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行政法理論

① 行政法基本原則是什麼

行政法基本原則是指導和規范行政法的立法、執法以及指導規范行政行為的實施和行政爭議的處理的基礎性法則，是貫穿於行政法具體規范之中，同時又高於行政法具體規范體現行政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准則。

資料擴展：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既包括行政法的實然狀態的原則，又包括行政法的應然狀態的原則。包括以下原則：行政法治原則、適度性原則、互動性原則、程序正當原則。

不同的定義體現了對行政法基本原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體現了其所依據的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四種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含義，即對行政法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具有指導作用。

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中，其「指導」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藉以建立和展開的基礎。

② 如何確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根據國務院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和學者論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括以下四項：合法行政原則、合理行政原則、信賴保護原則、高效原則。 對屬於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一、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的特徵：
1、普遍性：①貫穿於全部行政法之中，對各類行政法律規范具有指導和統帥作用；②貫穿於行政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制監督等各個方面；③適用於各種行政法律關系。
2、獨特性：這些原則與民法、刑法、訴訟法等其他部門法的基本原則有所區別。
3、基礎性：這些原則是行政法中其他原則和規則的基礎。
4、穩定性：作為基本原則不能隨意變動，而是一種具有穩定性、指導性的核心思想。
5、概括性：基本原則是對行政法一般規則的理論抽象和概括。
二、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概括為以下幾個：
1、合法行政原則
2、合理行政原則
3、程序正當原則
4、高效便民原則
5、誠實守信原則
6、權責統一原則
三、我國合法行政原則在結構上包括對現行法律的遵守和依照法律授權活動兩個方面
1．行政機關必須遵守現行有效的法律。這一方面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依照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進行，禁止行政機關違反現行有效的立法性規定。第一，行政機關的任何規定和決定都不得與法律相抵觸，行政機關不得作出不符合現行法律的規定和決定。行政機關的規定和決定違法，就不能取得法律效力。第二，行政機關有義務積極執行和實施現行有效法律規定的行政義務。行政機關不積極履行法定作為義務，將構成不作為違法。
2．行政機關應當依照法律授權活動。這一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沒有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四十四條
對屬於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律、法規規定應當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

③ 論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論文摘要]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指導和規制行政法的立法、執法以及指導、規制行政行為的實施和行政爭議的處理的基礎性規范。行政法基本原則貫穿於行政法具體規范之中，同時又高於行政法具體規范，是在行政法調控行政權的長時期中形成的，體現行政法基本價值觀念，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是行政法的靈魂。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導和統率具體行政法律規范，並要求所有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在行政管理中必須遵循的基本准則。行政法基本原則對行政法的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過程具有「指導」作用。「指導」作用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據此，本文認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關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歸納起來無外乎下列四種：一是指導行政法制定、執行、遵守以及解決行政爭議的基本准則，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二是貫穿行政法之中，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等活動的基本准則，它是人們對行政法規范的精神實質的概括，反映著行政法的價值和目的所在；三是貫穿行政法律規范之中，指導行政權的獲得、行使及對其監督的基本准則，也是揭示行政法基本特徵並將其與其他部門法區別開來的主要標志；四是只貫穿於行政法始終，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的基本准則或原理，是行政法精神實質的體現，是行政法律規范或規則存在的基礎。這四種不同的定義體現了學者們對行政法基本原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體現了其所依據的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同時，上述四種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含義，即對行政法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具有指導作用。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中，其「指導」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藉以建立和展開的基礎。
基於此，筆者認為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應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一、合法性原則
對此原則有學者稱之為行政法治原則，並大都認為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強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則，也是行政法與其他部門法區別的主要標志，它是貫穿行政權力過程始終，是指導、規范行政權利運作的基本准則。首先，行政合理性問題應屬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則，有學者認為又稱公正、公平原則，是行政法基本原則之一。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權利應當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學者們把行政合理性原則作為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前提是，行政活動千變萬化，錯綜復雜，行政法律規范不可能對每一種權利的每個具體方面都規定的細致入微，必然會有遺漏，特別在變動性很強，行政法律規范永遠也不可能趕上每個變化，因此，法律規范必須留給權利行使的自由空間，即行政自由裁量權。行政機關形勢行政權力，必須對行為的方式、范圍、種類、幅度享有一定的選擇權。正是由於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所以要求行政權力主體在法定范圍內盡可能合理、適當地做出行政決定，採取行政措施，即行使行政權力時應適度，符合理性，符合行政法的目的，歸納為一點，即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法律共同的基本價值追求為自由、平等、正義、程序、效率等，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應是對法律基本價值的一種反映、體現。那麼，行政法精神實質就在於保護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益，維護平等，追求正義，確保行政秩序穩定，並保證行政管理的高效率。行政法基本原則就應全面體現行政法的這種精神實質。同時，直接實用性應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特徵之一。故此，在行政法具體規范有所遺漏之下，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仍應嚴格地依據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行使，也即仍是嚴格依法行政，此合理性原則應屬合法性原則之列。第二，行政法的精神實質也包涵在行政法的規范之中，由行政法的規范得以具體體現。行政合理性原則其實也是要求行政主體依法行政，應屬於行政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是蘊含在行政法規范之中的。若因法律規范沒有以明確的文字形式表述其精神實質，就認為依此所謂行為為合理性之考慮，不為合法性行為，那麼，推而廣之，任何部門法都存在合理性行為問題，如刑法的量刑幅度，這豈不要求刑法基本原則也應有一合理性原則。因為刑法規范也不可能將各種犯罪行為一覽無遺地加以規定，而各種犯罪行為是多種多樣的，並隨社會進步，科技發展，犯罪手段與形式呈多樣化、復雜化。這顯然是違背立法初衷的。第三，合理性原則應當也必須包含在合法性原則之中，否則就不符合我國行政法追求「法治」的發展趨勢。「法治」應是行政法追求的主要目標，它要求法律的權威，削弱甚至消滅「人治」。如果合理性原則不是以合法為基本前提就違背了「法治」的基本要求。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也必須在行政法的規范內進行，它不是任意裁量，也應有一個依據，按照行政法規范規定的幅度、范圍行使自由裁量權，既然行政法已規定了相應的幅度、范圍，就只能依據這一范圍幅度進行，不能有任何超過范圍幅度的自由裁量權，這更應是嚴格依法行政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合理問題。只要嚴格依法，就能合法，也能合理。
其次，行政合法性原則除了強調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之外，該原則還應強調行政法關系中的相對人應對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依法進行配合、支持，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理由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行政主體直接干預經濟、社會事務的范圍越來越小，而更多行政事務的管理、社會秩序的維護需要與行政相對人共同完成。合法性原則要求行政相對人對合法行政行為予以配合、支持，並積極地依法履行自己的行政義務，這樣就能很好地約束行政相對人，使之不會無理抗拒。同時，有利於保護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共利益。故此，行政合法性原則不僅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嚴格依法和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還應強調行政相對人在行政立法、行政執法等活動中要依法配合、支持的義務。
二、民主性原則
該原則要求一切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力有關的活動都要實行民主，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採用適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方法。人民對事物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裡，並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應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認為行政民主原則是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范疇，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只是當時社會背景下的認識，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民主化程度總是越來越高，人們的民主、法制觀念逐步增強。我國行政法的發展趨勢是更趨民主化。「法治」也成為我國治國安邦的重要途徑。「法治」的第一要求便是有「良法」，何謂「良法」，其價值核心應是公正、平等，它要求立法、執法等都要講求民主，特別作為影響面廣的行政法，更需要充分的民主，因行政法無時無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切身利益，行政執法最容易侵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故而，行政立法、執法等各種行政活動都較其他部門法更重民主。這一趨勢已被目前的法理所確認，如：我國的《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均規定了聽證制度。還有《立法法》也規定了行政法規、規章制定中的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等。在現實中，因為行政法不同於刑法具有嚴格的懲罰性；也不像民法所規定地位平等的當事人之間本就蘊含了民主因素，致使一直以來部分行政主體片面理解並認為，行政法就是管理法，是單方面要求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服從，而社會需要行政管理過程的充分民主，以求得行政相對人的配合與支持。這是一對矛盾且經常影響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這一矛盾的解決取決於行政主體及其執法人員的民主意識的進一步提高。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應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高度來認識民主的指導作用，將民主性作為我國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這無疑對我國行政法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並在根本上扭轉部分行政主體的片面觀念，進一步提高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另外，現實中還有部分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民主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也過於片面，當今更重民主的社會，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即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各種行為無不從始自終強調民主，要求民主：首先，行政主體的行政立法行為，要求其舉行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這就要求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不僅是我國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更是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行政立法更應如此。其次，行政執法行為中，為了取得行政相對人的理解、支持、配合、信任，更應強調民主。這已在《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中得到體現。最後，在現實的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為中，無不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民主原則，不能以單個利益違背整體利益、多數人利益。使行政相對人知曉其享有民主權利的同時，也明白民主的終極關懷為多數人的意見和利益。
民主性原則應作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其中包含參與性原則、公開性原則，內容包括：（1）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程序，除不宜公開外都應公開，充分徵求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必要時還得舉行立法聽證會、論證會和座談會的民主性形式。這樣做才能符合「法治」的前提要求，即有「良法」，使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行政法規范的調整涉及作為管理者的行政主體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權利和義務，該行政權利和義務與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它是行政執法的依據和基礎，如果行政法內容不能充分體現民主，就不會確保人民群眾利益的切實維護，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管理行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勢必影響行政管理的效率。只有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才能在行政執法中真正做到民主，更有效地實施對社會的管理。（2）公民有權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關咨詢，以便公民參加經濟和社會活動，對此，各行政主體應創造條件。這也是行政相對人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管理活動，主動配合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的重要保障。（3）在做出具體影響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相對人的意見，即建立聽證程序。（4）行政相對人應遵循民主程序的約束機制，在其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當其私自、個別利益與意志與公共利益、多數人意志發生沖突時，其應讓位於公共利益及多數人利益，服從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積極支持、配合，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
三、及時救濟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權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時，行政主體應始終確保行政相對人受損權益的及時恢復和補救。
行政法所追求的價值之一就是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而行政效率除了講求時間、數量等量上的效率外，還應包括質的效率，亦即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它要求得到行政相對人的心悅誠服並積極地予以協助。單純的強制服從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效率的。若某一行政行為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的支持與協助，甚至認為侵害其合法權益，這就應給予行政相對人一定的救濟途徑。但行政救濟也應講求效率，盡快地解決爭議，否則也會影響整個行政效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國的現實是：無論是某一具體行政行為是否為明顯的違法與不當，都只能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來解決，這對於那些需要調查取證的違法不當不很明顯的具體行政行為來說是可行的、必要的，可對那些有明顯的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就顯得不必要而徒耗時間、人力、物力，無疑也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還應把視線放在行政實體法本身上。要求行政主體在做出行政行為時，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始終有一套給予行政相對人及時救濟的機制，要建立這一機制，就應有一指導性原則給予概括或指導，這便是及時救濟原則，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的整個過程中，始終以合法行為行使其獲得及時救濟的權利，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為此，才能做到行政法治。
行政法較其他部門法而言，其影響是最廣泛的，涉及到公民、法人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也正是這個道理。那麼，行政主體在各種行政行為中，最經常也最直接地影響甚至最有可能侵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這是行政法及其實施過程中的特點。這樣，給權益受侵害的行政相對人一個及時救濟就尤顯重要，並且這種救濟應貫穿於行政法的始終，也體現了行政法的精神實質。及時救濟的原則要求建立行政糾錯制度，「對於行政行為特別是具體行政行為存在一般人都能以常理判斷為違法不當的，應有一個獨立於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制度之外的行政糾錯制度，並相應地在行政機構內部設立獨立辦案的行政糾錯機構，以經常性地對明顯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及時地修正，以盡快地恢復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行政效率」。同時，及時救濟原則是和合法性原則相輔相成的，共同保證行政法治的實現，並促使行政主體能及時主動地糾正錯誤，盡快地理順行政法律關系。
四、行政統一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國家行政權的實施必須統一，與國家行政管理有關的活動都必須統一協調，統一指揮，統一組織，統一規定。同時，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行為，並予以支持配合。
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展開和深入進行，行政事務及行政法律關系急劇增長，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法的地位在我國得到確立。在行政法學領域深入研究的展開以及行政法的實施、實踐取得一定成功並積累相應經驗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吸取一定的教訓。如：行政規章之間的矛盾問題及其繁雜無序問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執法行為的彼此沖突、矛盾和重合、重復等等；不同行政的相對人因同種或類似的違法行為卻受到行政機關不同的處罰決定，皆因依據不同的行政法規及規章，使其不能申辯，獲得及時救濟，等等。「法治」時代，就是要求事事皆有法可依，特別是涉及人們切身利益的行政事務的管理，都要於法有據。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應密切配合、彼此協調，行政相對人的同種行為應同等對待。所有這些都有賴於行政統一性原則的指導。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守法都應遵循這一原則，具體有五個要求：
一是理順現有行政法規之間、行政規章之間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消除彼此沖突的地方，並在以後的行政立法中始終本著統一的要求，實行行政立法程序的統一化，確保我國行政法律規范體系的統一和協調（如我國已經頒布的《立法法》）。
二是要求行政法能盡其涵蓋力，應根據國家行政事務不斷發展變化及其趨勢，及時將新生的乃至今後可能產生的行政事務統一由行政法規加以規定，使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協調、一致、統一（當然，這還依賴於一定的立法技術性規定）。
三是要求實行行政程序統一化。盡快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使各種行政行為的程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致行政行為之間前後矛盾和沖突。不同的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必須統一、一致不應彼此矛盾、相互沖突。
四是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機構設置應以職能為依據，以統一精簡為原則，在一定行政區域內的國家行政機關各個機構要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整體，防止機構重疊，職能重復，相互推委扯皮，防止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職位、職權、工資、任免、獎懲、選舉、退休等等都要有統一的規定，以便使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走上統一的法治軌道。
五是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同時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使同一行政主體的前後行為及不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的協調一致，促進我國行政法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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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1、合法行政原則。合法行政原則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則，我國的回合法行政答原則包括行政機關對現行法律的遵守和依照法律授權活動兩個方面。

2、合理行政原則。主要含義是行政行為應當具有理性基礎，禁止行政主體的武斷專橫和隨意。最低限度的理性，是行政行為應當具有一個有正常理智的普通人所能達到的合理與適當，並且能夠符合科學公理和社會公德。

3、程序正當原則。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子原則：第一，行政公開原則；第二，公眾參與原則；第三，迴避原則。

4、高效便民原則。一是行政效率原則，二是便利當事人原則。

⑤ 請談談行政法基本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將於今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是一部規范我們各級政府行為的重要法律，也是世界上以單行法形式頒布的第一部行政許可法。因此，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還沒有現成的、成熟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借鑒，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不斷的探索和完善，這是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法律在制訂和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客觀情況。當然，在實踐過程中，從屬於行政法部門的《行政許可法》在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行政法原則的指導，以更好的體現出制訂該法的價值取向，彌補法律制訂中的疏漏，協調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

傳統中國行政法理論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歸納為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然而近些年以來，行政公開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原則也越來越被國內行政法學界所認同。我國以單行法的形式頒布了《行政許可法》，其目的正是要規范我國各級政府的行為，限制政府權力的濫用，以更好的保護起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而作為行政法原則之一的信賴保護原則，其出發點就在於限制政府行為的隨意性，督促政府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保護公民基於對政府的信賴所產生的利益。因而，我們不難看出，信賴保護原則對於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有著固然的指導性價值，將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政府實施行政許可行為方面，將會有助於更完善的保護起公民的利益，並有助於誠信政府的構建。可喜的是，在我國即將實施的行政許可法中已經在很多方面體現出了信賴保護原則，盡管在有些方面體現的還不是特別充分、完善。本文寫在《行政許可法》即將實施之時，更多的是希望信賴保護原則及其理念能被學界和政府部門所認同和理解，並能使信賴保護原則被貫穿並運用於政府的行政許可之中，從而更好的保護起公民的信賴利益，樹立誠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一．行政法學理論中的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最早出現在德國197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中，《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款規定：「提供一次性或連續性金錢給付，或者以此為條件的行政行為違法的，不得撤銷，但以受益人信任該行政行為存在，並且該信任在權衡撤銷的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值得保護為限。如果受益人已經使用給付，或者財產處理不能恢復原狀，或者恢復原狀會造成受益人無法預料的損失的，原則上應當保護信賴。」韓國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條對信賴保護原則有了新的發展：「1、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應本於誠實信用為之。2、法令之解釋或行政機關之慣例為國民普遍地接受後，除對公共利益或者第三者的正當利益有明顯危害之慮外，不得以新的解釋或者慣例溯及而為不利之處理。」我國台灣地區於2001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程序法》吸收並發展了信賴保護原則，於第8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1] 以上可見，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並不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其外延呈現出越來越大寬泛的趨勢。一般認為，狹義的信賴保護原則只限於運用在授益性行政行為中，即若行政機關要撤消先前的授益性行政行為，而行政受益人又存在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則行政機關不得撤銷先前的受益性行政行為，除非不撤消將明顯損害到公共利益，則只能在給予合理補償的前提下才能撤銷。廣義上的信賴保護原則擴展到了保護由一切行政行為引起的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失。行政許可作為一種典型的授益性行政行為，信賴保護原則顯然應該成為行政許可行法的基礎性的真理和原理，並成為實施行政許可行為的指導性原則。

為了更好的理解信賴保護原則，我們需要知道在哪些情況下行政相對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可以適用信賴保護原則尋求保護。一般來說，使用信賴保護原則需具備以下三個要件：首先，信賴對象為行政行為，至少具有公權力行為的外貌，至於它是合法還是非法不成問題，除非它因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其次，相對人因信賴該行為而作出一定的安排，而不止有信賴的意思表示；再次，對行政行為的信賴是正當的、有生活經驗上的根據的。根據各國的行政法理論，一般來說下列行為是不能尋求信賴利益保護的：1.行政行為因為相對人採用欺詐、脅迫、賄買或者其它不正當手段作出；2.相對人對重要事項為不正確或者不完全的說明；3.相對人明知行政行為違法，或者應知其違法但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違法；4.行政行為顯然錯誤；5.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權。 [2]

二.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行政許可法》中的體現和不足

我國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起步較晚，至今仍未給予信賴保護原則以足夠的重視。我國目前還很少開展對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立法中也沒有信賴保護原則的明確規定，實踐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將其作為行政主體進行行政活動的要求，這與現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

值得慶幸的是，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2003年8月27日通過，並將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開始關注起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並實際上已經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該法第八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規章修改或者廢止，或者准予行政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產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償」；該法第六十九、第七十條明確規定了行政許可可以撤消和注銷的幾種情況及限制條件，並確立了行政機關由於撤消行政許可給相對人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

當然，在這部行政許可法中信賴保護原則還沒有得到完全的、充分的體現和運用。首先，行政許可法在總則中只把公正、公平、公開以及便民作為行政許可設定和實施的的原則，並沒有明確的提出信賴保護的原則。顯然，行政許可法中的這些原則只注重了在行政許可設立和授予過程中對政府行為的規范和對公民利益的保護，然而，這些原則是很難運用於行政許可授出後的實施階段的，這很容易造成政府在行政許可實施階段行為的隨意性，使得行政許可的喪失穩定性，從而造成對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害。如果能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則這些原則基本可以貫穿行政許可行為的整個過程之中，從而對行政許可行為起到更好的指導作用。其次，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對於行政機關自身的違法、越權等情況下作出的行政許可籠統的規定為可以撤消，而不管相對人是否善意、有過錯，這樣的規定明顯有違於信賴保護原則。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只要被許可人是基於合理的信賴並善意的取得該利益，那麼行政機關自身的錯誤或者是違法行為的後果就不能由行政相對人來承擔。因此，關於許可法中的這一條款，本人認為還值得商榷。再次，行政許可規定了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的唯一情形——即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這樣的規定不僅過於單一，而且由於對公共利益沒有統一、明確的解釋，很容易造成行政機關對公共利益的濫用。但是，如果能夠合理利用信賴保護原則的幾種排除保護情形，在行政許可法中賦予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或撤銷行政許可的權利，通過聽政、協商等方式與相對人約定具體、明確的變更、撤消情形，這樣做不僅可以事先給予相對方以合理的預期並減少其信賴利益受損的可能，也可以通過這樣的保留使行政機關在許可實施過程中有了一種對被許可人更為有效的監督手段。此外，行政許可法也沒有完全確立起信賴利益保護的途徑。就理論上來講，對相對人的信賴利益主要有兩種保護方式，即存續保護和財產保護。所謂存續保護，即因行政行為而產生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不論其是否合法，一律要穩定行政相對人所信賴的法律狀態。所謂財產保護，即在必要時則打破原有法律狀態，而對行政相對人因信賴行政行為而遭受的損失予以財產上的保護。我國目前的行政許可法對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還是主要採用不完全的財產保護，對於存續保護還沒有明確的、有效的救濟途徑。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一直強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國家而言，在行政許可中能將私人合法權益置於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同等地位予以考慮，能開始注意到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這表明我國行政法治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已經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可是，在行政許可法中只靠幾條簡單的法律規定並不能使我們對信賴保護原則擁有足夠的理性認識，無法自覺而又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因此，有必要加強對行政法學中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我們在行政立法中，沒有信賴保護原則這樣一個核心思想的貫穿，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將會是鬆散的不成體系的；同時，信賴保護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種理念，我們在行政活動過程中，需要信賴保護這樣的理念的貫穿，從而使每一個公民，包括行政機關人員，自覺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來行政、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主要運用：

（一） 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可以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進行事前的控制：

信賴保護原則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事後的權利救濟，保護公民的信賴利益不受損害；信賴保護原則的運用也給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提出了要求——不得隨意作出、不能任意變更，否則就有可能承擔起由損害公民信賴利益而產生的責任。因此，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運用可以增強行政機關的責任感，通過明確的責任承擔機制來反響約束和監督行政許可行為，使得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不得不三思而後行，由此起到事先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許可的隨意性的效果。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必須審慎，不僅僅要考慮到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否合法、合理，筆者認為，還必須要考慮以下這些方面。第一，行政機關必須有明確的分工和協調，行政許可在設立時就要防止不同部門之間的行政許可相互交叉、矛盾、沖突，以避免因為今後不斷的調整而可能給相對方造成的信賴利益的損害；第二，由於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為基礎的，所以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還要考慮是否在將來一定時期內有必要進行這種禁止，可禁可不禁的或者只是為了短期目標的，就盡量避免使用行政許可的方式，以提高行政許可的穩定性和信賴度；第三，應該將只能一次性授出、無法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自然資源開採的許可）和可以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特許經營權的授予）作出區別對待。對於前者行政許可的授予必須特別慎重，採用諸如潛在的被許可人競爭性的方式和綜合評判的方式予以授權（如招投標方式）；而對於後者則應對行政許可的期限以及撤消情形作出合理的、明確的規定，在給相對人合理預見的基礎上，利用信賴保護原則本身排除損害賠償的例外情形——預先保留變更許可變更權，來妥善解決行政許可中對將來情況難以預計的難題，當然這種方式要求行政機關和相對人之間的互動，單方面的允許行政機關保留許可變更權必然會造成權力的濫用，因而可以採取諸如聽政、協商等方式來解決。

（二）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不得損害相對方的即得利益：

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的基礎上的。行政許可當然的對許可實施以後的未經許可的行為具有禁止的效力，然而信賴保護原則的存在又要求行政許可不得任意禁止行政許可施行前已經存在的合法行為，不得隨意限制或者損害相對人已經依法取得的利益，除非該行為與利益的存在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公共利益，否則應該優先對該行為作出許可的追認。雖然政府的行政行為必然要與社會發展變化相適應而不斷調整，然而政府的行為如果割斷歷史，沒有連續性，不注意對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則社會生活必然處於不穩定狀態，也就談不上公民對政府的信賴。實際上，這也是法治國家普遍信奉的「禁止不利變更」原則的又一體現。在法國，信賴保護主要是通過限制立法機關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規范、保護既得權益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3] 因此，在我們行政許可法即將開始實施的階段，特別要注意行政許可在對於普遍行為進行限制之時，對於過去已經存在的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有條件給予許可的，就應該優先對其承認並給予其許可；由於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再允許其存在的，就應該予以適當的補償。這種「禁止不利變更」的做法也應該是對信賴保護原則的一種擴展。

（三） 行政許可的撤銷必須受到限制

「行政機關與人民事務往返之間，往往使人民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持續性產生信賴。當無明顯的事由足以證明此信賴與公共利益相違背時，應對其予以適當保護。信賴保護原則固然在許多公法領域都有適用的餘地，但於行政行為的撤銷最具直接關系」。 [4] 從依法行政的角度講，行政機關如果作出了違法的行政行為，有權機關應當依其職權並經正當程序予以撤銷。但是，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是否撤銷違法的行政處分，應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與人民信賴該行政處分的信賴利益，而非一意維護合法性」。具體地說，在一般情況下，對違法的不利具體行政行為（或稱負擔行政行為），有權機關可隨時依法撤銷。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撤銷不利具體行政行為通常不發生相對人既得利益或信賴利益的保護問題。 [5] 然而行政許可在一般來說都是授益性行政行為，撤消該行為通常會損害到相對人信賴利益，因此行政許可的撤消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只要被許可人是善意的、無重大過失的，那麼由於行政機關自身的原因，如違法、超越職權、或者疏漏而作出的行政許可就不得任意被撤消。除非如果不撤消將會嚴重損害到公共利益，然而即使這樣也應該給予相對人信賴利益損失的賠償。

（四） 行政許可的廢止應受到限制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為的撤銷是針對違法行政行為而言的。而行政行為的廢止則是針對合法行政行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觀情況的變化，原行政行為不再適應新的情況，有權機關決定終止該行為往後的效力。一般情況下，對合法的不利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廢止。對合法的授益行政行為，如行政許可行為，除非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原則上不得廢止。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在下列情況下行政許可不得廢止：1.如果行政機關在廢止該行政許可後又有義務作出內容相同的行政許可的（例如由於城市道路擁擠，提高發放車輛牌照標准，對已申請到牌照，符合原來發放標準的許可就不應該廢止）；2.行政機關曾對第三人承諾不廢止該行政行為的；3.按法律、一般法律原則、行政先例或行政行為的特徵等要求，不得廢止的。但當出現了下列情形時，可以部分或全部廢止：1.行政許可在作出時就附有廢止保留條款；2.行政許可附有履行義務，而相對人未及時履行該義務或未在法定期限內履行該義務；3.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規或事實基礎發生了變化，如不廢止該行政行為，則將會給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且該危害大於相對人將會受到的信賴利益的損失。在上述三種情形中，前二種是可歸責於相對人的事由所造成的。如第一情形，相對人明知或應知行政機關將來要在一定條件下廢止該行政許可，因而不產生信賴保護的問題。第二種情形是因相對人的過錯造成的，也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的構成要件。但是第三種情形實屬情勢變更所致，故行政機關在廢止行政許可時，應充分考慮信賴保護原則，對被許可人的信賴利益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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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麗琴：《試論行政程序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選自《法學雜志》2003年，第二期

[2] 何海波：《通過判決發展法律――評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則的運用》，摘自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www.sile.org.cn/zlk/list.asp?articleid=288

2 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5、第158-167頁。

[4] 黃學賢：《行政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研究》《法學》2002年第5期

[5] 城仲模：《現代行政法學發展的新趨勢》，載《行政法專集》（一），台北市公訓中心印行，1990年版，第126頁。

（邵俊: 同濟大學法律系憲法與行政法碩士研究生）

⑥ 高分懸賞： 中德兩國合同法（尤其是購銷合同方面）差異， 越詳細越好

你好,給你找了一些資料,也許對你有幫助:

中德買賣合同制度的比較

德國學者霍恩指出：「在各種交換性的行為中，買賣是最重要的一種。」（註：〔德〕羅伯特·霍恩：《德國民商法導論》，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頁。）各國合同法大多將買賣置於各種有名合同之首，表明了買賣合同的重要性。就買賣合同制度而言，中德合同制度各具特色。由於中國合同法大量借鑒了德國合同法的經驗，因此，關於買賣合同的許多規定與德國民法的規定有相似之處。但事實上，我國買賣合同制度除借鑒了德國民法的經驗以外，還吸收和借鑒了兩大法系的經驗以及國際慣例和有關公約的有關規定，（註：例如，在該章中，大量借鑒了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也參考了美國統一商法典、國際統一私法協會於1994年頒行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等。）不僅如此，我國本身已有的有關立法和司法實踐方面的經驗，也為我國買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參考和依據。從而使買賣合同制度與德國民法的規定又存在著諸多的區別。下面，謹從四個方面對此作出比較。

一、關於買賣合同制度調整的范圍

根據《德國民法典》關於買賣合同的一般規定，其調整范圍不僅包括物的買賣關系，而且還包括權利的買賣關系，特別是債權的買賣關系，《德國民法典》第 433條第1款規定，「因買賣合同，物的出賣人有義務向買受人交付物，並使其取得物的所有權。權利的出賣人有義務使買受人取得權利，並在權利使權利人有權佔有物時，向其交付物。」從該定義中，可見《德國民法典》中的買賣制度適用於權利的買賣關系。該民法典第437條規定了權利買賣的擔保責任；第451條規定了權利買賣的危險移轉和費用；而關於買賣的一般規定中的許多規則（如權利瑕疵擔保制度），既適用於物的買賣也適用於權利的買賣。（註：史尚寬：《債法各論》，榮泰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5頁。）買賣合同制度中包括物的買賣和權利的買賣，主要優點在於將各種類型買賣的共同規則抽象為買賣的一般規定，從而可以大大地簡化有關買賣的規定，尤其是因為權利買賣的規定日益復雜，很難完全通過制定特殊的買賣合同規則解決各種權利買賣關系，因此，通過買賣合同制度統一調整物的買賣和權利的買賣，從而使各種權利的買賣關系都具有可供適用的法律依據。

然而，我國合同法關於買賣的制度原則上僅限於物的買賣，而不包括權利的買賣。《合同法》第130條將買賣定義為：「買賣合同是出賣人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於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合同。」與《德國民法典》第433條的規定相比較，可見該定義中只是規定了出賣人在轉移標的物所有權方面所負的義務，而並沒有規定權利買賣中的出賣人在移轉權利方面的義務。這就表明了合同法在買賣合同一章中原則上並不適用於權利買賣。我認為，採納這一立法體例的主要原因在於：

（一）權利的買賣的類型較為復雜，有一些類型的買賣與物的買賣存在著差距，不能完全適用買賣的規定。例如，關於債權的買賣涉及到轉讓人、受讓人以及債務人三者之間的關系。與一般的買賣顯然是有區別的。因此，應當在買賣之外設立單獨的規則來規定有關權利買賣的問題。

（二）盡管權利的買賣類型比較復雜，但幾種主要的權利買賣關系已經受合同法的其他制度或者專門法律規定調整。具體來說，第一，有關債權的買賣，我國合同法將其作為合同的轉讓規定在第五章之中，而不是將其規定在買賣合同之中。這一規定具有其合理性，因為債權的移轉涉及到債權人的通知義務、債務人對讓與人的抗辯等問題，與一般的買賣關系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因為債權的轉讓與債務的移轉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將權利的移轉與義務的移轉一並作出規定是有必要的。第二，關於知識產權的轉讓，我國合同法並沒有對此作出規定，有關知識產權的移轉問題由知識產權法作出規定。但在買賣合同中，也涉及到出賣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問題，根據《合同法》第137條的規定：「出賣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等標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以外，該標的物的知識產權不屬於買受人。」可見此處涉及到出賣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仍然只是規定物的買賣問題。第三，關於在例外情況下人身權的轉讓問題，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法人的名稱權、自然人的肖像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但有關這些權利的轉讓是由人身權制度加以規范的。第四，關於有價證券的買賣問題，例如關於票據、股票、債券、提單等的轉讓，一般是由票據法、證券法、海商法等加以規范的。買賣合同制度沒有必要專門規定權利的買賣。

更多:
1、http://china.findlaw.cn/hetongfa/lilunyanjiu/1216.html

2、http://www.studa.net/guojifa/080817/11550418.html

3、http://chinake.com/law/shi/cs/msf/1433534_5.html

4、
http://www.studa.net/guojifa/080817/11550418.html

5、http://chinake.com/law/shi/cs/msf/1433534_5.html

6、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newwindow=1&q=%E4%B8%AD%E5%BE%B7+%E5%90%88%E5%90%8C%E6%B3%95+%E5%AF%B9%E6%AF%94&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aq=f&oq=

⑦ 馮軍的人物事跡

為法治事業而勤奮探索——記法學所出站博士後馮軍
劉海波
馮軍博士是我院法學所培養的第二位博士後，專業領域為憲法學、行政法學、傳媒與信息法學。現為法學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擔任法學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副主任、法學所科研處長、法學所所長助理兼傳媒與信息法研究室主任、《法學研究》副主編、院文化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此外，他還是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央國家機關第三屆青年聯合會委員。
1993年夏，馮軍自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憲法行政法專業博士畢業，成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憲法行政法專業的法學博士。早在博士研究生畢業之前，馮軍就萌生了到法學所做博士後的願望，1994年11月終於如願以償，進入法學所博士後流動站，開始了他的博士後研究工作，此後便與社科院及其法學所結下了不解之緣。無論是在博士後研究期間，還是在出站留所之後，馮軍都能在學習和工作中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正確的科研方向，努力踐行理論聯系實際、嚴謹求實的優良學風，注重自律，勤懇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連續多年被評為所內優秀，並於200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之際，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共產黨員。
自1994年做博士後研究以來，馮軍已發表個人專著、合著十餘部，論文和研究報告數十篇，在行政法學理論基礎、行政法學研究的方法論、行政處罰、國家賠償、公務員考選制度、行政程序等研究領域有不少建樹，其中，發表在《行政法論叢》（第2卷）上的《國家公務員考選制度研究》一文共7萬5千餘字，是一篇大型學術論文；《關於平衡論疏漏問題的幾點思考》（與皮純協教授合作）一文在《中國法學》（1997年第2期）上發表後產生了較大影響，是評析平衡論的代表性作品；《略論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滯後的原因、發展條件與前景》一文在《法學家》（1998年第2期）上發表後為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轉載，並為《中德行政法現狀――行政行為、行政監督、行政審判》（論文集）所經嚴格篩選後收錄，以中、德兩種文字發表。其個人專著《行政處罰法新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出版）對我國行政處罰體制的研究、反思以及提出的改革設想至今仍處於同類研究的前沿。長期以來，我國行政法學界幾乎無人認為由行政機關獨攬行政處罰權的體制有何不妥，分歧只是在於處罰權是否應當向某些行政機關相對集中，怎樣集中而已。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方向性失誤。作者經研究發現，像我國這樣的一元行政性處罰體制，二戰以前不少大陸法系國家曾經採用過。戰後因這種體制導致政府濫用處罰權力、侵犯人權的教訓，這些國家均廢除了一元行政性處罰體制，而改行司法、行政二元處罰體制，將那些較為嚴厲的行政處罰至於法院直接控制之下，行政機關僅能就一些程度較輕的行政處罰作出決定，如小額罰款。至於普通法系國家則基本上實行的是一元司法性的處罰體制。在這方面，我國行政處罰體制已經落後於時代，應當借鑒西方國家的有益經驗，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積極穩妥地加以變革，將司法機關導入行政處罰的決定機制，並以此為突破口，把我國行政法制建設和行政法制建設推向新的高度。
在課題方面，馮軍已經主持和正在主持多項重點課題，如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行政權的定位與劃分、WTO與我國行政法制改革、我國傳媒法制的改革與完善、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法律保障、我國版權保護法制的改革和完善等；主持或參與多個重要的學術活動，如多次組織和主持有關國內和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行政程序法、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等重要立法的專家論證或徵求意見會，應邀參加國務院依法行政研討會、參加中宣部、國務院法制辦組織的學習溫總理關於依法行政重要講話的座談會、特別是多次參加外交部組織協調的中歐人權對話研討會，較好地完成了宣傳我國人權政策、人權保障法制以及人權保障成就的任務。
多年來，馮軍積極參與和認真完成有關科研任務。其中包括參與有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司法體制改革對策研究、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有關問題研究、信息安全立法研究、發達國家媒體管理做法的調研等重大課題的科研組織和研究工作等。在工作中表現出較強的集體觀念、組織紀律性以及較好的團隊精神。
除學術工作外，馮軍還在所內承擔了多項管理工作，其中一些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對於這些工作，馮軍都能認真對待，兢兢業業，並努力處理好科研與管理工作之間的關系。在研究室的學科建設方面，他帶領全室同志積極開展傳媒信息法研究和學術交流合作、組織了多次國際和國內學術研討會、成功地申報了全國首個也是目前惟一的一個傳媒與信息法二級學科點。在行政工作方面，協助所領導進行了中國法學網的建設工作，使該網成為法學學術研究的主要網站之一；協助所領導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合作組織出版了中國法治論壇以及法律碩士研究生教材，這兩套出版物出版以後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此外，還承擔和參與了研究所其他諸多管理方面的工作，工作態度和業績得到領導和同志們的肯定和認同。

⑧ 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原則理解

首先它強調的是在行政法律規范中要貫徹法治的精神；其次它主要是從實體角度出發，強調行政主體的所有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規范的要求。 行政法治原則是行政法所追求的理想目標，在其現實性上則起到規范行政主體的行為、改造其不符合法治原則和精神的行為習慣和辦事作風的作用，它是法治原則和法治規律在行政法上的具體體現。法治的道路是艱難和漫長的，法治規律就是要確立法律的最高權威，使法治的普遍性准則為全體人民所理解、接受、信仰和維護。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法治原則就顯得尤為重要。行政機關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經為歷史和現實所不斷證明，行政機關的主體本來就是人，行政機關又是與公民關系最直接最緊密的國家機關。
行政法治原則或者說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原則對於培養公民的法治意識顯然具有很重要的引導和促進作用；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行政法治。這就要求行政機關能夠認清自身在國家法治的道路上所應承擔的責任，同時在行政法律規范中體現出這個原則來。合法性原則和越權無效原則可被認為是行政法治原則的具體運用和貫徹。 相比於其他的部門法而言，行政法是最具時代精神的部門法，因為它調整的是行政機關與公民的關系。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問題是行政法的現實起點，也是行政法理論的基本起點，對這種社會關系的研究是明確行政法性質與功能的關鍵。從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行政管理範式的變化往往帶來的是政府的社會角色及政府與公民關系方面所進行的改革，即便不是行政管理範式的變化，而只是在一種現實的行政管理範式內所進行的局部改變，也可能帶來政府的社會角色和政府與公民關系方面的改變。由於社會的發展、新情況的出現，政府原有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和時宜常常發生，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隨之而來的事情就是要求行政法的調整以及行政法對這種改變的確認和維護。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如果說行政法能夠被稱為「動態憲法」，那也只是從行政法的應然狀態來說的。但行政法最重要的也許在於其實然狀態，也就是法律與現實的切合程度。行政法是調整與規范政府與公民之間關系的法律，但行政法首先得尊重政府在現實社會中應該扮演的角色。社會的現實狀況和政府自身的能力決定了政府現實的角色問題，這個問題的另外一面也自然就是公民以及由公民組成的社會團體的現實角色問題。對於符合社會實際情況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鞏固和維持，而對於不符合社會現實、阻礙社會發展甚至導致嚴重社會問題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就必須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改變，這也是法律的實然向應然趨近所必須採取的行動。
近代行政法的發展演變是伴隨著政府行政權的擴張和收縮而演變的。政府行政權的擴張和收縮導致了行政法對行政權的確認、對行政權的控制、對公民權的確認和保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公民個體的權利及其權利的集合也成為制約行政權的重要力量，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以社會控制權力」。控制並不是目的，控制也只不過是使行政權處於一個合適的位置，同時也使公民權處於一個合適的位置。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應當促使行政權與公民權之間保持一種平衡的態勢。這里「平衡」的意思是行政權與公民權一種「完美的分工」和隨之而來的「專業化」，它們能共同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這種平衡涉及行政權和公民權各自的「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因而行政機關與公民關系的度既包括行政機關與公民在實體權利分配上的度，也包括行政程序關繫上的度。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把行政法定義為「調整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並使之達到平衡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行政法是控制行政的法,行政法基本原則則是指導行政機關具體行為過程的最基本准則,在社會發展日益迅速和行政領域全面膨脹的現代社會,如何更有效地控制行政權成為各個國家面臨的共同課題.傳統的通過立法機關制定具體法律規范來約束行政行為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力不從心,通過規定行政行為的基本原則來限制行政機關的濫權行為成為眾多國家的新訴求。

⑨ 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定義理解

行政法基本原則
四種不同的定義體現了對行政法基本原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體現了內其容所依據的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 四種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含義，即對行政法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具有指導作用。
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中，其「指導」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藉以建立和展開的基礎。

⑩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包括：
（一）合法行政原則

合法行政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則，其他原則都是這一原則的延伸。實行合法行政原則是行政活動區別於民事活動的主要標志。

合法行政原則，在結構上包括兩個方面：

1.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即「依法行政」。行政機關違反法律作出的規定和決定，不能取得法律效力。行政機關不積極執行和實施法律規定的義務，就將構成不作為違法。

2.行政機關應當依照法律授權活動，即「無法律無行政」。沒有法律根據，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義務的決定。否則，就將構成行政違法。

（二）合理行政原則

合理行政原則是指行政行為內容要客觀、適度，符合公平正義等法律理性。其核心含義，是行政裁量決定應當具有理性基礎，禁止行政決定的武斷專橫和隨意。它要求行政行為符合法律的目的，具有合理的動機，考慮相關因素，符合正當程序和最一般的法律正義要求。

行政合理性涉及到行政裁量權。行政裁量權包括三個方面：種類裁量權、幅度裁量權、程度裁量權。

合法行政原則與合理行政原則之間的關系：合法行政原則與合理行政原則都是行政行為應當同時遵循的原則。從廣義上講，合理行政原則也屬於合法行政原則。我們只是在合法行政原則的基礎上探討合理行政原則，也就是說，行政行為應當首先要合法，然後再合理。所以，行政機關的行為包括三種狀況：（1）合法、合理。（2）合法、不合理。（3）不合法、不合理。不存在「合理、不合法」的狀況。

例1：某市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規范日益混亂的交通秩序，決定出台一項新舉措，由交通管理部門向市民發布通告，凡自行攝錄下機動車輛違章行駛、停放的照片、錄像資料，送經交通管理部門確認後，被採用並在當地電視台播出的，一律獎勵人民幣200元—300元。此舉使許多市民踴躍參與，積極舉報違章車輛，當地的交通秩序一時間明顯好轉，市民滿意。新聞報道後，省內甚至外省不少城市都來取經、學習。但與此同時，也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有違章駕車者去往不願被別人知道的地方，電視台將車輛及背景播出後，引起家庭關系、同事關系緊張，甚至影響了當事人此後的正常生活的；有乘車人以肖像權、名譽權受到侵害，把電視台、交管部門告上法庭的；有違章司機被單位開除，認為是交管部門超范圍行使權力引起的；有搶拍者被違章車輛故意撞傷後，向交管部門索賠的；甚至有利用偷拍照片向駕車人索要高額「保密費」的，等等。報刊將上述新聞披露後，某市治理交通秩序的舉措引起了社會不同看法和較大爭議。

問題：請談談你對某市治理交通秩序新舉措合法性、合理性的認識。（注意：不能僅就此舉引發的一些問題、個案談具體適用法律的意見）

講解：本題考點是合法行政與合理行政的關系。本案是一個真實的案例，「某市」為廣州市。廣州市出台的治理交通秩序的新舉措，是一個抽象行政行為，內容是懸賞舉報。據此，廣州市交通管理部門對舉報交通違章者進行獎勵，對交通違章者進行處罰和曝光。這就涉及到廣州市治理交通秩序新舉措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問題。

但是，本題沒有標准答案，因為缺少合法性判斷的條件。交通新舉措是否合乎上位法的規定，題目中並沒有予以說明。所以，考生可以自己作出判斷。合理性問題同樣需要考生的衡量，因為題目中列舉了交通新舉措的利與弊。如果認為利大於弊，則是合理的，反之則是不合理。所以答案有三種可能性：（1）合法、合理；（2）合法、不合理；（3）不合法、不合理，這些都屬於正確答案。但是，不存在合理但不合法的情形，因為只有對合法行為，我們才討論其合理性問題。

（三）程序正當原則

1.行政公開原則。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外，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公開，以實現公民的知情權。

2.公眾參與原則。行政機關作出重要規定和決定，尤其是作出對公民不利的決定，應當聽取公民的意見。

3.迴避原則。行政機關履行職責，與相對人存在利害關系的，應當迴避。

（四）高效便民原則

1.行政效率原則。行政機關應當積極履行法定職責，禁止不作為或不完全作為。遵守法定時限，禁止不合理延遲。

2.便利當事人原則。行政機關在行政活動中增加當事人的程序負擔，是行政侵權行為。

（五）誠實守信原則

1.行政信息真實原則。行政機關公布的信息應當全面、准確、真實。

2.保護公民信賴利益原則。非因法定事由並經法定程序，行政機關不得撤銷、變更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因國家利、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變更行政決定的，要對相對人因此而受到的財產損失依法予以補償。

（六）權責一致原則

1.行政效能原則。行政機關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要由法律、法規賦予其相應的執法手段，保證政令有效。

2.行政責任原則。行政機關違法或者不當行使職權，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據報道，在城市建設中，有的政府部門發出有關土地使用的許可證照後，因法律、法規、規章的修改、廢止，或城市規劃修改等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為了公共利益而撤回已生效的許可。也曾有個別地方的政府部門在頒發土地使用證照過程中確有審查不嚴的問題，為彌補過錯過失而以公共利益需要為由收回已生效的許可；或為了以更高價位將土地出讓給他人，而以公共利益需要為由收回已生效的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