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泰斗

1. 熊文釗的其人其事

從小喜歡「填表格」
與熊文釗教授接觸多了，發現他是一個非常風趣、頭腦極為敏銳的人。這與他早年的音樂修養有關。他1962年生於湖北黃岡，自幼喜歡音樂，在黃岡中學就讀期間上的是文藝班，1974年進入湖北省黃梅戲劇院樂團，演奏薩克斯和黑管，轉眼就是七年。朋友們開玩笑這樣評價熊文釗，說他是法律界音樂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樂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復高考，已經拿了幾年工資工作穩定的熊文釗，決定棄藝從學，參加高考，並且報考法律專業。熊文釗說：「這與我的童年經歷有關，我從小就對政治有一種敏感。」
上小學的時候，熊文釗就喜歡看報紙，並且對有官員出席的會議看得非常仔細。那是在「文革」期間，他特別關注哪個省的「革委會主任」是誰，副主任是誰，省軍區司令、政委是誰，並且自己製作了表格，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就在表上填一個，漸漸就把這些官員的名單填滿了。時間長了，連駐外使節、外國元首他都分別製作了表格進行填寫。
填表的同時，他開始了分析。他發現，五一、國慶等重大慶典和接待外賓的場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現了，那就預示著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預測一次次應驗，讓他很有成就感，漸漸成為一種愛好。時至今日，他在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預測常常神准，令朋友們總以為他有什麼特殊「渠道」，其實呢，他的渠道就是報紙雜志、廣播電視。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1年熊文釗如願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專業本科學習。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趕上了中國行政法學的起步與發展階段，他與中國的行政法治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給應松年送爐子
當時北京政法學院建立了「行政法學教研室」，負責人是方彥。方彥是延安時期的老報人，對推動中國行政法學貢獻很大，近些年來卻少有人提及。熊文釗說，改革開放後中國行政法學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網羅到北京政法學院的。像行政法學界泰斗王名揚，還有當時在西北政法學院的應松年，都是方老想盡辦法調到學院的。
當時選修課表上有一門名叫「行政法學」的課程，熊文釗很感興趣，進行選修，這樣與方彥的接觸多了起來，漸漸成為方彥的親密弟子，方彥有什麼事兒，都喜歡叫上他，他成為教研室的一個主要勞動力。
記得應松年剛到政法學院的時候，被分在6號樓4樓朝東的一個小房間里，居住條件十分艱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風嚴重，又沒有暖氣，住在裡面不得病才怪。方彥有一天叫上熊文釗，說是要給應老師弄個爐子生火，否則冬天過不下去。熊文釗說，我再去叫個同學。方彥說，叫什麼叫，我們兩個不就行了。方彥領著他從學院事務科領來一個燒蜂窩煤的爐子，然後兩人一起抬到應松年的房子里去。當時方老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把應松年感動得不得了。現在回想起來，熊文釗說，延安時期老幹部的作風，真是感人啊，有這樣的榜樣，自己不努力學習對得起誰？如果沒有方老，中國的行政法學不可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就出現那麼蓬勃發展的局面。
「接力」翻譯
當時行政法學的這幫老師和學生，對行政法學知識的渴求，真是像飢餓的人撲到麵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託北京政法學院舉辦行政法研究班，邀請中外知名學者講授行政法理論，這是全國首期行政法學理論培訓班，薈萃了一大批後來行政法學界的骨幹。熊文釗當時還在讀本科，但他硬是爭取機會進入研究班去聽課，而且節節不落、風雨無阻。
研究班聘請的比利時專家麥耶爾用法語講授行政法專題，翻譯遇到一些行政法學方面的專業術語，時常「卡殼」，要請教坐在講台下的王名揚先生。王名揚先生早年留學法國並獲得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行政法學專業)，精通法語。可操著濃重湖南衡陽口音的王名揚先生所做的解釋仍然無法讓大家聽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羅人，聽得懂王名揚的湖南話，而他的普通話並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羅話轉述王老的湖南衡陽話，大家還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長大的朱維究性子急，有時沒等姜明安說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測搶先「翻譯」出來，「翻譯」得不對，王名揚就急忙擺手說「不地(對)不地(對)」。熊文釗是湖北人，聽湖南話有點優勢。於是熊文釗就斗膽接過來「翻譯」普通話。由於從小就從事藝術工作，熊文釗的普通話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講得最好的了，經過這樣的「接力翻譯」才能讓大家明白這些專業術語。大家笑成一團的時候，麥耶爾教授就睜大眼睛迷茫地看著。
初生牛犢進入 國家立法殿堂
1985年，熊文釗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師從王名揚、龔祥瑞、應松年等著名的憲法與行政法學者，繼續研習憲法與行政法。時值《民法通則》頒布後不久，全國人大法工委資深顧問陶希晉先生提出，廢除了舊中國的舊六法，應當制定新中國的新六法，並明確提出要制定《行政法通則》。陶希晉先生早年長期擔任董必武的秘書，資格非常老，在建國初就是政務院副秘書長，在全國人大說話有分量，他對我國行政立法的推動功績，彪炳史冊。
1986年10月，全國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組，陶老提議由《民法通則》起草組組長江平教授任行政立法研究組組長，研究組由羅豪才、應松年、張煥光、皮純協、朱維究、姜明安等組成，王名揚、方彥等任顧問。熊文釗有幸參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組主持的《行政法通則》的起草工作，並參與撰寫了若干份試擬稿。這一年，熊文釗才24歲，就能進入全國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組起草法律文件，歷史給予他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
行政立法研究組成立以後，通過起草《行政法通則(試擬稿)》，編發《行政立法研究資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動態》，為全國行政法學者提供了國內外行政法研究的最新資料和動態，極大地激發了青年學者的求知慾望。
1986年底，第二屆行政法年會在山城重慶召開，陶希晉抱病從桂林趕到重慶。他感覺當時國內行政法學界的思想還偏於「保守」，希望有年輕人能出來「放幾炮」。他通過秘書約請了包括姜明安、熊文釗在內的幾位年輕人到他的住所匯報《行政法通則》框架的起草情況。陶老提出，能否讓年輕人到會上去講一講《行政法通則》的立法框架設想？
在前輩的支持和鼓勵下，熊文釗這個「初生牛犢」，在會上突破了原定議題，以自由發言的方式介紹了《行政法通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行政主體、行政行為、行政法制監督、行政訴訟」的立法框架，引起了與會學者的廣泛關注。現在許多行政法學界的權威專家都很懷念那次會議，認為那次會議為行政法學開拓了一個新境界。
相對人、聽證會與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當時年輕的熊文釗思想大膽，敢說敢為，常常冒出一些非常新穎的說法。
熊文釗是1985級的研究生，現在擔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的胡建淼當時是1986級的研究生。熊文釗當時沒戀愛，胡建淼來自上海，到北京後也是「單身漢」，兩人一見如故，晚上經常在一起整幾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在宿舍里閑吹鬍侃。兩人都覺得，當時行政法學的專業術語太少，大白話太多，應該創造一些術語。有一次，胡建淼提出「行政主體相對的一方」應該怎麼說，熊文釗說：「那就叫相對人吧。」從此，兩人的學術論文中開始出現「相對人」這個概念，漸漸被通用。「後來從外國的翻譯資料中也發現了『相對人』的術語，但當時國內是我們提出來的，提出時也沒看到外國的翻譯資料。」
後來，全國人大行政立法研究組在羅豪才、應松年的領導下，先後為《行政訴訟法》《行政監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立法框架及專家試擬稿，熊文釗都進入了專家咨詢組。1989年4月，在北京平谷金海湖畔的一個賓館召開了關於《行政處罰法》草案的專家研討會。研討會的一個焦點是，要不要把「聽證制度」寫入《行政處罰法》，如何寫。當時「聽證制度」在中國完全是個新鮮事物，從沒寫進過法律條文。寫是應該寫，但如果寫得太多，許多專家擔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時會引起較大的爭議，反而延緩了這一制度的立法。包括熊文釗在內的一些專家提出，在中國建立聽證制度非常必要，與其寫得太多引起爭議被擱置，不如就先將聽證制度確立下來，待以後再進一步完善。人大法工委最後採納了這一建議，就在第42條、第43條寫了幾行字，送到常委會討論，果然順利通過了。從此，「聽證制度」在中國落地生根。
在1988年太原召開的行政法學年會上，熊文釗還提出，我們國家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實行政法學也應該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國家核心價值賦予的行政職能」，「兩個基本點」，一是「授予政府權力」，一是「控制權力濫用」。當時不少專家認為行政法學就是研究「控制政府權力」，不包括「授予政府權力」。但後來越來越多的專家接受了熊文釗的觀點，並提出「平衡理論」。熊文釗的「兩個基本點」，其實就是講行政權力的平衡問題，權力的授予和控制必須平衡，才能保證行政的安全、有效，減少行政風險，提高行政效率。
減少「副職」觀點 屢遭「封殺」
2006、2007年來，熊文釗對「大部門制」的研究成果屢見報端，但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就是他在《望》新聞周刊上提出減少「副職」的問題之後，有多家中央和地方的報紙雜志記者和編輯來采訪或來約稿，熊文釗總要提到行政機關應減少「副職」。他說，根據1982年頒布的《國務院組織法》的規定，國務院各部應設正職一人，副職二至四人；各委員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員五至十人。可實際情況是，副職大大超編，例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達到12個，嚴重超過法定職數。
當時編輯記者們都覺得這個觀點很重要，可最後發表出來的文章，這一觀點總是被刪掉。編輯記者們解釋說，老總說這個觀點太敏感，紅筆「框」下去了。熊文釗很執著，堅稱：國家有法律規定，政府要依法行政，這有什麼敏感的？
後來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減少領導職數」，熊文釗笑著對那些編輯記者說：「你看，你們當初要是報道了多好！」
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近年來，熊文釗對國家行政機關部門利益膨脹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大部門制」改革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2005年，國家經貿委研究撤銷審批項目，在各部門研究來研究去，結果誰都不願意撤銷自己部門的審批項目。後來向熊文釗等專家咨詢，專家們提出撤銷方案，然後在經貿委的辦公會上通過，這一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還有一年，科技部在各部門徵求立法草案的意見，也是爭論來爭論去，最後也是按專家意見通過。這其實都是部門利益在作祟。
我國的部門利益膨脹，首先表現在「部門立法」上。許多國家法律法規是由相關部門起草，在起草時往往追求部門利益最大化，將部門權力擴張法定化，而偏離了整體的國家政策方針和公共利益，例如政府專營、行政准入限制、計劃配置資源、部門保護等方面。
其次，部門利益集團化、個人化、違法化。鄭筱萸案件中反映出行政腐敗、官商勾結、利益同盟等現象，而這些現象並非個別。有些為了部門利益公然違法，例如交通部門居然讓2004年通過的《公路法》中開征燃油稅的規定擱淺至今。
再次，對公共財政奢侈浪費。我國每年用於公車、公款吃喝以及公務出國的費用已高達幾千億元。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2004年度中央部門預算執行審計結果報告中就指出，1999年以來，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專項資金1.31億元，其中用於建設職工住宅小區1.09億元，用於發放總局機關工作人員職務補貼和借給下屬單位投資辦企業2204萬元……
部門利益膨脹是權力的屬性使然。阿克頓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孟德斯鳩也曾說過，行使權力的人總是會行使到法律的邊界為止。我們總是對於權力保持良好的預期和渴望，以為掌權者一定會奉公執法、一心為民。事實上，我們不能對權力抱有一絲一毫的幻想，特別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規范的建構上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權力的腐化性、自私自利性。而「大部門制」改革，是將許多部門「連鍋端」，可能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在熊文釗的「大部門制」前瞻中，提出了「大部門制」的通盤規劃和分步實施的整體方案，國土建設部=區劃+規劃+建設+國土資源等；大農業部=農業+糧食+林業；大交通部=交通+鐵道+航空+公路+水運+郵政等。對於現在的調整方案，將公務員當作人力資源要素、社會保障職能仍然沒能整合以及鐵道部沒有被合並到交通部等問題，熊文釗說，這還是部門利益在作怪，但他相信，遲早會有整合的那一天。

2. 中國法律界的泰斗是誰

法律界沒有誰是泰斗。
理由：
因為，法律本身並非一門真正定義上的學科專，而是屬政權取得和維系的手段，故而，不可能有誰是泰斗。
換個簡單的說法，法律是由國家制定的，為的是鞏固政權穩定政權而存在的。打個比方來說，如果一旦換了執政黨，法律便會同樣的被相對性的做出變更，那麼，那個時候，泰斗還是否是泰斗呢？如果換做是數學，化學，哲學等，則未然，因為泰斗終究是泰斗，不會因為外界的改變而改變，能改變的原因只會是認識的不斷提升。一個定理的出現到確定，不會因為人或者事而改變。所以，法律沒有什麼泰斗，法律不是一門單純定義上的學科。

3. 馬懷德的重要活動

三度參加中紀委特邀座談會
雖然曾在2007年和2009年兩度參加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組織的專家學者座談會，也曾走進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法制講座，但是，2012年11月30日中紀委的這場座談會仍讓馬懷德覺得不同於以往。
馬懷德教授還記得，此前1周，中紀委給他發來了會議通知，還特別註明要穿便裝，這讓他覺得有些不一般。更讓馬懷德意外的是，會一開始，王岐山書記便開門見山地說「今天座談會我們改改會風，不念稿子，少說客套話」，並笑言「網上的意見夠刺激的，我們都能聽進去」。
有了這個開場白，馬懷德在發言時便拋下了自己預先准備好的稿子，提出源頭反腐需要制定《重大決策程序條例》、《政務公開法》與《行政組織法》這三部重要法律。「在我發言的過程中，王岐山頻頻點頭，沒有說什麼。最後到他講話的時候，他講到制度創新的重要性時，提到了我發言的部分內容，肯定了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後來，王岐山還說，方便時還要邀請我去他的辦公室聊聊。」馬懷德說。
親歷國家多部法律的制定
在法學界，馬懷德教授以他在行政法學界的豐富經歷和權威地位著稱。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屆訴訟法專業行政訴訟方向的博士畢業生，曾直接參與了《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草稿）、《行政訴訟法》等多部法律的研究和起草工作。
從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本科時起，馬懷德就對行政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師從中國行政法學界泰斗應松年先生攻讀行政法學碩士後，他對中國的行政許可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
「知道什麼是行政許可嗎？就是通常所說的行政審批。在中國，『許可』過多過濫的現象一度讓百姓感到難以適應。比如說，我給我女兒上戶口就跑了十幾次，蓋了若干個章。」馬懷德說。
早在1994年，馬懷德就曾經寫過一篇名為《建議制定行政許可法》的論文，《中國法學》全文轉載，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也有了反應，馬懷德隨後成為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啟動的行政許可法的立法小組中的一員。
作為行政法學的長期研究者，馬懷德還把目光投向了國外，多次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墨爾本大學、拉卓比大學及美國波士頓大學、耶魯大學進修並做高級訪問學者，還曾參加了眾多的國際性學術會議。
馬懷德教授記得，1995年3月，他到美國波士頓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時，5個月里，閱讀了大量的美國行政法原著，還編寫了《案例訴訟法教程》。馬懷德說，「後來，2001年2月，我又到耶魯大學研究行政訴訟問題，並在2002年主持召開了中美行政訴訟法研討會，聽取了很多專家意見，對後來起草行政訴訟法修改專家建議稿很有幫助，收獲頗豐。」
到2003年8月，《行政許可法》終於通過。「現在看來，由於這部法律關繫到行政權力的利益格局，起草、通過乃至實施都不易。我對這部法律感情最深，也希望它能更大地發揮作用。」馬懷德說。
馬懷德的電腦桌面上，是心愛的女兒5歲時的照片。對於47歲的馬懷德來說，工作或許是他最大的樂趣所在。繁重的工作，佔用了馬懷德大量的時間。妻子說：「我嫁給了一個工作狂。」中國政法大學的大學生評價說：「馬老師就是一個飛轉的陀螺，永不停歇。」

4. 中國法學界泰斗有那幾位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10-17

5. 中國法學界泰斗有那幾位

我覺得我們的法律本身就是。。。既然這樣還有什麼所謂的泰斗？

6. 王名揚的人物評價

從窮鄉僻壤里的農家子弟，到著作等身的法界泰斗，王名揚先生走過了一條充滿艱辛、坎坷、奮斗和成功的不平凡道路。法學根基扎實，知識面廣，外文嫻熟；著書立說，言傳身教，甘為人梯。王名揚的一生，是嚴謹治學、勤奮刻苦的一生，是孜孜不倦、誨人不厭的一生，是春風化雨、廣育桃李的一生，是立身為仁、厚德載物的一生，是抱朴守拙、謙遜待人的一生，是默默耕耘、無私奉獻的一生，是自甘清貧、淡泊名利的一生，是身在斗室、心憂天下的一生，是忠於祖國、熱愛人民的一生！
王名揚鞠躬盡瘁，致力於中國行政法學教育研究事業，為建立培養中國行政法學人才隊伍做出了卓越貢獻，為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發展和行政法治建設做出了卓越貢獻，是公認的新中國行政法學的啟蒙者和奠基人，沒有王名揚，新中國行政法（學）的建立至少推遲十年。王名揚是我國法學界學習的楷模和典範，王名揚的思想和影響跨世紀，跨兩岸，跨歐美，跨中西，跨學派，跨年齡，開創了行政法的「王名揚時代」，深深影響著一代代學人，王名揚是一位偉大的學者！是一位影響深遠的啟蒙者！是一座不可逾越的豐碑！朴實無華卻富有人格魅力而近乎完人！治學精神、為人之道和學術思想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

7. 王名揚的人物事跡

衡州大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1916年王名揚出生於衡陽道衡陽縣（今衡陽市衡陽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祖父和父輩們都是勤勞朴實的農民，家境貧寒。王名揚是在族人的資助下才有了讀書的機會。一邊放牛、打豬草起早貪黑幫助家裡干農活，一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刻苦學習。初中畢業時以衡陽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湖南五中（今衡陽師范大學）。畢業後王名揚當了一年的小學教員，1937年考入武漢大學攻讀法學，開始了與法學結伴一生的風雨路程。
抗戰爆發，王名揚和許許多多愛國的熱血青年一樣義憤填膺，穿上軍裝參加了戰地服務團，成為晉南抗戰前線上宣傳抗日救亡的一名積極分子。1938年，王名揚離開晉南，隨武漢大學遷徙到大後方四川樂山 。
1940年，大學畢業的王名揚考入國立中央大學（重慶），師從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攻讀行政學和行政法學研究生，三年後獲得行政法學碩士學位並在武漢大學法律系任行政法學講師 。
1946年，王名揚考取了最後一批國民政府公派留學生，但是由於當時法國正處於戰後恢復期，因此在國內滯留了兩年後才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 法國是世界「行政法的母國」，法國國家參議院）的成立是現代意義上行政法產生的標志。按照「自然權利」、「三權分離」等法治和憲政基本原則在法國大革命後逐漸形成的行政法，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保留審判權階段、委託審判權階段和一般管轄權階段。行政法院的獨立在法國已成為一般國民的共識，行政法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由於當時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原定的三年留學期限屆滿後法國政府又同意王名揚延長留學期限 。
1953年，在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的一間教室里，王名揚面對著巴黎大學導師埃贊曼以及國際上久負盛名的行政法權威，以流利的法語宣讀博士論文《公務員的民事責任》並進行博士論文答辯。以出色的表現獲得了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學貫中西、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可王名揚並未故步自封，在法國東方語言學校學習了三年的俄語和日語。
1956年新中國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國舉行國際博覽會，王名揚主動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博展團團長李涿之的法語翻譯，這段經歷也被王名揚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為榮的事情。為了進一步向外界宣傳新中國，王名揚擔任以在法華僑為主要讀者群的《僑眾》責編，不遺餘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國 。
1958年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海外留學生發出了報效祖國的號召，王名揚響應，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秘密從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取得護照，帶著厚重的書籍隻身回到了祖國。
留法十年，改變了王名揚的整個人生走向，既是學術上騰飛的起點，也是坎坷磨難的源頭。 王名揚不遠萬里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迎接他的並不是一展宏圖的舞台，而是「洗腦」、轉行、流放等做夢也想不到的磨難。回國不久，王名揚就被組織分配在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洗腦」經歷。
「腦子洗好了」才能教法律，「由於王名揚留法十年受萬惡的資本主義毒害太深」，組織對王名揚的結論是「腦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北京政法學院課程表上基本上沒有法學課程，教法律的教師要麼靠邊站，要麼改行。1963年，王名揚被調到了北京外貿學院（今對外經貿大學），成為法語課上一名講課妙趣橫生的外語老師，同時還擔任班主任。
文革開始後，由於和法國友人通信，王名揚就被定性為「里通外國」，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辛苦寫就的書稿全部被付之一炬，王名揚被隔離審查，送入「牛棚」面壁思過。1969年，王名揚被流放到河南固始縣和息縣的「五·七幹校」，開始了十年的勞動改造生涯。妻子千里迢迢從東北趕過來看他，止不住淚如雨下 。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行政法制建設開始起步，行政訴訟制度被提上議事日程，行政法學研究也開始正規。
年近古稀的王名揚參加了中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 ，並承擔了「行政行為」章節的撰寫，對我國行政法研究的啟蒙起了奠基作用。
《行政法概要》出版後，中國政法大學邀請王名揚回來任教，被婉言回絕，只擔任了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專業首位碩士生導師，教授行政法與外國行政法。重新「出山」後的第一項學術成果是應《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編輯部之約，編寫了國際私法以及行政法詞條的內容。
1987年，王名揚的第一部行政法學專著《英國行政法》出版。這部25萬字的著作填補了國內外國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中國政法大學招收建國後第一屆行政法專業的研究生，尚無任何教材，王名揚就用該書向研究生授課，將一種嶄新的行政法學體系以其精湛的技藝介紹入中國，該書的「行政法原則」被學術界廣泛引用。書中首次介紹到的「國內行政裁判所制度」，對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的建立所產生了直接影響。此外書中所提到的「行政救濟的獨立原則」、國外行政法關於「自然公正原則」、「賠償制度」等的介紹，對於我國行政法體系的構建和國家賠償法的立法工作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
《英國行政法》出版兩年後，65萬字的《法國行政法》問世。王名揚對行政行為理論的全面介紹在現在仍是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基石；該書介紹的行政合同制度，整整影響了一代行政法學家；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在這部書中對行政法院制度的介紹，成為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範本和國家賠償法立法時的唯一參考資料。事實證明，《法國行政法》是行政法學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寶箱」 。
1995年出版長達百萬字的《美國行政法》，《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和《美國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較行政法》，王名揚的學術著作已成為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里程碑，奠定了王名揚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的泰斗地位。中國行政法學事實上存在一個「王名揚時代」，沒有哪位中國行政法學者的著作，能夠達到王名揚「外國行政法三部曲」這樣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對我國研究、借鑒外國行政法制經驗，完善我國相關立法和規章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起到了積極和重要的推動作用 。

8. 中國法學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國法學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後）：

1、高銘暄：泰斗加學術（刑法界的祖師爺）

高銘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環縣人。1951年從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1953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畢業，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榮譽一級教授 ，兼任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

9. 柳硯濤的簡介

男，1965年7月生於山東省棲霞市，現為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憲政專業和訴訟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法學博士。1981年9月進入山東大學法律系學習，1985年7月獲法學學士學位；同年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行政法專業，師從我國行政法學泰斗、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會長、博士生導師應松年教授，1988年獲法學碩士學位。之後一直在山東大學法學院任教。其間，於2001年考入蘇州大學法學院憲政專業攻讀博士學位，師從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博士生導師楊海坤教授，並於2005年5月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

10. 法學界有哪些高手、泰斗級人物

江平
陳光中
張晉藩
巫昌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