情況來看，不僅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對於小額訴訟程序採用絕對的一審終審制，而且在充分發揮其便利、迅速、高效優勢的同時，根據小額訴訟的基本特徵設置必要的救濟機制，可以說是這種程序制度設置的一個基本原則。然而，我國2012年8月3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對於小額訴訟卻作了一審終審的規定，筆者認為，這種規定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在最大限度地發揮小額訴訟程序優勢的同時，充分注意對其程序內在缺陷的補救，也是立法應當給予充分關注的一個問題。本文擬在對域外一些國家、地區有關小額訴訟救濟方式、機制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有關小額訴訟一審終審規定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及其救濟方式與機制的立法設置提出思考與建議。
一、小額訴訟的救濟方式
所謂小額訴訟的救濟方式，指的是針對小額訴訟中程序違法與適用法律錯誤等情形的訴訟救濟形式。一般而言，小額訴訟由於涉及的金額不大，糾紛的法律關系相對簡單，因而裁判錯誤的幾率較小。但是，由於小額糾紛涉及面廣，以及小額訴訟過程中裁判者同樣受到主、客觀諸多因素的影響，因而出現程序違法以及適用法律錯誤的現象與情況不僅不可避免，事實上也是客觀存在的。「有錯誤就應當有救濟」作為民事司法的一項基本規則，也是各國家和地區在民事程序立法中無不遵循的一項公理性的基本准則。為此，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民事訴訟程序立法從不同的角度，對於小額訴訟設置了以下一些相應的救濟方式：
（一）動議
動議是英美法系國家小額訴訟程序立法規定的一種訴訟救濟方式，這種救濟方式不僅在類型上是英美法系國家有關小額訴訟救濟的立法規定，在性質上也是法律賦予小額訴訟當事人獲得訴訟救濟的一種權利。
《美國加州小額訴訟程序指南》第八章「判決後的訴訟程序」中的Ⅱ.[§8.2]「向小額索賠法院提交的撤銷原判決之動議」規定：「對於原告來說，小額索賠判決是終局性的，只有一種例外，即在原告未能出庭，而判決又對原告不利時，原告可以提出撤銷原判決的動議；沒有出庭的被告，在其上訴前，須在原作出判決的小額索賠法院，提交一項取消缺席判決的動議；動議費是20美元。」 A.[§8.3]「動議提交時間」規定：「原告沒有出庭，判決對其又不利的，原告可在書記員用一類郵件寄送判決登錄通知書之後30天以內提交撤銷判決的動議」；「如果被告沒有出庭，那麼被告可以在書記員用一類郵件寄送判決登錄通知書之後30天以內提交撤銷原判決的動議」；「為了保護因未送達而未能出庭之被告人的利益，該被告人可以在其『發現或應該發現』判決對其不利之後180天之內提交撤銷判決的動議。」{1}4.[§ 8.8]「准予或否決動議的程序」規定：「依據《民事訴訟法》§116.720的規定，在出示良好緣由時，法院可准予原告撤銷原判的動議；並且如果所有當事人在場且取得他們的同意時，法院可直接審理該案件而不需要重新安排日程表。假如被告不在場，法官必須在其在場時審理該動議。如果原告的動議被通過，而原告不在場，則法官和書記員必須重新安排這個問題，並且依據《民事訴訟法》§ 116. 330的規定，發布通知。同樣，假如被告動議通過，而被告又不在場時，必須依據《民事訴訟法》§116. 330的規定，發布通知並重新安排。」{1}224-225
《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27章「小額索賠審理制」第27.11條「撤銷判決和重新舉行審理程序」的第1款規定：「存在如下情形的一方當事人：（a）在對訴訟舉行審理程序時既未出庭亦沒有訴訟代理人的；（b）未根據本規則第27.9條第1款向法院送達通知書的，可根據本章之規定，申請法院作出撤銷判決或者對訴訟重新舉行審理程序之命令」。第2款規定：「根據本條規定申請法院作出撤銷判決命令的當事人，須在判決通知書送達之日起14日內提出申請」。第3款規定：「申請人惟有符合如下條件，法院方得認可當事人的申請：（a）在審理程序時不出庭或無訴訟代理人代理有充分理由的，或者未根據第27.9條第1款向法院送達通知書有充分理由的；（b）在舉行審理程序時有合理勝訴機會的」。第4款規定：「如撤銷判決的，則：（a）法院須確定對該訴訟舉行重新審理程序的日期；（b）可在對撤銷判決申請的審理之後立即重新舉行審理程序，且可以由撤銷有關判決的法官主持審理。」{2}
（二）特殊上訴
所謂特殊上訴，指的是當事人對於違反法律規定或者存在錯誤的小額訴訟裁判，有權申請與要求另行審理的救濟方式。這種救濟方式雖然就基本特徵而言，是授權當事人通過提起另行審理的方式來改變錯誤裁判的救濟方式，然而由於這種救濟方式無論在規定的內容、提起的形式以及條件要求上，與普通程序中的上訴都有所不同，因而學理上把這類僅僅局限於小額訴訟的救濟方式，稱之為特殊類型的上訴。這種上訴從有關國家與地區的規定來看，在內容與形式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
1．美國加州有關小額訴訟上訴的規定
《美國加州小額訴訟程序指南》第九章在「上訴的性質」中規定：「針對小額訴訟案件提起的上訴，將由不同於之前審理該案的法官進行審理。除了雙方當事人可由其律師代理外，審理活動並不正式，不允許進行《民事訴訟法》§ 2019. 010規定的審前查明（discovery）程序，訴訟方無權擁有陪審團審判，無需做出預先裁決（tentative decision）或裁決說明。法院就上訴做出的判決是終局性的，不得再上訴。」{1}223
「Ⅲ．誰可以上訴」有關「A．原告」的「1.[§9.3]一般規則」規定：「小訴訟案件的判決對原告具有終局性，原告無權就不利判決提出上訴。然而，原告可就被告的不利判決提出上訴。上訴需要重新審理案件。假如原告未能出庭而判決對原告不利。原告可提出撤銷原判決的動議。原告不能就拒絕撤銷原判決的動議提出上訴。」{1}223
「3.[§ 9.5]被告就判決提起的上訴」規定：「如果被告向原告提出請求（關聯訴訟）以獲得小額索賠法院的積極補救，則該請求就構成一個獨立且同時進行的訴訟，其中被告是原告，原來的原告則成為被告。原來的原告有權上訴，其依據就是基於被告的請求而做出對原告不利的判決，原告可上訴至案件管轄地的高等法院。」 {1}224
「 B．被告1.[§ 9.6]一般規則」規定：「被告可就小額索賠法院對原告請求作出的判決向案件管轄地的高等法院提出上訴。根據司法理事會（Judi-cial Council）制定的規則，該上訴由高等法院受理。如果判決賠償金超過2500美元，而且被告所投保的保險公司認定其保險單涵蓋了被告應交付的損害賠償金，保險公司可就小額索賠法院對原告請求所做的判決向案件管轄地的高等法院提出上訴。」{1}234
「2.[§9.7]被告就判決提起的上訴」規定：「在小額訴訟中，被告基於積極的補救（affirmativerelief）而起訴原告的，被告無權對不利判決提出上訴。然而，如果被告對原告的主張提出上訴，各方的主張都必需重新審理，包括在小額索賠法院受理的被告的主張。」{1}235
「 V．上訴程序」的「A.[§9.9]上訴通知書」規定：「不服小額訴訟判決而提起的上訴，可在小額索賠法院的書記員送達或郵寄判決書之後的30天內，向書記員提交上訴通知書。因此，當判決通知書是在法院審判後直接給雙方當事人而不是郵寄給當事人時，提交上訴通知書的時間就開始計算。雖然提交上訴的新的期限又會在送達修改的判決書後重新開始，但是上訴時間並不會因為申請糾正錯誤而延長。假如上述通知書是過了30天的期限後才提交的，它將無效。律師可幫助訴訟人提交上訴通知書。」 {1}236
2.《英國民事訴訟規則》有關小額索賠訴訟上訴的規定
《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27章「小額索賠審理制」第27.12條，在「基於本規則第27章的上訴權」的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當事人方可對根據本章作出的命令提起上訴：（a）存在影響訴訟程序的嚴重違法；（b）法院適用法律錯誤的」。第2款規定：「就上訴而言，法院可作出其認為適當的任何命令」。第3款規定：「法院可無需經審理程序，而逕行駁回上訴」。第4款規定：「本規則不限制基於任何法律而產生的有關上訴權利」。第27.13條「提起上訴的程序」的第1款規定：「擬上訴的一方當事人，須在有關命令的通知書送達之日起14日內，提交上訴通知書」。第2款規定：「上述通知書：（a）須向作出命令的法院提交；（b）須列明上訴理由，即存在嚴重程序違法或所適用法律不當。」{2}139
3．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有關小額訴訟上訴的規定
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在「小額程序裁判之上訴」中規定：「（1）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2）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第436條之25，在「上訴之程式」中規定：「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標明下列各款事項：1．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2．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第436條之26在「誤用程序之處置」中規定：「（1）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或簡易訴訟程序事件，而第一審法院行小額程序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第436條第8款第4項之事件，當事人已表示無異議或知其違背或可得而知其違背，並無異議而為本案辯論者，不在此限。（2）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同意由第二審法院繼續適用小額程序者，應自為裁判。（3）第一項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3}
（三）裁判異議
裁判異議是日本民事訴訟程序立法中有關小額訴訟救濟的規定。它是指小額訴訟中如果當事人對於裁判不服，可以採用向作出判決的法院提出異議來獲得救濟的方式。
《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378條規定：「第1款：對於小額訴訟的終局判決，從受到判決書或本法第254條第2款（包括准用於第374條第2款的情況）的筆錄送達之日起在兩周不變期日之內，可以向作出該判決的法院提出異議申請。但是，不妨礙在該期間前申請異議的效力。第2款：本法第358條至第360條的規定，准用於本條前款的異議」。第379條規定：「第1款：異議合法時，訴訟將恢復到口頭辯論終結前的程度。在此種情況下，依照通常程序進行審理及裁判。第2款：本法第362條、第363條、第369條、第372條第2款以及第375條的規定，准用本條前款的審理及裁判」。
按照上述規定，在日本的小額訴訟中，當事人自收到判決書之日起兩周內，可以向作出判決的法院提出裁判異議的申請，如果法院審查當事人提出的異議合法，則訴訟恢復到口頭辯論終結之前的狀態，並依照通常程序進行審理並作出判決。
二、不同救濟方式的基本特徵及其救濟機制的特點
上述規定，雖然性質上都是有關小額訴訟救濟的規定，但是從救濟方式的基本特徵及其救濟機制的角度上看，是存在差異的。
（一）不同救濟方式的基本特徵
1.動議的基本特徵
動議作為美國、英國有關小額訴訟救濟方式的規定，從其規定來看具有以下幾個十分明顯的特徵：
（1）適用對象上，動議僅限於小額訴訟中沒有出庭，也沒有訴訟代理人的原告、被告。換言之，這種救濟方式適用的對象，以及可以提起動議的主體，並不是小額訴訟中的任何原告或者被告，僅僅是小額訴訟中沒有出庭且沒有訴訟代理人的原告或者被告。非缺席審判或者有訴訟代理人的原告、被告不能成為提起動議的主體，也不能提起撤銷原判決的動議。
（2）適用條件上，有權提起動議的主體，不僅是未能出庭或者沒有訴訟代理人的原告或者被告，而且，就有權提起動議的原告而言，還必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第一，未出庭具有合理以及充分的理由；第二，判決對其不利或者其具有勝訴的可能性。換言之，有權提起動議的原告，不僅必須具有能讓法官充分信服的理由，而且是不利裁判的承受者，具有訴之利益以及具有勝訴的可能性。原告僅僅是因故未出庭而沒有合理與充分的理由，或者並非判決對其不利以及其不具備勝訴的可能，提起的動議也不會被法院採納。
（3）適用期限上，原告與被告提交撤銷原判決的動議必須在法定的期限以內，超過法定期限提交的動議則不被法院接受。
（4）審理程式上，在當事人都在場，且取得所有當事人同意的條件下，法院可以直接重新審理動議撤銷原判決的案件，而無須另行安排審理日期與審理日程；如果原告或者被告不在場，法官必須發布通知，另行安排審理期日與審理日程。
（5）管轄法院上，動議及其對於訴訟的重新審理，均由原審法院管轄。
2．特殊上訴的基本特徵
特殊上訴作為美國加州、英國與我國台灣地區有關小額訴訟救濟的規定，雖然都稱之為特殊上訴，但是不同特殊上訴的基本特徵也有所不同：
（1）適用對象上，美國加州小額訴訟特殊上訴的主體原則上僅限於被告，即僅被告可以就法院對原告小額索賠請求作出的裁判向案件管轄地的高等法院上訴。一般而言，原告無權就不利判決提出上訴，也無權就法院拒絕撤銷原判決的動議提出上訴。換言之，對於原告而言，原則上禁止上訴。只有在被告向原告提出反訴，反訴與本訴具有關聯性，且法院基於被告的反訴而作出對原告不利判決的條件下，原告才可以上訴。同時，作為訴訟中第三人的保險公司，可以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下向案件管轄地的高等法院上訴。而《英國民事訴訟規則》與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對於特殊上訴的適用主體，卻沒有嚴格限制。換言之，在英國小額索賠訴訟與我國台灣地區小額訴訟中，原告與被告都享有上訴權。
（2）適用條件上，《美國加州小額訴訟程序指南》與《英國民事訴訟規則》以及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都作了嚴格限制，即有關小額訴訟的特殊上訴在適用條件上，都必須以原審嚴重違反程序或者裁判適用法律錯誤為必要條件。換言之，非違背法定程序規定或者裁判適用法律錯誤，諸如事實認定等問題，不得提起上訴。
（3）適用期限上，對於特殊上訴無論是《美國加州小額訴訟程序指南》、《英國民事訴訟規則》，還是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都作了嚴格限定，即有關小額訴訟的特殊上訴必須在一定的期限內提出，否則當事人將喪失上訴權。
（4）適用程序上，美國加州對於特殊上訴的審理，除雙方當事人應當由其律師代理外，在審理程序上基本援用非正式審理的模式，即不進行證據開示、不採用陪審團的審理方式、法官無需作出預先裁決以及進行裁決說明。同時，上訴法院就上訴作出的判決是終局判決，當事人不得再行上訴。而《英國民事訴訟規則》與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則規定，特殊上訴應當按照與小額訴訟程序不同的通常程序，即正式審理的程序進行審理。
（5）案件管轄上，《美國加州小額訴訟程序指南》與《英國民事訴訟規則》規定的特殊上訴的管轄法院，為案件管轄地的高等法院，而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特殊上訴的管轄法院為地方法院。即在有關特殊上訴的管轄上，前者提高了管轄的審級，特殊上訴由原審的上級法院管轄與審理，後者卻沒有提高案件管轄的審級，特殊上訴仍然是由與小額訴訟處於同一審級的地方法院管轄與審理。
3．裁判異議的基本特徵
裁判異議作為日本《民事訴訟法》有關小額訴訟救濟方式的規定，從其規定上看，具有以下一些特徵：
（1）適用對象上，日本《民事訴訟法》對於小額訴訟提出主體的規定與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一樣，沒有進行嚴格限制。換言之，按照日本《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在日本的小額訴訟中，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都有權提出裁判異議。
（2）適用條件上，按照日本《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裁判異議也必須以原審違反法律規定為必要條件，否則不能提起裁判異議。這里的違反法律規定，也限定在原審程序違法與裁判適用法律錯誤兩個方面。
（3）適用期限上，小額訴訟裁判異議的提出期限，限定在當事人接到判決送達之日或者筆錄送達之日起兩周不變期日以內。超過這個不變期限，提出的裁判異議將不被法院接受。
（4）適用程序上，對於異議合法的案件，將訴訟恢復到口頭辯論終結前的狀態，採用通常程序進行審理並作出裁判。
（5）案件管轄上，裁判異議案件的管轄與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一樣，沒有提高審級，仍然由原審法院管轄與審理。
（二）不同救濟機制的特點
由上述不同的救濟方式之基本特徵可見，雖然都是有關小額訴訟救濟方式的規定，但是不同的救濟方式所體現出的救濟機制卻有所不同。
1．動議救濟機制的特點
動議作為針對特定對象，且必須具備特定條件，以及限定在原審級以內，採用相同審理程序為基本特徵的救濟方式，其救濟機制上最為突出的特點在於，這是小額訴訟救濟中限定在原審法院以內，以重新審理為基本特徵的一種訴訟救濟。
2．特殊上訴救濟機制的特點
從《美國加州小額訴訟程序指南》與《英國民事訴訟規則》有關特殊上訴基本特徵規定的角度上看，由於這種救濟在適用條件上，以小額訴訟嚴重違反程序或者裁判適用法律錯誤為必要條件，且上訴案件由高等法院管轄與審理，因而其救濟機制上最為突出的特點在於，這是一種從審判權力制約視角，即審級權力監督角度設置的一種訴訟救濟。
而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特殊上訴，作為局限在原審級內，即仍然由同一審級的地方法院管轄的一種救濟方式，由於其不僅適用條件與通常上訴的啟動條件、審判組織形式相同，而且採用的是與小額訴訟程序不同的普通程序進行審理，因而，實質上這也是從審判權力制約的視角，以及根據審判監督理論設置的一種具有審判監督性質的救濟，只不過這種救濟或者糾錯機制在管轄與審判級別的設置上與一般上訴有所不同，即不是由上級法院進行監督與救濟，而是限定在原審級以內，通過採用較小額訴訟更為完備的普通審理程序，以及更為慎重的合議審判組織形式重新進行審理的一種救濟。
3．裁判異議救濟機制的特點
裁判異議作為日本《民事訴訟法》有關小額訴訟救濟方式的規定，雖然稱謂上與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特殊上訴不同，然而就其基本特徵而言可以說幾乎完全相同，因而從救濟機制基本特徵的角度上看，它實質上也是將訴訟救濟限定在原審級以內，採用對於當事人保護更為周全的審理程序，以及較獨任制更為慎重的合議制審判組織形式，且以重新審理為基本特徵的一種訴訟救濟。
由上述小額訴訟救濟機制各自的基本特徵上看，雖然各國家和地區有關小額訴訟救濟規定的形式與內容有所不同，但是總體上就這些救濟方式所體現出的救濟機制而言，無非三種類型：第一，在原審級以內，採用同樣的審理程序，即小額訴訟程序以及獨任制的審判組織形式，對案件重新進行審理的訴訟救濟機制；第二，在原來的審級之上，由更高級法院從審判權力制約以及審判監督角度對案件進行審理的救濟機制；第三，在原審級以內，採用較小額訴訟更為完備的普通程序，以及更為慎重的合議制審判組織形式，對案件重新進行審理的救濟機制。
三、小額訴訟一審終審的問題及其救濟機制的立法完善
小額訴訟程序作為修改與完善我國《民事訴訟法》的重大舉措，就增設這一制度而言，應當說幾乎沒有爭議，然而對於是否應當就小額訴訟的救濟作出必要規定，卻存在較大爭議。2012年8月31日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在有關小額訴訟的規定中，採用了否定設置程序救濟的觀點，即對小額訴訟作了一審終審的規定。但筆者認為，這種立法規定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因為「理想的小額程序應該是在實現高效率、低成本的價值目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兼顧判決結果的准確與公正。」{4}換言之，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程序立法的角度上看，這種完全不考慮以及設置救濟機制的立法思想與制度設置模式是值得商榷的。其基本理由如下：
第一，從訴訟程序基本特徵的角度上看，由於小額訴訟程序的設置較為簡要，在追求訴訟效率以及降低訴訟成本思想的主導下，相對於普通訴訟程序而言，對於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護是不夠周全和存在先天缺陷的。
第二，從司法裁判的角度上看，任何類型訴訟的裁判在主客觀諸多因素的影響下，都無法避免裁判錯誤的情況。換言之，從客觀上看小額訴訟裁判產生錯誤的情況是無法避免也是客觀存在的。有錯誤就必須有救濟是民事司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這是我們應當給予充分注意的。
第三，從設置小額訴訟的基本目的及其價值追求的角度上看，雖然我國設置小額訴訟程序的立法初衷是為了降低訴訟成本以及提高訴訟效率，從而解決司法實踐中案件數量過大與司法審判資源相對有限之間的矛盾，但是立法設置在充分發揮小額訴訟程序優勢的同時，也應當清醒地看到，就訴訟效益、訴訟成本與裁判公正三種價值而言，裁判公正始終是民事訴訟最為核心的價值。換言之，鑒於裁判公正在整個民事訴訟中的重要性，我國在小額訴訟程序的設置中，不能為了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就忽視裁判公正，這種本末倒置的價值追求方式是不正確的。如果在立法規定上對於裁判錯誤的案件不能提供必要的救濟，訴訟效率與訴訟成本的追求不僅失去了合理的基礎，而且在忽視裁判公正的條件下，越是強調訴訟效率與訴訟成本，訴訟將越是背離立法的初衷及其根本的價值追求，從而致使小額訴訟的立法步入誤區。
第四，從程序設置技術性的角度上看，各國家和地區之所以對小額訴訟程序都設置了相應的救濟方式，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保證裁判公正，以及給當事人提供一個救濟機會，從糾紛解決的技術性角度上看，還具有利用這種救濟方式來化解當事人不滿，以及提高社會公眾對於司法裁判信賴度的立法目的。如果對於小額訴訟不設置必要的救濟機制，在目前我國司法裁判權威不高以及人民群眾對於司法裁判承認度、認可度還有待提高的現實條件下，不僅難免在較大程度上削減或者降低人們對於小額訴訟程序的預期與期盼，而且從訴訟實踐的角度上看，也會在較大程度上抑制當事人選擇小額訴訟程序解決糾紛的意願與慾望。
第五，從域外有關小額訴訟的立法規定來看，筆者認為，各國家和地區立法之所以都在小額訴訟程序的設置中規定必要的救濟方式，不僅是因為這種立法設置模式已為各國家和地區立法所普遍認可，作為有關小額訴訟程序立法的一種傾向與趨勢，具有科學性、合理性、普適性與規則性，而且作為先於我國小額訴訟程序設置的一種立法經驗，是我國有關小額訴訟程序立法應當參考、借鑒乃至於遵循的。
基於上述理由，筆者以為，在我國小額訴訟程序的立法規定中，設置與這種程序制度功能相適應的訴訟救濟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說在我國小額訴訟程序中，設置與其程序功能相適應的救濟方式的觀點還有一定道理的話，

㈣ 國外有民事糾紛調解嗎

國外有民事糾紛調解，各個國家的訴訟和解制度 有所區別：
（一）美國的積極和解
在美國，大約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審前程序中以和解解決，真正進入到審判程序的不到10%。但是，如此高的和解率長期以來並非法官積極介入的結果，而是當事人的律師之間協商的產物。1938年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制定之時，美國法官在和解程序中扮演的是「消極」仲裁人的形象。為了克服發現程序的濫用等導致的訴訟延遲、費用過高等弊端，1983年《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16條第1款第5項規定：「審理前會議的目的之一是促進案件的和解，法院可以要求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席審理前會議或者通過電話達成協議，以便使爭議可能以和解的方式解決。」[1]這條的修改使法官在訴訟和解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它標志著美國由司法消極主義向司法積極主義的轉化。法官不僅要為當事人提供一種機會或者對話渠道，更有可能成為調解人主動進行調解。實務中很多法官也認為在審前會議中由法官主導，積極促進和解才是對付案件數量增加和訴訟遲延的最好方法。
（二）英國的申請「合意判決」
英國的訴訟和解與美國有許多相通之處。英國的民事訴訟中，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並不當然具備強制執行力。要獲得此種效力，必須申請「合意判決」。申請「合意判決」方式有兩種：一是當事人之間達成和解協議的可以申請法院將和解事項記錄在法院的裁決上，這種裁決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二是當事人向法院申請製作「Tomlin」裁定。[2]英美兩國訴訟上和解性質為私法行為，故和解協議如有瑕疵，可援用無效或可撤銷予以救濟。
（三）德國的勸告和解
訴訟和解制度是德國一項重要訴訟制度。1877年民事訴訟法典規定了起訴前的任意和解，1924年改為強制和解。現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規定，不管訴訟到何程度，法院應該注意使訴訟或者各個爭點得到和解解決。在訴訟中勸告和解成為德國法官的一項重要職責。法官勸試和解在審理程序中進行，屬「調審合一」模式。在德國，法官的和解勸告是在公開的法庭上於雙方當事人對席時進行的，這可以看作是對訴訟和解予以程序保障的表徵。從法院在訴訟和解的作用上看，德國的訴訟和解可謂是「法官主導型」。
（四）法國的勸試和解
法國的立法非常重視訴訟和解。1935年法國修改民事訴訟法時，首次將法官勸試和解規定其中。現行民事訴訟法典規定，對當事人勸試和解是法官的職責；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的任何時候均可自行和解或者在法官主導下和解；法官在認為有利的時間與地點均得試行和解等。總之，法國訴訟和解的理念與德國基本一致。但是法國的法官對訴訟和解則採取消極態度。
（五）日本的嘗試和解
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89條規定：「法院不管訴訟進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嘗試和解或者使受命法官嘗試和解」。法官為實現和解積極地進行周旋工作。日本訴訟和解是訴訟程序的一部分，具有和訴訟程序判決相同的效力。在其成立程序上若存在和再審相同的瑕疵，可以依再審之訴要求撤銷。
從上述各國關於訴訟和解制度的立法來看，訴訟和解的發展經歷了由消極的法官介入到積極的法官介入。加強法官的職權作用成為訴訟和解制度的一大亮點。尤其是採取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美國也在不斷調整法官在訴訟中的職權。這說明了在兩大法系的不斷發展與融合中，都認識到了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絕對的當事人主義或絕對的職權主義對於解決民事糾紛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在當事人與法官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正確配置他們之間的權利。

㈤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關於民訴法的區別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一般性差異可以說是歷史過程的差異，而某些差異在孕育各自法系的母體中就已經存在，因此追溯兩大法系的源頭，在源流中比較分析兩大法系的差異，找到彼此不同的「遺傳基因」，有助於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認識和把握兩大法系民事訴訟體制、民事訴訟理論的本質和內核。

眾所周知，大陸法系的源頭是古代羅馬法，而英美法系則起源於日耳曼法。因此，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中也分別存在著羅馬法和日耳曼法的「基因」。不僅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基本構架可以從羅馬法中尋找到雛形。而且，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的大多數基本概念也都能從羅馬法中尋到自己的根。例如，訴權、訴訟標的、證明責任、既判力、訴訟當事人、反訴等等。在大陸法系各國，對從事法學研究的學者來講，言必稱「羅馬」就是十分自然的事。同樣，英美法系民事訴訟基本模式、民事訴訟操作原則以及民事訴訟的觀念都表現出日爾曼的血統。

公元前五世紀，羅馬法最初的法律形態——十二銅表法誕生。以後，羅馬法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而不斷得到發展。到公元五世紀，羅馬法經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安之手，形成了集羅馬法之大成的羅馬法大會（corpus iuris civils）。盡管以後因羅馬帝國的消亡， 羅馬法大全也隨之暫時消失，但羅馬法大全畢竟是人類法文化的精靈，因而不會真正消失。到十二世紀，經過注釋法學派的注釋而得到復活。前後注釋法學派對羅馬法的注釋使羅馬法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並具有其具體適用性。另一方面，在義大利，當時宗教十分興盛，教會勢力發展迅速。隨之，為了規制教徒的教會法也應運而生。教會在有了獨自的立法權以後，便將原來的羅馬法作為教會法的主體，並通過在實際中加以運用，使之更加合理化。最終形成獨自的法律體系即羅馬加倫法（Romanisch —Kanonisches—Eecht）。由於教會勢力的不斷擴張，在宗教領域里實施的羅馬法便也擴張到世俗裁判領域。在德國十二世紀以前， 由於存在著各個部落，而各部落都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圈和勢力范圍。所以，存在著各自不同的法律規范。但隨著經濟圈的不斷擴大，商業貿易的范圍也超出了各自部落的領域。這就要求有一部超越部落界限的統一的法律規范，即適用於所有日爾曼人的法律。這使羅馬法的再生有了經濟基礎。加之當時德國皇帝接受了神聖羅馬皇帝的稱號，自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使羅馬法的推行就有了精神基礎。

十四、十五世紀期間，德國已經完成對羅馬的繼承。這個時期，德國所繼承的羅馬法不再是羅馬法大全，還包括在教會法的影響下，通過後期注釋法學派的注釋而具有適用性的羅馬法。1495年德意志帝國設立最高法院，並規定了最高法院的訴訟規則，該規則基本反映了羅馬法中的訴訟原則。這些訴訟規則最終形成了德意志帝國普通法組成部分的民事訴訟法，也稱為普通法民事訴訟法。不過，德國此時的普通法民事訴訟規范只是基本反映了羅馬法的訴訟規則，還不能說是已經全面羅馬法化，其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日爾曼法的要素。盡管後來德國普通法民事訴訟法隨德意志帝國三十年戰爭而走上衰退的道路，但該民事訴訟法對以後德國近代民事訴訟法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十九世紀前半期，德國處於地方分權時期，除了當時的普通法民事訴訟法外，各州還分別制定了各自的訴訟法典。但分久必合，十九世紀中期德國再一次走向統一。法律的制定自然也要適應這種政治上的要求。1862年德國集中了當時法學界的所有精英人物，花了15年的時間，制定了在世界民事訴訟法發展史上也可以稱為里程碑的近代民事訴訟法典——德國民事訴訟法。現在被視為歷史的舊德國民事訴訟法與19年後誕生的德國民法典一起共同使羅馬法精神得到了發揚光大。

在法國聖路易統治時代（1226—1270），羅馬法也進入了法國，並對法國近代和現代民事訴訟體制的育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法國對羅馬法的吸收主要是通過加倫訴訟法來實現的。而加倫訴訟法自身也吸收了羅馬法中與當時社會相適應的那一部分訴訟規范。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講，加倫訴訟法可以說是經過加工的羅馬訴訟法。當時，由於聖路易國王反感教會行使裁判權，因而不希望在國王所管轄的裁判所中採用教會的訴訟程序。國王便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訴訟程序。但這種訴訟程序因過於繁瑣而被社會所排斥。在這種狀況下，研究羅馬法的法學家們提出廢除特別訴訟法，直接導人加倫訴訟法。的確，在法國以後民事訴訟法的發展過程中，羅馬法中的訴訟原則和訴訟理論被部分地保留下來。例如，羅馬法中的請求權、訴訟的分類、本權訴訟和佔有訴訟的區別、恢復原狀之訴等等。

當然，法國對羅馬法的繼承遠遠不如德國，因為法國不象德國那樣處於各部落割據的狀態。雖然法國也並非高度統一，但法國王權的確立使法國的法律相對比較統一。因此，對羅馬法繼承的願望就不象德國那樣強烈。在訴訟制度方面，法國把羅馬訴訟中的一部分引進了法國，並與法國原有的習慣法混合在一起，構成了獨有的訴訟法體系。當時，法國的訴訟法學者更多地是把羅馬法當做純學術上的研究對象，而不是考慮是否全面地繼承羅馬法，正是因為法國沒有全面繼承羅馬法，所以，法國法在大陸法系的地位也就不如德國法。法國法在世界范圍的影響也不如德國法那樣大。法國法盡管屬於羅馬法系，但不是羅馬法系的代表和主流。在法國訴訟法中還遺留有部分日爾曼法的因素。 除了德國、法國，羅馬法也為義大利、奧地利等國所繼承，其民事訴訟體制具有羅馬法「血統」。

盡管二十世紀初原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改變了原法律體系的性質，但原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和某些形式特徵並沒有改變，就民事訴訟體制的外貌特徵和基本結構而言，依然還保留著羅馬法的形態。十分巧合的是所有二十世紀初期和中期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都處於大陸法系的法律文化圈子內，也都沒有因為其社會性質的變異而改變其內存的羅馬法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社會主義法系如果按照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類方法和根據，則可以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納入大陸法系之中。

在法律的表現形式和結構上，與大陸法系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雖然與日爾曼沒有地理上的聯系，但卻與古代日爾曼法有著血緣關系——英美法系直接發端於日爾曼法。由於日爾曼法在其歷史在發展中背離了本土政治、經濟的需要，而喪失了在德國的進一步發展、生存的內在條件，只能作為分解了的片斷而存在於歐洲大陸各國的法律之中，民事訴訟領域也不例外。

歷史的發展常常富有戲劇性。日爾曼法盡管沒有在本土上繼續生存和延伸，但卻在異國他鄉生根和發展。民族的遷移將帶來文化的異動。隨著日爾曼各部落跨過英吉利海峽，入侵英倫三島的同時，也把日爾曼法帶到了英國。1051年羅曼王朝的建立使日爾曼法的進一步發展具有了政治基礎。因羅曼民族也屬於日爾曼民族的一個分支，當時國王威廉為了長期統治的需要，一方面，表示遵守原來的習慣法。另一方面，為了加強和維護中央集權，便設置了與地方領主的法院相對抗的最高司法機關和地方巡迴法院。從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統治者把符合自己利益的習慣法的一部分與日爾曼法予以結合，形成了統一的英國判例法——普通法（common law）。不用說普通法的主要成分是日爾曼法。[5]以後由於英國對美國的殖民統治，使英國法在美國植根，並在美國得到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與大陸法系區別對應的另一大法系——英美法系。

在民事訴訟方面，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表現出諸多不同。在民事訴訟程序所依據的規范的表現形式、民事訴訟程序的構造、民事訴訟的目的、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許可權、民事訴訟標的、證據制度、當事人制度、判決制度和執行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大致分析一下這諸多方面的差異，可以發現其中有的差異屬於「先天性」的，有的差異則是後天所致。這里所說的「先天性」的差異是指差異系由於法系最初形成時所導致的差異。也可以說這些先天性差異是因為某種「遺傳基因」所致。導致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基本差異的「遺傳基因」到底是什麼呢？長期從事羅馬法和日爾曼法比較研究的學者指出，這種「遺傳基因」是因為在羅馬法中存在著請求權制度，而在日爾曼法中卻沒有這種制度。羅馬法中的請求權制度是整個羅馬訴訟的基石，也正是在此基礎上構築了羅馬訴訟體系。

古代羅馬法在那時盡管還沒有進化到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分離的程度。程序法也沒有從實體法中分化出來。因此，當時羅馬法的請求權也沒有形成象現在這樣的實體請求權與訴權分離的權利形態。但在審理民事案件時，如果當事人具有法所規定的請求權，就可以實現權利的訴訟救濟。相反，沒有法律所規定的請求權，其權利就得不到救濟。將法律規定的請求權作為訴訟程序基礎的作法，在羅馬法初期的法律訴訟程序（legisaktionenverfahren）中就被嚴格地加以遵守。在該訴訟中，原告必須首先向法律事務官要求得到審理救濟的許可，其理由是自己具有向被告提出主張所根據的請求權。法律事務官對原告提出的主張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進行審查。對主張合法性的審查就是判斷該主張是否具有法律規定的請求權。法律事務官審查後，認為不符合這兩方面要件的告之不予審理，訴訟便到此為止。如果原告的起訴符合這兩方面要件，則訴訟移到下一階段，即審判官審理階段。由當事人選擇的審判官在這一階段主要審查當事人的主張是否符合請求權成立的要件事實。請求權成立的要件事實存在時，原告勝訴。反之，原告敗訴。這就使羅馬訴訟形成了從規范出發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

羅馬訴訟從法律程序發展到非常訴訟程序，請求權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且更加復雜化。羅馬法大全中的潘太克頓（pandektaen）就是其集大成者。但潘太克頓只是對具體的案件規范的描述，對一般的人來講難以理解。經過後期注釋法學派的抽象加工——將事實與規范分離，使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分離和實體請求權與程序請求權——訴權的分離具有了基本的根據。

與此不同，日爾曼法卻沒有這種請求權制度，也就不存在從規范出發的基本理念。日爾曼是由從祖先傳下來的各種習慣規范為主體的，沒有將權利救濟的基礎——請求權事先規定在法律之中，而是從紛爭事實出發去發現公平解決紛爭的規范，從而形成了日爾曼法從事實出發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英國法和美國法中的判例主義、陪審制等等都是從這一理念中生成的。在民事訴訟領域，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訴訟目的、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證明法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既判力等等方面差異都與上述兩大法系不同的原點和理念相關。

二、兩大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作用的比較分析

筆者在《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兩種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比較研究》一文中，曾經從民事訴訟基本模式即法院與當事人的相互關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與原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民事訴訟之間所存在的模式差異，並按照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理論將其概括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差異。也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筆者把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在基本模式上都納入了當事人主義的范圍，同時說明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兩大法系的法官在民事訴訟的作用有著更多的共同點。但這是相對於原蘇聯的民事訴訟基本模式而言的，其實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之間，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只是相對於原蘇聯為代表的民事訴訟體制來講，可以認為是一種非本質的差異。

當事人主義（Adversary System）的基本含義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指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繼續和發展依賴於當事人，法官不能主動依職權推動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據的證據資料只能依賴於當事人，作為法院判斷對象的主張只能來源於當事人，法官不能在當事人指明的證據范圍以外依職權主動收集證據。應當注意的是，所謂當事人主義，其含義是相對的，因為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主動性或被動性和法官的積極性或消極性都是相對的。從各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來看，既沒有完全由法官或法院來推動的民事訴訟，也不存在絕對由當事人來控制的民事訴訟，任何民事訴訟體制都是當事人和法官或法院兩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這兩方面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其作用力大小強弱有所不同而已。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都是相對於對方而存在的概念，是對某種民事訴訟體制或具體的訴訟制度的抽象概括。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主義最集中地體現在其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辯論主義上，盡管辯論主義只是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法學者對特定民事訴訟制度的理論概括，但它的確高度的概括了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本質。依照辯論主義的原則，其一，直接決定法律效果發生或消滅的必要事實必須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法官不能以當事人沒有主張的事實作為裁判的事實根據。其二，法官應當將當事人雙方之間沒有爭議的事實作為判決的事實根據。其三，法官對證據事實的調查只限於當事人雙方在辯論中所提出的事實。對於當事人沒有在辯論中所主張的事實，即使法官通過職權調查得到心證，該事實依然不能作為裁判的基礎。

盡管英國人、美國人沒有象法國人、德國人那樣，把民事訴訟中的原則、制度、作法充分地理論化，概括為某種主義，但體現當事人主義實質的辯論主義的基本內容在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運行中同樣得到貫徹實行。不過，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相比，英美法系民訴訟體制的當事人主義更為明顯和徹底。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主義除了集中體現在證據收集和提出的程序和制度以外，與大陸法系相異的審判方式也突出地反映了英美式的當事人主義。

英美法系民事訴訟的結構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有很大的不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可以大致分為事實審理前的程序和事實審理程序。事實審理前的程序即「證據開示程序」（Discovery）雖然也是訴訟程序，但卻不是審理程序。這種程序的目的是「發現」案件事實，法官或法院並不認定事實，只是按照法律的規定控制這種程序的運作。例如，哪些事實是可以被要求在程序中提出的，而哪些事實可以不提出。即所謂「非證據開示特權」。在證據開示程序中，完全是由當事人雙方通過各種方法發現和明確與案件有關的事實，對第三人（例如，證人）的詢問也都是由雙方相互進行的，程序主導者是當事人而不是法官。與此不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不存在這種單純為了發現案件事實而設置的非審理程序。在訴訟程序開始後，法官從始至終都要參與案件事實的發現和認定，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更強調法官對訴訟的指揮和控制。例如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139條的規定， 裁判長應當命令當事人對全案重要的事實作充分且適當的陳述。有關事實的陳述不充分時，法官應當命令當事人作補充陳述，聲明其證據。裁判長為了達到此目的，在必要的限度內，與當事人就事實及爭執的關系進行討論，並且向當事人發問。即所謂釋明制度。「釋明」既是法官的一項職權，又是法官的一項義務。同樣，法國民事訴訟法也規定了釋明制度。該法第8 條規定，法官可以要求當事人對事實提供解決爭訟所必要的說明。該法第13條規定，如果法官認為對解決紛爭是必要的話，法官可以要求當事人提供其對法律根據的說明。所以，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與英美法系是有所不同的。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與英美法系民事訴訟的這種差異的形成，與法國、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各國的文化觀念、文化傳統和民族性密切關系。歐洲大陸國家一般地來講都具有較強的國家主義和集團主義的觀念，這種觀念也必然會滲透到民事紛爭解決領域，使其民事訴訟體制相對於英美民事訴訟而言，具有較強的國家干預和強調社會利益的特點。法國和德國民事訴訟體制的特色最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

正如本文前面所言，就某特定的民事訴訟體制，其法官或法院在該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可以將其籠統地概括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這兩種基本取向對立的民事訴訟基本模式。這種概括和認識是從宏觀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的。除此之外，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概念還被用於對民事訴訟具體的微觀分析。在微觀分析中，只是把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視為反映兩種不同傾向的標簽。在某具體訴訟制度中，當事人的主導性明顯一些，則打上當事人主義的印記，反之，則貼上職權主義的標簽以說明該具體訴訟制度的特點。德國和法國民事訴訟的具體制度中就有不少被貼上職權主義的標簽。但如果把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作為某種基本模式的總體概括的話，毫無疑問，德國和法國仍然是當事人主義，只是其程度不如英國和美國而已。從當事人主義的基本含義去認識各國的民事訴訟體制，雖然可以把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都納入當事人主義這一基本模式之中，但從宏觀上觀察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主義傾向明顯不如英美法系。如果把絕對的當事人主義和絕對的職權主義視為這兩種傾向的兩個極端的話，英國、美國相比較而言可以定位在絕對當事人主義的「坐標」點上，法國、德國、奧地利、義大利、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的民事訴訟體制大體上可以歸入「亞當事人主義」，因為這些國家的民事訴訟體制所表現出來的當事人主義的傾向比英美法系國家要弱一些。日本民事訴訟體制以德、法國民事訴訟體制為藍本，自然也可以定位於「亞當事人主義」。但日本在二戰以後，受美國法律制度和法文化的影響，日本開始吸收美國法律制度中的某些具體的制度。在民事訴訟中也是如此。比較突出的變化之一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中具有當事人主義特點的「交叉尋問制」。日本民事訴訟對美國民事訴訟某些具體制度的導入，就使日本民事訴訟體制的當事人主義色彩比其他大陸法國家更為濃厚。我國民事訴訟體制盡管與原蘇聯民事訴訟體制基本上屬於職權主義類型，但近幾年的變化卻表明我國民事訴訟的發展具有弱化法院職權，強化當事人作用的趨勢。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就是例證。所以，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與原蘇聯同樣定位於絕對職權主義就是不妥當的，大體上可以成為「亞職權主義」。

如上說述，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因受當事人主義原則的支配，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相對於原蘇聯和原東歐國家來講是比較弱的。不過，近二、三十年來，法官在民事訴訟中作用均有所加強。民事紛爭的現代化和大型化是這種變化的客觀原因。兩大法系都面臨民事訴訟嚴重遲延以及在現代性民事訴訟中如何公正解決民事紛爭這兩大問題。 加強法官在訴訟中指揮作用被認為是促進訴訟迅速進行的良策。德國77年出台的《訴訟簡化法》和日本的民事訴訟的改革，都力圖命名法官在訴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美國也是這樣。在集團訴訟中，法院的權利就比在一般的民事訴訟中要大的多。法院有決定該訴訟是否構成集團訴訟；法院對集團訴訟代表的更換、集團成員的退出有審查權；法院有權根據集團訴訟的進展，發出各種命令，以保證最合理的進行訴訟等等。

在現代型訴訟中，被害人往往處於不利的地位，特別是在證據領域。在許多情況下，被害人由於證據不足，事實難以認定，使訴訟常常以被害人敗訴而告終。現代型訴訟的這種不合理現象給法官們提出了這樣的課題：如何作一個積極的法官，使現代型訴訟有利於被害人。這一要求使法官在證據領域里，擴大其成為必然。例如，在證據收集、證據判斷、舉證責任的分配、事實認定等等方面，法官的積極性都得到相當的表現。

總而言之，從總的趨勢看，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中的職權主義因素有所增加，特別是在現代型訴訟中這種趨勢更加明顯。但並不意味著這兩大法系民事體制就脫離了當事人主義的模式，而脫變為職權主義，職權主義的增加只是對當事人主義的稍稍修正而已。更不能誤解為，既然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體制在強化法官的職權，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也應該加強和維持現存的職權主義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相反，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應進一步弱化職權主義因素，以實現我國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轉換。]當然，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不可能完全轉換為英美法系那樣的絕對當事人主義的基本模式，而應當由目前的亞職權主義向亞當事人主義轉換。

㈥ 讀完民事訴訟法有什麼感觸

每一門獨立的法律科學都有自己的研究對象。這一研究對象是由本學科自身的特殊性決定的。同樣，民事訴訟法學論文的寫作也具有其特殊性，同學們只有緊緊把握它的特點，靈活運用寫作方法，使用規范的語言，才能寫好民事訴訟法學的論文。

一、民事訴訟論文的寫作

(一)民事訴訟論文題目的確定
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課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民事訴訟法學的基本理論，如價值論、目的論、訴權論、程序保障論、民事訴訟法律關系論等；(2)民事訴訟的具體制度和具體理論，如當事人、管轄、舉證責任、審前准備程序、簡易程序、再審程序、執行等；(3)民事訴訟與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之間的關系，如民事訴訟與仲裁、公證、調解、和解的關系。
由於文章的篇幅有限，選題切忌過大過空。論文的寫作畢竟不是教科書，要求面面俱到。學生應該根據自己的興趣、掌握的資料等因素來確定論題。論文是對自己觀點的一種陳述，所以要言之有物，在某一方面要著重一點論述開去，這樣才能獲得一篇有深度、有力度的優秀論文。在浩瀚的法律知識中只要選取其中的一朵浪花就能折射出太陽的光芒。如有關執行方面的論文就可以有很多的寫法，比如：完善我國強制執行法的探討；執行程序中的參與分配製度；執行難的原因和對策等等。
下面推薦一些常見的民事訴訟法學的論題，以供學生參考和借鑒：(1)基本理論的探討，如訴訟公正與效率的探討，法官獨立審判的理性思考，論司法公正，訴權之保護，民事訴訟處分原則重述；(2)具體制度和具體理論的探討，如民事訴訟法修改的若干基本問題，我國民事審級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論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論醫療糾紛民事訴訟的若干問題，當事人舉證與法院查證之關系，我國民事舉證制度的完善；(3)對民事訴訟與其他糾紛解決機制之間的關系的探討，如論仲裁與訴訟，論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改革。

(二)民事訴訟論文寫作中的常見問題

針對同學在民訴論文寫作中經常出現的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期望在以後的論文寫作中能夠有所幫助。
1．文不對題。有些同學雖然選擇了一個小題目進行論述，但是卻要面面俱到，與主題相關的內容卻僅佔一小部分，或者乾脆沒有論述自己的觀點。這樣顯然離題了。
例如題目是「法院調解制度改革構想」的論文，有些同學論述的小標題如下：
(1)法院調解的定義；(2)法院調解的性質；(3)法院調解的特徵；(4)法院調解的優勢。對於闡述法院調解制度改革的論文，上述論述顯然有些離題太遠，應該適當介紹後，分清主次，重點闡述文章觀點，採用下列下標題進行論述，主題更加突出：(1)法院調解制度概述；(2)國內外相關制度的比較；(3)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弊端；(4)法院調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需要明確的是，論文與教科書不同：首先，教科書的對象是學生，而且大部分是對某一問題一無所知的學生，因此對問題的闡述需要一層一層的面面俱到。論文的讀者是對某一問題的基本內容有一定了解的人，此時作者的任務並不是在普法，講基本的理論，而是要深入到的某一問題的探討中去。其次，從方法上來說，教科書以闡述為主，因為教科書的主要目標是將問題解釋清楚；而論文則應以論證為主，作者要發現問題，並以論據來論證作者的觀點。
2．在文中經常採用第一人稱或者加入謙虛的話及加入讓老師指正的話語。有的學生在論述自己觀點前總是加上「由於自己水平或者篇幅有限??」或者「下面，我也來談談自己的看法」之類的贅話。其實直接闡述就行，需要指明是作者的看法時，可以用「筆者認為」的說法，但不能濫用。
有的同學在文中加入謙虛或者請老師指正的話，如「本人功底淺顯，請老師不吝賜教」等等，這種話語不應在民訴論文的正式寫作中出現，需要類似的溝通的話可以另外附上字條。
3．直接引用法規的簡稱。有的同學在第一次引用法規時就用簡稱，這樣不規范。應當在第一次引用時用全稱，然後註明以後的簡稱。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訴法》)，在此以後再出現該法時就可以用《民訴法》這一簡稱了。
4．民訴論文的寫作方法運用不當。有的同學在論述時不能很好地運用論文的寫作方法，造成論文就像課堂筆記或者論文提綱。論文的寫作應該有理有據，不能像光有骨頭沒有血肉的大綱。
舉例：一位同學在其論述執行一文時，其中一個小標題是這樣闡述的：
-「(一)執行的定義、性質與特徵1．執行的定義(一句話)。2．執行的性質(一句話)。3．執行的特徵。」
正確的論述應為：「關於執行權的性質，學者們各有觀點。有的學者認為??有的認為??筆者認為??理由如下??」。
5．不註明引用文章的出處。
註明出處的作用有二：一是版權問題，否則無異於將他人的智力成果據為己有；二是可以使文章更加具有權威性。在民訴論文中註明參考文獻，可以表明作者是在閱讀了大量的文章的基礎上進行研究並得出結論的，同時也可使文章的論據更加真實。
6．局限於論文標題，就事論事。
同學們在論文寫作中還容易局限於論題的字眼，就事論事。例如，題目是「執行難的原因和對策」的論文，有的同學認為題目就是原因和對策兩方面，結果在論文中就寫了這兩個方面。這種寫法忽略了論文寫作的三個層次：第一層，提出問題；第二層，分析問題，主要是分析問題的原因，找出症結或弊端；第三層，解決問題，也就是針對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改革和完善的建議、得出文章的結論等等。即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對於此篇論文來說，作者首先應該對執行難進行概述，然後再論述原因和對策，這樣才稱得上是一篇結構完整的民訴法學論文。
7．沒有靈活掌握民訴論文的寫作方法。大多數同學在選定論文題目後，不知道如何展開論述，闡述自己的觀點；有的同學在論文寫作中甚至迷失了自己的寫作方向，也就是說，一味的陷入材料的堆積中，找不到論文寫作的重點了。針對民訴法學的特殊性，下面就推薦幾種在民訴法學論文中經常運用的寫作方法。
(1)程序法與實體法相結合。民事訴訟法是民事程序法，它與民事實體法的關系十分密切。民事訴訟法是保障民事實體法順利實施的工具，而民事實體法中包含許多民事程序法的規定。同學在論述一個民事訴訟法學的論題時，就可以把程序法和實體法結合起來考慮，一方面可以使論文更有深度，另一方面，也使論文更有生命力，富有實踐指導意義。
(2)比較的方法。有比較，才能有鑒別。對民事訴訟法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下，片面的強調國情差異而不予借鑒外國的有益經驗是不合時宜的；片面的強調外國的優勢而忽視本國的國情也是行不通的。
比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我國民事訴訟法與中外歷史上的民事訴訟法相比較；二是我國民事訴訟法與其他各國的民事訴訟法相比較。比較的內容可以歸為以下幾類：一是與大陸法系國家比較，其中以法國、德國為重點；二是與英美法系國家比較，以英國、美國為重點；三是與原蘇聯和東歐各國比較，蘇聯是重點。值得一提的是，比較不是泛泛的進行資料堆積，而是要選取對闡述觀點有用的資料進行比較，為後面論述自己的觀點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從而可以順利的推導出文章的結論。
(3)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民事訴訟法是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民事訴訟法是實踐性很強的應用法律，這就決定了民事訴訟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法學。「純理論、純抽象意義的問題考察，終歸還是缺乏現實基礎的照應。因此，失去了在現實，尤其是在法律操作層面上的生動活潑，由此也影響了程序法的應有魅力。今後的新學問必須徹底否認抽象論的意義，將基礎立在具體性之上，並導入更為經驗主義的手法開始這樣的工作」。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必然產生許多新的民事法律關系，新型的民事、經濟糾紛也在不斷涌現。由此產生的諸多訴訟實踐問題都是我們深入探討和研究的對象。同學們可以以此作為論文寫作的突破點和重點。比如，現有的民事審判程序是否已基本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有哪些方面尚需進一步改革，民事訴訟面臨哪些新情況、新問題等等。
例如，隨著改革的深入，國有資產流失，環境污染，市場壟斷等一系列新的問題出現了，為了解決中國社會現存的實際問題，保護國家社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檢察機關提起民事訴訟，對一般民事活動行使監督權的問題就突顯出來。筆者可以通過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探討我國檢察機關提起民事訴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後提出改革建議。這樣寫出來的論文就會有理有據，既有理論深度，也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4)思路開闊，觸類旁通。現代社會中，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傳統學科的分割界即將消除，不同學科之間相互取長補短，將會融合成一個完整的科學知識體系。了解邊緣學科的知識，可以使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視野更加開闊，分析方法更加多樣化。例如，民事訴訟的基本價值中就引入了經濟學中的概念——效益，並且已經得到了民事訴訟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認同；對於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研究就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真理的相對性原理。

二、民事訴訟論文的答辯

民訴論文答辯階段也是讓許多同學摸不著頭腦的事情。因為平時接觸的少，所以對民訴論文答辯不知道如何准備，造成了答辯時心理緊張，影響了民訴論文的成績。下面我就著重論述一下同學們應該怎樣有效的准備和應對民訴論文答辯。

(一)民事訴訟論文答辯的准備
民訴論文答辯是對學生的論文進行的一種口頭測試方法，所以學生對答辯的准備就首先應該以論文為根本。熟悉自己的文章，對於文章的整體結構，文章的主要內容都要瞭然於胸。但是不要死記硬背，而是應該真正掌握自己論述的內容，知道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用自己的話表達出來。然後，在這個堅實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涉獵相關的知識，拓寬視野。
例如，對於探討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的論文，就需要掌握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現狀，存在哪些弊端，應該如何進行改革。由於民事再審是對發生法律效力的法院裁判再次進行審理，所以相關問題有既判力，民事程序的安定，法院的權威性等等。

(二)民事訴訟論文答辯的進行
1．答辯老師針對民訴論文經常會提問如下一些問題，「請簡述你文章的主要內容」，「請簡要回答文章的主要觀點」，或者針對你文章的某一部分進行提問，但都是以學生的民訴論文為依據發問的。
2．同學在答辯中要注意以下問題：
(1)言談舉止要大方自然，努力控制自己的緊張心情。對待答辯老師要有禮貌。答辯其實就是向老師做的一個口頭的論文報告，所以只要自然的把自己的觀點、理解表達出來就行。
(2)回答答辯老師提問一定要有針對性，簡明扼要。因為每個學生的答辯時間最多十分鍾左右，而答辯老師最少三個人一組進行提問，所以同學的回答只要把民訴論文大的綱要用自己的話表達出來就行。回答切忌羅嗦，生硬的背誦。答辯進行中，學生可以拿著自己的民訴論文或者准備的相關草稿。這樣也是為了使學生更加自然表達自己的觀點。
(3)對於老師提問的和民訴論文相關的問題，學生如果不知道的話，應該怎麼辦?建議採取如下辦法應對。首先應該沉著、冷靜。老師的提問肯定是從民訴論文引申出來的，所以盡快找到民訴論文的知識點。其次，心裡要明白老師提問的目的可能是看看你的知識面，要聽聽你自己對於這一問題的理解或者說你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最後，大膽的說出自己的看法，禮貌地和老師進行探討。許多法律問題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定論，所以千萬別緊張，沉著應對，一定會取得不錯的答辯成績。
總之，一篇優秀的民訴論文應該結構完整，觀點明確，論證充分，邏輯性強，還要有規范的注釋和形式。同時在答辯中學生要言之有物，條理清楚。

㈦ 國外有民事糾紛調解嗎

國外有民事糾紛調解，各個國家的訴訟和解制度 有所區別：
（一）美國的積極和解
在美國，大約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審前程序中以和解解決，真正進入到審判程序的不到10%。但是，如此高的和解率長期以來並非法官積極介入的結果，而是當事人的律師之間協商的產物。1938年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制定之時，美國法官在和解程序中扮演的是「消極」仲裁人的形象。為了克服發現程序的濫用等導致的訴訟延遲、費用過高等弊端，1983年《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16條第1款第5項規定：「審理前會議的目的之一是促進案件的和解，法院可以要求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席審理前會議或者通過電話達成協議，以便使爭議可能以和解的方式解決。」[1]這條的修改使法官在訴訟和解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它標志著美國由司法消極主義向司法積極主義的轉化。法官不僅要為當事人提供一種機會或者對話渠道，更有可能成為調解人主動進行調解。實務中很多法官也認為在審前會議中由法官主導，積極促進和解才是對付案件數量增加和訴訟遲延的最好方法。
（二）英國的申請「合意判決」
英國的訴訟和解與美國有許多相通之處。英國的民事訴訟中，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並不當然具備強制執行力。要獲得此種效力，必須申請「合意判決」。申請「合意判決」方式有兩種：一是當事人之間達成和解協議的可以申請法院將和解事項記錄在法院的裁決上，這種裁決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二是當事人向法院申請製作「Tomlin」裁定。[2]英美兩國訴訟上和解性質為私法行為，故和解協議如有瑕疵，可援用無效或可撤銷予以救濟。
（三）德國的勸告和解
訴訟和解制度是德國一項重要訴訟制度。1877年民事訴訟法典規定了起訴前的任意和解，1924年改為強制和解。現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規定，不管訴訟到何程度，法院應該注意使訴訟或者各個爭點得到和解解決。在訴訟中勸告和解成為德國法官的一項重要職責。法官勸試和解在審理程序中進行，屬「調審合一」模式。在德國，法官的和解勸告是在公開的法庭上於雙方當事人對席時進行的，這可以看作是對訴訟和解予以程序保障的表徵。從法院在訴訟和解的作用上看，德國的訴訟和解可謂是「法官主導型」。
（四）法國的勸試和解
法國的立法非常重視訴訟和解。1935年法國修改民事訴訟法時，首次將法官勸試和解規定其中。現行民事訴訟法典規定，對當事人勸試和解是法官的職責；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的任何時候均可自行和解或者在法官主導下和解；法官在認為有利的時間與地點均得試行和解等。總之，法國訴訟和解的理念與德國基本一致。但是法國的法官對訴訟和解則採取消極態度。
（五）日本的嘗試和解
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89條規定：「法院不管訴訟進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嘗試和解或者使受命法官嘗試和解」。法官為實現和解積極地進行周旋工作。日本訴訟和解是訴訟程序的一部分，具有和訴訟程序判決相同的效力。在其成立程序上若存在和再審相同的瑕疵，可以依再審之訴要求撤銷。
從上述各國關於訴訟和解制度的立法來看，訴訟和解的發展經歷了由消極的法官介入到積極的法官介入。加強法官的職權作用成為訴訟和解制度的一大亮點。尤其是採取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美國也在不斷調整法官在訴訟中的職權。這說明了在兩大法系的不斷發展與融合中，都認識到了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絕對的當事人主義或絕對的職權主義對於解決民事糾紛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在當事人與法官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正確配置他們之間的權利。

㈧ 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訴訟程序有什麼不同

英美法系中訴訟程序的許多特性，實際上是由一個決定性的事實造成的，即該訴訟程序來源於陪審制。現在，普遍的觀點認為，英國只有在刑事案件中才使用陪審制，而且是在嚴重的犯罪並且被告主張自己「無罪」時才使用。

在大陸法系中，訴訟可以有間隔地劃分為多次的審理。因而，對於一方當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觀點或證據，另一方當事人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在下一次的法庭審理中提出進一步的證據予以反駁。而在英美法系中則大不相同，由於採取的是一次性的審理，律師為了防止同樣的事情發生，不但要把自己的論點和證據想清楚，還必須了解對方的論點和證據。

大陸法系主要是繼承了羅馬法而產生的，而英美法系恰恰是未繼承羅馬法，二者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如大陸法主要是成文法，而英美法卻是判例法等。本文所選取的訴訟程序的比較，只是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在具體司法制度上的一個差異。研究不同法系之間的差異是非常有意義的，可以使我們取長補短，吸收別的法系中的好的制度，來完善本國的法律制度，這將會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我國當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正處於緊鑼密鼓的階段，在立足於大陸法系成文法的同時，適當借鑒英美法系國家的判例法制度等，來充實、完善我國的法律體系，也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種各樣的新情況、新問題，這都需要我們放眼於全球，大膽地吸收、借鑒外國的法律制度中的精華。

㈨ 法學碩士重點院校有哪些

學界通常將訴訟法分成三塊：民事訴訟法學，刑事訴訟法學，行政訴訟法學。由於這三
「訴」本身差別很大，其中我國行政訴訟法跟行政法歸為一體，故應放在行政法里討論。而
民事訴訟法學和刑事訴訟法學放在一起籠統評價，有失科學和精準。故下面分而評之。首先
推出民事訴訟法學大陸高校學科排名，稍後推出刑事訴訟法學排名。

第一名：西南政法大學：代表人物：常怡 田平安
西南政法大學整個訴訟法學科擁有悠久的傳統和光輝的過去。毫不誇張的說，新中國訴訟法
學能發展到今天，西南政法居功至偉。常怡自就不必說，王錫三教授是上個世紀80年代大陸
唯一通曉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法學的教授（張衛平語）。在王、常之後緊跟而上的田平安教授
，很快成為西政民訴的中流砥柱之一。遍覽當今大陸各高校，曾經和現今活躍在訴訟法學科
研教學一線的教授，有多少出身西南。僅就民訴而言，北大劉家興（已退休）、清華張衛平
、海南大學譚兵、湘潭大學陳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法學博士黃松有、中山大學教授法學
博士劉榮軍和蔡彥敏、還有正在那攻讀博士學位的河北高院院長，全國十大中青年法學家景
漢朝，廈門大學訴訟法領頭人齊樹潔。由於偏安西南，他們在官方成立的訴訟法學會里不能
擁有客觀准確的位置，也是因為他們偏僻的地理位置，一個個名師出走西南（及至後來，竟
然發展成為一批批的出走！）。這固然在客觀上帶動了其他高校訴訟法學的發展，卻給西南
帶來了沉重的打擊，無論在學術實力還是從士氣上，以至於西南學子喊出了「西南不死，生
生不息」這般充滿悲壯的口號。現今的西南，雖然少了那麼多名師，但那塊土壤還在默默的
為未來的中國訴訟法學不斷培養著新的力量。為首的園丁便是常怡、田平安。經他們帶的博
士生就蔚為大觀，有興趣者可翻閱由常怡領銜主編的《比較民事訴訟法學》，其中的著者，
幾乎所有的博士生皆為先生高足，現在都十分了得。現如今，李祖軍、李龍和彭世忠等年輕
一代也漸成為西南民事訴訟法學的中堅力量。而且以我之見，他們確是在為中國的「民訴法
學」奠基和施肥，而不是充當什麼「環中南海學派」（陳瑞華語），葆有學術最為可貴的獨
立自主的品格。由西南培養的碩士生、博士生以優秀的專業水準和扎實的理論功底廣受、廣
東、北京、上海等各地各級法院、檢察院的歡迎（對比西南，我們學校連上海的法院檢察院
都慢慢失掉了。真應該感到汗顏！）。瞻望未來，西南只要不再出現新的人才流失，則西南
民訴這塊金字招牌還會在陽光下發出奪目的光彩，依然為民訴法學的聖地。

第二名：人民大學法學院： 帶頭人：江偉 湯維建 邵明
提到民事訴訟法，很多人就想到人民大學，想到江偉。的確，江偉堪稱民訴法學一代宗師。
論學術影響力，可以說至少不遜於西南，不遜於常怡。雖然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人民大學只
有江偉這一桿大旗，但是人大法學院的民訴卻不可輕覷，這首先當然歸因於江偉本人治學嚴
謹、思路開闊以及其數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也不要忘記人大地處北京，擁有得天獨厚的地
理優勢和學術氛圍，從而，使人大的民訴倍受學界注目。除了江偉外，可以提到的還有湯維
建，這位中國大陸第一位民事訴訟博士後，如今也晉升為博導，有望在江偉之後，再造人大
民訴輝煌。邵明，江偉得意門生，此君對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很有研究，經常發文染指訴權、
訴訟標的、既判力等一類民事訴訟高深問題。人大法學院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博士，比較知
名有肖建國、邵明、吳澤勇等。現在，人大也成為培養中國未來民訴法學者的又一所「黃埔
軍校」。

第三名：清華大學法學院：帶頭人：王亞新 張衛平
清華法學院的迅猛發展早為學界所矚目。就民訴法學，他們從西南挖來了張衛平，引來了王
亞新。張衛平已為大家所熟悉，自從西南轉會至清華，學術影響倍增，近年來更以每年2－
5本學術著作（包括合著主編）的速度向前推進，很是勤奮。此人曾於去年我校50周年校慶
期間在大禮堂作過一場精彩的報告。妙語迭出，笑聲掌聲不斷。其中最為經典的便是建議我
校「改名為聖約翰法學大學，請個外國佬做校長，保准比清華還牛」。此言一出，全場反響
強烈。
言歸正傳，王亞新此人甚為了得，遠渡重洋留學日本N年，取得真經而歸。偶覺得他的學術
水準不下於張。只是回國沒多久，還沒有「發力」而已。遙想多年前，筆者的一位業師僅憑
他給〈程序的正義與訴訟〉一書所作的代譯序，就斷定此人將來必為中國民訴法學的NO.1。
其現今有〈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對抗與判定〉兩本著作出版，學界影響日甚。偶曾
在「訴訟法學」版轉貼了他的一篇論文，其深厚的學術功力由此可見一斑。
清華民訴碩博士開招沒有幾年，但個個身手不凡，其中首推徐昕，其專攻英國民事訴訟法學
，在讀博士期間著述甚豐（待後面再做交代）可惜由於清華不留自產博士的「鐵律」，徐昕
未能留校，而轉至海南大學法學院。
我們曾試圖將清華民訴排至第二，但考慮到清華民訴法學傳統較短，加之老師的功力還未得
以完全的施展，論據不夠充分，恐難服眾，故而屈居第三。但筆者深信，清華民訴超越人大
，只是時間問題。

第四名：中國政法大學：楊榮新 陳桂明 肖建華
中國政法大學雖擁有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政訴訟法學研究中心，在國內
訴訟法學界權傾一時，但此校強於刑訴而短於民訴。為首的也就楊榮新和陳桂明兩位教授，
前者系與江偉、常怡等齊名的老一輩民訴元老級人物，後者則是民事訴訟青年一代的精英，
1999年被評為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代表作：〈程序的保障與訴訟〉、〈程序的理念與
規則〉等。青年學者肖建華，是另外一位值得關注的人物，近年來著作頗豐，尤其對當事人
制度有一定研究。其他諸如常英，現專攻司法考試（律考）培訓，無意於學術。故不在討論
之列。因此，從整體上看，中政民訴實力遜於前三者，其後發之勢亦顯不足。

第五名：中山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劉榮軍 蔡彥敏
地處南國學術沙漠之地的中山大學法學院能得此盛譽，全依仗有劉蔡二君，二君年輕有為堪
稱中國大陸民事訴訟楷模。劉榮軍，系日本一橋大學民事訴訟法學博士，此君系早年日本海
龜。歸國後，著作頗豐，與王亞新南北呼應，給傳統民事訴訟法學界帶來相當大的沖擊，代
表作：《程序的正義與訴訟》（與王亞新合譯），《程序保障的理論視角》（專著）；代表
論文：〈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理論的再構築〉等。蔡彥敏，女，教授，西南政法民事訴訟法學
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後，亦有多篇論文見諸〈法學研究〉等刊物。

第六名：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李浩 劉敏
李浩，早年系安徽省委黨校法律教研室教授。能在彼處作出大學問，讓偶感佩不已。李浩教
授學術貢獻在於他幾乎是大陸最早理清證明責任這個民事證據法脊樑問題的學者。南師大將
李浩請至本校，使得該校民訴一下子成為華東地區民事訴訟法學的最高地。今年南師大也拿
到了訴訟法學博點，跟李浩有莫大關聯。劉敏，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師從江偉，小
有建樹。

第七名：湘潭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顧培東 陳剛
湘潭大學強於法學，法學之中又強於訴訟法學。今年更是舉全校乃至全省之力，拿下訴訟法
學博士點。但不必諱言，其教授多為外來戶，從西南花重金挖來的。民訴便是陳剛。同時不
可忽視的是，湘潭大學還重金請來早期（90年代初期）顯赫民事訴訟界的中青年學者，顧培
東，此人曾入主首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對民事訴訟基本理論有一定的造詣，尤其對
訴權理論頗有研究。在此外還有湘潭本校的民訴老將何文燕，新生代當紅小生廖永安（在讀
江偉博士）。湘潭法學顯赫一時，但能維持多久，有待觀察。筆者以為，眾多教授皆待不長
遠，原因很簡單，湘潭地處偏僻，比重慶好不了那去。博士點拿下了，任務也就完成了。

第八名：復旦大學法學院：代表人物：章武生
章武生早年發跡於沒什麼名氣的河南大學，但卻為中原地帶罕見的通曉民事訴訟機理的學者
。此君系中國民事訴訟中青年界的領頭羊，主持編寫中國民事訴訟九五規劃研究項目，影響
頗大，最近剛剛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民事訴訟法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民事訴訟簡易程序
研究〉已經出版，頗有學術價值。章武生現投身復旦大學，他的到來使上海民訴在大陸的地
位有了一席之地。

第九名：北京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潘劍峰 傅鬱林博士後
北大法學院堪稱中國第一，但其民訴毫無疑問是其短項，尤其跟刑訴相比。自劉家興退休後
，北大民訴的領頭人便是潘劍鋒。客觀的說，潘前幾年並不投入，要不然不至於在很長時間
里還是副教授。直到近些年他才用起功來，也如願晉升教授，博導。除潘外，筆者還注意到
現在北大法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工作的傅鬱林，甚是厲害。此人博士畢業於人大，後進入北大
做博士後，近兩年她在〈中國社會科學〉等高端雜志上發表強文若干篇，風頭正勁。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應該沒有問題。倘若傅鬱林留校，北大民訴很快便會有出頭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學法學院： 帶頭人： 譚兵 徐昕
海南大學法學能發展至今天，全應該感謝西南政法的「幫忙」，他們的校長譚世貴，法
學院院長譚兵皆出自西南，就連徐昕選擇去海大，也是奔著業師而去。譚兵作為海大民訴的
領頭人，有明日黃花之勢，但徐昕的到來，為他們大大增輝。徐昕在清華讀博士期間，推出
〈英國民事訴訟規則〉〈英國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國民訴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識分子〉（譯著）、〈證據法的經濟分析〉（譯著）、〈當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權與未來的
民事訴訟〉（譯著），〈外國證據法選譯〉（合著），〈外國證據法研究〉（合著），〈民
事證據法專論〉（合著）等等。可惜由於清華不留自產博士的「鐵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轉至海南大學法學院，現任副教授。評教授指日可待。

客觀的講，中國大陸民事訴訟學研究較之刑事訴訟學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這透過各高校從事
民訴法學研究學者及碩博士點的數量便可見一斑。除上列學校外，其他學校比如中南財經政
法大學（蔡虹，李漢昌），武漢大學法學院（趙鋼），廈門大學法學院（齊樹潔），西北政
法學院（吳明童），廣東商學院（張晉紅）亦有一定實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後）。

做博士後，近兩年她在〈中國社會科學〉等高端雜志上發表強文若干篇，風頭正勁。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應該沒有問題。倘若傅鬱林留校，北大民訴很快便會有出頭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學法學院： 帶頭人： 譚兵 徐昕
海南大學法學能發展至今天，全應該感謝西南政法的「幫忙」，他們的校長譚世貴，法
學院院長譚兵皆出自西南，就連徐昕選擇去海大，也是奔著業師而去。譚兵作為海大民訴的
領頭人，有明日黃花之勢，但徐昕的到來，為他們大大增輝。徐昕在清華讀博士期間，推出
〈英國民事訴訟規則〉〈英國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國民訴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識分子〉（譯著）、〈證據法的經濟分析〉（譯著）、〈當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權與未來的
民事訴訟〉（譯著），〈外國證據法選譯〉（合著），〈外國證據法研究〉（合著），〈民
事證據法專論〉（合著）等等。可惜由於清華不留自產博士的「鐵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轉至海南大學法學院，現任副教授。評教授指日可待。

客觀的講，中國大陸民事訴訟學研究較之刑事訴訟學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這透過各高校從事
民訴法學研究學者及碩博士點的數量便可見一斑。除上列學校外，其他學校比如中南財經政
法大學（蔡虹，李漢昌），武漢大學法學院（趙鋼），廈門大學法學院（齊樹潔），西北政
法學院（吳明童），廣東商學院（張晉紅）亦有一定實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後）。

㈩ 英國人史密斯和中國人李某在美國發生合同糾紛，雙方約定在中國法院進行民事訴訟，怎麼樣適用民事訴訟法

合同糾紛解決的是實體問題，實體問題應該適用的為准據法，依我國訴訟法規定合同糾紛首先看當事人約定的法律，沒有約定的依照最密切原則適用實體法，若以上均無法查明則適用中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