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行政法

1. 中國法制史 北洋政府時期的立法原則

北洋時期的立法原則以「隆禮」、「重典」為基本原則。

2. 北洋時期的國務院是幹嘛用的

中華民國國務院，是中華民國辛亥革命時期和北洋政府時期的最高行政機關。以國務總理為首長。
1912年4月20日，始設國務院。1915年5月1日，袁世凱為集中總統權力，改《中華民國約法》，廢除國務院，設政事堂，廢除國務總理，設國務卿。政事堂附屬總統府，不再是獨立行政權力機關。1917年5月8日，恢復國務院建制。第二次直奉戰爭後，段祺瑞在民國十四年1925年11月24日任臨時執政，集總統、國務總理權力於一身，廢國務院與國務總理，1925年12月26日復設。張作霖於十七年（1928年）6月18日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自任中華民國安國海陸軍大元帥，也設置國務院與國務總理。
歷屆國務院均以秘書廳為辦事機構，秘書廳設秘書長，下分若干課。國務院所轄各部：南京臨時政府有陸軍、海軍、司法、外交、財政、內務、教育、實業、交通九部。遷都北京後，國務院設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農林、工商、交通十部，後撤銷農林部、工商部，設農商部。中華民國軍政府時，設外交、軍事、內務、財政、司法、教育、實業、農工、交通九部。
以上摘自維基網路，希望對你有幫助。

3. 北洋政府司法組織體制的特點

希望對你有幫助1．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北洋政府的法律大體分兩類：一普通法，指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適用的法律，如《暫行新刑律》；二特別法，指用於特定時期、特定地點、特定人或事的法律，如《陸軍刑事條例》。
2．恢復廢除的遣刑和笞刑。
3．軍隊會審重於其它審判機構。北洋政府的審判機構大體分三種：一為特別法院，二為普通法院，三為監理司法法院。特別法院主要是軍隊會審。北洋政府法律規定，軍隊會審的范圍有：一是軍人犯罪要由軍法會審機關處理，非軍人犯罪也可由軍法會審裁決；二是刑事案件要由軍法會審審判，民事糾紛也可由軍法會審處斷。這樣，它可以審訊所有人員，也可處斷一切案件。

4. 民國時期北京的「北洋政府」合法嗎

北洋政府民國前期袁世凱及其以後繼者建都於北京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這是相對於孫中山等國民黨勢力在南方成立的廣州軍政府（革命政府）的稱呼。由北洋軍閥等勢力選出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與國務院國務總理所領導，是當時被世界各國承認的中華民國合法中央政府，以五色旗為國旗，以《卿雲歌》為國歌，作為代表中國的符號象徵。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簡稱國府，是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的中央政府機構與最高行政機關，成立於1925年7月1日，終止於1948年5月20日。在1925年至1928年之間，與北京的北洋政府相互對峙。1948年5月20日蔣介石依循《中華民國憲法》就任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國民政府即改組為總統府，國民政府主席一職也改為中華民國總統。

5. 簡述中華民國時期的「六法」體系

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律體系，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兩大部分。成文法在南京國民政府法內律體容系中占據了主要地位，通常被概括為「六法」，其匯編被稱為《六法全書》；不成文法也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重要的法律淵源，它們是成文法的重要補充。雖然當時的不成文法都無須經過南京國民政府的立法機關通過立法程序制定和公布，但都具有法律效力，都是南京國民政府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不成文法也是當時法律體系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成文法方面，《六法全書》作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基本法典，是「六法」及其相關的單行法律和法規的匯編，是南京國民政府的主要成文法的總稱和當時法律體系的主體。南京國民政府成文法之所以被稱為「六法」，是因為其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是由六大類基本法典所組成的，一般認為主要包括憲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但由於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與商法合而為一，不再是兩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統稱為民商法，因此邵分學者認為，行政法應當取代商法成為六法之一，這樣所謂「六法」就是指憲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及行政法這六部基本法典。

6. 急求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的法律資料，可以談下該時期法律中的封建性最好，謝謝急求！！

晚清70年，從鴉片戰爭到義和團事件60年，經濟發展的實績遠遠不及推行新政的最後10年。原因無他，把被扼殺的經濟自由還給了大清國民，求利的沖動成了推動國家繁榮的主要驅動力。它帶來的是真金白銀：民間經濟蓬勃發展；全國財政收入也從19世紀末的8000萬兩至辛亥革命前增加至3億兩左右。

民國初年至抗日戰爭前，戰火幾乎連綿不斷，但經濟仍在持續發展，1912年至1936年的國民經濟年均增長率竟高達9.2%！一些學者贊譽這個時期是 「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這個速度與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速度幾乎一樣。

友：軍閥混戰的情況下，怎麼會有這樣的實績呢？

袁：發展經濟的首要條件是社會穩定和保障公民的自由尤其是經濟自由。戰火之下談不上對財產權的保障；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許多公民權利，也一再受到侵犯。但是，中國經濟仍在持續發展。在這些矛盾現象後面有值得玩味的玄機。

容許我說句在一些人看來大逆不道，但卻符合歷史實際的話吧：在扭曲了的近代中國環境下，遍布各地的27個租界成了很奇特的戰亂中的安全堡壘。從太平天國時期開始，凡遇戰亂，人流和資金流都湧入租界，各級政府和軍閥不敢侵犯，它成了經濟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中心。中國政府不能保障中國人的財產和自由，中國人要託庇於洋鬼子，這是中國的恥辱，卻給中國的發展留下了生機！為什麼這個時期的上海超越日本和其他地區成為遠東金融中心？金融機構集中在租界，受到租界的管理機構的保護並按照最自由的市場經濟規則在運作，黃金和外匯買賣不受管制，股票和期貨交易也很發達，既自由又安全，成為遠東主要金融中心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經濟自由的力量是如此強大，甚至抗戰爆發後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由於日軍不能進入租界，上海仍然是全國重要的金融和經濟中心。不但中外銀行匯聚，大量工廠也在狹窄的租界中破土而出。「從1938年1月到1939年2月，租界上新注冊和新接電開工的工廠達4534家」。

還有一條也不能忽視：一些地方軍閥在努力保障本地的安定和促進經濟發展。廣東人念念不忘上一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陳濟棠時代」，就是因為這個時期社會比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教育有很大的發展。以我所在的中山大學來說，就在那時建設了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校園(一萬畝)和擁有最充足的經費。

總之，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是國家興盛的首要前提。自由和安全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和追求，也是現代國家興旺發達的首要條件。租界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卻在中國人爭取自己的自由中起到某種獨特的作用。這是令人心酸的歷史記憶。

1927年，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逐步扶植官僚壟斷資本，建立特務控制下的恐怖政治，實行獨裁專制統治，踐踏公民的經濟、政治和言論自由，結果不但黨內四分五裂，也帶來全國性的政治經濟危機。這是永遠值得記取的教訓。如果本國政府善待民間社會，努力履行現代政府無可推卸的職責，保障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現代化就會走上康莊大道；在政治清明，法治嚴明，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收回受到損害的國家主權就有了堅實基礎。萬一受到外國武裝侵略，公民也會不惜流血犧牲，萬眾一心保衛祖國。

第二條應該切記的是和平改革是維護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最好道路。

「須知兵者乃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改革的社會成本最低。

再講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幾十萬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裝——— 「民軍」(光廣東省就有148000多人)，每月軍費開支由清末每月216萬多元增至970餘萬元，整整增加了四倍多！為了供養和遣散他們，各省不得不扣留應該上繳中央的稅收，財政系統的運作一片混亂。那麼大一個國家，竟然出現北京、南京兩處合計中央政府的庫存不到9萬元的准破產狀態！為了彌補高達將近3億的赤字，只好借外債。於是，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出台。沒有免費午餐；借款要抵押，鹽稅成了主要抵押品。袁世凱政府成立了統管全國鹽務的鹽務署，在其下設立「鹽務署稽核總所」和各地的「稽核分所」，名義上由署長兼任稽核總所的「總辦」，實權掌握在借款方派來的「會辦」手上。當時輿論大嘩，說是喪失了主權。話沒說錯；可是，錢不能不借，要人家肯借錢，相信還錢有確實保證，又不能不請外國人去監督(稽核)。腐敗無能的官僚系統，信譽度實在不高，誰肯白借錢給你啊？設立了這樣的外國人掛帥的稽核系統後，鹽稅真的穩步上升了。1912年是7136萬，1913年是7756萬，袁世凱去逝那一年 (1916年)上升至8031萬，1928年更達13704萬。

國民革命，國民黨統一全國，鏟除侵略痕跡，1927年古應芬當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把這個稽核所系統廢掉，外籍官員解僱，痛快極了！可是，稅收隨之下降。同年10月12日，孫科接任財政部長，建立由中國官員組成的新的稽核機構，也是成效不彰。1928年1月3日，孫科離任，宋子文執掌財政大權，一個月後就下令恢復原有的稽核系統，把原來僱用的外籍官員請回來，配合一系列其他整頓措施，到1936年鹽稅上升至21750萬元。

友：您的意思是要聽任外國人支配我們的財政、經濟？

袁：不對！國家獨立和公民自由，是國家興旺發達的兩項最重要的制度基礎。管理自己的國家是一個國家的公民應有的權利，政府機關也應由中國人自己管理。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是不能不借款，因此要接受損害主權的條件時，你怎麼辦？二是可以收回自己管理了，你卻管不好，又該怎麼辦？處理這些大事，只能冷靜地審時度勢，任何情緒化的舉措都有害無益。總結歷史經驗，很重要的一條是千萬別在經濟領域胡亂「反對帝國主義」，而要眼睛向內，致力於自身的改革；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制度，在公民監督下整頓好國家機關，不要像國民政府的鹽務管理機關一樣，腐敗無能，被迫請洋人來監督。

至於外資企業，也可以轉化為本土企業；大企業已經國際化，不要斤斤計較企業的國籍，如此等等，經濟學家已經說得很多，我就不再羅嗦了。
晚清70年，從鴉片戰爭到義和團事件60年，經濟發展的實績遠遠不及推行新政的最後10年。原因無他，把被扼殺的經濟自由還給了大清國民，求利的沖動成了推動國家繁榮的主要驅動力。它帶來的是真金白銀：民間經濟蓬勃發展；全國財政收入也從19世紀末的8000萬兩至辛亥革命前增加至3億兩左右。

民國初年至抗日戰爭前，戰火幾乎連綿不斷，但經濟仍在持續發展，1912年至1936年的國民經濟年均增長率竟高達9.2%！一些學者贊譽這個時期是 「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這個速度與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速度幾乎一樣。

友：軍閥混戰的情況下，怎麼會有這樣的實績呢？

袁：發展經濟的首要條件是社會穩定和保障公民的自由尤其是經濟自由。戰火之下談不上對財產權的保障；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許多公民權利，也一再受到侵犯。但是，中國經濟仍在持續發展。在這些矛盾現象後面有值得玩味的玄機。

容許我說句在一些人看來大逆不道，但卻符合歷史實際的話吧：在扭曲了的近代中國環境下，遍布各地的27個租界成了很奇特的戰亂中的安全堡壘。從太平天國時期開始，凡遇戰亂，人流和資金流都湧入租界，各級政府和軍閥不敢侵犯，它成了經濟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中心。中國政府不能保障中國人的財產和自由，中國人要託庇於洋鬼子，這是中國的恥辱，卻給中國的發展留下了生機！為什麼這個時期的上海超越日本和其他地區成為遠東金融中心？金融機構集中在租界，受到租界的管理機構的保護並按照最自由的市場經濟規則在運作，黃金和外匯買賣不受管制，股票和期貨交易也很發達，既自由又安全，成為遠東主要金融中心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經濟自由的力量是如此強大，甚至抗戰爆發後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由於日軍不能進入租界，上海仍然是全國重要的金融和經濟中心。不但中外銀行匯聚，大量工廠也在狹窄的租界中破土而出。「從1938年1月到1939年2月，租界上新注冊和新接電開工的工廠達4534家」。

還有一條也不能忽視：一些地方軍閥在努力保障本地的安定和促進經濟發展。廣東人念念不忘上一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陳濟棠時代」，就是因為這個時期社會比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教育有很大的發展。以我所在的中山大學來說，就在那時建設了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校園(一萬畝)和擁有最充足的經費。

總之，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是國家興盛的首要前提。自由和安全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和追求，也是現代國家興旺發達的首要條件。租界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卻在中國人爭取自己的自由中起到某種獨特的作用。這是令人心酸的歷史記憶。

1927年，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逐步扶植官僚壟斷資本，建立特務控制下的恐怖政治，實行獨裁專制統治，踐踏公民的經濟、政治和言論自由，結果不但黨內四分五裂，也帶來全國性的政治經濟危機。這是永遠值得記取的教訓。如果本國政府善待民間社會，努力履行現代政府無可推卸的職責，保障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現代化就會走上康莊大道；在政治清明，法治嚴明，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收回受到損害的國家主權就有了堅實基礎。萬一受到外國武裝侵略，公民也會不惜流血犧牲，萬眾一心保衛祖國。

第二條應該切記的是和平改革是維護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最好道路。

「須知兵者乃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改革的社會成本最低。

再講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幾十萬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裝——— 「民軍」(光廣東省就有148000多人)，每月軍費開支由清末每月216萬多元增至970餘萬元，整整增加了四倍多！為了供養和遣散他們，各省不得不扣留應該上繳中央的稅收，財政系統的運作一片混亂。那麼大一個國家，竟然出現北京、南京兩處合計中央政府的庫存不到9萬元的准破產狀態！為了彌補高達將近3億的赤字，只好借外債。於是，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出台。沒有免費午餐；借款要抵押，鹽稅成了主要抵押品。袁世凱政府成立了統管全國鹽務的鹽務署，在其下設立「鹽務署稽核總所」和各地的「稽核分所」，名義上由署長兼任稽核總所的「總辦」，實權掌握在借款方派來的「會辦」手上。當時輿論大嘩，說是喪失了主權。話沒說錯；可是，錢不能不借，要人家肯借錢，相信還錢有確實保證，又不能不請外國人去監督(稽核)。腐敗無能的官僚系統，信譽度實在不高，誰肯白借錢給你啊？設立了這樣的外國人掛帥的稽核系統後，鹽稅真的穩步上升了。1912年是7136萬，1913年是7756萬，袁世凱去逝那一年 (1916年)上升至8031萬，1928年更達13704萬。

國民革命，國民黨統一全國，鏟除侵略痕跡，1927年古應芬當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把這個稽核所系統廢掉，外籍官員解僱，痛快極了！可是，稅收隨之下降。同年10月12日，孫科接任財政部長，建立由中國官員組成的新的稽核機構，也是成效不彰。1928年1月3日，孫科離任，宋子文執掌財政大權，一個月後就下令恢復原有的稽核系統，把原來僱用的外籍官員請回來，配合一系列其他整頓措施，到1936年鹽稅上升至21750萬元。

友：您的意思是要聽任外國人支配我們的財政、經濟？

袁：不對！國家獨立和公民自由，是國家興旺發達的兩項最重要的制度基礎。管理自己的國家是一個國家的公民應有的權利，政府機關也應由中國人自己管理。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是不能不借款，因此要接受損害主權的條件時，你怎麼辦？二是可以收回自己管理了，你卻管不好，又該怎麼辦？處理這些大事，只能冷靜地審時度勢，任何情緒化的舉措都有害無益。總結歷史經驗，很重要的一條是千萬別在經濟領域胡亂「反對帝國主義」，而要眼睛向內，致力於自身的改革；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制度，在公民監督下整頓好國家機關，不要像國民政府的鹽務管理機關一樣，腐敗無能，被迫請洋人來監督。

至於外資企業，也可以轉化為本土企業；大企業已經國際化，不要斤斤計較企業的國籍，如此等等，經濟學家已經說得很多，我就不再羅嗦了。

冷眼看世界，任何國家盛衰的奧秘都在如何對待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告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自大和自戀症，以寬闊的胸懷主動融入世界主潮流，這是福國利民的最好選擇！

冷眼看世界，任何國家盛衰的奧秘都在如何對待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告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自大和自戀症，以寬闊的胸懷主動融入世界主潮流，這是福國利民的最好選擇！

7. 民國時期的法律

中華民國時期法規 辛亥革命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歷屆政府頒布的法規，包括南京臨時政府法規，北洋政府法規和國民黨政府法規3個部分。
臨時政府法規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封建王朝以後，以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史稱南京臨時政府。在它存在的短短3個月內,頒布了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許多鞏固民主共和制度、保障人權、發展資本主義和改革封建惡習的法律、法令。主要有以下5個方面:

中華民國時期法規
關於政府組織法
1911年12月 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通過並公布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於1912年1月2日即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次日加以修正，共 4章21條。它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確認了資產階級共和體制的誕生，宣告了封建帝制的滅亡。它確定南京臨時政府為總統制共和政府，政府機關實行三權分立的原則，臨時大總統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臨時大總統下分設各部，部長對臨時大總統負責。參議院為行使立法權的機關。參議院成立以前，暫由各省都督府代表會代行其職權。臨時中央審判所為行使司法權的機關。南京臨時政府還於 1月30月頒布了《中央行政各部及其許可權》，起草了《各部官制通則》和各部局的官制，編定了各類官吏考試制度。在這些法令中，規定了中央行政機構的設置、各部的職權范圍及官員任免辦法。臨時政府在3月10日又公布了《南京府官制》,作為改革地方政權機關的模式。

關於改革司法制度
南京臨時政府於1912年3月2日頒布《大總統令內務、司法兩部通飭所屬禁止刑訊文》，3月 11日頒布《大總統令內務、司法部通飭所屬禁止體罰文》，規定行政、司法官署審理案件一概不準刑訊逼供，不法刑具悉令焚毀，其罪當處笞、杖、枷號者，一律改為罰金、拘留。違反命令者褫奪公權並治罪。臨時政府還擬定了《臨時中央裁判所官制令草案》、《律師法草案》，主張建立律師制度，實行陪審和公開審判制度。

關於保障人權
南京臨時政府於1912年 3月17日頒布《大總統通令開放蛋戶惰民等許其一體享有公權私權文》，宣布廢除清朝法律中對所謂"賤民"的歧視和限制，規定水上居民(蛋戶)、"惰民"、丐戶、義民(奴)、優娼、隸卒等均享有選舉、參政、居住、言論、出版、集會、信教等公民權利和自由。3月 2日和3月19日又相繼頒布《大總統令外交部妥籌禁絕販賣豬仔及保護華僑辦法文》、《大總統令內務部禁止買賣人口文》，明令禁止販賣華工，買賣人口，保護華僑，廢除奴婢賣身契約、主奴名分以及人身奴役等。臨時政府還明令取消清王朝官府中"大人"、"老爺"的稱呼,廢除跪拜禮,勸禁纏足，曉示剪辮以及禁煙、禁毒。此外還頒布了《維持地方治安臨時軍紀十二條》，強調"擁護人權為第一要義"，嚴懲侵犯人民生命財產權利的行為。

振興實業
臨時政府制定了商業注冊章程、《商業銀行暫行則例》等保護工商業的法令，鼓勵興辦實業，獎勵農墾，鼓勵華僑在國內投資。為此，還以大總統和內務部名義發布了保護人民財產的命令。凡在民國勢力范圍內，人民所有一切私產，均應歸人民享有，無確實反對民國證據的清政府官吏所得之私產，應歸該私人享有。工商企業在受到不法侵害時，有權向中央平政院陳述或向都督府控告，一經調查確實，"立予盡法懲治"。

北洋政府法規
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竊取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於1912年4月在北京建立了北洋政府，直至1928年6月才為北伐軍的節節勝利所迫宣告結束北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主要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華民國約法》《中華民國憲法》、《暫行新刑律》、《刑事訴訟條例》、《民事訴訟條例》、《民律草案》和《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等。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1913年10月31日由國會組織的憲法起草委員會三讀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即"天壇憲草"，共11章,113條。這部憲法草案採取資產階級憲法形式，實行責任內閣制，規定了對總統任期的限制和國會對總統的牽制權。這部憲草大大妨礙了袁世凱的專制獨裁統治，因此,袁世凱於1914年1月14日悍然下令解散了國會，"天壇憲草"隨之成為一張廢紙。

《中華民國約法》
由袁世凱一手操縱的"約法會議"所制定，並於1914年5月1日公布，又稱"新約法"，以示區別於前臨時約法。該約法分10章，68條。它以確認袁世凱專制獨裁製度為基本特徵，取消了國會制，設參政院作為總統的咨詢機構。這個約法是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反動，為袁世凱推行專制獨裁提供了法律根據。

《中華民國憲法》
1923年10月10日直系軍閥曹錕賄賂國會議員當選總統後制定公布的憲法。它以"天壇憲草"為基礎，是北洋政府正式公布的第一個憲法，共13章，141條,內容十分龐雜。這部憲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在民主偽裝下實行軍閥獨裁。它羅列了一系列有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的規定。但又賦予大總統凌駕於國會之上的權力，有權停止眾議院或參議院的會議等等。此外還賦予地方軍閥極大的許可權，藉以換取對曹錕政府的支持。這部憲法隨著1924年10月直系軍閥的倒台而作廢。

《暫行新刑律》
北洋政府對《大清新刑律》(見清代法規)稍加刪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規,於1912年4月30日頒行，內容與《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1914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以"重典"威懾人民，頒布《暫行新刑律補充條例》15條，增設了一些罪名，並加重了原來的許多刑罰。此外，北洋政府還在1915年和1918年先後擬定了兩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頒行。

《刑事訴訟條例》
1921年11月14日公布，1922年7月1日起在全國施行。它是在清末《刑事訴訟律草案》(見清代法規)的基礎上制定的，是中國正式公布施行的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典。該條例分總則、第一審、上訴、抗告、非常上訴、再審、訴訟費用、執行，共8編，514條。

《民事訴訟條例》
《民事訴訟條例》也是在清末《民事訴訟律草案》(見清代法規)的基礎上制定的，於1922年7月1日起在全國施行。它是中國正式頒布施行的第一部民事訴訟法典。該條例計6編:總則、第一審程序、上訴審程序、抗告程序、再審程序，以及特別訴訟程序，共755條。

《民律草案》和《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
北洋政府曾於1915年起草了民律親屬編草案，至1926年完成民律各編的起草，但一直未作為正式的民法典公布。所謂《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即《大清現行刑律》(見清代法規)中關於民事的規定。1912年 3月10日袁世凱宣告"暫行援用"前清施行之法律，也包括《大清現行刑律》民事部分。同年4月3日，參議院在《議決暫時適用前清之法律咨請政府查照辦理文》中也指出:"嗣後,凡有關民事案件，仍應照前清《現行律》中規定辦理。"所謂民事部分，即指《大清現行刑律》中的"服制"、"戶役"、"田宅"、"婚姻"、"錢債"等大部分或一部分,以及戶部則例的"戶口"、"民人繼嗣","田賦"中的"開墾""坍漲撥補""牧場征租"、"寺院莊田"、"撤佃條款"、"灘地征租"等有關條款，直到1929年國民黨政府公布新民法才予以廢止。

8. 北洋政府司法制度的特點

擴大外國人的司法特權；濫施軍事審判權；實行司法專橫。縣知事兼理審判是北洋時期基層的法律結構。

9. 當年北洋政府實行的是三權分立還是五權分立

北洋歷屆政府
不管按臨時約法，約法，民國憲法
都是按三權分立原則來的，不過是分配不同而已
五權分立，在孫文在世時從未搞出來過相應的法律制度

以後硬搞了一個，實際執行起來也是各種窟窿

10. 北洋軍閥時期的民商事立法及特點

（一）民法

《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

北洋政府建立之初，仍然承認民商法的獨立地位，但考慮到大清民律草案未正式頒行，故將《大清現行刑律》以及《戶部則例》中的有關涉及到民法的內容，如服制、田宅、婚姻、錢債、戶口、田賦等，作為《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直接加以援用。，北洋政府大理院曾以判例的形式對此有過明確規定：「民國民法典尚未頒布，前清之《現行律》除制裁部分及與國體有抵觸者外，當然繼續有效。至前清《現行律》雖名為《現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有關民、商事之規定，仍屬不少，自不能以名稱為刑事之故，即誤會其為已廢。」

以《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來應對現實生活中的民事行為和民事糾紛固然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由於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發展和變化，法律與現實生活的矛盾甚至沖突時有發生。眾所周知，《現行刑律》是在中國傳統的倫理下制定的，它堅持的是男尊女卑、等級身份等原則和精神，因而勢必要與《中華民國約法》、《中華民國憲法》中所確立的平等、自由等社會價值與理念發生沖突。加之原有的法律中涉及民事的內容規定又過於簡陋，根本無法適應現實生活的客觀需要，不得已，北洋政府又採取了另一辦法進行補救，即通過司法手段，而非立法手段在司法實踐中大量引用民商習慣、大理院判例和法理作為辦案依據。在整個北洋政府時期，傳統民商習慣和大理院判例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重要法源，兩者相互配合，彌補或修改原有法

律的不足和過時的法律條文。

從1914年起，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礎上開始了民法典的編訂工作。到1926年先後完成了親屬、總則、債、物權、繼承等編的二稿或三稿草案，制定了《清理不動產典當辦法》、《不動產登記條例》、《驗契條例》、《森林法》、《礦產條例》等單行民法。

（二）商法

在商法方面，北洋政府沒有制定統一的商法典，但卻制定了大量的單行的商法規，如《公司條例》、《商人通例》、《公司注冊規則》、《商標法》、《著作權法》、《證券交易所法》、《物品交易所法》、《會計師暫行章程》等。不僅如此，《票據法》、《公司法》、《破產法》等也起草完畢，但未及頒行。

四、特點

（一）創新和繼承並存

北洋政府時期法律制度是在晚清法制變革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而成的，同清末所制定的同類法規之間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其中行政法規創新之處較多，而刑事法律、民商類法律繼承有餘，創新不足。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為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礎。

（二）實施情況較差

盡管從文本上講，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已經基本完善，但由於北洋政府時期就本質而言，是武夫專制的時期，封建軍閥對法律實施的干涉時有發生，加之政權更迭過於頻繁，因而上述法律規定大都並未真正實施，法律制度相對完備，但法律對社會的影響及其微弱，這一點在北洋政府時期反映得極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