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法之父

A. 沈家本的重視法理學

沈家本從修訂法律的需要出發，比較重視研究法理學。他說：「法之修也不可不審，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審、法之明，不可不窮其理。」他從中外法學的比較中,發現「大抵中說多出於經驗,西學多本於學理」，強調經驗與學理應該並重,互相結合，並由此而對一系列涉及法理學的基本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①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關系。他說，法是「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也」，是在「學校衰微，世道凌夷，巧偽變詐，無所不為之習日漸潰焉」的情況下出現的。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國，所謂「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無無法之國而能長久者」。他認為法律是「政之輔也」，「律學明而刑罰中，於政治關系甚大」。因此他在取法西方、制訂新律時，首先「深究其政治之得失」。
②法須統一。沈家本認為,首先,立法宗旨必須統一，即堅持以法為「國家懲戒之具」，而非「私人報復之端」，如果借刑泄忿，使立法宗旨兩歧，將會發生法重刑濫之弊；其次，斷罪之律必須統一，如果新舊參差，勢必使法律喪失信用；最後，適用法律必須統一，不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惡而已,烏得士族匹庶之分」。
③法乃道德教化之輔。沈家本繼承了「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傳統法律思想，並結合世界的發展潮流，闡明了法只是「輔教之不足」的一種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廢刑而不用」。由於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於教化」,因此，他反對用嚴刑峻法束縛民之手足,提出「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特別是對於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習，使為善良之民」。
④用法在人。沈家本認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視。他反復闡明「法貴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說：「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嚴厲亦能施其仁於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寬平亦能逞其暴於法之外」。他建議仿古制設立律博士教習法律，使國家的中樞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同時，積極籌設法律學堂，為執行新律培養人才。由於他強調用法在人，因此主張以嚴刑懲罰貪利、曲斷、骫法、壞法的司法官吏。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僅表現為對法理學的探討，也貫徹於修律的實踐當中。他全面闡明了修訂法律的根據，指出：
法律應該伴隨今昔形勢的不同，而為之損益，不能簡單襲用。特別是他把中國置於世界的范圍以內，進行考察，藉以說明海禁大開以後的中國，萬難固守祖宗成法而不變。否則「以一中國而與環球之國抗」，優劣之勢，不言自明。為了貫徹「務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針，他「參考古今，博稽中外」，認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比中國封建舊律文明、進步，中國必須「取人之長,以補吾之短」，「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沈家本引進西方法律時，反對完全拋棄中國傳統的法律，他說：中國「禮教風俗不與歐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於彼」，將會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會而能之，以推行於世」。為了實現「會通中外」的修律方針，他積極組織力量，翻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作為修律的藍本。同時，奏請設立法律學堂，培養專門司法人才，聘請外國法學家充當法律顧問和派員赴外國考察。 沈家本認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為切要」，應以制定新刑律為整個修律工作的起點。鑒於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輕者為多」，遂以刑法「當改重為輕」為首要步驟。為此，奏請廢除凌遲、梟首、戮屍、緣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絞，只有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斬刑；將戲殺、誤殺、擅殺3項虛擬死罪改為流徙，以重名實而講實際。
沈家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資產階級法制思想的影響下，提出旗漢各族人民犯遣軍流徙各罪，應一體同科，不應在法律上規定「重輕懸絕」的不平等權利。他說：「法不一，則民志疑……法一，則民志自靖」。只有化除滿漢畛域，才能建立起「至公至允之法律」秩序。與此相聯系，他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夫為妻綱的封建名教,提出夫妻間侵犯罪的處刑,也應平允。沈家本還在資產階級人權思想的影響下，奏請「永行禁止」清律所允許的買賣人口和蓄養奴婢。譴責公開買賣人口「殊非重視人命之義」。奴婢「亦人也，豈容任意殘害。生命固應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習,等人類於畜產也」。他認為如不革除，顯然與頒行憲法的宗旨違背。沈家本的這些法律思想，閃耀著民主主義的光彩。
沈家本贊賞西晉劉頌根據律法斷罪的思想，反對律外苛求。他奏請廢除清朝實行已久的比附斷案，揭露比附斷案使民無所適從，只便於官吏肆意出入人罪。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訴訟法》中，確認資產階級罪刑法定的原則和內容。在司法體制上，沈家本仿效資產階級三權分立，主張司法獨立，視為「憲政之始基」。為了保證司法獨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訂中外之異同，制訂《法院編製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及檢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審判活動。 沈家本的一些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法律思想，遭到守舊派的詆毀和非難。他遵循最新之學說，改革中國封建時代諸法合體的立法體系，在制訂新刑律的同時著手編纂獨立的訴訟法。他說:「大致以刑法為體，以訴訟法為用，體不全，無以標立法之宗旨；用不備，無以收行法之實功。二者相因，不容偏廢。」在他主持下，1906年編成《刑事、民事訴訟法》，其中規定「罪刑法定」、「審判公開」、「陪審制度」和「律師制度」，但遭到以張之洞為首的各省督撫的駁議而作廢。1907年，張之洞又攻擊沈家本所編新刑律草案蔑棄禮教。1909年附有《暫行章程》5條的《修正刑律草案》，又遭到提學使和憲政編查館參議勞乃宣的反對，責難新刑律違背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的禮教基本原則。對此沈家本著文反駁，形成了禮治派與法治派的激烈辯論，直到辛亥革命爆發才宣告結束。在辯論中，沈家本雖然贏得了同情，但他經常以制定新律爭取帝國主義放棄領事裁判權為理由，企圖藉此壓服守舊派，表現了他思想上的弱點；而且在守舊派的壓力面前，步步退讓,同意對於加害君主以及內亂、外患罪加重處刑;對於無夫奸處刑；尊親屬有犯不得使用正當防衛等等。這實際是用封建法律中維護倫常的傳統規定，否定新刑律中的資產階級刑法原則。因此，新刑律草案既反映了資本主義法律思想與封建法律思想的沖突，又表現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協。這正是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具體表徵。在他的思想言論中，經常是進步的傾向和保守的成分同時俱在，互相沖突。他雖然引進資本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改變固有的封建法系作出了貢獻，但是他對封建舊律中禮教綱常的突破是有限的，對於封建法制的改革也是不徹底的。

B. 中國當代法學家有哪些

一、梁慧星
主攻學科：民法學
專屬別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之父
標志學說：民法解釋方法
代表著作：《民法解釋學》、《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法學學位論文寫作方法》
主編叢書：《民商法專題研究叢書》、《民商法論叢》
公共事件：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專家建議稿》
二、陳興良
主攻學科：刑法學
專屬別稱：中國刑法哲學開拓者
標志學說：刑法哲學
代表著作：《共同犯罪論》、《刑法哲學》、《刑法的人性基礎》、《刑法的價值構造》
主編叢書：《刑事法評論》、《刑事法判解》
公共事件：出具劉涌黑社會案專家法律意見書
三、朱蘇力
主攻學科：法律社會學
專屬別稱：波斯納的中國頭號粉絲和傳人
標志學說：法治的本土資源
代表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送法下鄉》、《道路通向城市》、《也許正在發生》
主編叢書：《波斯納文叢》
公共事件：製造甘德懷考博事件
四、賀衛方
主攻學科：司法制度
專屬別稱：生在美國極有可能競選總統的中國法律人
標志學說：具體法治
代表著作：《司法的理念和制度》、《具體法治》、《運送正義的方式》
主編叢書：《司法文叢》
公共事件：發表法學隨筆《復轉軍人進法院》
五、龍宗智
主攻學科：刑事訴訟法學
專屬別稱：跳躍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中國刑事法律學人
標志學說：相對合理主義
代表著作：《相對合理主義》、《理論反對實踐》、《刑事庭審制度研究》
主編叢書：《西南政法大學學子學術文庫》
公共事件：出任和辭去西南政法大學校長。

C. 兩部法律簡介

行政強製法簡介
2012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製法》（下文簡稱行政強製法）將正式施行，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的一件大事。行政強製法從1999年開始醞釀，先後五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修改，終於在2011年6月30日閉幕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上得以通過。
行政強製法是繼《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之後，我國在行政法領域出台的重要法律，與行政機關關系重大。其宗旨是通過規范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以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履行職責，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簡言之，行政強製法就是給行政機關「立規矩」，是一部「控權法」，具有應用法律保留、落實比例原則和遵循正當程序三大亮點。

亮點一：應用法律保留

法律保留的思想產生於19世紀初，最早提出該概念的是德國行政法學之父奧托·邁耶。法律保留是指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法律沒規定的行政主體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為。法律保留本質上決定著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從而也決定著行政自主性的大小。行政強製法是一部「控權法」，首先是對行政強制設定的控制，從源頭上規范行政強制權，避免擁有行政強制權的機關過多過濫，消除類如「七八個大蓋帽圍著一個小草帽」的混亂現象。

行政強製法是通過應用法律保留來實現對行政權設定的控制。該法第10條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由法律設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屬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事項的，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本法第9條第1項（即「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第4項（即「凍結存款、匯款」）和應當由法律規定的行政強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強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規，且屬於地方性事務的，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本法第9條第2項（即「查封場所設施或財務」）、第3項（即「扣押財物」）的行政強制措施。法律、法規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不得設定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既包括行政強制措施，又包括行政強制執行，該法關於行政強制執行的規定也強調了法律保留——該法第13條內容就是「行政強制執行由法律設定」，從而排除行政法規、地方法規和其他規范性文件設定行政強制的可能。

亮點二：落實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是許多國家行政法上一項重要的基本原則。19世紀，德國的警察法中首次出現比例原則觀念，之後比例原則在理論與實踐中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德國的行政法學鼻祖奧托·麥耶在其《德國行政法學》一書中最早明確地提出比例原則，即「行政權追求公益應有凌越私益的優越性，但行政權力對人民的侵權必須符合目的性，並採行最小侵害之方法」。

對比例原則的內涵，學界有不同的解讀。一般認為，比例原則包括妥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與狹義比例性原則三個子原則。其中，妥當性原則是指行政機關所採取的方法必須有助於達成所追求的目的；必要性原則是指在能達到法律目的各種方式中，應選擇對相對人權利侵害最小的方式，這是從法律後果上來規范行政權力與其所採取的措施之間的比例關系，故此原則也稱為「最小侵害原則」；狹義比例原則是指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時，對相對人造成的損害應小於達成目的所獲得的利益，避免行政主體為了實現行政目的而造成相對人權益的過度損害，故也稱「均衡性原則」。比例原則著眼於法益的均衡，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該原則在行政執法中的運用會有效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限制行政權恣意，也給監督機關和行政相對人監督行政主體是否依法行政提供了一把標尺，比例原則以維護和發展公民權為最終歸宿，稱為行政法中的「帝王條款」，對我國行政法治建設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行政強製法落實了比例原則，該法第5條規定：「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應當適當。採用非強制手段可以達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設定和實施行政強制」。因為與非強制手段相比，行政強制往往給相對人的人身、財產等權益帶去較多的危害，該條的規定體現了比例原則中的必要性原則。

此外，行政強製法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在夜間或者法定節假日實施行政強制執行」，「行政機關不得對居民生活採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相關行政決定」。這些針對行政機關的禁止性規定的目的在於確保行政強制執行的實施對於相對人的身心損害達到最小，或實現行政管理的目標不以影響當事人的基本生活為代價，都是應用比例原則的具體體現。

亮點三：遵循正當程序

正當程序，即正當法律程序，來源於英國成文法，其內涵則受到英國普通法上的自然正義原則的影響。在英國行政法上，經過法院解釋的自然正義原則有著確定的內涵，它包含了兩項基本的程序規則，即「任何人不能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人們的辯護必須公平地聽取」。自然正義原則在英國普通法上最初僅適用於司法程序，後來被移植到行政程序之中。正當程序之規定及其所蘊含的法律理念經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繼受與傳承，後來載入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正當程序的內涵經諸多判例、學說的闡釋與發揚，不斷得到豐富和完善，聽取申辯、公職人員的迴避、說明理由和告知權利，以及公開、透明、公眾參與等都成為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要內容，正當程序正是通過這些具體制度設計，實現限制政府權力和保護公民權利的目的。正當程序和法定程序在適用范圍上具有互補性。正當程序主要適用於沒有法律程序的明確規定的情形，正當程序還是檢驗、衡量法定程序是否「合法」的准據。注重程序正義日益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共同的價值取向。

在我國，由於受「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影響，同時缺乏自然法的法律文化基礎，程序意識相對落後，正當程序觀念更是缺乏。其實，程序並不只是實現某種實體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程序本身具有獨立的價值，程序在法治體系中佔有與實體同等重要的地位，程序正義可能不能直接達到實體的正義，但是它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實體的正義。

正當程序的精神已經融入行政強製法的某些章節和條款。該法第三、四章分別規定「行政強制措施實施程序」和「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程序」，其中屬於第三章的第18條關於「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應當遵循下列規定」的第5項要求行政機關「當場告知當事人採取行政強制措施的理由、依據以及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救濟途徑」；該條第6項要求行政機關「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屬於第四章的第35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強制執行決定前，應當事先催告當事人履行義務。」第36條規定：「當事人收到催告書後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應當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記錄、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採納。」摘自朱世海文

D. 中國民法學的泰斗有哪些有哪些經典著作

中國民法學的泰斗有：

1、江平（1930—— ），最負盛名的民商法專家，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編纂負責人，被譽為「中國民法三傑」之一。

江平教授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寧波市人。1948年至1949年就讀於北京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56年畢業；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導師。

2、梅仲協

梅仲協 （1900-1971） 字祖芳，浙江永嘉人。法國巴黎大學法學碩士，1933年後在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和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民法講席，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法律學系主任，抗戰期間重慶東吳大學教授。

3、謝懷栻

謝懷栻，男，漢族。湖北省棗陽縣（現為市）人。1919年8月15日生。1938年在重慶入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法律系，1942年畢業。次年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司法官考試合格。

1944年後歷任重慶、台北、上海各地法院推事。1948年任上海國立同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任上海大夏大學教課，講授民法、民事訴訟法。

1979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員、研究員，擔任過碩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於1988年退休。

4、佟柔

佟柔(1921年6月20日——1990年9月16日)男，滿族，遼寧省北鎮縣人，中共黨員。生前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民法專業博士生導師。

國內法學界，尤其民法學界，公認佟柔教授是新中國民法的開創者、民法理論的奠基人，是民法學的帶頭人，稱贊他是中國民法的權威或「泰斗」。

日本有的法學家譽其為「中國民法之父」，美國有的法學家稱他是「中國民法先生」。

5、史尚寬

史尚寬先生（1898—1970），字旦生，安徽桐城人，生於1898年農歷元旦，性厚重而穎悟，十一歲能文章，十五歲留學日本，由京都第三高等學校而東京帝大法律系，獲法學士學位。

史尚寬先生的「民法全書」對民國的立法時間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對後世的法學的研究也具有深遠的意義。

中國民法學經典著作：

《民法要義》、《公司法概論》、《公司法教程》、《國際私法新論》、《中國票據法釋義》、《法學緒論》、《中國司法大辭典》等。

E. 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局限性和對中國後世的影響

沈家本從修訂法律的需要出發，比較重視研究法理學。他說：「法之修也不可不審，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審、法之明，不可不窮其理。」他從中外法學的比較中,發現「大抵中說多出於經驗,西學多本於學理」,強調經驗與學理應該並重,互相結合，並由此而對一系列涉及法理學的基本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①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關系。他說，法是「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也」，是在「學校衰微，世道凌夷，巧偽變詐，無所不為之習日漸潰焉」的情況下出現的。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國，所謂「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無無法之國而能長久者」。他認為法律是「政之輔也」,「律學明而刑罰中,於政治關系甚大」。因此他在取法西方、制訂新律時，首先「深究其政治之得失」。②法須統一。沈家本認為,首先,立法宗旨必須統一，即堅持以法為「國家懲戒之具」，而非「私人報復之端」，如果借刑泄忿，使立法宗旨兩歧，將會發生法重刑濫之弊；其次，斷罪之律必須統一，如果新舊參差，勢必使法律喪失信用；最後，適用法律必須統一，不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惡而已,烏得士族匹庶之分」。③法乃道德教化之輔。沈家本繼承了「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傳統法律思想，並結合世界的發展潮流，闡明了法只是「輔教之不足」的一種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廢刑而不用」。由於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於教化」,因此，他反對用嚴刑峻法束縛民之手足,提出「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特別是對於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習，使為善良之民」。④用法在人。沈家本認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視。他反復闡明「法貴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說：「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嚴厲亦能施其仁於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寬平亦能逞其暴於法之外」。他建議仿古制設立律博士教習法律，使國家的中樞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同時，積極籌設法律學堂，為執行新律培養人才。由於他強調用法在人，因此主張以嚴刑懲罰貪利、曲斷、骫法、壞法的司法官吏。
修律應「參考古今，博稽中外」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僅表現為對法理學的探討，也貫徹於修律的實踐當中。他全面闡明了修訂法律的根據，指出：法律應該伴隨今昔形勢的不同，而為之損益，不能簡單襲用。特別是他把中國置於世界的范圍以內，進行考察，藉以說明海禁大開以後的中國，萬難固守祖宗成法而不變。否則「以一中國而與環球之國抗」，優劣之勢，不言自明。為了貫徹「務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針，他「參考古今，博稽中外」，認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比中國封建舊律文明、進步,中國必須「取人之長,以補吾之短」，「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沈家本引進西方法律時，反對完全拋棄中國傳統的法律，他說：中國「禮教風俗不與歐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於彼」，將會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會而能之，以推行於世」。為了實現「會通中外」的修律方針，他積極組織力量，翻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作為修律的藍本。同時，奏請設立法律學堂，培養專門司法人才，聘請外國法學家充當法律顧問和派員赴外國考察。
民主主義法律思想 沈家本認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為切要」，應以制定新刑律為整個修律工作的起點。鑒於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輕者為多」，遂以刑法「當改重為輕」為首要步驟。為此，奏請廢除凌遲、梟首、戮屍、緣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絞，只有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斬刑；將戲殺、誤殺、擅殺3項虛擬死罪改為流徙，以重名實而講實際。
沈家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資產階級法制思想的影響下，提出旗漢各族人民犯遣軍流徙各罪，應一體同科，不應在法律上規定「重輕懸絕」的不平等權利。他說：「法不一,則民志疑……法一,則民志自靖」。只有化除滿漢畛域，才能建立起「至公至允之法律」秩序。與此相聯系，他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夫為妻綱的封建名教,提出夫妻間侵犯罪的處刑,也應平允。沈家本還在資產階級人權思想的影響下，奏請「永行禁止」清律所允許的買賣人口和蓄養奴婢。譴責公開買賣人口「殊非重視人命之義」。奴婢「亦人也，豈容任意殘害。生命固應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習,等人類於畜產也」。他認為如不革除，顯然與頒行憲法的宗旨違背。沈家本的這些法律思想，閃耀著民主主義的光彩。
沈家本贊賞西晉劉頌根據律法斷罪的思想，反對律外苛求。他奏請廢除清朝實行已久的比附斷案，揭露比附斷案使民無所適從，只便於官吏肆意出入人罪。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訴訟法》中，確認資產階級罪刑法定的原則和內容。在司法體制上，沈家本仿效資產階級三權分立，主張司法獨立，視為「憲政之始基」。為了保證司法獨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訂中外之異同，制訂《法院編製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及檢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審判活動。
與守舊派的論爭 沈家本的一些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法律思想，遭到守舊派的詆毀和非難。他遵循最新之學說，改革中國封建時代諸法合體的立法體系，在制訂新刑律的同時著手編纂獨立的訴訟法。他說:「大致以刑法為體，以訴訟法為用，體不全，無以標立法之宗旨；用不備，無以收行法之實功。二者相因，不容偏廢。」在他主持下，1906年編成《刑事、民事訴訟法》，其中規定「罪刑法定」、「審判公開」、「陪審制度」和「律師制度」，但遭到以張之洞為首的各省督撫的駁議而作廢。1907年，張之洞又攻擊沈家本所編新刑律草案蔑棄禮教。1909年附有《暫行章程》5條的《修正刑律草案》，又遭到提學使和憲政編查館參議勞乃宣的反對，責難新刑律違背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的禮教基本原則。對此沈家本著文反駁，形成了禮治派與法治派的激烈辯論，直到辛亥革命爆發才宣告結束。在辯論中，沈家本雖然贏得了同情，但他經常以制定新律爭取帝國主義放棄領事裁判權為理由，企圖藉此壓服守舊派，表現了他思想上的弱點；而且在守舊派的壓力面前，步步退讓,同意對於加害君主以及內亂、外患罪加重處刑;對於無夫奸處刑；尊親屬有犯不得使用正當防衛等等。這實際是用封建法律中維護倫常的傳統規定，否定新刑律中的資產階級刑法原則。因此，新刑律草案既反映了資本主義法律思想與封建法律思想的沖突，又表現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協。這正是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具體表徵。在他的思想言論中，經常是進步的傾向和保守的成分同時俱在，互相沖突。他雖然引進資本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改變固有的封建法系作出了貢獻，但是他對封建舊律中禮教綱常的突破是有限的，對於封建法制的改革也是不徹底的。
沈家本故居在宣武區上斜街金井胡同1號。為宣武區重點保護文物。 故居是一座三進四層的院落，進門第一層為一座兩層小樓。沈家本於1900年入京至1913年逝世一直住在這里，其許多著作都在這里完成。院中的前排小樓是沈家本於1905年籌資建成，題名為「枕碧摟」樓中曾藏書5萬余卷。《枕碧樓偶存稿》《枕碧樓叢書》均是由此得名，他的書稿《沈寄先生遺書》為現代研究我國古代法律之必讀文獻。「枕碧樓」下有會客廳。

F. 三大訴訟法中，「近親屬」分別指哪些人

說到近親屬，相信大家都知道，這主要是指與自己血緣相近的一些人，主要包回括自己的父母、答配偶、子女等等。在我國不同的訴訟裡面，規定的近親屬范圍是不同的。一、民事訴訟中的近親屬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二、刑事訴訟中的近親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三、行政訴訟中的近親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和其他具有扶養、贍養關系的親屬。需要注意，在不同訴訟中，法律中規定的近親屬的范圍是不同的，有的時候將祖父母、外祖父等歸入了近親屬的范圍之內，但有的訴訟中卻不包括這些人。因此各位要具體分清楚究竟屬於怎樣的訴訟，才能明確近親屬的范圍。

G. 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確立與適用

論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確立與適用
隨著現代訴訟觀的確立，作為道德原則的誠信原則日益受到各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的關注，成為貫穿於整個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法官、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都應受誠信原則的規制。

關鍵詞：民事訴訟；誠信原則；當事人

一、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確立及根據

（一）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確立

1、有關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確立的學說論爭。誠信原則作為現代民法的最高指導原則，或稱帝王原則，能否在民事訴訟領域適用並成為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呢？對此，世界各國學者間長期以來都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德國學者羅森貝克認為，誠信原則是較為模糊的道德尺度，而處理繁雜的民事訴訟程序應採用明確標准，不應適用誠信原則。德國另一位學者Theuerkauf從維護法的安定性出發，認為不應將誠信原則作為證明責任分配的一條准則，並指出其觀點早已被德意志法院所確認。日本學術界在戰後反對在民事訴訟法中引進誠信原則，其理由是：第一，處理繁雜的民事訴訟程序應客觀地適用明確的基準、遵循具體的規范，而體現在一般條款中的誠信原則有違反制度目的之虞。第二，具有誠信原則的價值判斷已具體在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之中，因而無需在此以外再規定一條抽象的誠信原則，這樣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第三，訴訟是當事人之間的對立性抗爭活動，只要雙方當事人按照民事訴訟法的具體規定去進行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在法律規則之上再加上一條倫理規則。[1]（P166）

訴訟法學之父德國學者赫爾維希認為，從訴訟法的精神來看，應當承認當事人有真實義務，訴訟程序應不允許當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違背誠信原則。巴姆巴哈認為，誠信原則支配的民事訴訟法，實與支配一切法域相同，國家決不給不正之人或無良心之人以一種工具[2]（P19—20）。日本訴訟法學者谷口安平認為，民事訴訟中應確立誠信原則，並把這一原則作為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

在我國，多數學者主張將誠信原則引入民事訴訟法中，並據此建立一些相關制度，進一步規范各訴訟主體的訴訟行為，從而實現對民事訴訟活動進行全面、有效的調控。但有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如黃娟博士利用「語境說」對誠信原則提出冷思考，強調中外文化傳統、制度等差異性，認為我國尚不具備確立誠信原則的條件[3].

2、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立法規定。盡管在學說 上存有爭議，但隨著社會生活的日益復雜化，訴訟觀念 及訴訟本身的變化，誠信原則逐步被各國民事訴訟法所 確認並成為一項基本原則。

1895 年頒布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當事人據以聲明所必要的一切情事，必須完全真實且正確地陳述之」。這可以看作是真實義務的立法先河。真 實義務的確立使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適用不僅成為可能更成為必然。同時，也為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法 中的廣泛適用提供了契機[4].

在德國，最先在民事訴訟中適用誠信原則的是最高法院 1921年6月的一個判例。德國最高法院在判例中這樣論述：「我們不得不承認，當事人的訴訟關系與他們在實體法上的關系同樣受誠信原則的支配」。[5] （P20）不過，真正使誠信原則在德國民事訴訟中得以確立，當歸於1933年德國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此次修改中，增加了當事人進行民事訴訟真實義務的規定：「當事人應就事實狀況為完全而真實的陳述」。

日本1996年《民事訴訟法》第2條則明確將誠信原則規定為統率一切的基本原則：「法院應為民事訴訟公正並迅速地進行而努力；當事人進行民事訴訟，應以誠實信用為之」。

美國民事訴訟法雖然沒有像大陸法系國家那樣直接採用誠實信用的概念，但是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禁反言原則。根據這一原則，當事人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實施的訴訟行為必須前後一致，不得故意作相互矛盾的陳述。對於矛盾行為，法院應予禁止。例如，在美國的證據開示制度中，當事人之間相互開示證據，就不能使對方感到為難或受到壓力，也不能讓對方當事人蒙受不必要的經費負擔，否則法院可以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發布保護令，以保護申請人的利益。

我國《民事訴訟法》並沒有明確規定誠信原則，但民事訴訟法律規范體現了誠信原則的精神實質。如對證人如實作證義務的規定；一方當事人在二審中提出新證據導致發回重審的須承擔訴訟費用的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由此看來，應當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是確立了誠信原則的。

總之，通過各國立法，誠信原則一方面已經滲透到訴訟的各個程序之中，成為各國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受立法的影響，「無論是學說或者判例都不再懷疑在民事訴訟中適用誠信原則的可能性了」[5]（P20）。民事訴訟應適用誠信原則的觀點取得了通說地位，法官也在積極地、頻繁地適用誠信原則以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各種糾紛和法律問題。

（二）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確立之依據

作為道德規范的法律化，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領域的確立有著深厚的社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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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中國法制現代化之父，他的一生有多麼的坎坷

沈家本（1840-1913），浙江吳興人，清末法學家。歷任天津、保定知府，刑部右侍郎、修訂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資政院副總裁等。

在清末新政中，他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訴訟律草案》《民事訴訟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建議廢止凌遲、梟首、戮屍、刺字等酷刑，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主張，是中國法制現代化之先驅，被譽為近代中國法律第一人”。

1897年至1900年，三年間，年近花甲的沈家本就任保定知府。這些年份是晚清的多事之秋，先是戊戌變法和政變，之後是義和團運動。期間，保定發生了北關教案，沈家本惹惱了外國人，險些招來殺身之禍。

可以看出，禮法之爭的尖銳程度已經到了白熱化的地步。如果沒有宗室寶熙的保護，沈家本幾乎在劫難逃。到宣統元年（1909年），甚至有消息說張之洞對《新刑律草案》“深惡痛絕”，並欲去沈家本之位，代以學部某丞，但“政府某公力保，沈事遂不果”。

當然，以往對禮法之爭的評價，大多認為反對《新刑律草案》就是頑固和保守，近年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高漢成認為，1907年的刑法典草案不僅引起了廣泛的爭議，而且引發了綿延數年之久的“禮法之爭”，同步進行的其它法律的制定也基本是移植和照搬西方的法律，卻沒有引起這么大的風波，這的確是一個值得仔細“咀嚼”的歷史現象。

高漢成舉例說明，自《新刑律草案》改變了《大清律例》對嚴重暴力性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以後，歷屆政府在制定刑法典時皆大致上予以遵循，但為了維護最起碼的社會秩序，又不得不從現實出發，制定刑事特別法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暴力性犯罪予以嚴厲打擊，這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回到了《大清律例》的老路。

I. 打官司當事人發病責任算誰，自己還是對面

打官司當事人發病責任肯定在於自己，因為自己的身體條件不適合參加法庭的訴訟，那麼就應該找代理人幫忙參加打官司自己應該去醫院檢查。所以說負責任的肯定是自己而對方是沒有任何關系的，當然，如果在法庭上對方辱罵當事人恐嚇，當事人那麼當事人發辮對方也是有責任的。

J. 英國亨利二世為何被譽為歐洲法律之父

英國亨利二世國王是金雀花王朝第一位國王。其實亨利二世並不是亨利一世的兒子，而是他的外孫，那麼為什麼他會成為亨利二世？

英國亨利二世國王是金雀花王朝第一位國王。其實亨利二世並不是亨利一世的兒子，而是他的外孫。

在私生活上，他的妻子是阿基坦的公主埃莉諾。他的子女，包括私生子在內共有11個。英國亨利二世雖為英國的政治和法律作出了貢獻，但他的晚年卻並不安詳。他的兒子們爭權奪勢，毫無兄弟之情。這一切，又都是他的妻子埃利諾公主主導慫恿的。劇記載，亨利二世的脾氣較差，這也間接導致他好朋友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