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8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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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行政法案例
【案情】
原告：廣西國營三門江林場。
法定代表人：陳瑞齊，場長。
原告：柳州市郊區柳東鄉牛車坪村公所。
法定代表人：滎運貴，村長。
被告：柳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劉知炳，市長。
三門江林場與牛車坪村爭議的山林地位於柳州郊區柳東鄉潭沖橋一帶的山嶺的西半坡，面積約550畝左右，該片山地自土改以來未經任何政府部門確定權屬。1953年牛車坪村民在當時的鄉長鍾朝森和村民組長李已林（原名蔣志芳）的帶領下，在該片山嶺地點種了松樹籽，次年補種了樹苗，1955年村民在爭議地種有少量的輪歇地。1955年三門江林場（水沖分場）職工在當時的副場長鄭喜才、技術員廖振廷帶領下，也在該片山嶺地種植了馬尾松樹苗。植樹後，雙方都對該片山嶺地樹苗進行護理。1960年柳州市郊區東方紅公社（即柳東鄉）組織人員對柳東大隊營造山林進行了綜合普查登記，將該片山嶺林木登記在東方紅公社柳東大隊名下（牛車坪屬柳東大隊管轄）。1963年牛車坪生產隊將該片山嶺林木固定給其所屬的4、6、7小隊進行管理。1954年，廣西省農林廳林業局作出了「關於柳州林場場界的指示」，三門江林場分別於1954年、1963年對三門江林場水沖分場作了規劃，又分別於1973年，1984年由區林業勘測設計院幫助繪制了林相圖。七十年代後期，隨著林木的成熟，雙方對潭沖橋一帶山林權屬發生爭議。1977年4月雙方代表在自治區和柳州地區處理土地山林水利糾紛辦公室（以下稱柳地處糾辦）的主持下，在爭議山林地內砍伐九株松樹進行年輪鑒定，其中七株樹木的年輪符合林場1955年所植樹木的年限，據此作了鑒定結論，雙方簽定了確定爭議山林歸屬協議，柳地處糾辦在此協議上作了鑒證，協議附件要求代表簽字和單位蓋章。牛車坪代表簽字後即單方反悔，沒有蓋章，協議附件沒有履行，糾紛仍然存在，雙方多次請求政府盡快解決這一糾紛。柳州市人民政府多次召集雙方代表及有關單位進行調查、調解，均達不成協議，遂於1991年3月16日作出柳政發（1991）32號「處理決定」，決定將譚沖橋地區北面兩個山嶺劃撥給柳東鄉牛車坪村委會、面積264畝，作為集體所有之山林；潭沖橋地區南面的山嶺劃給自治區國營三門江林場，面積259畝，山地林權屬國家所有。
三門江林場和牛車坪村均不服柳州市人民政府的「處理決定」，分別向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三門江林場訴稱：1954年根據廣西農林廳林業局的指示，將潭沖橋一帶荒山列入造林規劃，1955年水沖分場副場長鄭喜才、技術員廖振廷帶人在該山種植馬尾松，並派護林員管理至今。1963年在其主管部門的幫助下，分別製作了規劃圖、林相圖備案。七十年代，木已成林，被牛車坪村民盜伐引起糾紛。1977年4月在廣西自治區和柳州地區兩級處糾辦的主持下，與牛車坪大隊於同年4月6日、4月21日簽訂了兩個協議，協議內容已明確：潭沖橋一帶山林為國家所有，由我場進行管理。被告柳政發（1991）32號處理決定將屬我場（代表國家）所有的264畝山林確定給牛車坪所有是無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的，請求法院公斷。牛車坪村公所訴稱：解放前後我村村民都在此爭議山嶺開荒種植，1953年春鄉長鍾朝森帶領村民點種了松籽，次年補種了樹苗。1960年春柳東公社組織人員對牛車坪大隊種植管理的山林（含現爭議的山林）進行普查登記，上報給有關部門。1963年春，根據中央「六十條」政策，生產大隊將有關山林（含現爭議山林）「四固定」劃分給所屬小隊所有。1977年後，林場無端提出權屬爭議，當時所簽訂的協議違背事實應屬無效。被告柳政發（1991）32號處理決定沒有事實根據，請法院依法撤銷，以維護村民的合法權益。柳州市政府辯稱：三門江林場與牛車坪村公所爭議之土地的權屬自土改以來從未確認過。自五十年代起兩原告先後在該山嶺地植樹、管理。發生爭議後，雙方未能提供確實的權屬依據。從維護安定團結，有利於生產、有利於生活的原則出發，為了防止糾紛延續和惡化，我們根據《森林法》的有關規定作出的處理決定是正確的，請人民法院予以維持。
Ⅲ 行政法定義違章建築的問題
違章建築，從嚴格意義上講，是指違反《土地管理法》、《城鄉規劃法》、《村莊和集內鎮規劃建容設管理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動工建造的房屋及設施。
即是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章的強制性規定建造的房屋。國家沒有統一的定義，各地方政府則有明確的規定。一般是指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或者違反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核定的相關內容建設的建築。有一種觀點認為，所謂違章建築，是指未經主管部門的許可而擅自動工興建的各種建築物和構築物。然而這種觀點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並不盡科學，其並沒有指明「違章建築」中所謂「違章」的本質，只是一個籠統表面的定義，容易在指導實務中出現差錯。
未申請或申請未獲得批准，並未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和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而建成的建築物；
擅自改變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規定建成的建築物；
擅自改變了使用性質建成的建築物；
臨時建築建設後超過有效期未拆除成為永久性建築的建築物；
通過偽造相關材料向主管部門騙取許可證而建成的建築物。
Ⅳ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一、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之間的區別
（一） 兩者規范的權力不同
經濟法規范的是國家主權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干預，而經濟行政法規范的是經濟行政權對行政相對方經濟行為的干預。我國憲法對此作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15條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 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該條明確規定了國家依法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干預權，該法就是經濟法，該權就是主權。憲法第3章第8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該條明確規定了政府（狹義的）掌握的權力是行政權。主權和經濟行政權有本質區別。
第一，兩者歸屬主體不同。國家主權屬於一個國家全體人民。有的西方國家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在民。例如，《法蘭西共和國憲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後修改）第3條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由人民通過其代表和通過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國家主權。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個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國家主權。」《日本國憲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這樣寫到：「日本國民通過正式選出的國會代表而行動，為了我們及我們的子孫，確保各國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國獲得自由之惠澤，決心根絕因政府行為而再度釀成戰禍，茲宣布主權屬於國民，並確定本憲法。」有的西方國家憲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在民，但可以從表述中推理出這個結論。《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序言規定：「我們，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既然憲法由人民制定，憲法所賦予的各項權力必然來源於人民。我國憲法第2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而經濟行政權屬於法律法規授權的具體的經濟行政機關或其他組織。 例如，在我國現階段，關稅的徵收權就屬於海關，其他機關和組織都不能行使關稅徵收權，即使國務院也不能直接徵收關稅。
第二，兩者受制的法律種類不同。國家主權受國際法和憲法規制。在國際范圍內，國家主權受國際法規制。經濟全球化導致一些有關經濟、環保、人權、宇宙空間以及國際犯罪等共同問題，單靠一個國家無力解決，於是，國家之間簽訂了許多國際合作的條約和協定，為了保證獲得國際合作和有效地解決問題，國家就必須遵守這些條約和協定。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說：「國家主權，從它的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正在全球化和國際合作的影響下被重新定義。……我們對國家主權的概念已經不在與過去一樣了。」在國內，國家主權受憲法規制。憲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對客觀上已經形成的民主事實的法律確認。」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權力和公民的權利，相對應的也規定了國家和公民的義務。國家可以按照憲法的規定行使權力，但同時也必須按照憲法的規定履行義務。而經濟行政權除了要受國際法和憲法規制之外，還要受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制。
第三，兩者的可分性不同。國家主權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經濟行政權具有可分性。經濟行政權只是國家行政權的一部分。不同的經濟行政權由不同的行政主體行使。例如，征稅權由征稅機關行使，產品質量的監督權由國家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行使。而且，同樣一種經濟行政權還可以由不同的機關來行使。例如，中國征稅機關有三個：海關負責徵收關稅，財政機關主要負責徵收農業稅和契稅，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稅由稅務局負責徵收。
第四，兩者的地位不同。國家主權是一個國家內的最高權力，在我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來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其他國家機關都由它產生，受它監督，對它負責。而經濟行政權作為行政權的一部分來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監督，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
第五，兩者適用的地域不同。國家主權適用於一切國家領土。而經濟行政權按照行使的主體不同，適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機關的經濟行政權適用於一切國家領土，而地方行政機關的經濟行政權只能適用於國家領土的一部分。
綜上，國家干預經濟是國家主權的運用，而不是行政權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本質是公權力（行政權）的作用」的結論是將主權和行政權混同了。
（二）兩者調整的社會關系性質不同
雖然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國家是主體一方這個問題上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例如，徐傑教授倡導的國家管理和協調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對經濟運行進行管理和協調的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楊紫烜教授主張的經濟協調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預經濟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漆多俊教授倡導的國家調節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國家運用主權干預經濟形成的社會關系是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和政府運用行政權干預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經濟行政管理關系有本質區別。
第一，兩者主體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主體中的個體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主體中的行政相對方的范圍一致，但國家干預經濟關系主體中的國家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主體中的行政主體有根本區別。經濟行政主體包括財政機關、稅務機關、海關、環保機關、質量檢驗檢疫機關、工商機關等政府機關以及法律授權的其他執法機關。一般來說，經濟行政主體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狹義政府的一部分。狹義的政府僅指國家的行政機關，廣義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機關外，還包括其他國家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我國的國家機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組成的權力機關、國家主席、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成的行政機關、中央軍事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組成。國家機構就是廣義上的政府。國家是包括廣義的政府的一個組織體。
國家與狹義的政府不同。（1）兩者產生方式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恩格斯對國家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之內；這種從社會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及其他革命階級戰勝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產物。而政府是國家實現其職能的工具，依附於國家，在正常狀態下，它的產生方式同國家採取的政體有關。例如，在君主制國家，政府由君主指派產生；而在民主制國家，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在非正常狀態下，政府還有可能通過政變產生。在我國，政府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2）兩者持續的時間不同。國傢具有恆久性。一個國家在存續時間上並無限制，只要不被吞並消滅，它就會持續存在。而政府則不然。以民主制國家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選舉來決定政府的輪替。（3）兩者所享受的權力不同。國家是一個抽象的人群集合體，它享受的權力是抽象的主權。在民主制國家，主權在於全體人民，無法轉移。而政府享受的權力是行政權力，來自國家主權的賦予並且受到主許可權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圍，可以隨著政府的更迭而轉移。（4）國家有領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則無此局限性。國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領土為要件，此領土可以分割或讓與他國，甚至，同一領土可以分割成兩個國家。但無論採取哪一種方式，國家能夠宣示主權的范圍是其擁有的領土范圍。而政府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可以移動。只要該國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國家內的城市之間移動，在戰爭期間，外國入侵或領土被佔領時，政府還可以移至它國，組成流亡政府。
國家干預經濟不同於政府幹預經濟。國家干預經濟是主權的作用，設定的是個體的經濟行為模式，為了保證個體依法經營，就要有具體的行政主體來執法，這時就是政府幹預經濟，是行政權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規定：「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不得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該條體現的主體是國家和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國家禁止其實施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的行為。當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實施了國家禁止的行為時，該法第23條規定：「 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的，省級或者設區的市的監督檢查部門應當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可以根據情節處以5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 該條體現的主體是國家授權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設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公平交易局作為行政主體有權在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實施違法行為時對其進行行政處罰。
第二， 兩者產生時間不同。在法治國家，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先產生，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後產生。以中國遺產稅的徵收為例。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也日益發展，民營企業家越來越多，民營企業家的財富也越來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師、職業經理人等高收入職業，出現了高收入群體，為了調節社會貧富差距和增加財政收入，有學者和實務工作者提出徵收遺產稅。在遺產稅法沒有頒布施行之前，稅務機關不可能徵收遺產稅。只有當遺產稅頒布施行，產生了國家和遺產稅納稅義務人之間的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時，才可能產生稅務機關依照遺產稅法和具體的遺產稅納稅人之間形成稅收徵收關系。
第三， 兩者消滅的邏輯順序不同。在法治國家，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在時間上應當是同時消滅，但在邏輯順序上，應當是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先消滅，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後消滅。以農業稅的徵收為例。國家在沒有宣布廢止之前，負責征稅的財政機關就不能不征稅。只有當國家宣布廢止時，負責征稅的財政機關才能停止征稅。
第四， 兩者的抽象性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國家和不特定的個體之間形成的抽象性的關系。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有抽象性的關系和具體性的關系。當經濟行政管理機關為了有效地執行經濟法而實施行政立法行為和制訂其他行政規范（或稱為其他規范性文件）時，形成的是經濟行政主體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對方之間的關系，具有抽象性。這只是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經濟行政主體和特定的行政相對方形成的關系，是具體的關系。因為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在於落實。不管是廣義的法律，還是行政規范，最終都由經濟行政主體落實到具體的行政相對方身上。
第五， 兩者的穩定性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穩定的，只要國家通過了相關經濟法，規范了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法律沒有被修改之前，關系不會發生改變。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具有變動性。（1）法律明確授權地方可以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而制訂具體的實施條例，從而使不同地方的經濟行政關系體現出差異性；（2）根據法律的授權，一個地方可以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情勢，執行不同的標准；（3）不同的執法人員對法律的理解不同，在執法過程中會體現出差異性；（4）有的行政主體和執法人員是依法執法，而有的行政主體和執法人員是違法執法，也會造成差異。
根據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於國家公權力（行政權）作用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本質上皆屬於行政關系，為行政法的調整對象」的結論本身成立，但以此認定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也是行政關系不能接受。
（三）兩者的法律行為的性質不同
王文認為：「如果將經濟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經濟杠桿間接調節經濟活動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行政權直接作用於管理對象的手段話，那麼，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僅是行政權作用於經濟活動的不同方式，它們都屬於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屬性上它們都屬於行政法律行為，其中頒布規范性文件、制定產業政策和經濟計劃、調節產業結構、稅收、利率、匯率、價格的決定等宏觀調控措施（經濟手段）在法律屬性上為抽象行政行為，而行政許可、行政徵收、行政檢查、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處罰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則為具體行政行為。所以，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只不過是行政法律行為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王文認為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為表現形式的結論可以接受，但王文將行政主體運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的方式等同於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不能接受。經濟法學界雖然在經濟法范圍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經取得一致意見，都認為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屬於經濟法范圍。筆者下面就以市場管理法為例來具體分析國家主權干預經濟的方式和國家行政權干預經濟的方式的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到第15條規定欺騙性市場交易行為、商業賄賂行為、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等11種行為是不正當競爭行為，目的是為了保證市場競爭機制的正常運行，屬於國家主權干預經濟方式之一：禁止個體實施損害市場競爭機制正常運行的行為。為了保證國家的干預能夠實現，該法第16條到19條賦予了執法機關工商管理局的監督檢查權，第21條到第30條賦予了執法機關工商管理局的行政處罰權。 行政主體執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時可以制定規范性文件，這個任務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權的機關來擔當；也可以採取行政強制和行政處罰措施，這個任務主要由沒有行政立法權的機關來完成。例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為了貫徹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了《關於禁止有獎銷售活動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若干規定》等這樣一些規范性文件，制定這些規范性文件的目的是為了將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進行具體化，同時規定具體的處理程序和方法，指導各級工商機關有效地執法。各級工商機關在執法的過程中要對具體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理時，所作出的行政決定書必須註明授權其進行執法的條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處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時，行政處罰的決定書必須寫明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1條對違法經營者進行處罰。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從理論上我們可以分析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與經濟行政法律行為兩者之間的區別。
第一， 兩者主體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主體是國家，經濟行政法律行為的主體是經濟行政主體。
第二， 兩者法律後果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後果是設定了個體的經濟行為義務，是抽象的，不針對具體的個體。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中的抽象行政行為的後果一般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設定的義務具體化。經濟行政法律行為中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後果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設定的義務落實到個體身上，針對具體的行政相對方。
第三， 兩者表現形式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表現是設定市場主體不得實施的行為。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的表現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結果具體化的抽象行政行為和落實到具體行政相對方身上的具體行政行為。
第四， 兩者責任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如果有錯誤，給個體造成了損害，在我國目前現階段不需要承擔責任。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如果違反了法律的規定，給行政相對人造成了損害，實施違法行為的行政主體要作為賠償義務機關承擔賠償責任，國家還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實施違法行為的公務人員追償。
（四）兩者涉及的救濟途徑不同
王文認為「在經濟管理活動過程中，凡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都屬於行政爭議，都只能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解決」。這個結論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論經濟法沒有相應的救濟途徑的觀點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國現階段，只有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三大訴訟制度，還沒有建立憲法訴訟制度，所以，我國學者在考慮權利救濟途徑時往往遺漏了憲法救濟途徑。行使行政權引發的爭議的救濟途徑並不是只有行政救濟途徑。因為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並不都是行政爭議，而是分成兩種，一種是憲事爭議，一種是行政爭議。行使行政權在兩種情況下可以引發憲事爭議：一是當擁有行政立法權的行政機關制訂的法規、規章，發布的決定和命令損害了行政相對方的憲法基本權利時；二是當政府首腦、內閣部長以及其他高級官員越權或濫用權力而違反憲法時。當然，行使行政權在一般情況下引發的是行政爭議，通過行政途徑來救濟。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目前雖然沒有建立憲法訴訟，但並不等於我國沒有憲法救濟的途徑。我國憲法第62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第6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第89條規定：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發布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改變或者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第99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第104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撤銷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不適當的決議」。當個體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了損害，而不能通過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獲得救濟時，可以向有關的國家機關提起撤銷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決定和命令等。令人遺憾的是，我國憲法沒有規定具體的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在憲法的基礎上進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較具操作性的違憲審查機制。該法第88條規定了改變或者撤銷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的許可權：「（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的不適當的法律，有權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66條第2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有權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66條第2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第91條規定了憲法監督的程序。
當個體認為國家干預經濟行為不符合憲法，要想不受經濟法約束，除非提出證據證明經濟法的規定違反了憲法，侵害了其憲法基本權利，只能通過憲法救濟途徑來進行救濟，而不可能通過行政訴訟來進行救濟。例如，上引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規定：禁止公用企業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公用企業如果認為依據憲法它有許可權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它要想實施這樣的行為，而不受處罰，就可以通過提起憲法訴訟，要求有權機關宣布該規定違憲，使其無效。在該規定沒有被宣布違憲無效之前，執法機關有權依據該規定對一個涉嫌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公用企業進行行政處罰，該公用企業如果認為自己沒有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就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在於公用企業是否實施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業依據憲法是否有權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禁止實施的行為展開爭論。在我國目前現階段，在憲法訴訟制度還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可以按照憲法和立法法建立的憲法監督制度尋求救濟。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知，經濟法的救濟途徑是憲法救濟途徑，而經濟行政法的救濟途徑包括憲法救濟途徑和行政救濟途徑。
Ⅳ 跪求2011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形成性考核冊答案
作業1 同學們自己獨立完成，凡是小論文未寫者，成績為零。
作業2
一 1993年3月日，李某和關某一起去河邊釣魚，後二人回家。路上沒走多遠，李某改變主意，對關某說，不如到主河去摸魚，關某同意，二人折回主河流處。在經過一片樹林時，二人進入玩耍。玩耍中二人都吸了煙，並玩了彈火柴游戲。在走出樹林時，關某見樹林邊有一隊枯草，即劃火柴將枯草點著。火苗迅速升起，並向樹林里蔓延。二人急忙撲打，但因火勢越燒越大，未能撲滅，二人驚慌離開現場跑回家。某市林業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防火條例》，授權某鄉人民政府為原告，以李某與關某放火燒毀該鄉果園村的樹林50畝，造成經濟損失達4000元為由，於1993年4月3日作出處罰決定：對關某罰款500元，並令其賠償經濟損失2500元，令李某賠償經濟損失1500元。李某對處罰決定不服，向某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問：運用所學知識分析本案誰是行政行為的主體？
鄉人民政府是行政行為的主體。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防火條例》，授權鄉人民政府，鄉人民政府屬於被授權的組織，被授權的組織享有法律、法規所授予的特定的行政職權，屬於行政主體。鄉人民政府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防火條例》具有處罰的權力，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處罰權，能獨立對外承擔其行為所產生的法律責任，是行政行為的主體。
二 1996年5月15日，吳某從常德市到韶關辦事。次日凌晨二時許，吳某到其住在韶關的姑姑家，其姑姑家與王某的住所分屬前後相鄰的兩幢樓。黑夜中吳誤將第5幢樓認為是第4幢樓，吳某上樓到王某家門口，便用其姑姑給的鑰匙開王的房門，開了約三分鍾，門打不開。正在睡覺的王某夫婦被開門聲吵醒，以為有小偷，便拿了一把三角刮刀去開門。吳聽到房內有動靜後沒出聲，劉開門後發現吳穿著大衣站在門口，手裡拿著長條狀物，（實為報紙）便用三角刮刀向吳刺去，致吳右肩受傷，被送醫院治療用去醫療費996元，經韶關市公安局鑒定屬輕微傷。在吳住院的第二天，劉某前往醫院看望，並向吳道歉。九公里派出所經調查、取證、詢問當事人後，越5月25日作出治安管理處罰裁決書，對劉毆傷他人的行為給予警告處罰，並裁決劉某賠償吳某1000元，負擔醫療費996元。劉某不服上述兩項裁決，向韶關市公安局申請復議，韶關市公安局經復議，作出裁決維持九公里派出所的原裁決，劉某仍不服，向韶關市某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劉某訴稱，其行為並非故意毆打他人，吳某誤開門也有過錯，在當時特定環境下認為吳某是小偷而誤傷，可以給予民事賠償，而不應受到治安處罰，被告的行政處罰裁決不公正。被告九公里派出所辯稱，劉某持刀傷人，其行為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有關規定，應受到行政處罰。法院經審理認為，吳某在深夜錯開原告的門，在聽到屋內有動靜時，又沒有用正確的方法叫門，原告在心理極度緊張的情況下用防身的工具刀誤傷吳某，其行為雖造成吳某輕微傷，但主觀上沒有違反治安管理的故意，故不能構成觸犯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客體，被告對此作出處罰欠妥，故此判決：撤銷九公里派出所治安管理處罰書和賠償損失、負擔醫葯費用裁決書。
問題：運用所學知識分析本案中派出所在行政上的主體資格。
本案中派出所具有行政法上的行政資格。派出所有警告的權力。派出所是以自己的名義作出警告處罰。派出所能夠獨立對外承擔其行為所產生的法律責任。綜上，派出所具有行政法的主體資格。
三 1994年9月，田某考入北京科技大學，取得本科學籍。1996年2月29日，田某在參加電磁學課程補考過程中，隨身攜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並被發現。同年3月5日，北京科技大學認定田某的行為是考試作弊，決定對田某按退學處理，並於4月10日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直接向田某宣布處分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也未給田某辦理退學手續。田某繼續在北京科技大學以在校學生的身份參加正常的學習及學校組織的其他各項活動，北京科技大學也每年都收取田某交納的教育費，並為田某注冊、發放大學生補助津貼、安排其參加畢業設計等。田某在北京科技大學4年的學習中，成績全部合格，並且還獲得優秀畢業論文。1998年畢業之際，北京科技大學認為田某已被退學處理，其學籍已被取消，不具備高校大學生的畢業條件，拒絕給田某頒發畢業證、學位證、辦理畢業派遣手續。田某不服並向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北京科技大學為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一、辦理派遣手續、賠償經濟損失3000元及在校報上公開賠禮道歉。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於1999年2月14日作出一審判決：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30日內向原告田某頒發畢業證、60日內召集本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田某的學士學位資格，30日內辦理派遣手續，駁回原告田某的其他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後，北京科技大學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1999年4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駁回北京科技大學的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問題：1 北京科技大學作出的退學處分是否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2 法院判令被告在特定期限內履行一系列特定內容的義務是否侵犯了行政權？
3 原告田某的賠償請求與賠禮道歉請求為何被駁回？
答：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直接向田某宣布處分決定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也未給田某辦理退學手續，處罰程序不符合法律規定，並且每年收取田某教育費等一系列行為，說明田某仍是在校大學生，成績合格，符合畢業條件。然而北京科技大學不履行法定職責，不給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派遣證，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11條規定，應屬於行政訴訟案件。
沒有侵犯行政權。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的，判決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本案中要求北京科技大學在一定期限內發畢業證、審核學士學位，辦理派遣證，屬於依法辦事，沒有侵犯行政權。
要求獲得行政賠償，應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4條的規定，即應屬於行政賠償的范圍。本案不發畢業證、學位證、派遣證，不屬於行政賠償范圍，所以田某的賠償請求被駁回。
作業3
一 填空題
1 行政許可權的行使，應當以（行政相對方）申請為前提。
2 行政主體是享有國家行政權力，實施行政活動的（組織）。
3 按照行政機關所轄的區域范圍不同，可以分為（中央）行政機關和（地方）行政機關。
4 機關的民事行為同公務行為可以根據各自行為的特徵來確認：具有縱向管理性質的行為屬於（公務行為），具有平等有償特點的行為一般是（民事行為）。
5 從法律意義上講，行政立法必須遵循的兩個原則是：（民主原則）（效率原則）。
6行政復議原則上採取（書面）審查的辦法。
7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自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60）日內提出行政復議。
8 行政賠償的責任形式是（損害賠償）。
9 （行政侵權行為）是構成行政賠償責任的首要條件。
10行政訴訟參與人包括（行政訴訟的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
11當事人在不同的訴訟程序中有不同的稱謂。在第二審程序中，稱為（上訴人）和（被上訴人）。
12經審查，人民法院認為起訴符合法定條件的，應當在（7）日內立案，並通知原告。
13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時，不得以調解為必經審理程序及結案方式。但是，（行政賠償）訴訟可以適用調解。
14行政判決分為（維持判決）和（依法改判）。
二 選擇題
1在行政法律關系雙方當事人中（AB）。
A行政相對方是不可少的 B必有一方是行政主體
C必有一方是國家行政機關 D權利義務關系是平等的
2下列各項中，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的是（D）。
A鄉鎮人民政府 B公安派出所
C街道辦事處 D公安局法制科
3下列各項中，不屬於行政職權的是（D）。
A行政處罰權 B行政復議權
C行政指導權 D行政審判權
4甲乙二人的違法事實和情節相同，但公安機關對甲裁決拘留，而對乙只罰款50元，這顯然是 不公正的。這種行為屬於（BD）。
A 不同情況，相同處罰 B同等情況，不同處罰。
C違法行為 D違反公正的程序。
5李某是縣辦公室的安全保衛幹部，被借調到縣公安局，在借調的一次執行任務中，違法剝奪某人人身自由。在這里，（B）是行政賠償義務機關。
A縣辦公室 B縣公安局
C縣人民政府 D縣人事部門
6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訴訟，由（AB）人民法院管轄。
A被告所在地 B原告所在地
C公安機關所在地 D原告選擇
7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權是基於親權或監護權而產生的，因而其在訴訟中居於（AB）的訴訟地位。
A與被告相類似 B與原告相類似
C 核心 D主導
8行政訴訟第三人包括（ABD）。
A原告 B被告
C代理人 D第三人
9行政訴訟法律關系的主體主要有（BC）。
A人民法院 B訴訟參加人
C訴訟參與人 D人民檢察院
10決定一經送達即發生法律效力，（A）。
A 當事人對人民法院的決定一律不準上訴
B當事人不服時，有權在接到決定之日起10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C當事人不服時，有權在接到決定之日起7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D當事人不服時，有權在接到決定之日起5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三 名詞解釋
1行政法律事實
書上第8頁
2資格許可
書上第90頁
3要式行政行為
書上第70頁
4行政不當
書上第195頁
四 簡答題
1簡述行政法的法源的形式
書上第10頁
2簡述行政許可的特徵
書上第88頁
3簡述一般行政監督的主要方式
書上第184頁
五 論述題
1論述行政主體的特徵
書上第24頁
2論述追償制度與賠償制度的關系
書上第249頁
六案例分析
2000年4月29日，某縣的一個考場內，開考約30分鍾後，監考老師發現一名來自公安系統的女考生拿出資料抄襲。監考老師向其提醒不能抄襲。該考生仍然繼續抄襲，無奈監考老師收繳了其資料。但不久該考生又拿出一份資料抄襲，監考老師在幾次提醒無效的情況下，沒收了她的資料，並當場告訴她：「你這門考試以零分處理」，該考生並無異議。考慮到該考生只差兩們就拿到所學專業的文憑。因此考後縣自考辦研究決定，只在要上報的考場情況登記表上登記該考生「夾帶資料，並建議給予從輕處分」，所考科目 為零分。該考生接到此處分決定後不服，6月6日，向縣政府寫了一份《行政復議申請書》，認為監考老師是誣告，成績應算作合格。要求自考辦公開賠禮道歉，並付其精神損害賠償金。現政府經過調查認為，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應考者的舞弊行為及其他違反考試規則行為的處罰權應屬省考委，縣自考辦對申請人作零分處理的決定無法定職權。根據此，縣政府撤銷現自考辦的處理決定，上報市自考辦作出決定：根據《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和《參考細則》的有關規定，對該考生的應考應以零分計算，停考兩年。該考生仍不服，7月21日向市政府提請行政復議，9月23日，某市政府法制辦經合議作出撤銷某市自考辦的決定。
問題：結合所學知識分析本案應以哪個機關為行政復議機關？
答：行政復議法第12條規定，對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工作部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由申請人選擇，可以向該部門的本級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向上一級主管部門申請行政復議。根據該條規定，市自考辦作出決定處罰考生，考生可以向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向省自考委申請行政復議。
作業四
一填空題
1行政職責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職權過程中，必須承擔的（法定義務）。
2行政職務的產生主要有四種程序：（選任）（委任）（調任）（聘任）。
3行政相對方的法律地位是通過其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的（權利）和（義務）表現出來的。
4從法律意義上講，行政立法程序必須遵循兩個原則，一是（民主原則）二是（效率原則）。
5行政合同的締結方式主要有招標（拍賣）（邀請發價）（直接磋商）等方式。
6根據強制執行的對象分為（對財產）（行為）（人身）三種執行方式。
7行政處罰案件由（違法行為發生地）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管轄。
8申戒罰的具體形式有（警告）和（通報批評）。
9行政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主要有：（過錯責任）原則；（危險責任）原則；違法責任原則。
二選擇題
1下列屬於行政行為的是（C）。
A某縣民政局建設辦公樓的行為
B某縣民政局起訴建築公司違約的行為
C某縣民政局越權處罰違法的建築公司的行為
D某縣民政局依建築合同獎勵建築公司的行為
2行政法的調整對象是（B）。
A行政關系B行政法律關系
C外部行政關系D行政管理關系
3下列四個選項中，其效力等級從高到低依次是（ACBD）。
A法律B地方性法規
C行政法規D規章
4（ABCD）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
A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和人大常委會
B經濟特區市的人大和人大常委會
C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和人大常委會
D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和人大常委會
5 行政訴訟撤銷判決有（A BD）等幾種形式。
A判決全部撤銷B判決部分撤銷
C判決撤銷不合法的主體資格D判決撤銷並責成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6當事人對財產保全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請復議一次。復議期間（A）。
A不停止裁定的執行 B停止裁定的執行
C裁定執行與否由當事人決定 D中止裁定的執行
7在行政訴訟法律關系中，原告特有的訴訟權利之一是（B）。
A委託訴訟代理人 B撤訴
C申請迴避 D提出上訴
8經復議機關復議，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B）是被告。
A原機關和復議機關 B復議機關
C申請迴避 D提起上訴
9作為一方當事人的行政機關被合並到另一個行政機關，屬於（A）。
A行政法律關系主體的變更 B行政法律關系客體的變更
C行政法律關系內容的變更 D行政法律關系的消滅
10《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規定：「對違反交通管理行為處罰的實施辦法，由國務院另行制定」，屬（B）。
A創制性立法 B授權性立法
C實施條例立法 D職權立法
三 名詞解釋
1國家行政機關
書上第30頁
2行政許可
第88頁
3行政處罰
第150頁
4行政訴訟
第265頁
四 簡答題
1簡述劃分個人行為與機關行為的標准
第50頁
2簡述被委託組織與被授權組織的區別
第58頁
3簡述行政訴訟原告的法律特徵
第295頁
五 論述題
1試論行政 行為的合法要件
第75頁
2論行政主體承擔行政責任的方式
第196—197頁
六案例分析
某甲一年前下崗後，在家門口經營一個煙酒副食門市部。一天早上某甲剛開門，工商所的一名工作人員王某進來，說是要買一條高級香煙，這人拿了煙，某甲讓他付款，王某卻執意不肯。為此，二人撕打了起來，最後雙方都受傷，某甲傷的比較重。事後，工商所負責人主持調解，讓王某付某甲煙款，醫葯費各自承擔。他們讓某甲在調解協議上簽字，某甲認為工商所在偏袒王某就未簽字。誰知這事一拖就是兩個月，某甲去工商所，他們不是避而不見，就是說還沒有協商好，某甲也不知道該如何辦？
問題：結合所學知識分析本案中某甲是否可以工商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
答：工商所王某到某甲的煙酒副食門市部購買香煙不付款與某甲動手打架。王某的行為不是以工商所的名義作出的，而是以個人名義與某甲發生沖突的。王某的行為與履行職責無關，王某買煙不付款與某甲產生沖突，是民事糾紛與王某所在單位無關。所以說本案是民事案件。他們雙方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行政法律關系，不是行政案件，不可以工商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
說明：以上答案僅供參考，如有不同觀點，可以相互溝通聯系。
Ⅵ 下位法服從上位法是什麼法律內容
您好，處於高一層次的法律規范是上位法，反之為下位法，「上位法」、「下位內法」是《立法法容》確立的區分法律效力等級以及法律位階的兩個基本范疇。根據《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下位法不得違背上位法。一旦下位階的法律制定機關制定了與上位階法律相沖突的法律，上位階法律制定機關可以根據《立法法》第88條的規定，行使對下位階法律的改變或撤銷權。其他問題請聯系咨詢，樂意為您解答，若有幫助，請您採納。
Ⅶ 行政復議前置的有幾種情形
1、《行政復議法》第條第1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已經依法取得的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
應當先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另外：《行政復議法》第十四條規定：對國務院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國務院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
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可以向國務院申請行政復議，國務院作出的行政復議決定為終局決定。
2、《稅收徵收管理法》第88條第1款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必須先依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後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
3、《海關法》第64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同海關發生納稅爭議時，應當繳納稅款，並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復議決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4、《國家安全法》第31條規定：「當事人對拘留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處罰決定書之日起15日內，向作出處罰決定的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復議決定書之日起15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5、《商標法》第32條規定：對駁回申請、不予公告的商標，商標局應當書面通知商標注冊申請人。商標注冊申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向商標評審委員會申請復審，由商標評審委員會作出決定，並書面通知申請人。
當事人對商標評審委員會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商標法》第43條規定：當事人對商標評審委員會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商標裁定程序的對方當事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6、《專利法》第41條規定：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設立專利復審委員會。專利申請人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駁回申請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個月內，向專利復審委員會請求復審。專利復審委員會復審後，作出決定，並通知專利申請人。
專利申請人對專利復審委員會的復審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7、《專利法》第46條第1款規定：專利復審委員會對宣告專利權無效的請求應當及時審查和作出決定，並通知請求人和專利權人。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登記和公告。
對專利復審委員會宣告專利權無效或者維持專利權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7)行政法88條擴展閱讀：
行政復議前置的優點：
1、復議途徑具有快捷的特點。
下面我們以土地確權行政案件說明之。土地行政充分地體現了行政職權的運作，是一種包含了國家強制性意志的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門對土地的所有權或使用權歸屬作出處理決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等法律的授權作出的，在審判實踐中，人民法院審理這類行政案件時認定具體行政行為的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違反法定程序，超越職權或者濫用職權、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等情形的，即對土地權屬爭議處理確有錯誤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只能判決撤銷或部分撤銷，而不能或不宜改變其權屬處理決定，而且訴訟途徑存在訴訟期間過長的缺陷;相反。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復議機關對具體行政行為具有上述情形的，可以決定變更;
2、有利於行政機關上下級之間監督，因此，一旦下級行政機關與管理相對人發生糾紛，由上級行政機關先行處理，不僅可以及時了解本系統或本地區的工作情況，而且還可以及時發現和糾正錯誤，強化行政機關的內部監督機制;
3、法律規定行政復議前置案件，專業性強，涉及面廣，處理解決這類案件需要專門的知識，確立行政復議前置原則，便於查明事實，分清是非，使這些行政爭議得以及時解決;
4、法律規定行政復議前置行政案件數量大，復雜程度不一，確立行政復議先行處理原則，可以使大量的這些行政案件解決於行政復議程序之中，可以減輕法院行政審判的壓力，使法院可以集中精力審理經過復議仍解決不了的行政爭議案件。
Ⅷ 我國符合越權無效原則的法條
一、越權立法概念的界定
人們通常在兩種不同的層面上界定越權立法。最常見的是從行為的意義上進行界定，即認為越權立法，就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比如，在「注意不要越權立法，該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該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1]這句話中，就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的。 但學術界也在另一層面上使用該概念，它不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而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即「有些法規、規章規定的內容超越了許可權」[2]。前者指的是一種行為現象，後者指的是一種規范現象。本文是以《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為出發點，從規范的角度對越權立法進行討論。
立法許可權也是一個具有多種含義的法律概念。因此，當我們說越權立法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時，進一步明確立法許可權概念的內涵就十分必要。目前，國內立法學界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界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
首先，從立法形式上界定立法許可權。比如，按照《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4條第2款、《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7條的規定：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規章不得稱條例。 這就意味著，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沒有制定「條例」的權力。他們將這種許可權稱之為「表現形式」上的許可權。 如果有關機關制定的法律文件在名稱使用上違反了這一規定，就屬於形式上的越權。
其次，從立法權力行使的時限上來界定。他們認為「立法許可權范圍這一命題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立法權可以和應當達到何種界限，一是立法權不能超出何種界限。從時限上說，立法許可權范圍，指立法權能在多大的時間跨度上有效或可以行使。這是立法權的時限效力。」[3]立法機關超越時限制定法律規范，就屬於時限上的越權。
再次，從立法事項的角度界定立法許可權，即指「立法權可以和應當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加以調整，不能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發揮作用。」[4]
超越立法形式的越權立法實屬一種立法上的「低級」錯誤，如果過去曾經發生這類問題，主要根源在於那時的法律規定不明確。在《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 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 作出明確規定以後，立法者犯這種錯誤的可能不大。超越立法「時限」的越權立法在立法實踐中有可能發生，西方國家就研究所謂「立法不作為」的問題， 我國法律中也有關於立法時限的規定，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64條就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於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的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但既然是立法不作為，就不可能形成法律規范，也就不存在規范形態的越權立法；而遲延立法又難以成為動搖法律規范效力的理由。所以，就本文而言，從以上兩個角度研究越權立法，沒有多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認為，確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應該從《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入手。《立法法》是規范法的法，只有從《立法法》中挖掘立法許可權的內涵並作為界定越權立法概念的依據，才對司法實踐具有意義。《立法法》第7條、第8條、第56條、第64條、第71條和第73條分別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地方人大以及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從這些規定看，《立法法》是以「立法事項」為標准劃定立法許可權的；也就是說，《立法法》確定的立法許可權是指立法機關對哪些事項可以制定法律規范，對哪些事項不能制定法律規范。
由此，可以把越權立法界定為：立法主體超越法定的或授予的立法事項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
二、從我國立法許可權的劃分看越權立法的認定
既然越權立法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越權立法認定的首要任務就應該是確定各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授權立法的立法許可權由授權法律規定，所以確定授權立法許可權並沒有太大的困難。但非授權立法許可權的確定則比較麻煩，因為，規定我國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有多種，除《憲法》外，還有相關的組織法、《立法法》等憲法性法律；此外，有些普通法律，比如《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 ，也是確定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在諸法律淵源中，《憲法》和相關組織法對立法許可權的規定是原則性的，其他普通法律則僅就某些事項作分散的、補充性的規定，而《立法法》對立法許可權作了比較全面、具體的劃分，特別是劃定了最高權力機關的專屬立法權，因此，它是確定立法許可權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依據。但從越權立法認定的角度觀察，依然存在諸多模糊地帶，這給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很多困難。
首先是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的界線具有可變性。《立法法》第8條在列舉專屬立法事項時規定了一個兜底條款：「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這一可變的「其他事項」的規定，為基本法律和專屬立法事項界限的隨時和不斷擴張埋下了伏筆，也為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潛在的困難。
其次是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立法許可權劃分的模糊性。各立法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甚至全國人大、國務院、地方立法機關、自治地方和經濟特區立法機關、國務院各部門、地方人民政府等，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基本上是均有立法權，形成「四世同堂」的局面。《立法法》在表述中運用了不同的方式和概念，試圖對各自許可權作一定程度的界分，但這種界分卻極為模糊。具體表現為：
第一，在劃分中央與地方立法許可權時採用「地方性事務」與「全國性事務」的標准不易掌握。《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立法機關有三項立法許可權，其中第二項為「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對於「地方性事務」，有關釋義解釋為「純屬地方性事務或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務，一般來說不需要或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不需要由全國制定法律、行政法規來作出統一規定」[5]。但這一解釋還是沒有把問題澄清。某一事項究竟是地方性的還是全國性的，中央立法機關把握可能比較容易，地方立法機關把握困難就比較大。即便是判斷某一事項為全國性的事項，中央是否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會立法，還是不好預見，因為立法活動是政治性的、程序性的運作過程，能不能立，何時立，都是未知數。
第二，各行政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56條第2款規定，國務院可以「為執行法律的規定」制定行政法規；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及其直屬機構的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第73條規定地方省級人民政府和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制定規章。不同層次的行政立法主體都具有「為執行法律」或者「執行法律」而制定法律規范的權力，但各自立法許可權的邊界在何處卻不明確。雖然在界定部門規章的立法許可權時用了「執行」的概念，而在界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規章時用了「為執行」的概念，但很難發現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
第三，地方人大與地方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人大可以就「屬於地方性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第73條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就「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制定地方政府規章。從兩個法律規范的關系看，第64條規定包括第73條的規定，是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由此，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的立法許可權就無法劃分清楚。
上述問題使得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各立法主體尤其是「地方國家機關往往不知道哪些事項他們有立法權，哪些事項他們沒有立法權，或者說他們對任何事項都有立法權；」[6]其結果，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認定越權立法比較困難，甚至不可能。我們認為，《立法法》實質上就立法許可權只有劃定了一道界線，即專屬立法權與非專屬立法權之間的界線。對專屬立法事項只有法律可以制定規則，對非專屬立法事項則法律、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規章等都可以制定規則。雖然在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橫隔著一個「其他事項」，但「其他事項」在沒有被具體事項填充之前，應該是一個空「底兜」。從這個意義上講，《立法法》中的越權，就是超越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可能越權的只有法規和規章，法律應該不會越權。
上面的闡述只表明，法律以下法規、規章超越專屬立法界限，勢必造成越權；但並不表明，法律以下的法規、規章只有超越專屬立法許可權，才構成越權。因為，前面已經闡明，規定法律文件許可權的法律淵源除了《憲法》、相關組織法和《立法法》，還有其它法律。其它法律的規定是分散的，表述往往也是微妙的，比如《行政處罰法》第10條、第11條、第12條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設定行政處罰的許可權分別作了不同的限制； 《行政許可法》第15條、第16條等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設定行政許可的許可權作了不同的限制。再如，《行政處罰法》第8條規定的行政處罰「6+1」種類中，作為「1」的「其他行政處罰」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規才可以設定。[7]這一規定，實質上也規定了其他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設置「其他行政處罰」。可以看出，具體立法許可權會隨著普通立法的發展而發展變化。所以，具體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必須在《立法法》的基礎上，研究其他相關法律才能准確界定。
在確定了具體的立法許可權後，認定越權立法需要考慮的是「設定」和「規定」這一對立法范疇。我國立法上使用「設定」和「規定」兩個立法概念，自《行政處罰法》開始，後在《行政許可法》再次沿用。「設定」系指其他規范性文件尚無對某事項做出規定的條件下，該規范性文件率先做出規定；「規定」系指在上級規范性文件已對某事項做出設定的條件下，就該設定再作具體的規定。「設定」是從無到有，「規定」是從有到有，無非更詳細而已。[8]按此，越權立法應該是「設定」的越權，「規定」一般不會構成越權；「規定」如果超越了已有的「設定」，構成的應該是法規范的沖突，而不是越權立法。因此，認定越權立法應該以設定性立法行為為對象或基準。
可見，確定越權立法的基本思路應該是：第一，確定特定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第二，判斷特定立法是否屬於設定性立法；第三，判斷該設定立法是否超越了該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如果超越該許可權，則屬越權立法，否則就不是。
當然，這樣的分析過程，僅僅是越權立法認定的基本判斷過程。法律規范不僅僅是法律概念的組合，更重要的是它包含著立法的目的和價值，所以在具體的個案分析中，還必須考慮法律規范的目的和價值屬性。尤其是，根據《立法法》第66條第2款、第88條第1款第7項的規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不得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不得違背授權目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是否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是否違背授權目的，顯然不能單純採用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進行評價。
三、從法院的審查許可權看越權立法的處理
探討越權立法認定的目的在於「發現」越權立法，但「發現」並不是「認定」的終極目的，它不過是為處理越權立法創造一個前提。發現和處理越權立法的機關不止一個，但法院無疑是其中主要的一個，本文僅對法院如何妥當地處理越權立法的問題作一分析。法院處理越權立法的原則和方法，應該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越權立法的性質，二是法院對法的審查許可權。
從形式看，立法許可權一般由國家的憲法或者憲法性文件加以規定，比如《德國聯邦共和國基本法》 就有5個條文專門規定聯邦和州的立法許可權 ，其他國家如美國、奧地利也是如此。我國立法許可權也主要是由憲法、組織法和《立法法》等憲法性文件規定的，雖然其它普通法律也對立法許可權有一些補充性規定。從內容看，立法許可權涉及中央立法權和地方立法權、議會立法權與行政立法權的劃分，而這種劃分實際上關涉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國家的結構形式，它們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從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看，越權立法與有權立法主體制定的法律規范或者相重復，或者相沖突，破壞了憲法秩序。所以，越權立法應當屬於一種違憲行為。
既然越權立法屬於立法違憲，法院對於越權立法的處理就應按照違憲審查程序處理。具體的程序，根據法院享有的審查許可權來決定。比如美國，普通法院享有對於違憲立法的審查權，但這種審查權僅限於確認和拒絕適用兩個方面，即各級普通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的過程中，如果認為某一項聯邦法律違背憲法或者地方州立法違背聯邦憲法或法律，有權拒絕適用。[9]但美國的普通法院不得直接撤銷違憲的法律、規章，只是由於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拒絕適用會導致該項法律在事實上喪失效力。奧地利是歐洲大陸最早建立憲法法院的國家。在奧地利的違憲審查體制下，普通的司法機關包括行政法院對違憲的法律、法令均沒有審查的權力。當他們發現聯邦法律、法令和州法律、法令違憲時，不得直接拒絕適用，而要全部提請憲法法院裁決。 德國的違憲審查體制，受奧地利違憲審查制度的影響較深。根據《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7條的規定，行政法院僅對依照建築法典的規定頒布的規章，根據建築法典第246條第2款規定頒布的法規，以及其他位階在州法律以下的法規，享有審查權。其他法律法規的審查權全都由憲法法院壟斷。除了美國和德奧模式外，有些國家，司法機關對法律法規沒有審查權，由立法機關自己行使立法監督的權力。
我國奉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現行司法體制下，認為法院不享有對法律的合憲性審查權，基本為大多數人所認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53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於規章具有違法性確認權和拒絕適用權，但沒有撤銷權，如果要撤銷規章，法院需要依據《立法法》第88條第1款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 以及《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35條 的規定，申請國務院或者省級人民政府審查。這也幾乎沒有疑問。但對法規，則有不同看法。
如果把法規的司法審查權分為撤銷權、拒絕適用權和確認權三個層次的話，分歧並不在於法院是否對違憲（法）法規享有撤銷權；因為，我國《憲法》、《立法法》等法律已經明確將違憲（法）法規的撤銷權授予了其他機關。憲法第67條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解釋憲法，監督憲法實施，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的權力。依此為依據，《立法法》第88條再次把改變或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力授予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
圍繞法規審查權的爭議主要在於法院是否可以拒絕適用違法（憲）的法規。這種爭議在「河南種子案」 的討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有的學者認為，我國法院享有拒絕適用違憲（法）法規的權力；[10]有的學者則認為，法院不得直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而應該報請有權機關審查。[11]值得研究的是，憲法和《立法法》把法規的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是否意味著司法機關沒有拒絕適用權呢？初看，似乎不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因為單從法律條文看，《憲法》和《立法法》只規定撤銷權屬於立法機關，但並沒有明確規定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另外一個有力的證據是，雖然《立法法》第88條規定了對於規章的改變和撤銷機關，但《行政訴訟法》第53條還是規定了人民法院對於規章的拒絕適用權。 可見，對於規章，我國是由制定規章的上級機關或立法機關行使一般的、改變或撤銷之審查權，司法機關是行使個案的、拒絕適用之審查權，兩種審查權力並行不悖，從而形成「雙重審查體制」。所以，《憲法》和《立法法》將改變和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並不能必然得出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的結論。那麼，對於法規的審查是否也是一種「雙重審查機制」，法院依然可以在個案中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呢？我們認為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首先，《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依據，參照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依據」意味著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僅享有適用權，沒有審查權；「參照」則意味著人民法院對於規章享有一定的審查權；只有規章「合法」時，才可以適用。如果認為法院可以拒絕適用違法的法規，那《行政訴訟法》的「依據」和「參照」的區分就沒有任何價值。
其次，《立法法》第90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這里《立法法》並沒有列入規章，對此不應該理解為是一種疏漏。它正好說明了，《立法法》的這一規定是和《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的規定是相契合的。對於規章，法律適用機關可以通過拒絕適用的方式進行有限的審查；而對於法規，當與憲法、法律相抵觸時，則只能是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不能直接拒絕適用。
可見，我國《立法法》僅授予法院對於法規違法（憲）的確認權，但沒有給予法院對於法規如同規章般的、個案的拒絕適用權，更沒有撤銷違法（憲）法規的權力。
基於以上認識，法院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對越權立法應當作如下處理：對於越權制定的規章，可以拒絕適用，與此同時，可以申請有權機關予以撤銷；對越權制定的法規，則應當逐級上報，最後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90條的規定申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
四、越權立法撤銷決定對司法裁決的效力
現在需要考慮的是，有權機關撤銷越權立法決定的法律效力問題。依據《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越權立法可以由有關機關改變或者撤銷，但撤銷的效力究竟如何沒有規定。撤銷決定向將來發生法律效力，被撤銷的越權立法不再作為民事活動、行政行為和法院裁判的依據，這應該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如果案件涉及的事實發生在撤銷決定作出之前，但該案件的審理尚在進行中，撤銷決定對其有無拘束力？更有甚者，如果基於該越權立法作出的判決已經發生效力，撤銷決定能不能成為申請再審的法律依據？簡言之，撤銷決定有沒有溯及力？如果有，溯及至何種的程度？這就需要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作一番考察。
Ⅸ 行政解釋是什麼（法律上
所謂行來政解釋，是指國家行政機自關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對有關法律法規如何具體應用貫徹的問題所作的說明。行政解釋學是法律解釋學的一部分。
從解釋主體來說，行政解釋主要可以分為:
1.國務院及其各部、委、辦等對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方面的法律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進行解釋。
2.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對同級權力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如何應用的問題所進行的解釋。
中國現行法定法律解釋體制的特點有:立法部門主導，集中壟斷，分工配合。
行政解釋是指由國家行政機關對於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的具體應用問題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規進行的解釋。
指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對法律所作的解釋。一是對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如何具體應用所作的解釋;二是國務院及其各部門在行使職權時對於自己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所進行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