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冤案跟刑事訴訟法的關系

A. 我黨的歷史悲劇潘漢年冤案，是如何得以平反的

1980年，廖承志在發言中提到過，希望能夠為潘漢年平反說這是一件冤案，並且潘漢年的家人和親屬也多次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申請，能夠重新對潘漢年一案調查和處理。在1982年8月23日，中央發出文件，向中國鄭重宣布潘漢年同志一案為冤案，潘漢年同志不是內奸。

希望在如今的21世紀，不會有那麼多的冤案發生，讓那麼多的人在監獄中浪費時間度過自己的一生，讓人們心涼，不要他們含冤九泉。

B. 潘漢年冤案的零落

8年幽禁，潘漢年一案遲遲未判。直到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期間，潘曾一度被「假釋」出獄，與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團河農場。在一次和朋友交談中，他說：「我是冤枉的，楊帆也是冤枉的。這些事一時說不清楚，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定論。」
1967年5月22日，在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潘漢年和董慧被重新收監，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又經受了長達5年的「審查」。這次坐牢與上次不同，在無休止的折磨下，年已61歲的潘漢年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直到1972年，以原來的罪名，報經當時黨中央批准，潘漢年被永遠開除出黨，改判無期徒刑，與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湖南省公安廳江茶場。1977年4月14日19時54分，潘因病在湖南長沙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去世，終年71歲。不久，董慧也含冤病故於江茶場，隨潘漢年而去……
與傳奇的潘漢年相比，董慧的生平極其簡單。她原本是香港的富家之女，為了救國，十幾歲來到延安，與潘漢年相遇結合後，一直隨他奔波在生死線上。新中國成立後，沒過幾年安穩日子，就受潘漢年一案株連被捕入獄，一起生活在另一種生死線上。當她的親人從香港趕來要將她接回香港時，她拒絕了。她說：「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富強回到祖國，那時才16歲，今年60歲啦！老潘的問題沒弄清楚，我不能走！」

C. 犯罪心理學與刑訴法的關系

犯罪心理學，是研究犯罪人主觀方面，即犯罪的目的、動機和心理狀態。是學術研究。刑事訴訟法，是規定審判程序的法律。是程序法。兩者之間沒有關系。網友理解，僅供參考。祝你好運！

D. 潘漢年案審判前後的作者簡介

彭樹華，廣西陸川人，1925年出生，1946年秋考取廣西大學法律系，在地下黨領導下參加了進步學生運動，曾任學生會學習部長、桂林市學聯第一副主席。1950年調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任秘書、助理審判員、審判員、審判組長。1955年中南分院撤銷，調最高人民法院任刑事審判庭秘書、助理審判員，1978年任刑事審判庭副庭長。1979年9月至1983年1月，參與了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審理的全過程，負責該案判決書的起草工作，及江青、張春橋原判死刑緩期執行改判無期徒刑的具體工作，任合議庭審判員。1981年任刑事審判庭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參與審理了許多大案要案，潘漢年案就是其中之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資深法官。1994年離休。

E. 潘漢年冤案的介紹

1955年潘漢年被定為反革命，1982年才得到平反。這樁冤案長達27載4個月零20天。一個在黨和政府內擔任許多要職的高級幹部為什麼突然被捕了呢？而被捕後當時很多人並不知情，他到底是怎樣被捕的？被捕後又被關在哪裡？他的「罪證」是什麼？這個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運和他本人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

F. 潘漢年冤案的蒙冤

1955年3月15日，潘漢年主持了上海中蘇友好大廈的落成儀式，當晚乘車去北京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是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一些曾受高、饒影響，或與高、饒有過牽連的人先後在會上做了自我批評和交代。毛澤東在會上要求高級幹部本人歷史上有什麼問題要交代的，應主動向中央講清楚。在會上印發的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問題，潘漢年看了材料後，觸發了長期埋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潘漢年奉命到上海尋找汪偽特工頭目李士群，搜集日偽情報。與李見面後，李突然提出汪精衛現在很消沉，想見潘漢年。潘漢年明知是圈套，但權衡當時的實際情況，從大局出發，決定答應李士群的要求。事後，潘漢年回到淮南根據地沒有馬上向組織報告，許多書上寫的都是「種種原因」，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當時整風運動正值幹部審查階段，饒漱石利用整風反陳毅，說陳毅偏袒知識分子幹部，潘漢年怕一時講不清，把問題復雜化了，也對陳毅不利；二是他怕饒漱石以莫須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務，成為第二個「楊帆」。作為1925年入黨的革命者，他目睹過黨在「左」的路線下的種種悲劇，他內心斗爭過，痛苦過——他不是不想講，而是有顧慮。但他不曾料到這一遲疑，將給他帶來終生的遺憾和痛苦。
1955年4月2日，經過反復考慮，潘漢年向陳毅詳細匯報了1943年會見汪精衛的來龍去脈，和自己長時間未向組織說清楚的原因，並將一份此事的經過情況和檢討交給陳毅轉報中央。毛澤東看過材料後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並做出了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決定。

G.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案有關系嗎幫忙介紹一下吧！謝謝！

刑事訴訟法和刑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前者是程序法，規定如何追究犯罪人的回刑事責任的具體操答作程序；後者是實體法，規定什麼是犯罪和處以什麼刑罰。修正案就是對法律的修改，因為刑事訴訟法和刑法屬於不同的法律，所以兩個修正案之間沒有關系。

H. 請問是誰一手製造了潘漢年和楊帆的冤案的

凌子風坦言惹禍揚帆

1943年，從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畢業的青年學子凌頌強(即著名電影導演凌子風)，懷著抗戰救國的赤子之心投奔到了延安，正趕上「整風運動」(康生在其中又搞了「搶救失足者運動」)。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凌頌強坦陳是由當年的戲校老師石蘊華介紹加入南京「救國會」，從而與共產黨及愛國進步人士接近並投奔而來的。

凌頌強萬萬沒想到的是，他的坦陳將老師石蘊華，即當時已擔任新四軍三師保衛部長的揚帆也牽進了被「搶救」的行列。南京戲校的校務委員會主任是張道藩——大名鼎鼎的國民黨「CC」派健將。這所學校的救國會一定與「CC」有瓜葛，揚帆竟在這所學校當過半年老師，還熱衷於救國會運動，這還了得？康生如獲至寶，即刻密電新四軍政委、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將揚帆逮捕。

接下來的情況便是，揚帆被誘到軍部開會，而後腳鐐手銬全副加身，審訊誘供輪番進行。稟性耿直的揚帆誓不屈服，每次審訊都以僵局收場。無可奈何中，只得請華中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到新四軍軍部黃花塘來繼續審問。

潘漢年具有豐富的國統區工作經驗。他在看了揚帆的材料後，便覺有疑。揚帆被捕的主要依據是所謂「地下救國會」問題。對救國會，潘漢年是十分清楚的，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組織，對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做出過貢獻。參加過救國會，就是「CC」派，這實在是牽強附會。

I.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之間的區別和聯系

簡單的說，區別在於規矩與實施規矩的程序，刑法是規矩、刑事訴訟法是回程序。刑法規定了犯罪與刑答罰的問題，是刑事實體法；刑事訴訟法則是規定追訴犯罪的程序、追訴機關、審判機關的權力范圍、當事人以及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以及相互的法律關系，是刑事程序法。

兩法的聯系在於程序法和實體法的定罪與實施關系，如果將刑事訴訟看作是一個邏輯證明的過程，那麼，在這個邏輯證明的鏈條上，刑法的規定就是大前提，刑事訴訟是為了探尋小前提，通過刑事訴訟的結果便是處罰結論。因此，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關系具有一般與個別關系的屬性。

J. 刑事訴訟法產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被納入了本屆人大的立法規劃，盡管這是一個政治決策行為，但我個人認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是充滿著廣闊的歷史背景與深刻的發展動因的，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剖析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別是回答為什麼在短短的10年時間內兩次修改刑事訴訟法這一國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過去的近10年時間里，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GDP連年以9%以上的速度遞增。這種經濟發展的驚人成就也必然會推動著中國的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發展，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為了決策機關與社會公眾越來越關系的一個問題。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均著重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國未來社會發展、改革過程中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在過去的十年間，司法改革已經成為了推動中國法制狀況前行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風險最小、成本最低，最能為政治決策機關所認同？我個人認為，訴訟法的修改是首選的方案，訴訟法是關於訴訟程序、訴訟步驟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強調糾紛的程序化解決，與劇烈的司法體制、人財物等國家財政體制變革不同，通過修改三大訴訟法可以逐漸、安全地推動我國司法改革的進程。這也是為什麼刑事訴訟法等三大訴訟法要進行再修改的第一個背景與動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會公眾與法律人當中越來越受到認同，這為刑訴訴訟法的修改創造了另一基礎。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學術界對程序獨立價值的研究逐步開始深化，新聞媒體也通過不斷的宣揚程序的價值、功用來提高社會公眾對程序獨立性、正當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認知程度。觀念的轉變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創造了良好的「軟環境」。
第三，刑事訴訟法自身存在著若乾重大弊端與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事訴訟法實施狀況進行了一次認真、細致的執法大檢查，檢查的結果暴露出我國刑事訴訟中長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律師辯護難。近年來理論界與實務界圍繞著這三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整治，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對策，但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要依賴於立法中對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2005年頻頻發生的一系列冤假錯案使得通過立法修改，遏制長期困擾中國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這一社會實踐要求顯得更加突出。要切實解決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走向現代化與國際化的必然之路。坦誠地講，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盡管有了二十多年的發展，但尚處於起步階段，與世界法治先行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實際上，中國近年來法律制度的發展，在民商事方面進展較大，我們的民商事法律制度與世界法治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正在縮小，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更為先進。但是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刑事訴訟法的發展、發達程度卻不容樂觀。這一推論可以從質的方面與量的方面兩個角度來證明：從「質」的角度來看，國際人權公約以及法治國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則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法中都處於缺失狀態，最簡單的例子是西方國家200多年前就已經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在21世紀的中國刑事訴訟法中仍然沒有得到明確的規定，這恐怕很難用「中國的國情」這一借口就能解釋得通；從「量」的角度來看，中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只有225個條文，2萬字多一點，這樣的一種條文規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見的，須知刑事訴訟法本質上是一種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執法人員、相關人如何操作，作為一部操作性質濃厚的法律必須完備、詳細，其條文數量應當多於實體法的條文數量，而我國刑法現在的條文數量都有448個，可見刑事訴訟法的條文真是少得可憐。由於條文數量少，規定粗，導致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各個機關的司法解釋、內部規定，這種狀況與刑事訴訟的現代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大趨勢是嚴重相悖的。總之，保質保量的推動刑事訴訟制度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也呼喚著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