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行政法

Ⅰ 行政法的幾個問題

法治的核心就是限制國家權力，而行政權力又是國家權力中最危險、最強大的一種，因此，行政法治是法治的重要內容。

行政法的涵義最好從行政法基本理論分析，觀點很多：控權說、平衡論、服務論等等。還有其他定義行政法的方法是從形式上來界定，如從行政法的內容、行政法的調整對象上來定義行政法。

法源與法律淵源是一個東西，台灣稱為法源，大陸稱為法律淵源，大多數情況下也會簡稱為法源。 不過也有人將其用作「法的來源」或「法的本源」的意思。

Ⅱ 何為行政行為的混合處分

一、前 言
在德國行政法學中，行政處分是一個「基礎性」和「功能性」的概念。其「基礎性」是因為它在傳統行政法上的核心地位，在「高權行政」的模式下，諸多行政法律關系均圍繞行政處分而展開，行政處分成為行政法學理上與民事法律行為相對應的行政法律行為概念，因而有關行政處分的問題始終是大陸法系行政法學的中心課題之一[1]；而行政處分概念的「功能性」則是指它並非是一個純粹學理上的概念，其存在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一個為適應行政訴訟實踐的需要而設置的「功能創設性」概念，在德國行政法以及深受其影響的日本、我國台灣的行政法中，行政處分曾是提起行政訴訟的前提要件，即人民提起行政訴訟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為前提條件。基於行政法控制行政權保護人權的基本精神，學理界和司法實務界長期致力於對行政處分概念作擴張性的解釋，以起到擴大人民訴權、加強司法權對行政權的控制之目的。大陸法系各國（地區）將行政處分概念大致界定為：行政機關基於職權對具體事件所作的具有公法（行政法）上效果的單方行為。[2]從此定義看來，行政處分概念具有「行政機關所發」、「公法（行政法）案件」、「單方行為」、「產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和「個別案件」等法律特徵。[3]對行政處分概念法律特徵的解釋，關繫到它在行政訴訟制度中的可操作性程度和功能范圍的大小。晚近德國、我國台灣地區的行政訴訟制度趨向於廣泛地打開訴訟之門，在受案范圍上確立了「一切非憲法性質之公法爭議」的標准。相應地，行政處分在救濟法上的功能也將悄然改變，即從提請救濟的前提要件功能轉換為決定訴訟種類等功能。[4]但對於講究體系完整、邏輯縝密的德國式行政法而言，以民法上的法律行為為標准、經過長期精緻錘煉而成的行政處分概念仍是其學理上的基礎性概念之一。
中國行政法上的具體行政行為概念最終確立於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頒布，該法亦將具體行政行為作為提起行政訴訟的前提條件。已廢止的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條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定義是：「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這一定義雖遭到學界諸多詬病，但從中引申出的法律特徵卻與行政處分概念基本一致，即強調具體行政行為的「針對具體個案」、「對外發生效力」、「單方行為」、「產生法律效果」等要素。行政法學理論也視具體行政行為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為。由此可見，具體行政行為概念在行政法學、行政訴訟制度中的地位和功能與行政處分概念相似。200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若干問題的解釋》）雖未直接涉及具體行政行為的定義[5]，但通過對不具有強制性的行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以及行政機關內部獎懲、任免行為的排除，對具體行政行為概念作了擴大解釋，從而使其涵蓋的范圍「不僅包括法律行為，而且包括事實行為；不僅包括單方行為，而且包括雙方行為；不僅包括侵益性行為，而且包括賦權性行為；不僅包括剛性行為，而且包括柔性行為」。[6]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努力旨在擴大我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雖然尚未達致「廣泛地打開訴訟之門」的效果（抽象行政行為、內部行政行為均未納入受案范圍），但在客觀上反映了中國的行政訴訟制度以德國法為師的一貫立場。
由於理論研究的薄弱和司法審判經驗的缺乏，中國的行政法學和司法實務界對具體行政行為概念的認識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學界一般認為具體行政行為是產生法律效果的行為，因而屬於行政法律行為，所謂法律效果，是指在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產生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7].依此推論，則行政法上的事實行為應當是不產生法律效果、不導致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產生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行為，但學界同時又把諸如「行政主體或執法人員違法使用武力」[8]等對相對人權益產生重大影響的行為視為行政事實行為，其間區分法律行為與事實行為的標准顯然是模糊不清的，從而導致具體行政行為涵蓋范圍的不確定；再如，具體行政行為與抽象行政行為的劃分標准這一直接決定具體行政行為功能范圍的問題至今未能形成共識，仍然困擾著中國大陸的學者和法官；等等。這些問題均可歸結於兩個方面：一方面，作為受案范圍標準的具體行政行為，必須從法律學方法（Juristic Methode）的意義上對它的特徵進行研究，在擴大其涵蓋范圍的同時，追求操作、實踐層面上的可確定性；另一方面，作為學理上建構性概念的行政法律行為概念，其與民法上歷史悠久的法律行為概念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在研究時必須注重學術規范，強調理論上的自洽與銜接。但中國的行政法學界似乎並未明確意識到具體行政行為概念上述雙重意義，在研究路數上陷入了顧此失彼的境地：基於功能主義的立場為擴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所作的努力使行政法律行為的涵義脫離了經典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意蘊，但反過來又用傳統的法律行為標准來鑒別受案范圍中的具體問題，從而造成理論上的混亂，使得行政法上的事實行為變得不倫不類[9]；對於法律學操作意義上的具體行政行為的特徵，導入哲學等非規范研究的方法，人為地將問題復雜化，[10]使其研究結果缺乏可操作性。
大陸法系的行政法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其理論與制度日臻完善，就行政處分概念而言，多年來理論研究與司法實踐相輔相承、良性互動的局面已經使其發展成為一個十分精緻的「技術性」概念，盡管其中仍不乏問題尚待解決與完善。但這個與中國行政法上具體行政行為概念有著相似的涵義與功能的概念，無論是在理論研究中或是在實踐意義上，都是值得中國行政法學習和借鑒的。本文試圖在「行政法律行為」以及「行政訴訟中的功能性概念」此雙重意義上展開對行政處分概念和具體行政行為概念的比較分析。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筆者對行政法律行為的理論建構、適用范圍及其功能進行分析，試圖為理順行政法律行為理論（這個在學理上鮮有系統研究的問題）作出嘗試；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對與行政處分、具體行政行為作為行政救濟法上的功能性概念有著無法分割之聯系的各項法律特徵進行較為細致的闡述，以期藉助大陸法系的理論完善中國行政法上的具體行政行為概念。
二、作為行政法律行為的行政處分、具體行政行為概念
（一）「法效意思表示」說的建構與適用范圍
設置行政處分概念、具體行政行為概念的一項重要意義在於：它們作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為概念而存在。法律行為制度原系民法中與法定主義體系相並列的獨特的具體設權行為規則；作為觀念抽象，它又以系統完備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學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開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它被譽為「民法規則理論化之象徵」，其實際影響已遠遠超出了民法自身的范圍，而達至於行政法。[11]具有深厚的法典主義傳統，追求體系完整、邏輯縝密的德國行政法也需要藉助法律行為制度來進行學科之理論構建。在法理上，一般認為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通過兩種方式實現：其一是法定主義方式，法律規范將法律關系的具體內容和技術環節作充分的詳細概括，只要法律事前規定好的事件或事實行為一旦發生，「客觀法」的抽象規定即轉化為具體的「主觀權利」；其二是法律行為方式，當法定主義方式無法將法律關系的具體內容和技術環節作充分的詳細概括時，法律關系具體內容的確定須通過行為人的意思表示得以實現。法律行為的核心內容是行為人的意思表示，它是行為人「基於意思表示而設定、變更、終止權利和義務的行為」，或稱為依行為人之意思表示而產生法律效果的行為。與法律行為相對應的概念是事實行為，盡管事實行為也是實現具體法律關系內容的媒介，其中也不乏行為人的觀念表示或精神作用，但是行為人的主觀意志不像法律行為那樣具有獨立存在的意義，而是依附於法律的規定，客觀法對事實行為構成的概括並不考慮行為人的具體意圖內容，事實行為的法律效果依法律的規定而產生，因而屬於法定主義調整方式之范圍。
在民法中，由於奉行「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行為人的意思表示具有較大的活動空間，法律行為制度適用的范圍也較廣闊。「依法行政」基本原則決定了法定主義調整方式在行政法中的重要地位。但行政關系的變動不拘、紛繁復雜使得法律不可能對所有行政法律關系的具體內容作出事無巨細的規定，法定主義方式無法使所有行政法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內容確定。如我國《產品質量法》規定，行政機關可對銷售失效、變質產品的企業，處以沒收違法銷售的產品和違法所得，並處違法所得1—5倍的罰款，或吊銷營業執照的處罰。某企業涉嫌銷售失效、變質產品，行政機關欲對其處罰，但僅憑實定法的規定，具體的權利義務內容根本無法確定，因為法律對「銷售失效、變質產品」這一行為的後果設定了多種可能性；另外，對該企業是否構成「銷售失效、變質產品」的認定也存在變數。為了保證所有行政法律關系內容的實現，法律賦予行政權享有一定的裁量空間，以確定特定法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裁量的實質是行政機關的意思表示，通過行政機關的主觀意志活動以確定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台灣學者翁岳生認為，「裁量乃裁度推量之意」，雖然它「不是隨意的，而是有其准據和目標，因此和毫無准則限制之恣意不同」，但「行政裁量之斟酌衡量亦不受呆板之邏輯法則之約束，而在國家行政目的之大前提下，得有較大意思活動之自由。」[12]裁量在行政活動中的廣泛存在，表明法律行為調整方式在行政法中是不可或缺的。傳統德國行政法的法律行為之建構即以此為基點，完全照搬民法上的「主觀法效意思說」。鑒於行政法律關系的產生大多基於行政機關的單方面決定，德國行政法模仿單方民事法律行為之定義，將行政法律行為界定為，依行政機關單方之意思表示而發生法律效果的行為。[13]在法理上，法律行為設置的原初意義是：彌補法定主義調整方式不足的、在具體的法律關系中的意定設權行為。行政處分概念針對具體事件設定權利義務的法律特徵使之當然成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為。[14]1910年柯俄曼（Kormann）發表的《國家法律行為之制度》一書，標志著其行政處分理論的成熟，他引用民事法律行為中的法效意思表示觀念，將私法行為與事實行為，以及公證、通知等准法律行為排除在行政處分之外，而僅視國家機關、公共團體所為具有法效意思的行為，為固有的行政處分。柯俄曼認為，行政處分是富有法律行為性質的國家行為，這種國家機關的法律行為與民法上的法律行為原則上並無差異。國家機關的行為屬私法上的法律行為或公法上的法律行為原則上並差異，僅視其是以私法上的權利主體或以公法上的權力主體而作意思表示為區分。但是柯俄曼仍將法院判決看作行政處分，柯餓曼的理論引起了眾多德國學者的共鳴，其法效意思表示說奠定了傳統德國行政法行政處分概念的基礎。後來，學者F1elner在繼承柯俄曼理論的前提下，將非行政機關所為之行為，如法院判決等排除於行政處分概念之外，使行政處分概念在學理上基本成型。[15]行政法上的事實行為則被定義為依據法律的規定直接產生法律效果的行為。如行政機關報工作人員在執行人務過程中毆打行政相對人的行為其法律效果並不是依行政機關的意思表示而生，而是依據法律的規定產生，因此系事實行為。再如，所有的行政執行行為（包括強制執行），其法律效果皆由前一個行政處分而生（執行的依據），執行行為本身並不能直接依據行政機關的意思表示產生法律效果。因此，行政執行行為是事實行為。
這種基本依照民法上的意思表示理論建構起來的行政法律行為在以「依法行政」為基本原則的行政法中，到底有多大的適用空間呢？在行政法這個以法定主義調整方式為主的部門法中，傳統的行政法律行為活動、作用的空間顯然要小於以「意思自治」為基本原則的民法中的民事法律行為。與典型的民事法律行為相比，傳統行政法律行為的核心要素——行政機關的意思表示並不能像民事主體那樣自由地選擇、創設行為對象。[16]而對於具體行政法律關系的客體和權利義務內容，行政機關的意思表示僅能在法定范圍內裁量選擇。這種裁量選擇雖不受「呆板之邏輯法則之約束」，但也不意味著在裁量范圍內的絕對自由。民事法律行為中的意思表示受到民事強行法的控制，違背這些強行法的規定，意思表示的內容即屬無效。在行政法中，強行法對行政機關裁量選擇（意思表示）的控制則更甚，這些強行法的規定集中體現為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則或比例原則，它要求行政機關在法定范圍內作出意思表示（裁量選擇）時，不得背離決定的目的、不得考慮不相關的因素、不得違反可行性原則、不得違反均衡原則、不得違反平等對待原則、不得違反慣例原則等。[17]
由於傳統行政法律行為適用范圍的狹小，為了顧及其作為進入行政訴訟之「管道」的功能，行政法又不得不對其涵蓋范圍作擴張性的解釋。意思推定規范的准用即是這種擴張性解釋的具體表現之一。意思推定規範本質上是某種「法定的或擬制的」或「具有法定效力的定型意思表示行為」；在行為人有意思表示的前提下，其具體表意內容與法律擬制意思可分別發生效力，甚至不妨在行為人無此類「意思時亦被當作意思表示處理」。[18]意思推定規范在現代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中居於特殊重要的地位。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有效要件由法定主義的方式規定，而具體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和權利義務內容則由行為人之意思表示確定。為了使每一合法成立的法律行為均具有明確完整的法律意義，保障交易安全，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中的許多情形均適用意思推定規范，它起到了彌補行為人具體意思表示疏漏，減省實際表意內容、簡化交易過程等作用。在行政法律行為中，行政機關的意思表示雖有一定的自由選擇餘地，但法律仍對其表意過程、形式和內容作了種種限制，如原則上須以書面形式，內容須明確、可行，須告知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等。行政機關意思表示的疏漏、簡省只會導致行政處分（具體行政行為）的無效或可撤銷。在這層意義上，意思推定規范對於行政法律行為幾無適用之餘地。但行政權的運行除了可能會侵害人民權益，對其造成不利影響外，它還負有為人民提供積極的服務與保護之職責。若人民依法請求行政機關保護其合法權益或許可其從事某行為，行政機關保持緘默或不予答復，如果按照機械的意思表示理論解釋，則行政機關並未作出行政處分，對這種「不作為」人民不得提起救濟，實與行政法保護人權服務人民之宗旨不符。因此，「意思推定」在這種情表中發揮了作用，行政機關未明確作出意思表示而被推定為作出了否定性的意思表示，行政處分因被擬制而成立。各國（地區）行政立法中，均有意思推定規范的存在。如，我國台灣的《訴願法》第2條第2項規定「中央或地方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聲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限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致損害人民權利或利益者，視同行政處分」；《軍人婚姻條例》第5條規定軍人報請核准結婚，上級主管未於30天內作成不準結婚之決定並予通知理由者，「視同核准」；[19]我國的《行政訴訟法》第12條規定，行政相對人依法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或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因行政機關不予答復行政相對人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等。
盡管行政法將行政機關在特定情形中的緘默、不作為擬制為行政處分，從而擴大了行政法律行為的涵蓋范圍。但是，這種以民事法律行為理論為基礎建構起來的傳統行政法律行為概念的適用范圍仍是十分狹窄的。按照傳統的行政法律行為理論，行政法上所有的執行性行為均屬事實行為，[20]因為執行行為須有行政處分為依據，執行行為中行政機關的主觀意志並不能直接產生法律效果，執行行為依附於它所依據的行政處分產生法律效果，因而是事實行為。即使是行政強制執行、即時強制這類極易侵害人民權益的行為亦被視為是事實行為而不得提起訴訟。在傳統理論中還存在著法律行為與准法律行為的分類，准法律行為的法律效果由法律直接規定，因此它在本質上是一種事實行為，但在准法律行為中，也有行政機關的意思表示，只是這種意思表示是效果意思以外的行政機關的意思、認識判斷等表示作為（即不發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因此准法律行為又稱為觀念表示作為。[21]對於准法律行為，傳統的做法是排除於訴訟范圍之外。

Ⅲ 台灣 21周歲算未成年

台灣法律中：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是未成年。
你21周歲當然是成年人，旅行社忽悠你。

Ⅳ 台灣行政法中的具體行政行為是什麼意思請給點資料！謝謝QQ郵箱[email protected]

具體行政來行為，在台灣地區譯為「源行政處分」，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的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上效果的單方行政行為。
行政機關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由於工作人員業務能力、道德品質、客觀條件等各方面原因，在事實認定、適用法律、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程序和方式、表達行政機關的意思表示等方面難免發生錯誤，這就導致了具體行政行為的違法 (即瑕疵 )。違法的種類和程度不同，法律後果也不同。德、日、義大利、葡萄牙等國和台灣、澳門地區等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的行政法理論和立法體例大都規定了有重大明顯違法性的具體行政行為，亦即無效的具體行政行為的理論和制度。

Ⅳ 台灣的強行法與任意發的區別在哪裡其標準是什麼

在哪lkhligfhjk

Ⅵ 求一部台灣法律原文

應該是土地徵收條例內吧？容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D0060058

Ⅶ 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的法律適用問題

行政訴訟法的法律適用：1、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專服提起的訴訟：屬
（一）對拘留、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物等行政處罰不服的；
（二）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不服的；
（三）認為行政機關侵犯法律規定的經營自主權的；
（四）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的；
（五）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
（六）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的；
（七）認為行政機關違法要求履行義務的；
（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
2、行政法概念太大，無法回答。

Ⅷ 簡述台灣擬訂公務員基準法的主要內容

台灣公務員制度的歷史沿革 台灣現行的人事制度,究其淵源,主要來自孫中山的五權分立思想。辛亥革命前,孫中山曾周遊歐美各國,潛心考察西方資本主義三權分立制度,認為他們以行政權兼行選拔官員權弊端甚多,容易營私舞弊、壓抑人才,故吸收中國傳統的任用官吏的考試、監察制度,提出了五權分立的思想,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考試和監察五個部分,考試權同立法、行政、司法、監察並立,以超然地位獨立行使。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便依五權制度設置考試院。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主管全國人事行政。1929年公布施行了《考試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條例》,明確規定公務人員實行公開競爭的考試選拔,基本形成了簡薦委任制的考試制度。 此後,國民黨政府逐漸吸收西方文官制度的長處,對人事制度進行了多次改革。其中有三次比較重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44年,公布了公務人員任用法、俸給法、考績法,其特點是以憲法所定「考試用人」為中心。第二次是1969年,宣布實施職位分類制度,形成簡薦委任與職位分類兩制並行局面。第三次是1986年,重新修改頒布了《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考績法》以及《公務人員俸給法》,其特點是將簡薦委任與職位分類兩製取長補短,融為一體,也可稱為「官職並立制」。盡管在此期間台灣當局不斷出台新規定和措施,特別是2000年政權輪替後,新政府提出了所謂「政府改造」運動或通過「修憲」的方式,弱化「考試院」、 「監察院」的職能,但這一制度並未改變和廢止,為此,台灣地區現行的文官制度仍為官職並立制。 2台灣地區公務員的概念 台灣民間,一股都把公務員叫公務人員,這里統稱為公務員。根據台灣現行法律,主要有下列三種: (1)根據台灣刑法第101條二項規定:「凡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皆稱公務員。」據此說法,公務員不分政務或事務,常任或非常任,也不分其產生方式、行政管理形式或有無薪俸等,凡各級政府機關、社會公共團體、企事業單位、公立學校和民意機關人員均是公務員,這是其中一種較為廣義的解釋。 (2)根據台灣現行的《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凡「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人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稱為公務員。據此,釋成為公務員需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領取政府薪金,二是應在政府機關或公營企事業機關任職。 (3)依台灣1986年重修公布的《公務員任用法》規定,「公務員依官等及職等任用之」,此外,台灣《公務人員任用施行細則》還規定,公務員系指「各機關學校組織法規中除政務官及民選人員外,定有職稱及職等之文職人員。」據此公務員的資格是:依法組織的公務機關中任職,須在組織法中定有官等及職等,須是非政務官。這一定義的范圍相對狹窄。 3台灣公務員管理的法律依據 公務員法大致屬於行政法的范疇,它是調整公務員的考試、任用及其權利、義務與責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台灣公務員法因公務員概念不同也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別。廣義的公務員法是對台灣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關、教育機關的公務人員的法律規范,它具體包括幾種人事制度:在行政機關分為四種,即公務員簡薦委制度、公務職位分類制度、警察人員人事制度、海關人員人事制度等;在公營事業機關中也分四種,即交通事業人事制度、「國營」生產事業人事制度、省市公營事業人事制度、公營金融事業人事制度等。 關於公務員法的基本概念、對象、主要原則,等等,尚缺乏統一的規定。現行公務員制度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單行法令,如《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人員服務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懲戒法》、《公務人員保險法》、《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恤法》,等等。 台灣公務員法第三個層次的淵源是各種具體的法規與規章,如上述各種法律的「實施細則」,以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派用人員派用條例》等較低層次的立法。它們基本上都是上述單行法律的配套法規。此外,在台灣,公務員法的淵源還可以包括各種法律解釋與判例。如有關的大法官會議解釋、「司法院」解釋及「最高法院」與「行政法院」的判例,等等,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看作公務員法律淵源的一種。 4台灣公務員管理的運行機制 4.1考試 台灣現行公務員錄用考試制度的歷史可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早在1931年7月15日,當時民國政府在南京舉行了第一屆公務人員高等考試,1934年4月21日又舉行了第一屆公務人員普通考試。這兩種考試在初期採取分試淘汰制,抗戰勝利後實行考訓結合制,分為初試和再試,初試及格經過訓練,再試及格者分配到政府機關工作。抗戰勝利後增加了專業技術人員考試。1948年起,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與專業技術人員考試,只要應考資格和應試科目相同,及格人員可同時取得兩種考試資格。1983年起,台灣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與專業技術人員高普考試,每年各舉行一次,前者由「高普考試司」執掌,後者歸「專技考試司」負責。1986年台灣實施新的人事制度,採取「考訓合一制」,凡考試及格者應接受訓練,訓練成績及格,才發給考試及格證書,分配任用。由於台灣「政府」架構及公務員體制設計源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將考試權與立法、司法、行政、監察四權並立,台灣 「考試院」為「政府」最高考試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不受行政部門的控制。 長期以來,台灣公務員招考遵循「公明考選、考試用人」的基本原則,主管部門是「考試院」的考選部,負責招考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並根據用人單位需求制定錄用計劃、發布公告、組織實施考試,主要依據是1986年制定並於1996年修訂的《務人員考試法》。 4.2任用 台灣公務人員分為簡任、薦任、委任三等,均須具有法定的任用資格,即考試及格、銓敘合格和考績升等。當機關公職有空缺時,考試機關一般就職提供若干考試及格者名單,供用人單位選用。被選定的初任人員,先予以試用,試用成績合格者,予以實授。試用成績不及格者,即停止試用。對公務人員的升等,則由用人單位先派代理,再送銓敘機關審定,審定合格後,方可正式任命。為防止任用中拉幫結派、徇私舞弊等腐敗現象,台灣 《公務員任用法》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的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的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應迴避任用。 4.3俸給 台灣公務員現行俸給制度源於國民政府的文官工資制度,分為本俸(即基本工資)、年功俸(即俸級已到本職等最高級者,經考績合格,給予的獎勵工資)和加給(即根據工作職務、專業及地區等特殊情況而另外給予的補助)三個部分,均以月計之。《公務員俸給法》第2條規定:「本俸系指各官等職等人員依法應領取的基本俸給」。台灣公務人員分簡任、薦任、委任三等,每等分為三階,各階分級不同,簡任本俸分九級,薦任本俸分十二級,委任本俸為十五級,另加同委任級一級。各級俸額依公務員俸給表詳細規定。「年功俸系指依考績高於本職或本官等最高職等本俸之俸給」。「加給系指本俸、年功俸以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質與服務地區之不同而另加之給付」。加給包括職務加、技術專業加和地區加等。《俸給法》及其《實施細則》除規定上列三個基本俸給構成外,沒有其他津貼、獎金之類名目,使公務員俸給制度一體化、法定化。公務員一經錄用,便按規定進入級檔。每年年終考核,視各人工作成績,分別給予晉級、獎金或留級、降級等。有重大功過者,隨時予以專案考察,也分別給予晉級、獎金或降級等獎懲。公務員俸給與工商企業工資水準保持動態平衡,並按物價指數逐年調整,以保障公務員的經濟地位和生活安定。 4.4考核 台灣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於2001年6月20日修正施行。此外還有《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2005年10月17日公布實施。考核制度的主要特點:一是實行依官等職等考績,以有官等職等的人員為考績對象,並以同官等人員作為考績的比較范圍;二是考核主要分為平時考核、年終考核和專案考核三種,把平時考核、專案考績和年終考績有機聯成一體,以平時考核、專案考績作為年終考績的依據;三是把考核和考績的結果與獎懲直接相聯系,規定在同官等內之職等晉升或免職,以考績為依據。考核內容主要是操行、學識、才能、工作四個方面,每一方面均有定性定量的標准,然後根據考績結果分為甲、乙、丙、丁四等,再按所屬等級確定記功、晉級、獎金或記過、免職、降級等獎懲。在主管機關考績核定後,須將考績結果及獎懲理由書面通知受考人,受考人如有異議,可在一月內向上級機關要求復審,如對復審核定仍不服,可向銓敘機關申請再復審,如考銓機關認定考核結論正確,應予駁回,受考人便不得再行申請。台灣公務員的「品德」或「操行」在考績中所佔分量為僅次於工作占第二位,操行考核是平時考核中的重要項目,按百分制評分,具體分為4個細目,詳見下表表1 項目 主要內容忠誠 是否忠於當局,忠於職守,言行一致,誠實不欺廉政 是否廉潔自律,大公無私,正直不阿性情 是否敦厚、謙和、謹慎、誠懇愛好 是否好學、勤奮,有無特殊嗜好 4.5培訓 公務員的培訓大致有以下五種途徑: (1)職前訓練,各類考試及格人員在任公職前的訓練; (2)在職訓練,對在職公務人員的專業訓練; (3)進修,對考績優良的公務人員,由主管機關視工作需要,推薦保送到國內外大學脫產學習一至二年,期滿後仍回機關服務; (4)「出國」研習,對留任六職等以上高級公務人員,連續服務滿3年,成績優良,甄選合格者,由主管機關推薦「出國」觀摩、實習或研究別國管理經驗。 (5)研究發展,即鼓勵各機關及公務人員積極研究如何改進機關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等課題,對研究有成績者,分別給予嘉獎、記功、獎金、調升職務和保送研習等獎勵。 4.6退休 台灣公務員退休分為自願退休和命令退休兩種。凡任職5年以上、年滿60歲,或任職滿25年者,可申請自願退休。凡年滿65歲,或心神喪失和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即命令退休。退休金分為月退休金與一次退休金。必要時,退休公務人員也可以兼領一次退休金和月退休金。一次退休金即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時的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按任職之年限,依照規定一次性發給。月退休金即自公務員退休之次月起發給,其任職滿 15年者,按原月薪75%給與,以後每年加發1%,但以增至90%為限。 5台灣地區公務員管理的經驗啟示 台灣地區的公務員制度發展起步早、時間長,有不少經驗值得借鑒 有關公務員制度建設,即傳承了中國古代以來的考試、銓敘、監察制度的精髓,也吸取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合理成分,並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完善。如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五權憲法」,倡導監察權、考試權獨立的精神,對於限制人事管理行政權的擴張,具有積極作用;通過立法,使公務員管理有法可依,規范了公務員管理,保障了公務員的合法權益;對公務員的分等分類管理,使得管理更具可操作性和可行性;通過各種形式的考核、培訓,保證了公務員的基本素質。參考文獻 [1]李俊清.移植與嬗變———論現代文官制度在中國的創建[J].政治學研究,2006,(4). [2]周敏凱.比較公務員制度[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原文轉載於現代商貿工業2010.13 編輯：秦利明）

Ⅸ 行政法制的構成要素

1.兩要素說。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學者都持此觀點，當然，在要素的具體涵義上存在較大差異。如英國的依法行政由越權無效和自然公正組成。越權無效的核心內容是：越權的行政行為不具有法律效力。這既約束行政實體行為，也約束行政程序行為。自然公正則指：一方面，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的意見，每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無論在行政上，還是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經審問就受處罰，行政裁判官和司法官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才能作出判決。另一方面，避免偏私，「不能自己作自己的法官。」（註：參見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7頁。）美國的依法行政構成兩要素表現為基本權利和正當程序。前者指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服從法律，但這種法律必須旨在保護而不是摧殘人類固有的基本權利。後者指法律的實施必須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進行。 （註：參見王名揚：《美國行政法》， 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6頁。）台灣學者則主張依法行政的基本內容包括法律優越和法律保留。（註：參見翁岳生：《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台灣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25～229頁。）中國大陸也有學者認為依法行政的基本內容有兩項：（1 ）行政活動必須根據法律；（2）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 （註：轉引自胡建淼：《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頁。）

2.三要素說。認為依法行政由三方面的因素構成。如日本有學者提出依法行政的三項內容為：（1）法律保留。建立議院內閣制、 議會制的民主主義，通過國會對行政進行政治限制。（2）法律優先。 行政立法、行政裁量和行政手續中存在著立法權優先的要求或者立法的統治問題。（3）司法救濟。通過法院對行政進行司法方面的事後救濟。（註：參見〔日〕和田英夫：《現代行政法》，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頁。）法國的依法行政也包含了三項內容：行政行為必須根據法律；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行政機關必須採取行動來保證法律規范的實施。（註：參見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7頁。）

3.四要素說。依法行政構成的四要素說主要見諸中國學者的著述中。如有的學者歸納為：（1 ）任何行政職權都必須基於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2）任何行政職權的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遵守法律；（3）任何行政職權的委託及其運用都必須具有法律依據，符合法律要旨；（4）任何違反上述三點規定的行政活動，非經事後法律認許，均得以宣告為「無效」。（註：參見羅豪才主編：《行政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頁。）有的學者歸結為：（1） 所有行政法律關系，當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並執行行政法律規范；（2 ）任何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都不得享有行政法律規范以外的特權；（3 ）一切違反行政法律規范的行為，都屬於行政違法行為，自始無效；（4 ））一切行政違法主體，都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註：參見應松年主編：《行政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2頁。）還有學者認為，依法行政就是要使一切行政管理活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是使行政管理活動合法化的前提條件；有法必依，是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依法辦事；執法必嚴，是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憲法和法律的過程中，必須保持高度的嚴肅性，不許有任何的任意性，行政活動都必須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違法必究，在行政法范圍內，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對其違法行為向國家權力機關和人民群眾承擔應有的責任。（註：參見侯洵直主編：《中國行政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頁。）

4.五要素說。台灣學者張載宇對依法行政提出了五個方面的要素，即：（1）行政權之作出，不得與法規相抵觸。 不問法規規定之形式如何，均有拘束行政權的效力。行政權的行使必須遵守法規，不得與法規相抵觸。（2）行政權非有法規依據， 不得使人民負擔義務或限制其權利。人民與國家的一般權利義務關系，並非權力服從關系，而為行政法規所規定，人民對國家的義務與權利，自以法規所規定者為准。行政機關不得濫用其權力，使人民負擔義務或限制人民權利。且因行政權之作用為人民設定權利或免除其義務後，行政機關自身亦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更改。（3）行政權非有法規依據，不得為特定人設定權利， 或減免其義務。行政機關對於法規在同一情形下應為同一的適用。即對於人民權利的設定或義務的免除，均應依據法規為同等的措施，不得有例外的歧視。若無法規的依據，對於特定人賦予超過一般規定的權利，或免除一般規定所課之義務，均屬違法。（4）行政得自由裁量， 須受法規之限制，並符合公意。裁量不得超越法規所定之界限，如裁量超過其界限，則為違法。另外，裁量須適合於社會公意，如不合公意則為不當。（5）行政法規之適用，由行政機關本其職權主動為之。 如社會秩序不良，行政機關應主動適用治安或交通等法規，以維護或整飭秩序，而無須等待人民之請求。此與司法官適用法律采不告不理原則不同。（註：參見張載宇：《行政法概要》，台北漢林出版社1970年版，第99～ 101頁。）

Ⅹ 台灣行政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全文】淺析大陸和台灣地區的行政訴訟法比較
作者：佚名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的引用比大陸更為明確。大陸僅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第114條中原則性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訴訟法規定外，對本法沒有規定的，可以參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事實上行政訴訟程序的每一具體步驟可以參照哪些民事訴訟法條文很不確定，可見大陸引用民事訴訟法條文實際上是一種彌補行政訴訟法不足的手段，由於被引用的條文並未明確下來，這些條文並未成為行政訴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相比較而言，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行政訴訟中每一具體程序可以引用哪些民事訴訟法條文均一一列出，便於操作，從而使這些條文成為行政訴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以及行政訴訟法結構之差異
1.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的區別
目前較為典型的行政訴訟體制有兩類，也稱為行政訴訟的一元制與二元制。一元制又稱合並主義，以英美為典型代表;二元制為分離主義，以法、德、奧等大陸法系國家為代表。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屬於典型的分離主義。行政訴訟案件由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管轄。行政法院獨立於其他普通法院(但較為獨特的是它與普通法院均隸屬於「司法院」)。並且將行政訴訟由以前的一級一審改為兩級兩審。這既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註：在國民黨政權盤踞大陸時期，行政案件數量很少。從1933年至1947年15年間，行政院年均受理案件不足48件，最少的年份僅有2件，最多也僅為82件。故只設中央一級行政法院足以應付需要。國民黨政府到台灣後沿用舊的行政訴訟體制，一級一審體制只到近二、三十年才暴露出其不足。數據引自《行政救濟與行政法學(一)》，第313頁。)也是為了進一步給予當事人以充分救濟。當然這也與台灣地區行政法學者大力推動有密切關系。大陸地區行政訴訟體制則屬於合並主義即一元制。行政案件與普通案件均由普通法院管轄。但較為獨特的是在普通法院內設有行政審判庭，具體負責行政案件的審判。雖然大陸也有學者呼籲設立獨立的行政法院[1]，但在目前情況下難度很大。大陸普通法院共設四級，也是兩審終審制，存在著級別管轄的問題(台灣地區行政法院共設兩級，一審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不存在著級別管轄的問題)。
台灣地區行政法院隸屬於司法院，且司法院大法官有違憲審查權，因此其行政訴訟法第252條規定：最高行政法院就其受理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確信有抵觸憲法之疑義時，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大陸法官沒有違憲審查權，並且在第53條規定，行政規章之間相互矛盾時，得聲請國務院予以裁決。這一規定被學者們認為是大陸行政訴訟法中最不和諧的音符。
2.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的結構存在差異
大陸行政訴訟法與大陸民事訴訟法的結構相似，分為總則、受案范圍、管轄、訴訟參加人、證據、起訴和受理、審理和判決、執行、侵權賠償責任、涉外行政訴訟、附則等共計11章。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則分為：總則、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審程序、上訴審程序、抗告程序、再審程序、重新審理、保全程序、強制執行程序、附則共計9編。
台灣地區以不同審級的、不同性質的審判程序為單位架構其行政訴訟法體系。將受案范圍、管轄、當事人，以及共同的訴訟程序如送達、當事人書狀、期間、訴訟卷宗、訴訟費用等均歸之於總則內容。這樣簡潔明了，便於操作。
另外從總體上看，雙方行政訴訟法均有對方所不具備的內容。大陸行政訴訟法所獨具的內容有：侵權賠償責任，涉外行政訴訟，以及總則中關於行政案件審理所應遵循的原則等。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所獨具的有：一審通常訴訟程序中的和解，一審簡易訴訟程序、抗告程序、重新審理等。
大陸行政訴訟法雖然也有總則，但其內容不似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總則那樣將所有共同的不屬一審、二審、再審等程序的規范均包容在總則中。大陸行政訴訟法總則實際上只有三部分，即行政訴訟的目的、受案范圍、行政訴訟的原則。可見大陸行政訴訟法總則實質上是該法的綱領，雙方對總則的認識存在明顯差異。
四、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立法目的之差異
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均於總則第一條簡明概括了立法宗旨。大陸行政訴訟法指明其目的是：「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依此規定，立法者賦予行政訴訟法鮮明的控權色彩。這也與大陸行政法學的主流思想相合拍，即不管是控權論還是平衡論均認為行政訴訟法的主要功能為控制、監督行政權的有效行使。正因為此，使得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在中國行政法學乃至整個法學發展中具有開創中國民主、法治新局面的里程碑式意義。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指出其目的為：「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旨。」相較之下少了「監督」二字使具控權色彩較淡，更側重於行政訴訟法作用的均衡發展，既保障行政權的有效運行，同時也注重維護人民的合法權益。但其多了「增進司法功能」一語。將其列入總則中體現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立法注重其司法的可操作性。
總之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立法目的看似相似，但實際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並對以後的條文產生較大影響。
五、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差異
1.受案范圍的確定方式不同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的確定方式為概括式。在其第2條中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並對兩種特殊情況作出處理，即第9條規定可受理自身利益並未受到侵害的人民，為維護公益提起的訴訟。並規定選舉罷免之爭議由行政法院受理(這些也均屬於公法上的爭議)。
大陸行政訴訟法受案范圍採用結合式即首先在該法第2條作了概括式的規定，並在該法第11條作了列舉(先作內容列舉，再作法律列舉，最後在該法第12條作了具體排除列舉)。
2.受案范圍不同
大陸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時，有權依本法提起訴訟。這里它要求首先應是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而抽象行政行為則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其次，權益受到侵害者才有權起訴，再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又將「合法權益」限定在人身權益與財產權益這兩類，而政治權益、受教育權益則無形中被排除在外。並且對於非行政主體的公法人如公立學校，公立醫院等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時，對他們提起的訴訟是否可以受理，法律依據不很明確。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則比大陸廣得多，認為公法上的爭議均可提起訴訟。有些台灣地區學者將公法定義為規范公權力的法。由它引起的爭議，其范圍顯然要比行政權行使引起的爭議范圍大得多。(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規定對公法契約爭議與選舉爭議也可提起訴訟。甚至利益未受侵害的人民對公法上的爭議所提起的訴訟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受理。)
我國大陸地區不承認公私法的劃分，所以在行政訴訟法中將其受案范圍定義為公法上之爭議顯然不恰當。但我國大陸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所採取的混和式規定的模式其缺點也十分明顯，正如台灣地區學者管歐所言：「列舉主義其優點在於規定明確，防止濫訴、杜絕紛擾。唯社會新興事業日多，行政事項極繁，列舉既難免遺漏，且無法適應變動不居的行政事項，若不在列舉的范圍之內，則因違法行為所受的權利損害，即無法定的救濟。至於概括主義，其得失則與列舉主義相反。唯就行政訴訟制度的趨勢及法制思想與社會進步的情形言之，則由列舉主義而趨向於概括主義。」瑞士公法學者魯克認為列舉主義是行政訴訟達成概括主義的一種過渡手段。事實上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也是從列舉主義經過司法機關不斷地突破，如早期司法院與行政法院的見解均認為公務員與國家關系乃特別權力關系，公務員不得對其身份上所受處分提起行政訴訟，但經大法官屢次解釋之後，公務員對於公法上財產權之爭議，以及免職處分或對於公務員身份有重大影響之處分，均得提起行政訴訟以資救濟，最終導致由列舉主義過渡到概括主義。大陸行政訴訟司法實踐實際上也在不斷突破列舉主義給出的界限。走向概括主義是歷史的必然。
再有，抽象行政行為最終也應納入行政訴訟范圍之內。目前英美等國已有條件地將其納入到行政訴訟范圍之中。台灣地區由於採用概括主義，實際上也已把它納入到行政訴訟范圍之內，大陸在這方面與其相比已有些差距。
六、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管轄的規定不同
大陸由於地域廣大，並且設有四級法院，其管轄較為復雜。可分為級別管轄、地域管轄與裁定管轄。地域管轄適用原告就被告原則，但也規定了幾種特殊的地域管轄，主要有：經過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由原告選擇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由復議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訴訟，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大陸行政訴訟法尤為注重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凸現其控制監督行政權有效行使的功能。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為兩級兩審制，一審均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因此不存在級別管轄的問題，地域管轄則普遍適用原告就被告原則。雖然比大陸簡單，但其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對行政權的監督控制力度顯然不如大陸行政訴訟法的大。大概由於其受大陸法系影響較深之故。
七、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參加人制度之差別
1.原告資格的區別
大陸行政訴訟法對原告資格提出嚴格限制。原告只能是認為其自身合法的人身權益與財產權益受到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侵害的行政相對人。在行政訴訟中行政主體只能是被告。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中原告的資格是依據訴的不同而不同的。撤銷之訴與請求處分之訴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對人。確認之訴與給付之訴的原告可以是行政相對人，也可以是行政主體。這與大陸行政訴訟法有很大的區別。尤為獨特的是在某些情況下，提起行政訴訟不以其權益受到侵害為前提。如台灣行政訴訟法第9條規定：人民為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但以法律特別規定者為限。第25條，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於其章程確定目的范圍內，由多數共同利益之社員，就一定之法律關系，授與訴訟實施者，得為公共利益提起訴訟(大陸在這種情況下，該社團法人沒有原告資格)。可見，現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於行政訴訟利益的保護范圍進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將部分反射利益、事實利益納入訴訟利益范疇，且這些利益並非僅局限於某特定個人，可以為他人甚而是社會大眾之共同利益。考慮到具體受行政侵害之個人未必會提起行政訴訟，立法者承認公益社團的訴訟主體資格，允許它為其成員或社會上更廣泛抽象之集團利益提起行政訴訟。這也是一大突破，也有利於更好地監督行政機關合法行使職權。
相形之下大陸行政訴訟適格原告條件過於苛刻。正如韋德所指出的：對於原告的適格，採取限制性規定，有害行政法的健康發展。大陸行政訴訟適格原告條件應該降低，以保障人民充分實現訴訟權利。
2.適格被告條件存在差別
在大陸，當被委託機關或者個人因行使被委託的職權而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時，行政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時以原行政機關為適格被告，受委託組織或個人為第三人。
在台灣地區，人民與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因受託事件涉訟者，以受託團體或個人為被告，而不像大陸以委託機關為被告。
3.訴訟代理人資格的區別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規定，除律師外，依法令取得訴訟事件代理人資格者、因職務關系為訴訟代理人者、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者可以為訴訟代理人。
大陸行政訴訟法規定：律師、社會團體、提起訴訟的公民的近親屬或者所在單位推薦的人以及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託為訴訟代理人。相比而言，可供選擇的訴訟代理人的范圍比台灣的要大得多。
另外，在大陸，作為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在行政訴訟中被賦予一些優於其他訴訟代理人的權利。如可以依照規定查閱本案有關材料，可以向有關組織或公民調查收集證據。而一般當事人行使上述權利需人民法院批准，並且不得查閱涉及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的內容。台灣行政訴訟法則未授予作為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優於其他訴訟代理人的權利。
4.當事人訴權存在差異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授予當事人的訴權比大陸為多，而且當事人的訴權不僅平等，而且近似於對等。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原告有起訴權，被告有反訴權。原告撤訴權的行使在某些情況下也應征詢被告的意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當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訴訟等等。而大陸行政訴訟法控權色彩十分濃厚，它追求當事人訴權實質上的平等，為保障原告訴權的有效行使，往往對作為被告的行政主體的訴權作某些限制，如訴訟中不可自行收集證據，需負舉證責任等。可見大陸行政訴訟法在這個問題上的立法理念仍然優於台灣地區現行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理念。
八、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中前置程序之間的區別
大陸行政訴訟法中有關行政訴訟前置程序的規定較為復雜，採用自由選擇為主，先行強制為輔的方法。哪些行政案件需復議前置由各具體法律加以規定。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中有關行政訴訟前置程序的規定則較為簡單，它將行政訴訟分為撤銷訴訟、給付訴訟與確認訴訟。對於撤銷訴訟一律需要先經過訴願程序，即復議程序。而確認之訴中雖未明確指明需訴願前置，但實際上也有訴願前置的要求。給付之訴在實務上往往與確認之訴或撤銷之訴密切相關，因而可以認為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以訴願前置主義為其基本原則。這與台灣地區行政法受大陸法系行政救濟制度傳統影響較深有關。對於前置程序目前有兩派截然相反的意見：贊同者認為訴願前置更有利於尊重行政權，維護行政統一，並且經過訴願程序的過濾淘汰將大大減輕法院的負擔。從整個救濟系統來說，此設置也便於協助人民澄清疑點，擴大救濟機會以及加速救濟程序。反對者認為：將訴願列為行政訴訟之先行程序究其實際，實有先行強制主義與行政選擇式任意主義之別。訴願制度日益完善，使其與行政訴訟制度並存，孰曰不宜[2]?主張以先行選擇主義代替先行強制主義，使訴願成為與行政訴訟、請願鼎足而立的行政救濟制度。也有學者建議，對有些情形的違法處分得不經過訴願或再訴願程序，逕直提起行政訴訟。
目前在世界各國中訴願自主選擇主義已成為主流。即使是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法國，原則上也採用自願選擇主義。德國行政訴訟法中就確認訴訟，一般給付訴訟及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對聯邦最高官署或聯邦最高官署所為之撤銷訴訟或義務訴訟，均採用直接訴訟。大陸行政訴訟法較為充分地尊重當事人的自主意志。相形之下，台灣地區現行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則顯得過於保守，但與1975年版的「兩級訴願一級訴訟」體制和「再訴願前置主義」相比無疑已有進步。顯然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在這一問題上還應有所發展。
九、證據制度之間的差異
1.舉證責任之間的差異
大陸行政訴訟中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行政主體在訴訟期間應舉證其作出的行政行為的事實上與法律上的理由。(人民法院認為必要，亦可自行收集證據)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奉行職權主義原則，(註：事實上現行行政訴訟法頒布之前，台灣行政訴訟法並無舉證責任的規定。基本只能依照民事訴訟法來確定舉證責任。但司法實踐中也出現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的案例。參見[台]陳清秀：《行政訴訟之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1994年8月版，第316頁。)即行政法院就訴訟關系所依據重要之法律事實上收集及澄清負完全責任。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行政法院依職權調查事實關系，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程序，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亦同。第134條：當事人主張之事，雖經他造自認，行政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甚至人民無法對其主張舉證，而需借重法院之職權時，亦可請求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以維護人權。雖然職權主義的本義為更好地調集證據，但其效果顯然不如大陸的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的規定。
2.證人作證責任的差異
大陸將作證作為知情者的法定義務，任何知情者均有作證的義務，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國家機密時可以免除作證的義務。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145條規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之有親密關系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蒙恥辱者，得拒絕證言。即使自願作證亦不得令其具結。顯然這與受西方人權思想影響較深有關。
3.證人作證范圍之差異
在大陸，證人作證僅限於與案件有關之事實，而不涉及法律問題。與案件有關的法律問題由被告舉證，原告亦可就法律問題舉證證明其主張。
台灣行政地區訴訟法第162條規定：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就訴訟事件之專業法律問題，征詢從事該學術研究之人，以書面或於審判期日到場陳述其法律意見。可見就法律問題，台灣地區可以要求證人作證。
事實上大陸在這方面也有所突破，在一些行政訴訟中，法官往往會接受法學專家對法律問題提出的意見，但目前尚未見諸於法條。
4.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時間限制不同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中未對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時間予以限制。大陸行政訴訟法對被告收集證據的時間有嚴格的限制。要求其在訴訟過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或證人收集證據(第33條)。其目的為更加嚴格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5.對訴訟參與人妨礙證據調取的處理方式不同
大陸對妨礙證據調查的訴訟參加人的處理方式為處罰，如訓誡、責令具結悔過、罰款、拘留等。台灣地區則遵循「任何人不得從其不當行為中獲利」這一古老法律原則，對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規定，其第139條規定：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困難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這一規定顯然比大陸單純使用處罰這一方式更為科學。
十、一審程序中存在的差異
在一審程序中，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之間存在諸多差異。最為明顯的為台灣地區一審通常程序中可以和解，同時也不排斥行政法院調解。台灣地區行政審判一審中還有簡易訴訟程序。之所以會存在這種情況是因為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的立法宗旨為給予當事人以充分的司法救濟而不似大陸將其定位於控權法。因此只要能達到給予當事人以充分司法救濟這一目的，簡易程序以及和解、調解等並非不可接受。而且由於其迅速、簡便，處理小型公法上的爭議優勢尤為明顯。但缺點是對行政主體的監督不力。因此在我國行政訴訟法中不宜引進這些制度。(註：由於大陸法系國家較為強調其保權功能，和解程序在大陸法系的國家中被廣泛採用。參見陳清秀：《行政訴訟之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1994年8月版，第343頁。)尤其是在有些行政機關法治意識還不十分強的今天。
另外在裁判時，大陸要求法官應遵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原則。而台灣地區則遵循法官自由心證原則。其行政訴訟法第189條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依前項判決而得心證之理由，應證明於判決。顯然大陸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裁量標准太理想化了，實際上也難以完全達到，尚不及台灣「法官自由心證」這一規定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