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法的演變

㈠ 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法與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法的歷史演變差異是什麼

兩個制度的不同

㈡ 刑事訴訟法的價值

法律分析：刑事訴訟法的價值主要在於維護秩序、保障人權，即刑事訴訟作為分配權利義務，並據以解決糾紛創造合作關系的活生生的程序，為了保證刑罰權的實現不演變成為赤裸裸的國家報復，必須對國家追訴犯罪的行為予以程序規范，以保證國家刑罰權實施的公正性。因此對於刑事訴訟的價值主要是刑事司法程序的設計和程序權利與義務的分配都應以公正為價值趨向，在我們充分關注公正價值目標的同時，也不應忽略刑事司法對效率的追求。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條 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㈢ 秦漢至清法典體例的演變呈現出怎樣的過程

戰國時期，魏國在李悝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法經》。《法經》共分六篇，分別為《盜法》、《賊法》、《囚法》（亦作《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基本內容大體可歸納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四篇，主要是懲治盜賊犯罪的法律規定。第二部分即第五篇《雜法》，主要是懲治盜賊罪以外其他犯罪的法律規定。第三部分即第六篇《具法》，是關於定罪量刑原則的法律規定，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性質。《法經》的篇目、體例、結構、內容雖然還比較簡單，但其立法成就空前，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從法典結構看，《法經》以嚴懲盜賊罪為核心，根據罪名類型、囚捕程序、量刑標准等各項不同內容分立篇目，包含了總則與分則、實體法與程序法、刑事法律規范與其他法律規范等各方面的內容，首次創立了成文法典的篇章體例結構，對後世各代的法典編纂與立法技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兩晉南朝時期制定的《泰始律》（也稱晉律），以漢律為基礎，參考魏律的篇章體例結構，編成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字。其中保留了《九章律》中的《盜律》、《賊律》、《捕律》、《雜律》、《戶律》、《廄律》、《擅興》七篇，新增或修改了十三篇，即改《具律》為《刑名》、《法例》兩篇，分《囚律》為《告劾》、《系訊》、《斷獄》三篇，從《盜律》中又分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四篇，新增《衛宮》、《違制》、《諸侯》、《關市》四篇。《泰始律》總結、借鑒《法經》以來的立法經驗，在法典的篇章體例結構與律文條目內容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立法成就。

三、北朝制定的北齊律，全面總結了自李悝《法經》以來歷代的立法經驗，在法典體例、篇章結構、律文內容等各方面均有所創新，使之成為代表當時最高立法水平的一部成文法典，在中國古代立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北齊律確定了十二篇的法典體例，為《名例》、《禁衛》、《婚戶》、《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共計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條。其後的隋唐《開皇律》、唐朝的《唐律疏議》、宋朝的《宋刑統》都採用了十二篇的體例結構。可見北齊律對後世法典編纂的影響之重要。北齊律首創了《名例律》的總則篇目，將晉律首創、進而為南北朝各代法典所相繼沿用的《刑名》和《法例》兩篇合為一篇，並把篇目名稱簡化為《名例律》，進一步突出了法典總則的性質和地位，從而使法典的體例結構及其內容更加規范化。此後的隋唐直至明清各代，其法典的首篇均為《名例律》，可見北齊律對後世立法的深遠影響。

四、隋朝《開皇律》十二篇的篇名依次是：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這種體例主要是仿照北齊律，但又對北齊律律作了必要和合理的修改：1.修改了北齊律的部分篇名，將「禁衛律」改為「衛禁律」，「婚戶律」改為「戶婚律」，「違制律」改為「職制律」，「廄牧律」改為「廄庫律」，突出了法律調整和保護的對象。2.刪除「毀損律」，把「捕斷律」分為「捕亡」和「斷獄」二篇，並置於律典的最後部分，使程序法與實體法有所區別。3.按照封建統治的需要，對涉及實體法部分的篇目重新排序。

五、唐朝的《唐律疏議》共十二篇，五百零二條。它的篇目設置、體例安排基本仿照《開皇律》，法類似於現代刑法總則的名例律置於律首，有關具體犯罪及其懲罰的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十一篇類似於現代刑法的分則置於其後。

六、宋朝的《宋刑統》共十二篇，五百零二條，沿用了唐末《大中刑律統類》和後周《顯德刑統》的編纂體例。這是宋開國以來的第一部法典，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朝廷刊版印行、發行全國的封建法典。

七、明朝的《大明律》共有七篇，三十卷，四百六十條。篇目有：名例一卷，內分五刑、十惡、八議；吏律二卷，分職制、公式；戶律七卷，分戶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廛；禮律二卷，分祭祀、儀制；兵律五卷，分宮衛、軍政、關津、廄牧、郵驛；刑律十一卷，分盜賊、人命、斗毆、罵詈、訴訟、受臟、詐偽、犯奸、雜犯、捕亡、斷獄；工律二卷，包括營造、河防。《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來律典依十二篇分編的傳統，首創按朝廷六部的政務范圍分目的新體例。

八、清朝的《大清律例》在結構形式上與《大明律》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三十篇，四十卷，三十門，律文四百三十六條，附例一千零四十九條。

㈣ 請談談對我國行政訴訟法中原告資格規定的認識，謝謝

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本身就意味著一定限制性質的存在。資格首先是一種許可，是對某人作或不作某事的許可；同時也是一種限制，規定了某人作或不作某事的邊界。合理界定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內涵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們有必要本著反思精神，科學理解現行法律規定的原告資格標准，展望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發展模式。

當前我國學者關於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概念可謂見仁見智，其中尤以「條件說」和「利害關說」 影響最大。「條件說」在行政訴訟理論界和實務界的流行范圍較廣。例如，「原告資格是個人或組織請求法院保護自己合法權益所應具備的條件 」；「所謂原告資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因具備一定條件而取得的可以作為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的資格」；「 所謂原告資格， 是指具備什麼條件才能成為行政訴訟原告」。在理論界莫衷一是時，我們有必要尋找權威觀點的支持，在《布萊克法律大辭典》中， 原告資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爭端中所享有的將該爭端訴諸司法程序的足夠的利益，其中心課題是確定司法爭端對起訴人的影響是否充分，從而使起訴人成為本案訴訟的正當原告[4]。在這里，筆者認為，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是指某人就某事而具有的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從而成為行政訴訟原告的法律能力。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問題，關繫到什麼樣的人能夠提起行政訴訟並啟動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程序，其實質是如何正確處理行政權和公民權、行政權與審判權的關系。

一、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的歷史演變

建國以來，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法律制度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這一過程與我國行政訴訟的發展相一致，每一階段的發展狀況在大體上也是與我國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相適應的。

（一）「無標准」 階段（1949年－1982年）

70 年代以前， 我國實行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個人的主體地位完全被抹殺，長期無民主法治可言。因此，此時我國尚沒有孕育行政訴訟制度的土壤，當然也就無所謂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後來，實行改革開放，商品經濟得到初步發展，個人利益也開始受到重視，但是控制公權、保護私權的思想和法律都還處於醞釀階段。所以，到 1982 年《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前的這一階段，是我國原告資格的「無標准時期」。

（二）「法律規定的標准」 階段（1982年－1990年）

雖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商品經濟和政治民主都得到大力發展，但是行政訴訟賴以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尚處於摸索階段。此時建立行政訴訟制度已成必然，但還無法取得獨立地位，原告資格問題也處於「摸索」狀態，只能由各個法律法規根據實際情況分別規定。

（三）「合法權益標准」 階段（1990年－2000年）

80 年代中後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己取得了較大程度的發展，個人的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視，建立獨立的行政訴訟制度已成為時代的需要，「合法權益標准」也就順應時代的要求而得以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頒布施行標志著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相分離，取得了獨立地位。該法第 2 條的規定在行政訴訟原告資格上取消了「法律規定的標准」，代之以統一的、寬大的「合法權益標准」。與原有法律相比，《行政訴訟法》在立法的價值取向上已從保障行政權轉變為保障公民權和保障行政權並重。

（四） 「合法權益與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用」 階段（ 2000年－至今）

2000 年最高院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涉及原告資格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受案范圍和訴訟參加人兩部分，「這應當視為對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認識的一個新發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均具有重要的指導義。」根據第 12 條「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該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的規定，很多學者以「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為標准界定原告資格，但是仍有一些學者繼續用合法權益」標准，於是出現了兩者的並用階段。

二、國外有關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確定標准

西方法治國家普遍經歷了一個放鬆原告資格嚴格限制的過程。以英美為例：美國司法審查訴訟中的原告資格標准實際上經歷了從「權利侵害」標准到「法定損害」標准，再到「雙層結構」標准，最後是「事實不利影響」標準的演變過程。美國40年代以前，規定當事人只能在權利受到侵害時才有起訴資格，而現在，當事人所主張的利益，只要有可能處於法律所調整或保護的利益范圍以內,就有起訴資格。在英國,1978年以前的原告資格因救濟手段不同而有所區別。當事人申請私法上的救濟手段時,只能在個人權利受到公共機構的違法決定侵害時才能起訴。而申請公法上的救濟手段由於以英王的名義提起,起訴資格的限制較寬,只要當事人的直接利益因公共機構的違法決定受到侵害,就有資格向法院起訴。另外,在公法上的救濟手段中,對申請強制令的資格比申請調卷令與禁令的資格的限制更嚴,這種復雜的起訴資格對公民起訴很不方便。1978年最高法院新規則統一了申請公法上的救濟手段和申請私法上的救濟手段所適用的原告資格,方便了當事人的起訴。

三、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在立法、理論及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通過以上對我國及英美兩國關於行政訴訟原告資格規定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足

（一）行政訴訟原告資格認定標准模糊。

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條件眾說紛紜。但是，不管各學說存在什麼樣的分歧，自從「法律上利害關系」這一概念明白引入原告資格的規則之後，它已經成為理論與實務共同的聚焦點，甚至成為考慮原告資格的核心。但是我國現行法律未能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從司法審判的操作層面進行界定，按照通常觀點，利害關系有直接與間接之分，也有切身利害關系與非切身利害關系之分。每一種解釋都可能導致訴訟范圍的伸縮，從而影響到公民權益的保障程度。

（二）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合法權益」范圍狹窄行

政訴訟法第2條使用的概念是「合法權益」，但是11條又規定「認為侵犯其他人身權和財產權的」。事實上第11條是對第2條作了限制性的規定。因此學界和實務界存在

爭議，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行政訴訟對原告資格上限於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人身權和財產權爭議，即除了法律、法規有特別規定外，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行政訴訟，而人身權、財產權以外的其他合法權益，如憲法規定的平等權利、政治權利、受教育權和勞動權等則不受行政訴訟的救濟和保障。

（三）原告只能以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為前提提起行政訴訟

在我國根據目前法律的規定，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即只有其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才具有原告資格，不能以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受侵犯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實踐中還有大量的為維護公益而提起的行政訴訟被法院以「無利害關系」為由拒之門外。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權對社會生活的介入越來越廣泛，違法行政行為不公是對相對人利益的侵犯，也是對公共利益的侵犯，依法行政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要求，而且有時行政行為直接針對公共利益而無特定相對人，國外多數國家均規定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以行政行為侵犯公共利益為由提起行政訴訟。

四、完善與發展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具體對策

借鑒英美逐漸放寬對原告資格限制的發展規律，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對於完善與發展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提出以下建議：

（一）立法上明確闡述「法律上利害關系」標准起訴人是否具備原告資格

從根本上說應當看起訴人與被訴行為或爭議的法律關系是否具有利害關系。為了給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留有餘地，為行政管理相對人提供更充分的救濟機會，至少在理念上對「利害關系」不宜作過於嚴格的限制，既不要將其限定在法定權利的范圍，也不要將其限定在直接利害關系的范圍，只要起訴人在案件中具有一定的訴訟利益就應當認定為有利害關系。確定原告資格時，既不能僅憑起訴人的主觀認識（否則原告資格就會形同虛設），也不能要求起訴人的權益必須受到現實的損害（否則就會出現在立案時就必須對案件的實體問題作出裁判的不合邏輯和正當程序的現象），但原告資格所要求的「利害關系」必須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即起訴人應當證明其在該案件中具有客觀的訴訟利益存在。這種利害關系應當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而不能泛指一切利害關系，即由於某一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使原告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受到了影響；這種法律上的影響是由於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作出某一特定的具體行政行為所導致的，是行政權動作的結果。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對原告應享有的合法權利的影響是必然性，而不是可能性。「法律上利害關系」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的合法權益與行政行為之間存在的一種因果關系，因此可以從合法權益、行政行為及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角度來界定「法律上利害關系」。

（二）擴大「合法權益」保護范圍

在我國行政訴訟法中,沒有明確界定「合法權益」是「法律上保護的利益」還是「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合法權益」作「法律上保護的利益」的界說,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應以「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為標准,而無論這種利益是現實的還是將來的,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只要公權力主體的行為對相對人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造成了不利影響,而法院能提供有效救濟的則該相對人就應該享有原告資格。我國行政訴訟法關於「合法權益」的外延規定有限,僅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人身權和財產權,范圍過於狹窄。在實踐中,往往出現行政機關侵犯公民受教育權、公平競爭權等情況，卻無法得到行政訴訟法的保護。所以，應擴展行政訴訟法中「合法權益」的外延，更好的保護公民在憲法和其他法律中的合法權益，也有利於更好的監督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實現我國行政訴訟法的宗旨。

（三）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

所謂行政公益訴訟，是指當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或不作為行為對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時，法律允許無直接利害關系人為維護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制度。如何確定行政公益訴訟主體問題，如果根據先行行政訴訟法規定，那麼就無法確定適格原告，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也就無從談起。實際上，保護好我們公民生存、生活環境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如果行政主體對破壞生態、破壞自然環境等現象不聞不問，從公民作為環境權所有者角度上講，公民就與行政主體產生了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從而具有了行政訴訟的訴權，也就可以對行政主體相應不作為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了。隨著民主、法治和人權的發展，許多國家不僅賦予法定權利受到行政行為直接或間接侵害的個人、組織以行政訴訟原告資格，而且在法治較發達國家如美國，還賦予公民個人或組織據此可以以納稅人、競爭人、消費者和環境消費者等身份對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有些國家甚至建立起民眾訴訟制度。而在我國，雖然公民（非外國人和無國籍人）尚可通過其他途徑（如向監察機關或人大、政府反映等）尋求處理，但司法途徑往往是最公開、公正和最迅捷、有效解決問題的途徑。因此，為了加強對公民個人權益保護和對社會公益維護的雙重目的，我們有必要拓寬原告資格，同時賦予公民以維護自身權益和社會公益的訴權。

㈤ 中國從清末到現在的法律的主要變化過程是什麼

從無系統到有系抄統，由人襲治緩慢向法治轉變。
清末以沈家本、楊廷芳為主的法治派和禮學派有爭論。
臨時憲法大綱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時間，被袁世凱改了兩次。
後來軍閥割據，也立了幾個法。
革命根據地主要以土地立法為主。
建國前以人民政協宣言代替憲法。

㈥ 法律的起源是什麼

法律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這是法理學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科學的解釋。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分析和闡述也有一個逐漸深化和發展的過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針對蒲魯東主義者散布解決工人階級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寫了一組重要文章，先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而後以《論住宅問題》為題出版了單行本。在《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魯東主義者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理論基礎——「永恆公平」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住宅問題的解決總是有利於資產者，資產階級法律不可能解決住宅問題，並從正面科學地揭示了法、法學與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聯系，對法律起源問題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闡述，然而由於受科學資料和研究成果的歷史局限，恩格斯關於法律起源的論述中仍然包涵著若干沒有獲得解決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人類學研究的迅速進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關於史前史研究的權威成果，才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觀條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一本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問題的傑出著作，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定型之作。
《論住宅問題》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闡述與存疑《論住宅問題》是恩格斯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蒲魯東主義者）論戰的產物。法律的起源是這場論戰過程中涉及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恩格斯看來，與國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問題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歷史觀根本對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他指出：「唯物史觀是以一定的歷史時期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實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7頁。）但是，這個研究的基本點卻很容易被忽略，「人們往往忘記他們的法權起源於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起源於動物一樣。」（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9頁。）例如，拉薩爾在他的那本法學專著《既得權利體系》中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就是「要證明法權不是起源於經濟關系，而是起源於『僅以法哲學為發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8頁。）至於蒲魯東主義者A·米爾伯格，更毫無掩飾地宣布法權為「永恆公平」或「永恆正義」的產物。諸如此類的觀點，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嚴厲駁斥的「法學家幻想」的典型表現。

華裔人類學家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認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兩種類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會的演進以突破性方式為特徵，另一種是非西方式的，社會的演化進程是連續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國文明最具典型。比較中西國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國國家的形成並不是如同古希、羅馬那樣以氏族組織的瓦解為代價，也不是表現為調和舊貴族與平民的沖突，它有自己的發展道路。隨著原先部落社會的平等原則被打破，社會出現了「分層」，男子的勞動在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等主要生產部門中占據主導地位，少數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資料、資源，這些人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權，在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中，位於頂端，是最高的權力中心和主宰，所謂「帝，天神也」，「執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1]《說文》中也說「帝、諦，王天下之號也」，可見，中國國家前的這種組織結構明顯與以「民主」、「平等」為組織原則的西方部落聯盟不同，它沒有相應的權力或機關可以與之抗衡，由於國家的產生沒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與國、政權與族權混然一體，融為一爐。這種獨特的國家演進模式，對中國法律有重大影響，致使中國法律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統治，具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

此外，戰爭對中國法律的產生也有重要影響。我國史前的「五帝」時期，社會極不平靜，不同血緣、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間的沖突、戰爭經常發生，為了爭取勝利，調整在戰爭中所發生的長官與士兵、士兵與士兵、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特殊關系，在戰爭中往往要頒布一些誓詞、軍紀、軍令，《漢書. 刑法字》認為「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國《說文》解說中，法的古體為「 」，古法音廢，廢、法往往通義，廢有廢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為伐，具有攻擊、懲罰的意思。「刑始於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這種傳統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後，對中國法都有重要影響。在奴隸社會，法律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2] 此階段基本上是用血緣來確定社會成員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國法和家法的兩重性，或者說宗法就是國法。習慣法還起著很大作用。進入封建社會，中國法律的發展，經歷了確認、成熟、發展和解體的幾個階段。

戰國李悝著《法經》六篇，打開了中國成文法發展的先河，但將《盜法》和《賊法》列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指導思想影響，奠定了中國傳統法律重罪名，重刑罰，重打擊的格局。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當數先秦法家。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3] 法家「法治」理論的哲學基礎是「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和發展進化的歷史觀。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的本性，這種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範，所謂「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行」[4]秦統一中國，第一次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制，圍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進行統一的法律調整，改法為律，從此法稱為律，如《秦律》、《漢律》等。漢初，倡行黃老之學，與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統治者採用，引禮入法，禮法結合，德主刑輔，儒家思想開始占統治地位，法律下降到從屬的次要地位。歷史進入唐代，中國封建社會達到了興盛時期，法制趨於完備，以《唐律疏議》為代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法系。《唐律疏議》明確規定：「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5]這標志著禮法結合以法典的形式穩定下來，封建法制趨於完備。在宋時，隨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嚴重，統治階級全面強化專制主義集權，皇帝頒發的敕令是最有權威的法律，編敕成了最經常、最重要的活動。到元時，大多法規是條格匯編、律令判例混為一體。內容龐雜，結構鬆散。明時，法律出現了兩個大的變化，一是加強對經濟領域的立法，如制定了鹽法、茶法、稅法等門類。二是在司法實踐中廣泛用例。清朝，皇帝的諭令是最主要最經常的法律，單行條例也成為重要的法律形式。清入關後，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突出，在法律形式上出現了針對少數民族的立法加強，如《蒙古律例》《回疆則例》、《苗例》等，宋、元、明、清，由於君主專制主義日益發展，導致法律成為「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漸漸走向它的盡頭。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產階級「法治」（Rule by law）理論被介紹到中國。 特別是沈家本主持變法修律輸入大陸法系以來，中國傳統的法律開始解體，中國法制的發展開始與世界法制的發展連結起來。法律中才出現憲法、刑法、民法、商法、訴訟法等部門的分類。在此法律的演變過程中，圍繞中西法文化的「體」「用」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極力宣傳和鼓吹西方的法律，認為中國貧窮、落後、軟弱的根源是歷代統治者長期推行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制，他：「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則日密，政權則日夷，君權則日尊，國威則日損。」[6]「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7].孫中山以西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共和等先進思想為武器，對封建政治制度和傳統的法律學說也進行了徹底的清算。他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推行民主法治，他大聲疾呼：「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民主政治賴以維系不敝者，其根本在於法律，而機樞在於國會。必全國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舉措有常軌，必國會能自由先例其職權，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謂民治，所謂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8] 他說我們要承認「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9]應該「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範，同時仍取數千年舊有文化而融貫之」。但由於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妥協性以及封建專制主義的頑固性，建立民主法治的重擔最終還是落到無產階級的肩上。

㈦ 19世紀英國法律

一、工業化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開始於17世紀40年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打破了封建專制統治,從而使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18世紀後半期開始的工業革命逐步清除英國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殘余,促使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英國建立。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機器大工業代替了傳統的工場和家庭手工業,工廠制度確立了在工業生產中的統治地位,促進了英國現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並使英國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還推動了農業革命,到19世紀30年代,大農場經濟在農業經濟中取得主導地位,現代農業資本主義體系在英國建立起來。隨著工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新興工業城市不斷涌現,城市人口急劇增加,並形成了以大城市為中心、以中小城市為依託的新興城市體系。工業革命推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使英國進入到工業社會。工業社會「是英國現代各種關系的基石, 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1]。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和工業化社會的出現,英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遷。其中最為明顯的特徵是工業資產階級的壯大和工人階級的形成,並與傳統的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結構的變遷意味著利益在社會結構性分布上的變化,利益的驅動使得人們在政治結構中都盡可能地謀求自我利益的實現和擴大,而權力是利益實現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當人們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代表時,自我利益的實現才有可能。」[2]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金融貴族由於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為對立的階級。雖然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工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特別是在議會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興的工業城市甚至連選區都沒有,致使議會被土地貴族控制。經濟困難很快引起了議會改革的要求[3] ,因為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認識到,經濟困難的根源在於他們在議會中沒有足夠的議員與代表土地貴族的議員相抗衡,進而在議會中不能通過有利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利益的法案,因此他們認定議會改革是走向社會改革和經濟平等的第一步[4]。於是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強烈要求進行議會改革。

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從過去的利益關聯體逐漸演變為對立的階級。工業革命中,機械大工業逐漸代替了手工業生產,工人卻由生產的主體淪為機器的附屬品。資本家為謀取最大利潤,總是千方百計增加工時,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資,甚至僱傭婦女兒童而且給予較低的工資。但是,資本家卻不能給予工人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勞動環境惡劣,工傷事故不斷,嚴重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調查煤礦工業的皇家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使得整個英國感到震驚。報告揭露出煤礦里種種野蠻景象:僱傭婦女和兒童,工時之長達到殘酷的程度,沒有安全設施,衛生條件和道德狀況普遍很差,令人惡心。關於這個報告的討論以及其他工業揭露出來的類似狀況,幾乎立即在英國文學里反映出來,它們分別從道德和美學的觀點出發,不斷地掀起批評工業主義的浪潮。」[5]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這些負面效應必然要激化勞資矛盾,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對此,政府本應通過勞動立法進行干預。但是,在工業時代之初的英國,自由放任主義大興其道,認為勞資雙方的契約關系是雙方自願簽訂的、法律不應干涉的關系,在履行契約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問題也應該自負其責。因此,在當時的英國,盡管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是政府的勞動立法進展遲緩,這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極大不滿。覺醒了的英國工人階級逐漸成長壯大起來,開始於19世紀30年代的爭取民主的工人運動即憲章運動,是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標志著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

市場競爭的加劇,還造成了大批窮人,社會出現了不平等和貧窮現象。到19世紀晚期,英國國內有近百萬人失業,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濟。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資產階級藐視人權,不把失業工人和窮人當做人來看待,認為貧困是由於「個人懶惰」所致,因而應由「個人負責」[6]。以這樣的思想觀念為指導, 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這部法律規定,在各地建立濟貧院,凡無生活來源、需要社會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但是被救濟者在濟貧院內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裡面的生活條件又極為惡劣。「如果接受救濟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樣好,那麼這種救濟制度就會從根本上使所有人喪失勤奮努力、刻苦自勵的精神,如果真的實施這種制度,那麼作為其補充,就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強迫勞動制度,來迫使那些沒有自立動機的人像牛馬那樣幹活兒。」[7]可見,這部濟貧法實際上把「救濟窮人」變成了一種「懲治窮人」的手段[8] ,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擺脫濟貧稅負擔和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來源。大量工人失業和貧困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構成了強大壓力。這一事實迫使政府開始認識到,貧困問題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政府理應承擔起救濟貧困的責任。

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在經濟領域里出現了無序、惡性競爭,生產與資本高度集中壟斷及其他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行為。這在當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哲學的人看來是很正常的。他們認為,個體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切經濟事務由市場主體去自我管理和調節;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張政府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總體上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利於政府宏觀目標的實現。工業社會中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迫使政府改變統治策略,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對政治、經濟、社會事務實行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進行政治和社會變革,否則將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統治。正如德國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其國際地位因為拿破崙的戰敗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是國內卻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時期。工商業已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擁入城市的工人不斷增加,但議會兩院仍由極其保守的世襲貴族、主教和土地貴族把持著。這時,由於拿破崙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歐洲大陸對英國工業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場十分有限,因而英國的失業人口猛增,工資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卻實行穀物的關稅制,以抑制糧食的廉價進口,這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苦難。飢餓、罷工使英國的進步力量開始認識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須進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9]整個19世紀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二、自由主義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回應

邊沁、密爾、格林的功利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思想為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國家干預的必要性進行了理論論證,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關系進行了探討,解放了人們思想,影響了改革實踐。

傑里米·邊沁( Jeremy Benthan, 1748～1832年)是著名的自由資產階級法學家、倫理學家、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政治法律思想的倫理基礎是功利主義。所謂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種外物給當事者求福解禍的那種特性,由於這種特性,該外物就趨於產生福澤、利益、快樂、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對利益攸關之當事者的禍患、痛苦、惡或不幸。假如這里的當事人泛指整個社會,那麼幸福就是社會的幸福;假如是具體指某一個人,那麼幸福就是那個人的幸福」[10]。邊沁認為,趨樂避苦是人的本性,它決定人的一切行為的動機和目的,因而它能夠成為人類行為的指南,目標是追求最大快樂及將痛苦減少到最低程度。同時,它又是人們衡量和評價一切行為是非、善惡的唯一標准和尺度。人們對外界事物或某種行為贊成與否、實行與否,是根據它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帶來快樂、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增添福利來決定的。人們判斷一件事對自己有利就應該去做,反之,則不應該去做。這就是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總之,在邊沁看來,趨樂避苦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宗旨,是解釋和說明人類社會一切問題的終極標准。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運用於立法理論中。他提出,增加個人和社會的幸福的手段應該從立法開始,政府的任務或立法者的任務就是遵循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通過立法用賞罰的方法,特別是用懲罰破壞幸福的行為的方法來增進社會幸福。這就是說法律、制度應以功利為原則。同時他還提出,判斷國家法律、制度的優劣也應該以功利為根本標准。如果某個法律或某項制度對於人們來說樂多於苦,那麼它就是優良的,有益於人們的。反之,如果苦多於樂,那麼它就是低劣的,無益於人們的。邊沁的理論為政治和社會變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密爾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總體上主張個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堅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則」[11]。鑒於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和問題,密爾提出了新的功利主義,為其具有新內容的自由主義思想奠定倫理基礎。他認為,功利主義所謂的幸福和快樂並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全體的幸福和快樂,人們在追求幸福和快樂時要平等地顧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這樣才會有一個彼此平等的成員組成的社會[12]。以此為出發點,密爾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預理論,認為「國家一方面應當尊重每人在特關自己的事情上的個人自由,同時另一方面也有義務對它所允許每人施用於他人的權力保持一種注意的控制」[13]。密爾認為政府幹預的范圍和界限是:在某一時期或某一國家的特殊情況下,那些真正關繫到全體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願意做或沒有能力和條件去做,就應該而且也必須由政府來做;有利於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從中得不到相應利益而不願做,這時就應該由政府去做。政府應干預的具體事務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業,主要是用來提高人類素質的東西,它的價值是決不能用市場上的需求來檢驗的,因此應該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這個一般原則,尤其不適用於初等教育」;「政府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力,規定父母在法律上負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職責。但要使父母承擔這種責任,則政府就必須採取措施確保人們能夠免費或以極低的費用接受初等教

育」[14]。第二,保護兒童、青少年和婦女的權利。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少年兒童的權利和利益,「只要國家照看得到,就應保護少年兒童,禁止僱傭他們做過於繁重的工作。之所以應禁止少年兒童勞動的時間過長或勞動強度過大,是因為如果不加禁止的話,他們就總是被強制這樣去做。就兒童來說,簽約自由無異於強制自由」[15]。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婦女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為她們開辟更廣的就業門路,使她們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會地位。第三,政府應干預公共事業的壟斷行為,維護公眾利益。密爾認為,許多行業如煤氣、自來水供應、運河、鐵路等雖然應讓私人經營,但是實際上這些行業毫無競爭,他們比政府更加不負責任,更加不聞不問人們的抱怨,所以國家應從社會公共利益著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經營,對於這類公共事業應保留將來收回的權利,或保留並自由行使規定最高收費的權利和經常變動最高收費的權利[16]。第四,縮短工人勞動時間。普遍把工廠的勞動時間從10小時縮減為9小時,並且使工人勞動9小時得到的工資和勞動10小時一樣多或基本一樣多,這對工人是有好處的。第五,救濟窮人。密爾認為,人類是應該相互幫助的,窮人更需要幫助,所以應通過社會組織救濟亟待救濟的窮人,制定濟貧法,進行社會救濟。第六,政府應主動承擔起那些沒有私人去做但又是關繫到社會利益的公用事業的建設重任,如道路、碼頭、港口、運河、灌溉設施、醫院、大中小學等,因個人無力承擔,所以必須由政府來做。

總之,密爾對利己的功利主義倫理學進行修正的目的在於如何協調社會轉型後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尋找一個能夠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有效協調起來的契合點,以最終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17]。他的這一思想和努力具體應用於其自由理論及國家的性質與功能理論中,就是在堅持自由放任原則的基礎上,適應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適當運用政府幹預來解決自由主義帶來的破壞作用和弊端,以實現個人自由和政府幹預之間動態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論處於古典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過渡階段,為形成新自由主義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促進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同樣基於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大量使用婦女和童工、廣大工人勞動條件惡劣、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社會道德淪喪、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等社會現實,誕生了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在當時英國的代表人物是托馬斯·希爾·格林( 1836 ～1882 年) 、霍布豪斯( 1864 ～1929年)和霍布森( 1858～1940年) 。格林是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他論證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存在,並力圖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統一起來。他認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質上是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善。任何個人的道德發展都必須與其他社會成員的道德發展相一致。個人與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與人之間都應該互相幫助,離開他人和社會,個人不可能得到幸福。進而,格林認為,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人們實現共同的善,實現共同的利益,因此國家不應該是消極的、放任的國家,而應該是積極的國家,應該干預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從而為實現個人利益、為個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在此基礎上,他論證了國家應該干預土地買賣,強迫實行教育,規定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工作時間, 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幾位思想家的自由主義主要是重新解釋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提出並且論證了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進行全面干預的主張。這些主張對20世紀初英國政府的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

工業社會的到來意味著社會轉型,嚴酷的社會現實導致了社會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為古典自由主義開始向新自由主義轉變提供了現實基礎。而新自由主義的逐步確立也就意味著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積極干預型轉變,消極政府向集權政府轉變。也就是說,繁多復雜的經濟社會事務增添了國家的社會職能,由過去的「守夜人」角色轉變為經濟社會事務的積極調控者和管理者。在堅持自由主義的前提下,政府對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主動進行糾正和干預,主要表現為在政治、社會、司法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

三、英國政府實行干預政策和立法改革

在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激烈斗爭下,受變化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對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制度實行積極的干預政策,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進行了議會選舉法改革。通過兩次議會選舉法的改革,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爭得了選舉權,資產階級逐漸控制了議會議席,議會里土地貴族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這樣工業資產階級和大商人就能通過自己在議會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法律。為了保護工人的人身權利,從19世紀30年代起,議會就開始通過一系列社會立法。幾次頒布《工廠法》,嚴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個工作日的工作時間為9小時; 1847年通過了(成年男工) 10小時工作日法案;通過一個《煤礦法》,規定了井下作業應採取的安全防範措施。這些法案旨在保護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對勞動爭議的處理, 1896年議會通過的《調解法》規定,由政府成立調解委員會,負責處理各地委員會不能處理的勞動爭議問題。這些都反映了無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利益和要求。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不斷制定社會立法,進一步加強國家干預的力度。在20世紀初,英國政府頒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 1908年的養老金法, 1909年的勞工介紹法, 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 1918年的教育法, 1922年的住房法。這些立法奠定了現代英國福利法的基礎[19]。「隨著19世紀的前進,社會立法不斷增加,據有資格的觀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後,議會實際上拋棄了個人主義作為它的指導原則,轉而接受了集體主義。人們以往理解的那種自由主義處於劣勢,立法機構破天荒地通過了合乎社會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義思想背道而馳的。」[20]

英國政府頒布多種法律,積極干預經濟活動。針對無限責任公司阻礙投資增長的問題, 1855年,英國頒布《有限責任法》,規定股東僅以自己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這個法律激發了社會投資熱潮,促進了英國經濟的發展。針對金融業經營不規范的問題,政府出台了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強化對金融業的監管和調控。針對19世紀中後期債務人惡意宣告破產以逃避債務的現象,法院通過幾個判例完善破產法,從法律上防範了欺詐行為。針對自由競爭所導致的生產與資本的集中和壟斷現象,到19世紀末,普通法開始對競爭自由採取一定的靈活態度,它不再機械地把一切限制競爭行為都視為違法,而是綜合考慮競爭雙方的經濟實力、商業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時間等多方面因素[21]。這些立法和干預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弊端和消極影響,保護了投資者和廣大民眾的利益,促進了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的有秩序發展。

「這種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反抗,是對產業革命的破壞性和對無情地推進工業化政策所帶來的破壞作用而無保障措施的一種自發防衛。主要的動機是一種受威脅感,即認為沒有節制的工業化和商業化對社會的安全和穩定帶來威脅。⋯⋯徹底修正自由主義理論要求重新研究國家的性質和職能,研究自由的性質、自由和法律強制之間的關系。那樣的重新研究又揭開了個人人性及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這個老問題。從倫理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看,潮流是在脫離個人主義,趨於探求某種集體主義的觀念」[23]。

工業社會講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節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逐步確立必然對英國的司法制度產生影響。到19世紀英國進行司法改革前,作為上層建築主要內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組織混亂,訴訟程序繁瑣僵化,審判效率低下,費用高昂,警察組織不完備,監獄制度落後[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這些弊端,顯然與講求效率、講求成本和收益的工業社會不相適應。漫長的訴訟過程和高昂的訴訟費用已經成為工業社會中的人們尋求司法救濟和實現正義的障礙,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從長遠來看,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實現社會正義已成為工業社會司法審判的價值取向。訴訟哲學由過去的追求實質正義轉變為分配正義[25]。迫於社會公眾的強大壓力,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政府對不合時宜的司法制度和審判程序主動予以干預,意圖以國家的力量促進這些價值的實現。在這樣的背景下, 19世紀英國政府進行了民事司法改革。

對此,英國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關注,一批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思想家對傳統的法律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論證了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邊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對於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動和指導作用。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立法理論用於考察英國的普通法制度,並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認為, 1688年以後的英國法律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斥著封建主義的痕跡,法律原則復雜模糊,司法工作人員因循守舊,就連英國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來收集的和無數個別的議會法令、條例組成的,這些法令和條例彼此矛盾,結果讓完全不法的狀態代替了『法制狀態』」[26] 。他還對當時的司法組織和司法程序進行了批判,稱其已經「腐敗透頂」,「充斥著不必要的繁瑣程序,對於訴訟當事人來說,這只能導致拖延、筋疲力盡以及更大的開支」[27]。對於存在的這些問題,邊沁認為,普通法的傳統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設計為基礎的普通法規則,簡直是進行重要社會改革道路上的障礙」[28]。針對上述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國的法律體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費解又專橫,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實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張不但要進行立法原則、立法內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對當時的司法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邊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則。他主張,在司法審理中,法官不能隨意解釋法律條文,律師不能擔任法官,同時,法官不能包攬全部司法審理權,應允許選民推薦自己的代表參與司法。選民代表享有半個司法權,他們不參與裁決,但應參加並監督司法審判的全過程,並可根據實際情況要求法院為貧民免費提供律師與辯護條件,以至要求法官復審案件[29]。邊沁的法律改革思想為19世紀英國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形成了這樣的共識:要想建立適應現實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須對舊的法庭組織和訴訟程序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造[30]。於是,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議會得以通過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這場世紀改革主要圍繞著調整司法管理體系、簡化繁瑣的訴訟程序、理順普通法和衡平法兩種法律體系的關系這些目標而展開[31]。為了消除令狀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訴訟程序繁瑣僵化的弊端,首先對令狀制度進行徹底改革。令狀制度的改革主要通過頒布一系列法令完成,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頒布的《統一訴訟程序法》、1833年頒布的《不動產實效法》、1833 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別頒布的《普通法訴訟程序法》。這些法律實施後,令狀制度逐步減少使用,令狀制度迅速衰亡[32] ,普通法訴訟程序繁瑣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糾正。通過1852年《大法庭訴訟條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條例》,衡平法庭的訴訟程序被大大簡化。為了徹底解決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體系所造成的司法組織混亂和職權交叉重疊的弊端, 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並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統一的最高法院;統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則,當兩種法律原則發生沖突時,普通法原則應服從衡平法原則。這意味著法官在審判中應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權,發揮法官在審判中的主導作用;允許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訴訟程序,簡化了訴訟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訴訟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個司法制度,提高了訴訟效率。

可見, 19世紀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體現了工業社會的特點和要求,適應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根本需要。為了貫徹改革的指導思想,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弱化普通法法庭對案件的管轄權,逐漸強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轄權,這體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動干預,反映了國王的集權意志,以此來實現司法體制和司法程序的轉型,這是符合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思潮的。從根本上講,時代變遷和社會轉型以及干預型國家的出現最終導致了這場世紀司法改革。

英國近代著名法學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寫道:「自邊沁時代以來,我不知道哪一項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邊沁的影響。」[33]改革派大法官布魯厄姆在1838年寫道:「法律改革時代就是傑里米·邊沁時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個抱有嚴肅思想來揭露我們英國法律制度的弊病⋯⋯過去20年來,我們法律制度已經取得的全部重大的進步⋯⋯自然使我們想起邊沁先生和他的學派長期的、不屈不撓的、啟發性的勞動。」[34]

㈧ 不起訴制度的歷史演變

不起訴主要體現的是寬嚴相濟、訴訟效率原則。中國古代雖有「嚴刑峻法」、「治亂世用重典」的傳統，但統治者在儒家「禮」、「仁」、「以德治國」道德傳統的影響下，各個朝代都存在一些寬免刑罰的理論與實踐傳統，對我們研究不起訴思想淵源有一定借鑒意義，綜合起來可以從三方面來看：
（一）因時而赦及分化瓦解思想；
（二）對具體案件區別對待、便宜從事；
（三）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因時而赦是指根據國家當時的形勢而採取寬大、赦免的刑事政策。中國古代赦的種類比較多，如大赦、特赦等。先秦的法家主張以法律、刑罰作為基本政治手段進行統治。自商鞅變法以後，秦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厲行「以法治國」，秦始皇更是奉法家集大成者韓非「以法為本」的「法治」理論為治國的指導思想。
②史載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於是急法，久著不赦。」，秦始皇在位37年，從未行赦。後人以為「秦人極刑而天下叛」。漢朝時，統治者吸取前車之鑒，行寬緩之政消除秦朝苛政的影響，這一時期大赦非常頻繁。漢高祖在位十三年赦八次，被國外學者認為是開創大赦令的先例。
③「西漢之世，赦令最頻數，高帝在位十九年，凡九赦，蓋漢初得天下，人之染秦俗者深，事之襲秦弊者久，不可不赦，赦之所以與民更始也。」
④通常，統治者是為了社會的安定頒詔寬免刑罰，據《漢書·宣帝紀》記載：漢宣帝本始四年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大赦天下。元康二年春正月詔曰：「書雲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令吏修身奉法，未能稱朕意，朕甚憫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勵精更始。」 《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三年詔曰：百姓仍遭凶厄，無以相振，其赦天下。」，等等，這種因災害而赦免犯罪、寬免刑罰的做法在宋朝、元代等都出現過。其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統治者面對接踵而來的災害無力賑災，廣大民眾因災害流離失所，迫於飢餓，犯罪量劇增，這時候如果固守原來的法律，採取以刑去刑，非但達不到遏制犯罪的目的，還極易引發社會矛盾，危害皇權。
分化瓦解，實質上是統治者利用赦免的方式所期望達到鞏固統治、平息社會動亂的目的。沈家本在他的著作《歷代刑法考》中認為「高祖之赦所以安反側而散其勢也」，此外， 《晉書·刑法志》其中也有「赦而散之」的說法，這種適時寬免刑罰，使統治者無需付出高昂的代價，就達到分化反叛勢力，促使社會安定。
而對於一些重罪，如十惡之罪，一般是不赦免的。赦免的一般是針對較輕的罪。 《宋史·太宗記》記載「……民犯罪情輕者，釋之。」，這樣的赦例歷史上不勝枚舉，有時赦「徒」以下犯罪，有時候是「流」以下犯罪，對於更加輕微的犯罪實行更加寬大的政策，漢景帝時，官員吃喝下屬食物被發現的不以受賄罪論處，只是計算食物的價值令其賠償即可，這一點類似我們今天所規定的「犯罪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可以適用不起訴的情形之一。
歷史上的赦免對象，不僅僅適用在押的犯罪者，更主要的是適用未捕獲的和未發覺的犯罪分子，這種做法的目的也是為了以安反側、分化瓦解犯罪，類似我們今天的自首從輕或免除刑罰的情形。此外，雖然古代的證據採信以神示證據制度和刑訊逼供證據制度為主，但古代對證據不足、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相當而又不能互相否定的疑案，也存在「罪疑惟輕，功疑為重」的思想，即對有疑罪的從輕處理；對有功勞有懷疑的仍給予獎勵。又如《禮記·王制》記載：「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即對於疑案要徵求大家的意見，如果大家都認為證據不足，就赦免他。這是「存疑從無」和「證據不足不起訴」的思想萌芽。 特赦、大赦帶來顯而易見的弊病是對具體案件和具體犯罪者不能區別對待，容易造成不該赦免的赦免了，而該得到赦免的不能赦免。尤其是「大赦天下」這種一刀切的做法更會放縱一些罪大惡極的慣犯和累犯，給社會帶來更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古代有的統治者在寬免刑罰上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方法來避免這種弊病，歷史上典型的方式有「錄囚」和「慮囚」制度的確立，「錄囚」和「慮囚」制度起源於漢代，指封建君主或官吏查閱囚犯案卷或直接訊問決獄情況，平反冤獄或督辦久系未決的案件。 《後漢書·和帝紀》 ：「永元六年秋七月……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此後唐、宋時代亦是如此。 《玄宗紀》記載「開元三年五月，以旱，錄京師囚徒」。
錄囚或慮囚一般分為兩種形式：
一是帝王親錄，一是派官員錄囚或慮囚。帝王親錄制度在許多朝代都存在過，後來逐漸減少。官員被派往地方錄囚或慮囚，具有「小事立斷」的職能，事先不必上奏請示，即可「便宜從事」。但古代的「便宜從事」，並不是「罪行擅斷主義」，這和我們現在的起訴便宜主義實際上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在古時的司法實踐中，「便宜從事」必然出現「同罪異罰」、「因人而異」的法律適用情況，把握尺度如何直接關繫到社會矛盾在制度層面的體現，古時在防止擅斷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兩條非常的寶貴的經驗，一是「指導以明之」，即指導刑罰的思想或政策要明確；二是慎選執法官員，即提高執法官員的素質，慎重選擇掌獄的官吏。這些對中國現代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發展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有關法律中對犯罪嫌疑人的不起訴就有記載。如1948年11月30日華北人民政府頒布的《關於縣市公安機關與司法機關處理刑事案件權責的規定》中就規定了對於漢奸、特務及內戰戰犯等案件，「偵查的結果嫌疑不足，或其行為不成立犯罪等，再則縱系罪犯，而以不起訴為適當時，則公安機關均有權釋放。不予起訴，司法方面不得干涉。」這里的不起訴包括存疑和不構成犯罪的不起訴和構成犯罪酌情不起訴三種形式。1954年和197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也都對此作了類似的規定。
免予起訴是中國司法實踐獨創的一個制度，在打擊犯罪、執行國家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的司法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免予起訴制度誕生於中國肅反運動的司法實踐，確立於審判日本戰犯的立法。1956年4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中規定：對於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現較好的日本戰爭犯罪分子，可以從寬處理，免予起訴。
1979年7月7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免予起訴。」也就是說，中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免予起訴制度與不起訴制度並存，該法在第11條、102條和104條中對不起訴的條件、復議、復核及申訴的程序和期限等作了明確規定，確立了中國不起訴制度。
由於免予起訴制度存在著不經人民法院審判程序就定公民有罪，不符合法制原則，另外免予起訴由人民檢察院一家作出，缺乏應有的制約、限制，甚至剝奪了被告人訴訟權利的行使。例如，莆田縣人民檢察院1995年共受理起訴的人犯589人，決定免予起訴的竟達106人，占總審查人數近18%，而其中由檢察院自行偵查的案件免予起訴的更達65%。一些官員犯罪因其地位特殊性，本應該有罪起訴的被決定免予起訴，導致社會輿論批評。絕大部分學者、專家認為免予起訴的定罪免訴職能不應該由檢察院來行使。為此，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規定：「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
1996年修改後刑事訴訟法在取消免予起訴的同時，排除了人民檢察院的定罪權，擴大了不起訴的范圍，設立了相對不起訴制度，吸收了免予起訴中的部分合理內核，賦予了檢察機關一定的自由裁量權，體現了起訴法定主義與起訴便宜主義的有機結合，這是中國刑事訴訟進一步走向民主法制的又一重要體現。完全符合國際刑事訴訟發展的潮流，使不起訴制度進一步完善。

㈨ 刑事訴訟法的價值

刑事來訴訟法的價值保證刑法的正確自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

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

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9)訴訟法的演變擴展閱讀：

刑事訴訟法第十九條規定：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的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第二十條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級人民法院管轄的除外。

㈩ 民法法系與普通法法系的歷史演變過程及其重要區別及原因

民法法系是以古代羅馬法，特別是以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為傳統而發展起來的世界各國和地區的法的總稱。由於民法法系是繼承羅馬法而來的，所以又稱羅馬法系；由於民法法系首先和主要是指歐洲大陸國家的法，所有又稱大陸法系；由於大陸各國主要是採取成文法典形式，所以又稱成文法系或法典法系；由於民法法系也受到中世紀日耳曼法的影響，所以又稱羅馬－－日曼法系，或羅馬－－德意志法系。
普通法法系是指以英國中世紀至資本主義時期的法為傳統而產生和發展的各國和地區的法的統稱。由於它主要是以英國中世紀開始出現的「普通法」(common law) 為代表的，因而得名普通法法系，亦稱英國法系。美國法是普通法法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又稱英美法系。
普通法法系不象民法法系那樣固守羅馬法傳統和編纂法典，而是注重通過辦案遵循先例的形式，廣泛吸取日耳曼法和習慣法以及羅馬法和教會法的原則和思想，逐步形成起來的。
民法法系與普通法法系的本質、經濟基礎和基本原則是相同或相通的。但由於各自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傳統不同，因而兩者形成一系列不同的特點：
（一）立法權的歸屬和法的淵源的比較
民法法系奉行只有立法機關才能立法的原則，不承認法院有創製法的作用，判例一般不被認為是法的一種淵源，下級法院不受上級法院判決的約束，法官只能司法、不能立法，不能充當立法者。在普通法法系，立法權實際上由立法機關即議會和法官分掌。議會按照立法程序制定有關法律並授予行政機關有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法官也有權創制判例法。普通法法系的判例法與制定法都是法的淵源，而判例法在很多情況下更是基本的淵源。
（二）法的體系的比較
民法法系的法的體系一般由憲法、民法、商法、刑法、程序法等部門法構成，實體法與程序法界限清楚。而普通法法系的法的體系的構成則不同，尤為明顯的是沒有民法法系中的民法這一重要而獨立的部門法。在普通法法系，有憲法、刑法、訴訟法，還有類似民法法系民法的侵權行為法、契約法、財產法、買賣法等。普通法法系的實體法與程序法往往結合在一起，實體法一開始就注意程序，連證據的提供方式也有嚴格的要求。
（三）法的分類的比較
在法的分類方面，民法法系承襲羅馬法傳統，把法分為公法和私法，而不是分為普通法和衡平法。普通法法系對公法與私法的區分並不嚴格。在英國，王室法院受理的案件都被認為涉及英王的利益，適用的法都是公法。但也有學者把法分為公法與私法兩大類，把憲法、行政法和刑法歸於公法，而把侵權行為法、契約法、財產法、家庭法等歸於私法。但普通法法系有普通法與衡平法的區分。學界有「羅馬法為私法之模範，英國法為公法之典型」之說。
（四）司法組織的比較
在司法組織上，民法法系的司法體系比較清楚，一般都有司法部、法院系統、檢察院系統，它們各司其職、界限分明；普通法法系則不然，如英國不設司法部，美國雖設有司法部，但司法部長同時又兼任檢察長。在民法法系，法官與陪審員組成合議庭；在普通法法系，陪審員不是合議庭的組成人員，陪審團只認定事實部分，法律問題由法官決定。在民法法系，沒有陪審團參加民事訴訟；在普通法法系，民事訴訟有陪審團參加。
（五）訴訟活動的比較
1、制度
民法法系採用審問制或訊問制，即法官通過訊問當事人，根據所查明的事實作出判決。法官有責任也有權力了解他想知道的事實證據，法官依靠當事人查清事實，但不受當事人提供證據的限制。在開庭審理過程中，法官居於主要地位，訴訟雙方不居主要地位，發言需經法官許可，有關證據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可以提出。普通法法系則採用辨論制或對質制，即在民事訴訟中由雙方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由公訴人和被告律師擔當主要角色，法官不過是充當中立的裁定者。當事人負有舉證責任。證據必須在當事人在場的情況下提出，否則無效，當事人可以同對方證人在法庭中對質。在一般情況下，法官不能幹涉證據調查或擴大證據調查范圍，他受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的限制，法官的作用是權衡擺在眼前的案件的證據。
2、方法
（1）民法法系開庭審判以案卷材料為主進行。而普通法法系開庭審判是以口頭訊問為主。一個是按計劃辦事，一個是摸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
（2）在適用法律時，民法法系的法官首先考慮成文法典如何規定。而普通法法系的法官首先要研究以前類似案件的判決，從中抽出適用於眼前案件的一般原則，然後對本案作出判決。
（3）民法法系的法院判決書一般比較簡明扼要，判決書的推理方式一般是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判決書最後署名是某某法院。
而普通法法系的判決書一般都很長，多的可達幾百頁；判決書的推理方式是從以往案例和有關制定法中歸納出一般原則，然後得出適用於本案的結論；判決書最後不是由法院署名，而是由法官個人署名；幾個法官共同審理一個案件發生意見分歧時，以多數人的意見作為判決的結果。
五、民法法系與普通法法系的融合
兩大法系雖然各有許多不同特點，但融合也在發生。
在立法權的實際歸屬和法的淵源方面，進入20世紀後，兩大法系的差別在逐漸縮小。民法法系雖然在理論上不承認法院有立法權，但實踐中法院在法的創制方面，亦即在解釋立法、填補立法空白、使立法具體化的過程中，也日益發揮重要作用。雖然一般不承認判例是法的一種淵源，但事實上由於存在上訴制度，下級法院進行判決時不能不考慮上級法院對類似案件的判決。近些年來有些民法法系國家的司法機關，如法國國家行政法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瑞士聯邦法院、西班牙最高法院等，在某些方面也採用判例法或承認判例的拘束力。另一方面，普通法法系的國家進入20世紀以來，制定法大量增加，不少人更多地強調制定法優於判例法，認為判例法不能違背制定法，制定法可以修改、廢止判例法。
二次大戰以後出現了象歐洲共同體法這種兼有國際法和國內法特點的跨國法，共同體法不僅適用於成員國，也適用於成員國公民。在共同體法與國內法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共同體法優先於國內法。特別是在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之後，共同體法成為英國法的一部分，並享有優先權。這就標志著英國法開始在某些方面同大陸法匯合。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兩大法系出現了互相接近的趨勢。
當然，這些變化並不能說明兩大法系已趨於統一或必然統一，這些變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不可能從根本上消彌兩大法系的區別。由於歷史傳統和其他原因，兩大法系的某些重要差別還將在長時期內保存著，不會很快滅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