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法邊緣

❶ 何為農民工是否也屬於《勞動合同法》上的勞動者

勞動合同法針對的是勞動關系，只要是「勞動隸屬關系」成立其勞動合同就可成立，與勞動者的身份是「農民，工人」沒什麼關系的！

❷ 國際勞工2019年通過的什麼明確指出,勞動的

北京（國際勞工組織新聞）——2019年12月13日，國際勞工組織中國和蒙古局邀請其在中國長期以來的合作夥伴和老朋友們，紀念其促進體面勞動、推進社會正義的一百年。活動匯聚了包括三方夥伴、專家學者、社會夥伴和外交使團等100多位嘉賓，共同回顧和紀念國際勞工組織和中國夥伴在過去一個世紀里的合作。

中國是國際勞工組織的創始成員國之一，其在中國的第一個辦公室於1930年5月在南京設立，旨在幫助政府改善當時普遍惡劣的工作條件，同時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國際勞工組織三方治理結構的參與。北京大學法學院陳一峰副教授在發言中指出：「國際勞工組織是全球治理的先行者。」

1980年以後，隨著中國逐漸恢復在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國身份，雙方的交流和合作更加廣泛和多樣。兩任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前局長黃一武先生（1988年-1991年）和圭亞先生（1992年-1996年）親身經歷了當時中國發生的快速和巨大變化。國際勞工組織首任性別平等局局長張幼雲女士（1994年-2003年）分享了其在建立性別平等局的過程中及在國際組織工作的經歷和經驗。2019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百年宣言》，宣言提出以人為本的勞動世界的未來議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合作司司長郝斌先生指出：「宣言的通過是多邊主義的勝利。」

攜手走過上一個動盪不安的一百年，國際勞工組織期待在下一個百年與所有夥伴繼續合作，共同塑造一個和平的、人人享有社會正義和體面勞動的美好未來！"

柯凱琳, 國際勞工組織中國和蒙古局局長
本次活動還發布了中文版的歷史圖文集《若要和平，匡扶正義》，圖文集通過收集一百年來的珍貴圖片展示了國際勞工組織的歷史軌跡。國際勞工組織中國和蒙古局局長柯凱琳女士在展望未來時說：「攜手走過上一個動盪不安的一百年，國際勞工組織期待在下一個百年與所有夥伴繼續合作，共同塑造一個和平的、人人享有社會正義和體面勞動的美好未來！」

❸ 《勞動合同法》的立法意義

《勞動合同法》的立法意義：
第一，制定《勞動合同法》是尊重勞動，保護勞動者的重要舉措。勞動者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切實保護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生命力和優越性的體現。《勞動合同法》通過對勞動合同的訂立、履行、解除、終止等作出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和我國國情的規定，在尊重用人單位用工自主權的基礎上，要求用人單位必須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規定用人單位必須全面履行勞動合同、引導用人單位合理約定勞動合同期限、規范用人單位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行為、要求用人單位在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時必須依法支付經濟補償，從而在勞動者十分關心的這些問題上，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第二，制定《勞動合同法》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勞動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社會活動,勞動關系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所以，以人為本，重要的是要以勞動者為本；社會和諧，重要的是勞動關系的和諧。勞動關系和諧穩定，是保證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前提和基石。在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一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是一對既統一又對立的矛盾共同體。《勞動合同法》在維護用人單位合法權益的同時，側重於維護處於弱勢一方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以實現雙方之間力量與利益的平衡，從而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第三，制定《勞動合同法》是完善勞動保障法律體系的重要舉措。勞動合同在保護勞動者各項勞動保障權益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勞動合同一方面可以從形式上確立勞動關系，從而為勞動者獲得勞動報酬、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等各項法定權益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又從內容上具體約定了勞動者的工資、工作內容、工作時間等權益，從而為勞動者實現和保障自身的權益提供了依據。勞動合同的重要性，決定了《勞動合同法》在勞動保障法律體系中處於基礎地位。制定《勞動合同法》，不僅可以直接維護勞動者的勞動合同權益，而且還可以起到間接維護勞動者的其他各項勞動保障權益的作用。由此可見，《勞動合同法》的出台，標志著我國在完善勞動保障法律體系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❹ 單位不經過本人同意善自調動本人崗位算不算違法

這個需要根據簽訂的勞動合同內容而定。
如果調動後的崗位與勞動合同約定的屬同一類，工作時間、工作強度、工作待遇無明顯變化的話，單位的做法合法，屬於內部正常的人事調動。
如果調動後的崗位與勞動合同約定的屬不同工種，工作時間、工作強度、工作待遇對你有明顯不利的話，單位的做法不合法。可向當地勞動行政管理部門投訴。

❺ 勞動法中充分就業的標准

在充分就業情況下，仍然會存在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充分就業與一定的失業率並存。凱恩斯提出的達到充分就業的經濟主張: 刺激私人投資，為擴大個人消費創造條件；促進國家投資，通過公共工程、救濟金、教育費用、軍事費用等公共投資，抵補私人投資的不足；政府通過實行累進稅來提高社會消費傾向。 人力資源在任何社會都是第一資源，任何社會發展都首先取決於人力資源配置效率高低。人力資源配置效率高低的根本標志就是就業或失業程度，就業與人力資源配置效率正相關，失業與人力資源配置效率負相關，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口學家和政治學家們把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視為人力資源與其它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優狀態。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當人力資源充分就業時，其它一切非人力資源也同時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整個國民經濟的實際產出接近或等於潛在產出，經濟產出狀態處在生產可能性曲線（proction-possibility curve PPC）的最大邊緣，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處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由於充分就業狀態以及由此表徵的整體經濟運行狀態處在人們期望的最優狀態，實現充分就業就成為社會發展的重大關鍵問題，政府就有責任有義務在充分就業領域大有作為，充分就業就成為政府職能結構中最重要的構成要件，也是任何國家政府宏觀調控的首選目標。

1、充分就業是凡是願意並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得到了一個較為滿意的就業崗位，與之相對應，失業是指願意並有能力工作的人沒有得到就業崗位，失業是想得到就業崗位而被動地失去了就業機會，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不願意工作的人不被視為是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失業，因而通常叫做自願失業，那些處在法定勞動年齡段兩端（如18歲--60歲）之外的人口也不認為是失業人口。 再就業優惠辦理流程
2、充分就業者在工作崗位上能夠做到有效率的工作，人力資源能夠得到優化配置，也就是通常說的幾個人的工作幾個人干，如果兩個人的工作三個人干，也被認為是有一個人失業，這就是經濟學家通常說的「隱形失業人口」或「潛在過剩人口」。 3、充分就業並不是人人都有就業崗位，在充分就業狀態下仍然存在一定數量的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即因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勞動年齡和需求偏好變化而引起的職業轉換過程中的暫時性失業，這種失業具有一定的自然合理性，屬於勞動力人口的正常流動，是優化人力資源配置的動態調整過程，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充分就業被認為是人力資源有效率配置的優化狀態。 4、充分就業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事實上都被認為是存在自然失業率的就業狀態，自然失業率是長期均衡的失業率或充分就業的失業率，這時的經濟運行周期處在高漲或繁榮階段，失業補助、社會救濟、福利開支、社會保障、生活水平、心理狀況、人口規模、運行質態、社會認同等等，都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狀態。 5、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自然失業率的具體數值，各國政府可以依據具體情況來確定本國特定時期是否實現了充分就業。以美國這個現代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為例，20世紀50、60年代的自然失業率為3.5—4.5%，即95.5—96.5%的勞動力人口就業率就是充分就業狀態；20世紀70年代的自然失業率為4.5—5.5%，即94.5—95.5%的勞動力人口就業率就是充分就業狀態；20世紀80年代的自然失業率為5.5—6.5%，即93.5—94.5%的勞動力人口就業率就是充分就業狀態。 失業率
6、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中實際失業率若大大高於自然失業率，則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疲軟，經濟運行質量有待改進和提升，實際失業率接近或等於零則不可能，至於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存在的實際失業率接近或等於零的情形，實際上是客觀存在的失業人口或過剩人口在非效率性過度就業狀態下被「隱形失業人口」或「潛在過剩人口」所掩蓋，不僅在事實上沒能解決失業人口問題，反而又長期損失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應有效率，以此為標志的政治優越性也缺乏可持續性。
充分就業既是微觀居民戶家庭實現收入最大化所追求的理性預期，也是宏觀政府調控的首要政策目標。充分就業的重大工具意義和終極目的價值在於： 《重點行業循環經濟支撐技術》
權利保證
在充分就業狀態下，每個勞動者都找到了他或她所期望找到的就業崗位，勞動者在就業崗位上實在地證明了自身所擁有的自主決策、自願選擇、自由流動、自動就業和自我發展的真實權利，勞動者的可行能力得到了體現、證明和運用，其自身的內在需求偏好獲得了滿足，有可能實現符合個人意願的全面發展。
經濟支撐
在充分就業狀態下，勞動者個人有了可靠的工作保障，找到了穩定可靠的收入來源，居民戶家庭能夠實現收入最大化，有可能實現個人或居民戶家庭在各個方面的最大化發展，勞動者一旦因失去就業機會而處於失業狀態，也將同時失去個人和家庭發展的經濟支撐。
精神滿足
充分就業狀態下的勞動者在找到就業崗位的同時，也找到了自己的社會歸屬，自身將不再處於社會游離狀態，不再被社會所拋棄和邊緣，其心理將不再因失業而被扭曲，原有的失業心理也會得到及時矯正，對未來將不再徘徊、彷徨和迷惘，就業者有了自己期望的社會定位，證明了自己的社會價值，其精神需求會得到滿足。
和諧發展
充分就業狀態下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所有社會資源都得到了最優化配置，實際經濟產出GDP接近或等於潛在產出，經濟運行曲線處在生產可能性曲線的的邊緣附近，經濟周期處在繁榮和高漲階段，國民經濟蛋糕已經做到最大，即使收入分配比例保持不變，個人家庭收入和政府財政收入也都會獲得相應增長，人口發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處在動態和諧的健康運行狀態。
消解沖突
充分就業狀態證明了政府決策和政府政策的公正性及有效性，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已經實現，社會公眾對政府機構的滿意度得到提升，政治支持率會得到提高，政府也能夠用不斷增長的財政收入支撐社會全面發展，有勞動能力並願意工作的勞動力人口都各就其業，社會發展過程中潛藏的某些動盪、沖突、摩擦和騷亂等不穩定因素得到及時消解，既不會出現縱向的政府與公眾之間的社會劇烈摩擦，也不會出現橫向的社會各階層或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巨大矛盾沖突。 正是由於充分就業狀態既滿足了微觀層面的公眾需要，又滿足了宏觀層面的政府需要，是政府和公眾理性預期目標的最佳耦合狀態，因此，社會各界持各種不同政見的人們可以反對一切，但惟獨沒有人反對充分就業。充分就業作為當今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最優發展狀態，歸根結底是首先並最終有利於人的發展，充分就業具有巨大的人本主義發展意義和民本主義發展價值。充分就業首先有利於人口發展，其最大受益者是社會公眾，只有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首先獲得可持續發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和中國社會可持續進步才能從根本上獲得可持續性的動力支撐。如果只有官僚階層獲得最優發展，城市人口獲得次優發展，而佔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不能獲得發展，城鄉人口在二元結構狀態下割裂「發展」，中國將會出現可持續性的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惡增長現象」。

❻ 你見過用人單位違反勞動法的嗎員工可以怎樣去依法維權

我見過很多公司違反勞動法，但大部分都是私人工廠和小公司。很多人的印象是外資工廠，一些大的，會做的很正規。其實並不是這樣的。效益不好的時候也是絞盡腦汁，變著花樣給套路下面的員工，用信息差逼員工離職。所以他們做了很多遊走在法律邊緣的事情。

這條規則規定，如果我們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或每周工作超過44小時，多餘的部分可以算作加班。一些小公司依靠員工對法律的無知來延長工作時間，還和員工約定加班時間只能算在規定的下班時間之後，這是違法的。比如小張在商場工作，單日休息，工作時間8:30-20336030，午休兩小時，實際工作時間10小時。

按照法律規定，多出來的兩個小時應該是加班時間，而不是正常工作時間。另外，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根據《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一年內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

❼ 勞動法的發展規律及趨勢

「勞動者」是勞動法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屬於同「勞動關系」、「勞動權」處於同位次的基本概念，這些詞彙都可成為詮釋勞動法學的關鍵詞。「勞動者」在勞動法上的整合作用甚至達到可以為勞動法正名的程度，即勞動法應稱為「勞工法」{1}更為體貼，目前大陸學者雖無「勞動者法」之提法，但是勞動者法之文義妥當性足見「勞動者」之於勞動法之意義。然而，「勞動者」作為法律術語在勞動法上的嚴肅性與學術性又顯然不夠。一方面，「勞動者」替代稱謂甚多，「既有個別意義上之稱謂，如受僱人、雇員等，也有團體意義或總括范疇之稱謂，如勞工、僱工、員工等。」{2}不同的稱謂在社會生活中被賦予特定的傾向性含義，更如「白領」、「藍領」、「打工的」等等均可指代勞動者。另一方面，勞工立法之初，並未有塑造「勞動者」概念之制度環境，乃至今日作為確定性概念的「勞動者」仍未成熟，{3}如德國法之通說認為，「『勞工』此一觀念，並非是一概念（Begriff）、而是類型（Typus），其范圍無法一次、抽象地加以界定。」{4}可認為，一個高度抽象的勞動者概念絕非勞動法之所需。既如此，何來「論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呢？

「論勞動法上的勞動者」有著其特定的語境，這是和僱傭社會、勞動立法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在僱傭社會中，勞動者概念已非語感上的工廠勞動者，並呈多樣性發展，勞動者的傳統界限開始模糊，勞動立法中的勞動者概念遭遇兩個問題：一是與經營者的區分，這是企業組織內的層次界限問題；一是與企業有獨立合同關系的個人事業者的區分，這是企業組織內外界限問題。{5}這兩個問題是勞動法上的普遍性問題，不僅屬於勞動法長期以來的歷史問題，而且是大陸法國家和英美法國家共有的現實問題。而且隨著勞動立法的發達與整合，塑造勞動者概念之意識越來越必要、越來越強烈。現實中，傳統僱傭形態受到極大挑戰，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被非勞動者化處理，誰是勞動者，誰不是勞動者，在社會生活中變得撲朔迷離。如美國勞工部勞工數據局統計，2001年的不穩定勞動者（contingent worker）的人數和比例較1995年有所下降，而究其原因在於不穩定勞動者概念的不確定，實際上，2001年關於可選擇的勞動力（alternativework force）統計的比例和數量是遠遠超過不穩定勞動者數量的，而可選擇的勞動力包括了獨立合同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s）、電傳工（on-call workers）、臨時工（temporary workers）和合同工（contract workers）。{6}在面對勞動者非勞動者化處理時，中外勞動法學者均表現出極大的擔憂，有觀點認為，長此以往，不出50年，不會再有雇員。{7}塑造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已經刻不容緩。而就勞動法之適用而言，在越來越多的法律法規中，傳統術語「雇員」（employee）被「勞動者」（worker）所替代，在英國，用這種替代來擴張法律所保護的僱傭關系。{8}在日本，則強調勞動基準法、工會法、勞動保險和社會保險上不同的勞動者范圍，{9}在我國則更多糾結於「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的區分。這些看似相差較大的問題，實質上均屬於「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問題，即以界定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為目的，塑造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理論。下文著眼於勞動者身份，統攝勞動關系和勞動合同的研究視角，並秉持為特有的路徑選擇和觀念取向，以塑造我國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理論和制度。

一、我國勞動法上的勞動者

（一）計劃體制下的勞動者

計劃經濟體制下仍然存有勞動制度，{10}盡管那些制度逐漸變遷而逐漸淡出現行勞動法的視野，但是它對我國現行的勞動法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必要在現行勞動法視野中單獨梳理一下計劃體制下的勞動者。計劃經濟體制下大量的勞動政策中塑造了以工廠職工為核心的泛勞動者觀念。

1．勞動法上的「勞動關系」

確定勞動關系與界定勞動者往往是同一個問題，勞動法上的「勞動關系」則是勞動法的調整對象之范疇。計劃體制下，勞動法上的勞動關系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勞動關系的意識形態色彩，認為，「在我國，勞動關系的性質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僱傭勞動關系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它的已變成為不受剝削的勞動者之間同志合作和社會主義互相的關系。」{11}二是強調勞動關系的普遍性，認為，「我國勞動法在適用范圍上不僅應該調整全民所有制單位和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的勞動關系，也應該調整農村人民公社的勞動關系；在城鎮，不僅應該調整全民與集體單位的勞動關系，也應該調整個體勞動者及其按照法律規定范圍內招用助手或學徒之間的勞動關系；在全民所有制單位和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不僅應該包括長期工作者，也應該包括短期工作者。」{12}由此，新中國最初形成的「勞動關系」概念以排斥「僱傭」為前提，引入「單位」觀念，客觀上催生了後來的「個體工商戶」的單位地位，也影響了後來以單位為標准對勞動關系進行立法的模式。

2．勞動法上的勞動者：以制度化的「工人」為核心

勞動法上的勞動者有泛化的取向，其基調是，「正確地劃定勞動者的范圍不只是對於研究勞動法的對象，進行勞動立法，以及做好各項勞動工作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關繫到壯大革命隊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個根本性質的問題。」{13}國家構建了以制度化的「工人」為核心的勞動者范疇，在觀念上將「農民」、「幹部」邊緣化。在該制度體系中既有類似出生意義上的身份識別，如工人、農民、幹部，也有管理意義上的身份識別，如編制內與編制外、固定與臨時等等。其中，區分工人與幹部的意義主要在企業內部，體現為不同編制；區分固定工與臨時工的意義主要在企業內外，體現為編制的有無。

(1)工人與幹部

幹部制度是我國人事制度中的重要制度，傳統上歸口人事行政部門管理。在政企不分的背景下，企業按照行政體制在內部按照工人與幹部的區分進行分別管理。在企業內部，既有直接生產人員，也有非直接生產人員，還有無法歸類的其他人員，並進一步細化為工人、學徒，行政管理人員、服務人員，農副業生產人員、長期學習人員、長期病和傷病人員、列為編外的年老體弱人員、下放與支援農村公社仍由原單位支付工資的人員、支援國外的人員。{14}這樣的分類並不會出現工人與幹部身份上的模糊，分類中的「工人」比制度上的工人范圍要小，其中非直接生產人員有部分認定為「職員」、部分認定為「幹部」。其中工人與職員統稱為職工，職工與幹部的區分則以不同的人事編制來區分。在企業中，賦予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以一定的行政級別，相應地按照幹部進行管理。

(2)固定工與臨時工（合同工）、民工

典型的「工人」又稱為「正式工」、「固定工」，是與特殊類型的工人相對而言的，其特徵一如現行法中的基層公務員，按編制進行管理，並可轉干（轉換身份為幹部）。同時，固定工之外還有臨時工（合同工）、民工。一般，臨時工（合同工）是沒有編制的固定工，原則不得轉為編制內，更無轉乾的可能。民工則屬於工業使用農村勞動力，其身份定為農民，是名副其實的臨時工，而即便在「臨時」期間的民工，在制度上也有很大區別。

追溯計劃體制下的靈活用工，很容易梳理出從「臨時工」到「合同工」的稱謂變遷和內容變化，也能夠看到不同於現在農民工的「亦工亦農」。{15}對臨時工（合同工）和民工進行專門的研究對於完善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理論會有裨益。但是，由於此兩類勞動者均未在後來的勞動法中有效地銜接，成為遺憾。在此不對具體事實和理論做深入分析。

（二）市場體制下勞動法上的勞動者

從過程來看，「以統配勞動制度為基礎的用工制度改革是伴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而逐步展開的，並反侵蝕了原有的統配勞動制度，並逐步形成了市場勞動制度，或者交易勞動制度，其最核心的思想是打破「鐵飯碗」，以合同為紐帶，以交易為特徵，使人力資源得以開發。」{16}在識別勞動者的意義上，「勞動合同」在勞動法上的顯赫地位逐步確立並理論化，而「勞動關系」在勞動法上的地位則相比較而言有弱化的傾向。{17}勞動法上的勞動者之認定不再是身份識別，而是從勞動合同切入。

1．勞動法上的「勞動合同」

勞動法上的「勞動合同」之所以具有認定勞動者之功能，是以全員勞動合同制為基礎的。「在實行全員勞動合同制的改革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固定工、合同工、混崗工、臨時工、農民工等一律被稱為企業職工，消除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身份差別。大體而言，全員勞動合同制消除了固定工和合同工的區別、取消了幹部和工人的區別，至少，全員勞動合同制意味著再不存在固定工和合同工的稱謂了。」{18}然而，此種改革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勞動關系認定上的形式主義，1994年《勞動法》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19}文義邏輯是，無勞動合同則無勞動關系。實踐中則出現了兩種情況：一是「認合同，不問事實」，傳統作為幹部的管理人員在改革中成為勞動法上勞動者；{20}二是「無合同，難以交代」，補充發展了事實勞動關系理論。{21} 2007年《勞動合同法》又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即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22}在捆綁勞動關系與勞動合同的同時，將確認勞動關系的標准轉化為「用工」。

2．勞動法上的勞動者：以契約化的「雇員」為核心

從全員勞動合同制到勞動合同法，在社會生活中確立了「打工」{23}的觀念，在勞動就業中塑造了新的勞動者概念，被認為屬於西方的「雇員」概念逐漸被接受，成為日常生活用語。在此背景下，勞動法上的勞動者是以契約化的「雇員」為核心的。盡管勞動法上沒有使用「雇員」的概念，但是勞動法上的勞動者概念核心已經轉移為契約化的雇員。自製度化的工人向以契約化的雇員的位移有制度切換的一面，如對已有制度下的關系進行清理而重新引入新的制度；也有制度接續的一面，傳統的工廠工人緩慢地實現身份轉化，新制度的導入得到某種修正。在此過程中，文本與現實之間出現了一些較大的背離，典型者如農民工、經理等的勞動者地位問題，此屬於比較獨立而負責的問題，在此不論。

（三）問題所在

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勞動關系」概念並未被市場經濟下的「勞動合同」概念所替代，而且具體化為「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的區分成為勞動司法中的重要理論。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勞動者面臨的法律體系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意義上的強勢工人身份被淡化，法律意義上的弱勢勞動者身份開始強化。在承認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強弱不對等的理念下，既肯定了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對抗，也催生了大量的保護勞動者的立法，保護與不保護的巨大落差使得勞動者身份顯得尤為重要。勞動法上勞動者理論的重要性和問題點便凸顯了出來。

1．制度與觀念的錯位

制度上的勞動者與社會生活中的勞動者是有出人的，或者說，制度上的「雇員」與社會生活中的「雇員」是不一致的。而這種不一致使得法律在客觀上歪曲了生活、造成了生活中勞動者的混亂。扭曲者如，認定公司經理或主管為勞動者，{24}此種做法與國際上之一般做法相去甚遠，遠未到我國台灣地區對「經理」之實質判斷的研討。混亂者如，有言，「目前，關於事業單位勞動者是否適用勞動法的問題，可能與『勞動者』概念不明確有關。」{25}再如承包人，尤其是內部承包人，{26}其承包機制沿襲為行業「慣例」，成為認定勞動關系的司法難題。

此外，農民工群體需要單獨關注，一方面，農民工群體數量龐大；另一方面，體制轉軌前後，「民工」到「農民工」稱謂變化背後存在嚴重的制度斷檔。在計劃體制下，民工就是農民，卻讓社會感知其曾經「工人」過；在市場體制下，農民工就是工人，卻讓農民工在制度上備受歧視，如此錯位，我們有理由將社會感知混亂的勞動者與制度斷檔的農民工聯系在一起，而此恰恰是我國勞動法上極為特殊的主體現象。另外，「下崗」勞動者與農民工具有類似的社會地位，其在勞動法上的主體身份也極為特殊。

2．理論的偏差與缺失

扭曲與混亂的勞動者制度與觀念促使我們反思我國的「勞動關系」理論。在理論和實務中，有時候區分「勞動關系」與「勞動法律關系」，有時候不作區分。在區分兩者的情況下，「勞動關系」特指勞動法的調整對象，這時候「勞動關系」是一個事實問題，而非法律問題，但是此時的「勞動關系」具有封疆劃界的意義，直接決定勞動法干預社會生活的范圍。闡釋「勞動關系」的意義往往在於大致劃定勞動法所面臨的社會范疇，{27}卻並不精確處理「誰是勞動者，誰不是勞動者」的問題。

從調整對象到法律關系，「勞動關系」與「勞動法律關系」則往往不作區分，「勞動關系」即勞動法律關系，至此方成為勞動理論與實務中的重要概念，並成為一大理論焦點。勞動關系理論的焦點在於區分，而極少類型化，其意義在於勞動法的可適用性判斷，也難怪「勞動關系」置換了「勞動法律關系」的概念。於是，有了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的區分，有了事實勞動關系理論，有了勞動關系的灰色地位，也有將僱傭關系糾纏進來的理論。{28}然而，無論理論如何，勞動法實務受到了混同「勞動關系」與「勞動法律關系」的影響，確立了以「勞動關系」為基礎進行取捨的觀念，屬於勞動關系，則為勞動法上的問題；不屬於勞動關系，則非勞動法上的問題。進而，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問題轉化為勞動法上的勞動關系問題，勞務關系中無勞動者，事實勞動關系成為勞動者范圍之有限的補充。

勞動關系理論之於勞動法上的勞動者而言，有作繭自縛之後果，特別是「勞務關系」概念出現後使得勞動關系理論走向歧途。在一篇較早的來自高級人民法院的文章可能感知到了「勞務關系」概念之本質，「現實生活中，有的勞動關系因為勞動者的身份有特殊性而變得較難確定。不少同志對這種由特定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提出了與勞動關系僅一字之差的名稱—勞務關系，……認為，勞務關系不屬於勞動關系，不宜由勞動法調整，對此，筆者不敢苟同。」{29}該文的分析思路是沿著合同效力理論來展開，在筆者看來，此種思路較「調整對象」思路要科學的多，把勞動關系問題還原為勞動法律關系問題，並直指勞動合同之效力問題，具有區分勞動合同理論與勞動者理論之意義；同時該文沒有展開分析卻開篇提到的「勞動者的身份有特殊性而變得較難確定」實為通向勞動法上勞動者理論之亮點，此在當下我國勞動法學理論研究中仍然沒有深入展開，相應地司法實務也缺乏勞動法上勞動者理論之支持。

相較而言，計劃體制下以「工人」為核心的勞動制度與政策雖無法治觀念，卻有一套勞動者理論，雖然勞動關系泛化，但是以編制為基礎的用人制度不會發生勞動者身份上的認知混亂。而市場體制下以「雇員」為核心的制度客觀上有嚴重的書面合同傾向，書面合同之表述對於作為事實的勞動關系認定極為重要，從法理邏輯來看，有因果顛倒之疑惑。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勞動法的制度內容重置，勞動法的主體理論缺失，作為勞動法上勞動者理論之重要語境的「從屬性」遠未植入司法。

二、域外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理論

在域外勞動法上並不區分「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英美法系區分「雇員」(employee)和「獨立合同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大陸法系一般會區分「僱傭合同」(employmentcontract)和「勞動合同」(labor contract)，而在德國法上則發展有區別於合同理論的主體理論，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均受其影響。

（一）英美法上的雇員

英美法上的僱主雇員關系是自主僕關系發展而來的，主僕間有特定的責任與義務，並涉及一攬子社會政策，因此是否僕人關系雇員生活福祉。{30}在僱傭法上，沒有認定雇員的唯一標准，因立法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在相關政府報告中有統一界定雇員之觀點，認為，傳統的主僕關系學說已經不利於勞動政策，不應在每一個勞動法律中各自界定雇員，應當有一個統一的、適用於整個勞動法的雇員概念。{31}可見，在美國法上的雇員有其本質的同一性，否則不會有統一概念之說，而理論上的最新發展則有突破傳統主僕關系學說之跡象。

從美國的判例來看，有法院認為非法僱用的未成工不適用勞動者補償，也有法院認為此中做法的結果不正義並且與公共政策相違背；有案例認為農業勞動者不是獨立合同人，應適用勞動者補償，並有案例認為上門推銷員是雇員而非獨立合同人，應受工資工時制度保護，另外，由於勞動者補償排除損害賠償，勞動者會主張獨立合同人以求得侵權賠償而非勞動者賠償救濟。{32}可見，在雇員認定之判斷上，既有合同效力之考慮，也有社會政策之考慮，可左可右之間，合同效力與社會政策均非雇員認定之一般標准；雇員與獨立合同人之區分成為超越合同效力的一般推理思路，即將工作之人做非此即彼的區分，從而在具體的案例中認定雇員。

獨立合同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也稱為「獨立承包人」，常稱為工人，而在理論上則界定為自我僱傭的人，故非雇員，於是獨立合同人與雇員的區分至為必要，此亦是英美法上的通識知識。而此通識知識也成為英美法上的「傳統困境」，相關討論早已汗牛充棟。{33}獨立合同人與雇員的區分在英國法院經歷了控制標准、組織標准、到衡量一切有關因素的變遷，雖然合同之措辭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卻肯定不是決定性的。{34}倘若把雇員稱為「非獨立合同人」或依附性合同人，獨立合同人與依附性合同人的區分結果不以合同為標准，服務合同與僱傭合同的形式差異不是法官判斷的依據，英國判例和美國判例均圍繞獨立合同人與依附性合同人之區分而形成了界定雇員的考慮因素，{35}界定雇員遠非傳統的控制說，客觀上雇員界定成為法官自由裁量之范疇。

然而，獨立合同人與依附性合同人界限的模糊狀態成為常態時，則有了半依附性合同人說。學術上將中間類型的勞動者設計為半依附勞動關系，審裁處也遵循同樣的邏輯，認為此雇員依附於僱主，具備雇員的特徵，只是特徵具備程度比較弱。{36}但是，深人分析半依附性合同人，這種新出現的、看起來獨立的半依附性合同人無疑就是普通雇員，他們並不獨立，簡單的合同手段並不妨礙我們的正義觀念，且回到英美法之勞動法原理上，此類半依附性合同人的自然勞動權利仍然存在。{37}在這一點兒上，詮釋雇員界定理論的社會語境在勞工聯合與集體談判意義上更為妥帖，這可能也恰恰符合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上的僱傭法與勞動法的兩分傳統，以及勞動法上的自由精神。

（二）大陸法上的僱傭合同或勞動合同

英美法上有「服務合同」與「僱傭合同」之區分，卻並沒有概念化，其概念化對象是「雇員」與「獨立合同人」。大陸法上有概念化的「僱傭合同」或「勞動合同」。{38}我國台灣地區之立法例在民法中有「僱傭」之有名合同，另外在勞動基準法上有「勞動契約」，與法、德立法例一致，進而有「僱傭合同」與「勞動合同」之關系的研討。

勞動合同之界定在法國法上極為重要，但是勞動合同的界定並非在勞動合同與僱傭合同之間展開，而是從勞動合同界定標準的「三要素」理論展開，即提供勞動、勞動報酬和法律從屬關系。在法國法上，僱傭合同與勞動合同關系體現在歷史演變上，兩者呈現自「僱傭合同」稱謂向「勞動合同」稱謂過渡的關系，其意義在於拋棄了延承羅馬法的租賃觀念。{39}法國法上關於勞動合同之界定當然無關僱傭合同與勞動合同之區分，蓋因為勞動合同置換僱傭合同之稱謂，是一個歷史過程，而非一個現實區界。

我國台灣地區同樣有類似問題，立法上有民法與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理論上有學者提出勞動契約與僱傭契約區別之理論，{40}然而在筆者看來，其區分的重點在於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的區別，而未敢對勞動契約與僱傭契約進行具體之區分，其對僱傭契約與勞動契約的關注是歷史之維度的。然而，卻不能迴避理論創新對制度解讀之影響，僱傭契約與勞動契約之關系究竟是並列式的，還是涵括式的？是不是理論上的並列與制度上的涵括存有沖突呢？我國台灣地區法學上鮮有爭論，大概因為僱傭契約作為勞動契約的上位概念是在制度中已經確定的，無需爭論。

我國同為大陸法系國家，卻並沒有在立法中確立「僱傭合同」之概念，然而這並不妨礙僱傭理論之發達和影響。有觀點認為，根據法律規定，「勞動者與企業之間有關勞動關系的協議，屬於合同法的適用范圍，合同法與勞動合同法之間，是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41}那麼，把勞動合同納入民法框架下，進一步如何處理勞動合同與僱傭合同之關系呢？同樣根據法律，在無「僱傭合同」立法的情況下，此問題並無依託。有學者認為，勞動法定位於產業僱傭關系，民法僱傭合同雖未以有名合同規定，並不否定民法之調整，強調民法與勞動法之間已經超越了一般法與特別法的局限。{42}筆者朦朧感知，范疇大小與法律適用並非絕對糾結，法律上的「僱傭合同」、「勞動合同」概念應當與社會生活中的概念保持一致，畢竟合同首先是一個事實，而後方是法律問題，而社會生活中勞動合同顯然「深陷」僱傭觀念之中。 單純從部門法區分的角度分析，當然有「民法的歸民法，勞動法的歸勞動法」這樣的答案，但是，這樣的思考卻恰恰忽略了民法和勞動法不同的規范特徵。在勞動法之前，勞務給付之上的法律屬民法范疇，僱傭與承攬等之區分並不要緊，蓋因為兩者均屬自然選擇，無法律上之利害；在勞動法之下，勞務給付之上的法律屬勞動法范疇，「僱傭」已然成為「勞動」，其要緊的是區分僱傭與承攬，蓋因為法律上的差別利害必然造成兩者自然選擇的失衡。那麼，從「僱傭」到「勞動」是否在民法上遺留了傳統的、不需要勞動立法的、乃至不應當勞動立法的「僱傭」呢？從社會進化規律來看，肯定回答是符合正義觀念的；但是此種遺留絕非僱傭合同特徵之異化，區分僱傭合同與勞動合同的思路要麼給「僱傭合同」偷換概念，要麼會對同一事物做矯情的分割。換言之，該問題的實質是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理論，糾結於勞動合同與僱傭合同的界分可能有方向性的偏差。

❽ 勞動法規定的一周勞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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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如何理解經濟法的邊緣性

論經濟法的邊緣(一)

所謂經濟法的邊緣，是指經濟法學的研究范圍，其核心是廓清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行政法的界限。這是經濟法學理論研究的老問題，本文擬從新的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以確定經濟法學的研究領域。
一、問題的提出過去經濟法學理論研究，關於經濟法的研究范圍都是與研究者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界定緊密聯系的。在此筆者將其稱之為"調整對象說"。這一學說有多種觀點①，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優秀的觀點是以劃分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為前提，將它們之間的關系表述為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區別的不同法律部門，然後確立經濟法的獨立地位②。這一理論，看似對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作了劃分，但深入考察便不難發現：它並沒有真正闡明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也不可能劃清它們的界限。這里明顯的問題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至今仍無統一認識。以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來作為劃分法律部門的標准，就不同學者所認識的不同的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而言，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行政法的界限或經濟法的范圍絕非毫釐之差。本文無意於批判或非難某種理論，且筆者也是調整對象說的贊成者。但是，這種研究方法作為一種既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研究的深入，阻礙了縱深思維。因此，有必要跳出既定模式的簡單框架。
筆者認為，現存的調整對象說在闡述經濟法的獨立性時，至少存在如下難題：
1、作為區分民法與經濟法、行政法與經濟法的的調整對象究竟是什麼？是經濟關系還是社會關系？這些關系的特點是什麼？2、經濟關系能否分割？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在調整經濟關系時是共同調整還是分別調整？如果是共同調整，不同的法律部門劃分以什麼為標准？如果是分別調整，不同的法律部門又以什麼為劃分標准？
3、法律部門的分類與學科分類是否同一概念？以調整對象為標准所劃分的法律部門是學理概念還是法律形式概念？
這些問題，都是十分艱難卻又表現解決的經濟法學基礎理論問題。
二、調整對象與法律部門的劃分
經濟法具體的調整對象是什麼，筆者將另文討論，這里僅研究調整對象對於確立經濟法部門即經濟法學研究范圍的意義。調整對象說的基本觀點是將經濟法有無獨立的調整對象作為經濟法能否取得獨立的法律部門的基本標志。綜觀經濟法學理論研究的諸流派及觀點，關於經濟法的獨立地位可分為兩大派，即肯定派與否定派，但兩大派的基本論據是一致的。否定派認為："經濟法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是一個十分必要的法律學科。"因為"經濟法沒有統一的調整對象和方法，所以，無論是單個的經濟法規或是這些經濟法規的總合，都不能構成獨立的法律部門"。"誰要想建立一個經濟法部門，就必須指出這些經濟法規在調整對象上的同類型，或者指出我國現階段已產生了一種新的經濟關系，並應找到在這種經濟關系中起作用的特殊規律，找出不同於其他部門法的調整原則和方法。如果只是簡單地把已經受到其他法律部門調整的諸種經濟關系都歸由經濟法調整，並以此建立經濟法部門，這不僅違背了唯物主義法學關於以社會關系本質屬性作為劃分部門法的基本理論，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者貶低其他部門法為代價的。"③肯定派則是以肯定經濟法有獨立的調整對象為國為依據，認為經濟法是獨立的法律部門。肯定派關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又有多種觀點。但均認為經濟法是調整一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這里可以看到：無論哪個流派、哪種觀點關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都反復使用了兩個概念，即"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這兩個概念是否可以等使用？它們的內涵與外延是否一致？確定它們的涵義直接關繫到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界定，對於確定經濟法的概念具有直接影響。首先，我們考察一下"社會關系"。法理學認為："劃分法律部門的標准，主要是法律所調整的不同的社會關系，即調整對象。社會關系即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不同的社會關系實際上是指社會的不同領域，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宗教、家庭、民族等各個領域。""社會關系涉及到各個領域，就是在某一個領域中，其范圍也是十分廣泛的。例如：經濟領域就存在各種社會關系，絕非一個法律部門所能囊括的，除民法外，還有經濟法、勞動法等。④"據此，社會關系的不同屬性是劃分法律部門的標准。那麼，作為法律調整對象的社會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呢？是"法所調整的一定的能夠體現為意志關系的具體的社會關系。"其特點為："一是一定范圍的社會關系，是統治階級認為最重要的，體現和反映國家、組織和個人重要利益的社會關系，而不是全部社會關系。二是可以體現為意志關系和意志行為的社會關系，是人們為了實現一定的目的而自覺努力的心理狀態支配下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和行為，而無意志的行為不能成為法律調整的對象。三是現實中具體存在的，具有明確的主體、客體和具體權利義務的社會關系，而抽象的、觀念的社會關系是不能成為法律的調整對象的。⑤"至此可以認為，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社會關系也應具備上述特徵。其次，我們再來考察一下"經濟關系"。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經濟關系是人們在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為基本內容的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社會關系。馬克思將經濟關系或生產關系的產生論述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⑥"斯大林則對經濟關系的內容作了如下說明："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這里包括：（1）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2）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3）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⑦"顯然，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經濟關系就是指社會關系。但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經濟關系卻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學概念，它所反映的是經濟運行規律或諸經濟因素間的相關性以及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⑧。這時的經濟關系絕不是社會關系。根據以上考察可以認為，"社會關系"與"經濟關系"在法學中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及西方經濟學中都是有明確涵義的，似乎可以肯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某些概念與法學中的概念是不應該也不能混同的。正如所有制與所有權在經濟學與法學上的涵義一樣，它們分屬不同的范疇，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關系均不是法學上的社會關系。然而，在諸多經濟法理論研究中卻出現了這些概念混同的現象，使人們難以理解某一概念的真正涵義和范疇，如有的學者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作了如下表述："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一定的經濟關系。""而經濟關系包括生產關系和具體的社會關系兩種，""由於生產關系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所以經濟法對於它無從調整，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一定經濟關系，是存在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受生產關系制約的一定范圍的具體的經濟關系。⑨"這里的"經濟關系"顯然是指社會關系，但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關系就是生產關系。那麼，根據以上觀點，具體的經濟關系如何產生？它又如何與生產關系相區別？既然經濟法不調整生產關系，那麼它調整的又是什麼關系呢？以上種種均反應出概念使用方面沒有劃清范疇或學科的問題。

❿ 村幹部工作為什麼不適用勞動法

一、根據我國《勞動法》第二條規定，勞動法僅適用於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

村幹部（游離於國家行政幹部體制之外的、不在編、不脫產的邊緣化幹部）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與村幹部之間發生的工資糾紛，不屬於勞動法中所規定的勞動爭議，只能按普通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受理。

二、根據《勞動法》第二條，原勞動部《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四條的規定，以下人員不適用《勞動法》調整：
1、公務員和比照實行公務員制度的事業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
2、農村勞動者(或稱農業勞動者、農民)；
3、現役軍人。
4、公務員和比照實行公務員制度的事業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以及農村勞動者（鄉鎮企業職工和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除外）、現役軍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適用勞動法。

三、村幹部：

村幹部是區別於國家公務員的特殊群體，村幹部是游離於國家行政幹部體制之外的、不在編、不脫產的邊緣化幹部。具體來講，村幹部主要是指通過村民自治機制選舉產生的、在村黨組織和村民委員會及其配套組織擔任一定職務、行使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並享受一定政治經濟待遇的工作人員，主要包括村黨支部（黨總支）委員、副書記、書記，村民委員會委員、副主任、主任，其中村黨組織書記和村委主任是主要村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