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行政法
刑法學
第一章 導論
第三節： 刑法的效力范圍種類 確立 種類刪除「確立」兩個字。
第二章 犯罪概念
第一節：標題三 犯罪定義 的意義 合入標題二。
第三章 犯罪構成
第四節犯罪主體增加「 司法解釋中對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規定」。
第四章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態
有 5 處描述上的變化，刪除了犯意流露和犯罪預備。
第五章 共同犯罪
第二節標二至標四增加了共同犯罪具體形式的特徵要求（ 6 個特徵）。
第六章 一罪與數罪
有 3 處描述上的變化， 新增 繼續犯的處斷原則，連續犯的意義。
第七章 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
第一節標題二由「 無過當防衛」 改為「 特別防衛」
第八章 刑罰的概念和種類
第二節標二： 1 ）新增 管制的執行；拘役的執行； ， 有期徒刑的執行； ， 無期徒刑的執行； ， 死刑的執行。 2 ）適用死刑的限制性規定刪除了「 刑法典總則」 的限定。
第九章 量刑
1 、 3 處描述上的變化，新增紅字部分： 1 ）「 以 犯罪 事實為根據的量刑原則」增加「犯罪」兩字。 2 ）單位犯罪自首 的認定 。 3 ）戰時緩刑 的概念、適用條件及其後果。
2 、法定情節中刪除「 總則性情節與分則性情節 」
第十章 刑罰執行制度
除了刪除對本章內容掌握程度的概括性要求外無變化
第十一章 刑罰消滅制度
第二節標三 追訴期限的起算 合入標二追訴期限，增加「 追訴期限的規定 」字樣 。
第十二章 刑法各論概述
2 處描述上的變化。
第十三章 危害國家安全罪
刪除「 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 刪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
第十四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刪除「 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刪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
第十五章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除了刪除對本章內容掌握程度的概括性要求外無變化。
第十六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刪除「 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刪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
第十七章 侵犯財產罪
刪除「 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刪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
第十八章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刪除「 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刪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
第十九章 貪污賄賂罪
刪除「 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刪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改錯一處。
第二十章 瀆職罪
刪除「 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刪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改錯一處。
5 處大的變化， 3 處范圍限定的變化「無過當防衛」改為「特別防衛」， 其它主要是描述上的變化
對不起中國行政法的大綱實在找不到，自己想辦法吧。
B. 行政訴訟法學的作品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行政訴訟法學的研究對象
第二節 行政訴訟法學的地位
第三節 學習行政訴訟法學的方法
第二章 外國行政訴訟制度的兩種主要模式
第一節 歐洲大陸模式的行政訴訟制度
第二節 英美模式的行政訴訟制度
第三章 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建立
第一節 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建立晚的原因
第二節 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產生的過程
第三節 行政訴訟法立法過程中爭論的若干問題
第四章 行政訴訟的概念與理論基礎
第一節 行政訴訟的概念
第二節 行政訴訟的性質
第三節 行政訴訟的理論基礎
第五章 行政訴訟的基本原則
第一節 行政訴訟基本原則的概念
第二節 行政訴訟基本原則的內容
第三節 行政訴訟基本原則的宗旨
第六章 行政訴訟法律關系
第一節 行政訴訟法律關系的概念
第二節 行政訴訟法律關系的主體
第三節 行政訴訟法律關系的發生、變更和消滅
第七章 行政訴訟的范圍與管轄
第一節 行政訴訟范圍概述
第二節 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第三節 行政訴訟的管轄
第八章 行政訴訟的證據規則
第一節 行政訴訟證據的概念與特徵
第二節 行政訴訟的證據規則
第九章 行政訴訟的程序
第一節 行政訴訟程序概述
第二節 起訴和受理
第三節 第一審程序
第四節 第二審程序
第五節 再審程序
第六節 執行程序
第十章 行政訴訟的法律適用
第一節 行政訴訟的法律適用概述
第二節 行政訴訟法適用
第三節 行政實體法和行政程序法適用
第四節 行政訴訟中的法律規范沖突及其選擇適用規則
第十一章 行政訴訟的判決、裁定和決定
第一節 行政訴訟的一審判決
第二節 行政訴訟的二審判決
第三節 行政訴訟過程中的裁定和決定
第十二章 行政附帶民事訴訟
第一節 行政附帶民事訴訟概述
第二節 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
第三節 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程序
第十三章 行政賠償訴訟
第一節 行政賠償訴訟概述
第二節 行政賠償的概念和賠償條件
第三節 行政賠償的范圍和標准
第四節 行政賠償的程序
附錄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附錄二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草案)》的說明
附錄三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
問題的意見(試行)
中 國 刑 法 論
(第二版)
著作責任者： 楊春洗 楊敦先 主編
責任編輯： 馮益娜
標准書號： ISBN 7-301-03832-1/D·391
上編 刑法總論編
第一章 刑法學和刑法概述
第一節 刑法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
第二節 刑法的概念
第三節 刑法的目的和任務
第二章 刑法的基本原則
第一節 刑法基本原則概述
第二節 刑法基本原則分述
第三章 刑法的適用范圍
第一節 刑法適用范圍的概念
第二節 我國刑法的空間適用范圍
第三節 我國刑法的時間適用范圍
第四章 犯罪的概念和特徵
第一節 犯罪的概念
第二節 犯罪的基本特徵
第三節 犯罪的分類
第四節 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
第五章 犯罪構成
第一節 犯罪構成概述
第二節 犯罪客體
第三節 犯罪客觀方面
第四節 犯罪主體
第五節 犯罪主觀方面
第六章 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
第一節 故意犯罪過程中犯罪形態概述
第二節 犯罪的預備
第三節 犯罪的未遂
第四節 犯罪的中止
第七章 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
第一節 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概述
第二節 正當防衛
第三節 緊急避險
第八章 共同犯罪
第一節 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
第二節 共同犯罪的形式
第三節 共同犯罪人種類及其刑事責任
第九章 罪數形態
第一節 罪數的概念和研究意義
第二節 罪數不典型的種類
第十章 刑事責任
第一節 刑事責任概念
第二節 刑事責任的歸責基礎和歸責要素
第三節 刑事責任的發展過程
第四節 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
第十一章 刑罰的概念與目的
第一節 刑罰權與刑罰概述
第二節 刑罰功能
第三節 刑罰目的
第十二章 刑罰的體系和種類
第一節 刑罰體系和種類概述
第二節 主刑
第三節 附加刑
第四節 非刑罰處理方法
第十三章 量刑
第一節 量刑的概念和一般原則
第二節 量刑的情節
第三節 累犯與自首和立功
第十四章 數罪並罰
第一節 數罪並罰概說
第二節 數罪並罰的原則
第三節 適用數罪並罰原則的方法及其相應的情形
第十五章 緩刑、減刑和假釋
第一節 緩刑
第二節 減刑
第三節 假釋
第十六章 時效和赦免
第一節 時效
第二節 赦免
下編 罪刑各論編
第十七章 罪刑各論概述
第一節 罪刑各論的研究對象和體系
第二節 罪狀和罪名
第三節 法定刑
第十八章 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一節 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概念與特徵
第二節 分裂國家罪和煽動分裂國家罪
第三節 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第四節 投敵叛變罪和叛逃罪
第五節 間諜罪
第六節 本章其他犯罪
第十九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一節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念與特徵
第二節 放火罪和失火罪
第三節 爆炸罪
第四節 投毒罪
第五節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六節 破壞交通工具罪、破壞交通設施罪
第七節 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
第八節 劫持航空器罪
第九節 盜竊、搶奪槍支、彈葯、爆炸物罪和搶劫槍支、
彈葯、爆炸物罪
第十節 交通肇事罪
第十一節 重大責任事故罪
第十二節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章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第一節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概述
第二節 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
第三節 走私罪
第四節 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
第五節 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六節 金融詐騙罪
第七節 危害稅收征管罪
第八節 侵犯知識產權罪
第九節 擾亂市場秩序罪
第十節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一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第一節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的概念和特徵
第二節 侵犯他人生命權、健康權的犯罪
第三節 侵犯婦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和身心健康的犯罪
第四節 侵犯他人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的犯罪
第五節 借國家機關權力侵犯他人權利的犯罪
第六節 妨害婚姻家庭罪
第七節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二章 侵犯財產罪
第一節 侵犯財產罪的概念和特徵
第二節 搶劫罪和搶奪罪
第三節 盜竊罪和詐騙罪
第四節 侵佔罪和職務侵佔罪
第五節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三章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第一節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概念和特徵
第二節 擾亂公共秩序罪
第三節 妨害司法罪
第四節 妨害國(邊)境管理罪
第五節 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六節 危害公共衛生罪
第七節 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
第八節 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
第九節 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
第十節 製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罪
第十一節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四章 危害國防利益罪
第一節 危害國防利益罪的概念和特徵
第二節 阻礙軍人執行職務罪
第三節 阻礙軍事行動罪
第四節 破壞武器裝備、軍事設施、軍事通信罪
第五節 冒充軍人招搖撞騙罪
第六節 接送不合格兵員罪
第七節 偽造、變造、買賣武裝部隊公文、證件、印章罪
第八節 戰時拒絕、逃避徵召、軍事訓練罪
第九節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五章 貪污賄賂罪
第一節 貪污賄賂罪的概念和特徵
第二節 貪污罪
第三節 挪用公款罪
第四節 受賄方面的犯罪
第五節 行賄方面的犯罪
第六節 介紹賄賂罪
第七節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六章 瀆職罪
第一節 瀆職罪的概念和特徵
第二節 濫用職權罪
第三節 玩忽職守罪
第四節 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
第五節 徇私枉法罪
第六節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七章 軍人違反職責罪
第一節 軍人違反職責罪概述
第二節 危害作戰方面的犯罪
第三節 違反部隊管理制度的犯罪
第四節 危害軍事秘密的犯罪
第五節 破壞作戰裝備、物資方面的犯罪
第六節 侵犯部屬、傷病軍人、平民、戰俘利益的犯罪
第七節 本章其他犯罪
附 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定
後 記
C. 中國法制史 以官統事,以事隸官
來由上面說的很清楚了,以官統事的意思是:以(用,使用,聘用)官(各階官銜)統(統治,意指決定和管理)事(事物,指職權內的大小事物).以事隸官的意思是以(用)事(事物,指低級官員所要負責的事物)隸(被…統治,被…奴役)官(當官的人,指上面所指的低階的官).這是古代的帝王之道.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上級領導設立各種職位來分管組織的各項事物.而這些事物就是上級領導用來剝削管理層能力的枷鎖.這是古代的帝王之道
D. 什麼是戰時法
國際人道法的目的是通過盡可能地保護並援助戰爭受難者，從而將戰爭造成的苦難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因此國際人道法只著眼於沖突的現實情況，而不考慮訴諸武力的原因及其合法性。在沖突事件中，它只調整沖突中有關人道方面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戰時法。其規定適用於交戰雙方，而不論沖突的起因，也不管沖突雙方所提出的原因是否正義。
目的是在戰時的強制規則，以限制戰爭的破壞性的，排除某些類型的武器，保護平民，並限制該地區的范圍和戰鬥力。
E. 戰時城市管制的內容是怎樣的
2月12日晚，湖北省十堰市張灣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布張灣區全域從12日24:00起實施「戰時管制」，管制措施原則上以14天為一周期，視全市及張灣區疫情防控效果予以提前解除或持續實施。
這也是此次疫情中全國第一個「戰時管制」令。張灣區發布的通告稱，這是非常時期、非常之舉，勢在必行、迫不得已。
為什麼要採取戰時管制令？十堰市張灣區目前疫情情況如何？一個區宣布「戰時管制」有法律依據嗎？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介紹，「戰時」並非准確的法律稱謂，是應急管理體制的一種表述。為應對疫情，各地啟動一級應急響應，有權採取一些措施，但措施應當必要和適當，遵循比例原則。「有權採取措施，不等於有權採取任何措施。」
通告要求所有樓棟封閉管理 強行沖闖一律拘留
此前，也有地方針對疫情採取封控隔離措施，比如天津封控寶坻區百貨大樓。但張灣區的戰時管制措施適用范圍是一個面積達657平方公里的縣級行政區。
根據通告：所有樓棟一律實施全封閉管理，所有居民非醫護人員、醫葯物資從業人員、抗疫公務人員和水電油氣、通訊網路、糧食蔬菜等基本民生保障從業人員，不得出入樓棟。所有強行沖闖小區、庭院、樓棟、道路出入口設置的隔離、警戒、封控設施的，一律拘留。
所有居民區（點）一律嚴格實施戰時管制，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資由鄉鎮、街辦（開發區、工業新區）及村（居）委會負責定時定量、定品種定價格配送，急需葯品實行代購服務。
所有鄉鎮、街辦（開發區、工業新區）及村（居）委會一律實施戰時管制，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最嚴格、最管用的管制措施，廣而告之，宣傳到戶，會同公安機關從嚴管理、從嚴封控。
通告稱，這是非常時期、非常之舉，勢在必行、迫不得已。
官方稱此舉是為減少人員流動 倒逼病源暴露
戰時管制令一經發布，引起廣泛關注，一些人認為這是必要之舉，也不乏質疑的聲音。對於當地居民，物資等現實問題是他們最關心的。
張灣區居民何先生告訴記者，因為所在小區屬於疫情「重災區」，所以從初一開始封閉管理。吃喝等日常用品從網上訂購，第二天由社區工作人員統一送到樓下。
「昨晚知道這個消息，還是很焦慮的。本來打算2月14日上班，進行戰時管制，就繼續擱置了。」何先生說，「已經在家隔離了近二十天，生活用品都消耗得差不多了，網上可以買，但可選擇的種類少，配送時間長。」
「非常之舉」的背後，十堰市張灣區的疫情狀況如何？
記者了解到，截至2020年2月12日24時，十堰市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562例（含臨床診斷病例3例），其中：茅箭區193例、張灣區137例。
官方在第16號通告中表示，未來10天左右乃至2月中下旬不排除是爆發期。「這是為減少人員流動，倒逼病源暴露，遏制疫情擴散，避免長期消耗。」通告稱。
(5)戰時行政法擴展閱讀
以下為通告正文：
張灣區全域實施戰時管制的緊急通告
嚴格實施居家隔離、群防群治，是防止感染傳染新冠肺炎的科學之策，是維護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迫切之需。為減少人員流動，倒逼病源暴露，遏制疫情擴散，避免長期消耗，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現就張灣轄區緊急實施戰時管制有關事項通告如下：
一、所有樓棟一律實施全封閉管理，所有居民非醫護人員、醫葯物資從業人員、抗疫公務人員和水電油氣、通訊網路、糧食蔬菜等基本民生保障從業人員，不得出入樓棟。
二、所有小區、庭院、居民點一律嚴格封控，非抗疫車輛、公務用車、醫護人員用車、貨車和救護、消防、搶險、警車等特種車輛，其它車輛一律禁止出入。
三、所有居民區(點)一律嚴格實施戰時管制，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資由鄉鎮、街道(開發區、工業新區)及村(居)委會負責定時、定品種定價格配送，急需葯品實行代購服務。
四、所有小區、樓棟、庭院、居民點一律由鄉鎮街道(開發區、工業新區)、村(居)委會統籌安排市、區下沉幹部和鄉鎮街道、村(社區)兩級幹部以及村(居)民、物業人員24小時值守把守，不符合特定批准情形的居民一律禁止出門、出樓、出小區。
五、所有強行沖闖小區、庭院、樓棟、道路出入口設置的隔離、警戒、封控設施的，一律拘留。
六、所有鄉鎮、街辦(開發區、工業新區)及村(居)委會一律實施戰時管制，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最嚴格、最管用的管制措施，廣而告之，宣傳到戶，會同公安機關從嚴管理、從嚴封控。
七、所有黨員幹部居民必須無條件服從居住地村(居)委會統一領導和調度，就地參與防疫工作；所有需要集中隔離的密接人員、發熱人員一律集中入住張灣區醫學觀察點。
八、本通告戰時管制措施自2020年2月12日24:00全面執行，原則上以14天為一周期，視全市及張灣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效果予以提前解除或持續實施。
非常時期、非常之舉，勢在必行、迫不得已。請全區居民一起再居家堅守14天，自我防護，相互隔離，靜待病毒出現，倒逼病源暴露，力求不感染，堅決不傳染。
由此給廣大居民帶來諸多困難與不便，敬請理解支持、諒解配合！
特此通告。
十堰市張灣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2020年2月12日
F. 國民政府戰時體制是什麼
所謂統制經濟，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前提下，國家財政為服從戰爭需要，依靠行政的法律手段，直接干預或管制生產、流通、分配等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和國民經濟各個部門。
它是一種高度專斷集權的資本主義戰時經濟模式。統制經濟的全面實行，就是戰時經濟體制確立的表現。統制經濟政策是抗戰時期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以國防建設為核心的總方針下，制定和推行的最重要的經濟政策。
(6)戰時行政法擴展閱讀
實行戰時經濟政策優勢：
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對於與抗戰有關的國民經濟各部門、各領域、各環節，按照統一的計劃，實行"統制"，這是國民黨政府當時的唯一選擇。
戰時經濟統制政策是保證抗戰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經濟政策的核心就是"統制"，從工業建設到財政金融，從物資管理到外貿出口，正是利用和依靠這些統制政策，才成功的打敗了日本侵略者。
由於戰時經濟政策的調整，逐漸改變了抗戰伊始的被動局面，保證了戰爭的需求。也是中國人民完成神聖的抗戰大業、運轉國民經濟的客觀需要。
G. 英美法系國家為什麼開始不承認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
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問題之一，歷來為中外學者所關注。但對什麼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西方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各學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國中，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大法系。這兩大法系各具特點，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認識也有各自鮮明的特色。所以，這里主要以西方兩大法系作為比較對象。通過對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深入比較，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規律，以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 大陸法系-以法、德為代表的分析
（一）法國：行政法治與均衡原則
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1]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國：依法行政、比例與信賴保護原則
德國與法國並稱為現代大陸法系的兩大脊樑。法國在大陸法系中以民法的貢獻最大，同時亦被譽為行政法的母國。但在公法學、特別是行政法學領域，後來居上的德國也形成了現代世界行政法體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各國行政法影響極大。[3]在德國，對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因素是法治國思想。法治國的思想發軔於德國，法治國理念孕育著依法行政原則。而且隨著法治國思想在德國從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發展變遷，行政法基本原則也在法治主義由機械走向機動，行政權由消極走向積極的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即由作為形式主義的依法行政原則過渡到實質主義的比例、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義是指行政活動必須接受議會法律的規制，必須置於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動違法的，必須追究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對依法行政原則的具體內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國行政法學創始人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法律的規范創造力原則，即行政機關所制定的行政法規范是法律創造的；第二，法律優位原則，即法律對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與法律相抵觸；第三，法律保留原則，即一切行政作用雖非必須全部從屬於法律，但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由法律規定。 [4]多數學者則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兩項內容，即法律優位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則，又稱為均衡原則[6]或平衡原則[7]，是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的典範。它不但為現代條件下的干預行政提供了新的規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適用性。在行政法上，無論是制定普遍性規則的行政活動還是傳統的行政行為，都應當接受該項原則的規范和制約，並以此判斷它的合法性。[8]奧托。麥耶爾曾將比例原則譽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則」。台灣學者陳新民教授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樣，二者均可稱為相應部門法中的「帝王條款」。[9]一般認為比例原則是一個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它濫觴於19世紀警察國家時期，淵源於「法治國家理念及基本人權之本質」，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逐步成為限制行政權的有效手段。它具體包括三個子原則： 第一，行政措施對目的的適應性原則。即所採取的國家措施（普遍的或個案的）適應於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規定的目的，不得偏離。第二，最小干預可能的必要性原則。如果以國家措施干預公民自由為實現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麼這種干預應當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權力對公民一般自由權利的干預，只應當發生於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於基本權利的性質，個人對於公共權力不必要的干預可以提出異議進行抵抗。第三，禁止過分的適當性原則。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預自由的國家措施對當事人來說是不過分的，對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是適當的，又稱為狹義的比例原則。質而言之，比例原則要求行政目的與行政手段相適應、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賴保護原則是二戰後在德國發展成功的又一項行政法原則。其涵義是指：基於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護社會成員正當權益的考慮，當社會成員對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形成合理信賴，並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時，行政主體不得變動上述因素，或在變動上述因素後必須合理補償社會成員的信賴損失。該原則的核心思想即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權益。[11] 「保護人民權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過程中卻處處隱藏著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規范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作出修正，行政行為因違法或不合適宜也需要加以撤銷或廢止而發生變動等。為不使社會成員因信賴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損害，有必要對其正當權益設置一道屏障。信賴保護原則正是對這一現實需要的制度回應。當然，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是有條件的，且因信賴對象的差異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別。概括而言，其適用條件是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值得信賴，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為代表的分析
（一）英國：越權無效、合理與程序公正原則
英國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國家。與大陸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國沒有劃分公私法的傳統，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與公民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原則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調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轄。雖然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理念與制度在英國開始於17世紀下半葉，但直到現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採用過去普通法的一套規則和形式。[13]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義原則」（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對英國行政法一直起著支配的作用，並由此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等三項基本原則。
所謂「法的統治」，又稱「法治原則」，根據英國著名學者戴西（A.V.Dicey）的解釋，其涵義即「英國人依法，而且只依法進行統治」。[14]「法的統治」這種理論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相結合，作為英國憲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確立，與「議會主權」原則在近代英國憲法中同時占據了穩固的地位。[15]所謂「議會主權」的原則是議會制定法處於英國法的頂點，不存在優越於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審查它的機關。它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憲法斗爭勝利的結果，亦被戴雪稱為英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在行政法上，議會主權原則與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共同構成行政法的基礎，並由此產生行政法的一個中心原則」，[16]這就是「越權無效」原則。因為根據法治原則，政府行使權力的所有行為，即所有影響他人法律權利、義務和自由的行為都必須說明它的嚴格的法律依據，受到影響的人都可以訴諸法院。根據議會主權原則，議會制定的法律為最高法律，法院必須無條件地適用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不能審查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機關的行為如果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以內時，法院就無權過問。也就是說，英國法院對於行政訴訟的管轄權，只在行政機關行為超越其法律許可權時才發生。法院通過判例由此發展了著名的「越權無效」原則。英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威廉。韋德指出：「公共當局不應越權，這一簡單的命題可以恰當地稱之為行政法的核心原則。」[17]這個核心原則是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
當然，在戴雪的法治觀中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認為行政法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和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這使得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對戴雪而言，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18]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19]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自然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也在行政法中獲得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領域中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在英國，自然正義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20]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21]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的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戰時的緊急狀態賦予行政機關許多不受自然正義約束的特權（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戴雪意義上的真正的特權。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24]但是，1963年上議院在處理「理奇訴鮑德溫」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26]這標志著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擴展地應用於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中。[27]「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英國行政法在傳統的根基上的復興帶了個頭。「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28]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中，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9]由於近代以來，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上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總之，在英國，如果說合理原則主要是實體法原則的話，那麼公正原則則主要是程序法原則，越權無效原則則既涉及實體也涉及程序；如果說越權無效原則（狹義）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法明確規定的條件，是一種授權法原則的話，那麼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則主要是一種普通法原則。從這個角度，英國的這三項原則是平行的。當然，廣義的越權無效原則包含著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後兩者實際上是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立法所隱含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又只是越權無效原則這一總原則的分支部分或補充原則。這就是英國以上三項原則之間的關系。
（二）美國：正當程序與行政公開原則
美國法的基礎是英國普通法，兩國同屬普通法系國家，其行政法理論和制度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美英行政法幾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紀末，為了解決工業迅速發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美國建立了獨立管制機構（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標志著美國行政法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據美國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而制定的《聯邦行政程序法》，從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對龐大的行政權加以控制，從而使美國行政法得以迅猛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對行政法的影響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並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美國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則即行政公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先是在紐約州1787年「人權法案」中得到發展，然後才被吸收到聯邦憲法修正案中，並通過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發揚光大。根據美國法院的解釋，憲法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程序法的規則，稱為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其二，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實體法的概念，稱為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如果議會制定的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標准時，法院將宣告這個法律無效。[31]在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上，自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行政權的擴展，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從而使得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呈爆炸性的擴張，而不再只適用於法院的訴訟程序。所謂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即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它是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領域中的具體運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領域的滲透與擴張。
行政公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行政法發展的又一重要方向。這段時期，由於越戰失利、總統選舉舞弊及種族歧視擴大，公眾對行政機關越來越不滿，從而導致行政機關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在這段時期經過幾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實現行政公開。公眾認識到過去通過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來限制行政權，只能保障個人的權利免受行政機關的侵犯，而不能保證行政權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證行政機關能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須公開，由公眾直接參與對行政的監督，以補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審查的不足。於是，國會於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關於政府文件公開的決定，制定了《情報自由法》，規定除該法列舉的九項情況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須公開，任何人有權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機關不得拒絕；1976年制定《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合議制機關的會議必須公開；1974年制定《隱私權法》，規定行政機關所保持的個人紀錄，有對本人公開的義務等。[32]行政公開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所謂「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33]當然，公眾享有了解權，有權知悉並取得政府掌握的檔案或信息，同時，法律也對公眾的了解權作了限制。《情報自由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和《隱私權法》分別就政府文件的公開、會議的公開和個人記錄的公開問題作了詳細規定，構成了美國行政公開制度之骨架。
三 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與對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之共性規律
無疑，西方各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既存在著形式上的差異，又有著深層次的共性特徵。無論是差異，還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國情基礎。尤其是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國國情，適應各國的法律傳統、民族傳統、政治體制及社會經濟情況。由於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差異，導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模式存在著較大不同。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的模式。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尋求出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一些共性特徵和規律。
1.法治國家與憲法精神
正如現代行政法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一樣，作為規范行政權力之基本法律准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是伴隨著近代法治國思想的發展而形成的。雖然法治國思想發軔於德國，但是「大自然迫使人類去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34]因此，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國不同程度地確立為本國基本的治國原則。盡管早期在德國所表現出的「法治國」（Rechtsstaat）思想與在英國表現出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確存在某些層面上的不同，但「就講求法治國家的基本目的乃在於保障人權與抑制政府的濫權，使得法成為規范國家生活的惟一準則，此是英、德兩國法治主義者所不爭的事實」。[35]
法治的要義在於對公權力的合理配置。在專制國家時代，公權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國家時代，國家公權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審判的拘束，而法治國則更進一步，所有公權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務就在於為行政權力的運作提供依據，使行政權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隨著自由法治國家向社會法治國家的發展，近代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變遷，法治原則已不僅僅是判斷權力運作合法性的准繩，而且也成為衡量權力運作正當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據。相應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即行政必須服從法律的基本准則，也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成為衡量行政權力運作的合法性、正當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則。可以說，法治原則不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則，而且推動了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逐步發展並完善，因而始終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法治國家的理念與原則又是通過憲法而確立的，它們反映到憲法之中而成為基本的憲法精神和原則，並發揮著規范國家權力運作之功效。作為「憲法的具體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則正是從體現民主法治國家精神和觀念的憲法原則中推導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據。質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則是由憲法決定的，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憲法，就有什麼樣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如德國憲法所規定的法治國原則、議會民主原則和基本權利保護原則不僅決定著德國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則，還要求行政活動符合比例原則，遵循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由法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決定的。越權無效原則之所以是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是由英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與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所決定的。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則直接形成為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
憲法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且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容和精神。因此，雖然法治是各國行政法的共同目標，但其具體內容卻因各國憲政體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先原則是德國依法行政原則的內容，而不是英國越權無效原則的具體內容，盡管兩者都是現代法治國家政府行使權力時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則。
2.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
從方法論上看，西方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還是一個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相結合的過程。無論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其行政法都是一個基本的部門法，但多數國家卻尚未制定出一個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樣的統一行政法典。這就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無法通過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確、統一的規定，而只能是通過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國家，這種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確認，並輔之以理論的歸納、總結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通過法官的判例來確立，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國行政法上的程序正當原則和實體合理原則，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確認，然後被後來的判例所反復援引、實踐後發展起來的。英國行政法學權威韋德在分析實體合理原則時，就述及了對該原則確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數十個判例。[37]作為英國行政法之核心原則的越權無效原則，雖然是一個制定法原則，但該原則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即越權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錯誤」
H. 論近代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對歐美行政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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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雪的法治觀（Rule of Law）不僅為英國 現代 法治理論奠定了基礎，也是我們理解英國行政法治的邏輯起點。根據前述戴雪法治觀中所強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基本信條，任何國家官員都必須像公民個人一樣服從同一普通法律並受同一普通法院系綆 ?管轄。從這一意義出發，戴雪極力反對在英國實行法國式的行政法和行政法院。他認為英國的法治迥異於法國模式的「行政法」或稱「官法」（Adroit Administratif），行政法只不過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與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⑥] 這種傳統的法治觀使得英國人長期認為「行政法」只是歐洲大陸的「行話」。同時，由於普通法在英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更使得法國模式的「行政法」無法容身於英國的傳統法治之中。因此，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傳統法學中行政法並不是一個單獨的部門法，也沒有明確的行政法概念。 從某種意義上講，戴雪所贊揚的法治比法國模式的「官法」更能有效地控制行政權的專橫和濫用。然而，「這種排斥行政法的法治觀念也包含著戴雪等人對十九世紀法國行政法的 誤解」。[⑦] 隨著社會的發展，19世紀末諸多的社會 問題 需要行政法加以解決，保守的英國法治觀無法適應新的社會現實，於是行政法概念逐步被承認，並在制度上有了較大的發展。特別是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 經濟 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在戴雪看來，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栠 ??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⑧] 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⑨]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性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普通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在行政法中也獲得了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頠 ??域中得以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並影響世界各國。所謂自然正義，乃是英國自古即已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 歷史 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⑩] 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11] 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 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12]所以，多諾莫爾（Donoughmore）委員會的報告指出：「雖然自然正義原則所包含的並非是明確且廣為接受的、並由英國法院實施的法律規則，但是，我們認為有一點不容置疑，那就是，的確存在著某些讓所有作出司法或准司法決定的裁決機構和人員都必須遵守的司法行為規則。」[13]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14]，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隨著政府權力持續不斷地急劇增長，只有依靠持續公正，權力才可能變得讓人能容忍」[15].因此，早 在20世紀以前，自然公正就成了英國行政法最具特色和最活躍的一部分。 當然，英國自然公正原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也曾遭到過嚴重冷落。在二戰前的英國，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自由，但在戰時及戰後的很長時間內，這種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在戰時的緊急狀態下行政機關被賦予了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權，而這些自由裁量行為又被認為是純行政行為而不受自然公正原則的支配。於是，行政自由裁量權再次成為了戴雪所謂的真正意義上的「特權」 （privileges）。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激進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16] 所以這一段時期自然公正原則在英國行政法中沒有得到很好的運用，幾乎被完全拋棄。但是，1963年貴族院在處理「理奇詮 ?鮑德溫」（Ridge v. Baldwin）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17] 這標志著英國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得以大大擴展。「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都要適用這一原則。[18] 無疑，「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在英國行政法上的適用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19] 從上面的 分析 可見，在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原理和「自然正義原則」的長期發展及其影響和作用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 二、越權無效原 則 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它作為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其最原始的根據是：既然議會法律至上，法院又必須執行議會的法律，所以行政機關行使權力不能超越法定范圍，否則，法院即可宣告其無效或撤銷它。經過長期的積累，法院通過解釋的 藝術 以判例形式擴大並充實了越權原則的豐富內涵。現在越權一詞幾乎涵蓋了全部行政違法形式，活躍的越權原則就像希臘神話中的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一樣解釋出各種違反議會意志的違法形式。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上越權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 ??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0] 由於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 關於程序上的越權，是指違反明確的法定程序（Failure to follow expressly prescribed procere），即行政機關違反成文法規定的必須遵守的程序。在英國人看來，程序不僅存在自身的正義價值，它還可以間接支持結果的妥當性，甚至直接決定結果公正；同時，程序的法定不僅利於實現公正，也能促進效率。所以，議會在授予行政機關權力時，往往吠 ?時規定行使權力的程序。根據議會主權原則，這些法定程序當然是行政機關必須首先遵循的程序規則，否則即構成程序越權。常見的法定程序有委任程序、咨詢程序、說明理由等。從司法審查的角度來看，法定的程序規則被分為任意性規則和強制性規則兩類。違反任意性程序規則的，不影響行政行為的效力；違反強制性程序規則的，才構成程序越權。[21] 至於兩者的區分標准，法院採取的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通常根據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個案中所受的影響來決定。一般來說，「如果違背該行為的要件的性質是無足輕重的，如果認為那些要求遵守這些要件的人其利益並未受到任何實際的歧視，如果由於認為這些要件是強制性的要件，可能導致嚴重的公共煩擾，如果法院以任何理由不願意干涉這個被懷疑的行政行為或行政決定的話，那麼，違反程序規則或形堠 ??規則很可能被認為屬於指導性要件。」[22] 關於超越管轄權的范圍（Breach of Jurisdictional Conditions），它屬於行政機關實體越權的情形之一。英國議會法在授予行政機關行使某項職權時，必然同時要規定行政機關行使相應職權的法定條件。行政機關如果在法定條件不具備或條件不相符合時行使職權，即為「超越管轄權的范圍」。而在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法定條件中，既有事實因素也有法律因素。事實因素又分管轄權事實和非管轄權事實。管轄權事實是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最主要事實，缺乏這個事實即無管轄權。例如，內政部長對於不符合英國利益的人，可以命令出境。這一法律規定中，被命令出境的人是外國人的事實就是管轄權事實，如果被命令出境的人不是外國人，則部長對此案就沒有管轄權；不符合英國利益的事實也是事實因素，但屬於非管轄權事實。只有砠 ??轄權事實錯誤才導致行政機關超越管轄權；對於非管轄權事實的判斷錯誤，除非是故意錯誤，法院不能以越權原則為基礎進行司法審查。管轄權事實與非管轄權事實區分的標准在於後者的存在只決定行政機關的權力是否合法，前者則決定行政機關對某事是否有管轄的權力。管轄權事實與非管轄權事實的區分標准並非絕對，不同時期，不同法院有不同標准。這種區分在理論上非常重要，在實際中卻很困難。盡管如此，「但是英國法院在司法審查中仍然採用管轄權的事實這個原則，限制行政機關權力的范圍」。[23]影響管轄權的法律錯誤先前也被稱為「管轄法律」，而不影響行政機關管轄權的法律則為「非管轄法律」。但是這種區別已經過時，現在的英國學者認為，法律沒有不影響管轄權的，任何法律問題都影響管轄權，都構成超越管轄權的范圍，都是管轄權錯誤，因栠 ??不存在「非管轄權的法律錯誤」。[24] 以往，對法律錯誤的司法審查，只有在錯誤屬於「管轄法律錯誤」或「案卷表面錯誤」時，法院才有權撤銷。現在，行政行為任何明確的法律錯誤都是管轄權錯誤，法院均可撤銷。正如丹寧勛爵在1979年7月14日判決的「皮爾曼訴哈羅公學校董案」中所言：「正確行事的 方法 是這樣裁定：任何法庭或裁判所均無權在與案件判決相關的法律上犯錯誤。倘若它犯有這類錯誤，那麼它即是越權，可用調卷令糾正它的錯誤。」[25] 關於不履行法定義務，也是實質越權的表現形式。由於當事人只有在其特別權利遭受行政行為侵害時才能請求司法審查，所以不履行法定義務常限定在行政機關對當事人的特定義務范圍內討論。行政機關的某些具有普遍性質的義務，是對一般公眾的義務，公民個人對此無權請求司法審查。當然，所謂法定的義堠 ??，並不以法律明確規定的義務為限，有時這種義務可以從法律的解釋中看出。[26] 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義務的形式多種多樣，包括不行使權力在內。但由於行政羈束權下不履行法定義務極易識別，所以不履行法定義務最引人注目的是不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或利用契約束縛自己對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根據英國法律，行政機關不能用契約束縛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例如，一港務管理局購買一塊土地時，達成業主有從鄰地經過該地到海港的權利的契約。後來由於行政機關改變所購土地的使用，無法履行契約。按禁止翻供原則，此案行政機關必須遵守契約條款，束縛自己的自由裁量權。但法院認為這個條款阻礙港務當局以後根據公共利益需要自由利用土地的權利，束縛了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因而無效。另外，行政機關事先用政策束縛自己的自由裁量權而不考慮每個案件 的具體情況，也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亦是越權的表現。[27] 關於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Error on the Face of the Record），又稱「案卷表面錯誤」，是指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的各種材料、文件、有關證據和理由說明及相對人提出的申請書、有關陳述和說明（統稱行政案卷），顯示出明顯的法律錯誤和使行政決定或裁決不能成立的事實錯誤。「案卷表面錯誤」原本不包括在越權原則之內，後來經過了長期的發展才成為越權原則的一個理由。在越權原則產生之前，對於行政機關和行政裁判所的決定，很少能通過上訴途徑進入法院，接受司法審查和司法控制，法院通常只能通過調卷令，調取行政裁判機構（包括下級法院）的決定（裁決、判決），對其案卷進行審查，撤銷有「案卷表面錯誤」的決定。所以，「案卷表面錯誤」 曾一度是英國普通法院採取的主要司法審查 標准。但是，由於隨後普通法院在使用「案卷表面錯誤」時越來越強調形式主義而引起了議會的反感，議會為此通過一些法律限製法院的審查權力。為應付議會的限制，法院不得不把注意力轉移到管轄權控制上，於是越權原則不斷得到運用，其包括的范圍越來越廣泛。起初，「案卷表面錯誤」還是越權原則以外獨立的司法審查原則，後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案卷表面錯誤」也是一種越權行為，而不是越權原則以外的錯誤。這個觀點首先出現在上議院1969年安尼斯米尼克有限公司訴國外補償金委員會的判決中（Anisminic Ltd.V.Foreign Compensation Commission）。[28] 該案的判決中明確將「案卷表面錯誤」歸入越權。現在理論和實踐均趨向於認為，行政決定的任何法律錯誤，無論是案卷表面上的或非案卷表面上的，均構成越權，從而使越權無效原則的這一例外基本上歸於消失。[29] 越 權無效原則幾乎成了英國普通法院控制行政權力的統攬一切的基本原則。
三、合理性原則 在英國，行政合理性原則主要針對自由裁量權而設，它是判斷自由裁量權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濫用的標准。同時，合理性原則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法院通過判例在不斷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中 發展 起來的。最初運用該原則的判例是1598年的魯克案（Rooke『s Case）。此判例規定下水道管理委員會們必須合理地行使他們在制定排水計劃方面的廣泛權力。法官科克在該案的判詞中寫道：「盡管委員會授權委員們自由裁量，但他們的活動應受限制並應遵守合理規則和 法律 原則。因為自由裁量權是一門識別真假、是非、虛實、公平與虛偽的 科學 ，而不應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和私人感情行事。」[30] 以後的判例不斷引用該項原則來作為司法審查的基準，至20世紀初 ??該原則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程度。然而，合理性原則發展至此時止，其仍舊主要還是關於行政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時的程序要求。直至1948年韋德內斯伯里案（Wednesbury），這種狀況才有較大改變。在該案中，法官根據合理性原則，擴張司法審查的許可權，從程序審查及於實質審查。自該案例以後，法院對於行政行為之審查已如德國的比例原則一樣，及於對行政行為實質上是否顯著不合理的判斷，而與法國行政法的發展異曲同工。[31]1968年的帕德菲爾德（Padfield）案又發展出要求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政介入請求權，使合理性原則的適用范圍自行政作為及於行政不作為；1985年的政府通訊總部案（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Headquaters；GCQH）則更進一步使合理性原則的適用范圍及於傳統所不及的國王特權。[32] 時至今日，合理性原則已擁有非常豐富的內涵，「成為近年賦䠠 ??行政法生命力最積極和最著名的 理論 之一」，並且「該原則幾乎出現在每星期所發布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該原則得到了成功運用」。[33] 同時，英國的合理性原則也有效地控制了行政權的濫用，「該合理原則之演進，不啻代表英國近百年來之行政法發展史中最重要之一頁，」[34] 「它在實體方面對行政法的貢獻與 自然 公正原則在程序方面的貢獻相同」。[35] 行政合理性原則是作為判斷自由裁量權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濫用的標准而設置的，但這個標准卻難以掌握。這一方面是因為合理性 問題 本身的意義相當籠統，十分抽象和復雜；另一方面也與人們判斷的主觀性有關。對同一個行政行為，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判斷，即有的人認為是合理的，而有的人卻認為是不合理的。其中到底哪種判斷更符合實際也是難以判斷的。正如英國黑爾什姆大法官所說，「兩個合琠 ?的人可以對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且不能指責這兩個相反的結論有任何不合理。」[36] 然而，現實和法律的要求是，必須把抽象的概念具體化、確定化，把主觀的判斷客觀化和標准化。為此，英國的司法審查盡可能避免正面闡述合理的含義和要求，而習慣於作一種反向思維，即努力找出到底什麼或哪些屬於「不合理（Unreasonableness）」，從而找出一個行政合理性的最低標准。同時，英國的司法審查往往習慣於用判例來確立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各項具體規則。因為，「抽象的合理，也只有在具體的判例中才能加以討論和確定
I.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行政體制的變化
簡單說哈：春秋時期各國之中央行政體制－
國君之下有一總領全國軍政之首腦，稱之執政（相、元帥）、下轄有：司徒、司空、司寇、司馬、卜人、史官等。
（春秋時期各國之地方行政體制－國野制）
戰國時期：國君之下以相主行政事務，而由將主軍事。而在相之下轄有內史、司寇、司空、工師、虞人、行人及卜、史分掌各項行政事務。至於將之下轄有尉等各級武職官。
復雜說哈：
列國行政體制的變化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為適應對外戰爭和穩定國內局勢的需要，先後在不同程度上對本國現行的行政體制進行了調整和變革。由於列國國情不同，調整和變革的深度、廣度以及時間的早晚也不一樣，但總的發展趨勢是相同的，都是向官僚行政體制發展。
（一）以宗法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世卿制的逐步瓦解
春秋時期，王室、諸侯、卿、大夫之間的激烈斗爭，使君臣之間以宗法關系構成的約束關系發生動搖。諸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等等新的君道和君臣關系的理論觀點逐步出現，並受到重視。這些觀點認為，為君主的不但要憑血統，也應具有一定的治國用人才能；為輔佐大臣的世卿，也應受到德、功、能等的檢驗。在這新舊交替之時，公室、卿大夫、士相繼主持政務，則充分說明以宗法血緣為基礎的世卿制必然趨向瓦解。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天子為天下大宗，所以稱為「宗周」，王位由嫡長子世襲，王的眾子則封為諸侯，為王國的小宗。諸侯在其國為大宗，世子世襲，諸侯的眾子則封為卿大夫，為侯國的小宗。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為大宗，嫡長子世襲，卿大夫的眾子則被封為士，為卿大夫的小宗。異姓諸侯也同樣實行此制。與王侯同姓的為公族，異姓的為卿族；他們世代相傳為大宗，又稱為「世族」。這些世族憑借其優越的地位，在王侯國內世代為官，即所謂的「世卿」制度。王室衰微，諸侯興起，與此同時，諸侯國的卿大夫勢力也相對膨脹，他們在列國君主身邊贊襄政務，在戰爭中借功邀賞，土地和實力不斷擴大，往往取得決策者的地位，置君主於不顧，甚至驅君、殺君，廢立君主。據《左傳》載，成公十八年，晉國欒書、中行偃弒晉厲公；襄公二十五年，衛國孫林父、寧殖逐衛獻公；襄公二十五年，齊國崔杼弒齊庄公；昭公二十五年，魯國季孫如意逐魯昭公；哀公十四年，陳國桓弒陳簡公，出現了「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局面。以後的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都是卿大夫專權而造成的。同時，諸侯也不願重蹈王室衰微的覆轍，更不願受制於卿大夫，於是也想盡辦法加強對他們的控制。這些辦法包括：諸侯根據卿大夫的官位給以封邑，如果免去官位，同時要收回部分或全部封邑；卿大夫致仕或因病必須離去官職，並且將邑歸還於公；卿大夫的私屬和甲兵要歸國君指揮。在兼並卿大夫封邑的同時，各國先後建立郡縣制，出現了「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的以軍功而不完全按血緣授官的規定。因此，各國相繼出現了沒有世襲的、帶有僱傭關系和臣僕性質的官僚制度。這些官僚主要來自「士」的階層。
「士」的構成非常復雜，他們低於大夫，而高於庶人，屬於低級沒落的貴族。按制度他們享有受教育的權力，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憑著學習到的技能，服務於君主和卿大夫身邊，充當低級官吏，或以武藝韜略在軍隊中充當骨幹；或行俠遠游，求人賞識，以至為知已者死；或以文才談辯論理，教授生徒，著書立說；或以技藝從事工商方術之事。因此，士是分布廣泛而富有能量的一個階層。在宗法血緣關系普遍遭到破壞，各國君王、列卿又急需有才能的人來為自己服務的時候，這些「士」便成為被爭取的對象。君主以官、爵、祿招徠士人，卿大夫以養士來擴大勢力和提高聲譽，多者有食客3000人。這其中自然不乏雞鳴狗盜之徒，但在激烈的競爭中，也確有一些有才能的士脫穎而出。在戰國時期，為各國將相，政績卓著而又立功名於當世的，諸如吳起、樂羊、商鞅、龐涓、孫臏、蘇秦、張儀、樂毅、白起、范睢、蔡澤、廉頗、藺相如、李牧、王翦、李斯等人，均先後成為君主的重要輔臣，或為名臣，或為名將，或為名震一時的策士，成為當時軍事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與此相適應，士的地位當然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當時普遍流行的「士大夫」、「國士」等稱呼，反映出士已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二）以文武分職為標志的官僚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春秋前期，列國出現了許多不同的官名，如魯、鄭、宋、晉等國有司徒、司馬、司空，有的還設有太師、右師、左師、太傅、司寇等；楚國有令尹、司馬、莫敖、司徒、司敗等。主要的執政和政務官，統稱為卿，並有正卿、上卿、介（亞）卿的區別。他們平時為國家的政務官，戰時為軍隊的高級長官。在當時，這些官仍由世襲的卿大夫充當，還是世卿制。
春秋後期，列國相繼出現文武分職，在公元前547年，齊景公即位之初，崔杼策立有功為相，慶封為左相，這是最早的以「相」名官，雖然這時的相還是世襲卿大夫之職，還不能由國君自由任免，但文武分職已經開始發展起來。回溯公元前633年，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以郤縠將中軍，狐偃將上軍，欒枝將下軍，出現將軍之名，這些將軍同時又是列卿，文武尚未分途；但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以後，在設將軍的同時，開始出現了「相」，說明文武職已經分離，「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如此重要的職務而不讓卿大夫擔任，說明當時正在向官僚制度過渡。
戰國時期，各國國君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逐步削弱世卿的勢力，大都採用見功與賞、因能授官的辦法委任職官，添設爵位，招徠四方賢能，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官僚制度。齊、趙、魏、韓等國首先設立了作為「百官之長」的「相」，同時又相繼設立了將軍之類為武官之首，文武逐漸殊途。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官制變化情況也不一致，楚國變化較少，秦、燕變化較晚。由文武合一演變為文武分途，反映出國家軍事和行政的必要的分工，但其發展也必然有一個過程。自商鞅變法以後，秦國發展較快。公元前328年，秦惠王以縱橫家張儀為「相」，負責外交事務，但這一「相」職還不是百官之長，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但仍然將兵作戰。以後又相繼設立了國尉和將軍，文武才逐漸分職。自秦昭王滅東周（公元前256年）以後，加快了官制建設，以三公九卿制為主體的官僚體系算是初步形成了。
文武分職使官僚制度得以迅速發展，據明代董說《七國考》和繆文遠的《訂補》所統計，戰國時，秦存官名52種和爵20等，齊有官名33種，楚有官名98種，趙有官名58種，魏有官名32種，韓有官名19種，燕有官名19種。當時，各國仍都有封君。值得提出的是，這些封君雖然按規定還是「世世稱孤寡」，「皆世世為侯」，但實際上真正傳世的並不多，而且大部分封君在封地內沒有統治權，又不是封土的所有者，只有衣食租稅權，實際上是官僚俸祿以外的經濟補充，與原來的世卿世祿制已經相差甚遠了。
「官分文武，王之二術也」，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因為文武分職，大臣權力分散，可以起到相互制約和監督的作用，有效地防範和制止大臣攬權造成的對君上大權的威脅，同時，也適應了當時政治和軍事分工的需要，使文才武略各盡其能。這樣，既能保證君主有效地控制整個統治機器，又可使文臣武將發揮自己的特長，提高本國的威力和統治效能。
（三）宗教官地位的下降
自夏商周三代以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教祭祀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到了春秋，情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生產的發展，王室的衰微，引起宗教地位的變動，神權統治同周天子的統治一樣發生了動搖，宗教事務官的作用也逐漸削弱。「春秋前期，王宮之長太宰尚頗重要（僖九年宰周公、隱十一年魯太宰、桓二年宋太宰等），至春秋中葉，太宰僅為尊稱，其實際地位已降低」。戰國時，人們又對天神有了新的認識，「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作為「聖人」，「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顯然已經意識到，所謂天神的作用無非是人間世俗塑造而成的，真正要處理好國家的大政方針，主要還是要靠人而非依賴神。因此，宗教事務官的地位更加下降，僅在國家各種典禮中充當司儀媒介，而不再直接參與國家軍政大事的商議和決策了。
（四）地方郡縣制的建立
春秋戰國時期，地方由采邑制逐漸變為郡縣制，從而使地方行政體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郡縣設立最早和較普遍的是春秋初期的晉國和楚國，楚國最早設縣，這些縣與原來奴隸制國家國君直接統治的領邑和國君分賞給卿大夫的封邑不同。君主在縣設有長官，縣是一級行政組織，由君主直接控制。春秋後期，晉國首先設立了郡，「郡本來設在新得到的邊地，因為邊地荒僻，地廣人稀，面積雖遠較縣大。但是地位要比縣低」。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各國之間戰爭與交往的頻繁，邊境地區也逐漸繁榮起來。由於郡的面積大，在郡以下逐漸分置了若干縣，形成郡統縣的郡縣制度。與此同時，也加強了郡縣行政組織的建設和管理。
郡的長官稱為「守」或「太守」，既是行政長官，又是軍事長官，所以常常任命武將出守，官名也因此而來。關於春秋戰國時的郡的行政組織，史略其詳，目前還沒有資料可供推斷，人們多根據《史記》、《漢書》所載的秦制來進行猜測。
縣的長官稱「令」、「長」、「公」、「尹」、「大夫」、「嗇夫」等，並不統一。各國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在縣內還設有丞（主民政）、尉（主軍事）、御史（主監察）、司寇（主刑罰）、司空（主土木工程）、司馬（主軍馬）、官嗇夫（主官吏任免）、倉嗇夫（主糧食支儲）、庫嗇夫（主錢帛雜物支儲）、廄嗇夫（主養殖）、皂嗇夫（主僕役）、田嗇夫（主收稅）、苑嗇夫（主苑囿）、發弩嗇夫（主軍械）等分管各方面事務的官吏，以及令史、佐、史等主管具體文案工作的「少吏」或「小吏」，一套比較完整的縣級行政管理體制已經初步形成。
據《管子·立政》所雲，齊國分為五鄉，這五鄉就是後來的「五都」。以下有州、里、游、什、伍等組織。戰國時，各國按照居住地的邑（村鎮）、聚（村落）設立基層組織，或稱鄉、里，或稱連、閭，分別設官吏進行管理。秦商鞅變法，「令民為什伍，以相收司連坐」，使地方基層的鄉里什伍組織進一步得以確立。這樣，從中央到郡縣以至鄉里什伍，形成一個龐大的統治網路，由君主牢牢提控著主綱，進而層層控制整個國家。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也就在君主對官僚的嚴格約束和對地方的絕對統治的基礎上初具規模了。
J. 戰時憲法的名詞解釋是什麼
憲法學上按憲法所針對的社會環境，分為平時憲法與戰時憲法。
戰時憲法並不是說戰爭期間的憲法就是戰時憲法，而是看憲法內容針對的社會環境。當然，平時憲法在戰爭期間經過立法機關修改，可以變成戰時憲法。一般就是剝奪公民一定的權利，賦予軍隊、政府更大的權力。
這種劃分方法在憲法學上意義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