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書評

1. 包萬超的學術論著

著作：
1．包萬超著：《行政法與社會科學》，商務印書館，2011年4月版。
2．包萬超著：《憲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13年3月版。
3．包萬超著：《儒教與憲政》，商務印書館，2013年3月版。
4．張千帆、包萬超、王衛明著：《司法審查制度比較研究》，譯林出版社，2012年1月版。
論文：
1．包萬超：「憲政轉型與中國司法審查制度」，《中外法學》2008年第6期。
2．包萬超：「面向社會科學的行政法學」，《中國法學》2010年第6期。
3．包萬超：「公共選擇理論與實證行政法學的分析基礎」，《比較法研究》2011年第3期。
4．包萬超：「論法治政府的標准及其評估體系」，《湖南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
5．包萬超：「大一統與儒教憲政的君主專制」，《學海》2013年第2期。
6．包萬超：「天人合一與儒教憲政的哲學基礎」，《學術研究》2013年第3期。
7．包萬超：「平衡立法與公共選擇」，《學習與探索》2013年第3期。
8．包萬超：「行政訴訟法的實施狀況與改革思考——基於《中國法律年鑒》（1991-2012）的分析」，《中國行政管理》2013年第4期。
9．包萬超：《作為嚴格社會科學的行政法學》，載於《法制日報》，1999.12.19（上篇），1999.12.26（中篇），2000.1.9（下篇）
10．包萬超：《實證行政法學與當代行政法學的基本難題》，載於《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0年秋季卷
11．包萬超：《閱讀英美行政法的學術傳統》，載於《中外法學》，2000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2000年第6期
12．包萬超：《行政法平衡理論比較研究》，載於《中國法學》，1999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2000年第1期
13．包萬超：《轉型發展中的中國行政指導研究》，載於《行政法論叢》，1998年第1卷
14．包萬超：《英國行政法治之路》，載於應松年、袁曙宏（主編）：《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論研究與實證調查》，法律出版社，2001
15．包萬超：《儒教與新教：百年憲政建設的本土情結與文化抵抗》，載於《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9，第1卷第2期
16．包萬超：《設立憲法委員會和最高法院違憲審查庭並行的復合審查制--完善我國違憲審查制度的另一種思路》，載於《法學》，1998年第4期]
17．包萬超：《論司法公正中的法官與經濟人》，載於《法學雜志》，1998，第5期
18．包萬超：《憲政：中國的困惑與選擇--從傳統的國民主體意識談起》，載於《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1995，第4期
19．包萬超：《行政法治的精神與制度》，載於《政府法制》，1996，第4期
20．包萬超：《民告官：中國的現狀、困惑與改革》，載於《政府法制》，1996，第5期
21．包萬超：《行政協調的法律障礙及其對策研究》，載於《學術界》，1995，第3期
22．包萬超：《行政法與公共選擇--論建立統一的行政法學實證理論》(2001屆博士論文)
23．包萬超：另在《法制日報》、《人民法院報》、《中國書評》、《比較文學通訊》等報刊上發表《重讀戊戌變法》、《無知與自由--讀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評布坎南<立憲秩序的經濟學和倫理學>》、《法學教科書的一個學術範本--評張千帆<西方憲政體系（上冊）·美國憲法>》、《違憲審查面臨合法性與技術性挑戰》、《法官與經濟人假設》、《民主的底線》、《憲政與人性》、《法官與憲法》等憲法行政法學評論和隨筆若干。

2. 法律專著書評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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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政法職業學院面相河北省省內考生招生嗎 學校管的嚴不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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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政法職業學院位於河北省石家莊市，是經教育部批准設立的公辦全日制普通學校。
學校成立於1949年7月，2001年4月改建為河北政法職業學院；2004年7月，為了加強政法幹部培訓職能，恢復「河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2010年被確定為河北省重點建設示範性高職院校。2011年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河北省教育廳組織的「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工作評估」。
截至2014年，學院有三個校區，佔地面積1229畝，總建築面積27萬余平方米。設有11個教學機構，開設50個專科專業，有全日制在校生12000餘人。[

1949年，成立河北建設學院；
1954年，河北省建設學院、河北省公安幹部學校合並組建河北省政法
河北政法職業學院校門新圖
河北政法職業學院校門新圖
幹部學校；
1983年，河北省政法幹部學校升格為河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
1998年，河北律師學院創建（合署）；
2001年，河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河北律師學院合並組建河北政法職業學院；
2004年4月，河北林業學校整建制並入學院；
2004年7月，為了加強政法幹部培訓職能，恢復「河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
2010年，學院被確定為河北省重點建設的示範性高職院校。

辦學條件編輯
院系專業

學院設有法律系、國際法商系、計算機系、管理系、建設工程系、財經系、國際交流系、會計系、繼續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體育部等11個教學機構。開設專業50個專科專業。[2-3]
農林牧漁
園林技術、商品花卉、城市園林 交通運輸 航空服務、報關與國際貨運
資源開發與測繪 工程測量與監理 公共事業 人力資源管理
土建 環境藝術設計、建築工程管理、工程造價、房地產經營與估價、物業管理 電子信息 計算機網路技術、計算機信息管理、軟體技術、圖形圖像製作、三維動畫設計、電子商務
文化教育 應用英語、商務英語、文秘 藝術設計傳媒 展示設計
旅遊 旅遊管理、涉外旅遊、酒店管理、會展策劃與管理 法律 司法助理、法律文秘、法律事務
財經 國際金融、資產評估與管理、投資與理財、財務管理、會計、會計電算化、經濟信息管理、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市場營銷、電子商務、連鎖經營管理、物流管理
單招專業

序號 專業名稱 招生計劃
1 法律事務 150
2 司法助理 30
3 法律事務（律師方向） 80
4 法律事務（國際經濟法方向） 30
5 國際經濟與貿易 50
6 國際商務 40
7 國際金融 50
8 報關與國際貨運 30
9 資產評估與管理 30
10 金融管理與實務 30
11 電子商務 40
12 軟體技術（3G軟體開發） 30
13 計算機網路技術(3G數據網路構建方向) 30
14 計算機信息管理（移動互聯網4G-LTE方向） 30
15 經濟信息管理（管理軟體應用工程方向） 30
16 圖形圖像製作（超媒體設計方向） 30
17 三維動畫設計 30
18 藝術設計（建築可視化方向） 30
19 會展策劃與管理 40
20 人力資源管理 70
21 物業管理 40
22 文秘（高級商務助理方向） 40
23 房地產經營與估價 40
24 環境藝術設計 40
25 工程測量與監理 60
26 工程造價 60
27 城市園林（項目管理方向） 30
28 建築工程管理 30
29 園林技術 30
30 製冷與空調技術 50
31 旅遊管理 30
32 酒店管理 30
33 物流管理 60
34 市場營銷 60
35 連鎖經營管理 30
36 應用英語 30
37 商務英語 30
38 航空服務 200
39 表演藝術（航空服務方向） 30
40 航空服務（安全檢查方向） 100
41 會計電算化 120
42 投資與理財 30
43 財務管理 60
44 會計（司法會計方向）[4] 50
合計 2160
師資力量

根據2014年學校官網顯示，該校高級專業技術職稱教師占專任教師的35%，研究生及以上學位教師占專任教師的64.5%，雙師型教師占專任教師的80%。[2]
教學建設

截至2014年，該校有省級示範專業3個、省示範校重點建設專業4個、省級精品課程6門、教指委精品課程3門、校級精品課程5門。[5-6]
省級示範專業：法律事務、法律文秘、司法助理；
省示範校重點建設專業：法律事務、法律文秘、園林技術、酒店管理；
省級精品課程：刑法、秘書理論與秘書實務、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應用寫作、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園林植物栽培與養護；
教指委精品課程：法律英語、民法、秘書理論與秘書實務；
校級精品課程：文學與藝術欣賞、人力資源管理、刑法、刑事訴訟法、園林樹木。
學術研究編輯
科研成果

根據2014年學校官網顯示，該校近年來公開發表論文3460篇，出版著作、教材148部，市級以上立項課題662項，獲市級以上獎勵271項。[2]
學術資源

館藏資源
根據2014年學校官網顯示，該校圖書館館藏紙質圖書達到74.5萬冊，生均冊數59.32，中文期刊1162種，外文期刊46種，電子資源33萬冊，電子圖書存儲量25512GB，電子專業期刊10158種。購買了包括中國學術期刊全文資料庫、中國優秀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書生之家電子圖書、網上報告廳、以及起點自主考試系統等一批電子資源。[7]
學術刊物
《河北法學》為法學研究專業刊物，1983年8月創刊，由中共
校園風光
校園風光 (4張)
河北省委政法委主管，河北政法職業學院、河北省法學會主辦，河北省律師協會協辦。欄目有專論、專題、名家論壇、青年法學家、外國法學、司法實踐、中外法學書評等。讀者對象為法學研究人員、政法院校師生及立法、司法工作者。是為2004年版、2008年版「中文核心期刊」和2004年度、2006年度「CSSCI來源期刊」，2008年初被評為「CSSCI擴展版（2008-2009）來源期刊」。[8]
學校領導編輯
河北政法職業學院校園風景
河北政法職業學院校園風景 (14張)
省委政法委委員、黨委書記：李鳳奇
院長、黨委副書記：王春良
黨委委員、副院長 劉蓮花
黨委委員、副院長 盧玉中
黨委委員、副院長 葛偉
黨委委員、紀委書記 李春興
黨委委員、副院長 李君奇[9]
文化傳統編輯
校徽

河北政法職業學院校徽

校訓

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厚德」，是人文精神的凝練，要求教育首先要教做人，把優良道德品質的培養貫穿於教學育人、科研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環境育人的各個方面和全過程，全面培養廣大師生的公民道德、職業道德和政治道德，不僅使之具有先進的道德知識，還要具有深厚的道德素養，並且具有優雅的道德形態。
「明法」，是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的體現，要求通過課堂教法、著述釋法、制度強法、管理示法、文化濃法，促使師生全面掌握法律知識，養成法學素質，具備法治精神，能夠自覺懂法、敬法、守法、護法，為國家法治建設發揮骨幹作用。
「格物」，是科學精神的寫照，要求全校大學生確立求真務實、學以致用的優良校風，使師生樹立強烈的科學態度，不斷拓寬學術視野和知識結構，以知識、理論和方法的創新作為學術活動的最高宗旨，不斷提高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本領，以服務國家法治建設和政治進步的現實需要為教育活動的最終歸宿。
「致公」，是公共精神的表徵，要求全校營造以確立公平價值、公權意識、公心修養、公眾情懷為內涵的教育文化，使師生樹立「公平至上、正義優先」的學科價值，力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職業使命，履踐「親民仕眾、天下為公」的社會責任。
學院文化建設編輯
學院重視校園文化建設，營造了「尚法、精業、博知、篤行」的職業教育環境與氛圍。堅持「以學生為本，為學生服務，育學生成人」的宗旨，將學生管理作為思想教育和素質培養的重要載體，實行「以自律為目標、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管理模式，努力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規則意識、程序意識、責任意識，努力實現學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養成。創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深入推進「立德樹人」工程，同步推進「育德」與「增智」，同步培養學生的政治素質、職業技能、健全人格與精神涵養，教育學生有理想、擔道義、會做人、善創造，稱為能夠在社會和專業領域有效發揮精神引領作用的人才。 [10]
聯系方式編輯
地址：石家莊市友誼北大街569號。
郵編：050061

4. 考公務員需要看什麼書

1.一般公務員考試分為：地方招錄和國家統一招錄兩種類型。 2.地方招錄考試科目：《申論》《公共基礎知識》《行政能力測試》，有些招錄職位需要加考其行業知識，有些地方可能出現3選2，但是其內容都是這3本書中的。 3.國家公務員考試科目：《申論》《公共基礎知識》《行政能力測試》，有些招錄職位需要加考其行業知識。
其次考公務員必讀的書：

1、《滄浪之水》，閻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2、《中國政府管理與公務員考錄》，於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3、《中國人事制度概論》，劉俊生，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

4、《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

5、《論十大關系》，毛澤東

6、《攻堅：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周天勇、王長江、王安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2007年

7、《行政公文寫作技巧、模板與範例》，祝雪虎，廣東經濟出版社2008年

8、《公務員禮儀手冊》，金正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

9、《基層公務員素質與能力建設》，蘇保忠，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

10、《圖形世界探秘》，杜國平，東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

5. 怎麼寫關於一本法律著作的書評

學習中國法律史的必讀書——《中國法學史》書評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中國古代有律學而無法學,如梁治平先生認為:「中國古代雖有過律學的興盛,卻自始便不曾產生何種法學。」[1]張中秋先生也認為:「中國古代只有律學,而無法學。」[2]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於律學的研究大有人在,可以舉出眾多的名家和著作,如晉朝的張斐、杜預及其對晉律的註解;唐時的《唐律疏議》本身就是一部律學研究的結晶;明清之際也有大量律學作品,如沈之奇的《大清律輯注》,王肯堂《讀律箋釋》等。對於律學發展的歷史,大都為人所知,但不可否認,如果從全面的角度去考查中國歷史就會發現中國歷史上是有法學的。既如此,對中國古代法學的發展進行全面的研究,無疑具有極大的開拓性的價值。《中國法學史》就是一部開法學學術史系統研究之先的作品,該書由華東政法學院院長何勤華教授撰寫,已於2000年10月出版。
《中國法學史》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編排體例,整部書的架構恢宏,同時不失於嚴密細致。
作者首先以嚴密的邏輯和大量的資料進行舉證、推理、類比,就「中國古代有無法學」這個論題進行闡述,論證了中國古代法學的存在,為本書的來由和著作的必要性奠定了基礎。
全書將清朝末年公元1900年以前中國法學史的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春秋戰國時期為萌芽階段;秦漢時期為誕生階段;魏晉南北朝時期為發展階段;隋唐時期為昌盛階段;宋元時期為成熟階段;明清時期為衰落階段。之所以這樣劃分,與每一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法學發展的程度不同有關。
對於每一個階段法學發展的概況,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立法的發展。對各朝代立法的狀況進行概括說明,為當時法學研究活動提供時代的背景。
第二,對法學教育的考察。在三代就有了系統的教育「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癢。」(《孟子·滕文公上》)秦時奉行法家學說,推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時在中央地方設立多級教育機構,私學興盛,法律教育活躍,出現許多律學世家。如東漢時穎川的郭氏,沛國的陳氏。魏晉南北朝設立律學博士,形成獨立的法律教育機構,法律教育更加專業化。隋唐也在中央設置了專門的法律教育機構。宋元時代將法學教育與科舉制度、官吏選拔制度結合起來,使得法律教育受到人們的重視而發達起來。兩宋時的法學教育具有歷史上的最大規模和最高的水平。(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史》)明清時期由於對文化教育的嚴格控制使得法學教育沒有受到重視,但是明清幕學的發達,使得法律教育在官學之外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第三,法學世界觀的發展。春秋時期的法家法治理論開中國法律思想的先河,秦漢時期先是奉行法家學說,隨後秦的滅亡使法家法學說為漢初統治者所廢棄,而採納以黃老思想為基礎的法學指導思想。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政治形態上的大分裂造成學術思想在相對自由的情況下獲得發展的空間,多種學術思想都在影響著法學思想的內涵,法哲學呈現多元化的局面。隋唐安定的社會局面使法學觀更加成熟、完善,儒學的影響占據主導地位。宋元時理學的發展對法學觀念有不小的影響。明清衰亡之際,思想受到禁錮,法學世界觀基本保持在原來的狀態,同時具有綜合性、集大成的特點。
第四,律學的發展。秦漢時期律學誕生並受到官方的重視,是當時唯一的學術;漢朝時,由於引經注律的廣泛盛行,律學作為經學的附庸也有一定的地位;隋唐《唐律疏議》的出現使得律學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宋代由於出現大量私家法律著述,律學變為私學,開始走向民間;明清的法學研究在唐宋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出現更多的律學著作,內容最為豐富。
第五,重要著作的介紹。全書所選擇的古代文獻典籍主要有:春秋戰國時期《法經》、《尚書》等8部重要文獻中的法學思想;秦漢時期《漢書·刑法志》;魏晉南北朝時的《晉書·刑法志》;隋唐時期《唐律疏議》;宋元時期《宋刑統》、《洗冤集錄》等13部書;明清時《讀律瑣言》、《駁案新編》等19部書。
第六,主要法學人物的生平、著作及法律思想的簡介。這是全書與其他法律史著作不同的一點。該書詳細列出對中國法學史的發展作出貢獻的著名法學人物,為法學史的發展注出源頭所在。春秋戰國時期錄入14人,秦漢時期錄入36人,魏晉南北朝時期錄入32人,隋唐時期錄入37人,宋元時期錄入52人,明清時期錄入56人。從每一個階段法學人物的人數就可以看出,隨著歷史的發展,法學的研究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中國法學史》一書以豐富的資料、大量的引證充實了它的內容,使其不僅凸顯本身的學術價值,也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了有用的資料。
第一,大量引用中外法史界已有的法學成果和著作來闡述事實,說明觀點。如在對先秦法家法治的理論進行評價時,從幾個方面加以引證。首先,藉助文獻古籍中的原文,如《淮南子》、《晉書·刑法志》、、《韓非子》、《史記》、《管子》等書中的法家思想。其次,近現代對法家思想的評述,如胡適在《中國哲學大綱》中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法家。莫紀宏在《法家法律思想得失談》中的分析。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對韓非思想的分析,同時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再次,為對比中外法治理論的同異,也引用了西方的原始典籍如柏拉圖的《法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等書。
同時,鑒於日本法史學界對於中國法律史的研究也有相當的成就,作者也本著尊重學術的態度,將日本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作為資料加以引用,澄清了法史界的一些看法。如在對唐律進行說明之時,將日本學者利光三津夫在《律令及其令制研究》中的成果引用,增加了說服力和可信度。
第二,該書很大部分由作者自己的論文構成,體現了理論的深度,在全書整體上一氣呵成,前後銜接,具有連貫性。如導語《漢語「法學」一詞的起源及其流變》是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的一篇論文,以此為始,對中國法學史的研究逐漸展開,幾乎每一個論題都是作者的一篇專論。對秦漢時期律學的誕生,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學世界觀的變化,宋時法醫學的發展等都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不像一般的介紹性的書籍只是泛泛而談,只見表面,不見實質。
第三,大量引用古典文獻中的案例、資料,以實證的態度加以考證。如為說明漢代決事比的內容,引用《太平御覽》所引《風俗通》記載的《辭訟比》的三則佚文說明東漢決事比處理疑難案件的方式:「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逐縛杜士,捶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雲: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程樹德《九朝律考》)

6. 法律之門的博西格諾《法律之門》書評

法律是什麼？千百年來，盡管人們在理論上為法律繪制了各種令人嚮往的圖譜，然而實踐中的法律卻往往不以人的觀念為轉移。其實，法律生存於各種力量的撕扯之中，每一種力都承載著現實的社會要求，而每一種要求在不同的情景和觀點下都有其應被滿足的理由和價值。讀美國學者博西格諾的著作《法律之門》，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入地領悟各種關於法律的困惑。
一
法律在理論和實踐上矛盾重重。
「法律即是正義」是西方自然法學者的重要思想。那麼，法律如何實現正義？概言之，制定法律要體現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實施法律要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法律體系的存在將基於身份、財富、權力乃至性別差異造成的不平等現狀固定化。立法無法做到「人民公意的表達」。在簡單社會形態中，人們可以熟知社會中的大部分法律，但是在今天，人們實在不太可能知道大部分影響他們生活的法律，就更談不上對它們的認同。正如哈特所言，「現代社會的實況無疑是：一般公民有很大一部分（或許是多數），對於法律的結構，或其效力判准，根本沒有概念。他所遵守的許多特定、個別的法律條文，對他而言，可能只是籠統的『法律』一字而已。」（〔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第148頁，許家馨、李冠宜譯，台北商周出版社2000年版）於是，立法成為實現少數社會精英分子意願的過程。為了使法律對自己或其所屬的集團有利，有權力的人會在立法過程中花費大量的金錢和精力。例如，法律上的稅收制度杠桿並沒有使收入和財富趨於平等，事實恰恰相反，我們看到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呈現加劇趨勢；像企業偷稅、證券內幕交易、合同詐騙、貪污挪用等所謂的「紳士犯罪」，其待遇絕對不同於像盜竊、搶劫之類的窮人犯罪；而在強奸案中，通常是根據（男性）強奸者的心態而不是根據（女性）被害人的心態來確定犯罪，這在某種程度上又暴露了法律中的性別偏見。
「法律是一種規則體系」是法律實證主義者的典型話語。這意味著法的確定性，而不是正義，成為法的最高價值。法律實證主義認為：（一）法律由一系列已知的、確定無疑的規則構成。盡管法律體系中還包括法律概念、法律原則、法律技術等要素，但是法律規則確實是法律的最主要組成部分。（二）確定的規則使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能夠產生合理預期。（三）法官從確定的規則中能夠推出具體的法律判決，由此可見，法官的判決是可預見的。然而，在日常的個案中，我們發現單從規則本身去精確預測判決結果的可能性很小；為了達成預測的目的，我們有必要學會審時度勢、察言觀色，因為法官對圍繞事實的具體生活情境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會左右案件的結果。法律是一種規則體系，同時也是一種意義體系。法律規則不會等在那裡自動地適用於案件，法之所以是「活法」，正是緣於其意義的釋放。法律適用是一個「法之意義」釋放和加工的過程。在現代法治國家，法律意義的釋放主體是法官，無怪乎霍姆斯說，法律是「對法官實際上將要做什麼的預測」。如果我們承認個案對於規則的特殊性，那麼我們也要承認法官的個人價值立場及見解在其判決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那些在社會化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道德的偏見」），是其判斷的入門。可以說，法官的判決歸根結底是他整個生活歷程的產物。（《法律之門》，第33頁。以下引自本書的內容只標明頁碼）我們還發現，法官們在向規則頂禮膜拜的同時，也將既定的規則開膛破肚。與普通人對規則的踐踏相比，法官只不過是讓規則在庄嚴的司法過程中「死」得更為尊嚴。於是，傳統的司法裁量過程：「事實?規則）判決」，質變為「事實?態度）判決」。
二
孟德斯鳩說，法是一種理性存在。愛德華·科克說：理性是法律的生命。在西方哲學史上，理性主義與法學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正如《牛津法律大詞典》中的描述：「由於長期的自然規律思維的延續，理性已成為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因素。盡管自然主義法學派僅將理性特徵賦予人類理性的自然法，但自然法和實在法並不是截然分開的，人們在進行現實立法的過程中，其立法原則也蘊涵著理性，並將它作為自己的評價和倫理基礎。」（《牛津法學大詞典》，中譯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751頁。）然而，日常生活中人們的守法行為與其說來自於法律理性魅力的感召，倒不如說有賴於法律背後的暴力支撐；或者，至少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普通人對法律的認知中，暴力因素是一個值得人們高度警戒的「雷區」。盡管法律暴力一向遭受人們的質疑，但是沒有暴力支撐的法律，就好像沒有武裝的戰士一樣，失去了勝利的保障。法律暴力即使在最常見的司法過程中也發揮著作用。審訊過程好像是一次次文明的對話，然而，這種「交談」作為法律暴力實施的前提條件，本身即是暴力的運用，它為法律暴力的實施尋找正當合理的理由。我們可以對法律暴力的受害者表示某種同情，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恐怖的平衡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我們所期望和渴求的那種公正。因此，法律暴力「不是對它力量的頌揚，而只是不得不予以容忍的一個因素，一個難以解說的因素。」（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79?? p． 9．）
亞里士多德說，「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法律規則的普遍性、明確性、連續性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對抗著混亂和無序。「正如人們所知，社會生活中的秩序所關注的是建立人類行動或行為的模式，而且只有使今天的行為等同於昨天的行為，才能確立起這種模式。如果法律對頻繁且雜亂的變化不能起制動作用的話，那麼其結果便是混亂不堪，因為無人能夠預知明天所將出現的信息與事件。」（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頁）然而，在現實中，法律一般是指一種司法體系，而秩序是指一種行政體系、一種國家的特殊秩序，典型地被看作一種等級秩序。這種權威性等級秩序保障規則從權力的頂端逐級向下貫徹而得以實施。但是，在很多場合，法律的實施並非利用這種縱向權力模式，而是橫向權力模式，它意味著：一個人不能在制度上控制其他人。比如，近期在全國各級法院中流行的「司法公正，一心為民」的口號，正是橫向權力模式在法律實施中的表達。所以，米歇爾·福柯認為，「法律和秩序的調和，一直是那些人的構想，而現在必定還是一個夢想。法律與秩序是不可調和的，當你努力這樣做的時候，它僅僅表現為這樣一種形式：將法律結合到國家的秩序之中。」（第274頁）
法治常被理解為「法律的統治」，法治政府則是「規則的政府而非人的政府」。翻開法律思想史，關於法治的定義比比皆是。在對法治的通常理解中存在一個前提預設：法律是自然的。像其他自然規律一樣，法律是社會中的固有部分，社會必須尊重法律的運行。然而，這一前提預設面臨的難題是：法律不同於其他自然規律，它要求用人的努力來維持其存在，而其他自然規律則不依賴於人而獨立存在。法律，非人創造則不能誕生，非人實施則不能運行。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法治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能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說社會上任何人的關系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權力來支持，還得靠人來執行，法治其實是『人依法而治』，並非沒有人的因素。」（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頁）然而，說「法律依賴於人」同樣是有問題的。如果法律的存在和運行依賴於人，那麼人應當具有創造和操作法律的能力，並且這種能力要先於法律而存在。如果人的本性中具備這種能力，那麼法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由此可見，法律與人的關系，就如同雞與蛋的關系一樣存在循環。
三
對司法過程的理論想像無法掩蓋其所面臨的困境。
司法過程在理論上是法官「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裁量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法官所經歷的步驟是：確定法律事實，尋找法律依據，最後通過三段論的推理得出結論。然而，心理學家所描述的常人的判斷過程卻並非如此。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判斷的過程很少是從前提出發繼而得出結論。判斷的起點正與之相反——先形成一個不確定的結論；一個人通常是從這一結論開始，然後努力去發現能夠得出該結論的前提。如果他不能如願以償的發現適當的論點用以銜接結論與他認為可接受的前提，那麼，除非武斷或愚蠢，他將會摒棄這一結論而去尋求另一結論。（第27頁）由此可見，結論（或目標）在判斷過程中占據統治地位。這一點在律師的思維方式中比較明顯。結論對律師來說不再是一個選擇性問題。律師為其委託人的利益工作，因而就必須從確保其委託人勝訴的結論（目標）出發來剪裁、組織案件事實，以便能夠從他所渴求的結論（目標）倒推出他認為法庭樂於接受的某個大前提。既然法官是人，他的思維方式也應當不會違背這種常人的思維方式。哈奇遜法官以其切身體驗告訴我們：「法官作出決定，的確是通過感覺而不是通過判斷，通過預感而不是通過三段論推理，這種三段論推理只出現在法庭的意見中。」（第29頁）「在感覺或『預感』自己的判決時，法官的行為精確地與律師對案件的處理相一致，只有這樣一個例外：律師已經在其觀點中預設了目標——為委託人贏得訴訟——他僅搜尋和考慮那些確保他走在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上的預感，而法官僅負有漫遊著去作出公正判決的使命，他將沿著預感引導的道路前行，無論到達哪裡……」（第29頁）法官在司法裁量過程中所運用的法律論證方法，也明顯說明了「結論（目標）的統治地位」。法律論證的本質特徵是：一方面，具體的判決發生在論證之前，另一方面，須對判決進行論證。由此可見，實際的判決過程似乎應當是：「確定問題→設定目標→尋找選擇方案→評價選擇方案→落實一個選擇方案」。在整個過程中，法官的主要工作是：想像可能的案件判決方案，以便落實一個最佳的選擇方案。
司法裁量過程在理論上是法官運用各種法律方法形成案件判決的過程。本傑明·卡多佐在其《司法過程的性質》一書中，從分析一個司法判決得以形成的方法入手，描述了法官在審理案件中選擇、平衡與應用各種法律方法以得出判決的整個過程。在他看來，司法過程事實上就是法官運用各種方法對不同的考慮因素進行綜合分析以「釀造」一種奇怪的「化合物」的過程。為此，他詳細闡釋了案件的各種裁決方法：邏輯方法，歷史、傳統和社會學方法，以及遵循先例（司法過程中的下意識因素）。卡多佐的貢獻在於，為現代法律的內在矛盾提供了技術性的解決方案。毫無疑問，一位司法技藝嫻熟的法官更容易切中法律問題的要害，然而，在司法過程中，一旦技藝和工藝佔了統治地位，就會導致文牘主義的結果——對於所有遭遇這一結果的人來說，這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正如法國法理學家Jacques Ellul所言：司法要素（主要指組織機構）已不再承擔尋求正義或者以任何方式創製法律的責任，它承擔適用法律的責任。這種作用能夠純粹是機械的，它不需要哲人或者有正義感的人，它所要的是一位優秀的技師，他明了技術原理、揭示規則、法律術語，以及推演結論和發現答案的方法。但是法律人有著某種顧慮，他們無法做到從法律之中完全剔除正義而又不使良知感受痛楚。（第53頁）正義感對法律人來說至關重要，「法官的良心是社會正義的最終保障」（西方法諺）。在司法裁量過程中，正義感促使法官對所有相關的材料都必須審慎地進行整理、篩選和檢視，也許這一切不足以影響案件的最終判決，但卻迫使法官必須使自己的判決免於任何可能的錯誤。所以，柏拉圖主張，一個好的法官一定不是年輕人，而是年紀大的人。因為只有年紀大的人才懂得正義是怎麼回事。（柏拉圖：《理想國》，第119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抗辯式審判方式在理論上更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動性。抗辯式過程的邏輯預設是，「真理越辯越明」，在案件雙方都尋求勝利的「對抗」中，裁判機關能夠發現更多的事實。然而，在充滿火葯味的庭審中，我們也許會離真相越來越遠。法官所確定的法律事實是在法定范圍內認可的並為一些證據所支持的事實，也就是說，「法律事實並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為造成的……它們是根據證據法規則、法庭規則、判例匯編傳統、辯護技巧、法官雄辯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規等諸如此類的事物而構設出來的，總之是社會的產物。」（〔美〕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載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釋》，三聯書店1994年版）那麼，證人所提供的證據是否可信？就證人而言，「陌生的環境及其伴隨的焦慮和匆忙，證人可能受到的哄騙或威嚇，缺乏足以喚起可以澄清每一難題的那些回憶的提問，以及交叉詢問所造成的混淆……都可能引發重要的錯誤和忽略。」（第451頁）就律師而言，法庭不是他的主人，他的忠誠只針對他的客戶。盡管法律確實要求律師盡其官方職責，但這一職責就是將自己奉獻於客戶。在激烈的庭審對抗中，律師職業的道德觀發生了質變：正義在於對你的友人為善而對你的敵人為惡（蘇格拉底）。盡管法律不允許律師在法庭上編造謊言，但是不說不利於自己當事人的話卻是他的義務；盡管律師明知自己的當事人有罪，但是他還是要挖地三尺般地去尋找辯護理由，事實上，為了實現每一個人的辯護權，為了使律師更願意承接案件，法律不得不將案件是否有理的問題模糊化，也就是說，「不清楚案件是否在理的，不是律師，而是法律」（第444頁）。英美法學家經常以一種類似市場競爭的方式來比喻庭審過程中的證據確認——「在這一過程中，法官聽信誰的證據，聽信多少，就如同是一位顧客，而訴訟雙方或他們的律師就如同推銷產品的廠家極力要在法庭這個『市場』上向其預期的顧客（法官）推銷他們的產品；這種競爭被假定為會產生最好的結果。」（蘇力：《關於抗辯制改革》，載於《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如果事實的確如此，那麼庭審是令人反感的，因為它意味著對人、財、物等資源的實際佔有將成為左右有利證據的重要因素。
現代高新技術正大踏步地向法庭走來，庭審過程因此而增加了許多高科技因素。科學必然使審判過程做到准確無誤嗎？如果是這樣，那麼實驗室比法庭更適合於解決社會糾紛，科學人士所擁有的特殊技術使他們比法官更有資格評價事實、意圖或動機之類的法律問題，由此證明自動售貨機式的糾紛解決方法是可行的。然而，捫心自問，我們是否真的願意廢棄法官、法院，而代之以科學技術的診斷來處理社會問題？「公眾本能地期待司法運作不僅僅是為了引出真相和適用法律，而且還要滿足社會和共同體其他的價值。」（第505頁）在接受科學技術的診斷時，人便失去了他的主體性，這意味著他不得不承受科學技術對其意志及其他隱秘的侵犯。「每一技術都磨蝕了人的尊嚴，它所導致的不尊嚴即使未成為流行病，至少也成為了傳染病。」（第505頁）盡管我們傳統的司法模式存在著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在其前行的每一步都沒有將對人的尊嚴的忽視視為理所當然之事。然而，畢竟，尊嚴與真相的天平如何傾斜，終歸要有賴於一個社會是選擇效率還是選擇自由。

7. 金澤良雄的著作介紹

《經濟法》一書共分經濟法總論、經濟組織法、經濟活動法三部分。經濟法總論包括經濟法的意義、本質，經濟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經濟法中的規制與計劃，日本經濟法的沿革、經濟行政組織等7章；經濟組織法包括個別企業法，合理化法，競爭政策法，產業結構法，國家管理法，特別企業形態法等6章；經濟活動洗包括資金和金融規製法，物資與物價規製法，對外經濟法，資源規製法，消費政策法等6章。限於篇幅，這里僅就本書第一部分經濟法總論中的要點作些介紹、評述。 1、經濟法的概念與本質
金澤良雄首先對關於經濟法概念的歷來的學說作了探討。他指出，在經濟法發源地德國，關於經濟法的要領主要有五種觀點；集成說，認為凡是以直接影響國民經濟為目的的規范的總體就是經濟法；對象說，與集成說相對，主張將經濟法作為對象來研究，並作為法律分支承認其獨立性；世界觀說，認為只有具有現代法特徵，並滲透於現代法的經濟精神為基調的法才是經濟法；方法論說，強調經濟法是有關經濟生活的法律領域中適用法學研究的社會學方法；機能說，著眼於法律的機能，認為以國家編制經濟特有的法律是經濟法。
為了解決戰後日本的經濟法律問題，日本學術界在接受德國學說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關於經濟法概念析諸種見解。主要有：
（1）與市民法對比來理解經濟法的見角，認為經濟是與「現代性所有權法」的現代法（市民法）相對的「社會性所有權之法」的後現代法。
（2）將約束和統制列為經濟法中心概念的見解，認為經濟法是從國民經濟整體立場來約束經濟之法，或是將市場「統制」列為中心概念的法律。
（3）將《禁止壟斷法》理解為經濟法重點因素的見解。
（4）將經濟法理解為「維持壟斷階段中資本主義體制的經濟政策立法」的見解。
（5）關於以「經濟性從屬關系」為前提的法律是經濟法的見解。
金澤良雄認為，在上述各種學說中，集成說、世界觀說、方法論說，在嚴格意義上不是經濟法概念本身，故不予深入討論。對象說雖需再作進一步分析，但它著眼於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現象之外，，又以由此所產生的實質性社會結構（「組織經濟」、對國家和個人的「社會」、「統制經濟」）為對象，這一點比以前在日本流行的、將經濟法對象僅僅一般地求之於「企業者』』的企業者說遠為優越。機能說從國民經濟整體的立場出發來把經濟規制到一定方向，以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現象為前提，符合經濟法產生的基礎和發展實際。但是對經濟法機能發生的內在基礎的討論，將涉及經濟法的本質，故有待進一步探討。至於戰後日本學者對經濟法概念的諸種見解，也都既有可取之處，又不乏進一步商榷與探討的地方。
基於上述分析，金澤良雄指出，對經濟法概念與本質的分析，必須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特徵入手。可以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立法分為兩類：作為自由主義經濟的法與壟斷資本主義的法。前者是以確保個體自由的市民法，後者就是協調國家對經濟干預的經濟法。由此，金澤良雄得出自己的結論：經濟法不外是適應經濟性即社會協調性要求的法律。換言之，經濟法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為了以「國家之手」來滿足各種經濟性，即社會協調性要求而制定的法。
2、經濟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在德國與日本，有許多學者認為，經濟法作為一種社會法，是介於公法和私法之間的第三類獨立的法律部門。金澤良雄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因為公法、私法與經濟法之三分法是以然而，在當代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成熟，國家與個人間經濟的日益交叉、同一，使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論必然趨向崩潰，使將公法與私法的區別絕對化的觀點自然地受到批判。因此，金澤良雄認為，三分說中提出的所謂經濟或社會法的「獨立法域」本身，實質上應該包括在公法和私法的自身發展之中。換言之，應該認為經濟法是與公法、私法兩者重疊存在的。他認為，在實體法領域，絕對不能忽視實施著公法和私法的規制。在這一限度內，經濟法為滿足社會協調性的要求，不僅採取公法的規制（如作為《禁止壟斷法》執行機關公正交易委員會作出的裁決措施等），也採取著私法方面的規制（如依據私法規定，一定資金以上的公司須以某行政長官的批准為成立要件等）。在這種意義上，經濟法正是跨於公法與私法兩個領域，並也產生著與這兩個領域互相牽連以至彼此交錯的現象。
根據上述對經濟法的分析，金澤良雄闡明了經濟法與相關學科的關系以及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即在經濟法與憲法的關繫上，經濟法由憲法確認其存在，並在許多方面受憲法的規制。而經濟法又通過其經濟協調功能，實現憲法的目標；在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繫上，經濟法中的規制，往往須通過行政權干預經濟才能實現，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將其理解為經濟行政法。在經濟法與刑法的關繫上，經濟法作為刑事特別法或經濟刑法而與刑法發生聯系。在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繫上，一方面，經濟法因協調某些縱向經濟關系和採用行政法手段而與民法相區別；另一方面，經濟法有時也採取私法規制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上，經濟法具有民事特別法的屬性而與民法相聯系。在經濟法與商法的關繫上，商法一般是以企業自身的組織與相互交易以及個體間利益為規范中心，而經濟法則從國民經濟的立場出發，是在包括企業在更廣泛的范圍里實現經濟秩序化的法律規范。在經濟法與勞動法的關繫上，勞動法作為勞資關系法、工人生活秩序法，與經濟法是有區別的。在經濟法與國際法的關繫上，作為國內經濟法，與國際國家支持公法、市民支持私法與社會支持經濟法為理論基礎的。經濟法在規制方法、目標等各方面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3、經濟法中的規制 「規制」一詞，是日本經濟法中的重要概念，不弄清它，就很難理解日本經濟法的實質。金澤良雄是從下述幾個角度闡述這個，概念的。
（1）規制的含義。在經濟法上，規制相當於廣義的「國家干預」。這種「干預」涉及到消極的（權利限制）和積極的（促進保護）兩個方面。
（2）規制的對象。經濟法規制的對象，就是經濟生活，即涉及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循環的全過程，並包括與此有關的金融、運輸等一系列經濟生活。
（3）規制的目的和作用。經濟法規制的目的，在於從經濟政策上實現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協調的要求，其作用主要是為了國民經濟的宏觀發展而通過修改甚至破壞民法的平等關系或建立這種關系的條件，形成一種特權（或優惠）關系，如某種產業的保護促成法、優先貸款措施等等來實現的。 、
（4）規制的方式。分為權力強制性規制和非權力性規制兩種，前者包括依據法律實施的直接規制（如依據《物價強制令》規定的禁止不當高價合同）、依據行政權進行的規制（禁止許可等）…以及通過立法對私法方面設置強制性的規制（如農業危機時制定的《金錢債務臨時調停法》等）等等。非權力性規制包括國家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以及國家對私人經濟給予經濟援助兩個方面。
4、日本經濟法的沿革
日本各經濟法學家的著作，一般都涉及這個課題。相比之下，金澤良雄的論述較為充分。這主要得益於他對日本經濟立法史的專深研究（1985年，金澤出版了日本第一本經濟法史專著《經濟法的史的考察》）。從金澤的論述中，我仃J可以探知日本經濟法發展的大體軌跡。
（1）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濟法。如《軍需工業動員法》（1918年）、《煉鋼行業獎勱法》（1917年）等，它們為第一次大戰後日本經濟法的正式產生打下了一定基礎。
（2）第一次大戰後經濟危機時期的經濟法。為了治理戰後的經濟危機以及對付後來的戰時經濟干預，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米穀法》（1921年）、《銀行法》（1927年）、《重要產業編製法》（1938年）等，這些立法已具務了現代經濟法的諸項特徵。
（3）第二次大戰期間的經濟法。為確保戰時經濟，制定了一系列國家編制的法律，如《國家總動員法》（1938年）、《戰時緊急措施法》（1945年）、等。
（4）第二次大戰後初期的經濟法（1945-1954年）。適應戰後初期日本的各項政策，日本制定了《關於限制武器、飛機等生產的事宜》（1945年）、《持股公司清理委員會令》（1946年）、《禁止壟斷法》（1947年）、《企業合理化促進法》（1952年）、《農產品價格穩定法》（1953年）等法律，從而，有效他促進了當時的經濟恢復工作。
（5）經濟成長期的經濟法（1955-1970年）。特點是向開放性經濟體制過渡，扶植中小企業、改進農業現代化等方面的立法日趨完備。
（6）美元危機與石油危機後不景氣時期的經濟法（1971-1976年）。此時，日本主要制定了一系列穩定經濟、節約能源的立法，如《國民生活穩定緊急措施法》（1973年）、《石油供求適度化法》（1973年）等等。
（7）穩定發展和結構性不景氣時期的經濟法（1976年以後）。這時期主要有《穩定特定不景氣產業臨時措施法》（1977年）、《穩定特定不景氣產業臨時措施法》（1978年）、《中小企業破產防止互助法》（1977年）、《特定不景氣地區中小企業對策臨時措施法》（1978年），以及強化反壟斷措施的《禁止壟斷法》的修改和外江及外貿管理法修改等等。 與日本其他經濟法革作相比，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書具有自己的顯著特點，即：第一，緊緊扣住戰後日本數十年經濟立法的實踐。戰後日本的經濟立法，是世界各國中最頻繁、最活躍的，通過各個時期、各個階段目標與重點不同的法律措施，日本的，通過各個時期、各個階段目標與重點不同的法律措施，日本修正了壟煩惱資本主義的體制，有效地治理了戰後各次經濟危機，促進了工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的蓬勃發展。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書，反映了這一波瀾起伏的歷史過程。它緊緊扣住上述經濟立法的實踐過程，從經濟組織和經濟活動兩大系統入手，多層次、多角度地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和闡述，既對戰後日本各項主要的經濟立法的形成、發展、內容、功能、社會價值以及利弊得失等作了說明，又對日本戰後數十年宏觀的經濟立法實踐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在使經濟法學適應、指導日益變動的社會經濟生活實際方面樹立了楷模。
第二，資料豐富、內容充實、論述詳密。金澤良雄從事經濟法教學和研究達40年，並參加過一系列經濟立法實踐活動，具有豐富的經濟理論與實務經濟。經過他精雕細刻、多次修訂再版的本書，闡述重大經濟法理論與實務經驗。經過他精雕細刻、多次修訂再版的本書，闡述重在經濟法域數十個，涉及具體法規上千個，參考了各種語言文獻數十種，加上各種附表等，資料十分豐富。同時，本書除對《禁止壟斷法》這一日本經濟憲法作了深刻分析之外，還對個別企業法、合理化法、產業結構法、國家管理法、特殊企業形態法、資金和金融規製法、物價規製法、物價規制製法、對外經濟法、資源規製法、消費者政策法等作了充分論述，內容充實，體系也較完整。此外，《經濟法》一書對日本經濟法學中的一系列概念、術語的解釋、闡述也比較清晰、確切。因而，本書在戰後日本十餘種經濟法著作中可以說是比較傑出的一本。正如日本著名經濟法學家丹宗昭信在《書評·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文中所說：「戰後關於經濟法的菱出了若干冊，但其中大多數只將《禁止壟斷法》作為論述中心，對其他高速經濟關系的法律涉及甚少。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書與這類經濟法著作截然不同，它不僅研究《禁止壟斷法》，而且還將其他各類經濟關系法規與〈禁止壟斷〉話在同等重要地位而廣泛涉及予以充分論述，它是戰後出版的經濟法專著中最全面、最優秀的一本。」
第三，本書在將滿足社會協調性要求作為經濟法之目的與本質，並將各項經濟法規納入其中以構造現代經濟法學體系方面進行了嘗試，作出了努力。同時，在將經濟法作為完成日本政府經濟政策的法律技術和手段方面，本書也作了系統的論述。這些，也是本書與其他各種經濟法著作相區別的地方。
當然，如有的日本學者指出那樣，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書在體繫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將競爭政策法（禁止壟斷法、壟斷形成法、市場進入規製法、市場領域高速法）放入第二編經濟組織法中就不太妥當。因為，競爭政策法作為規制和高速妨害經濟活動自由行為的法律，具有經濟活動自由保障法的性質，將其放入第三編經濟活動法似更為貼切，等等。 盡管如此，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書仍不失為日本經濟法學界一本劃時代的作品，具有重大的社會價值，對我國也有借鑒意義。尤其是本書中總結與闡述的數百種日本現行經濟法規的精神與實施情況；關於經濟法的概念、本質，經濟法中的規制與計劃，日本經濟法的歷史沿革等的見解；《經濟法》一書所構造的經濟法學體系，等等，對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強經濟立法與經濟司法，促進經濟法學教學與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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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