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疫情

㈠ 緊急救助患者將違背疫情防控政策,應如何選擇

緊急救助患者將違背疫情防控政策,選擇方式是
1、加強疫情防控工作是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順應民心，關乎民生，排解民憂，要把人民的事情辦好，就要把人民的需求放在心上，落在行動上
2、面對相關利益沖突，應擺脫顧此失彼的習慣思維，可借鑒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准確衡量沖突利益的大小急緩，在不違反疫情防控根本秩序即能夠協調的情況下，就不能以疫情為擋箭牌拒絕危難情形下的合理救助請求，應妥善協調解決。

㈡ 刑法中有十多種違反衛生行政法的行為

有十多種違反衛生行政法律的行為，在刑法中明確為犯罪。
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傳染病菌種、毒種擴散罪（內含2個罪名）；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非法採集、供應血液、製作、供應血液製品罪（內含4個罪名）；採集、供應血液、製作、供應血液製品事故罪（內含4個罪名）；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內涵2個罪名）；食品監管瀆職罪；傳染病防治失職罪等。

附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節選）
第三百三十條【妨害傳染病防治罪】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供水單位供應的飲用水不符合國家規定的衛生標準的；
（二）拒絕按照衛生防疫機構提出的衛生要求，對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污水、污物、糞便進行消毒處理的；
（三）准許或者縱容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從事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禁止從事的易使該傳染病擴散的工作的；
（四）拒絕執行衛生防疫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預防、控制措施的。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甲類傳染病的范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和國務院有關規定確定。
第三百三十一條【傳染病菌種、毒種擴散罪】從事實驗、保藏、攜帶、運輸傳染病菌種、毒種的人員，違反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的有關規定，造成傳染病菌種、毒種擴散，後果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三十二條【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違反國境衛生檢疫規定，引起檢疫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第三百三十四條【非法採集、供應血液、製作、供應血液製品罪；採集、供應血液、製作、供應血液製品事故罪】非法採集、供應血液或者製作、供應血液製品，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標准，足以危害人體健康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後果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採集、供應血液或者製作、供應血液製品的部門，不依照規定進行檢測或者違背其他操作規定，造成危害他人身體健康後果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三十七條【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違反有關動植物防疫、檢疫的國家規定，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的，或者有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第四百零八條【環境監管失職罪；食品監管瀆職罪】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導致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零九條【傳染病防治失職罪】從事傳染病防治的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導致傳染病傳播或者流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零八條負有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導致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別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從重處罰。

㈢ 防疫政策屬於行政法規嗎

屬於。
「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屬於行政行為，應符合行政法的比例原則。比例原則要求行政行為採取符合目的的、合理適當的、對其他利益破壞最小的行為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11條第1款規定「有關人民政府及其部門採取的應對突發事件的措施，應當與突發事件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的性質、程度和范圍相適應；有多種措施可供選擇的，應當選擇有利於最大程度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益的措施。

㈣ 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經濟法 這些法律部門分別包含哪些分支法律

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
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
經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票投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物業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

㈤ 疫情期間的轉運時效會有影響嗎

稍微懂一點法律的朋友們都知道，法律上有一種概念叫做訴訟時效。
所謂訴訟時效，通俗地來說，就是您知道您的權益受侵害之後，在多長時間內可以起訴的制度。對於一般的民事官司來說，訴訟時效有三年的時間，在三年時間內您都可以起訴。即便超過三年，也不是絕對不能起訴，只不過對方可以用這一點來反對您的請求。
對於行政訴訟，就不一樣。按照行政對於行政官司來說，訴訟時效最長只有一年時間，如果行政機關告知了您訴訟時效，那麼訴訟時效甚至只有六個月的時間。

六個月的時間，說短不算短，但是如果有意無意地忽略掉，六個月幾乎是一晃而過。超過六個月，不好意思，按照法律的明文規定，法院甚至直接都不受理您的案子。所以，對於行政訴訟來說，時間確實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因素。
但是在一定的情況下，訴訟時效是可以中止計算的。《行政訴訟法》四十八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屬於其自身的原因耽誤起訴期限的，被耽誤的時間不計算在起訴期限內。」
那麼，新冠病毒疫情能夠算不可抗力嗎？如果算不可抗力，那麼能夠因此就停止計算起訴期限嗎？
民法上的不可抗力指的是不能預見、不可避免、並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行政法上的不可抗力可以參照這個說法。2月10日，人大法工委的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對於因此不能履行合同的當事人來說，屬於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
所以，新冠病毒，至少可以說，在一定情況下可以算作四十八條規定的不可抗力。
然而，存在不可抗力並不直接能導致起訴期限中止計算。只有當這種不可抗力足以導致起訴期限被耽誤才能夠中止計算。

有人或許會說，疫情鬧成這樣，法院都不辦公，我都沒法起訴了，怎麼就不算訴訟時效被耽誤呢？
事實上，就各地法院發布的公告來看，各地法院已經基本實現了普遍復工，對於立案所帶來的的疫情感染風險，法院早已經有了應對之策。
2月18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加強和規范在線訴訟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開展網上立案、調解、證據交換、庭審、宣判、送達等在線訴訟活動」。各地人民法院在疫情之前基本上也已經建設了一套完整的網上立案系統。既然能夠通過網上立案，那麼法院這一面就並不存在起訴的障礙。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說新冠病毒疫情對於起訴期限就完全不存在影響呢？
法院這邊的阻礙不存在不代表病毒對您不會造成阻礙。如果您不幸確診了新冠病毒肺炎，或者被認為是疑似患者並採取了強制措施隔離的，您這邊顯然就喪失了起訴的能力，訴訟時效自然應當中止計算。
湖北省高院發布的《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有關訴訟活動調整事宜的公告》規定訴訟時效期間計算等法律問題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規定精神執行。雖然說最高人民法院對於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的訴訟時效問題並沒有規定，但是03年非典疫情期間，最高人民法院是有專門規定的。
2003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間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關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當事人因是「非典」患者、疑似「非典」患者或者被依法隔離人員，不能及時行使民事請求權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九條關於訴訟時效中止的規定。」雖然《通知》2013年就已經廢止，不過湖北省高院的意見強調的按照有關規定的精神執行，它仍然可以加以參照。因此，確診新冠病毒肺炎、疑似患者或者因為疫情被依法隔離的，訴訟時效有充分的理由中止計算。
所以，單純疫情並不能成為訴訟時效中止計算的事由，除非您確診了或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又或者是

㈥ 沒有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能否到企業進行疫情防控檢查

不能。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括合法行政這一首要原則及合理性原則和比例原則等。沒有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進行疫情防控的檢查違反了行政法規定。
合法行政屬於形式法治的范疇，與之相對應的合理行政則屬於實質法治的范疇。疫情期間個別地方政府存在的肆意行政問題未能平衡「剛性管控」與「依法行政」之間的關系，背離了法治政府建設的基本精神。
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行政執法行為將引起對政府公信力的懷疑，而這種懷疑一旦在公眾之間形成「塔西佗效應」，那麼無論政府說真話還是假話，民眾都將不再相信，從而進一步破壞政府的公信力。

㈦ 疫情執法過度怎麼投訴

法律分析：加強對行政執法的監督。群眾發現有關執法部門在疫情防控執法工作中不作為,亂作為的,可以就此舉報投訴《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執法監督投訴舉報信箱的欄目,司法廳將及時監督檢查,予以處理。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第九條 行政處罰的種類：

（一）警告、通報批評；

（二）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

（三）暫扣許可證件、降低資質等級、吊銷許可證件；

（四）限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責令停產停業、責令關閉、限制從業；

（五）行政拘留；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

第十條 法律可以設定各種行政處罰。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

第十一條 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

法律對違法行為已經作出行政處罰規定，行政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

法律對違法行為未作出行政處罰規定，行政法規為實施法律，可以補充設定行政處罰。擬補充設定行政處罰的，應當通過聽證會、論證會等形式廣泛聽取意見，並向制定機關作出書面說明。行政法規報送備案時，應當說明補充設定行政處罰的情況。

第十二條 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銷營業執照以外的行政處罰。

法律、行政法規對違法行為已經作出行政處罰規定，地方性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

法律、行政法規對違法行為未作出行政處罰規定，地方性法規為實施法律、行政法規，可以補充設定行政處罰。擬補充設定行政處罰的，應當通過聽證會、論證會等形式廣泛聽取意見，並向制定機關作出書面說明。地方性法規報送備案時，應當說明補充設定行政處罰的情況。

㈧ 疫情期間哄抬物價處罰標准

新冠疫情防控期間,我國各地出現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哄抬物價行為.對這類行為我國採取"行政處罰+刑事處罰"的二重處罰機制.在對哄抬物價行為進行規制時,存在認定標准不明,執法標准不一,執法程序不當與規制效果不彰等局限.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完善現有規制路徑,從而進一步明確執法依據,完善比例原則,細化裁量基準,構建協調機制.
什麼是哄抬物價？
將疫情期間哄抬物價行為認定為非法經營罪,源於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從應然層面看,此類行為的本質特徵不在於擾亂市場秩序而在於妨害疫情防控,將其解釋為"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違反了同類解釋規則,前置行政法的位階也存在爭議;以司法解釋突破立法將其徑行認定為非法經營罪存在程序瑕疵.此類行為的刑事規制應從非法經營罪轉向妨害傳染病防治罪,並通過修訂擴大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適用范圍予以適用.從實然層面看,在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尚未修訂,疫情緊急的現狀下,依據司法解釋以非法經營罪規制此類行為,亟需明確疫情期間的起止時間,
總結防疫物資的范圍,哄抬物價的幅度等具體要件,以期精準適用刑法.對於傳染病以外的突發事件,可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增設"妨害突發事件應對罪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第四十條
經營者有本法第十四條所列行為之一的，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並處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營業執照。

㈨ 社區防疫人員對小區無居住房屋進行破門檢查 是否合法

作者：王敏，清華大學法學院行政法方向博士生。來源：行政法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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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語：我與清華大學何海波教授討論《行政訴訟30年》一書相關事宜時，認識了他的學生王敏博士。在聊天中，我曾對何教授和王敏同學談過，現在法學教育與實務脫節較為嚴重，法學界應當多注意社會關注的問題，可通過個案分析，將其上升為法學理論，這樣才能真正推動我國法學的進步。最近，王敏同學就有關防疫期間行政權力的邊界問題，寫了一篇《「依法」是防疫的底線》文章，就防疫期間出現的大理徵用口罩案、洪湖市「賣1元被罰4萬」口罩案、「孝感一家三口打麻將被破門執法」案，從行政法的角度進行分析，從中明確防疫期間行政權力的邊界問題。特此推薦給廣大讀者，從而推動對防疫期間行政權力的邊界問題的研究，促進和完善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建設。
蔡小雪
2020年2月27日
「依法」是防疫的底線——防疫期間行政權力的邊界
王敏
（清華大學法學院行政法方向博士生）
自新春伊始，抗擊新冠疫情就成為所有中國人生活的核心。為遏制疫情傳播，上至一級政府、下至社區組織，紛紛動員力量開展防控工作。疫情傳播形勢嚴峻，各類嚴防死守的「硬核」措施輪番登場，但越來越多的防控措施受到「過火」的質疑，引發輿論熱議。所謂的「硬核」和「過火」如何區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管控權力的邊界應當劃在何處？決定邊界所在的應當是法律。「依法抗疫」不是一句口號，更不是教條，而是抗疫工作緊密有效開展的前提和保障。
一、徵收徵用的權力邊界：以大理徵用過境口罩為例
2020年2月2日，雲南省大理市衛生健康局出具的《應急處置徵用通知書》在網路熱轉。重慶市政府委託企業訂購的9件口罩，由順豐自雲南瑞麗發往重慶，被大理「應急徵用」。
這條新聞引發輿論嘩然，網民將大理此舉稱為「截胡」，折射出一般公眾對這一做法的不滿。
而本文要問的是，在法律上，大理是否有權徵用這批口罩？
有學者撰文挑戰這份《應急處置徵用通知書》中「徵用」的適法性，因為「徵用」指的是對使用權的剝奪，有借還需有還；「徵收」是對所有權的剝奪，無須歸還，但要給予相應的補償。口罩是一次性使用的防疫物資，事實上沒有歸還原物的可能，此徵用效果上構成「徵收」，對這一點已無爭議。
但名為「徵用」實為「徵收」是需要修法才能解決的問題。無論是《傳染病防治法》還是《突發事件應對法》都僅對「徵用」作出了規定，而未提及「徵收」。因此，各地應急管理部門制定的相關規章、規范性文件都以「徵用」為名，盡管許多生活必需或防疫物資，都只能「徵收」。由此，在這一點上，我們無法過於苛求大理市衛生健康局以「徵用」為名徵收口罩。
但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即使允許效果上構成徵收，大理市衛生健康局是否有權徵用這批口罩？

《傳染病防治法》第45條規定，「傳染病暴發、流行時，根據傳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國務院有權在全國范圍或者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范圍內，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權在本行政區域內緊急調集人員或者調用儲備物資，臨時徵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關設施、設備。」

根據這條規定，只有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權徵用。而在網路盛傳的《應急處置徵用通知書》的落款，卻是「大理市衛生健康局」。大理市衛生健康局僅有組織實施徵用工作的職權，沒有以自己名義作出徵用決定的權力，徵用決定只能以大理市政府的名義作出。在這一點上，大理市衛生健康局超越了自身職權，系違法徵用。

其次，多名學者指出，只有國務院有權跨行政區域徵用，地方政府僅有權在「本行政區域內」調用或徵用，以此質疑大理徵用重慶物資的合法性。但如有學者提示的，「本行政區域」確實劃定了地方政府徵用的地域管轄范圍，但是「本行政區域內」究竟是指徵用對象限於本行政區域內的單位和個人，還是被徵用物資必須位於本行政區域，法律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如果採用第二種理解，當口罩位於大理境內時，大理的確是在本行政區域內實施徵收。而且此時，由於快遞仍然物流在途，如果不是重慶政府直接委託順豐運送，那麼所有權仍然屬於代為訂購的商家，也不構成有學者懷疑的「公對公」不能「徵用」。
但是，這能證明大理的徵用合法嗎？答案是不能。
因為行政權力的合法行使不僅要遵循法律條文的具體要求，也要符合法律的原則，嚴重不合理的行政行為，構成「濫用職權」或「明顯不當」，依然違法。
「嚴重不合理」，是指「行政決定的不合理，以至於任何一個通情達理的機構都不會作出」。大理的徵用行為也很難通過檢驗。疫情防控的部署本應「全國一盤棋」，任何一個省份都不能獨善其身。
國務院辦公廳於2020年1月29日發布的《關於組織做好疫情防控重點物資生產企業復工復產和調度安排工作的緊急通知》中強調，「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不得以任何名義截留、調用」重點醫療應急防控物資。更何況在大理衛生健康局實施徵用時，重慶的疫情比大理要更為嚴峻，而大理的疫情防控無論如何都沒有緊急到要截留其他地方應急所需的過境物資的地步。且若此舉各地得以效仿，將淪落為「物資靠搶」的混亂局面。是否合法的判斷需要精細的法律技術，同時，也不能違背社會共同體所分享的常識。這顯然不應當是一個「通情達理」的機構能作出的行為，是對行政職權的濫用。
二、行政處罰的權力邊界：以洪湖市「賣1元被罰4萬」為例
另一則備受熱議的新聞與行政處罰相關。
據報道，湖北省洪湖市華康大葯房購進一次性勞保口罩44000隻，購進價格0.6元/只，銷售價格1元/只，洪湖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接到投訴進行查處，對葯店作出罰款4萬余元的行政處罰決定。
該處罰決定遭網友質疑，洪湖市市場監管局回應稱，處罰依據為一份「紅頭文件」：湖北省市場監管局《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期間有關價格違法行為認定與處理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該葯房違反了2條規定：一是「公共衛生一級響應期間，與疫情相關的醫用商品、防護消毒商品等一律不得漲價」；二是「所售商品無參照原價，購銷差價額超過15%」的，構成哄抬價格行為。
口罩成為緊缺的防疫物資後，不良商家借機「發國難財」的擔憂觸動著人們的神經。相應的，政府對口罩價格上漲也本著「嚴防死守」的態度。
據檢索，多地都出台了類似上述《指導意見》的文件，只是差價標准不一，購銷差價額超過15%是一個常見的認定「哄抬價格」的標准。
但這造成了上述案例中，進價0.6元的口罩，只能以不高於0.69元銷售的荒唐結果，即使並非從事相關經營活動，也可以看出，商家扣除人力成本、需繳納的稅款等，難以從中獲得合理的利潤。
規范性文件做此種規定，從法律角度來看，問題出在哪裡？
首先，根據《價格法》和《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有兩種不同的違法行為需要區分，一種是「哄抬價格」，另一種是「違反價格干預措施」。
哄抬價格，指的是商家通過捏造、散布漲價信息、囤積居奇等手段推動商品價格過高上漲，是一種擾亂市場秩序的違法行為。
違反價格干預措施，指的是經營者不執行法定的價格干預措施、緊急措施的違法行為，表現之一即超過規定的差價率、利潤率銷售商品。
「價格干預措施」，是應對重要商品和服務價格顯著上漲或者有可能顯著上漲時所採取的一種保障商品供應的手段，也能起到預防哄抬價格的效果。
根據《價格法》第30條的規定，有權決定採取價格干預措施的機構僅限於國務院和省級人民政府，《指導意見》的制定機關則是湖北省市場監督管理局，並不具有此項許可權。《指導意見》和其他類似文件的此項規定超越其職權范圍，故不能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哄抬價格」，是一種通過推動價格過快上漲擾亂市場秩序的違法行為，超過15%的購銷差價是不是構成推動價格過快上漲首先即成疑問。
其次，根據《市場監管總局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查處哄抬價格違法行為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經營者在購進成本基礎上大幅提高價格對外銷售，經市場監管部門告誡，仍不立即改正的」，可以認定為「哄抬價格」。《意見》同時規定，「大幅度提高」，「由市場監管部門綜合考慮經營者的實際經營狀況、主觀惡性和違法行為社會危害程度等因素，在案件查辦過程中結合實際具體認定」。
這是賦予市場監管部門一定的裁量空間，即針對個案具體問題具體處理的權力，同時也意味著裁量的義務。執法機構必須對所規定的因素，包括實際經營狀況、主觀惡性、社會危害程度等加以考慮和衡量，再作出相應處理，同等情況同等處理，不同情形不同對待，否則構成違法。洪湖市市場監管部門對進價0.6元銷售價格1元的葯店作出處罰，與此同時，湖北省市場監管部門協調相關企業加強民用口罩供應，卻是進價1元以2元銷售，這顯然違背「同等情況同等處理」的法律要求，加深了執法不公的觀感。裁量的確常常需要標准，以避免恣意，但標准本身不能僵化，更不能是不考慮實際情況的「拍腦袋」政策。所謂的「一刀切」的標准制定，本質上是一種裁量怠惰，怠於考慮相關因素，完全無視市場規律，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以「穩定價格」為名，挫傷了經營者售賣防疫物資的積極性。網路上葯店經營者針對這種「一刀切」監管的抱怨隨處可見，價格管控反而成為造成物資緊缺的緣由之一。
另外，根據《行政處罰法》第6條的規定，當事人對於行政處罰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這是「正當程序」的要求。我們無法看出此案是否給予當事人相應的權利，但是有必要重申陳述、申辯權利在此類案例中的重要性。它不僅保障擬受處罰的經營者有一個「說理的機會」，更有利於執法部門了解具體情況，保證處罰適法。
三、強制措施的權力邊界：以「孝感一家三口打麻將被破門執法」為例
最後討論的這個案例也是最為極端的一個案例。近日，一則「一家三口打麻將被扇耳光」的視頻在網上熱傳。視頻中，一家三口身著睡衣在房間搓麻，佩戴紅袖章的防疫人員破門而入，抓起麻將牌摔至地上，遭到當事人的抵制後，引發了肢體沖突，更進一步有了人們熱議的「扇耳光」、「摔麻將桌」的過激舉動。
防疫手段極端到了此等地步，幾乎不需要法律專業知識來判斷是否合法，我們需要對這種案例進行法律分析似乎才是一種荒謬。將這一事例拿出來做法律角度的探討，只是為了再次重申本文立場，無論疫情防控形勢何等嚴峻，防控措施需要何等嚴格，「依法」都應當是不能退讓的底線。
首先，非法侵宅是《治安管理處罰法》明文規定的違法行為，只有公安機關或國家安全機關在法律規定的條件下，履行法律規定的程序要求，才有可能未經公民同意進入住宅，基層防疫人員顯無權力破門而入。當然，考慮到一些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的確存在家門常開、鄉里鄰居自由出入的民俗，在這一案例中是否將「破門而入」視為違法行為值得商榷。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即使是公安機關，也不能隨意進入私人住宅執法，基層防疫人員更不可能具有此項權力。
其次，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組織居民、村民參與社區、農村的傳染病預防與控制活動」。基層組織，特別是鄉鎮、社區防疫人員，其主要工作內容，是監測、宣傳、教育和上報。並沒有權力「下場執法」。對人身採取強制措施，必須由法律規定的機關根據法律授權和法定程序才能實施。
本案中的防疫人員，之所以對「打麻將」的行為如此「深惡痛絕」，源於當地縣防控指揮部的一紙禁令，即「嚴禁聚眾打牌」，並號召鄉鎮、部門、村莊成立「糾察隊」，發現並及時制止違反禁令的行為，不聽勸阻的及時向公安機關匯報。可見，即使根據縣里的文件，防疫人員也只有勸阻、匯報的許可權，更不必提在本案中，一家三口打麻將根本稱不上「聚眾」。推而廣之，在其他新聞中，捆綁不戴口罩的村民、強制隔離未戴口罩在小區慢跑的居民，均是嚴重違反法律的行為。基層防疫人員，一概只有勸阻、教育，情形嚴重時向上匯報的權力，絕不應該、事實上也從未被賦予「濫用私刑」的許可權。
在孝昌縣政府的門戶網站上，能看到對「麻將禁令」的嚴厲立場，並強調「一些地方基層組織執行不力」，「少數地方還不夠嚴、不夠到位」，「對這類問題，紀檢監察機關發現一起堅決查處一起」。貫徹執行的壓力級級下沉，執法力度層層加碼，一味強調禁令的嚴格，卻從未明確基層組織權力的邊界，可能是造成過度執法的事件一再上演的重要原因。直接面對群眾的社區、鄉鎮的防疫人員，只有宣傳、勸阻、匯報的職責，也不應被賦予超出職責的義務。「防疫」的大旗不能成為侮辱、傷害他人的借口。對於「私刑」式執法，情節嚴重以至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也同樣應當嚴懲不貸。
疫情防控，必須守住「依法」的底線。「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開展。」在新冠疫情蔓延的緊急態勢下，行政機關面臨著罕見的挑戰，此時行政治理的目標，不僅僅是防止疫情蔓延擴散，還包括保障社會秩序安全穩定、人民生活安居樂業、復工復產有序開展等，顧此失彼終將導致巨大的損耗，而「法治」恰恰是應對復雜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

㈩ 與動物防疫法相關的行政法有哪些

中華人民共和國獸葯管理條例！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肥料登記管理辦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