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行政法

㈠ 疫情期間哄抬物價處罰標准

新冠疫情防控期間,我國各地出現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哄抬物價行為.對這類行為我國採取"行政處罰+刑事處罰"的二重處罰機制.在對哄抬物價行為進行規制時,存在認定標准不明,執法標准不一,執法程序不當與規制效果不彰等局限.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完善現有規制路徑,從而進一步明確執法依據,完善比例原則,細化裁量基準,構建協調機制.
什麼是哄抬物價？
將疫情期間哄抬物價行為認定為非法經營罪,源於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從應然層面看,此類行為的本質特徵不在於擾亂市場秩序而在於妨害疫情防控,將其解釋為"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違反了同類解釋規則,前置行政法的位階也存在爭議;以司法解釋突破立法將其徑行認定為非法經營罪存在程序瑕疵.此類行為的刑事規制應從非法經營罪轉向妨害傳染病防治罪,並通過修訂擴大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適用范圍予以適用.從實然層面看,在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尚未修訂,疫情緊急的現狀下,依據司法解釋以非法經營罪規制此類行為,亟需明確疫情期間的起止時間,
總結防疫物資的范圍,哄抬物價的幅度等具體要件,以期精準適用刑法.對於傳染病以外的突發事件,可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增設"妨害突發事件應對罪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第四十條
經營者有本法第十四條所列行為之一的，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並處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營業執照。

㈡ 疫情期間單位法律知識怎麼學習

第一步，首先你要了解事業單位法律方面的內容，從頭到尾先了解內容，因為只有這樣你才大致能夠了解到事業單位的法律部分都包括些什麼。
大體上事業單位法律部分比較重要的部分有這么幾個：①法理學②憲法③刑法④行政法⑤民法這幾塊是最重要的部分，當然很多考生會問還有其他法的內容啊？但是一般事業單位法律方面的內容都是圍繞著幾大塊來的，所以你著重復習這些內容就可以了。
第二步，只靠記憶是不可以的，通過案例去理解考點和知識點。沒有案例空談知識點也很難真正理解。下面我來舉個例子，那就是正當防衛，那麼正當防衛的構成要件有哪些呢？我們可以把這個構成要件通過題目來理解，然後就可以很快了解這個知識點，也可以聯系其他知識點。
第三步，那就是你要通過再來練習，因為很多題目都是換湯不換葯。只要你理解掌握了知識點，那做到某個題目你就可以很快地了解到是哪個知識點，如果還是不夠清楚，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再去查漏補缺了。
其實，法律部分的內容重在理解，結合案例才能更好把握。當然有些概念該記憶還是要記憶，但重中之重是在理解。只要你能夠真正理解了，遇到法律的題目可以快速找到自己所理解掌握的知識點，那麼法律部分的題目基本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㈢ 沒有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能否到企業進行疫情防控檢查

不能。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括合法行政這一首要原則及合理性原則和比例原則等。沒有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進行疫情防控的檢查違反了行政法規定。
合法行政屬於形式法治的范疇，與之相對應的合理行政則屬於實質法治的范疇。疫情期間個別地方政府存在的肆意行政問題未能平衡「剛性管控」與「依法行政」之間的關系，背離了法治政府建設的基本精神。
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行政執法行為將引起對政府公信力的懷疑，而這種懷疑一旦在公眾之間形成「塔西佗效應」，那麼無論政府說真話還是假話，民眾都將不再相信，從而進一步破壞政府的公信力。

㈣ 違反居家隔離規定，擅自外出，這種情況會如何處罰

法律分析：根據相關法律規定，一般的情況會根據行政法進行處罰，如果嚴重的話，會觸犯刑法，會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法律依據】《關於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一）依法嚴懲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故意傳播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病原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1.已經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攜帶者，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並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2.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並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其他拒絕執行衛生防疫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條的規定，以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定罪處罰。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含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有關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在受國家機關委託代表國家機關行使疫情防控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雖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疫情防控公務的人員）依法履行為防控疫情而採取的防疫、檢疫、強制隔離、隔離治療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的規定，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公務罪定罪，從重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九條：發生重大傳染病疫情等突發事件，為了控制、減輕和消除突發事件引起的社會危害，行政機關對違反突發事件應對措施的行為，依法快速、從重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三十條：【妨害傳染病防治罪】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類傳染病以及依法確定採取甲類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的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供水單位供應的飲用水不符合國家規定的衛生標準的；
（二）拒絕按照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提出的衛生要求，對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污水、污物、場所和物品進行消毒處理的；
（三）准許或者縱容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從事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禁止從事的易使該傳染病擴散的工作的；
（四）出售、運輸疫區中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者可能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物品，未進行消毒處理的；
（五）拒絕執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預防、控制措施的。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甲類傳染病的范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和國務院有關規定確定。

㈤ 學校疫情防控的雙備案指什麼

指的是兩個防控的計劃
一般來說學校都會有兩個防空備案的，以便於應對突發情況。備案是指向主管機關報告事由存案以備查考。行政法角度看備案，實踐中主要是《立法法》和《法規規章備案條例》的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第十二次部務會議審議通過的《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備案管理辦法》精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提供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應當辦理備案。未經備案，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而對於沒有備案的網站將予以罰款和關閉。

㈥ 疫情期間琴行開門行政處罰多少錢

行政處罰一般兩千元至一萬元不等。
行政處罰是指行政主體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對違反行政法規范，尚未構成犯罪的相對人給予行政制裁的具體行政行為。

㈦ 法律第六十五條是什麼

第六十五條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未依照本法的規定履行報告職責，或者隱瞞、謊報、緩報傳染病疫情，或者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時，未及時組織救治、採取控制措施的，由上級人民政府責令改正，通報批評；造成傳染病傳播、流行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釋義】本條是關於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承擔有關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規定。
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承擔法律責任的三種違法情形
在本法中，對於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法律義務，在各章中基本都有規定。如在「總則」中規定了制定傳染病防治規劃並組織實施、建立健全傳染病防治的疾病預防控制、醫療救治和監督管理體系、完善有關制度，方便單位和個人參與傳染病防治的法定義務；在「預防」一章中規定了有計劃建設和改造公共衛生設施，改善飲用水衛生條件、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防止艾滋病的傳播的法定義務；在「疫情控制」一章中規定了實施隔離措施、採取緊急措施、宣布疫區必須向上級人民政府報告的法定義務；在「醫療救治」一章中規定了加強和完善傳染病醫療救治網路的建設，指定具備相應能力的醫療機構或者設置傳染病醫院承擔傳染病救治任務的法定義務；在「保障措施」一章中規定了將傳染病防治工作納入本行政區域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負責本行政區域和基層的傳染病預防、控制、監督工作的日常經費、負責儲備防治傳染病的葯品、醫療器械和其他物資等法定義務。
從法理上講，未履行法律義務，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無責任，則無法律」。在行政法領域中，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律義務，一般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對於一些倡導性的、宏觀性、計劃性的法律義務，履行與否很難有客觀的評價標准，有些未履行法律義務的行為承擔政治責任而不是法律責任。本法僅對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三項法定義務規定了法律責任。
第一，本依據本法的規定履行報告職責的。這里的報告職責，是指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在對發生甲類傳染病病例的場所或特定人員實施隔離措施、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時，採取的五類緊急措施、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時，宣布本行政區域部分或全部為疫區時的報告義務。無論是隔離措施、緊急措施還是宣布疫區，都涉及到對公民財產權、人身權的一定限制，而且對社會的各方面影響也是很大的，為慎重起見，必須報告上級人民政府來決定。本法對報告的程序有規定，以上三種需要報告的情形，程序還不太一樣。對採取隔離措施的報告，是在實施隔離措施的同時，報告上級人民政府批准。對緊急措施和宣布疫區的報告，必須在實施之前進行，只有得到批准後，才可以具體實施。
第二，隱瞞、謊報、緩報傳染病疫情的。根據本法規定，承擔疫情報告和通報職責的是衛生行政部門，而不是各級地方人民政府，但衛生行政部門在接到傳染病疫情報告或者發現傳染病暴發、流行時，必須立即報告當地人民政府。就我國的行政體制而言，衛生行政部門受本級人民政府和上級衛生行政部門的領導。在實踐中，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盡管沒有報告傳染病疫情的職責，但有時會出現出於維護本地區經濟發展等因素的考慮，利用行政命令，阻撓本級衛生行政部門向上級衛生行政部門報告傳染病疫情的情形。為防止這種不利於傳染病防治情形的出現，本法對於人民政府授意其衛生行政部門隱瞞、謊報、緩報傳染病疫情或者阻撓衛生行政部門報告疫情，導致隱瞞、謊報、緩報傳染病疫情的情形，追究其相應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第三，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時，未及時組織救治、採取控制措施的。這里要注意幾個問題，首先是「傳染病暴發、流行」的前提。在平時，發現法定傳染病及突發原因不明的傳染病病例時，醫療機構在報告的同時承擔救治任務，地方人民政府沒有必要進行組織協調工作，但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由於出現大量的傳染病病人，需要大量的醫務人員和葯品，也需要統籌安排有關醫療機構，甚至需要設立臨時的傳染病醫院分擔救治任務，這時就需要地方人民政府開展組織協調工作。本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立即組織力量，按照預防、控制預案進行防治，切斷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在平時，地方人民政府也沒有採取隔離等控制措施的必要。其次是「未及時」的時間要件。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時，時間非常重要，延誤時機將會導致傳染病更大范圍的蔓延，因此地方人民政府必須當機立斷，及時組織救治和採取控制措施。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時，可以採取隔離措施、緊急措施和宣布疫區三類控制措施。其中隔離措施是可以直接採取，同時報上級人民政府批准，因此這里「及時」不包括報告時間。而採取緊急措施和宣布疫區，必須先報上級人民政府批准，因此這里的「及時」是在批准之後算起。
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的行政責任
對於行政責任，一般認為行政責任分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責任、行政工作人員的行政責任和行政相對人的行政責任。其中行政機關的行政責任的形式有：通報批評、撤銷、承認錯誤、賠禮道歉、糾正不當行為等。行政工作人員的行政責任的形式有：行政處分、賠償等。行政相對人的行政責任的形式有：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為等。有的觀點認為行政責任可以分為內部行政責任和外部行政責任。本條中的行政責任是行政機關和行政工作人員的行政責任，並不涉及行政相對人的行政責任；是上級人民政府追究下級人民政府及負有責任主管人員的行政責任，是一種內部行政責任，不是外部行政責任。上級人民政府追究下級人民政府的內部行政責任的方式有：通報批評、責令改正錯誤等。根據《關於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暫行規定》第八條的規定，上級人民政府視不同情況，可以對下級人民政府有關主管人員分別處以警告、記過等八類行政處分。「通報批評」是一種非財產內容的精神上的懲罰，其與行政處分都是懲罰性的行政責任形式，而「責令改正」則是一種補救性的行政責任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本條中追究人民政府和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的行政責任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出現本條中所列的三種違法情形的，就可以追究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責任，只有出現造成傳染病傳播、流行或者其他嚴重後果時，才可以追究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的責任。所謂傳播是指傳染病在一定范圍內擴散，使不特定多數人感染上傳染病，實際上造成了傳染病傳播的後果。所謂流行是指一定地區某種傳染病發病率顯著超過該病歷年的一般發病率水平。所謂其他嚴重後果是指造成人員傷亡或者傳染病進一步擴大流行區域等情形。
在修改傳染病防治法的過程中，有的意見主張應該明確規定「領導問責制」的內容，明確規定如果造成嚴重後果的，主要領導應等職等。考慮到「領導問責制」是一項規范政府行為的基本制度，不直通過本法來確立，而且本法已有了追究負有責任主管人員責任的相關規定，因此並沒有採納該意見。
三、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的刑事責任
本條中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構成的犯罪是玩忽職守罪，其犯罪構成要件如下：
第一，犯罪主體是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中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也就是負有責任的行政領導。
第二，犯罪的主觀方面只是過失，而不是故意。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狀態。犯罪過失是指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的心理狀態。在本條中，地方人民政府的主管人員不可能希望或者放任傳染病傳播、流行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發生，只可能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輕信能夠避免傳染病傳播、流行或者其他後果的發生。
第三，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正常的管理活動，從後果看本罪使得公共財產、社會經濟秩序、公民的人身健康等受到嚴重損害，但這是本罪社會危害性的客觀表現，本質上仍然屬於侵犯了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
第四，犯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者放棄履行職責，使得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傳染病傳播、流行或者其他後果的發生是追究負有責任的地方政府主管人員的行政責任的要件，但不是構成本罪的要件，只有當傳染病傳播、流行或者其他嚴重後果達到使得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損失的程度，才追究其相應的刑事責任。參照最高人民法院《立案標准》的規定，「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主要是指造成人員傷亡的，包括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傷三人以上，或者輕傷十人以上的；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三十萬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三十萬元，但間接損失造成一百萬元等情形。
需要指出的是，本條及本章其他條文中的犯罪都是行政犯罪，行政犯罪的重要特點是其違法要件的行政從屬性，即客觀行為方式及程度應當依照行政法的規定界定，因此本條所講的犯罪就是與本條前部分行政違法行為所對應的玩忽職守罪。同時，本條並不排除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在傳染病防治過程中，其他的違法行為所構成的其他犯罪。
希望能解決您的問題。

㈧ 社區防疫人員對小區無居住房屋進行破門檢查 是否合法

作者：王敏，清華大學法學院行政法方向博士生。來源：行政法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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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語：我與清華大學何海波教授討論《行政訴訟30年》一書相關事宜時，認識了他的學生王敏博士。在聊天中，我曾對何教授和王敏同學談過，現在法學教育與實務脫節較為嚴重，法學界應當多注意社會關注的問題，可通過個案分析，將其上升為法學理論，這樣才能真正推動我國法學的進步。最近，王敏同學就有關防疫期間行政權力的邊界問題，寫了一篇《「依法」是防疫的底線》文章，就防疫期間出現的大理徵用口罩案、洪湖市「賣1元被罰4萬」口罩案、「孝感一家三口打麻將被破門執法」案，從行政法的角度進行分析，從中明確防疫期間行政權力的邊界問題。特此推薦給廣大讀者，從而推動對防疫期間行政權力的邊界問題的研究，促進和完善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建設。
蔡小雪
2020年2月27日
「依法」是防疫的底線——防疫期間行政權力的邊界
王敏
（清華大學法學院行政法方向博士生）
自新春伊始，抗擊新冠疫情就成為所有中國人生活的核心。為遏制疫情傳播，上至一級政府、下至社區組織，紛紛動員力量開展防控工作。疫情傳播形勢嚴峻，各類嚴防死守的「硬核」措施輪番登場，但越來越多的防控措施受到「過火」的質疑，引發輿論熱議。所謂的「硬核」和「過火」如何區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管控權力的邊界應當劃在何處？決定邊界所在的應當是法律。「依法抗疫」不是一句口號，更不是教條，而是抗疫工作緊密有效開展的前提和保障。
一、徵收徵用的權力邊界：以大理徵用過境口罩為例
2020年2月2日，雲南省大理市衛生健康局出具的《應急處置徵用通知書》在網路熱轉。重慶市政府委託企業訂購的9件口罩，由順豐自雲南瑞麗發往重慶，被大理「應急徵用」。
這條新聞引發輿論嘩然，網民將大理此舉稱為「截胡」，折射出一般公眾對這一做法的不滿。
而本文要問的是，在法律上，大理是否有權徵用這批口罩？
有學者撰文挑戰這份《應急處置徵用通知書》中「徵用」的適法性，因為「徵用」指的是對使用權的剝奪，有借還需有還；「徵收」是對所有權的剝奪，無須歸還，但要給予相應的補償。口罩是一次性使用的防疫物資，事實上沒有歸還原物的可能，此徵用效果上構成「徵收」，對這一點已無爭議。
但名為「徵用」實為「徵收」是需要修法才能解決的問題。無論是《傳染病防治法》還是《突發事件應對法》都僅對「徵用」作出了規定，而未提及「徵收」。因此，各地應急管理部門制定的相關規章、規范性文件都以「徵用」為名，盡管許多生活必需或防疫物資，都只能「徵收」。由此，在這一點上，我們無法過於苛求大理市衛生健康局以「徵用」為名徵收口罩。
但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即使允許效果上構成徵收，大理市衛生健康局是否有權徵用這批口罩？

《傳染病防治法》第45條規定，「傳染病暴發、流行時，根據傳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國務院有權在全國范圍或者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范圍內，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權在本行政區域內緊急調集人員或者調用儲備物資，臨時徵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關設施、設備。」

根據這條規定，只有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權徵用。而在網路盛傳的《應急處置徵用通知書》的落款，卻是「大理市衛生健康局」。大理市衛生健康局僅有組織實施徵用工作的職權，沒有以自己名義作出徵用決定的權力，徵用決定只能以大理市政府的名義作出。在這一點上，大理市衛生健康局超越了自身職權，系違法徵用。

其次，多名學者指出，只有國務院有權跨行政區域徵用，地方政府僅有權在「本行政區域內」調用或徵用，以此質疑大理徵用重慶物資的合法性。但如有學者提示的，「本行政區域」確實劃定了地方政府徵用的地域管轄范圍，但是「本行政區域內」究竟是指徵用對象限於本行政區域內的單位和個人，還是被徵用物資必須位於本行政區域，法律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如果採用第二種理解，當口罩位於大理境內時，大理的確是在本行政區域內實施徵收。而且此時，由於快遞仍然物流在途，如果不是重慶政府直接委託順豐運送，那麼所有權仍然屬於代為訂購的商家，也不構成有學者懷疑的「公對公」不能「徵用」。
但是，這能證明大理的徵用合法嗎？答案是不能。
因為行政權力的合法行使不僅要遵循法律條文的具體要求，也要符合法律的原則，嚴重不合理的行政行為，構成「濫用職權」或「明顯不當」，依然違法。
「嚴重不合理」，是指「行政決定的不合理，以至於任何一個通情達理的機構都不會作出」。大理的徵用行為也很難通過檢驗。疫情防控的部署本應「全國一盤棋」，任何一個省份都不能獨善其身。
國務院辦公廳於2020年1月29日發布的《關於組織做好疫情防控重點物資生產企業復工復產和調度安排工作的緊急通知》中強調，「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不得以任何名義截留、調用」重點醫療應急防控物資。更何況在大理衛生健康局實施徵用時，重慶的疫情比大理要更為嚴峻，而大理的疫情防控無論如何都沒有緊急到要截留其他地方應急所需的過境物資的地步。且若此舉各地得以效仿，將淪落為「物資靠搶」的混亂局面。是否合法的判斷需要精細的法律技術，同時，也不能違背社會共同體所分享的常識。這顯然不應當是一個「通情達理」的機構能作出的行為，是對行政職權的濫用。
二、行政處罰的權力邊界：以洪湖市「賣1元被罰4萬」為例
另一則備受熱議的新聞與行政處罰相關。
據報道，湖北省洪湖市華康大葯房購進一次性勞保口罩44000隻，購進價格0.6元/只，銷售價格1元/只，洪湖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接到投訴進行查處，對葯店作出罰款4萬余元的行政處罰決定。
該處罰決定遭網友質疑，洪湖市市場監管局回應稱，處罰依據為一份「紅頭文件」：湖北省市場監管局《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期間有關價格違法行為認定與處理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該葯房違反了2條規定：一是「公共衛生一級響應期間，與疫情相關的醫用商品、防護消毒商品等一律不得漲價」；二是「所售商品無參照原價，購銷差價額超過15%」的，構成哄抬價格行為。
口罩成為緊缺的防疫物資後，不良商家借機「發國難財」的擔憂觸動著人們的神經。相應的，政府對口罩價格上漲也本著「嚴防死守」的態度。
據檢索，多地都出台了類似上述《指導意見》的文件，只是差價標准不一，購銷差價額超過15%是一個常見的認定「哄抬價格」的標准。
但這造成了上述案例中，進價0.6元的口罩，只能以不高於0.69元銷售的荒唐結果，即使並非從事相關經營活動，也可以看出，商家扣除人力成本、需繳納的稅款等，難以從中獲得合理的利潤。
規范性文件做此種規定，從法律角度來看，問題出在哪裡？
首先，根據《價格法》和《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有兩種不同的違法行為需要區分，一種是「哄抬價格」，另一種是「違反價格干預措施」。
哄抬價格，指的是商家通過捏造、散布漲價信息、囤積居奇等手段推動商品價格過高上漲，是一種擾亂市場秩序的違法行為。
違反價格干預措施，指的是經營者不執行法定的價格干預措施、緊急措施的違法行為，表現之一即超過規定的差價率、利潤率銷售商品。
「價格干預措施」，是應對重要商品和服務價格顯著上漲或者有可能顯著上漲時所採取的一種保障商品供應的手段，也能起到預防哄抬價格的效果。
根據《價格法》第30條的規定，有權決定採取價格干預措施的機構僅限於國務院和省級人民政府，《指導意見》的制定機關則是湖北省市場監督管理局，並不具有此項許可權。《指導意見》和其他類似文件的此項規定超越其職權范圍，故不能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哄抬價格」，是一種通過推動價格過快上漲擾亂市場秩序的違法行為，超過15%的購銷差價是不是構成推動價格過快上漲首先即成疑問。
其次，根據《市場監管總局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查處哄抬價格違法行為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經營者在購進成本基礎上大幅提高價格對外銷售，經市場監管部門告誡，仍不立即改正的」，可以認定為「哄抬價格」。《意見》同時規定，「大幅度提高」，「由市場監管部門綜合考慮經營者的實際經營狀況、主觀惡性和違法行為社會危害程度等因素，在案件查辦過程中結合實際具體認定」。
這是賦予市場監管部門一定的裁量空間，即針對個案具體問題具體處理的權力，同時也意味著裁量的義務。執法機構必須對所規定的因素，包括實際經營狀況、主觀惡性、社會危害程度等加以考慮和衡量，再作出相應處理，同等情況同等處理，不同情形不同對待，否則構成違法。洪湖市市場監管部門對進價0.6元銷售價格1元的葯店作出處罰，與此同時，湖北省市場監管部門協調相關企業加強民用口罩供應，卻是進價1元以2元銷售，這顯然違背「同等情況同等處理」的法律要求，加深了執法不公的觀感。裁量的確常常需要標准，以避免恣意，但標准本身不能僵化，更不能是不考慮實際情況的「拍腦袋」政策。所謂的「一刀切」的標准制定，本質上是一種裁量怠惰，怠於考慮相關因素，完全無視市場規律，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以「穩定價格」為名，挫傷了經營者售賣防疫物資的積極性。網路上葯店經營者針對這種「一刀切」監管的抱怨隨處可見，價格管控反而成為造成物資緊缺的緣由之一。
另外，根據《行政處罰法》第6條的規定，當事人對於行政處罰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這是「正當程序」的要求。我們無法看出此案是否給予當事人相應的權利，但是有必要重申陳述、申辯權利在此類案例中的重要性。它不僅保障擬受處罰的經營者有一個「說理的機會」，更有利於執法部門了解具體情況，保證處罰適法。
三、強制措施的權力邊界：以「孝感一家三口打麻將被破門執法」為例
最後討論的這個案例也是最為極端的一個案例。近日，一則「一家三口打麻將被扇耳光」的視頻在網上熱傳。視頻中，一家三口身著睡衣在房間搓麻，佩戴紅袖章的防疫人員破門而入，抓起麻將牌摔至地上，遭到當事人的抵制後，引發了肢體沖突，更進一步有了人們熱議的「扇耳光」、「摔麻將桌」的過激舉動。
防疫手段極端到了此等地步，幾乎不需要法律專業知識來判斷是否合法，我們需要對這種案例進行法律分析似乎才是一種荒謬。將這一事例拿出來做法律角度的探討，只是為了再次重申本文立場，無論疫情防控形勢何等嚴峻，防控措施需要何等嚴格，「依法」都應當是不能退讓的底線。
首先，非法侵宅是《治安管理處罰法》明文規定的違法行為，只有公安機關或國家安全機關在法律規定的條件下，履行法律規定的程序要求，才有可能未經公民同意進入住宅，基層防疫人員顯無權力破門而入。當然，考慮到一些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的確存在家門常開、鄉里鄰居自由出入的民俗，在這一案例中是否將「破門而入」視為違法行為值得商榷。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即使是公安機關，也不能隨意進入私人住宅執法，基層防疫人員更不可能具有此項權力。
其次，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組織居民、村民參與社區、農村的傳染病預防與控制活動」。基層組織，特別是鄉鎮、社區防疫人員，其主要工作內容，是監測、宣傳、教育和上報。並沒有權力「下場執法」。對人身採取強制措施，必須由法律規定的機關根據法律授權和法定程序才能實施。
本案中的防疫人員，之所以對「打麻將」的行為如此「深惡痛絕」，源於當地縣防控指揮部的一紙禁令，即「嚴禁聚眾打牌」，並號召鄉鎮、部門、村莊成立「糾察隊」，發現並及時制止違反禁令的行為，不聽勸阻的及時向公安機關匯報。可見，即使根據縣里的文件，防疫人員也只有勸阻、匯報的許可權，更不必提在本案中，一家三口打麻將根本稱不上「聚眾」。推而廣之，在其他新聞中，捆綁不戴口罩的村民、強制隔離未戴口罩在小區慢跑的居民，均是嚴重違反法律的行為。基層防疫人員，一概只有勸阻、教育，情形嚴重時向上匯報的權力，絕不應該、事實上也從未被賦予「濫用私刑」的許可權。
在孝昌縣政府的門戶網站上，能看到對「麻將禁令」的嚴厲立場，並強調「一些地方基層組織執行不力」，「少數地方還不夠嚴、不夠到位」，「對這類問題，紀檢監察機關發現一起堅決查處一起」。貫徹執行的壓力級級下沉，執法力度層層加碼，一味強調禁令的嚴格，卻從未明確基層組織權力的邊界，可能是造成過度執法的事件一再上演的重要原因。直接面對群眾的社區、鄉鎮的防疫人員，只有宣傳、勸阻、匯報的職責，也不應被賦予超出職責的義務。「防疫」的大旗不能成為侮辱、傷害他人的借口。對於「私刑」式執法，情節嚴重以至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也同樣應當嚴懲不貸。
疫情防控，必須守住「依法」的底線。「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開展。」在新冠疫情蔓延的緊急態勢下，行政機關面臨著罕見的挑戰，此時行政治理的目標，不僅僅是防止疫情蔓延擴散，還包括保障社會秩序安全穩定、人民生活安居樂業、復工復產有序開展等，顧此失彼終將導致巨大的損耗，而「法治」恰恰是應對復雜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

㈨ 外地8人返回西安妨礙防疫措施被拘留，其行為如何定性

其行為是違法違規行為，必會受到懲處。

在防疫抗疫常態化的情況之下，各地都有其本地防疫措施。人員從外地進入本地，需要切實遵守並落實本地防疫政策，否則將會受到嚴懲。

在當今疫情狀況之下，從中高風險地區返回必須按照當地防疫政策予以報備，並配合當地政府部門要求進行核酸檢測或隔離。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主動自覺去做的事，也是疫情能夠早一天結束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抗疫防疫，人人有責，我們都需要從自身做起，為疫情防控盡一份力。

㈩ 與動物防疫法相關的行政法有哪些

中華人民共和國獸葯管理條例！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肥料登記管理辦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