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合法性研究以刑事訴訟法為範例

① 如何體現程序正當 新刑事訴訟法

程序性正義：認為有三種程序正義。
1． 純粹的程序正義：
不存在關於結果正當與否的任何標准，一切取決於程序要件的滿足，只要游戲規則公正，且被嚴格守，無論結果如何，都被認為是公正的。如賭博。
2． 完全的程序正義：
存在結果正當與否的獨立標准，並且合理的程序總是導致正當的結果。如分蛋糕理論。
3． 不完全的程序正義：
無論程序怎樣設計，都可能出現不公正的結果。如刑事訴訟。我們的任務是設計合理的程序，一方面使案件事實通過該程序進能盡可能地查明，另一方面即使事實難以查明，只要該程序本身公正且被嚴格遵守，控辯雙方仍都可以接受。案件事實查明（實體真實實現）之艱難，要求嚴格遵循合理之程序以消解敗訴者的不滿，同時使判決得到公眾的接受，使法院獲得信賴和權威。
這樣，程序就具有了兩方面的價值，一是外在價值，即功利價值，作為手段、工具的價值。表現為通過程序懲罰犯罪、釋放無辜。一是內在價值，即程序本身是不是善的、理性的，是不是尊重了個體的基本人格尊嚴。程序正義主要指的就是程序是內在價值。
一旦確立程序規則，就應當遵守，否則應負不利後果（程序法也是法，應當遵守）。美國的《量刑階段》，我國的重實體輕程序。
「訴訟法乃實體法發展之母體」。早期英國採取「訴訟方式」的程序、羅馬法中的「訴權」理論、現在法官實際上的解釋法律創製法律都說明程序法具有實體法形成之功能。
事訴訟：私力救濟、血親復仇——國家介入（從消極到積極，從自訴到公訴，由國家暴力取代個人暴力）。
刑事訴訟法：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與憲法聯系最緊密。犯罪是個別的、特殊的，而國家的暴政，國家對個人權利的干預和侵犯卻可能是有組織的、大規模的，不僅背後有國家資源的支持，還難以救濟。因此自由主義哲學認為，國家權力的濫用才是最可怕的。寧可遭受犯罪的侵害，也不願遭受國家的暴政。由此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陪審團制度。

② 中國三大基本程序法

法律分析：三大基本程序法是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

一、民事訴訟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是以憲法為根據，結合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1991年4月9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已於2014年12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36次會議通過，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目前版本為根據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決定》第三次修正。

民事訴訟如同刑事訴訟、行政訴訟一樣，都是透過國家所設立的法院來進行的訴訟程序，僅是依其所針對事務的不同，而將其劃歸為此三大類。

刑事訴訟重在國家刑罰權的實現，藉由刑事訴訟對於犯罪行為進行追訴並加以處罰；行政訴訟則重在救濟國家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時所產生的錯誤。而所謂的「民事訴訟」乃指民事法院依當事人之請求，就民事紛爭事件利用國家公權力強制解決之程序。

而須注意的是，民事訴訟法中規范的對象主要是針對民事訴訟的開始（起訴）、進行（審理）、終結（判決）之部分，另外就保全程序的部分亦是在民事訴訟法中加以規定，而就訴訟終結後的執行問題則是屬於強制執行法的問題。

二、刑事訴訟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是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的法律。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1979年7月1日通過，1979年7月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令第五號公布，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2018年10月26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 。

三、行政訴訟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是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而制定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1989年4月4日通過，自1990年10月1日實施。現行版本為2017年6月2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決定，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條 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憲法為根據，結合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一條 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前款所稱行政行為，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的組織作出的行政行為。

③ 求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護制度的案例分析

一、我國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制度的缺憾

（一）刑事被害人程序性訴訟權利存在缺陷

1．被害人自訴權的行使受到嚴格限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賦予了被害人提起自訴的權利。但要求被害人必須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而我國法律將犯罪的偵查權明確賦予給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被害人作為普通公民，尤其是在受到犯罪侵害後處於弱勢狀態下，其對犯罪證據的搜集能力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公訴轉自訴案件中，被害人通常不具備專門的法律知識，而公訴機關不再承擔任何訴訟義務，被害人即便有律師的幫助，往往也很難在訴訟中享有如同國家公訴機關一樣的訴訟能力。

2．刑事被害人缺乏獨立的上訴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的，自收到判決書後五日內，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這樣一個看似保護被害人權利的規定，卻在實質上剝奪了被害人的上訴權。刑事訴訟法一百八十二條賦予被害人的僅僅是抗訴請求權，它並不是必然導致第二審程序的啟動，跟被告人的上訴權相比，是頗為不公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害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3．被害人缺乏必要的刑事訴訟參與權。被害人作為犯罪的直接受害人，刑事訴訟的結果與其有最直接的利害關系，但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除了附帶民事訴訟外，被害人一般不出庭，即被害人不能直接參與審判活動的權利。在審理過程中，只有被告人享有申請迴避的權利，進行答辯的權利，最後陳述的權利等，被害人的相應權利無疑是被剝奪了。

（二）刑事被害人的救濟程序存在缺陷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遭受的物質損失，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這項制度的建立，旨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解決被害人的物質損失賠償問題，但由於我國這項制度的規定不盡合理，程序不盡完善，使得其在被害人保護中的作用被削弱。

1．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將精神損失排除在外。傳統刑事司法理念認為，行使國家公權利懲治犯罪，對其定罪科刑就是對被害人最大的精神撫慰和精神賠償。然而「精神」雖然是指人的某種意識活動，但「精神損失」無疑是與「損害賠償」聯系在一起的。而賠償的范圍必定要用財產才能衡量。我國《民法通則》確立了精神損害賠償，而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卻排除精神損害賠償，這樣一個具有民事訴訟性質的程序法卻排斥民事實體法的規定，這在處理具體案件中極易造成了法律適用上的混亂。在刑事案件中，除了單純的侵財類案件外，針對公民身體健康，生命安全，名譽尊嚴的刑事犯罪，除了會造成被害人經濟上的損失外，最重要的還是對其精神上的損害。從當今世界立法和司法實踐趨勢來看，許多國家的刑事訴訟法是明確把精神損害賠償納入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讓罪犯承擔精神損失，才能體現對被害人正當權益的認可和充分保護，才能體現讓侵權者承擔全部責任的公平精神。

2．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完全依附於刑事訴訟而存在的，在程序上缺乏民訴的完整性，容易造成「重刑輕民」。在我國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片面強調刑事優先，不能完整地體現民事訴訟特有的財產保全、舉證責任、證明標准、辯論原則等程序規定，不能稱其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民事訴訟。以證明標准而言，我國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民事訴訟部分的證明標准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如果單純採用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會造成法官在處理刑事審判部分的證明標准出現邏輯混亂。司法實踐中一般採用刑事案件的證明標准來衡量民事請求是否成立。但刑事案件的證明標准遠遠高於民事訴訟，會造成被害人的某些民事請求因證據不能達到真實、客觀要求，不被法院支持，這樣認為的提高附帶民事訴訟證據的證明標准對被害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3．缺乏國家補償制度，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往往有名無實。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讓被害人能夠得到經濟賠償，但拿到一紙判決的被害人卻常常無法及時從被告人那裡得到實際的賠償。鑒於刑事被告人的特殊性，其常常是缺乏賠償能力的，甚至很多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長期不能被抓獲，面對這種情況，被害人只能面對漫長地等待和苦苦的尋求。國家補償制度是對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有利補充。當刑事被害人不能及時取得罪犯或者其他賠償義務人實質性的賠償時，可以通過國家補償制度解決一時困難，維持自身生活。而正是缺失這一制度的有利支撐，被害人民事權力實際上處於了一種懸而未決的狀態。

（三）刑事被害人的保障性訴訟權利存在缺陷

1．刑事訴訟中被害人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缺失。法律援助是針對一些經濟困難或者存在特殊情況的當事人提供免費或者減費的法律幫助，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實現的一項法律制度。我國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已經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完善的體系，但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卻被嚴重忽視，幾乎成為空白。

2．被害人委託訴訟代理人制度有待完善。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規定了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委託訴訟代理人。這位被害人作為當事人有效的參與訴訟起到了有利的保障作用，有利於被害人完整充分的表達自己的意願。但這一被害人代理制度在立法上的規定卻過於簡單，且存在很多不合理的限制。例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三百二十五條對律師閱卷權設置了范圍的限制，對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責任的規定不盡明確，這些都制約了被害人代理制度作用的發揮，不利於被害人權利的保護。

3．刑事被害人缺乏應有的知情權。在刑事訴訟中，被害人作為犯罪行為的直接侵害對象，理應對整個案件的處理進程有充分的了解，以便於其及時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卻對被害人知情權沒有明確規定，加之傳統司法理念對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存在偏失，導致被害人常常要想盡各種辦法通過各種渠道打聽案件進程，直到法院開庭審理前都沒有明確規定要將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害人。在判決的執行環節，法律也沒有賦予被害人了解、參與執行的權利，這就可能會損害到被害人尋求賠償，追回損失的合法權益。

二、完善我國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制度之構想

（一）轉變司法理念，提高保護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意識。被害人作為刑事案件的當事人之一，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應當與被告人處在同樣平等的地位，保護被告人的人權不能就忽視被害人的人權。司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在處理刑事案件時，要克服國家本位主義的影響，強化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的司法理念，不能片面追求辦案效率而無視被害人的合法權利和正當要求，充分發揮被害人在追訴犯罪當中的積極作用。

（二）完善對被害人訴權的規定。真正賦予被害人補充起訴的權利，加強對司法機關不立案、不起訴權利的制約，排除被害人直接起訴權的障礙。賦予被害人獨立的上訴權，使被害人的當事人地位得以充分體現，增強其對法律的信任感，同時也加強了對公、檢、法機關的法律監督。賦予被害人最後陳述權，使被害人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思想意識，平息被害人對判決結果的對立情緒，促進社會和諧。

（三）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擴大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受案范圍，針對犯罪嫌疑人長期不能到案的情況，如果被害人具備了提起民事訴訟的條件，應當允許其先於刑事訴訟提起獨立的民事訴訟，對潛逃的犯罪嫌疑人作缺席判決，使被害人損失可以得到及時的補償。賦予被害人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對由於被告人實施了侵犯他人人身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造成被害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害人有權要求其承擔精神損害賠償。建立國家補償制度，在刑事被害人無法獲得經濟賠償的情況下，由政府給與適當的補償和援助，保證其基本生活水平。以國家公權利的追訴代替被害人私權利的追訴，由國家通過實施代為求償權追究被告人的賠償責任，減輕被害人尋求經濟賠償的壓力，避免造成被害人的二次傷害。

（四）完善被害人權利保護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刑事被害人受到財產損失，經濟上形成巨大困難時，雖然可以通過訴訟獲得賠償或補償，但數量往往不能完全滿足其要求，就可以通過保險賠償、社會救助等途徑給與適當援助。同時，還可以從社會公益服務、新聞輿論等各個方面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招募志願者建立社會服務機構，向被害人提供急需的法律服務、心理咨詢等，給被害人的以多方面的幫助，切實保障其合法權利。

④ 刑事案件程序規定

我國刑事案件辦的理程序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及有關司法解釋。刑事訴訟的程序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立案偵查、審查起訴、審理裁判。一般的刑事案件，由公安機關負責立案偵查，檢察機關負責審查起訴，法院負責審理公訴案件。具體的管轄規則、證據規則等需要結合具體案件確定。
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三條 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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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刑事訴訟法論程序正義

【摘要】程序正義是人們追求的對象，什麼樣的程序是正義的？必須考慮設立程序的目的，設立程序的最終目的是程序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可以說程序是當事人權利的大憲章。當事人權利來源於何處？最終來源於設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義的，程序正義的標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標准。
【關鍵詞】程序 正義 人性

一、問題的提出
「程序正義」一詞通常有二方面的意義，其一，指按法定程序辦事過程所體現的正義。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如果按本條做了，至少在審判偵查、起訴和審判的組成人員方面就是正義的，否則就是不正義的，因為「任何人都不應當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種標準的程序所體現的正義。如上例，如果訴訟法沒有規定司法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時應當自行迴避，就不是正義的程序，因為它忽視了人的趨利性。符合什麼標準的程序是正義的？即程序正義的標準是什麼？
程序正義的標准依其內容可分為技術標准和價值標准，前者如立法的簡明扼要、邏輯的縝密、期限設計的恰當等，後者如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尊重當事人的人格、允許當事人申辯等。技術標准以立法經驗和客觀存在為依據，價值標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為依據。本文著重討論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
從邏輯推論，對程序正義的價值標準的研究，應該與程序立法的歷史同步，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程序正義價值標准研究起於何時。但是，自覺的系統的研究僅僅開始於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我國則是上世紀末。1977年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米奇爾曼在《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的形式與協作目標》中，闡述了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尊嚴價值、參與價值、威懾價值和實現價值。 1981年耶魯大學教授馬修發表《行政性正當法律程序：對尊嚴理論的探討》，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尊嚴價值理論。 陳瑞華評論說：「馬修尊嚴理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強調在法律程序的設計和運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響的人獲得基本的公正對待，從而具有人的尊嚴。就是必須通過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實現的目標，也是一項法律程序公正與否的尺度。」 與馬修同時代的康乃爾大學的薩默斯教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類似的觀點。陳瑞華認為，程序正義有六個要素：參與、中立、對等、司法理性、及時性和終結性。 以上中外學者對程序正義的研究有歷史性貢獻主要有：第一，確立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命題，程序不再是實體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義品性基礎上，意識到衡量程序正義的標准問題。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義標准：尊嚴、平等、參與、隱私、可預測、透明、中立、理性、及時和終結等等，提出了設計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價值目標，深化了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特別是把程序正義標准與程序關系主體即人的尊嚴聯系起來，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顯的：第一，尊嚴、中立等價值標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義內涵，例如，程序設計是否應該考慮程序主體的生存、親情、自由和發展？第二，尊嚴、平等、參與、隱私等價值標准既是對立又是統一的，那麼統一於什麼？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把它們統一到程序正義的旗幟下。第三，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應該是對立統一的，不能為了強調程序正義而割裂程序和實體二者的聯系。本文從人性的角度，試圖系統論證程序正義的人性價值標准及其理論基礎。
二、人性的基本內涵
人性是什麼？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需求傾向。
盧梭說：「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類歷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種本能，過了幼年階段，人的生存慾望就超越了本能，總是帶著一項或多項「任務」生活著。人因珍愛自己的生命而珍愛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須讓別人能生存。人類一開始就是群體的生活方式，原始社會最嚴厲的處罰，就是把人趕出部落。今天的個人似乎越來越獨立了，其實不然，人們的相互聯系和依靠越來越重要了。
尊嚴就是把人當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嚴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沒有尊嚴，特別是沒有內心的尊嚴，就不成為人。人的尊嚴，基於人的自然屬性，與一個人的權力、金錢、壽命、相貌等無關。尊嚴像空氣一樣，不引人注意，卻非常重要。
親情是人對其關系密切的人的眷戀和關愛，有父母子女親情、夫妻親情、朋友親情、種族親情等等。父母子女親情以血緣為基礎，是親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親情俗稱愛情，以性為基礎，但不止於性，包含著互相尊重、互相依戀、彼此關懷的道德情感。
名譽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周恩來曾稱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亞當·斯密稱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譽上不應有的損失。人們曾詢問托爾斯泰創作的動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對於榮譽的渴望。所以，德國倫理學家弗里德里希·包爾生說：「最高的名望和榮譽是大多數曾給歷史帶來轉折點的人們的最強有力的動機——在亞歷山大、凱撒、弗里德里希、拿破崙那裡就是這樣。而且，假如在人的記憶中沒有對榮譽、名望和不朽的憧憬，偉大的精神和藝術成就也就不可能獲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個好名譽，因為名譽與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有一致性。小孩從懂事開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稱贊，這種希望一直伴隨著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從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寧死」，康德則認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權利。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去做人，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 中國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嚴復在翻譯約翰·密爾《論自由》的時候，怎麼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當的對應詞，他非常焦慮，推開窗戶，低吟柳宗元的詩：「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靈感。
發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永不滿足。在一種低層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後，僅僅會有一段短時間的「高峰體驗」，人還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人永遠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後目標是人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希望能夠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種需要：自我發展的需要。
如果說人性的內容呈現無限多樣性，以上探討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是基本人性，那麼，人性還有更廣泛的內容，如認識、學習、創新、自覺、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現，只不過與前列相比，具有繼發性特徵，後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絕對地存在，不以財產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職業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氣候、種族膚色為根據，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實證分析
以刑事訴訟法中的逮捕為例。為什麼設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規定，設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會危害性發生。社會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對偵查活動的干擾，繼續犯罪或可能給被害人、證人帶來的威脅。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礙取證，是為了規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為什麼要規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譽和自由等權利受到貶損和限制。詹姆斯·威爾遜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與人性》中說，「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質利益、性滿足、復仇和同夥的承認等；犯罪後果包括良心的責備、被害者的報復、朋友和同事的非難和可能的懲罰」。 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趨的主要之「利」，「犯罪後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幾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於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傾向而設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和發展，會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於抑制被強制人規避法律制裁的意識和行為。
為了防止人性的惡而設立逮捕制度的，這是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時也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因為可能會出現權利之惡。並且工作人員最終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徵，「有權力的人行使權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權力沒有界限，就會導致權力腐敗。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恣意枉為，保護被強制人的正當權利，刑事訴訟法就逮捕制度還設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說第61條是針對被強制人的話，那麼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條都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條款。
因此，可以說，逮捕制度對於犯罪嫌疑人、對司法人員來說，都是基於基本的人性，具體指人的生存需求、尊嚴需求、親情需求、自由需求和發展需求。
四、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理論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體是人
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幼稚，因為從法理學來說，這是一個常識，但現實生活表明，這個常識常常被誤解了。我們眼中往往只有國家、政黨、社會、階級、集體和抽象的人，而忘記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不僅包括國家、政府、政黨、經濟組織，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體。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並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一切社會主體都是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但階級不是法治的主體。
然而，為什麼我們看不見人？一是傳統法律文化的負面作用，二是現行法律的國家本位主義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當今社會出現了某些異化。法眼無人，法律的統治蛻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動中，僅僅看到法律規範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靜止的規則，而看不到其與法律目的、價值、法整體之間的聯系，看不到法之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體，將立法、執法、司法活動變成毫無人性的機械運動。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往往將人法分割，只慮事、不思人，使法律規范遠離人性，更不能隨時代之進步而在法律中給人更多的關懷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訂的
立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神，不是國家，也不是統治階級。誰在立法？神的啟示這個最古老觀點已經不值一駁。法律是不是國家制訂的？從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國家制訂的，由特定的具體的國家機關承擔立法的任務，如我國人大行使立法權。但是，應該看到，立法機關是由人組成的，如果沒有人，立法機關還有什麼？法律是不是由統治階級制訂的，肯定是的，但階級是由人組成的。基於同樣的思路，執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行政機關；司法和訴訟的最終主體是人，不是司法機關；守法的主體最終也是人。
人的本質決定了法的本質，人的命運也決定著法的命運。但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盛行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詞，則法的本質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為規范的總和」。法的本質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強調法的根本屬性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不同的社會階級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繼承和借鑒的可能?其繼承和借鑒的東西是什麼?很難自圓其說。
（三）程序法的內容是人的權利和義務
「社會法律生活表明,權利和權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見、最基本的法現象,法學應當以權利和權力為最基本研究對象和分析起點,從而形成新的范疇結構和新的法現象解釋體系。」 如果我們承認程序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人，那麼程序法律的內容就是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刑事訴訟為例，有三類「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機關，這三類主體最終都是自然人。刑事訴訟法的內容就是這三類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總和。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終都是自然人，因此訴訟權利義務都歸根到底是人的權利義務。司法人員代表司法機關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似乎與司法人員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無關，實則不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檢察官職業道德規范》、《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條等具體規定了檢察官的權利和義務。整個訴訟程序的法理結構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制約司法工作人員的權利，「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就體現在對裁判者權力的制約以及對被裁判者程序性權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權利義務的內存依據
基本人性凝結成人的基本權利。生存需要產生生存權，人的生命不可剝奪，困境中的生命應該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權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義務。尊嚴需要形成人格權，人在任何情況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權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義務。親情需要產生親權。親情是精神的歸宿，親緣是親情的載體。親緣關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穩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別是其中的血緣關系，是一種與生俱來、不能選擇、不能替代、不能否認、飽含溫情、維系家庭、穩定社會、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擁有，每個人都需要。每個人都有保護親緣的義務，每個人都有享受親緣的權利。名譽需要產生名譽權，人有捍衛名譽的權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譽的義務。自由需要產生自由權，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發展需要產生發展權，自己要發展，他人也要發展；窮人要發展，富人也要發展；「好人」要發展，罪犯也要發展。
依照人性構建的程序權利義務，應該能夠成為程序關系主體的自覺意志和行為，為什麼還需要法律去規定，特別是還需要刑法的強制保障？有二類原因。第一，人能夠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但資本、市場等物質力量的異化及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殺了。在某些時候，大眾之惡也可能傷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惡的一面。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柏拉圖說：「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會像最野蠻的野獸那樣壞。」「不能過分相信統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輕英明的統治者，權力也能把他變成暴君。」柏拉圖用吉格斯指環透徹地說明了這一點。 孟德斯鳩、 麥迪遜、 傑弗遜 都論證過權力擁有者「潛惡」的存在，因此對權力所有者與權力的謹慎與防範成為一種現實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決定了這種「謹慎」與「防範」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須靠客觀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與法律。
既然人性惡有其固有的屬性，那麼又為什麼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質力量。人們追求健康的體魄、社會的尊重、真摯的親情、行為的自由和發展的機會，都是一種與社會進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種「善」的力量。其二，社會力量。在社會力量面前，個人有力量總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視社會力量，服從社會支配。
人按人性行為，法治以人性惡為邏輯起點，以人性善為實施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法的產生，是人性導致人類行為有善有惡的必然結果，有善有惡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礎。人的惡性與人的惡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對象，才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人的善性與人的善行，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現。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揚善抑惡。如果真正做到了揚善抑惡，程序正義也就實現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義的根本價值標准
傳統的立法價值原則，通說認為主要有四項，《立法法》總則中明確規定為憲法原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 嚴格地說，前兩項原則僅僅是技術原則，後兩項既是技術原則，更是價值原則。
但是，筆者認為，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不能准確地概括立法的價值。蘇格拉底是民主的犧牲品， 蘇格拉底的悲劇會重演嗎？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證明；將來還會重演嗎？可能，因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剛「出土」的時候，只有少數關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開始只在少數人手裡，但認可真理的權力掌握在人民大眾手裡，此時，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實質是多數原則，不是全民原則，可能出現多數人之惡。其三，民主畢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與人與生俱來的，不能說明人的價值。因此民主作為立法的原則值得反思。
科學原則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則？科學立法，內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對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學是歷史階段的科學，因為我們掌握的是相對真理，被標簽為科學的東西不一定是科學技術或者不完全科學。退一步說，盡管是按科學規律立法，但是科學與人性的異化也是客觀存在的。馬克思說：「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這就是說盡管科學無所不能，可以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會給人類帶來幸福與美。愛因斯坦曾告誡那些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對人類有益，那麼你們只了解應用科學本身還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必須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目標，要關心如何組織人的勞動和商品分配，從而以這樣的方式保證我們科學思維的結果可以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詛咒的禍害。當你們沉思你們的圖表和方程式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鑒於以上分析，真正能體現立法的價值目標的是人性原則。因為人性是確定的、具體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無益的，最終也是有害的。」「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並逐漸地潰滅。」 「法律程序的設計者、指揮者時刻不能忘記面對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體。」 威廉·布倫南法官曾說過:「我一直認為法院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是捍衛每個人秉於人的自我價值而懷有的正當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違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義的程序。應該肯定，我國的程序設計基本是正義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訴訟法第48條。妻子知道丈夫確實犯了罪，那她作證還是不作證？作證時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法律的價值之一是維護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如團結、安全、秩序、親情、友愛等。多元價值主體之間肯定會有沖突，那麼就必然產生價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為了社會安全犧牲親情，也不能為了親情犧牲社會安全，因為兩者都是社會存在的條件，特別是社會主體發展的必需條件。在一個夫妻無愛、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環境里，人性將被扭曲，活力將被扼殺。法律應該實現，但強迫親屬作證的法律一般不能實現，不能法律實現的法律不如不制訂。法律是解決矛盾的而不是製造矛盾的，第48條就是製造矛盾。朱蘇力教授曾說：「國家法律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貫徹。其實，真正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的法律，是那些與通行習慣和慣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規定。」 這里的通行習慣和慣例，我想應該是關注人性的。「法律不強人所難」，是一條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應該是社會肯定的，法律否定的，應該是社會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羅爾斯說：「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為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能夠去做或能夠避免的行為，……它不能提出一種不可能做到的義務。」 為什麼？因為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與社會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法學家的作用在於研究和確定社會到底是什麼，用什麼法律式表達。因此，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 法學家並不製造法律，而是發現法律。法學家發現的法律應該是一般人都希望的並且能夠做到的。親屬作證義務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對的，是強人所難。

⑥ 程序合法 實體合法到底是什麼

根據法律規定內容的不同來進行劃分，可以分為實體法和程序法。對比訴訟法和實體法，符合訴訟法規定的程序規范即為程序合法，符合實體法判罰標準的即為實體合法。

1.實體法是指規定具體權利義務內容或者法律保護的具體情況的法律，如民法、合同法、婚姻法、公司法等等。程序法是規定以保證權利和職權得以實現或行使，義務和責任得以履行的有關程序為主要內容的法律，如行政訴訟法、行政程序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立法程序法等等。

實體法的主要功能在於規定和確認權利和職權以及義務和責任。法律上的權利是法律關系主體（也稱為權利主體），如自然人、法人依法擁有的利益、主張、資格、力量或者自由，這種權利的實現歸根結底將給權利主體帶來有形或者無形的利益。

2.稅收程序法是稅收實體法的對稱，指以國家稅收活動中所發生的程序關系為調整對象的稅法，是規定國家征稅權行使程序和納稅人納稅義務履行程序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內容主要包括稅收確定程序、稅收徵收程序、稅收檢查程序和稅務爭議的解決程序。

所謂稅收程序法原則(基本原則)，是指貫穿於稅收程序法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為稅收程序法律關系主體必須遵循的基本行為准則。

稅收程序法原則是貫穿於所有稅收程序法律規范的基本准則和內在精神，它對稅收程序立法和稅收程序法的實施具有重要的作用或影響。

(6)程序合法性研究以刑事訴訟法為範例擴展閱讀：

第一，對稅收程序立法的指導作用。在稅收程序法的內部結構中，稅收程序法原則位於稅收程序法價值取向、目標模式和具體制度的中介，對稅收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綱領性指導作用。

第二，為稅收程序法的解釋和統一適用提供依據。由於原則是稅收程序法內在精神和價值目標的體現，它對准確理解和執行稅收程序法律規定將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有助於防止解釋和適用中的混亂。

第三，為征納雙方提供行為准則。當稅收程序法對有關問題缺乏規定時，征納主體的行為特別是征稅行為應該符合作為具體規則本源的稅收程序法原則的要求，使征稅裁量權的行使不至於超出稅收程序法精神和原則的調整范圍。

第四，為法院的審判活動提供審判准則。

參考資料來源：稅收程序法-網路

⑦ 刑事訴訟法二審程序違法案例

《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就第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和內適用法律進行全面審查容，不受上訴或者抗訴范圍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訴的，應當對全案進行審查，一並處理。
【解答】根據上述法條規定，二審法院應當對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全面審查，即全面審查原則。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自訴人只對部分被告人的判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只對部分被告人的判決提出抗訴的，二審法院應當對全案進行審查，一並處理。

⑧ 請問：程序合法和實體合法具體包括那些內容

根據法律規定內容的不同來進行劃分，可以分為實體法和程序法。
實體法是規內定和確認權利容和義務以及職權和責任為主要內容的法律，如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等等；
程序法是規定以保證權利和職權得以實現或行使，義務和責任得以履行的有關程序為主要內容的法律，如行政訴訟法、行政程序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立法程序法等等。 拓展：稅收程序法是稅收實體法的對稱。指以國家稅收活動中所發生的程序關系為調整對象的稅法，是規定國家征稅權行使程序和納稅人納稅義務履行程序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內容主要包括稅收確定程序、稅收徵收程序、稅收檢查程序和稅務爭議的解決程序。稅收程序法是指如何具體實施稅法的規定，是稅法體系的基本組成部分。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即屬於稅收程序法。

⑨ 刑訴法對刑事訴訟程序的規定是什麼呢

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訴訟的程序如下：
一、檢察院審查起訴。一般對於刑事案件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期限為一個月，對於重大、復雜的案件，可以延長十五日。
二、法院安排開庭審理。
三、法院作出判決。法院經過庭審後應該根據情況作出以下判決：
（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作出有罪判決；
（二）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作出無罪判決；
（三）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法律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人民檢察院對於監察機關、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作出決定，重大、復雜的案件，可以延長十五日；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符合速裁程序適用條件的，應當在十日以內作出決定，對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一年的，可以延長至十五日。
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案件，改變管轄的，從改變後的人民檢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計算審查起訴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