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勒行政法
㈠ 行政合法性原則的基本精神和要求是什麼 詳細
行政行為違反法律或者不合乎法律的要求，則依法行政就不能實現或難以實現。行政合法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這既是一個理念問題，也是一個制度和行為問題。在某種政治或法律理念的支配下，通過法律制度的運作，而對行政行為的合法與否做出法律上的評價和認定，從而監督和保證行政合法進行。只有做到了行政合法，依法行政才能具有可靠的基礎。 （一）行政合法的理念 政治哲學思想和法哲學理論對行政合法與否的解釋和判斷具有至關重要的指導意義，不同的哲學理念對行政合法關注的側重點不盡相同，因此做出的解釋和評判往往相異其趣。西方政治哲學和法哲學的理念對政府行政所做的法律評判，通常因其學派的方法論以及對法的解釋的不同而有異，主要區分為三大派，即： 第一，著重從價值上對行政行為合法與否進行評判的自然法理念； 第二，強調從法律形式和法律規范上對行政行為合法與否進行評判的實證法理念； 第三，主張從社會目的、社會作用和社會實效上對行政行為合法與否進行評判的社會法理念。 這三種理念對行政合法的認知，分別強調了行政行為在價值、規范和事實三個方面的合法性。了解這些觀點，對我們從理念的高度認識並分析行政合法具有重要意義。 1、自然法理念中的行政合法 自然法理念以自然法（主要指道德）為評價尺度，強調理性、正義、公平、自由等內在價值，認為一切符合理性、正義要求的行為，才是合乎法律的行為，才能從法律上對行為給予肯定的積極的評價。自然法理念由來已久，從古希臘思想家開始，就奠定了自然法的思想基礎。到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自然法理念成為限制專制王權，建立立法、行政、司法分權體制的理論依據。這種理論對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英國的政治哲學家哈林頓（1611－1677 年）在《大洋國》一書中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下的行政合法觀。哈林頓認為，每一個政府的基礎或中心就是它的基本法律。基本法是政府的權威所系，執法的行政機構必須服從，否則共和國就會解體。也就是說，行政官員的手既然是執行法律的力量，那麼行政官員的心就必須向人民負責，保證他行政時是按照法律行事的。 應當說，近代自然法理念的真正代表之一是英國的另一位思想家洛克（1632－1704 年）。 洛克認為，人人都應當遵守作為理性的自然法，政府行使權力要符合為社會謀幸福的自然法的要求，「政府所有的一切權力，既然只是為社會謀幸福，因而不應當是專斷的和憑一時高興的，而是應該根據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來行使，」 最終應符合自然法的要求。洛克所說的政府行使權力應符合自然法，就是要符合理性的原則和價值。自然法的效力高於制定法是自然法理念中的一個古老概念，運用在評價行政合法方面，自然法的評價必然是最高的和最後的評價。法國的馬布里（1709－1785 年）認為，理性是人民和國王的最高法官，國家規定的一切法律，都必須符合理性原則，如果某一個政府實行了不公正的法律或有害措施，使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受到損害，每個公民都有權要求更換這個政府。 自然法理念進入19 世紀後曾走向衰落，但到20 世紀初，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又開始復興。自然法理念在西方的復興，主要是對法西斯野蠻踐踏人性的反撥。法西斯利用法律的授權，取得合法的司法、行政、軍事等權力，並利用這種合法權力實行法西斯專政。針對這種現狀，人們提出要用一種更高的准則來評價權力與行為的合法性，這種更高的准則就是自然法理念所倡導的理性與正義准則。 荷蘭萊頓大學的克拉勃（1857－1936 年）法學教授在其《近代國家概念》一書中指出，國家的職能在於發現何種社會規則符合人民的正義理想，從而賦予它們以法律效力。法律不僅對公民有約束力，而且對政府也有約束力。沒有任何統治者或任何其他人能夠置身於法律之上，因為法律只是正義的具體體現，而正義有其客觀的和永恆的存在，並不依人類的意志或命令而存在。政府的權威寓於法律的權威，只有政府的行為符合法律，它才有要求人民服從的合法權力。 西方復興自然法理念代表之一的法國的馬利旦（1882－1973 年）認為，人類雖然受制於人類法，但是還必須服從一項更好的誡律，這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是政府行動的准則，是行為正當與否的分界線，是有關人的行動的理想秩序，是行動合適與不合適、正當與不正當的一個分水嶺。用這種觀點來檢驗行政行為，評判其合法與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自然法理念中，自然法是評價行政行為合法與非法的最終尺度；法官可以根據他本人具有的向然法理性知識，宣布任何行政機關制定的法律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哪裡有政府官員的活動，哪裡就可能出現專斷的決定，因此，自然法是使每個人對政府專斷行為進行防範的充分保證。對自然法理念復興做出貢獻的還有比利時法學家達班（1931－ ）、美國法理學教授富勒（1902－1978 年）、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1921－ ）、美國法理學教授德沃金（1931－ ）等，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直接或間接地指出了自然法作為正義、理性或道德規則對行為合法與否的最高評價作用，強調自然法是政府和其他主體實施行為時應當考慮或遵守的高於實在法的根本准則。 2、實證法理念中的行政合法 實證法理念主張用實證的方法研究法律，實際上是如何將法自身和法應當怎樣二者區分開來，著重分析法概念；根據邏輯推理來尋求可行的法；否認道德判斷有可能建立在觀察和理性證明的基礎上。 實證主義作為一種哲學的意識形態是法國哲學家首創的。這種哲學理論的基本觀點是： 1、一切關於事實的知識都以經驗的實證材料為依據；2、在事實的領城之外，則是邏輯和純數學的知識，也就是關於觀念關系或純形式的科學。英國哲學家休謨（1711－1776 年）指出，人類鑽研知識的領域分為兩種：一種是事實的領域，只關心事情的真相是怎麼樣，它的命題不是真的便是假的，此外的知識領域則屬於應然的范疇，即事情應該怎麼樣。實證法理念主張，要把實際的法和應當的法分離，存在的只有實在法而沒有「自然法」。 法是怎樣是一回事，法的善惡又是另一回事，從這種基本理念和立場出發，美籍奧地利法學家漢斯？凱爾遜（1881－1973 年）以他的純粹法學理論來分析行政行為的合法與否。在凱爾遜看來，行政是一般規范（立法權力所創立的憲法與法律）的執行，一般規范存在於法律秩序中，法律秩序是規范體系存在的外在形式，每一項政府條例或法令必須以符合一項法規為其合法性的依據，一項法規的合法性決定於它能否符合憲法的相應規定，憲法又必須符合立於法律秩序頂端的基本規范。凱爾遜認為，無論是新的基本規范或者任何其他規范，都不是出於它的內容而獲得合法性的。規范是合法的，因為它是被假設為合法的，沒有這一假設就沒有人類行為能夠被說成是合法行為。政府的基本屬性是合法性，它的權威只有在這樣一個限度內才是合法的和有約束力的，即它要遵照那些構成法律秩序的規范行事。政府行為只要是符合法律規范的，就是合法的行為。 英國法理學教授哈特（1907－ ）雖然是一個實證主義法學家，但他卻有向自然法理念靠攏的傾向，表現在對行政合法的看法上，他主張應採用廣義的法律概念來評價行政行為，即良法和惡法都是法，都可以作為行政行為的評價尺度。例如，對待一個過去生效的不道德的法律所容許的邪惡行為，是否應承認它為合法，或給予懲罰，用哈特廣義的法律概念來解釋，就可以做出選擇：或者使一個技術上合法的但不道德的行為不受懲罰，或者為了懲罰這種不道德但技術上卻合法的行為，而不能不制定一個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法律，然而制定這種違背罪刑法定主義法律的本身也是一個邪惡。但哈特也同意，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司法部門要處理某些官員在前政權下以合法形式所做的道德上邪惡的行為，可求助於狹義的法律概念-即正義的法律才是法。 英國牛津大學的法理學家拉茨認為，每一個法律制度必然有規范作用；也只有規范性的法的規定才有規范的作用，而且它們的作用是由它們所屬的規范種類決定的。法律規范是包括行政行為在內的一定作為或不作為的理由，同時也提供了評價行為的標准，根據法律規范，可以判斷一定的作為或不作為有效或無效，正確或錯誤。 從行政方面來看，也只有經過法律規范的評判，才能確定行政行為是否合法。所以，在實證法理念中，行政合法是指行政行為必須符合行為時實在法及其規范的規定，而一般不過問法律本身是否合乎道德等價值准則。 3、社會法理念中的行政合法 社會法理念主張用社會學的概念和方法研究法律現象，強調法律的社會目的、作用和實效，傾向用社會實效的標准來評價法律的作用和行為的價值，更注重法律運作當中對行為的 控制與評判。誠然，由於法社會學的分支較多，在所關注的側重點和具體方法的運用上，也有一定差別，但這並不影響社會法理念對行政合法問題的認同和總體看法。 法國的狄驥（1859－1928 年）以社會連帶關系的學說為其理論基礎，把法律分為客觀法和實在法，認為客觀法是人類在一定的社會生活中必須遵循的一種行為規則，它適用於一切自覺的個人和社會集團的成員，實在法則是客觀法的表述和確認，人們的行為合法，不僅要符合實在法，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客觀法。狄驥認為，一切法都是國家法，一切國家都是一種法治的國家，國家權力（包括行政權力）的對象和范圍由法來規定，受法的限制。正像個人要服從法一樣，作為人格化了的國家也同樣要服從法。政府以實現法為目的。它受法的約束，盡量以其權力所及來確保法律的統治，因此政府的一切活動應當服從法並且是合法之法。 德國的一些社會法學家強調利益是法律的基礎和目的，行為合法與否，不能只從法律條文的概念到概念進行邏輯推理，法官不是法律的自動售貨機，法官應當善於發現法規則的目的，通過創造性地合理地解釋去平衡互相沖突的利益，並以能否平衡相互沖突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來衡量行政行為和其他行為是否合法。 奧地利的埃爾利希（1862－1922 年）等一些歐洲大陸法學家代表著自由法學的觀點，主張活法論，認為法發展的重心在社會本身，國家制定和執行的法律僅僅是法中很小的一部分，與這種制定的法律條文相對的是活法，即人類組織的內在秩序。活法支配著實際的社會生活，是人類行為的真正決定因素。活法起著社會控制的作用，存在公司法決定、商業文件、社會組織的秩序和人們的日常行動中，因此法官不僅應當了解法律條文，更應當了解活法，運用自由判決的方法去發現法並把它們適用於當前的案件。他們主張，在法律的實施可能產生普遍危害，或法律條文不符合正義的基本原則和要求的時候，法官有權改變法律，創制新的法律即活法。從這種理論推論，行政合法，不僅要符合議會制定法的法律條文，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法官創制的活法，或者說，只有法官認定為合法的行政行為，不論他依據制定法或活法，才是合法的行政行為。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1864－1920 年）以法律統治來作為分析和衡量權力合法性的標准，認為要承認政府行動的合法性，其權力必須來源於抽象的、包羅萬象的規則體系所構成的法律秩序。實行法律統治是行政合法的理想類型，在這種類型中，法律秩序被接受的根據，是它反映了社會的常識，在這個范圍內，公民的個人目標才能實現。韋伯明確指出，在法律統治的形式下，法律表現為其自身的合理性，這是毋需道德或政治價值支持的，法律自身的系統邏輯結構使它具有合理性。法律僅僅是因為它是合理的規則體系才被承認的，行政權力必須服從法律的理由正在於此，行政合法的根本依據和標准也在於此。由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認為的行政合法，是主張在法治的前提下，通過對權力合法性及法律合理性的認同，來建立依法行政的機制。在這種機制中，行政合法既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又是權力合法性的具體體現。 持有社會法理念的其他學者，如美國的格雷 （1839－1915 年）、弗蘭克（1889－1957 年）、盧埃林（1893－1962 年）、龐德（1870－1964 年），英國的科特威爾等，也都從各 自研究的領域探討了合法性以及權力合法、行政合法等問題，表明了行政合法這一命題不僅在行政法學和憲法學中是一個重要問題，而且在法理學和政治哲學領域也是一個眾說紛紜、復雜多變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更需要從理念的高度來認識和探求行政合法的法哲學基礎，把它首先當作一個理論原則問題加以研究。 4、行政合法的基本含義 在依法行政的大前提下，行政必須合法，這是依法行政的應有之義。 討論的問題在於，首先應解釋什麼是行政合法。從直觀的現象上看，行政合法主要指行政權力的存在和行政行為的實施必須依據法律並符合法律規范的要求。以應然的模式來評價，這種觀點並沒有跳出實證法理念對行政合法認知的窠臼，即只以法律本身的規范性規定為惟一依據，經過行政官員或法官的邏輯運用，而認定行政是否合法，卻不考慮具體法律規范的規定是否合法，以及更高位階的法律規范乃至憲法規范的規定是否合法，只在假定所有法律都是合法的前提下對行政進行評判。這樣一來，等於放棄了從行政及行政行為的角度對法律規范合法性評判的價值要求，而僅把對行政合法的判斷局限於法律規範本身。如果僅從行政裁量或行政訴訟的某些具體方面來看，忽略行政行為的價值評判是容許的，但從理念上研究依法行政以及行政合法的問題，就不能不把視野擴大到行政行為的價值領域，進而從更高的理論層面和法治運行的宏觀角度來認識和把握這個問題。 我們明確提出、確立行政合法的標准，不僅要立足於法律規范，也要立足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體系，把價值的選擇與法律規范的確定有機結合起來，用凝結並體現著現代價值取向的法律規范來作為判定行政合法的標准。這樣，就能從價值與法律規范的結合上確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性質，保證對行政合法的評判具有更深刻的社會基礎和理論意義。 因此，當有些法律規范不能適應現代價值（如正義、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的要求時，立法機關應當通過對法律的立、改、廢和對法律的解釋等途徑，使法律應有的內在價值得以重新確立。同時，行政機關執行法律時，也可對有關法律規范的價值取向提出異議，以促使立法機關關注並研究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司法機關從應然的價值層面評判行政是否合法，不僅可以推動法律體系的日趨完善，而且可以在對法律適用有自由決定權的范圍內更好地保護相對人的權益。此外，通過啟動違憲審查的制度和程序，解決抽象行政行為及其所依據的法律規范的合憲性問題。 行政合法的標准也不能不顧及社會對它的要求和它對社會的影響。即是說，對行政合法的立法認定和司法判決，應當考慮到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公民權利的具體情況，立法時不應授予行政機關過多的法規制定權和自由裁量權等權力，任意擴大行政合法的范圍，否則就可能是對行政權力的放縱。在很多情況下，行政權力的擴張（多表現為行政合法范圍的擴大）是以縮小或犧牲公民權利或社會利益為代價的，兩者具有某種反比關系。例如，警察自由裁量權的增大，相對地，就可能意味著公民某些自由權利的減少；行政機關立法許可權的擴大，就意味著立法機關代表民意的立法許可權的實際縮小；行政權力對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干預得越 多，這兩個領域的市場和公民的自由度就越少。所以，立法應把社會作為一個體系來考慮，用社會實踐的效果來規定或修正行政合法的標准和范圍。 在司法方面，法院應當重視對每一個行政行為的合法認定在社會上產生的反響，尤其應重視考慮參照適用規章一類規范時的社會效應。規章在司法上的參照適用實際是把確定擴大這方面行政合法范圍的權力交給了法院，法院如果不能謹慎地、正確地使用這種權力，重視維護社會和相對人的利益，那麼行政行為就可能在一種合法權威的支持下對處於弱勢的公民個人並通過這些個人對社會造成侵害。 簡言之，行政合法的理想模式應當是，以憲法和法律為依據和准繩，既注重法律規范的內在價值，又注重它的社會效果。客觀、公正、全面地確定行政合法的標准和范圍，謹慎地依法適用由法律規范所代表和確認的這些標准，把行政合法的社會認同定位於價值、規范及實效制約的有機統一之中。 行政合法理想模式的實現，當然要受制於理想的條件。這些條件主要包括：1、有完備的法律體系，這種體系能為評判行政合法提供應有盡有的法律規范標准；2、作為評判行政合法的法律規範本身應當符合現代社會的價值原則；3、行政主體的設置較為科學、合理，行政主體本身具有依法行政所要求的基本素質；4、有公正、完善的司法評判系統，能夠依法獨立對行政合法做出判斷，顯然，中國要達到行政合法的理想模式，需要結合自己的國情予以創造和發展，並有一個漸進的過程。目前對行政合法的理解還只能主要著眼於從人治向法治過渡的基本現實，側重強調法律對行政的授權與控權功能和評價與引導功能，以法律作為衡量行政是否合法的根本尺度，只要行政及其行為符合現行法律、法律原則或法律精神的要求，就可以認為行政是合法的。 在行政合法中，「行政」既可以作為一個動詞來理解，指一切行政活動或行政行為；也可以作為一個名詞來理解，指現有的行政機構、行政人員、行政行為、行政目的、行政內容、行政程序、行政形式等，即廣義的行政。 對行政的「合法」也應做廣義理解。從根本上講，一切行政權力的存在和行政行為的實施都應當符合本國現行法律的要求，這是行政合法的本意。但是，且不說中國法律體系尚不夠健全，即使在那些法治的國家，由於行政管理要求有自己的權力和權威，有行使行政權力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因此，法律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行政的方方面面、層層級級事無巨細地都加以規范，機械地對行政實行法律統治。例如，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授權、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或其人員的授權、行政機關對非行政機關或其人員的授權，都要為授出的權力確定一個限度，即合法的標准和范圍等。無論授權是以法律、決定、命令或其他形式做出，只要是依法進行的授權，就是合法的；而受權者依據合法授權所做出的行為，只要是符合授權決定、授權法的要求，也就被認為是合法的。在一個特定的層級授權的體系中，以法律形式直接進行的授權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相當多的授權則是以決定、命令等合法形式做出的。例如，上級公務員對下級公務員的授權，通常不採用法律的形式而只在上級公務員職權的范圍內以合法的形式進行授權。這種授權決定就成為評判下級公務員行使受權行為的合法 性的直接依據。再如，派出所聘請某公民擔任治安巡視員，授予他相應的權力。在判斷該公民的巡視行為是否合法時，派出所的授權決定便成為判斷的直接依據。只要派出所的授權決定是以合法形式做出的，盡管這種決定不是法律，但它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就可以作為評判依據。 由上可見，從法律形式上看，行政合法既可以是符合憲法、法律、法規或其他法律規范，也可以是符合不是法律規范但具有法律上效力的行政命令或決定等。從行政合法的方式和行政行為與法律規范的關繫上看，前者稱為直接合法，即可以根據授權法直接評判行政的合法性；後者稱為間接合法，即對行政合法性的評判，要通過不是法律規范的但具有法律上合法性的中介形式，如具體行政命令、決定以及執政黨和國家的政策等來實現。如果說依法行政強調的是法律對行政的引導功能，是從立法的視角審視並要求行政為或者不為一定行為的話，那麼，行政合法所強調的就是法律對行政的評價功能，是從司法的視角來觀察並要求行政及其行為的。在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意義上，行政的直接合法與間接合法的法律意義通常是一樣的，但在法院審查過程中，間接合法要循其中介形式回溯到做出該行政行為的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或法律精神的初始依據上，才能作為法院判決援引的（即適用的）依據。例如，審查某縣公安局的抽象行政行為是否合法，其直接上級的授權決定並不能成為判決適用的依據，而一直要返溯上去，找到相應的行政規章或法規等，甚至以憲法規范為依據，來具體判斷該抽象行政行為合法與否。而且，間接合法之「法」因數量眾多且不能直接得到法律的規范和引導，因此容易出現瑕疵而被法院否定；直接合法之法則由於要通過違憲審查一類需要適用更復雜程序的機制和標准才能斷定其合法性，故而難為法院否定。 在有的國家，行政所合之法還包括習慣、判例、解釋、法理、政策、道德等。在這些國家中，在某些有限制的特定條件下，行政及公共行為符合習慣、判例等，可被認定為合法。例如，在法國，行政法院的判例構成法國行政法的重要成分，只要按照行政法院所確認的判例辦事就為合法。 在中國，執政黨和國家的某些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的某些司法文件，也都可以成為判斷行政合法的依據。比如，執政黨和國家關於計劃生育的政策，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關於民主黨派人士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具體要求，等等，都對中國行政合法起著指導或規范作用，成為評判行政合法的重要依據。執政黨和國家的部分政策為什麼能成為評價行政合法的依據？這是因為，執政黨和國家的政策是依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同時符合大多數群眾的意願和利益。中國憲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各政黨……，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依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執政黨和國家的政策，具有憲法和法律上的合法性，因此，從本質上講，在沒有具體法律規范作為依據的情況下，以執政黨和國家的政策作為評價行政合法的依據是以憲法或法律規定的原則或精神為根本依據的。這種合法形式屬於間接合法。當然，正由於中國處在由人治向法治過渡的時期，這種可以作為評價行政合法依據的政策並不鮮見，但這並不是行政合法理想模式應有的內容，應當通過立法手段，盡快把政策法律化，使之上升或轉變為法律規范，以便為實現行政合法的理想模式提供良好的法律前提。 綜上所述，行政合法在中國主要是一個作為評價尺度的廣義的概念，是指行政的主體、行為、目的、內容、程序、形式等直接或間接地符合中國的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或法律精神，具有司法上予以確認的合法性。行政合法同時也可作為一個狹義的概念來理解，即特指行政行為符合中國法律規范的要求，是一種合法行為。 5、凡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 現代法治主義認為，積極的行政合法要求行政主體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要求為一定行為，消極的行政合法則要求行政主體不得為法律所未允許或禁止的行為。「凡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行政法治規則，就是為行政合法的不作為方面劃定的一條界限，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內容。 在依法行政原則提出之初，為了對抗行政的專橫，限制王權的獨斷，法治主義者對政府職能的認識之一，是提出了「政府最好，管事最少」的消極行政的思想。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確立了「無法律即無行政」的原則，強調政府的一切行為均需有議會制定的法律為依據，法律僅能做狹義解釋，沒有按照議會法律的規定所做出的行政行為不具有合法性。通過貫徹「無法律即無行政」的原則，政府的權力和行為受到了議會法律的嚴格限制。20 世紀以來，政府職能有較大轉變，政府幹預經濟的重商主義的復活和凱恩斯主義的推行，擴大並強化了政府幹預經濟和管理社會的職能，消極行政向積極行政轉變，政府管理著「從搖籃到墳墓」的各種事情。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法治主義對依法行政的內含予以了新的評估和解釋，要求從立法上授予政府更主動、更廣泛的權力，主張以廣義的法律作為政府行為的依據，破除「無法律即無行政」的絕對法治行政的信條，接受並確立了「凡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相對法治行政的規則。 「凡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完整表述是，「對於行政主體來說，凡是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這一規則與「對於公民個人來說，凡是法律未予禁止的，都是允許的」規則相對應。這兩個規則分別從兩個角度對兩類主體的行為在總體上劃分了行為的界限，兩個規則相對相應，體現了現代法律對人民與政府關系的理解和確認。 「凡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規則實際是民法上法人制度及其原理在憲政理論和行政法領域的類推適用。按一般的理解，法人行為能力的范圍是由有關法律、條例、章程等規定的。法人在規定范圍內按法定條件實施的行為是合法行為，超出規定范圍實施的行為是無效法律行為。政府的行為亦然。一般認為，這主要是因為： 第一，在人民主權原則下，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以立法或其他合法形式授予政府行政權力，政府受人民的委託行使人民授予的權力，人民授予哪方面的權力以及授予多少權力給政府，政府部門或某個政府人員，就應在授權規定的范圍內進行活動、行使權力。 第二，在國家權力體系中，行政機關與其他機關的權力、各級行政機關之間的權力和職 責，都有一個大致的劃分和分工。為使這些權力按一定規則有序行使，必須強調法治，設定「凡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規則，這樣才能從一個重要方面保證權力主體分工明確，職權清楚，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如果國家的一個機關可以越出法律允許的限度任意地侵用其他機關的權力，那麼這個機關的權力也可能會被侵用，因為別的機關同樣可以不按規則行使權力。這一規則與個人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行使自由的原則同理。 第三，社會發展到今天，社會分工日益精細，政府的各項職能不斷趨於專門化、定向化和細化，政府管理行政事務的職權分工也日漸專一，行政機關內部平行的各部門之間、上下級部
㈡ 哪位能提供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的基本法律思想相關資料
朗·L·富勒
美國法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之一。曾長期任哈佛大學法理學教授。
富勒學說的基本思想是：在人類有目的的活動中，道德和法是不可分的。為了正確認識法和道德的關系，首先應分清願望的道德和義務的道德。前者指充分實現幸福生活和人的力量的道德，後者指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法和義務的道德十分相似，而和願望的道德並無直接聯系；法無法迫使一個人達到他力所不及的優良程度。
富勒認為法是使人的行為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他把法當作一種活動，一種有目的的和不斷努力的事業，其成功有賴於處理法的人，因而法也就註定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目的；而反對這種觀點者則認為法是社會權力，只研究法現在是什麼和做什麼，而不是去研究法打算做什麼或變成什麼。
西方法學界認為富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權威的法律哲學家之一。他的新自然法學說，主要涉及他所說的自然法的程序法 。70 年代初 J.B.羅爾斯的學說出現，富勒的學說已不如過去流行 。主要著作有《 法在探求自己 》、《 法理學》、《法的道德性》、《法的虛構》和《法的自相矛盾》。
㈢ 富勒認為法律的內在道德體現在哪八個方面
富勒認為,法是「有目的的事業」,法有其道德性。法的道德性有兩個方面,即「外在道德」和「內在道德
㈣ 什麼叫「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具體含義如下：
1.從定義上來看：
（1）法律具有指導作用。無論是明確的指導還是無限期的指導，它都為人們提供了既定的行為模式，引導人們依法實施自己的行為。在頒布新法律之前，新法律沒有提供既定的行為模式。
（2）因此，頒布後的新法律不能根據模型指導前人的行為。換句話說，新法律頒布前人們的行為只能根據當時的法律進行調整。
（4）從舊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則依新法處理。
4.上述諸種原則，從舊兼從輕原則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適應實際的需要，為絕大多數國家刑法所采，我國刑法亦采此原則。
㈤ 富勒的介紹
.富勒，美國法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之一。曾長期任哈佛大學法理學教授。
㈥ 富勒的基本思想
富勒學說的基本思想是：在人類有目的的活動中，道德和法是不可分的。為了正確認識法和道德的關系，首先應分清願望的道德和義務的道德。前者指充分實現幸福生活和人的力量的道德，後者指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法和義務的道德十分相似，而和願望的道德並無直接聯系；法無法迫使一個人達到他力所不及的優良程度。
富勒認為法是使人的行為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他把法當作一種活動，一種有目的的和不斷努力的事業，其成功有賴於處理法的人，因而法也就註定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目的；而反對這種觀點者則認為法是社會權力，只研究法現在是什麼和做什麼，而不是去研究法打算做什麼或變成什麼。
㈦ 富勒的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有《 法在探求自己 》、《 法理學》、《法的道德性》、《法的虛構》和《法的自相矛盾》。
㈧ 約翰·富勒的生平事跡都有哪些
1878年9月1日，富勒出生在英格蘭南部的奇切斯特，父親是一個牧師，母親則是在德國受過教育的法國女人，1898年，富勒獲准畢業於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短期駐扎愛爾蘭之後，1899年率軍乘船開往南非，領導英國步兵團和土著黑人士兵參加抵抗布爾人的戰爭。
戰爭結束後，富勒回到了英國。在接下來的十五年裡和他的軍隊一直駐扎在印度，並往返於各個軍事院校之間。富勒在這段時期中漸漸對戰爭原理產生了興趣，他發展了有關戰術突破勝於軍事包圍的理論，並闡述這一理論將成為未來戰爭勝利的關鍵。為了讓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想法，富勒開始寫作，在雜志和小冊子上發表文章，並將他的想法應用在了軍隊集合、訓練和軍事部署等方面。富勒的這些著作以及他對充滿神秘魔力事物的著迷，引起了批評家與反對者們的注意，使富勒的軍事生涯變得荊棘密布。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富勒在法國軍隊里擔任了許多不同的職務，得以證實了他突破就是取得勝利的關鍵的理論。然而，在充滿機槍掃射、帶刺鐵絲網以及重炮轟擊的塹壕戰中，還沒有一種現有的武器能夠成功地突破敵軍前線。1916年，富勒首次在戰爭中使用坦克，並認識到最終只有坦克才是可以成功突破的武器。
1916年12月，英國建立了坦克軍團，富勒穩坐軍團參謀部總參謀長之位，並升任為陸軍中校。隨後開展了他第一次大規模的坦克襲擊戰，1917年11月20日，富勒率領坦克軍團突破德國戰線，取得了康布雷戰役大捷。這次戰役標志著裝甲戰爭時代的到來，並使坦克在戰場上成為武器中的重中之重。
之後富勒繼續擔任坦克作戰的總設計師，並制訂了「1919年計劃」作為結束戰爭的最後總攻。他在「1919年計劃」中提議使用超過四千輛具備遠程作戰能力的新型坦克發起進攻，突破敵軍戰線之後，另外的一千輛坦克穿過打開的缺口，向德國領土縱深進攻，癱瘓其指揮體系，空中則利用飛機進行轟炸掃射後勤基地和德國增援部隊來配合地面進攻。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使得富勒沒有來得及實施「1919年計劃」，可卻為下一次世界大戰中支配早期戰局的「閃電戰」(深入戰)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內容。
大戰結束後，富勒回到英國，並成功地建立起皇家坦克軍團。此時，除了戰前的反對者之外，富勒的敵人中又加入了英國騎兵團，他們反對把戰馬換成金屬機械。富勒是一個從來不會忍受愚蠢的人，也從不會放棄爭辯，他回應那些反對者道：「沒有什麼再比科學更神奇的了。我們這些為戰爭服務的人必須抓住這個魔棒，以迫使未來聽我們指揮。」
在參謀部供職的同時，富勒寫出了許多的軍事理論著作。《大戰中的坦克》與《戰爭改革》兩本書中包含了他許多提倡進行裝甲戰的提議，這與當時的軍事思想與作戰實踐有些矛盾，世界范圍內的軍事領導人們都認為富勒作品中的理論有些極端和不切實際。1926年，富勒擔任參謀學院院長，並出版了他名為《戰爭的科學基礎》的演講集。在這段時期里，富勒還成為同是軍事理論家的巴西爾·李德爾·哈特的良師益友，他們除了有一些政治觀點上的小分歧外，餘下在生活里一直都是一對夥伴。
1926年，富勒在皇家總參謀部任職，繼續他軍事理論的創作。他堅持提倡突破戰理論，並對上級和同盟軍強調並依靠毫無攻擊力的保守戰而感到憤怒。他還中肯地表明了「馬其諾防線』將會成為「法國軍隊的墓碑」，1927年和1930年，富勒兩次謝絕了指揮作戰的委任，並於1933年以少將軍銜退役。他現役出版的結論性書籍《野戰條令Ⅲ》進一步闡述了他一直未曾改變的觀點，那就是坦克戰將會構成未來的戰爭世界，這個結論在大不列顛島以外極容易地就被人們接受了，就連德國與蘇聯軍隊的總參謀部也在採用並研究著這個結論。
退役之後，富勒曾進入政界一小段時間，還被選為法西斯派議會候選人，他這個時期的著作中包含了些許模糊的反猶太主義思想。同時他還作為《每日郵報》的隨軍記者報道了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的戰爭與西班牙內戰。在英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富勒提出轉服現役，然而即使戰爭中的盟軍與敵軍都在研究並執行著他的理論，可他再沒被召回英國軍隊。
在戰爭結束後的和平時期里，富勒轉向軍史，他的《武器與歷史》一書是一部研究武器發展與歷史事件之間關系的輝煌著述，而他出版的《西洋世界軍事史(三卷本)》則闡述了從遠古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發展史。1966年2月10日，富勒在英國的法耳默斯逝世，享年八十七歲。富勒截止到臨終前已經出版了共四十多部作品，在報紙和雜志上發表了上百篇文章。
富勒有一個「多骨」的綽號，不只因為他身材瘦弱，還有他盛氣凌人的個性。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戰術戰略思想家，他的理論，尤其是機動的裝甲作戰理論影響了當時歐洲大部分的軍事領導者。他是一位不尋常的軍人，極其聰明並坦率直言；他還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創造性思想家，留下的作品中包括李德爾·哈特為他保存的作品，至今都非常具有影響力。雖然富勒強調突破戰的重要性和開發裝甲部隊潛在能力的思想至今都極具價值，可相比於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安東萬·亨利·約米尼、孫子這些軍事理論家的理論來說，富勒的戰爭藝術不如他們的更具普遍意義。
㈨ 富勒的事業論
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之一。曾長期任哈佛大學法理學教授。
並在相同的時間內將生產效率提升了近2.5倍，更重要的是產品不良率被降低到了3/1000，從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費。而這一切都足以讓Fühlen（富勒）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更加物超所值的高品質電腦外設產品。
Fühlen（富勒）始終認為電腦周邊產品作為人與internet互動的橋梁，除了產品所具備的優異高品質外，更應該能夠傳遞人與世界的「鏈接」。
所以，Fühlen（富勒）更聘請全球頂級設計公司，曾經為奧迪等全球知名的汽車品牌提供設計服務的德國die：haptiker GmbH公司為您呈現獨特風格與人體工學設計。
質量控制：
一直以來，Fühlen（富勒）以嚴格的質量控制標准來批量生產產品，並提供覆蓋全球的分銷和物流服務，在需求不斷變化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充分利用其自有研發和品質把控基礎，滿足客戶的需求。
能夠為用戶提供好用、耐用並具有超凡設計的產品一直都是每一個品牌追求的終極目標。而現實中，很多品牌都在為不斷降低成本、擴大市場份額卻犧牲品牌而煩惱，但Fühlen（富勒）的做法與眾不同。
或許您只在汽車製造中見過的全球頂尖自動化機器人生產技術，現已開始為您創造手感絕佳的電腦鍵盤。這一整套自主研發的高效節能的技術工藝「FAPP」（Fuhlen Automated ProctionProcesses）不但為Fühlen（富勒）節省了近83.3%的人工成本。
㈩ 菲尼斯提出的法治八大原則跟富勒提出的法治八大原則有什麼區別
一、法治理論的歷史演變
「法治」在《牛津法律大辭典》被看作「一個無比重要的、但未被定義，也不能隨便就定義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權威機構、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機構都要服從於某些原則。這些原則一般被看作表達了法律的各種特性。如：正義的基礎原則、道德原則、公平和合理訴訟程序的觀念，它含有對個人的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念和尊嚴的尊重。」「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內容是：對立法權的限制：反對濫用行政權力的保護措施：獲得法律的忠告、幫助和保護的大量的平等的機會；對個人和團體各種權利和自由的正當保護；以及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它不是強調政府要維護和執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說政府本身要服從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顧法律或重新制定適應本身利益的法律。」
《布萊克法律辭典》對「法治」的解釋是：「法治是由最高權威認可頒布的並且通常以准則或邏輯命題形式表現出來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法律原則。」「法治有時被稱為法律的最高原則，它要求法官制定判決（決定）時，只能依據現有的原則或法律而不得受隨意性的干擾或阻礙。」
德國《布洛克嚎斯網路全書》第15卷認為："法治國家的要素有如下內容：頒布在法律上限制國家權力（尤其是通過分權）的成文憲法；用基本法規來保障各種不容侵犯的民眾權利；法院從法律上保護公民的公共與私人權利不受國家權力的干涉；在因徵用、為公獻身及瀆職而造成損失的情況下，國家有賠償的義務：法院獨立，保障法官的法律地位，局長刑法有追溯效力，最後是行政機關的依法辦事原則。"
我們認為關於法治的基本理念是強調平等，反對特權，注重公民權利的保障，反對政府濫用權利。由此，法治應有幾個最基本的特徵：第一，法治不只是一種制度化模式或社會組織模式，而且也是一種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識。第二，法治作為特定社會人類的一種基本追求和嚮往，構成了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秩序基礎。第三，法治的最重要的含義，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終極的意義上具有規限和裁決人們行為的力量，法律既是公民行為的最終導向，也是司法活動的唯一準繩。
現代意義的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畢達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說。古希臘偉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學》中明確主張：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導致城邦「善」的一個條件。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於「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有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他認為法治優越於人治，他說：「凡是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是比憑感情治事的人們優良，法律正是沒有感情的。」因此，「誰說應該由法律來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至於誰說應該讓一個個人來統治，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2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對西方法治傳統產生過久遠深刻的影響。
羅馬人的法治觀直接導源於希臘文明，他們不善於思辯，但卻精於行動，輝煌的羅馬法成為羅馬人高聳的紀念碑。西塞羅所謂的「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成為一句不朽的名言。
近代意義的法治理論是由英國的哈林頓、洛克、戴雪，法國的盧梭、孟德斯鳩和德國的康德、黑格爾以及美國的潘恩、傑弗遜共同豐富發展的。這其中如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人都是從自然法的角度，明確或者隱含地論及法治的思想。但戴雪則是系統地提出並闡釋了法治的含義，這就是學界所熟悉的法治三原則：「除非明確違反國家一般法院以慣常方式所確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懲罰，其人身或財產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論地位條件如何，都要服從國家一般法律，服從一般法院的審判管轄權」；「個人的權利以一般法院提起的特定案件決定之」。3 戴雪的法治三原則對於反對封建特權，保護公民權利和自由具有重要價值，因而對西方乃至非西方國家的法治理論和實踐都產生了重大影響。4
現代西方的法治理論則循由兩個路徑發展：一個路徑是繼續形式主義法治理論的發展傳統，另一種則是企圖修補形式主義法治缺陷的實質主義法治理論。前者以英國學者拉茲和美國學者富勒為代表。拉茲認為，法治的字面含義是「法的統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法治是指「人們應該服從法律並受法律的統治」但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論中，法治應作狹義之理解。即「政府應受法律統治並服從法律。」法治意味著政府的全部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並且能給人們的行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茲還提出了法治八項原則：（1）法不溯及既往，應公開明確；（2）法律應相對穩定；（3）特別法的制定應受公開、穩定、明確的一般規則指導；（4）保障司法獨立；（5）遵守自然正義原則：公開審理、不得以偏見司法；（6）法院應對於其它原則的執行握有審查權，即審查議會和行政立法等；（7）法院應易於接近：省時省錢；（8）預防犯罪的機構在行使裁量權時不得濫用法律。5富勒在論證法的道德基礎時，也提出了法治的八項原則。6一般認為富勒盡管關注法的道德性，但他主張的法治原則"並不是道德性質的"，而實際上不過還是一種形式法治。後者（既實質法治）開始於德國學者韋伯對資本主義法律合理性的探討。自韋伯之後，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紐曼繼續了對形式法治轉向實質法治的觀察，並將韋伯關於現代法發展會出現反形式主義的預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720世紀5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實質法治問題。1959年印度德里法學家大會所通過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實質法治價值取向。如在其關於法治三原則的主張中，第一條就明確提出"法治不僅要保障和促進個人的公民與政治權利，且應確保個人合法期望與尊嚴得以實現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美國學者德沃金作為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雖然沒有專門論述法治問題，但從他關於權利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形式法治的明確挑戰：他主張道德權利，強調個人可以"良心拒絕"和"非暴力反抗"國家不正義的法律；他反對孤立的形式平等，主張給予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和個人以更多保護；他要求捍衛體現"公平、正義"要求的法律原則等等，都含有明顯的實質法治的精神。8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有過法治與人治之爭，但在內容上與古希臘的法治大相徑庭，從發生學的意義而言，中國古代法家的主張也並演繹出近代和現代的法治理論。從一定意義而言，現代中國的法治理論只是西風東漸的結果。答案補充 二、法治原則的憲法形式體現
不論是把法治界定為治國方法、法制的理想狀態、法律運行的原則，還是把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價值標准、社會結構狀態，那麼必須首先建構法律制度這個前提，理所當然地要以憲法作為法治的核心，因此我們可以說憲法存在本身就是實行法治的一個重要標志。
法治原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傳統和法律背景之下，有不同的憲法形式體現。
在資本主義國家成立前後，法治原則一般集中體現在政治宣言或者憲法序言之中，另有少量的內容體現在憲法正文裡面。這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當時體現法治原則的內容規定主要有：（1）法律目前人人平等；（2）未經審判不為罪，法律不得溯及既往；（3）未經正當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權利和自由，憲法所未列舉的權利應為人民保留；（4）國家機關不得行使法律所未授予的職權；（5）司法獨立；（7）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律，任何法律、法令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8）國家機關之間應嚴格實行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