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勞動法

『壹』 社會保障金是什麼

社保是社會統籌保險的簡稱，而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社保和養老保險區別在於，養老保險是社保中的一項。

從專業的學術觀點來看，社會保障金（社會保險金）是政府為解決未來可能面對的失業，醫療，養老等問題所採取的提前收取部分費用的項目。

不能把社會保障金與社會補助金混為一談，兩者有一定的差別。社會補助金是政府每年從自己的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來對殘障，受災，貧困等群體的補助費用的統稱。

社會保障基金是養老金的「預備隊」，一旦後者出現缺口，社保基金就會頂上來。近年來社保基金規模不斷擴大，總體收益遠遠跑贏通貨膨脹率。

(1)樓繼偉勞動法擴展閱讀：

社會保險是國家強制險種，任何單位和個人都必須參加。

《勞動法》第七十二條「社會保險基金按照保險類型確定資金來源，逐步實行社會統籌。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用人單位不按國家規定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是違法的，其直接後果是侵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社保是社會統籌保險的簡稱，而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社保和養老保險區別在於，養老保險是社保中的一項。

社會統籌，就是在一定的范圍內，統一籌劃養老保險基金的征繳、管理和使用。每個統籌區各自負責本區域養老保險基金的平衡，結余主要歸本統籌區支配和使用，缺口一般都需要本級政府和本級財政填補。

『貳』 樓繼偉為什麼批勞動力自由流動受限

「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8年年會」於2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黨組成員樓繼偉出席並發言。

他表示，自己在財長任上時，曾與教育部合作制定學籍制，「從進入幼兒園開始到小學和大學，學籍跟著孩子的一生。義務教育的財政資源跟著孩子學籍走，一直到獎學金、助學金」。但最後，部分地區不讓孩子入學，這個政策也落不了地，「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自由流動」，樓繼偉強調。

樓繼偉批評了「農民工是最便宜的，不同交社保，老了可以回家種地」的提法。「如果允許人家流動，也上養老保險呢？可能他掙了10萬塊錢，可能有80平米的房子，孩子也可以入學了，那是什麼情況？」

樓繼偉稱，「現在農村的凋零，都剩下老人，這是過去很多政策造成的結果」，「要想辦法讓農民工融入城市」。

在強調勞動力自由遷徙的問題上，樓繼偉認為，眼前最迫切的問題是轉變轉政府行為，「現在的地方政府離開了原來的做法後，怎麼干真不是特別清楚，現在又開始搞開發區，想辦法把人拉過來，然後就是高端人口，什麼學歷給戶籍，給房子，反正還是這么一套激勵機制。要知道，華爾街一個高收入的人至少有4個以上的低收入服務業的人的就業在支撐」。

『叄』 2017個稅改革年提高起征點，是劫貧濟富

種種跡象顯示，個人所得稅改革（下稱「個稅改革」）正在加快推進。
今年10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激活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要求進一步減輕中低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發揮收入調節功能，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11月，財政部單獨設立個人所得稅處；隨後，有媒體披露個稅改革正在提速推進，個稅改革方案有望在2017年上半年出爐。
本輪個稅改革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為大方向，對於綜合所得，未來將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的稅前扣除制度，首套房貸款利率、再教育支出或將成為抵扣首選。
「一刀切」式的費用扣除標准有失公平
個稅作為與老百姓關系最為密切的稅種之一，近年來，改革的呼聲一直不絕於耳。尤其是在每年的全國兩會上，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呼聲更為強烈。而在每一次呼聲過後不久，個稅改革都會朝著提高起征點的思路向前推進。
先是在2006年，個稅工資薪金起征點由800元提至1600元，並在稅前扣除「三險一金」（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緊接著，在2008年，個稅起征點進一步提高至2000元；2011年，個稅起征點提至現行的3500元，同時工資薪金所得九級超額累進稅率縮減至七級。按照這樣的稅制算下來，月薪四五千元的工薪階層基本上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
從2011年到現在5年的時間，個稅起征點沒有再進行調整。盡管在此期間，每年的全國兩會上都有人大代表提議提高個稅起征點，有建議提高至5000元的，還有建議提高到8000元，甚至還有建議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10000元的。
這是否可行呢？我們來做一個計算。假設個稅起征點由3500元提高至5000元和10000元，七級累進稅率不變，北京市民小趙稅前工資9000元，小李稅前工資19000元，他們將少繳多少稅（見上表）？
計算的結果一目瞭然。總體看，在提高起征點至5000元和10000元後，小趙和小李倆人，工資高的人稅負下降得越多。
分項看，如果將起征點調整為5000元，對於像小趙等普通薪酬的人群來說，減少了150元的稅負支出，對於像小李這樣高薪酬的人群來說，減少稅負375元。如果起征點調整為10000元，小李比小趙減少的稅負更多，兩者相差1169元。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張學誕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個稅設計的初衷是調節高收入、緩解因社會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矛盾。從貧富分化的角度看，提高起征點，確實出現看似劫貧濟富的傾向，因為高收入者降稅幅度更高，獲益更大，使財富更加向中高收入人群集中。「費用扣除標准已經提升了三次，到了3500元，如果再去一味地提高費用扣除標准，恐怕不太現實。」
其實，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時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已經強調簡單地提高個稅起征點並不公平，也不是個稅改革的方向，並提出未來將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在綜合部分稅目基礎上實行專項扣除。
這也就意味著，我國一直以來進行的「一刀切」式的上調免徵額從整體上進行的減稅模式是否有助於公平，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是個稅改革方向
在北京工作的李新（化名）每個月的工資單上都會顯示個稅和社保費用的扣除金額，「我每月繳500多元的個稅和社保費用後，拿到手的工資不到7000元，這些錢除了每個月償還銀行5000多元的房貸，2歲多的孩子每個月還得花費1000多元；我老婆的工資不固定，家裡的整體收入滿打滿算只夠日常生活，真的有點不堪重負了。如果今後出台的個稅改革能夠考慮到住房貸款等因素，扣除的稅能夠少一點，我的家庭負擔也能夠減輕一些。」
正在推進中的個稅改革或許能夠實現李新的願望。張學誕主任告訴記者，新一輪個稅改革的方案將以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為目標，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的稅前扣除制度，首套住宅按揭貸款利息、子女教育等或將逐漸被納入專項扣除項目。
其實，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並非今年提出。早在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就已經明確提出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方向是「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要完善稅收制度，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
盡管10多年來，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先後對費用扣除數額和稅率制度做了調整，但其課稅模式一直採用分類所得制，即以個人為納稅申報單位，納稅人僅就個人的所得申報納稅項目。稅務機關一般採取源泉控制的辦法，請支付款項單位代為扣繳個稅。
尤其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分類所得稅制也逐漸暴露出了一些問題，比如，分類制是分項考量納稅人的所得，無法綜合考量納稅人的實際納稅能力，不能體現稅收量能負擔的原則；再比如，分類制僅就個人的單項所得規定稅前扣除額，無法顧及不同納稅人的家庭負擔，不能體現稅收公平的原則等等。
因此，在個稅改革方案出台以前，適當歸並征稅所得分類、完善規范稅前扣除兩方面將成為改革重點。張學誕向記者表示，歸並征稅所得分類，是將現行11項分類所得進行適當歸並，將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稿酬所得等經常性勞動所得歸並確定為綜合所得；而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等資本性所得仍作為分類所得，可考慮仍按照現行的分類方式計征。
這就是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對於綜合所得，張學誕說，未來將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的稅前扣除制度，這也是新一輪個稅改革中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的關鍵環節。
很多人都對「首套住宅按揭貸款利息」「子女教育」等或將逐漸被納入專項扣除項目甚為關注，尤其是「房貸利息抵個稅」，可以說是「房奴」期待的一大利好消息。
所謂房貸利息抵稅，是指在計征個人所得稅時，先將房貸產生的利息作為稅前減除項扣除，對扣除後的收入部分課以個人所得稅。也就是說，在計算個稅繳多少時，將房貸的利息部分先從收入中扣除。
但是，專項扣除在操作的時候存在一定的難度，比如是按家庭計征還是按個人計征等都面臨一些問題。「為了使這項改革能夠順利推進，一開始可以考慮不實行家庭扣除，還是按照個人來徵收，這樣實施起來相對容易一些。子女教育實施起來問題不是特別大，難的是『房貸利息抵個稅』，因為住房涉及的金額相對高一些，額度到底怎麼確定，要經過詳細的測算。」張學誕建議。
財政部新設「個稅處」，個稅改革提速
為適應稅制改革的推進，財政部的內部機構也在做相應的調整。
近期有報道稱，財政部稅政司所得稅處已經分拆為個人所得稅處和企業所得稅處，記者從財政部相關部門人士處證實了這個消息。但是截至記者發稿，財政部的網站上並未更新，稅政司下屬機構設置顯示的依然是「所得稅處」。
按照所得稅處公布的工作職責范圍，主要是負責擬定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方案；負責提出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立法計劃等。
一位內部人士告訴記者，財政部稅政司的所得稅處分拆為個人所得稅處和企業所得稅處，體現了個稅和企業所得稅的重要性，尤其是單獨設立個人所得稅處，意味著個人所得稅改革將提速，未來改革方向是轉向綜合稅制。
由於個稅改革異常復雜，前期的准備工作必不可少。據記者了解，在個人所得稅處沒有成立之前，從2014年開始,財政部稅政司已經成立了個稅改革小組,專門研究個稅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征管辦法。2015年，財政部又組織了多名專家進行討論，並成立了包括經濟、法律、征管、稅制等方面人士的個稅改革專家組，主要針對個人所得稅的稅基、稅率，以及綜合徵收范圍、征管技術等方面的內容進行研究，為個稅出台方案做准備。兩年多來，包括專家和各方人士在內的多名人士對個稅改革方案進行討論，按照當初的改革進度安排，2017年個稅將立法。
時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曾公開表示，個稅改革方案已經提交國務院，計劃將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法的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最新的消息是，媒體報道稱個稅改革方案有望在明年上半年出爐，這意味著個稅改革作為這一輪財稅改革的重頭戲，已經箭在弦上。「具體時間不好說，但肯定要比房地產稅出台的時間靠前。」張學誕說。

『肆』 如何看待財政部長樓繼偉所說的中國有 50% 以上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關於陷阱

在人口的老齡化這一問題中，他的解決並不復雜：迅速增加中下層的財富創造。用機器代替最低勞動力。也就是說，雖然勞動力有所減少，但低端勞動力的工作已經由機器完成，人力資本已轉移到高產值的崗位。然後，勞動力仍然足以確保價值產出的能力能夠繼續增長，而不會因老化而削弱。這就要求農業剩餘人口進一步向非農業人口轉變。他的計劃在這個問題上更大膽些。簡單地說，就是糧食供應的風險，農業的轉型是強行進行的。

『伍』 我國養老保險有什麼新政策

2017年養老保險最新政策
明確2016年12月31日前已按規定辦理退休手續並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的退休人員，總體調整水平按照2016年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的5.5%左右確定。
《通知》提出，此次調整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要兼顧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按照調整辦法大體統一的原則，採取定額調整、掛鉤調整與適當傾斜相結合的辦法。定額調整要體現公平原則;掛鉤調整要體現「多工作、多繳費、多得養老金」的激勵機制，可與退休人員本人繳費年限(或工作年限)、基本養老金水平等因素掛鉤;對高齡退休人員、艱苦邊遠地區企業退休人員，可適當提高調整水平。調整基本養老金所需資金，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從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列支，參加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養老保險的從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列支。
養老保險新政策2017
《通知》強調，各地區要通過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加強基金征繳、完善省級統籌、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養老保險基金補助力度等措施，提高養老保險基金的支付能力，不得發生新的拖欠。
《通知》要求，各地區要高度重視，切實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實施，准確解讀政策，正確引導輿論，確保各項工作平穩進行。要按照國務院統一部署，結合本地區實際，制定具體實施方案，合理確定調整水平和調整辦法，對調整養老金工作的組織領導、工作進度、資金保障等作出周密安排，於2017年5月31日前報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審批後組織實施。要嚴格按照兩部批準的實施方案執行，把各項調整政策落實到位，不得自行提高調整水平、突破調整政策。對自行提高調整水平的地區，將予以批評問責，並相應扣減中央財政補助資金。
04月24日訊，我國過高的社保費率給企業和個人形成沉重負擔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虛火」。4月23日，有業內人士向北京商報記者透露，在周末召開的中國財政學會2017年年會暨第21次全國財政理論研討會上，中國財政學會會長、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詳解了目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的難題。
樓繼偉表示，目前，我國社保費率雖然很高，但是仍然不能實現精算平衡，除了老齡化速度越來越快的原因外，關鍵還是激勵機制存在問題、養老保險繳納意願普遍不高導致。樓繼偉透露，目前我國養老保險繳納現實是，不少企業和個人都願意將繳費基數(收入)做低以達到少繳費的目的，目前全國平均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不到實際工資的70%，這意味著企業對於養老保險的名義負擔率雖然在20%，但平均實際負擔比例只有14%。
養老保險新政策2017
虛浮的高費率
改變長期高企的社保繳費費率，降低企業和個人繳費負擔是本屆政府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通過各種渠道降低「五險一金」繳費比例的新政層出不窮。有業內專家分析稱，這意味著，在我國已經盡可能地壓低除基本醫療、養老保險以外的社保繳費比例，未來相關部門或許會選擇在創業困難、稅負壓力大的行業暫時給予少繳或免繳失業、工傷保險等方面的優惠，「五險一金」的基本格局可能被打破。
在這種背景下，養老保險卻依然「靜觀其變」，費率調整幅度十分有限。在社保研究領域，大多數專家就把基本養老保險視做降費率改革中難啃的「硬骨頭」，這不僅因為養老保險是「五險一金」中繳費比例最重的「大頭」，更因為這筆保命錢正面臨愈發嚴峻的收支平衡壓力，地方已陸續出現當期入不敷出的情況。
然而，實際上，看似居高難下的養老保險費率並沒有完全被兌現。按照樓繼偉所述，我國平均有三成左右的工資應上而未上基本養老保險，單位名義負擔率和實際負擔率之差高達6%。就此，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齊傳鈞分析稱，我國養老保險確實存在繳費基數沒有坐實的問題，雖然繳費率一直保持較高比例，但實際並沒有達到這一水平，而該問題產生的根源除了高費率帶來的沉重負擔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缺乏激勵性，按低標准繳費和按高標准繳費的人群，在領取階段享受的保障水平差異不大。這一觀點也與樓繼偉的論調不謀而合，「目前我國養老保險仍不能實現精算平衡的關鍵還是激勵機制不對，造成大家沒有動力去繳保險」。
激勵機制缺失拉低收入能力
「只有真正實現多繳多得的原則，參保人才會主動真實繳費，各種逃費和避費的道德風險就自動消失，住房公積金制度之所以生命力長久，之所以不存在『兩個費率』，就是因為它遵循的是多繳多得的原則。所以，在降低費率之前，應先對制度結構進行全面深化改革。不改革，就不可能降低費率。」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如是說。
在業內看來，如果說在「十二五」期間，我國主要解決了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雙軌制這個公平性問題的話，社會保障制度財務可持續性將是「十三五」期間需要面對的核心課題。鄭秉文表示，目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存在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問題。「支出端」的政策性很強，支出規模和待遇水平帶有相當的剛性。如果「收入端」的繳費收入能力不能滿足「支出端」的要求，兩者參數相差太遠，就說明制度的收入能力太差。
具體來說，鄭秉文分析稱，我國的制度激勵性不好導致繳費收入能力很弱是改革過程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由於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激勵性不理想，多繳多得的原則沒有真正樹立起來，繳費與權益脫節嚴重，制度設計復雜，導致有相當規模的參保人不知道現在繳費到退休時能拿回多少。」鄭秉文坦言，這種情況下，寧願將工資更多地拿在手裡，只繳納一個基本夠領養老金的額度就成為了不少就業者的選擇。
「而且，目前我國養老保險管理體制不順也影響制度的財務能力。目前，我國養老保險費雙重征繳制度並存，導致收入不能到位。」有業內專家直言，根據相關規定，社會保險費的徵收機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可以由稅務機關徵收，也可以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徵收，現在的情況是大致各佔一半。在征繳過程中，為了降低明年的任務基數，一些地稅部門完成征繳的額度往往是最低限度的門檻，而這也造成地方相關部門沒有動力去監督參保單位和個人嚴格按照實際收入水平繳費。
養老金入市鼓勵繳費效果難測
其實，人社部對於養老保險激勵機制缺失的問題早有察覺。一年多前，人社部曾明確，我國正在健全多繳多得的激勵機制。人社部以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為例表示，目前，我國對於參保人員的基礎養老金，政府對符合領取待遇條件的參保人員，全額支付基礎養老金，對長期繳費的，適當加發基礎養老金;而對於這些人的個人賬戶養老金，個人繳費和政府對參保人員的繳費補貼全部計入個人賬戶，參保人員自主選擇檔次繳費，個人繳費越多享受的政府補貼越多，這也使得個人賬戶積累額越多，參保人員達到退休年齡後領取的個人賬戶養老金也就越多。但多位業內人士表示，這些政策對於繳費人群來說吸引力相對較低，難敵更「厚重」的繳費壓力。
鄭秉文建議稱，提高制度激勵機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擴大個人賬戶比例規模，個人賬戶比例越大，參保人的積極性就越高，也就更可能增加制度的激勵和提高支付、收入能力，進而提高制度的支付能力和可持續性。而從長遠角度來看，業內普遍認為，養老保險基金只有通過入市等一系列手段提高保值增值能力，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大多數人的參保積極性。
今年初，人社部政策研究司副司長、新聞發言人盧愛紅公開表示，今年我國將穩慎推進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多措並舉增強基金支撐能力，基本敲定了養老金入市投資啟動首年「穩」字當頭的基調。
3月中旬也有媒體報道，樓繼偉在公開回應養老金入市進展時表示，目前相關資金已經全部入市，投資均較為保守，「養老保險基金階段性結余才剛剛開始入市，由於它的委託期限一般是五年，時間較短，如果期間有大的虧損，五年後就很難平衡，所以基金投資方向就比較保守」。就此，有業內人士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可見，養老保險基金想通過入市等新型投資手段實現明顯增值的道路還很長，短時間很難發揮出激勵參保人繳費的效果。

『陸』 樓繼偉如何談中美貿易戰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在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組織的「2018中美圓桌研討會」上，對中美的貿易摩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樓繼偉認為，美國貿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貿易問題的根源是美國的政策選擇；在現行體制下，美國已經優先了，想「贏者通吃」是不現實的；中國已經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諾並且超越承諾，擴大了開放；貿易戰會對美國自身的利益造成損害；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溫良恭儉讓；歐洲和日本休想搭中美貿易摩擦的便車。

首先，理論上美國現政府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巨額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儲蓄率過低和財政赤字過大，在濫用發鈔國的特權。同時，又藉此將國內視線引向國際，是民粹主義炒作。

其次，美國應當擁抱全球化，包括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議程。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當然也會造成結構性失業和收入分配不公，這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中國也面臨同樣的難題。比較優勢的轉移，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製造業轉移到海外，工作崗位流失，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們正在通過一系列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這個問題。目前中國經常賬戶順差佔GDP的比例不足1.5%，貨物貿易順差佔比只有3%左右。這個比重在過去五年大致穩定，而同期消費貢獻率已從54.9%上升到58.8%，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從45.3%上升到51.6%，說明中國經濟更多依靠內需，而且在依靠內需中減少了對投資的依賴。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中國現在就這么在做。

最後，美國應當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講道理。如果動輒訴諸貿易戰或使用大棒，對中國是無效的，而且也是無禮的。一方面要求中國更為市場化，一方面又用計劃經濟下達指標的方式，要求中國壓減對美1000億美元順差。中國已經越來越淡化增長數量指標，比如GDP的增長率過去是計劃增長的，後來改成預期，並且預期的語氣越來越弱，從要求增長預期7%以上，然後改為6.5%和7%之間，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又調整為預期6.5%左右，轉而更強調失業率指標，降低失業率，擴大就業。

美國還用了一個所謂的「鏡像關稅」，這也不符合常識。舉的例子是中國對汽車進口收了25%的稅，而美國的稅率非常低，應該如同鏡子兩邊一模一樣才對，這是完全不顧發展階段的差距。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關稅水平已經低於巴西等同等發展中國家，甚至低於韓國，韓國可不是發展中國家。美國如果搞鏡像稅，可以同德國、日本去鏡像，不要同中國。這個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說，美國有些做法確實沒有道理。中國人的看法，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溫良恭儉讓。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孫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國逼迫中國違反入世承諾，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只能以牙還牙。

知識產權問題與特里芬悖論無關，對雙方最重要，可以坐下來談，以消除誤解，達成共識。美國方面認為中國政府幹預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限制了美國企業談判權利等。我理解美國方面的想法。對技術轉移的問題，中國方面是這么認為，美國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聯合盟友封鎖對中國的技術出口。一方面，美國包括西方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上獲取利潤，一方面不轉移技術，甚至中美合資企業中的技術也要從美國的母公司去購買，不斷地付費，知識產權不斷地付費是不公平的。美國財政部牽頭的外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則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中國的產品甚至含有中國股份的美國企業法人的產品，在美國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我也就此做過很多的磋商。美國用國內法高於國際規則而直接干預別國，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看法，保護知識產權是中國內在的需求，否則我們就無法建立信用社會並取得技術進步。這方面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美國人也觀察得到，但為什麼不說？據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提起的專利侵權案的訴訟，勝訴率已經達到了80%。國家規定的賠償額度從以前的1萬到100萬，提高到10萬到500萬，還成立了三家知識產權法院。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又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將與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職能整合在一起，有利於解決知識產權保護取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問題，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機構改革任務。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取得的明顯進展，但也仍有一些難題沒有解決。比如知識產權法院專業性不足，有地方保護傾向等，美國的301調查報告也講到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國家治理體制上的問題。為什麼搞成這樣？也是因為我們沒有經驗，還在探索，我認為應該走得再快一點。我在財長任內曾經推動解決了一些問題，使得中美雙方在經濟關繫上都更為公平，特別是在中國方面還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可以雙贏，但是要有意願。

總結發言：

第一，我作為經濟學家，又曾經是政府官員，與美國政府方面溝通很多，中美還是應該通過協商解決問題。我們是非常尊重美國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鑒美國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國人打交道時，深深地感受到他們有優越感，但美國人的優點是，你只要給他把道理講清楚了，你比他還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脅，不能要求中國立刻消除1000億美元順差。美國曾經這樣威脅過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對中國是無效的。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談判上，這一點我們可以做到。

第二，其他國家怎麼看？大家怎麼看現在的中美關系？美國人民對特朗普總統從開始的不習慣到逐步習慣，但是不見得心裡都很習慣。歐洲、日本一開始也不習慣，現在慢慢習慣了，但還是不見得心裡習慣，不見得服氣。這就會形成一種心態，希望中國和美國打一打，壓一壓美國的氣焰。第二個心態，中美打了以後，大家預期貿易會更公平，知識產權會更公平。這是對的，但我想提醒歐洲、日本，你們別想搭便車，如果搭公平的車不叫便車，但是我們中美打起來你得好處那不行。比如，歐洲人對平台經濟是很有意見的，對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處罰。如何打破新型壟斷，還沒有破解。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國的，現在中國也進來了。歐洲人希望打擊它們，希望對它們有一定擠壓。但是美國還專門說，平台經濟擴展下去成本會越來越低，中國人想搶美國人飯碗，不是這么回事，這點大家都明白，應當大家在一起尋求解決辦法。

最後，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問題我們自己很清楚。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我們在談判的時候應該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國有意的。我們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對中國有好處，對美國也有好處，對全世界都有好處。

『柒』 如何看待樓繼偉調整勞動合同法的言論

在清華發表談話復時，樓繼偉制提了五個方面，包括減少農業補貼、推動戶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完善社保制度等，一個中心意思是要抑制工業化過程中人員成本的過快增長。比如他提出不要總有「戰爭思維」，可以增加糧食進口，解放更多農民生產力，對《勞動合同法》的「超前」而帶來的負面效果提出異議。
按中國目前情況，減少農業補貼有可能行得通（主要矛盾是地方一些靠吃農業補貼的部門、官員反對。農民在中國始終是超級弱勢群體基本不用考慮）。
戶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基本沒有可行性。原因：整個中國所有管理制度都以戶籍為重要基礎之一。任何對戶籍制度的改變都會引發全局性震動。土地制度更是一個要慎重再慎重的問題了。土地是人類最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對土地制度的哪怕是最小的觸動都會造成整個社會動盪。這個問題根本不能僅僅從錢的角度來考慮。
完善社保制度也可行性不高。核心是無法進行合理的分配。社保基金年年喊賠錢，參與社保的群眾對醫保、退休保險和其它都有意見。國家雖然有點錢，但被這么多人一分，每個人也沒多少。怎麼分配才能讓社會大多數人滿意，這是一個根本無解的問題。不分配可能社會不滿是最少的。可是不分配談何完善？

『捌』 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樓繼偉

一、完善社保體系，讓因病致貧因老致貧成為歷史。社會保障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保護器，社會保障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勞動力再生產遇到障礙時給予勞動者及其家屬以基本生活、生命的必要保障，以維系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從而保證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進行。社會保障是社會發展的穩定器，通過社會保障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適當縮小各階層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避免貧富懸殊，使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社會保障是經濟發展的調節器，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的調節作用主要體現在對社會總需求的自動調節作用。
二、放開管制，給民營經濟更多施展的舞台。我國民營經濟地位相比改革開放前已經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其發展仍然受到諸多限制。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就民營經濟制定了很多優惠政策。但是在很多經濟領域，民營經濟仍然無法進入，即便能進入，也遭受著各種不平等待遇。在某些方面，民營企業的待遇不僅不如國有企業，甚至連外資企業都不如。民營經濟具有相對分散、規模小、易吸納勞動力的特點，能比國企和外企吸納更多就業。
三、推進法治反腐，讓腐敗者傾家盪產。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我們前進中還面臨一個突出問題是「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腐敗現象既破壞法律的權威性，又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影響社會穩定。必須堅持法治反腐，跳出「人治」反腐的窠臼。加強輿論監督、群眾監督、收入申報等三方面的工作，尤其發揮網路民意監督的作用。學習新加坡等國先進反腐經驗，依法嚴懲腐敗行為。
四、完善稅收體制，真正讓應該多繳稅的繳稅，打擊偷逃避稅的行為，而不能讓不該承擔稅負的人去承擔絕大部分的稅收。這也有利於延緩財富的兩極分化。
五、出台鼓勵慈善的法律法規，讓民間的慈善行為化解社會激化的矛盾，民間的行為交給民間去化解可能會更加有效。
六、規范政府行為，讓政府真正依憲法行政。我們看到很多的貪腐、以權謀私的案件中的官員其實都是法盲，他們缺乏對法律的基本尊重甚至於藐視法律的尊嚴，觸犯法律而不自知。應該首先對官員進行普法，規范官員的行為，讓官員依法行政，將更有利於把政府建設成為親民的服務性的政府。
七、提供創新所必要的環境，只有創新才能真正讓中國的產業升級換代，提供高質量的就業機會，只有高質量的就業機會才能提高國民的收入水平，緩解財富的兩極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