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第28條

A. 警察可以在訴訟中做證人嗎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的規定，擔任過本案證人的偵查人員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換句話說，在我國的刑事訴訟中，承辦案件的偵查人員不能同時充當本案的證人，否則，就會與其承擔的訴訟職責不相符合，可能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目前，這種觀點已成為學術界的通說。那麼，承辦案件的警察到底該不該出庭作證？如果能，他們的身份應當如何界定？警察作證有沒有限制？在我國警察作證有那些障礙？如何構建我國的警察作證制度？這些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初步探討。
一、警察作證的理論基礎
1、檢警一體理論。為了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保障控訴獲得成功，基於檢察機關和偵查機關共同的追訴職能，無論是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一般都賦予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指揮權、參與權、指導權、監督權等權力，即實行所謂「檢警一體化」。[1]在檢警一體化模式下，警察是檢察官的當然助手和控訴支持者。一方面，在偵查階段，警察要在檢察官的領導、指揮下展開偵查工作，根據檢察官的要求收集證據，抓獲犯罪嫌疑人或採取強制措施，直到檢察機關認為證據足以保證控訴的成功為止。另一方面，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警察應當根據檢察官的要求補充偵查以提出新的證據材料，或者必要時檢察官要求負責訊問、勘驗、檢查、搜查、扣押、鑒定的警察出庭作證，接受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以言詞的方式向法院說明自己收集的證據系合法所得，以便有效地反駁辯護方提出的證據與主張。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隨著現代社會民主與政治的不斷發展以及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人們的權利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國家的權力越來越受到一定限制。這反映在現代刑事訴訟中就是越來越強調程序公正與保護人權，國家決不能因為控制犯罪的需要而過分追求實體真實或者不擇手段，懲罰犯罪也決不能以犧牲當事人的合法權利為代價。而偵查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恰恰與上述理念相違背。有鑒於此，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無不通過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偵查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予以規制。但是，如何確認非法證據的存在進而對其予以排除在客觀上需要警察出庭作證對其取證行為加以說明。這是因為，一方面，公訴人對偵查人員收集證據的過程缺乏詳細地了解，如果他僅憑偵查筆錄或者偵查機關的情況說明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而負責偵查案件的警察對收集證據的全過程了如指掌，所以對證據是否合法心知肚明，此時由警察出庭就證據的合法性予以闡述最合適不過，因此，從客觀上講，公訴人員需要警察出庭作證對其取證行為的合法性予以闡述以反駁辯方就某個證據的合法性提出的質疑。另一方面，被告人對其是否實施犯罪行為最為清楚，再加上其本身就是偵查人員收集證據的對象，因而它對於警察是否非法收集證據也知根知底，當然需要警察出庭作證並渴望非法證據能夠得到排除，從而保護其合法權益。可以說警察出庭作證是控辯雙方「雙贏」的要求。
3、直接言詞原則或者排除傳聞規則。為了確保程序公與審判公開，在大陸法系國家刑事審判中非常強調直接言詞原則的運用。該項原則其中的一個重要要求是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證據材料均應以言詞陳述的方式進行，訴訟各方對證據的調查應以口頭方式進行，如以口頭方式詢問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等，以口頭方式對實物證據發表意見等，任何未經在法庭上以言詞方式提出和調查的證據均不得作為法庭裁判的根據。[2]英美法系國家中盡管沒有確立直接和言詞原則，卻設有與之相關的「傳聞證據規則」（hearsay rule; rule against hearsay）。[3]]根據這一規則，提供證言或者證據材料的原證人在一般情況下應當出庭，當面接受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而禁止法庭採用「傳聞證據」（hearsay evidence）。上述情況表明警察應當出庭就有關的取證行為向法庭陳述，而不能以偵查筆錄代替之。[4]
客觀地講，上述三個理論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典中並沒有直接的體現或者說是體現得並不充分。因此，在實踐層面，若以此作為警察出庭作證的理由是存在一定瑕疵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兩高的司法解釋，警察卻有義務向法庭說明其收集的證據的來源。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150條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40條的規定，公訴人應當就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的來源、特徵等作必要的說明，讓辯方辨認並發表意見。而控辯雙方難免發生爭議，一旦發生爭議，根據《規則》第341條的規定，公訴人應當出示、宣讀有關訴訟文書、偵查或者審查起訴活動筆錄。如果控辯雙方對上述筆錄仍存在爭議，根據《規則》第343條的規定，公訴人員可以建議合議庭通知負責偵查的人員出庭陳述有關情況。另外，《解釋》第138條也規定：「對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實，經審判長准許，公訴人可以提請審判長傳喚……勘驗、檢查筆錄製作人員出庭作證……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和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分別提請傳喚尚未出庭作證的……勘驗、檢查筆錄製作人出庭作證……。」顯然，這里的勘驗、檢查筆錄的製作人包括警察在內。
二、警察作證的訴訟價值
1、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釐清一系列司法實踐中的錯誤認識，從而樹立正確的訴訟理念。這主要表現為：（1）糾正證據的概念。在我國刑事庭審中，由公安機關出具的「關於被告人某某投案情況的證明」、「關於審訊情況的證明」、「關於某某報案情況的記錄」等材料被大量地採用。然而，這些材料是證據材料還是證據？如果它是證據材料，那為什麼在判決書中又被採用？如果它是證據，那麼它屬於什麼哪一類證據？這恐怕是難以回答的。而如果允許警察出庭作證，這些可以視為證人證言。（2）糾正證人的概念。長期以來，我國理論界與實踐界一直堅持證人優先原則、證人不可替代原則，從而反對在同一案件中將擔任偵查職責的警察同時作為證人。而警察恰恰是能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的。對這個問題，下文再作闡述，此處從略。（3）糾正警察特權思想。警察承擔維護社會安全與偵查犯罪的重任，在偵查過程中從來都是訊問或訊問的主角，讓其屈尊下駕出庭作證接受曾經被其拘留、逮捕和訊問的被告人以及辯護人的質詢，恐怕使警察在這一角色轉換過程中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究其原因就是警察特權思想作怪。
2、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解決長期困擾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某些問題。這主要表現為：（1）抑制警察非法取證行為。由於種種原因，我國警察非法取證行為在很多地方還相當普遍。而這同警察不出庭作證恐怕不無關系。因為在警察不出庭作證的情況下，辯護方由於得不到同證據提供者即警察當庭質證的機會，所以有時很難揭露並證實警察的非法取證行為。即便檢察官、法官對此有所警覺，往往由於他們對警察不出庭作證採取容忍態度而使其非法取證行為不了了之。（2）提高證人出庭率。長期以來，我國證人出庭率比較低，在很大程度上不利於貫徹落實新的庭審方式。但如果警察能夠出庭作證，無疑會對證人起到表率作用，從而帶動證人出庭作證。（3）解決惡意翻證、翻供問題。在刑事庭審中，當被告人翻供或者證人翻證時，如果警察能夠出庭作證同他們進行對質，無疑能夠有效地戳穿他們的謊言。（4）保障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一方面，警察由於出庭作證，使被告人的質證權得到實現，從而彰現程序公；另一方面，這有助於被告人通過揭示非法取證行為，使法庭排除對被告人不利
的證據，從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和提高其防禦能力。
3、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理順公檢法之間的關系，構築科學的司法體系。這主要表現為：（1）它有助於改變目前我國偵檢機關互相獨立、檢警分離的狀況，使控訴機關在審前程序中確立核心地位。（2）它有助於改變檢察官法律監督者的地位，促進檢察官當事人化。（3）它有助於法院確立「最終裁判者」的地位和保障法官在庭審中居於核心地位，從而將審前程序尤其是偵查程序納入司法審查的控制之中。(4)它有助於實現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從而真正構築對抗制的審判方式。
4、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提高訴訟效率。在我國刑事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常常辯稱警察有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而要求排除非法證據。面對這種辯護理由，檢察機關一方面因為證據並非自己收集，加上警察又不出庭與其當庭對質，所以公訴人在這種情況下往往無法對此予以回應。但為了確保司法公正和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公訴人又不能不對此一概不予理睬。這往往迫使法官宣布延期審理，以查清偵查人員是否有非法取證行為。但檢察機關對警察的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調查往往由於碰到各種阻力或者取證困難而無功而返。而辯方有時為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卻不依不饒，這就常常導致案件久拖不判，既有違司法公正也不利於司法效率。而一旦偵辦案件的警察出庭作證，在很大程度上就能當庭解決上述問題而不必延期審理，從而減少波斯納所說的「錯誤消耗」，提高司法效率。
三、警察作證的身份界定
目前，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實踐界，大多數人對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是持反對態度的。其理由主要有：⑴證人必須是在訴訟之前了解案件情況，所以證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而警察只是在偵查機關立案之後即在參與偵查過程中才了解到有關案件情況，而且警察是可以替換的，所以警察不能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⑵證人必須是當事人以外的訴訟參與人，且與訴訟案件的審理結果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即「自己不能給自己作證」。而警察是行使偵查職能的工作人員，如果允許警察出庭作證會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8條的規定，曾擔任過本案證人的偵查人員應當適用迴避。我們認為，不管是從借鑒國外經驗出發，還是從訴訟法理分析，承辦案件的警察都應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的警察可以稱之為警察證人。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1、承辦案件的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是世界許多國家的做法。在英美法系，刑事證人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包括了所有在訴訟過程中向司法機關提供口頭證詞的人。因此，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實踐中，警察經常作為控方的證人出庭作證，辯方也可以依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和具體需要傳喚某個警察出庭作證。在美國，警察出庭作證非常普遍，只要案情需要，警察就必須出庭作證，且要像普通證人一樣宣誓，然後接受辯護方的訊問和質證。否則，警察可能構成偽證罪或者妨害司法罪。如在著名的o.j.辛普森刑事訴訟案件中，辯方律師正是抓住了控方主要證人即福爾曼警探出庭作證時的漏洞，才使辛普森免去了牢獄之災。[5]在英國，警察被視為法庭的公僕，在出庭作證問題上，警察與其他普通證人負有同樣的義務和責任。[6]在澳大利亞，根據《1995年證據法》第33條的規定，在刑事訴訟中，除特殊情況外，承辦案件的警察可通過宣讀證詞或者根據其先前撰寫的證詞引導作證，為控方提供直接證據（evidence in chief）。[7]
根據大陸法系傳統理論，一般認為證人是專指向司法機關陳述所知案件情況且又不具有其他訴訟身份的人員，因而主張主辦案件的法官、檢察官及協助其偵查犯罪的警察不得同時為證人。如《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195條就明確規定：「司法警官和警員不得就從證人那得知的陳述內容作證。」[8]但也有許多大陸法系國家允許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如在法國的輕罪審判程序中，法官訊問被告人之後，就是詢問證人，而詢問證人通常是先詢問檢察官的證人，警察最先，專家證人最後，然後詢問被告人、民事當事人的證人。[9]這說明法國的警察同英美法系國家一樣都可以作為控方的證人出席法庭作證。在前蘇聯，法院若需要查明進行偵查或調查的條件時，可以把偵查員或執行調查職務的人作為證人傳喚到法院。[10]在日本，司法警察可以就勘驗結果在公審日期作為證人而受到訊問。[11]在我國台灣，在別無錄音帶或錄音帶附在訊問筆錄可供調查時，對於取得被告自白之經過，法院實有了解之必要，作為採用自白證據之依據，為此必須傳喚取得被告自白之司法警察官員，以警察證人之身份出庭說明取得被告自白之經過。[12]
2、警察作證並不違反證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徵。根據學術界的通說，證人是以本人所知道的情況對案件事實作證的人，所以證人具有不可替代性。筆者對此表示贊同。但以此為由推導出「證人優先原則」進而反對警察作為證人並不能成立。首先，證人作證的案件情況既包括實體性事實，也包括程序性事實。這是因為刑事訴訟過程既是一個適用實體法的過程，也是一個適用程序法的過程，而適用程序法的過程必然產生程序性事實；就案件本身而言，它是一個程序法上的概念。尤其是當程序性事實成為控辯雙方的爭議事實時，法官應對此予以查清而不能置之不理。否則，會對是否正確定罪量刑產生一定影響。如不對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行為予以澄清，就難以判斷被告人口供的真實性，進而對被告人是否定罪量刑也無從談起。因此，主張證人必須就訴訟之前的案件情況作證從而反對警察的證人身份是不全面的。其次，就執行某項偵查任務而言警察的確具有可替代性，但是，警察一旦執行某項偵查任務，他就成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的特定人，如偵查人員接受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情況，偵查人員在跟蹤、盯梢、誘惑偵查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等等，此時他又成為不可代替和不可選擇的人。
3、警察作證並非「自我證明」，對其作證就會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的擔心是不必要的。不可否認，偵查人員作為證據的提供者，他既是取證行為的實施者又是取證行為的見證者。所以，從警察作證的內容上看，他的確是在就自己的取證行為作證。但是，偵查人員不是訴訟當事人，他在法庭上作證本質上是為了支持公訴人的控訴，或者是為了滿足辯方質證權的需要。雖然警察作證有時會導致對己不利的後果，如因非法取證而受到的行政處分等，但他對控訴本身能否獲得成功並不承擔責任。就算警察作證是「自我證明」，但它提供的證言像其它證據一樣也要受到法庭的審查判斷之後才能採信。因此，冤假錯案的產生並不在於誰作證人而是在於證明內容的謬誤。難道「不自我證明」就能避免錯案？4、《刑事訴訟法》第28條關於警察迴避的規定是不恰當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擔任過證人的警察之所以適用迴避主要是因為，偵查人員如果在本案中曾擔任過證人，為本案提供過證言，就有可能對案件事實或案件的實體結果產生先入為主的預斷，無法再客觀、冷靜地收集證據，從而導致不公正。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理的。主要理由如下：（1）從訴訟發展過程來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問題要經過法庭審理之後才能最後確定，而等案件移送到法庭審判時，偵查人員實際上早已完成本案的偵查任務，不可能發生身份競合情形。也就是說，在法庭審理階段，警察的偵查人員身份與證人身份處於分離狀態，或者說是，警察的身份已由偵查階段的偵查人員轉換為審判階段的證人。因此，以偵查人員不能身兼二任為由反對警察出庭作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看到警察的身份可以發生分離或者轉換這一規律。（2）偵查人員的職責就是收集證據，至於是否客觀公正要到審判階段受到法官的司法審查之後才能予以評判。如果因為偵查人員可能無法客觀地收集證據而使其迴避，那麼偵查人員適用迴避的情形遠遠不止這些。照此推理下去，偵查人員是不是都要適用迴避？（3）在特殊情況下，如在偵查人員跟蹤、盯梢、誘惑偵查過程中，往往只有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在現場，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供罪又讓偵查人員迴避而不出庭作證，那麼勢必會放縱犯罪。
四、警察作證的基本范圍
盡管警察可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但警察客觀上又行使過偵查權，所以警察畢竟不同於其他證人，這就決定了警察作證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能讓警察就其了解的所有情況都向法庭作證。否則，它是不利於偵查工作的順利開展的。我們認為，只有在下列幾種情況下，控辯雙方或法官才可以要求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提供證言：
1、警察如果在犯罪現場目擊犯罪事實發生，或者當場抓獲犯罪行為人，或者重大犯罪嫌疑分子進行投案時，或者犯罪行為人投案自首時，那麼以後法院在對這起案件進行審判的過程中，該警察應當就他所目睹的犯罪過程或者抓捕經過或者盤問、受案情況出庭加以證明。例如，警察在巡邏時發現某人盜竊倉庫內的貨物時，他應當出庭就盜竊的時間、地點、手段、物品等情況出庭作證。
2、警察實施現場勘驗、檢查、搜查、扣押、辨認等活動時，即使是當場製作的筆錄，也不能完全保證其內容就是真實情況的反映，如果控辯雙方對此有疑問，警察應當出庭就勘驗、檢查、搜查、扣押、辨認等活動的進行過程提供證詞，以便當庭核實這些筆錄的真實性與合法性。例如，對於警察在現場勘驗、檢查、搜查、扣押活動中獲取的某種實物證據的提取過程、保管過程，如果辯方對該實物證據是否是原物存在異議，或者提出該實物遭到人為地破壞，或者要求控方提供其在犯罪現場遺留下來的對己有利的實物證據時，警察應當出庭證明整個實物證據的提取過程和保管過程是否合法。又如，當辯方對證據及其偵查行為的合法性提出異議時，警察應當出庭陳述，以證實沒有實施刑訊逼供、沒有非法搜查、扣押等。
、警察通過秘密偵查手段獲取的證據。秘密偵查手段通常是在犯罪嫌疑人未察覺的條件下進行的，且往往沒有第三者在場見證，警察的大多數偵查行為都是自行決定、自行執行，缺乏必要的制約，其中難免會發生偏差。為了防止警察有意或無意地歪曲犯罪嫌疑人的意願，讓警察出庭接受審查以證明秘密偵查行為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在庭審階段，警察的秘密偵查行為業已完成，沒有必要對此繼續保密。
4、在必要的時候，如辯方確有異議，或者偵查行為本身有瑕疵，刑偵技術人員應當出庭作證，對偵查活動中的有關專門性問題予以說明，如涉及現場勘查的攝影技術、痕跡的固定、判斷以及物證的提取、處理技術等。特別是在我國目前偵查機關自偵自鑒的狀況下更應如此。
5、如果辯方聲稱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警察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或律師取得的證人證言同警察獲取的證人證言有較大出於且難以判斷孰是孰非，而且上述情況能夠引起法官合理懷疑時，警察應當出庭與被告人以及相關證人進行對質，以判斷口供與證人證言的真實性。
6、使用「誘惑偵查」獲得的證據。誘惑偵查手段的運用是現代社會同犯罪作斗爭的客觀需要。實踐證明，誘惑偵查在某些無特定受害人的對偶性違法犯罪、有組織犯罪和智能性犯罪案件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誘惑偵查好似一柄雙刃劍，如果使用不當就會傷及無辜。因此，很有必要讓承擔誘惑偵查任務的警察出庭就有關情況作證。
五、警察作證的主要障礙
六、警察作證的若干構想
太長。。。。。。。參閱http://www.daima.com.cn/LW/4/daima3063/

B. 《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迴避的情形有哪些

1、自行迴避，是來指審判源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等在訴訟過程中遇到法定迴避情形時，主動要求退出刑事訴訟活動。這一規定利用公安司法人員的職業道德和自律意識，要求符合法定迴避情形的公安司法人員自覺退出訴訟活動。（《刑事訴訟法》第28條）

2、申請迴避，是指案件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認為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等具有法定迴避情形，而向他們所在的機關提出申請，要求他們迴避。申請迴避權是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注意：申請迴避權只賦予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能擅自擴大到其他親屬。（《刑事訴訟法》第28條）

3、指令迴避，是指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等遇到法定的迴避情形沒有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沒有申請其迴避，法院、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等有關組織或行政負責人有權作出決定，令其退出訴訟活動。指令迴避是迴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自行迴避和申請迴避的必要補充，也是一種監督。

C. 行政案件要求迴避的情況下一般適用於哪些情況呢

迴避的適用人員是指在法律明確規定的迴避情形下應當迴避的公安司法人員的范圍。只有屬於這一范圍內的人員才需要自行主動迴避，或者被當事人等申請迴避。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8條和第31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解釋的規定，適用迴避制度的人員范圍相當廣泛，包括: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以及參與偵查、起訴、審判活動的人民陪審員、書記員、翻譯人員、鑒定人、司法警察、勘驗人員、執行員和法院中其他占行政編制的工作人員。其中審判人員指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助理審判員。檢察人員是指各級人民法院檢察官、書記員、司法行政人員和司法警察。人民檢察院聘請或者指派的翻譯人員、司法鑒定人員、勘驗人員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迴避，參照檢察人員迴避的有關規定執行。對於檢察委員會委員是否屬於迴避范圍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一般認為，檢察委員會委員對案件處理結果有重要影響，從維護司法公正出發，檢察委員會委員應當納入檢察人員范圍依法迴避。

D. 法醫鑒定可以作為證據嗎

法醫鑒定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法醫鑒定是司法程序中有關技術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應當符合以下要求：
1、對公安機關在辦理治安、刑事案件中，當事人要求進行傷情鑒定的，辦案單位應及時開具法醫傷情鑒定委託書，當事人憑委託書到被委託的法醫鑒定機構進行鑒定。
2、公安機關辦案單位應告知雙方當事人被委託的鑒定機構。
3、《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對被委託的鑒定機構成員提出四避申請。傷者不在本地治療，可要求辦案單位變更委託鑒定機構，但不得自行要求到某個鑒定機構鑒定。
4、辦案單位必須向雙方當事人公開鑒定的內容及結論。
5、首次鑒定後，一方或雙方當事人如對鑒定結論表示異議，有權提出申請，由辦案單位委託法定鑒定機構復核或重新鑒定。辦案單位對當事人的申請應在十日內開具委託書，不得拒絕。

E. 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訴訟程序上存在哪些問題並說明

1、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的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有法定情形之一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所以被告人如果認為審判人員有法定應該迴避的情形，有權要求他們迴避。

本案中，三被告人在法庭開庭審理本案時，發現審判員李某的兒子曾被他們打過，並為此事被公安機關拘留和罰款，認為由李某參與處理本案，可能出現不公正的情況，有思想顧慮，為此向法庭提出讓審判員李某迴避的申請是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的。

而某區人民法院合議庭在法庭審理中對於三被告人提出的迴避申請不予認真考慮，也未向法院院長報請批准，即草率予以駁回的做法是違反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迴避制度的。其正確做法是休庭後，將三被告人的迴避申請報請院長決定是否讓審判員李某迴避。

2、根據我國憲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有權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在刑事案件的審判過程中，人民檢察院具有雙重身份、承擔雙重職能：一方面，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承擔控訴犯罪的職能；

另一方面，又以法律監督者的身份擔負對審判活動進行監督的職能。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9條還特別詳細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

這里規定的是人民檢察院對審判程序是否合法而進行的監督，這種監督的主要內容是：法庭組成人員是否合法；審理案件是否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

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是否得到保障；審理過程中就程序問題所作的決定是否合法等。本案中，某區人民檢察院出庭支持公訴的公訴人宋某發現合議庭駁回三被告人的迴避申請違反了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迴避制度，即向法庭提出糾正意見是合法的，正確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職責。合議庭對公訴人的意見不予採納，決定繼續開庭是非常錯誤的。

3、法庭工作人員拒絕接收被告人許傑的辯護人金鋒律師的辯護詞是錯誤的：

其一，辯護律師的職責，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被告人無罪、罪輕、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辯護律師依法辯護，既不受被告人意志的約束，也不受審判人員意志和觀點的左右。

合議庭組成人員不能要求辯護人的意見必須與自己的意見或觀點吻合接近。律師辯護，是被告人行使辯護權的重要方式。對於辯護律師的意見，人民法院應當給予充分考慮。

其二，根據《關於律師參加訴訟的幾項補充規定》的規定，對於律師提供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在必要時，可以自行查證核實；律師向人民法院正式提出的書面證據、辯護詞、代理詞，人民法院必須人卷。

可見，本案被告人許傑的辯護人金鋒律師向法庭提交辯護詞是依法進行，人民法院可以有理由地對辯護意見不予採納，但法庭工作人員拒收辯護詞卻是不合法的，相反，應當按規定收人案卷。

4、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規定，宣告判決，一律公開進行。當庭宣告判決的，應當在 5日以內將判決書送達當事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定期宣告判決的，應當在宣告後立即將判決書送達當事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由此可見，宣告判決可以當庭進行，也可以定期進行，但宣判後，判決書應依法送達。

本案中，某區人民法院對三被告人作出有罪處刑判決，並選擇了定期公開宣判方式，這些都是合法的。但在宣判後第3日才將判決書送達三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卻是錯誤的。因為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定期宣判的，應當立即送達。

5、某區人民法院審理本案從受理到宣判共歷時兩個月零八天，超出了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審辦案期限。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8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1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1個半月。

有本法第126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准或決定，可以再延長1個月。人民法院改變管轄的案件，從改變後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計算審理期限。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的案件，補充偵查完畢移送人民法院後，人民法院重新計算審理期限。」應當指出，審判期限的計算是從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第二天算起；

改變管轄和補充偵查的公訴案件應重新計算審理期限；對於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原審人民法院從收到發回案件之日起，重新計算審理期限；對被告人作精神病鑒定的期間，不計入辦案期限。

本案中某區人民法院審理三被告人的故意傷害一案，從受理到宣判共兩個月零八天，其間未經高級人民法院批准，也不屬於改變管轄和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的情況，因此，本案的審理期限不符合法律規定。

6、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上訴後，由審判員王某某、朱某某和人民陪審員李某某組成合議庭，這是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的。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7條第4款規定：「人民法院審判上訴和抗訴案件，由審判員3人至5人組成合議庭進行。」

本案系二審案件，依法只能由審判員組成的合議庭進行審理，不適用陪審制度。因此，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由審判員與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審理上訴案件的做法是違法的。

7、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原審判決對被告人萬得勝、許傑量刑過輕為由，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並指令原審人民法院判處加重未上訴被告人刑罰的做法違反了兩審終審制。第二審人民法院將案件發回重審後，對案件重新進行實體審理的是第一審法院，因此，對案件的判決，只能建立在依法對事實和證據進行重新審查的基礎之上，由第一審法定審判組織依法作出。

如果在此之前，第二審法院即對案件的第一審判決的具體結論作出指示，這不僅超越了職權，而且影響和干涉了第一審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使兩審終審制變成了實質上的一審終審制，從而使案件判決後的上訴或抗訴形同虛設。同時這種作法也違反了上訴不加刑原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90條第1款明確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審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辯護人、近親屬上訴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本案中，只有被告方單方提出上訴，人民檢察院沒有提出抗訴，在這種情況下，第二審法院以量刑過輕為由，借發回重審之名，行加重被告人刑罰之實，與第二審法院直接加刑並無本質區別。這顯然是在故意規避法律。

8、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情形只有兩種：一是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二是原判決有嚴重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情形的。這既是對第二審的要求，也是對第二審的約束。本案中，原判決並沒有出現上述兩種情形之一，而僅僅是量刑不當，則不具備發回重審的法定條件。

9、該案發回重審後，某縣人民法院由同一審判組織。

F. 誰為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依法維護國家安全和偵察犯罪的活動提供技術支持

我國《網路安全法》第28條規定：網路運營者應當為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依內法維護國容家安全和偵查犯罪的 活動提供技術支持和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