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國行政法

Ⅰ 晚清與中國古代立法的主要區別

清朝仿照明朝做法，從康熙至光緒，都編修會典。有《康熙會典》、《雍正會典內》、《乾隆會典》容、《嘉慶會典》、《光緒會典》。這些會典總結了國家行政管理經驗，記載了清朝各機關的編制、職掌和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比較完備的行政法典，其內容比《唐六典》、《明會典》豐富，體例也更為嚴謹。

清王朝除了強調法律政令的統一之外，還根據統治少數民族地區的需要，變通地制定了許多單行法規，如《回律》、《番律》、《蒙古律》、《苗律》、《西寧番子治罪條例》等。這些法規為團結少數民族上層分子，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起了一定作用。

Ⅱ 名詞解釋 大清新刑律 唐六典 三三制

大清新刑律於1908年完成，由於守舊派反對，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頒布施行。它採用資產階級的刑法體例、刑罰制度和刑法原則。
《唐六典》全稱《大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質的法典。是我國現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 唐玄宗時官修。六典之名出自周禮，原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
三三制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統一戰線政權政策。

Ⅲ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是

法律分析：最早出現於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後來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類法典。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製法》

第三條 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適用本法。發生或者即將發生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或者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行政機關採取應急措施或者臨時措施，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行政機關採取金融業審慎監管措施、進出境貨物強制性技術監控措施，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

第四條 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范圍、條件和程序。

第五條 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應當適當。採用非強制手段可以達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設定和實施行政強制

Ⅳ 中國傳統社會中最完備的行政法典是

五朝會典是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光緒五個朝代所修會典的總稱，史稱《大清回五朝會典》答、《大清會典》。它是按行政機構分目，內容包括宗人府，內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等等職能及有關制度。從內容看，是以行政法律為主要內容的法律匯編，詳細記述了清代從開國到清末的行政法規和各種事例，反映了封建行政體制的高度完備。它不僅是清朝行政法規大全，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完備的行政法典。

Ⅳ 行政法包括哪些法

在我國，行政法僅在學科類別的范疇內使用，作為上述法律規范的總稱，沒有單一的指向性，且目前我國尚沒有統一完整的實體行政法典。其大致包括以下幾類：行政組織法、公務員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等。
行政法是調整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進一步說，行政法是調整行政組織、職權，行使職權的方式、程序以及對行使行政職權的監督等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公務員法》
第一條為了規范公務員的管理，保障公務員的合法權益，加強對公務員的監督，促進公務員正確履職盡責，建設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高素質專業化公務員隊伍，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Ⅵ 加藤繁的生平簡介

加藤繁是日本歷史學家、東洋史學家、明治·大正·昭和時期的中國經濟史研究著名學者，文學博士，東京文獻學派第二代領袖之一，被譽為日本近代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第一人。他於1880年9月3日出生在日本島根縣松江市奧谷町一個士族家庭，為舊松江藩士內田家的四男。他的長兄即為收集和研究歌川廣重的作品而名高一時的實業家內田實。1歲時，加藤繁成為舊松江藩士加藤家的養子，年長後入讀松江中學，在此讀書因受到三宅雪嶺的支那研究論吸引而立志治東洋史。1901年加藤繁來到東京，進入國民英學會學習。國民英學會是由美國英語教育家弗蘭德里克·W·埃斯托萊克（號東湖，1858.1.22-1905.2.18）與日本英語教育家磯邊彌一郎（1861.3.17-1931.4.23）於1888年2月共同創立。盡管它招收的對象為未考取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舊制）等正規學校的生徒，但擁有英語學者斎藤秀三郎（第一高等學校教授）等優秀的教員，教學質量較高。日本近代名人村田省蔵（政治家）、蒲原有明（詩人）、幸徳秋水（思想家）、坂田祐（教育者）、杉村楚人冠（記者）、辻潤（詩人 ）、福士幸次郎（詩人）、物集高量（國文學者 ）等人，早年都曾在國民英學會學習。因此，加藤繁在此受到了一年的良好教育。1902年9月，加藤繁作為選科生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史學科的支那史學科就讀，師從東洋史學先驅白鳥庫吉。同時因受到日本經濟史學先驅內田銀蔵（時任東帝大講師）有關日本土地經濟史研究成果的影響，加藤繁選擇了當時日本東洋史學界和經濟學界無人問津的「中國經濟史」作為大學專攻。學習期間，因日俄戰爭的發生曾一度休學，隨後繼續學習，1906年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史學科畢業。1907年秋加入當時日本政府成立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擔任「事務囑託員」，參加在狩野直喜的指導下的有關土地制度、產業、法制的調查及參與《清國行政法》等編纂修訂工作，歷經8年，至1915年結束。隨後任日本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普通科副主任、法大清國留學生總講習等職。1917任慶應大學講師,1920任慶應大學教授；1925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1925年出版其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上卷，同年以該書而被授予文學博士學位；翌年出版《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下卷。1927年5月20日因《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上、下兩卷對學術界的貢獻而被授予日本學士院第17屆恩賜獎（日本學士院獎中最權威學術獎）。雖然當時加藤繁僅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但是，隨著20世紀20年代中期白鳥庫吉、市村瓚次郎相繼於東帝大教職退休後，他以其名重一時的學術成果成為了東京帝國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科三劍客（池內宏、加藤繁、和田清）和東京文獻學派第二代三導師（池內宏、加藤繁、和田清）之一。在東帝大經過副教授，到1936年加藤繁56歲時成為東帝大教授，擔任東洋史講座教授。1941年加藤繁於東帝大退休後，繼續從事研究著述活動。
由於加藤繁較早在日本國粹主義者蓑田胸喜主辦的《原理日本》期刊上發表文章，並於1943年在該雜志上發表《絕對的忠誠》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皇國史觀。為此，1945年日本戰敗後加藤繁受到日本學術界一些學者的批判，罵他是國粹主義者。盡管如此，日本東洋史學界普遍認為：加藤繁沒有將他的國粹主義思想帶入學術研究中，能夠將政治與學術嚴格加以區別，因而他基於文獻對中國經濟史進行的客觀研究具有較高學術價值，開拓性貢獻斐然，以致影響廣泛和深遠。
加藤繁還擅長繪畫評論和俳句創作，死後的1962年，其生前創作的俳句匯集為《句集》出版。他於1946年3月7日在靜岡縣去世，葬在著名的東京郊外多磨村公園墓地「多磨陵園」

Ⅶ 行政法的簡易程序

法律分析：行政訴訟法中沒有簡易程序，民事訴訟中才有，即使在民事訴訟中，已經按照普通程序對案件進行審理的,發現它符合適用簡易程序的條件，也不得改用簡易程序。這是民訴解釋171條明文規定。行政訴訟可以參照，本來行政訴訟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也是參照民訴。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八十二條 人民法院審理下列第一審行政案件，認為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

（一）被訴行政行為是依法當場作出的；

（二）案件涉及款額二千元以下的；

（三）屬於政府信息公開案件的。

除前款規定以外的第一審行政案件，當事人各方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

發回重審、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的案件不適用簡易程序。

第八十三條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行政案件，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理，並應當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內審結。

第八十四條 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案件不宜適用簡易程序的，裁定轉為普通程序。

Ⅷ 總結高中歷史中的中國古代歷代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脈絡清晰，有因有革，內容豐富，特點鮮明。歷代立法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點鮮明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周禮·秋宮·司刑》註：「夏刑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國古代的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尚書·盤庚》記載：「以常舊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並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辭中，有象徵殘酷刑罰的文字;《簡書·康誥》載:「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周禮》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內容。《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秦漢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把秦國的法律推行全國,第一次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種》、《法律答問》、《封診式》3類法律文書,其內容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徭戍賦斂、軍爵賞賜、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組織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說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說法是信實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沒收孥等，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並改漢具律為刑名，冠於全律之首；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了諸如《晉律》、《北齊律》等。《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亦稱「十惡」）；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代尤為重視立法建設,唐太宗時,制定《唐律》12篇,500條。高宗永徽年間，編定《唐律疏議》30卷,永徽四年(653)頒行全國。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 宋元《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時後周的《顯德刑統》為基礎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詔□成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編□成為宋代最經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宋代正式出現「典賣」制度的法律規定。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頒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時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內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編□，但改□為「條例」或「條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特點。 明清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明太祖總結歷代統治經驗，把「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治亂世用重典」等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誥》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改變了隋唐以來的封建法律體系結構。《明大誥》共4篇，是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種刑法。這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還加強了經濟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鈔法、錢法、稅法、鹽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與《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刑罰及民族壓迫條款。在刑罰和訴訟方面，清律規定滿人享有各種法律特權。清朝還頒布了用於少數民族地區專有特定內容的單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清律中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也大為增加。 歷代行政法規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主要特點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①法律出於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②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④諸法合體、並用,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中央雖設有專門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Ⅸ 行政法可以分為

法律分析：1、 以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范圍為標准，行政法可分為：一般行政法和部門行政法2、 行政法的基本內容包括三大部分行政組織法；行政行為法；行政法制監督、行政救濟、行政責任法。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 第一條 為了規范行政許可的設定和實施，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第二條 行政處罰是指行政機關依法對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減損權益或者增加義務的方式予以懲戒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 第一條 為了規范公務員的管理，保障公務員的合法權益，加強對公務員的監督，促進公務員正確履職盡責，建設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高素質專業化公務員隊伍，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Ⅹ 求雍正大清會典，謝謝！

五朝會典是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光緒五個朝代所修會典的總稱，史稱《大清五朝會典》、《大清會典》。它是按行政機構分目，內容包括宗人府，內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等等職能及有關制度。從內容看，是以行政法律為主要內容的法律匯編，詳細記述了清代從開國到清末的行政法規和各種事例，反映了封建行政體制的高度完備。它不僅是清朝行政法規大全，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完備的行政法典。

《康熙會典》仿明會典的修訂，採取以官統事、以事隸官的編撰體例。它按中央行政機關分卷，每個行政機關下，具體規定該機關的執掌、職官設置、處理事務的程序方法，構成了會典的正文。在正文之下又附有與機關相關的規則，作為正文的補充。《康熙會典》採取以典為綱、以則例為用原則，將典例分別編撰的新體例。《會典》五朝首尾相連，內容詳實繁復，體例嚴謹，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是最為完備的行政法典。與《清會典》相輔而行的，還有《清會典則例》或《清會典事例》和《清會典圖》。《清會典則例》或《清會典事例》具體敘述清歷朝官制的沿革損益和遞迭嬗變的詳細情況；《清會典圖》則是對於壇廟、禮器、樂器、儀仗、鑾輿、冠服、武備、天文、輿地、刑具等等的附圖說明。全書涉及清朝300年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法令、民族、宗教等各個方面，為我們研究清代的政治制度和典章故事提供了全面、系統而較詳備的資料。

清代會典一、清代13朝300年間共編有會典5種，茲分別簡述其纂修經過如次：
康熙朝會
典原名《大清會典》，創修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告成於二十九年（1690），由大學士伊桑阿、王熙任總裁。起崇德元年（1636），迄康熙二十五年（1686）。全書共162卷。
雍正朝會典
原名同前，續纂於雍正二年（1724），告成於十年（1732）；由大學士尹泰、張廷玉任總裁。起康熙二十六年（1687），迄雍正五年（1727）書成，共250卷，卷增於前三分之一。
乾隆朝會典
續修於乾隆十二年（1747），告成於二十九年（1764），由履親王允祹，大學士傅恆、張廷玉任總裁。起雍正六年（1728），迄乾隆二十三年（1758），展至二十七年（1762），特旨增輯者，不拘年限。既成，分為《清會典》100卷，《清會典則例》 180卷。
嘉慶朝會典
再輯於嘉慶六年（1801），告成於二十三年（1818），由大學士托津、曹振鏞任總裁。起乾隆二十三年（1758），迄嘉慶十七年（1812），展至二十三年（1818）。書成，分為《清會典》80卷，《清會典事例》920卷，目錄8卷；《清會典圖》132卷，目錄2卷，總計1140卷。會典卷數略減於前而事例大增於前，圖別為卷。
光緒朝會典
增輯於光緒十二年（1886），告成於二十五年（1899），由大學士昆崗、徐桐任總裁。起嘉慶十八年（1813），迄光緒十三年（1887），展至二十二年（1909）。全書分為：《清會典）)100卷，目錄1卷，《清會典事例》1220卷，目錄8卷，《清會典圖》270卷，總計1599卷。卷數視嘉慶朝略有增減。

二、五朝會典中康、雍兩朝只有《清會典》，餘三朝還有《清會典則例》或《清會典事例》和《清會典圖》。其所以分而為三者，是因為最初開館纂修《清會典》系仿《唐六典》和《明會典》的體例。清聖祖玄燁以條例多散見奏牘，百司艱於考核，人莫由通曉，命部院大小各衙門分輯，因官分類，因類分年，每一事例，略述數語，合正文、注文為一。宗人府為首外，所不同於前朝者，新增理藩院列六部之後，內務府不屬吏、兵二部，故列九卿之後；左、右春坊，司經局無所屬，職掌統於詹事府，故次之；起居注、四譯館附於翰林院，神樂觀、犧牲所附於太常寺，八旗官員附見兵部，王府屬員分見吏、兵二部。文職衙門以督捕附兵部，盛京設戶、禮、刑、工四部。雍正朝會典體例仍康熙朝之舊，續補與原文並存。京外衙門略有增刪，盛京增戶部，為盛京五部，一代不改；刪督捕（康熙三十八年裁）而以慶豐司歸內務府。注詳沿革，如雲：「舊有漢軍郎中二員，雍正五年裁；漢軍員外郎六員，康熙三十八年裁四員，雍正五年並裁。」即是其例。
乾隆朝會典則大不相同，清高宗弘歷以康雍兩朝會典「或襲舊文，或案牘不全，或參稽不審，每有乖疏」，又以典乃國家大法，例則隨時增損，而前兩朝之典與例合編，不易識辨，於是將典與例分輯，每成會典一卷，即附則例一卷，「因官分職，因職分事，因事分門，因門分條」，典為綱，例為目，按年月日編排，圖附於各制之後。此乾隆朝之《清會典》與《清會典則例》各自為書，首開其端，而與康、雍兩朝會典的最大不同之點，顯而易見者也。
嘉慶朝會典的體例一仍乾隆朝之舊，以衙門為綱，每會典一卷，各以事例副之，不復分列諸司，各就一衙門之事例分列數門，每門之下析為子目，每目之下仍按年編次，其門目皆標明於每卷之首，故易《清會典則例》之名而為《清會典事例》。會典卷數減於前，而事例大增於前逾三分之二。光緒朝會典條目較嘉慶朝略有新增，會典卷數仍依乾隆朝之舊為100卷，事例過1000卷，不特多於乾隆朝且又視嘉慶朝而遠過之。

三 、《大清五朝會典》的版本情況，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會典的抄本和會典館本均已殘缺不全外，刊本尚保存完好，但流行不廣，即光緒朝會典刻本和石印本迄今遺存的為數亦不算太多。五朝會典除會典館本外，還有以下幾種本子：一、《四庫全書》本，見《全書》史部政書類，收有乾隆朝會典、會典則例；二、《圖書集成》本，光緒十九年（1893）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據乾隆朝會典排印，無會典則例；三、上海石印本，光緒三十四年（1908）上海商務印書館據光緒朝會典影印，無會典事例、會典圖；四、《萬有文庫》本，也只收《光緒朝會典》，無會典事例、會典圖。五、台灣影印本，台北中文書局和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光緒二十五年原刻本影印，均有《清會典》、《清會典事例》和《清會典圖》。線裝書局首次將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光緒五朝會典整理出版——《大清五朝會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