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恆行政法

『壹』 漢文帝劉恆登基之後，進行了哪些刑制改革

漢文帝劉恆（前202年—前15七年），漢高祖第四子，母薄姬，漢惠帝劉盈之庶弟。前196年漢高祖劉邦前去鎮壓陳豨叛變後，封劉恆為代王，其為人正直包容平靜，政治理念維持不張揚。漢高祖去世後，呂雉獨斷專行，諸呂把握了朝中軍區實權。前180年，呂雉一死，縣尉周勃、宰相陳公平重臣把諸呂一網打盡，迎立代王劉恆進京為帝，封為漢文帝劉恆。

漢文帝在位期間，進行了多方面改革，其中刑制改革分為兩點：1.廢止連坐法（首孥連坐法）。2.漢文帝劉恆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廢止肉刑，改成懲處笞刑和杖刑。 肅宗的政冶戰略方針和對策，使那時候社會經濟發展得到了明顯的發展趨勢，執政紀律也日臻推進。漢朝初期，大侯封國但是萬家和，小的五六百戶；到肅宗和文帝階段，災民還歸田園風光，戶籍快速繁息。諸侯王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籍增長，並且比以往富實多了。古代中國社會發展逐漸進到治國。

『貳』 劉恆的介紹

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叄』 如何理解「行政機關任命的企業人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

《國務院關於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暫行規定》廢止後,根據《人事部監察部關於行政機關任命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參照執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的通知》和《監察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於企業中由行政機關任命的人員參照執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的通知》的規定,行政機關任命的企業人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違法違紀的,參照《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執行處分。請問:1.上述兩個通知中提到的行政機關任命的企業人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是否屬於監察對象?2.行政機關任命的企業人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違法違紀的,應當如何參照《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執行處分?讀者劉恆劉恆同志:監察對象,是指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監察機關所監察的組織和個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第2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實施條例》第2條的規定,監察機關的監察對象包括四個部分:一、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國家公務員;二、國家行政機關任命的其他人員;三、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及其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四、國家行政機關依法委託的組織及其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

『肆』 漢文帝劉恆在位期間，都進行了哪些司法改革

主要還是以無為而治為主要思想，但是也設立了法，進行了約束，每個人都應該遵紀守法，並且獎罰分明，開始執行。

『伍』 為什麼說漢文帝劉恆是「躺來的皇帝」有什麼依據嗎

劉恆當政23年，期內體察民情.勤奮政務.輕徭薄賦，讓漢代一步步從「楚漢戰爭」和「諸呂之亂」的損傷中擺脫，逐漸邁向富強。

殊不知這名中國歷史上的千載賢君，一生所親身經歷的困難與艱難險阻諸多，乃至可用戰戰兢兢來描述，與此同時也是一位極其好運的皇上。

劉恆媽媽薄姬原是魏王豹的妾室，之後魏國被漢軍攻滅，薄姬變成俘獲，被好淫的劉邦納入後宮，春風一度生下了劉恆。但那時候劉邦最疼愛的是戚夫人，薄姬雖然生下了孩子，後面宮中卻不會受到高度重視。媽媽不受寵，劉恆當然也沒能獲得劉邦過多關心，僅僅一個平平常常的庶出皇上。娘倆一直過著謹小慎微，無以為繼的生活。

劉恆當政期內節儉仁德，終止了眾多勞命傷財的工程項目，一改秦代的嚴刑峻法。

名中醫淳於意由於頻繁回絕列侯的邀約而被誣陷，被被判肉刑(在臉部刺字.割鼻子.削掉一隻腳)押運去長安。淳於緹縈是淳於意最少的閨女，為了更好地解救爸爸，她決然給朝中奏疏，表明想要替爸爸服罪。

劉恆見到後也感覺肉刑不僅對國家沒有用途，還會繼續讓民心生怨忿，不僅饒恕了淳於意，還施行諭旨廢止肉刑，改成笞刑和仗刑，變成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廢止肉刑的皇上。

劉恆性情厚道，再再加上少年時的艱難忍耐與在如同放逐的代地歲月，讓劉恆深知民俗困苦，對性命.對日常生活也擁有了大量悲憫的情結，稱得上千載仁君。

公元157年(後元七年)，47歲的劉恆重病，一聲令下殯葬簡辦，後宮沒有後代的妃子一律解散回到娘家人，全國各地只服孝三天。

劉恆以後，他的孩子漢景帝劉啟延續「無為之治」。父子倆兩個人共當政41年，這一時期也被稱作「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歷代王朝所一定的鼎盛，為之後漢武帝漢武帝劉徹開疆拓土奠定了穩固的基本。

『陸』 歷史上的漢文帝劉恆，到底有多節儉在位期間有何作為

一提到皇帝，人們就會聯想到富麗堂皇的宮殿、華貴的龍袍、用珍珠和玉石裝飾的馬車和擺滿美味佳餚的餐桌。雖然封建時代的皇帝提倡節儉，但幾乎所有的皇帝都享受著無盡的奢侈品和財富。但是有一位皇帝，他以節儉著稱，被稱為史上最節儉的皇帝。他就是漢文帝劉恆。

不僅文帝自己穿的是粗布衣服，他的後宮也都是樸素的。那時候，女士們很喜歡穿著長衣服拖地。他為了省布，連自己最寵愛的妻子，都不準把衣服長下擺拖到地上。宮殿里所有的窗簾都是素色的，沒有刺綉和花邊。古代皇帝居住的宮殿，大都要建大而漂亮的梯田，好欣賞山水風光。漢朝的文帝也想建一座梯田。他去找工匠，請他們算算這要花多少錢。工匠們說:「不多。一百斤金子就夠了。」漢文帝聽了很驚訝，問道:「這100斤黃金，應該有多少中等家庭呢?」工匠們粗略計算了一下，說:「十戶。」漢文帝聽了，搖搖頭，揮著手說:「請不要建梯田了。政府現在錢很少了，所以我們最好把它存起來。」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文帝「即位後二十三年無所得」。宮殿是宮殿的建築，花園是皇家的花園，是皇室打獵和玩耍的地方，狗和馬是皇帝娛樂的地方，伏御是皇帝的衣服，車輛和儀式。這些都顯示出皇帝最關心的威嚴。然而，在他做皇帝的23年裡，劉恆沒有建造宮殿或花園，也沒有增加車輛，儀仗，甚至狗或馬。你視自己為一個人。

『柒』 行政法的紅皮書是哪個編寫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及本書(第二、三版)編寫分工
（以撰寫章節先後為序）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執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控制》（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制度》（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與行政法的功能》（載《求是學刊》2002年第3期）、《公眾參與與行政法治》（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1—10章，負責全書的審稿、統稿。

葉必豐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應申請行政行為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規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為確定力研究》（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現代行政行為的理念》（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6期）、《行政規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論證》（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等。
撰寫本書第11—13章。

楊建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8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學，1986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一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回國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譯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鹽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論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寫本書第14—15章。

章劍生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為說明理由》（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現代行政訴訟的成因與功能分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等。
撰寫本書第16—17、19—22章。

於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教授，任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與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WTO協定國內實施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規制——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WTO協定的國內實施問題》（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加入世貿組織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法律問題》（載《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國對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制定緊急狀態法的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寫本書第18章。

王寶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拉丘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與行政訴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學論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合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行政立法評述》（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美國行政機關與美國憲法實施的監督》（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論綱》（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公務員立法的合理取向》（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與政府的因應》（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學博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訴訟法疑難問題探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發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與行政法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WTO與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變更權》（載《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國家賠償法價值論》（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先地方後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緊急狀態與行政法治》（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4、30章。

劉恆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行政法學研究會總幹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復議導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資並購行為與政府規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試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權》（載《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論行政立法權》（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行政訴權面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載《學術研究》1997年第1期）、《略論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法律規制途徑》（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問題探析》（載《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等。
撰寫本書第25—27、29章。

湛中樂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環境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與行政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國家與行政法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2期）、《論完善我國的行政立法程序》（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及其司法運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行政過程論》（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寫本書第33、37—38章。

薛剛凌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組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權研究》（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變遷時代的行政法思考》（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組織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34—36章。

『捌』 劉恆為何被稱為漢文帝他的結局如何呢

劉恆之所以被稱為漢文帝，主要是因為他在位期間一直採用休養生息的政策，使漢朝的百姓過上了富足的生活。

而且他治國的方法非常的文明和理性化，所以才被尊稱為漢文帝。漢文帝的結局非常好，死在了皇帝的位置上。

總結：劉恆之所以被稱為漢文帝，是因為他在治理國家的時候秉持著人性化的原則。使得漢朝初年政治清明，百姓過上了富足的生活。

而漢文帝最後的結局也非常好，不僅兒孫滿堂，而且死在了皇帝的寶座上。

『玖』 漢文帝對秦代以來的刑法，做的重大改革有什麼

漢代文帝、景帝廢肉刑

西漢建立後，重視總結秦亡教訓。漢文帝時鑒於當時繼續沿用黥、劓、斬左右趾等肉刑，不利於政權的穩固，開始考慮改革肉刑。當時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為改革刑制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文帝開始刑罰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在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獲罪當施黥刑，其小女緹縈上書請求將自己沒官為奴，替父贖罪，並指出肉刑制度斷絕犯人自新之路的嚴重問題。文帝為之所動，下令廢除肉刑。

1、刑制改革的內容。把黥刑（墨刑）改為髡鉗城旦舂（去發頸部系鐵圈服苦役五年）；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砍左腳）改為笞五百，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文帝的改革，從法律上宣布了廢除肉刑，具有重要意義。但改革中也有由輕改重的現象，如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雖然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改為笞五百，不再用肉刑處罰，但因笞刑數太多，使受刑之人難保活命，因而班固稱其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之」。改革存在不少缺陷，有待進一步完善。景帝繼位後，在文帝基礎上對肉刑制度作進一步改革。他主持重定律令，將文帝時劓刑笞三百，改為笞二百；斬左趾笞五百，改為笞三百。景帝又頒布《箠令》，規定笞杖尺寸，以竹板製成，削平竹節，以及行刑不得換人等，使得刑制改革向前邁了一大步。

2、刑制改革的意義。文帝、景帝時期的刑制改革，順應了歷史發展，為結束傳統肉刑制度，建立新的刑罰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盡管這次改革還有缺陷，但同周秦時期廣泛使用肉刑相比，無疑是歷史性的進步，在法制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