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刑事訴訟法

Ⅰ 美國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證據原則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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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證據的主體不同。按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有權收集公訴刑事案件證據的機關是國家偵查機關，偵查機關要全面收集證據，是站在公正的角度收集證據；附帶民事訴訟證據則只是民事訴訟原告及其代理人從自身利益出發收集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2．收集證據的目的不同。刑事訴訟證據目的是證明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罪輕或罪重，是法庭給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而民事訴訟證據是圍繞原告提出的訴訟請求，證明被告的行為給原告造成的損害，以便通過確認這些損害而從被告處獲得賠償的目的。

3．證人作證的態度不同。對國家機關收集證據，證人一般能嚴肅對待，所反映的情況真實性較高；民事訴訟證據的收集，除了法院通知證人當庭作證外，民事訴訟原告或代理人收集證據時，證人可能受其要求、利誘、威脅、恐嚇等原因，所作證詞的真實性就打了折扣。

4．收集證據的人對法律的認識理解不同。偵查機關偵查人員一般都經過專業學習或培訓對法律的理解比較准確和全面，而原告及其代理人認識法律較偏頗，往往斷章取義地理解法律，因此雙方所收集的證據易產生差異。

Ⅱ 論美國憲法對刑事被告人的人權保障

。答：憲法通常被稱為「人權保障書」,保障人權是憲法的終極目的。當然，美國也不例外。美國憲法即便僅有百多年歷史，但是它在保障人權方面的成就，不得不值得世界各國去借鑒和學習。美國憲法對刑事被告人的人權保障能有今天的輝煌成就當然也絕非空穴來風。刑事訴訟法作為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的重要部分,居於美國的整個司法制度的核心。美國的立國者也深信, 「自古以來的經驗表明,一切被授予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基於這一點,為防止警察、檢察、審判、獄政等司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濫用職權,侵犯公民人權。美國先後經過幾十次憲法修正，來保障公民尤其是刑事訴訟被告人的人權問題。從原則上對公民,尤其是刑事訴訟的被告人應享有的訴訟權利作出了相對完善且極為具體的憲法規定,從而使刑事訴訟當事人特別是被告人的許多訴訟權利上升為憲法權利,構成美國刑事訴訟程序法的根本特色。這一特點,除日本戰後憲法仿效美國憲法規定了刑事被告人的許多訴訟權利外,在世界各國是極為鮮見的。在美國刑事訴訟法律制度中,我認為最重要和獨特且極為感興趣的是①證據的獲得及對警務人員濫用職權的憲法制約②對刑事證據的採信。在其他國家，警方為了獲得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證據而不擇手段，明顯侵犯刑事被告人的人權。而在美國，對警方通過其他方式,例如使用電話竊聽、監聽及線民等方式獲得的證據,美國國會通過立法、法院通過判決對這類取證方式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不法手段獲得的證據，即便是鐵證，最終也可能被視為無效證據。依其憲法第6 修正案「 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即便這些制度會讓一些犯罪分子逍遙法外，但是在保障人權問題上，我是不得不贊同的。拋開在美國刑事訴訟法律制度中的消積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其對司法人員權力的憲法性限制，對公民尤其是刑事被告人訴訟權利的保護。就保護公民人權的角度看，有其積極的一面。正因如此，在我們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今天，美國憲法在保障刑事被告人的人權方面，還是有值得我們進行深入借鑒和研究之處。

Ⅲ 美國人犯法被監禁,只要交保釋金就可以放了嗎

不是。在判決前，針對不同的案情，可以交保釋金後予以釋放；也可以予以逮捕羈押；判決後，符合美國法律規定的情形時，也可以提前假釋出獄；也有的罪犯，卻是終身監禁，沒有減刑，不得假釋。

而且如果外國人在我國境內犯罪 ，也是可以適用我國刑法，，針對不同的案情，予以逮捕羈押。因為我國的刑法是屬地原則為主，其他原則作補充。但法律有規定的除外，比如說外交人員。

(3)美國刑事訴訟法擴展閱讀：

相關法條：

《刑法》：

第六條 屬地管轄權

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 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航空器內犯罪的，也適用本法。 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

七條 屬人管轄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

第八條 保護管轄權

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除外。

第九條 普遍管轄權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

第十條 對外國刑事判決的消極承認

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罪，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第十一條 外交代表刑事管轄豁免

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刑事訴訟法》：

第十六條 追究外國人刑事責任適用我國刑事訴訟法原則

對於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適用本法的規定。 對於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第十七條 刑事司法協助原則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可以相互請求刑事司法協助。

六十四條 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概括規定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傳、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第六十五條 取保候審的條件與執行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取保候審的。 取保候審由公安機關執行。

第六十六條 取保候審的方式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應當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

第七十條 保證金數額的確定及繳納

取保候審的決定機關應當綜合考慮保證訴訟活動正常進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審人的社會危險性，案件的性質、情節，可能判處刑罰的輕重，被取保候審人的經濟狀況等情況，確定保證金的數額。 提供保證金的人應當將保證金存入執行機關指定銀行的專門賬戶。

Ⅳ 美國法庭庭審程序是怎麼安排的

(一)庭前審查：英國和美國的庭前審查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即控訴機關起訴時只能向法官提交起訴書，不得移送任何證據及案件材料，也不得在起訴書中使用或添附任何可能使法官產生預斷和偏見的材料，法官對案件進行程序性審查。法國和德國則實行卷宗移送主義，即檢察機關公訴的案件，不僅向法院提交起訴書而且需要移送案卷材料和一切證據，法官對案件進行實質性審查。即對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進行實質性審查。
(二)庭審原則：
從立法上看，我國與西方各國均規定了公開原則，即除涉及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案件外，都必須公開開庭審理，並允許新聞媒界予以報道。此外，英、美、法、德各國均規定了直接，言詞原則。直接原則又稱在場原則，是指案件的審理，除法官主持，檢察官、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參與外，被害人、證人、鑒定人應當在場，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審理時不在場就不得進行法庭審理。言詞原則是指法庭審理原則上採取言詞陳述的方式進行，而不能僅僅宣讀書面的證人證言和鑒定結論。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未規定這一原則。另外法國和德國還規定了法庭審判程序應該一次連續性進行完畢的不間斷原則和法庭必須依職權主動調查所有有助於案情的證據的職權調查原則。
(三)庭審開始：
英國和美國一般由經抽簽和要求迴避程序後組成的陪審團與法官組成法庭，法國和德國由首席法官和陪審員組成法庭。我國則由法官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主持審判或實行法官獨任(簡易程序)。法官宣布開庭後，一般向被告人宣讀起訴書，然後由被告針對起訴書作出答辯。在英國，被告人可選擇作有罪答辯，這種情況下則不再召集陪審團，不經聽證和辯論直接進行裁決，也可作出無罪答辯繼續進行審判；保持沉默，不作答辯或不直接答復問題的，則由陪審團對此予以確定，另外被告人還可以提出其它答辯方式，如對管轄權提出異議的答辯，特赦答辯，「一事不再理」的答辯及不適於答辯和受審(指精神病患者)等答辯方式。在美國，刑事審判程序分為陪審團審裁、法官審判、辯訴交易三種形式。陪審團審裁程序即在法官主持和指導下，陪審團獨立參與法庭審理並作出裁斷。法官在裁斷的基礎上就定罪、量刑獨立進行判決。法官審判程序即由法官負責審判的全過程，陪審團不參與審裁。在這兩種程序下被告人均可選擇作有罪答辯或無罪答辯，作無罪答辯的，庭審繼續進行。
辯訴交易指檢察官為使被告人認罪，以減少控訴罪行，減輕控訴罪名或刑罰為條件，與被告方(一般通過律師)在法庭外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如果法庭接受此項協議，就依據雙方商定的罪名和刑罰判決，該起刑事案件遂可不經過正當法律程序而告終結。這是美國獨有的一種刑事審判程序。在法國，刑事審判有重罪審判程序、輕罪審判程序和違警罪審判程序。凡判處5年以上監禁的犯罪屬重罪，重罪案件由專職法官和陪審團組成的重罪法庭依據上訴法院審查庭的起訴裁定書進行審理。凡依法判處2個月以上5年以下監禁或200法郎以上罰金的犯罪屬輕罪，由犯罪地，被告人住所地式或逮捕地的輕罪法庭管轄，不實行陪審制。判處2個月以下監禁或200法郎以下罰金的犯罪為違警罪，由違警法院受理，也不實行陪審制。在我國，對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建議或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可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其餘案件則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依法組成合議庭適用普通程序審理。
(四)法庭調查：
英國、美國的法庭調查是在法庭主持下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因實行直接，言詞的審判原則，證人證言是證據中應用最為普通的一種，絕大多數證人是由當事人提名和提問的，證人一般通過本方與對方當事人的詢問以證明或反證案件事實，詢問證人的程序為：首先詢問起訴方證人，其次詢問被告方證人，各方證人先由本方當事人主詢問，後由對方當事人反詢問，這種交叉詢問一般可以進行兩輪。法國、德國的法庭調查則是由庭長或首席法官依職權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和鑒定人，出示物證，宣讀書證等。我國新《刑事訴訟法》規定法庭調查由審判長主持，公訴人宣讀起訴書後，被告人、被害人陳述和訊問被告人，出示、核實各證據，包括詢問證人，鑒定人出示物證、宣讀和核實證言筆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它可作為證據的文書，引入交叉詢問規則，控、辯雙方可就各項證據質證、辯論。
(五)法庭辯論：
各國均規定控辯雙方可對案件的證據和事實、法律適用等問題提出觀點，發表意見，進行論證和相互辯駁，一般由起訴方首先發言，辯護方反駁，如此反復辯論幾輪。不同的是英國和美國由起訴方作最後陳述，而法國、德國和我國則是被告方享有最後陳述的權利。
(六)評議、判決：
在英國和美國，法庭辯論結束後，有陪審團參與審理的案件一般由法官就適用於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種爭議問題的舉證責任在哪一方，不同問題所要求的證據的可信程度，不可採用的證據，本案涉及的法律等問題作出總結提示後，陪審團退庭進行評決，投票表決並作出有罪或無罪裁斷，再由法官作出如何定罪、量刑的具體判決。表決必須符合法定票數，否則無效。法國和德國由法官和陪審團共同退庭評議，對不同的評議內容規定了不同的通過方法，一般按照罪過問題(是否構成有罪)、刑罰問題(加重，減輕情節等事實)、費用問題的判決進行表決，表決實行分開投票、連續進行的方法，根據表決結果作出判決。我國則由審判長和審判員(包括人民陪審員)退庭合議，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判決，重大、疑難案件可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

Ⅳ 刑訴與憲法的關系

研究刑訴法學的人通常有一種困惑：在維護程序法實施的過程中，為什麼可以排除一個非法所得的有罪證據，甚至不惜放縱犯罪？這個問題的實質是為了排除非法證據，導致實體法得不到實施。但是，程序法難道天然具有優越性和正當性嗎？為了實現程序法，就可以犧牲實體法嗎？舉個例子，前幾年有個很哄動的杜培武案件，暴露了很多問題。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刑訊逼供問題。杜培武在接受雲南昆明中級法院審判時，兩次提出受過刑訊逼供，要求法院排除非法所得的口供。在法庭上，杜培武和律師配合得非常默契，第一次當庭向法庭解開衣服，展示了身上的累累傷疤，輿論嘩然，法庭休庭。辯護律師不失時機地要求法庭調查刑訊逼供有沒有發生，如果發生了，口供就要排除。休庭兩個月之後，案件恢復開庭。這次杜培武穿了件風衣，法庭開庭輪到他發言時，他從腰裡抽出了血衣，也就是一件血肉模糊的襯衫，並當庭指稱這是警察刑訊逼供所造成的，要求對血衣進行DNA檢驗。這種情況下，法官說這個問題跟本案關系不大，控辯雙方不必糾纏此事了。這個案子盡管一審、二審都判被告人有罪，但最後證明是個冤案，真正兇手被抓到，刑訊逼供的兩個警察也最終被判刑。這個案子給我們的印象是什麼？或許，雲南昆明中級法院的法官們在討論這個案子時，可能會說：難道因為你受到了酷刑，法院就要放縱你的犯罪行為嗎？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剛才提到的為了維護程序法尊嚴可以排除一個證據，導致放縱犯罪，乃至破壞實體法嗎？或許，這個問題永遠沒有答案。畢竟，刑法、刑訴法孰優孰劣，說不清楚。有時候刑法價值更高，比如一個殺人越貨，激起民憤的罪犯，不處死刑，說不過去。但有時候程序法非常重要，所以很難說清孰優孰劣。

今天中國刑訴法為什麼被任意踐踏，原因大體有三個：一是刑訴程序缺乏權利的含量，從羅馬法以來，西方一直有這樣一個諺語：沒有權利（right）就沒有程序，程序的生命在於權利，沒有權利作內涵，程序就是一堆技術規則。如果沒有公民的權利保障作為它的內涵，刑訴法就和家用電器的說明書差不多，如果刑訴法成為使用說明書，也就不稱其為法律。所以，程序的背後是公民的權利。這是一個基本的觀點，但我們現在很多程序沒有把權利包容進來。二是中國的程序法往往強調的是訴訟規則的形式，而忽略了程序的實質價值。很多程序一看就屬於一種技術性的步驟、方式，甚至流於一系列帶有實用性的手續而已。一句話，我們的程序缺乏它的價值含量。尤其是公正的含量。第三，我們程序之所以被人們質問為什麼不能被違反，就在於沒有違反後的法律責任的規定。違反了刑法，後果是刑罰，再笨的統治者也知道，刑法不能寫這樣的條文：嚴禁殺人，嚴禁放火，嚴禁沒用。過去劉邦和項羽爭天下，劉邦比項羽提前進咸陽，有著名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四個字雖然很原始，但具備了刑法的基本要素，「殺人者」，犯罪構成也，「死」，刑罰也。劉邦沒有下過諸如「嚴禁殺人」之類的命令，因為他知道「嚴禁殺人」只是口號，對於制止殺人行為沒有用處。我們過去經常說的要堅決貫徹計劃生育方針，寫在大牆上，如果你違反了怎麼辦，沒有法律後果。所以再拙劣的立法者也知道刑事責任要有刑罰條款，整個刑法理論就是犯罪和刑罰理論的結合。相反，如果查看整部刑事訴訟法，你會發現其中充滿了大量的口號和宣言式的規定，如「嚴禁刑訊逼供」，「證人必須出庭作證」，「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等等。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刑訊逼供發生了怎麼辦？證人該出庭不出庭怎麼辦？辯護權被剝奪怎麼辦？對於這些問題，刑事訴訟法沒有做出任何明確的規定。因此，從法律的邏輯構成來看，整部刑事訴訟法所缺乏的恰恰是制裁性規則或法律後果之規定。

其實，在刑事訴訟程序的背後，存在著一系列的公民權利要素。而各種形態不同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無論是超期羈押、刑訊逼供、侵犯律師權利的行為還是損害公正審判的行為，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公共侵權行為，也就是警察、檢察官、法官任意侵害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權利的行為。這些程序性違法行為所侵犯的有的屬於一般意義上的公民權利，有的則直接踐踏了公民的憲法性權利。中國憲法第37條至第40條規定了一系列的公民人身權利，如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限制，享有通信秘密和自由以及住宅秘密，享有不受任意搜查和扣押的自由等。可以想像，對於公民所享有的這些憲法性權利，其他公民個人或許會加以限制，甚至可能實施嚴重的侵害行為。但是，這些權利的最大侵害者可能不是一般的公民，而是擁有各種公共權力的國家機構。尤其是在刑事訴訟中，警察、檢察官的偵查行為，尤其是在偵查過程中所享有的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強制性偵查行為，則更有可能對這些憲法性權利造成嚴重的威脅和侵犯。因為很簡單，偵查機關的拘留、逮捕行為經常是對公民人身自由的最大威脅，警察的搜查、扣押、竊聽行為則是對公民住宅秘密、通信秘密乃至個人隱私的最大侵犯，而那種秘密的羈押性訊問則足以構成對公民人格尊嚴的嚴重侵犯！假如對警察、檢察官的偵查權和起訴全部作出有效的制約，那麼，公民的上述憲法性權利遭受任意踐踏的可能性就將永遠存在，刑事訴訟中的公共侵權行為乃至憲法性侵權行為發生的幾率就將永遠很大！

正因為如此，刑事訴訟法作為實踐中的「人權法」和憲法的「適用法」，就需要對嫌疑人、被告人的憲法性權利作出較為完善的保護，並在這些憲法性權利遭受侵犯之時提供充足的司法救濟。到了這一境界，我們就可以說刑事訴訟程序並不是簡單的技術性手續，而帶有明確的權利含量和價值要素；警察、檢察官、法官為訴訟程序的行為也不僅僅屬於一種形式上的違法，而帶有明顯的公共侵權甚至憲法性侵權性質。所以，對於應否為了排除一個非法證據而不犧放縱犯罪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將其變換為這樣的問題：難道為了打擊犯罪可以破壞憲法嗎？難道為了一個案件的偵破能侵犯一個公民的憲法權利嗎？如果前一個問題可以轉化為後兩個問題，那麼刑事訴訟法就將具有堅實的法律基礎了。但是非常不幸，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還基本上屬於一種依附於刑法的技術規則體系，不僅沒有太多的權利含量，而且更與憲法的保障法的形象相差甚遠，而根本無法為公民的憲法性權利提供有效的救濟途徑。

那麼，刑訴法和憲法究竟存在什麼樣的關系呢？

第一，刑訴法是動態的憲法，是活的人權法，這是我的一個基本觀點。過去搞憲法的人忽略了部門法，以為憲法學主要應研究各種國家公共權力的配置問題，如立法、司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等。這些研究當然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很有必要展開的。但是，憲法還有一大塊極為重要的領域，那就是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的關系問題，尤其是在公共權力機構侵犯、剝奪個人權利的場合，前者究竟應受到什麼樣的限制問題。對於這一領域，西方學者通常稱其為「人權法」。但考慮到侵犯人權最嚴重的行為往往來自公共權力機構，因此，這種人權法其實就是憲法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這一角度來看，刑事訴訟法和行政法恰恰就是規范國家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關系的法律，屬於憲法意義上的人權法。這是因為，對公民的憲法權利侵犯最嚴重的是發生在行政法和刑訴法領域，行政法中的行政處罰，刑訴法中的偵查權濫用，最終侵犯的是公民的憲法權。任意搜查，隨意拘留、逮捕、羈押最終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自由。到今天為止，我們討論超期羈押問題還停留在一種技術層次之上。其實，超期羈押的本質應當是違法羈押，也就是警察、檢察官的未決羈押行為侵犯了嫌疑人、被告人的憲法性權利。但是，刑事訴訟法學者卻很少從憲法角度考察這個問題，往往把他當作一個技術問題。有的法官很可能會這樣說，超期羈押有什麼了不起，我超期羈押嫌疑人三四個月，卻辦成了一個案件，處罰了一個犯罪人，社會效應明顯，這種超期羈押又有什麼不對呢？正是沒有憲法作為刑事訴訟法的支撐，作為訴訟程序的堅實基礎，也由於沒有一個完整的人權法把憲法和刑法連接起來，我們今天的刑訴法就只能處於可有可無，侵犯之後也不會有什麼法律後果的狀態。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法學正面臨一系列難以解決的理論難題，如為什麼要救濟被告人、嫌疑人的權利，為什麼要制裁程序性的違法，為什麼刑訊逼供得來的口供要排除，等等。其實，答案很簡單：這些程序性違法行為侵犯了公民的憲法權利，侵犯了憲法秩序，破壞了法治的基礎，因此不能容忍為了打擊個案中的犯罪，而破壞憲法。憲法作為根本大法，是國家法治的基礎，不容破壞。所以刑訴法是動態的憲法，是人權法。

第二，刑訴法中規定的大量的權利直接可以轉化為憲法權利。美國聯邦憲法前十條修正案被成為Bills of Rights，權利法案規定的近二十項權利都屬於公民在受到國家的刑事指控是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如獲得保釋、陪審團審判、迅速審判、獲得辯護等權利。甚至在美國，刑事訴訟可以直接被稱為憲法性刑事訴訟（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re）。我去年在耶魯大學法學院訪問的時候，發現原來美國的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個單純的部門法，而是美國憲法的分支。甚至就連排除規則這一看起來純屬刑事訴訟制度的問題，還被視為極為重要的憲法問題。相比之下，中國的刑訴法到目前為止，大量的被告人權利都沒有被轉化成憲法權利，譬如獲得中立法庭審判的權利，獲得與證人對質的機會，提出本方證人和證據的權利，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權利，任何人因一個行為不受雙重追訴等等，都還只是被視為純粹的刑事訴訟權利或者「刑事訴訟原則」，而與憲法性權利沒有任何實質性聯系。結果，這些權利既稱不上憲法性權利，也無法獲得有效的司法救濟。比如說公正審判的權利。公正審判號稱所有人權的中介和橋梁，又被稱為訴權。在人權法上，訴權被稱為第一人權。願意作比較法研究的同學可以看看德國基本法第一章和中國憲法第二章，兩者都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甚至有些權利在中國憲法中還列舉得更為詳細。但德國基本法有兩條是中國憲法所不具備的：一是所規定的公民權利被侵犯時，必須有法律明文規定的授權；二是在國家公共權力機構侵犯公民權利時，必須在法律規定的幅度范圍內進行。這兩項規定也就是公法中著名的法定原則和成比例原則，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即是該原則在刑法中的體現。然而，中國憲法中沒有這一原則，中國憲法被認為是寫著人民權利的美妙的一張紙，但是沒有一個能變成活生生的可救濟的權利。三、四年前我國的憲法學者還在討論憲法是調整公民的還是調整國家權力的，還在爭論憲法的基礎。因為82憲法還規定「任何人、組織不得侵犯公民人身自由」，這似乎表明公民個人的行為也是憲法所規范的對象。但我們認為，憲法所防範的對象不是個人和組織，而是國家公權力，是對公權力的警惕和約束。憲法既要調整公權力和公權力的關系，也要規范公權力和私權利的關系。國家公權力對公民的侵犯是最大的威脅。然而，我國憲法並沒有對公共權力對私權利侵犯時所要遵循的法定原則和比例性原則，做出任何規定。

當然，按照德國基本法的規定，所有的公民權利一旦受到國家公共權力的侵犯，任何被侵權者都有權向中立的司法機構申請一個中立的司法救濟，獲得公正聽審的機會。對於這一訴權條款，我國憲法也沒有做出規定。可想而知，對於國家公共權力機構剝奪公民權利的行為，我們既沒有從實體上限制公共權力的范圍和界限，也沒有從程序上約束公權力的行使過程和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私權利還能得到維護嗎？顯然不可能。所以結論是一旦刑訴中被告人的權利不能上升到憲法權利，它必將成為無本之木，沒有根基，難以獲得憲法的救濟，難以獲得充分的尊重。我們將難以回答那個永恆的難題——難道為了維護嫌疑人的基本權利可以放縱他的犯罪嗎？對於這個問題，任何人都回答不了。

第三，憲法必須具有可訴性，違反了憲法，必須轉化成訴訟程序，作為裁判的基礎，否則憲法就是一紙宣言。違憲審查大體包括兩大類：一類是對公權力與公權力之間的糾紛裁決。在一個法治國家，所有的政治、宗教、社會問題都可以轉化成法律問題。第二類是解決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糾紛問題。這種情況發生在公民在普通的司法救濟用盡之後，還應獲得將案件訴諸憲法裁判機構的機會。一個完備的成熟的法治國家應該允許公民把侵犯其憲法權利的行為告到最高法院、憲法法院。而沒有違憲審查，所有的憲法性權利都難以獲得最後的司法救濟。

二、走出認識論誤區，引入價值理論

下面講第二個問題，走出認識論誤區，引入價值理論。今天刑訴法學者經常跟刑法學者在一起討論問題。我們驚訝地發現：最保守的法學者不在刑法界，而在刑訴法學界，刑訴法學界至今還有人堅持實事求是、發現真相、不枉不縱這些認識論意義上的概念。14世紀法國有一位臭名昭著的調查法官，經常對嫌疑人實施殘酷的刑訊逼供行為，他的名言就是「為了真相不惜一切代價」。中國刑訴法經常表達一個觀念：實事求是，不枉不縱，有錯必糾。這讓我想起16世紀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實行的令人恐怖的死亡戮屍制度。這就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古代版本，確實是血淋淋的，充滿的殘酷和不人道。可以想像，假如一味地堅持有錯必糾原則，那我們還要不要遵守追訴時效制度？時效制度的存在強調的是刑法的人道和對國家刑罰的節制。但追訴時效制度實際在倡導「事實不能求是」，因為既然事後發現了真正的犯罪人，那麼僅僅因為法定的追訴期限已經過去就不再追究刑事責任，這豈不違背有錯必糾原則嗎？看來，我們卻有必要對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這一認識論上的原則作義深入地反思。

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作為一種政治原則和哲學話語，本來與法學理論是沒有什麼關系的。但是，法學家一旦將對它不恰當地引入訴訟法學中來，甚至奉其為訴訟程序和證據法的「理論基礎」，我們認為就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地反思了。

第一，為達到一種理想的訴訟結果，刑事訴訟的程序和過程將不得不被忽略。從哲學認識論上說，任何活動都有一個理想的目標，沒有達到即為失敗，而所有為實現這一目標而設置的手段、過程都處於附屬的地位。結果，凡是有助於發現真相的行為都是可取的和正當的，凡是妨礙發現真相的行為都是不正當和不可取的。但從古羅馬以來，幾乎所有訴訟制度的改革似乎都與保障案件事實真相的發現沒有關系，甚至不少訴訟原則和制度設計都是妨礙發現真相的。如沉默權，等於讓被告人擁有了反偵查權；證據排除規則，等於將大量有助於發現事實真相的證據棄置不用；證人作證豁免制度，等於允許特定的證人因為親屬和職業關系而拒絕提供證據。舉個例子，過去論證辯護制度，有些法學者認為，辯護制度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對立統一規律，控辯雙方最後達到高度統一。但眾所周知，律師辯護辯的最高境界是無罪辯護，辯方就是找對被告人有利的事實，讓被告人逃脫法網，那麼辯護律師的職責究竟是發現真相，還是掩蓋真相？實際上，確切地說，辯護制度存在的基礎不是發現真相，而是保護被告人的利益。但這個利益往往和真相直接相違背。所以，幾乎所有文明的辯護制度沒有一個是以發現真相為直接目標的。

古羅馬有兩句證據法的諺語，一是「誰主張，誰舉證」。從訴訟法的角度來說，主張者訴訟能力太差，在民事訴訟里有理打不贏官司太正常了。但若從認識論角度說，「有理打不贏官司」，就顯得太不符合情理了。二是「凡是在法庭上有證據支持的視為存在和真實」，「沒有證據支持的視為不存在」。那麼什麼叫真相？有證據支持的才是真相，否則就不是真相。但這句話違反哲學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啊。按照認識論的基本原理，真相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這是哲學的概念，不能運用到訴訟之中。現實中證據不足，不敢判無罪，要發回重審。河北承德曾發生過四個農民搶劫、殺害計程車司機的案件，1994年發案，一審法院判處死刑後，河北高院連續三次發揮重申，並在最後一次發回重審時提出暗示，希望一審法院做「留有餘地的判決」。承德中院心領神會，判決兩個死刑，一個死緩，一個無期，疑罪從有。可見，為發現真相而進行的無休止的刑事追訴活動破壞了程序的正義，破壞了程序的文明，導致很多現代的訴訟制度規則無法引入到我國的三大訴訟法中。可以這么說，今天中國證據立法的最大理論障礙就是認識論，就是實事求是，發現真相這套理念。這是一種哲學上的完美主義，使得理想的結果代替了文明的辦案過程。畢竟，幾乎所有文明的訴訟制度都是無助於發現真相，甚至是妨礙發現真相的，這種真相所掩蓋的是國家打擊犯罪的隨意性，掩蓋了國家刑罰權的恣意濫用的實際情況。

第二，在認識論的影響下，訴訟中的證明活動需要達到不切實際的最高標准，結果導致訴訟證明活動根本不存在可操作的證明標准。對於證明標准，我國三大訴訟法都有「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表述。去年我在耶魯法學院向美國學者和學生介紹中國刑訴法，對於這句話感到很難翻譯。The fact is clear？the evidence is enough？這是證明標准嗎？這只能是一個抽象的理想目標。這種證明標準定得太高，已經高到不要標準的地步，在英語中，目標叫goal，標準是standard，兩者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否則等於沒有標准。所以中國行訴訟法將證明標準定得太高，實際導致實踐中不存在汾河可操作的標准。

到目前為止，關於客觀真實，法律真實的問題，很多人在討論，得不到解決的原因就是沒有擺脫這套理論的影響。讓我們感到悲哀的是很多年輕的學者忘記了法律科學尋求的是正義的科學，而非真相之科學，仍然用認識論這套理論看問題。認識論損害的是正義。大體說來，真相是客觀事實，屬於認識論范疇，正義、公正是價值論的范疇，兩者強調的重點不同。最理想狀態是發現真相，實現正義，但經常碰到的是真相發現不了，怎麼辦，是不是要無限的發現真相，允許檢察院無限的撤訴，當然不能。很多人對真相和正義的關系有誤會，一是為了發現真相損害過程，往往實現不了正義，導致非正義。我自己深有體會，發現真相最好的武器是什麼，就是盡量獲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可以說，獲取口供是發現真相的捷徑。但是真相的目標即使已經實現，但假若獲得真相的手段不合法、不公正，則司法的正義就仍將遭到損害。另外，正義的實現往往不以真相為前提，正義即使在沒有真相時也要實現，這是訴訟法的真諦，是程序意識的表現。

由於時間關系，現在對這個問題作個總結。認識論這套話語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喪失了正當性，成了我們訴訟制度改革，建立證據規則理論的障礙。我們今天司法改革有兩大障礙，一是來自體制上的，二是觀念上的。擺脫了認識論，需要引入一套新的理論，我稱之為過程理論，程序正義理論是它的部分，非全部。研究司法程序的人應當有個過程意識，我們的訴訟活動首先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過程，是過程的正義，不是結果的正義，結果產生於過程之中，不能脫離正當的過程而產生，這是區別法治與人治的最大區別。美國一個前任大法官道格拉斯說過一句名言：迄今為止，區分法治與專橫的人治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程序。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曾說過，人類進步的標志在於「從身份到契約」。我向梅因更多的是就私法領域而說的。其實，在公法領域中，迄今為止人類進步的最大標志是「從結果到過程」，也就是從對結果和結論的關注走向對過程和程序的關注。即使關注結果的正義也要從過程中產生，不能繞開公正的過程產生結論。但堅持認識論的學者眼裡只有結果，忽略了正當的法律過程。恰恰是正當的法律過程、程序的正義、公正的審判決定了法治與人治社會的區別。這也是刑訴法和憲法聯系更緊密的原因，它保障的是所有公民面對公權力踐踏憲法權利，為權利而斗爭的途徑和機會。最後，不管是研究證據規則，還是三大訴訟及違憲審查，要有基本的價值觀念，要把訴訟活動視為兩個過程：一個是法律價值實現和選擇過程，一個是實現法律本身的過程。不能用真相代替價值選擇。認識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另外訴訟是實現法律的過程，我們的二審程序名存實亡，流於形式，原因在於把它視為繼續發現真相的活動，二審應該走向法律審。最近司法改革一個動向要建立法律審，建立第三審，死刑復核也吸收到第三審中去，這已達成共識，要在全國構建最高院的六大分院，華東區放在上海。第三審為法律審，雙方開庭辯論，事實問題不再討論。統一適用法律，確定標准，保障法律統一實施。所以上訴審更多應該走向法律審而非事實審。這是中國司法改革的唯一途徑，首先要克服的是認識論，走出認識論的誤區，引入價值理論，過程的正義，引入法律的救濟。

三、訴訟形態的回歸

下面講第三個問題，訴訟形態的回歸。今天的刑事訴訟本質上不是訴訟，大量的現象表明我國的偵查程序、審查起訴程序乃至審判程序至今沒有建立完備的訴訟形態，還停留在一種行政治罪的方式。下面界定一下什麼是訴訟。民事訴訟是訴訟之母，是所有訴訟程序的淵源，訴訟活動本質上有兩個特徵，一是要有中立的第三方，否則就是赤裸裸的行政治罪活動。民事訴訟中沒有中立第三方，就不是訴訟，可能是一個和解活動，如私了。沒有代表國家來審判的第三方，是仲裁。要有代表國家行使裁判權的第三方，這是訴訟第一個本質特徵。二是要有控辯雙方平等地對抗，否則也不是訴訟。在行政處罰活動中，警察處罰一個人，沒有平等可言，我處罰，你被處罰。當然在西方國家，行政處罰也發生了變化，如美國微軟被指控違反聯邦反不正當競爭法，據說最近已經調解結案，微軟免除了被一分為三的命運，但交出了巨額的賠償。這個過程是美國聯邦司法部到聯邦法院告微軟，而非直接進行處罰。當然這是一個新型的可被稱為「行政契約」的制度，你違反契約，我告你，是通過一種訴訟的方式進行。如果微軟案件發生在中國，那將是另外一幅圖像：國家工商總局一紙通告將微軟公司一分為三，然後比爾·蓋茨提起「民告官」式的行政訴訟。但此時微軟已經不存在了。但在美國，聯邦司法部告微軟，在此過程中，他仍然運作存在，Windows XP照樣能研製出來。．．．．．．

Ⅵ 美國法律的「程序正義」是否是正義

程序正義也是正義，而且程序正義是必不可少的，現在很多冤假錯案就是因為沒有程序正義造成的，某種程度上，程序正義比實體正義更重要！

Ⅶ 歐美刑事訴訟法和中國刑事訴訟法的區別

英美法系是當事人主義，由控辯雙方來對案件事實進行舉證，陪審團最終確定是否有罪，法官負責適用法律來量刑！
中國，算作大陸法系的特徵！實行的是職權主義模式！

Ⅷ 美國刑事訴訟宣判後可以上訴嗎

1、對於刑事判決結果，被害人無權提出上訴，但可以申請檢察院提出抗訴。
2、對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民事部分可以提出上訴。
法律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八條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的，自收到判決書後五日以內，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人民檢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請求後五日以內，應當作出是否抗訴的決定並且答復請求人。

Ⅸ 在美國，犯人不承認，但有物證，可以判刑嗎

沒有口供，但有其他證據可以相互印證，並且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也可以定罪量刑。美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只要有證據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符合法律規定，定罪沒有問題，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了很多證據，書證、人證、物證、視頻資料等等，只要符合法律規定，能夠認定案件事實，就可以定罪量刑。

Ⅹ 對比我國刑事訴訟法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上與美國的立法有何異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大致分為三種情況，一為非法獲取之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二為違反法定程序獲取之物證資料排除規則，三為「毒樹之果」排除規則。

一、美國證據排除規則

1、美國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以反對不合理的搜查扣押、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為基礎展開的。

1914年2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對弗里蒙特．威克斯訴美國聯邦政府一案做出終審判決，「它宣告，違反第四修正案的保護、通過不合理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不能在聯邦法庭上使用以反對被告人」。標志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2、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以馬普案的判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制推行於各州。

威克斯規則原則上僅強制適用於聯邦警察採取非法搜查行為獲取證據的判決，各州法院仍可選擇性適用。美國最高法院通過沃爾夫案正式賦予了各州法院拒絕適用威克斯規則的權力， 後來綜合考慮威克斯案對各州產生的影響及沃爾夫案後各州法院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態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以馬普案的判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制推行於各州。

3、「毒樹之果」排除規則的確立，進一步使得正當程序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有了獲得救濟的可能。

以第五修正案為基礎的「反對自我歸罪特權」和以第六修正案為基礎的「獲得律師幫助權」也先後被納入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毒樹之果」排除規則的確立，進一步使得正當程序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有了獲得救濟的可能。這一系列的適用規則，組成了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基本架構。

4、制度之例外

馬普案的判決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得以推廣適用於各州，為規則在司法中被實現提供了可能。但立法規范的支撐卻未能平息包括在各種判決中頻繁出現的反對性意見，即相當一部分公眾的感知上——放縱了犯罪。共和黨尼克松當選總統後，連續啟用了「更為遵守社會秩序」的人擔任大法官，在這些人的推動下，聯邦最高法院不但極大地限制了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也催生出了如作為彈劾證據使用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一系列排除規則的例外，以避免產生「事實上有罪的被告人逃脫制裁」的不利後果。

2006年，哈得孫案的判決宣告了「敲門並表明身份」之例外規則得到了認可，即執行法官在取得合法令狀的前提下，未圓滿履行「敲門並表明身份」義務的行為，不能作為所取得的用以反對犯罪人的證據被排除的理由。

在言詞證據領域，米蘭達規則也備受爭議，雖然早在2002年的迪克遜一案中美國聯邦法院就已經申明：米蘭達規則是最高法院的一個憲法性判例，但關於「自願性」這一問題的判斷歸屬權卻始終處於法院與國會的相互爭奪狀態。直到最高法院以7比2的壓倒性優勢通過了一項司法意見，再次重申了迪克遜一案中確立的米蘭達規則的憲法性質，才使長久的爭論得到了平息。

二、中美的立法差異

1、總結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進路不難看出，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建立，沿襲了一種由憲法到刑事訴訟法、由原則到規則的轉變路徑，在美國，排除規則的憲法性多由判例構成，多年來對其存廢領域也爭論不斷，最終，美國最高法院以已通過的判例表明，排除規則本身並非憲法的要求，國會可以通過立法進行廢止。因此，有學者認為，在美國針對非法獲取之物證領域，排除規則的前景堪憂。

2、與美國不同，在我國，不論是「兩個證據規定」，還是新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都承認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保障人權方面的重要意義。而理論界也普遍承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重要的意義乃是在於體現了行使訴訟中的憲政價值，保障了行使程序的實施。因此，憲政基礎性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刑事法律體系中不可動搖的地位，這種地位不會因為個案適用上的缺位或不當應用而喪失立法上的合理性，反而會隨著「依法治國」理念在我國的深入和加強而日益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