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學者台灣

A. 北海道大學的知名校友

石井郁子：日本共產黨眾議院議員、日本共產黨副委員長
桂信雄：原札幌市長
加藤修一：公明黨參議院議員、原環境省副大臣
佐田玄一郎：自民黨眾議院議員、原總務副大臣
主濱了：民主黨參議院議員
田中秀征：原經濟計劃廳長官、新黨代理主席。北大法學部畢業
津川祥吾：民主黨眾議院議員
缽呂吉雄：民主黨眾議院議員、元民主黨副幹事長
本多平直：民主黨眾議院議員
堀達也：前北海道知事、札幌大學理事長
高秀秀信：原建設省事務次官，原橫濱市長
山田昭雄：公平交易委員會理事長
山本孝二：日本氣象廳長官 五十嵐三津雄：KDDI社長，原郵政省事務次官
兒島仁：NTT原社長
澤邦彥：富士電機社長
蛇川忠暉：日野汽車社長
富松義晴：飛鳥建築社長
中山悠：明治乳業會長
樋口達夫：大冢制葯社長
松田昌士：JR東日本會長，法學研究科畢業
山下太郎：ARABIA石油創立者（札幌農學校畢業） 新渡戶稻造：國際聯盟副理事長、東京女子大學校長（札幌農學校畢業）
內村鑒三：作家、基督教思想家（札幌農學校畢業）
羅宗洛：中山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教授、接收台灣日治時期台北帝國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大學並成為首任校長、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
顏滄波：台灣地質學家。曾在國立台灣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任教（論文博士，並未實際前往北海道大學留學）。
葉英堃：台灣精神醫學家。台南人，曾在國立台灣大學任教，台北市立療養院創院院長。
韓又新：台灣農業專家。曾在國立中興大學任教，考試院典試委員。
林素鳳：台灣法學家。中央警察大學教授，行政法學者，北海道大學台灣同窗會創會會長。宋勛-台灣農業學者。亞太糧農中心農藝專家。施宗雄-台灣農業學者。曾任東海大學農學院院長。
謝順景：台灣熱帶農業專家。知名水稻育種專家，長年致力於布吉那法索、甘比亞、史瓦濟蘭等非洲國家以及中南美洲國家農業發展與改良，曾獲第一屆總統和平獎。現任屏東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李相符：林墾部副部長、北京林學院院長、中國林業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林學會理事長。北京林學院（現北京林業大學）首任校長。
秋野豐：政治學者、外交官、原築波大學助教授。聯合國塔吉克觀察團成員並殉職毛利衛-首位日本航天飛行員、化學家、原北大助教授
木原均：遺傳學者、原京都大學農學部教授、國立遺傳學研究所所長、基因學說倡導者
廣重力：醫學者、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主任、原北大校長
久世了：明治學院院長
小松正幸：愛媛大學校長
仙道富士郎：山形大學校長
平山健一：岩手大學校長
秋山徹：北大大學院生、中亞史研究。日本研究吉爾吉斯部落權威內山真一郎-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教授、長島茂雄的主治醫生
梅崎勇：藻類學者、原京都大學農學部教授小森陽一-文學研究者、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教授
櫻田淳：政治評論家、法學部畢業
志賀重昂：地理學者
品田雄吉：電影評論家、多摩美術大學教授
下遠野邦忠：京都大學病毒研究所所長
田所哲太郎：原北大教授、帯廣畜產大學校長
野田正彰：評論家、精神科醫、關西學院大學教授藤岡信勝-教育學者、新歷史教科書編寫委員會副會長、原東京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柳町隆造：醫學家、夏威夷大學醫學部教授
山內昌之：歷史學家、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教授
和田壽郎：醫學家、札幌醫大名譽教授、和田壽郎紀念心臟肺研究所所長。日本首次心臟移植手術的施行者
知里真志保：愛努語言學者
萱野 茂：愛努文化學者
鈴木章：化學家，2010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
東直己：作家
有島武郎：作家（札幌農學校畢業）
加藤幸子：作家
唐澤隆三：社會運動研究者、俳句家
佐川光晴：小說家
佐藤正午：小說家
谷村志穂：作家、農學部畢業
西谷史：科幻作家、經濟學部畢業
渡邊一史：自由撰稿人、第35屆大宅壯一紀實文學獎 伊福部昭：作曲家
増谷康紀：配音員、工學部畢業
増元照明：政治活動家、北朝鮮綁架受害者家族聯絡會事務局副局長
三浦敬三：滑雪運動員
三浦雄一郎：滑雪運動員、登山家、義大利阿爾卑斯速降滑雪世界紀錄保持者、獸醫學部畢業
宮本充：配音員、工學部畢業
向井承子：紀實文學作家牟田悌三-演員
森田美由紀：NHK主持人、文學部畢業

B. 崔卓蘭的成長歷程

老師1953年9月12日出生於吉林省吉林市。其童年、少年及青年時代均在困苦與動盪時期度過，正是長期的磨難練就了她仁厚達觀的品格，而這種品格在其後來的學術歷程中一展無余。
老師1983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憲法學專業，獲法學碩士學位，自1976年一直任教於吉林大學法學院，至今已執教30年整。在這30年裡，老師在憲法學與行政法學領域默默地鑽研著，以其女性獨有的敏感和洞察力選擇著具有研究價值的課題，從不盲目跟風。1987年至1988年，老師以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美利堅大學進修行政法學，回國後於1990年將《美國行政法與行政程序》譯為中文，旋即發表了與行政程序相關的諸篇文章，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主張以法律明文規定的方式對行政主體加以程序約束尚屬罕見，這部譯著與其後的文章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也引導中國更多的行政法學人對行政程序的關注。由於學術成果顯著，老師於1991年——這個職稱評定極為嚴格的年代，被評為副教授。1992年至1993年，老師再次奔赴美國，至路易斯克拉克學院研修行政法學。第二次回國後，老師在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關系、政府與公民的關系、行政相對方權利的保護、非強制行政行為以及行政規章等方面又有建樹。為此，1994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98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成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史上第一位女博士生導師。崔卓蘭老師所作出的突出成績為其贏來了多項榮譽，分別於1991年、1992年、1999年被評為吉林大學「先進工作者」；於1998年被評為「吉林大學跨世紀人才」；於1999年、2001年、2003年獲得「巾幗建功先進個人」榮譽稱號；於2004年被評為「吉林省第八批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業技術人才」；於2005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評為「吉林省高級專家」。
作為在行政法學領域作出卓越貢獻的中青年行政法學家，崔卓蘭老師連續四屆當選為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此外還擔任中國太平洋學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吉林省憲法與行政法學會總幹事，長春市社聯委員，吉林省政協社會法制宗教委員會特邀委員，長春市婦聯巾幗法律顧伺團副團長以及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法學學科規劃專家組成員，並且在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基地擔任兼職研究員，在長春理工大學及吉林省法官進修學院擔任兼職教授。 我國行政法學研究起步較晚，學者們對於其中核心問題之一——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義務的配置缺乏系統梳理。崔卓蘭教授經過長期的學術思考，以「權利本位」和「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為出發點，從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關系、行政程序以及行政規章三個角度為構建行政相對方權利保護體系提出了諸多真知灼見，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關系的研究
崔卓蘭教授對於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關系的研究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在不同階段均有不同的側重方面。第一階段，側重於以權力制約權力，即通過司法權制約行政權，這一時期大體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沿至90年代初。三權分立學說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鳩說過，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對於行政權而言，其本身即蘊涵著某種可能的侵犯性與擴張性。老師深諳此理，為此早在1982年於《法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西方國家違憲審查制度簡介》 (1982年第3期)的文章，將西方違憲審查制度介紹到中國，這篇於1982年憲法頒布之前寫就的短文在剛剛經歷過文革風暴的中國實屬難得，對於國門初開之際中國法學學人學術視野的開闊大有裨益，直至當下，將違憲審查制度引入中國以制約行政權仍是我國諸多學者為之力爭之事業。老師在這一階段發表的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 《論行政處罰及由其引起的訴訟》(《法學雜志》1987年第3期)； 《公民本位：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目的》(《法學》1989年第3期)以及《論對行政的司法監督》(《中國法學》1991年第1期)。其中，《公民本位：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目的》一文發表於《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之前，當時，學者們對我國即將出台的《行政訴訟法》之立法目的的認識迥然有異，大體上有三種代表觀點，其一，認為行政訴訟法應以保證人民法院及時准確地審理行政案件為主要目的；其二，認為行政訴訟法應將監督和保障政府行使行政權置於首位；其三，認為維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才是行政訴訟法的初衷。這三種觀點雖不沖突，但體現了三種不同的思路與指導思想，也將影響行政訴訟法的價值取向與發展路徑。老師在文章中立場鮮明地選擇了第三種觀點——以對行政相對人權益的維護作為行政訴訟法的宗旨與基點，並極有創設性地提出「公民本位」概念，這一觀點始終如一地貫徹於其學術理念與成果當中，至今不曾改變。此後，崔卓蘭教授又在《中國法學》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對行政的司法監督》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老師又與眾不同地大膽提出，行政相對方不應被動等待救濟，而應成為主動「啟動」司法機關監督「裝置」的主體，應當將司法監督視為司法機關的權力監督和一般公民的權利監督融為一體的「合力」監督，只有這樣，公民權方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第二階段，側重於在平衡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過程中對行政相對方權益的積極保護，這一階段主要貫穿於20世紀90年代。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是緊密相連的，也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不對行政權的行使予以規制而僅僅給予行政相對方權利單純的保護是不切實際的。如果說在第一階段，崔老師寄希望於通過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來消極制約行政權的濫用、維護公民權利的話，那麼自90年代開始，隨著國家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進一步健全與完善，老師則從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關系的梳理著手，主張在二者大體平衡的基礎上適度增加行政相對方的權利，即「平衡中適度傾斜」。在此理念指導下，老師寫就多篇有重大學術影響的論文，主要有： 《論行政法權利保障功能的發揮》(《法學研究》1994年第4期)； 《論確立行政法中公民與政府的平等關系》(《中國法學》1995年第4期)；《論市場經濟下政府角色和行為的轉變》(《法制與社會發展》1997年第1期)以及《論行政權、行政相對方權利及相互關系》(《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與時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羅豪才教授共同撰寫的《論行政權、行政相對方權利及相互關系》一文。該文發表之後即屢被轉載，引證率極高，並獲得長春社會科學協會社科優秀成果論文類一等獎(政府獎)。羅豪才教授於90年代初曾針對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提出了著名的「平衡論」，此次與老師合作的文章中最為突出的亮點是在堅持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終極平衡的原則下，將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在官本位、權力至上等傳統觀念尚未徹底摒棄的中國，要真正實現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平衡並不可行，而應當對行政相對方之權利予以適當延伸與拓寬，同時對行政權給予約束，具體而言：凡是法律、法規所不禁止的行為，行政相對方均有權去作，概之「法不規定即自由」；行政管理所涉及的日常生活領域中，所有未被法律、法規所明確劃定為行政職權管理范圍的事務，一律可作為「剩餘權利」劃歸行政相對方自由行使；行政法所規定的行政主體之各項義務，也可被推定為行政相對方之權利，謂之「推定權利」。當行政相對方為法律所不禁止、行使其「剩餘權利」或「推定權利」時，不受行政權的規制，不得對之加以限制、取消、制裁，甚至也不宜進行法律評價。行政權則截然相反，對之任何缺乏法律根據的內容、范圍方面的擴大解釋，均不被允許。故針對行政權行使者：凡法律、法規未明文規定即授權的，都不得去作，否則將構成違法、越權，必須恪守「公民權利為政府權力天然界限」之基本原則，不得沒有法律根據而介入私權領域，對個人生活之必要干預也應止於最低限度；不允許藉助於手中的行政權參與市場競爭；在以普通機關法人身份進行民事活動之際，不得利用行政權作為「後盾」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方。為防止行政權對行政相對方權利的侵害，必須對行政權進行「顯性」界定。
兩位作者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指出，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其實質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政府職權與市場主體權利在行政法律關系領域的延伸，兩者之良性互動、同步加強，意味著社會中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均獲維護，公平與效率得到兼顧，標志行政民主與法治化的真正實現。強調公民權利的適度增加只是手段，而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與和諧才是終極目標。這一觀點不但啟發了當時中國行政法學界諸多學者進行深層次思考，且因應了我國當下「構建和諧社會」這一嶄新的治國理念。
第三階段，側重於通過對非強制行政行為的倡導實現行政相對方主體地位的提升，這一階段的工作從20世紀末延續至今。在1993年修憲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將我國的經濟體制以根本法形式確定為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與成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行政法觀念與模式受到了挑戰，原因在於，市場經濟基於以平等、協商及合意為特徵的契約精神而建立，但當下行政行為仍然是單方的、強制的和不可協商的。市場經濟要求政治與行政模式的回應，要求契約精神的注入，要求行政法律關系主體雙方在不存在強制性背景下的協商與合作。崔卓蘭老師在此方面所作出的理論貢獻為我國行政法學人所公認，其早在1995年即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上發表了題為《行政法觀念更新試論》一文，主張我國的行政法應當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從以「管理」為目的轉換為以「服務」為宗旨；從注重「權力」行使轉為注重「權利」保障；從依靠「命令」轉向依靠「協商」。此後，崔老師又在《非強制行政行為初探》(《行政與法》1998年第3期)一文中從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獎勵以及行政協調等具體行政行為人手，抽象出其共同性——非強制性，進而在國內首次提出「非強制行政行為」這一創新性概念。「非強制行政行為」概念一經提出，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我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蘇州大學法學院楊海坤教授在其著作《中國行政程序法典化》中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崔卓蘭教授把行政指導、行政獎勵、行政合同、行政調解稱之為『非強制行政行為』，很有新意。」
在提出「非強制行政行為」概念以後，崔老師隨後撰寫多篇文章對之加以逐步論證，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論非強制行政行為》(《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5期)；《非強制行政行為——現代行政法學的新范疇》(《行政法論叢》第4卷，2002年《中國行政法學精萃》全文收錄)；《從壓制型行政模式到回應型行政模式》(《法學研究》2002年第8期，2003年《中國行政法學精萃》全文收錄)以及《契約、服務與誠信——非強制行政之精神理念》(《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4期)等。
「非強制行政」理念的形成是崔卓蘭老師公民權利本位思想的延續，非強制行政行為將成為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緊張關系的潤滑劑，更為實現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平衡與和諧提供助力。原因在於，在非強制行政行為中，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主要通過雙方協商達成的契約、承諾等而產生、變更或消滅，因此具有服務與自願履行的特點，較之以強制、高壓為特點的強制行為而言更易為相對方所接受與配合，更有益於提升相對方的主體地位，也更有益於提高政府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行政程序研究
崔卓蘭老師對於行政程序的研究可以回溯至上世紀80年代末。1987年至1988年，崔卓蘭老師到美利堅大學進修時即注意到了行政程序法在規范行政權、保障公民權益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回國後發表了《論程序化行政》(《當代法學》1989年第4期)一文，而在當時的中國行政法學界，對於行政程序撰文論述的學者還極為少見。此後，其申報並完成了國家級課題、中華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項目——「行政行為的正當程序」。1990年，老師將美國學者歐內斯特·蓋爾洪和鮑葉合著的《美國行政法與行政程序》譯為中文，將著名的美國行政程序法介紹到中國，旋即又發表了《立法程序化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法學與實踐》1990年第3期)；《論行政權與行政程序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第2期)以及《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程序法》(《中國法學》1994年第4期)等多篇文章，並於1996年獨著了《行政程序要論》一書，對行政程序進行了系統的論述。
崔卓蘭老師是我國最早關注行政程序的學者之一，其早期的文章與著述對學界同行頗有啟發，寫在《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程序法》中對行政程序法之重要性予以肯定那句「所謂的依法行政，是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離開行政程序法無以言依法行政」已成為被多方引證的「經典格言」。而且，於其之後，對行政程序加以多方面、多角度研究的行政法學人急劇增加，至1990年代末，中國掀起了行政程序學術研究的高潮，行政程序的法典化成為當時呼聲最高的議題，由此引起了實務界的高度重視。當前，《行政程序法》草案尚在論證過程中，但其以法典形式出台指日可待。
根據對行政程序的長期研究和行政程序法草案的制定，崔卓蘭老師修訂了10年之前寫就的《行政程序法要論》一書，並於2005年發表了《行政程序的價值與功能》(《憲政與行政法治評論》2005年第6期)與《論民主與效率的協調兼顧——現代行政程序的雙重價值辨析》(《中國行政管理》2005年第9期)二文，繼續對行政程序進行著深層次研究與探索，力圖為制定一部以規范行政主體行為、保護公民權利為宗旨的行政程序法典提供有理有力的學理支持。
行政規章研究
崔卓蘭老師在長期的學術研究及對社會實踐的關注下意識到了在行政規章的制定過程中行政權對公眾權利的隱性損害。原因很明顯，對於具體行政行為而言，當行政機關作出有損於行政相對方之行為時，僅針對一個或幾個數量有限的主體，且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方有權就該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而對於作為抽象行政行為的行政規章而言，其具有法之普遍性、強制性及不可訴性等特徵，行政規章制定權的濫用將會令數量眾多的相對方利益受損，且因其不可訴而「告狀無門」。為此，崔卓蘭老師於上世紀90年代初即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發表了《論行政規章及其制定程序》(1992年第4期)一文，試圖以程序規范規章制定權的行使，減少權力濫用，防止法繁擾民。此後，又主持申報並完成了兩項國家級課題：其一為1996年的國家教委人文社科項目——「違法行政規章及其對策研究」，此間發表了《行政規章可訴性探討》(《法學研究》1996年第1期，獲中國法學會成果二等獎、全國第二屆中青年訴訟法學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瑕疵行政規章形態與成因析》(《法制與社會發展》1999年第4期)、《行政規章的經濟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5期)等多篇文章；其二是2000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行政規章研究」。對於這一課題，崔卓蘭老師與於立深老師在發表了《論行政規章監督的法學機理和機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2期)、《論制定行政規章思維模式的轉換》(《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3期)以及《行政規章的性質解析與裁量權模式》(《吉林工業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等多篇論文之後，於2002年合著了《行政規章研究》一書作為結題成果，該書從對行政規章予以概念界定和性質解析人手，對規章制定權、裁量權模式、程序設置、監督機理與機制以及規章管制的功能加以遞進式梳理與分析，是我國首部對行政規章進行系統研究的著作。該書出版之後反響熱烈，獲得了同仁的廣泛好評，在其他學者的著述中引證率極高，並於2004年獲第六次吉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一等獎(政府獎)。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周漢華研究員與浙江大學法學院宋華琳博士在《2002年行政法學研究綜述》中對《行政規章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該書是「2002年本領域最為矚目的成果之一」。
由於崔老師長期從事地方立法的論證工作，作為行政規章研究的延伸，老師將研究范圍擴展至地方立法研究，正承擔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地方立法研究》以及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地方立法實證研究》兩項課題，已形成初步成果，發表了《論地方立法的目的轉換》(《行政執法與行政審判》2003年第3期)一文，該文於2005年為《中國行政法學精萃》收錄，另外在台灣省的《法令月刊》(2004年第11期)上發表了《中國大陸地方立法的走勢》一文，積極促進了海峽兩岸行政法學的有益交流。此外，針對地方立法的膨脹發表了《地方立法膨脹趨向的實證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5期)一文，從實證角度分析地方立法膨脹現象的成因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無論在任何國家，人們可以終其一生不受民法、刑法、經濟法等諸多法律的調整，但不可能不受行政法的制約、不與行政機關打交道。從出生時的注冊戶口到死亡時的注銷戶口，從適齡時入學到結婚時登記，從依法交納稅金到接受社會保障等等，行政權均將作用於此。面對行政管理領域的不斷擴大，行政事務的逐漸增多，如何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不損害處於弱勢地位之相對方的權益即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崔卓蘭老師鑽研行政法學的幾十年裡，執著地堅持「民權至上」原則，多角度、多方位地圍繞著行政相對方權利的維護進行著不懈的理論探索，其著述中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赫然可見。
不覺之間，老師在行政法學領域已耕耘30載，教誨幾代人，取得了許多學界同行無法望其項背的卓越成績。但她卻不容許自己有片刻停歇，依然為那須臾不曾改變的信念行走在學術之路上。2005年，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准設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次面向全國進行招標，此次招投標工作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學術性、政策性與導向性，其主要支持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參考價值、對弘揚民族精神和傳承民族優秀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課題。以崔卓蘭教授為首席專家的課題組所申報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律制度保障」課題，經過受理投標、資格審查、會議初評、復評答辯、審核批准五個階段，在四個競標單位中以多數票通過，成為吉林省唯一獲准立項的課題。在以後的兩年裡，老師將再次投入到繁重的科研工作中，攀登又一學術高峰。 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行政法更是如此。崔卓蘭老師深知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同時更願藉此機會將其所倡導的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從抽象的學理研究付諸實踐。因此，老師雖承擔繁重的科研工作，但卻並未推脫一個學者應盡的社會使命與責任，其長年擔任吉林省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委員、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詢委員、長春市政府立法咨詢委員、吉林省檢察院專家咨詢組成員、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等多項社會兼職。
老師常教導我等，學者必須有學術良心，要樂於並勇於承擔社會責任，選擇了學習行政法就要選擇保衛最廣大民眾的利益。老師一直用行動詮釋著這樣的理念。作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的咨詢委員和顧問，當國家機關與公民在不同領域交鋒時，她總是義無反顧地站在維護公民權益的立場。在對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省政府制定的行政規章以及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立法論證時，她主張人性化立法、程序化立法、授益性立法；在為人民政府作顧問時，她倡導政府依法行政、誠信行政、陽光行政；在為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作咨詢時，她鼓勵司法機關擺脫行政機關的影響公正審判、獨立審判、公開審判。所幸的是，服務意識和法治觀念不斷增強的各類國家機關對於學者的建議十分重視，老師的觀點得以充分採納。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即曾在一份材料中寫到： 「崔卓蘭教授自受聘擔任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詢委員以來，多次應邀為省政府行政立法提供咨詢。她提供的立法咨詢意見有理論深度，依據可靠，內容具體詳盡，符合現實行政管理實際，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重要的參考價值『。近年來，我省的多項立法項目中吸納了她提出的咨詢意見。崔卓蘭教授承擔省政府立法論證項目最多，為我省立法作出突出貢獻，曾受到省政府領導的稱贊和肯定。」
老師的「社會」兼職工作不僅體現為在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中擔任咨詢委員與法律顧問，還表現在需要經常性地處理各地百姓寄來的請求給予法律援助的信件。面對眾多的個案，為了讓更多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趨利避害、防患未然」，在遇到問題時「知己知彼、保護權益」，老師帶領學生們編寫了一套《百姓維權叢書》，在醫療服務、房屋拆遷、物業管理、進城打工等諸多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為百姓提供法律指導，這套叢書已陸續出版，而這項維權事業也還將持續下去。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法律追求公平與正義，傳授法律之人，更應傳道於先。跟隨老師多年，耳濡目染的不僅是為學之法，更有做人之道。
老師是平實低調的。在我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為我們講授政治學的是年逾古稀的李放教授，李老先生曾是崔老師學生時代的老師，在崔老師的誠邀下回到學校為我們授課。老先生的家距離學校很遠，上課時又正值嚴冬時節，每次來去都極為不便。老先生在講授學期最後一課時告訴我們，他退休之後從未接受任何學校的聘請，而只在法學院為憲法與行政法學的研究生上課，原因之一即出於對崔老師正直謙遜、與世無爭之人品的欽佩。老師的淡泊名利可謂「遠近聞名」，於遠，老師在行政法學界以創新而聞名，但由於老師不喜宣傳，不願張揚，因此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多見其文，罕見其人；於近，作為法學院元老級教師，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史上的第一位女博導，她有令人羨慕的驕傲資本，但卻從不見她恃才傲物、爭名奪利，反而無欲無求、安之若素。從教30年來，老師只是在努力盡到自己教師和學者的本分，勤勤懇懇地教書育人、認認真真地鑽研學問。
老師是寬容仁厚的。對於年青的同事，老師從不以長輩自居，給予更多的是扶持而非壓制，是幫助而非排擠。對待學生，在學術研究上，老師包容多於苛責，啟發多於灌輸，她一向注重培養我們的開闊性思維，絕不將學生的思想囿於其所研究的領域及所主張的觀點之中。在平常生活中，老師細心關注著每個同學的成長，當我們面對抉擇時指點迷津，當我們遇到困難時傾力相助。我和愛人雙雙辭去工作拜於老師門下求學，逢年過節每每欲到老師家裡拜訪時，老師總是在電話里告之：心意已領，無需登門。後來同學若干一起聊天時談及此事，方知被「拒之門外」者遠不止我們二人。在世風日下的今天，老師依然恪守師德、為人師表，不但慎獨己身，且為我輩樹立仿效之典範。
老師是樂觀堅強的。第一次見到老師是在面試當日。三五成群的同學站在考場門外等待老師們的到來，因不識老師容貌，我等皆關注著眼前走過的每位神似教師之人，老師也正是這時走人我們的視野。此前，我以為老師乃近知天命之年，長期鑽研學術之人必面色蒼白，神情凝滯，不想站在我們眼前的卻是著一襲藍色牛仔裝，笑意盈盈，神采奕奕的中年女性。此後見到的老師總是溫和而微笑著的，對工作和生活從無抱怨。但事實上，老師身上的負擔並不輕松。老師的父母年事已高，需要更多的照顧；孩子年幼時身體孱弱，是在她的呵護下在家中學完的小學、中學課程，現已通過了法學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全部課程，為此，吉林大學於2004年在「文明家庭」評比活動中授予老師「傑出母親」的榮譽稱號。雖然工作依然繁重，雖然生活並不輕松，但這些都無法削弱老師的堅強，無法阻礙老師樂觀而積極地面對生活。
老師如深谷之幽蘭，不炫耀、不逐流、不矯揉、不媚俗，暗發芬芳而不張揚；老師若舒緩之流水，守拙、執著、堅忍、包容，雖利萬物而不與爭。其雖低調而不消極，雖執著而不頑固。以納川之胸，憂國、憂民、憂天下；將無欲之心，對人、對事、對生活。

C. 熊文釗的其人其事

從小喜歡「填表格」
與熊文釗教授接觸多了，發現他是一個非常風趣、頭腦極為敏銳的人。這與他早年的音樂修養有關。他1962年生於湖北黃岡，自幼喜歡音樂，在黃岡中學就讀期間上的是文藝班，1974年進入湖北省黃梅戲劇院樂團，演奏薩克斯和黑管，轉眼就是七年。朋友們開玩笑這樣評價熊文釗，說他是法律界音樂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樂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復高考，已經拿了幾年工資工作穩定的熊文釗，決定棄藝從學，參加高考，並且報考法律專業。熊文釗說：「這與我的童年經歷有關，我從小就對政治有一種敏感。」
上小學的時候，熊文釗就喜歡看報紙，並且對有官員出席的會議看得非常仔細。那是在「文革」期間，他特別關注哪個省的「革委會主任」是誰，副主任是誰，省軍區司令、政委是誰，並且自己製作了表格，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就在表上填一個，漸漸就把這些官員的名單填滿了。時間長了，連駐外使節、外國元首他都分別製作了表格進行填寫。
填表的同時，他開始了分析。他發現，五一、國慶等重大慶典和接待外賓的場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現了，那就預示著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預測一次次應驗，讓他很有成就感，漸漸成為一種愛好。時至今日，他在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預測常常神准，令朋友們總以為他有什麼特殊「渠道」，其實呢，他的渠道就是報紙雜志、廣播電視。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1年熊文釗如願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專業本科學習。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趕上了中國行政法學的起步與發展階段，他與中國的行政法治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給應松年送爐子
當時北京政法學院建立了「行政法學教研室」，負責人是方彥。方彥是延安時期的老報人，對推動中國行政法學貢獻很大，近些年來卻少有人提及。熊文釗說，改革開放後中國行政法學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網羅到北京政法學院的。像行政法學界泰斗王名揚，還有當時在西北政法學院的應松年，都是方老想盡辦法調到學院的。
當時選修課表上有一門名叫「行政法學」的課程，熊文釗很感興趣，進行選修，這樣與方彥的接觸多了起來，漸漸成為方彥的親密弟子，方彥有什麼事兒，都喜歡叫上他，他成為教研室的一個主要勞動力。
記得應松年剛到政法學院的時候，被分在6號樓4樓朝東的一個小房間里，居住條件十分艱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風嚴重，又沒有暖氣，住在裡面不得病才怪。方彥有一天叫上熊文釗，說是要給應老師弄個爐子生火，否則冬天過不下去。熊文釗說，我再去叫個同學。方彥說，叫什麼叫，我們兩個不就行了。方彥領著他從學院事務科領來一個燒蜂窩煤的爐子，然後兩人一起抬到應松年的房子里去。當時方老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把應松年感動得不得了。現在回想起來，熊文釗說，延安時期老幹部的作風，真是感人啊，有這樣的榜樣，自己不努力學習對得起誰？如果沒有方老，中國的行政法學不可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就出現那麼蓬勃發展的局面。
「接力」翻譯
當時行政法學的這幫老師和學生，對行政法學知識的渴求，真是像飢餓的人撲到麵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託北京政法學院舉辦行政法研究班，邀請中外知名學者講授行政法理論，這是全國首期行政法學理論培訓班，薈萃了一大批後來行政法學界的骨幹。熊文釗當時還在讀本科，但他硬是爭取機會進入研究班去聽課，而且節節不落、風雨無阻。
研究班聘請的比利時專家麥耶爾用法語講授行政法專題，翻譯遇到一些行政法學方面的專業術語，時常「卡殼」，要請教坐在講台下的王名揚先生。王名揚先生早年留學法國並獲得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行政法學專業)，精通法語。可操著濃重湖南衡陽口音的王名揚先生所做的解釋仍然無法讓大家聽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羅人，聽得懂王名揚的湖南話，而他的普通話並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羅話轉述王老的湖南衡陽話，大家還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長大的朱維究性子急，有時沒等姜明安說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測搶先「翻譯」出來，「翻譯」得不對，王名揚就急忙擺手說「不地(對)不地(對)」。熊文釗是湖北人，聽湖南話有點優勢。於是熊文釗就斗膽接過來「翻譯」普通話。由於從小就從事藝術工作，熊文釗的普通話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講得最好的了，經過這樣的「接力翻譯」才能讓大家明白這些專業術語。大家笑成一團的時候，麥耶爾教授就睜大眼睛迷茫地看著。
初生牛犢進入 國家立法殿堂
1985年，熊文釗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師從王名揚、龔祥瑞、應松年等著名的憲法與行政法學者，繼續研習憲法與行政法。時值《民法通則》頒布後不久，全國人大法工委資深顧問陶希晉先生提出，廢除了舊中國的舊六法，應當制定新中國的新六法，並明確提出要制定《行政法通則》。陶希晉先生早年長期擔任董必武的秘書，資格非常老，在建國初就是政務院副秘書長，在全國人大說話有分量，他對我國行政立法的推動功績，彪炳史冊。
1986年10月，全國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組，陶老提議由《民法通則》起草組組長江平教授任行政立法研究組組長，研究組由羅豪才、應松年、張煥光、皮純協、朱維究、姜明安等組成，王名揚、方彥等任顧問。熊文釗有幸參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組主持的《行政法通則》的起草工作，並參與撰寫了若干份試擬稿。這一年，熊文釗才24歲，就能進入全國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組起草法律文件，歷史給予他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
行政立法研究組成立以後，通過起草《行政法通則(試擬稿)》，編發《行政立法研究資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動態》，為全國行政法學者提供了國內外行政法研究的最新資料和動態，極大地激發了青年學者的求知慾望。
1986年底，第二屆行政法年會在山城重慶召開，陶希晉抱病從桂林趕到重慶。他感覺當時國內行政法學界的思想還偏於「保守」，希望有年輕人能出來「放幾炮」。他通過秘書約請了包括姜明安、熊文釗在內的幾位年輕人到他的住所匯報《行政法通則》框架的起草情況。陶老提出，能否讓年輕人到會上去講一講《行政法通則》的立法框架設想？
在前輩的支持和鼓勵下，熊文釗這個「初生牛犢」，在會上突破了原定議題，以自由發言的方式介紹了《行政法通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行政主體、行政行為、行政法制監督、行政訴訟」的立法框架，引起了與會學者的廣泛關注。現在許多行政法學界的權威專家都很懷念那次會議，認為那次會議為行政法學開拓了一個新境界。
相對人、聽證會與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當時年輕的熊文釗思想大膽，敢說敢為，常常冒出一些非常新穎的說法。
熊文釗是1985級的研究生，現在擔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的胡建淼當時是1986級的研究生。熊文釗當時沒戀愛，胡建淼來自上海，到北京後也是「單身漢」，兩人一見如故，晚上經常在一起整幾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在宿舍里閑吹鬍侃。兩人都覺得，當時行政法學的專業術語太少，大白話太多，應該創造一些術語。有一次，胡建淼提出「行政主體相對的一方」應該怎麼說，熊文釗說：「那就叫相對人吧。」從此，兩人的學術論文中開始出現「相對人」這個概念，漸漸被通用。「後來從外國的翻譯資料中也發現了『相對人』的術語，但當時國內是我們提出來的，提出時也沒看到外國的翻譯資料。」
後來，全國人大行政立法研究組在羅豪才、應松年的領導下，先後為《行政訴訟法》《行政監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立法框架及專家試擬稿，熊文釗都進入了專家咨詢組。1989年4月，在北京平谷金海湖畔的一個賓館召開了關於《行政處罰法》草案的專家研討會。研討會的一個焦點是，要不要把「聽證制度」寫入《行政處罰法》，如何寫。當時「聽證制度」在中國完全是個新鮮事物，從沒寫進過法律條文。寫是應該寫，但如果寫得太多，許多專家擔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時會引起較大的爭議，反而延緩了這一制度的立法。包括熊文釗在內的一些專家提出，在中國建立聽證制度非常必要，與其寫得太多引起爭議被擱置，不如就先將聽證制度確立下來，待以後再進一步完善。人大法工委最後採納了這一建議，就在第42條、第43條寫了幾行字，送到常委會討論，果然順利通過了。從此，「聽證制度」在中國落地生根。
在1988年太原召開的行政法學年會上，熊文釗還提出，我們國家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實行政法學也應該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國家核心價值賦予的行政職能」，「兩個基本點」，一是「授予政府權力」，一是「控制權力濫用」。當時不少專家認為行政法學就是研究「控制政府權力」，不包括「授予政府權力」。但後來越來越多的專家接受了熊文釗的觀點，並提出「平衡理論」。熊文釗的「兩個基本點」，其實就是講行政權力的平衡問題，權力的授予和控制必須平衡，才能保證行政的安全、有效，減少行政風險，提高行政效率。
減少「副職」觀點 屢遭「封殺」
2006、2007年來，熊文釗對「大部門制」的研究成果屢見報端，但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就是他在《望》新聞周刊上提出減少「副職」的問題之後，有多家中央和地方的報紙雜志記者和編輯來采訪或來約稿，熊文釗總要提到行政機關應減少「副職」。他說，根據1982年頒布的《國務院組織法》的規定，國務院各部應設正職一人，副職二至四人；各委員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員五至十人。可實際情況是，副職大大超編，例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達到12個，嚴重超過法定職數。
當時編輯記者們都覺得這個觀點很重要，可最後發表出來的文章，這一觀點總是被刪掉。編輯記者們解釋說，老總說這個觀點太敏感，紅筆「框」下去了。熊文釗很執著，堅稱：國家有法律規定，政府要依法行政，這有什麼敏感的？
後來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減少領導職數」，熊文釗笑著對那些編輯記者說：「你看，你們當初要是報道了多好！」
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近年來，熊文釗對國家行政機關部門利益膨脹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大部門制」改革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2005年，國家經貿委研究撤銷審批項目，在各部門研究來研究去，結果誰都不願意撤銷自己部門的審批項目。後來向熊文釗等專家咨詢，專家們提出撤銷方案，然後在經貿委的辦公會上通過，這一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還有一年，科技部在各部門徵求立法草案的意見，也是爭論來爭論去，最後也是按專家意見通過。這其實都是部門利益在作祟。
我國的部門利益膨脹，首先表現在「部門立法」上。許多國家法律法規是由相關部門起草，在起草時往往追求部門利益最大化，將部門權力擴張法定化，而偏離了整體的國家政策方針和公共利益，例如政府專營、行政准入限制、計劃配置資源、部門保護等方面。
其次，部門利益集團化、個人化、違法化。鄭筱萸案件中反映出行政腐敗、官商勾結、利益同盟等現象，而這些現象並非個別。有些為了部門利益公然違法，例如交通部門居然讓2004年通過的《公路法》中開征燃油稅的規定擱淺至今。
再次，對公共財政奢侈浪費。我國每年用於公車、公款吃喝以及公務出國的費用已高達幾千億元。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2004年度中央部門預算執行審計結果報告中就指出，1999年以來，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專項資金1.31億元，其中用於建設職工住宅小區1.09億元，用於發放總局機關工作人員職務補貼和借給下屬單位投資辦企業2204萬元……
部門利益膨脹是權力的屬性使然。阿克頓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孟德斯鳩也曾說過，行使權力的人總是會行使到法律的邊界為止。我們總是對於權力保持良好的預期和渴望，以為掌權者一定會奉公執法、一心為民。事實上，我們不能對權力抱有一絲一毫的幻想，特別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規范的建構上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權力的腐化性、自私自利性。而「大部門制」改革，是將許多部門「連鍋端」，可能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在熊文釗的「大部門制」前瞻中，提出了「大部門制」的通盤規劃和分步實施的整體方案，國土建設部=區劃+規劃+建設+國土資源等；大農業部=農業+糧食+林業；大交通部=交通+鐵道+航空+公路+水運+郵政等。對於現在的調整方案，將公務員當作人力資源要素、社會保障職能仍然沒能整合以及鐵道部沒有被合並到交通部等問題，熊文釗說，這還是部門利益在作怪，但他相信，遲早會有整合的那一天。

D. 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有哪些

芮沐，中國法學「第一翁」

（1908年—）

我國經濟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的創始人，以百歲高齡被尊為中國法學「第一翁」。1954年後到北京大學法律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學經濟法國際經濟法研究所所長等職。他執教近70年，親自指導了12屆博士研究生，著有《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等。

韓德培，中國環境法學的開拓者

（1911-2009年）

我國國際法學一代宗師，也是中國環境法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1979年開創建立了中國高校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推動組建了中國第一個、也是亞洲第一個環境法研究所。他著作等身，其中《國際私法》是我國高等院校第一部統編教材，《環境保護法教程》是我國第一本環境保護法的教材。

王鐵崖，中國國際法學界的一面旗幟

（1913－2003年）

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創始人，國際法研究院士，是中國國際法學界的一面旗幟。新中國成立初，參與了《共同綱領》的起草；1984年、1990年，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基本法起草。著有《戰爭與條約》、《中國舊約章匯編》等，譯作《奧本海國際法》。

王名揚，「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之首

（1916—2008年）

當代著名行政法學家。1946年考取最後一批國民黨政府的公派留學生，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1958年學成回國。他參加了我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著有《英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等。福布斯網站將其列為「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之首。

E. 財政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一）行政法的界定
傳統行政法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以判例發展起來的。本質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政府權力濫用的限制之法。行政法起源於對政府權力的控制（「控權論」），以保護國民不因權力濫用而遭受損害。傳統行政法，實際以國家利益、個人利益平衡為本位，以防止行政權膨脹，越界侵害私人利益，應對其加以防範、限制為價值理念，以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為基本原則。
部分行政法學者主張，現代行政法認同國家行政權的擴張（「賦權論」）或「平衡論」），認同行政法領域從國家行政擴充至公共行政，認同行政主體及行政相對人的擴張，以使行政法與民法一樣呈現邊緣化、社會化趨勢，對日新月異經濟發展有更大的適用度、以使行政法學對當代社會生活有更強的解釋力。
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主流行政法學界對行政法的認識不一，一般來說，前者較寬，後者較窄。同一法系不同國家，同一國家不同學者對行政法的認識也不一致。我們認為控權仍是最經典的行政法的核心與本體，其宗旨、理念、基本原則和功能有所修正，但未發生根本變化。
按照我國的通說，行政法是「規定國家各個方面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規的總稱」，是「關於國家行政組織及其行為，以及對行政組織及其行為進行監督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我國關於行政法學界對行政法的理解和界定偏於寬泛。
（二）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經典行政法之本質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政府權力濫用的限制之法。現代行政法學起源於對政府權力的控制，以保護國民不因權力濫用而遭受損害。美國行政法學家古德諾認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和職權，並規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為侵害時的行政救濟」。我國台灣學者林紀東和管歐都認為，行政法是規定行政權的組織及其作用的法。行政法為政府的組織人事和行政救濟法，基本宗旨是依法行政和廉潔高效。
產生並發展於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法，即不是從行政法中分化出來的法，更與行政法在立法宗旨、功能作用、調整對象、理論依據、基本原則等方面有著本質的區別。
（三）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
經濟法為實現國民經濟穩定、協調、持續發展，國家介入社會經濟最主要和經常性地運用政府和其他行政主體的權力，因而，經濟法與行政法在內容上有交叉，具有密切的相互聯系性。

F. 陳峰的獲獎情況

省級以上獎項：
2011年 「法治江蘇」徵文三等獎
2010年 獲江蘇省行政法學會論文一等獎
2010年 第一屆江蘇省行政與經濟法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
2009年 獲江蘇省行政法年會論文二等獎
2008年 獲第三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2008年 獲江蘇省行政法年會論文三等獎
2007年 獲第二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2004年 獲江蘇省大中專學生暑期實踐先進個人、優秀成果獎
校級以上獎項：
2010年 獲蘇州大學「朱敬文特別獎學金」（全校三人之一，文科唯一一人）
2010年 獲蘇州大學「朱敬文獎學金」
2009年 獲蘇州大學2008~2009年度校學術標兵稱號（全校六人之一）
2009年 獲蘇州大學「王健獎學金」
2008年 獲校「學習十七大、學習新黨章」主體徵文活動中獲一等獎
2007年獲蘇州大學王健獎學金
2006年 榮獲蘇州大學2006年度王健獎學金
2005年 獲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第二次論文發布會二等獎
2004年 獲蘇州大學 2003~2004年度人民獎學金二等獎學金
2004年 獲蘇州大學 2003~2004年度校優秀學生幹部
2003年 獲蘇州大學 2002~2003年度人民獎學金三等獎學金
2003年 獲蘇州大學 2002~2003年度校學生會優秀學生幹部
2002年 獲蘇州大學2001~2002年度校三好學生
2002年 獲蘇州大學2001~2002年度校優秀學生幹部、學生幹部先進個人獎學金
2002年 獲蘇州大學2001~2002年度專項獎學金
2001年 獲蘇州大學2000~2001年度人民獎學金一等獎學金
2001年 獲2000~2001年度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優秀學生幹部
2001年 獲蘇州大學2000~2001年度校暑期實踐先進個人
最近5年曾發表過的主要著作、論文（包括發表時間、刊物名稱、合作者及本人在合作者中排名次序）：
1) 2010年參編（副主編）學術論著《中國行政法學專題研究述評（2000-2010）》（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 2009年合著（第二作者）學術專著《行政協助過程規制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 《建議制定我國憲法性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權法「——完善我國公民基本權利體系的另一種思路》，載於《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評論》（第四卷），第二作者，2010年3月版；
4) 《協力行政的興起及其行為型態探析》，載《求是學刊》（全國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10年第1期；
5) 《協商民主：提供「審議」傳統憲政理念的新視角》，載於《中共中央黨校學報》（全國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8年第4期；
6) 《互聯網管制背景下的網路人權保障體系探析》，載於《法治論叢》，第二作者，2008/02，並於 「人大復印報刊資料」2008年第8期轉載；
7) 《審議民主：一種「審議」傳統憲政理念的憲政觀》，載於《甘肅政法學院學報》（核心期刊），（CSSCI來源集刊，全國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8年第4期；
8) 《試論實現給付行政任務的公私協力行為》，載於《南京大學法律評論》（CSSCI來源集刊，全國核心期刊），第二作者，2008年春秋號；
9) 《論實現給付行政任務的公私協力行為》，載於2008年10月「第三屆全國公法學博士生論壇」論文集，獨立作者（該文獲2008年第三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10) 《試論行政法任務變遷對我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啟示》，載於《社會公正與法治國家》，獨立作者，2008年11月版（該文獲2007年第二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11) 《協力行政及其行為型態研究意義考略——」公民有序參與」法治化路徑研究》，載《法政研究》（武漢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學科集刊），2009年創刊號。
12) 《行政協力行為初論》，載《東方法學》，獨立作者，2009年第4期，並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2009年第12期轉載；
13) 《農村群體性事件法治化的制度邏輯——基於城鎮化背景的分析》，第二作者，2010年全國行政法年會論文。
14) 《行政協力范疇探略——行政協力的概念與若干相關問題》，載《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一作者，2009年第4期；
15) 《論行政程序中當事人協力義務的相對性》，載《江蘇省法學會行政法學會2009年年會論文集》，獨立作者，2009年；
16) 《論實現給付行政任務的公私協力行為》，載於2008年10月《「第三屆全國公法學博士生論壇」論文集》，獨立作者（該文獲2008年第三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17) 《域外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之特徵》，載於《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報》，第一作者2008/04。
18) 《行政證據收集中的若干問題及對策——由「釣魚執法「事件引發的思考》，載於《」江蘇省行政與經濟法研究會2010年會「論文集》，第二作者（該文獲第一屆江蘇省行政與經濟法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
19) 《基於過程理念的行政程序法研究——評《中國行政程序法的理念與實踐》》，載於《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獨立作者2008年第4期；
20) 《試論行政法任務變遷對我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啟示》，載於《社會公正與法治國家》，獨立作者，2008年11月版（該文獲2007年第二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21) 《協力行政及其行為型態研究意義考略——「公民有序參與」法治化路徑研究》，載《法政研究》（武漢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學科集刊），2009年創刊號；
22) 《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的法治路徑探析》，載於《江蘇農村經濟》，第二作者，2008年第5期；
23) 《論行政法律關系「不平等下的對等」之性質》，載於《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第一作者，2009年第2期；
24) 《論行政程序中當事人協力義務的相對性——以行政調查程序為例》，載於《學習論壇》，獨立作者，2010年第1期；
25) 《論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司法審查》，載於《鄂州大學學報》，第二作者，2009年第4期；
26) 《評翁岳生主編之<行政法>》，《湖南農機》，第一作者，2008年第11期;
27) 《試論行政法任務變遷》，《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第一作者，2007年第11期；
28) 《透視我國缺席判決制度的程序缺陷及其完善》，《中共南昌市委黨校學報》2007年第4期（第二作者）
29) 《行政指導價值基礎初探》，《西南法學》2005年第四卷，吉林文史出版社（獨立作者）
30) 《試論行政指導在行政法意義上的理論基礎》，《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 （獨立作者）
31) 《台灣地區行政法學研究集大成之巨著——評翁岳生主編之<行政法>》，《美中法律評論》，2007年第1期（獨立作者）
32) 《試論電子政務對傳統行政行為理論的影響》，《社科研究》，2006年第3期（香港雜志）（獨立作者）
33) 《試論我國公共人事服務事業民營化的行政法學思考》，《研究生法學雜志》，2006年第五卷第2期（獨立作者）
34) 《行政權：行政法邏輯起點的科學界定》，《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7月（第一作者）
35) 《淺論研究行政法理論基礎的憲政意義》，《河南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6年第4期（第一作者）
36) 《司法賠償委員會若干問題分析和改革建議》，《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報》，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37) 《公共人事服務事業民營化的行政法學思考》，《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第一作者）
38) 《論行政法律關系雙方權利義務的對等性》，《學術論壇》2004年第一輯「法學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第28頁~29頁（獨立作者）
39) 《農民權利保障問題探析》，《青島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第一作者）
40) 《芻議我國行政訴訟收費制度》，《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第一作者）
41) 《確立行政權為行政法邏輯起點的可行性分析》，《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42) 《試論我國建立行政法人制度的可行性》，《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第一作者）
43) 《試論行政法邏輯起點》，《檢察研究》（2006年第三卷），中國檢察出版社。（第一作者）
44) 《工商行政管理文化的精髓是政府法治文化》，《工商管理科學》，2006年第8期（第二作者）
45) 《偵查權性質之定性探討》，《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7期（第二作者）
46) 《刑事被害人保護制度之構想》，《法學教育》，2006年第4期（第二作者）
47) 《論西部大開發與法治現代化》，《理論新探索》，2006年第3期（第二作者）
48) 《和諧工商 法治先行》，《工商管理科學》，2006年第12期（第二作者）
49) 《行政緊急程序初論》，《大連幹部學刊》，2006年第6期（第二作者）
50) 《淺談政府采購合同的法律適用》，《中國律師和法學家》，2006年3月號（第二作者）

G. 行政合同的主體有沒有可能是行政機關與行政機關,如果有請舉例

問題的緣起
基於現代國家職能與角色的轉變及公眾對行政民主化期望的要求而使得合同作為一種有效的管理國家事務
的方式已成為現代國家所具有的一個普遍的、日趨增長的現象，這在行政法學界已達成共識。而行政合同的魅
力無非是權力因素與契約精神的有效結合：一方面它是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通過相互交流與溝通而達成的協議，
因而留給相對人發揮積極性與主動性的餘地；另一方面作為簽約一方的行政主體仍保持其原有公權力的身份，
因而又能保證實現其行政目的。但正如民主與效率的矛盾一樣，使行政合同產生如此效能的權力因素與契約精
神在這里恰恰形成「悖論」，貫穿在行政合同中的契約精神旨在通過權力與權利關系的重新配置，讓公民享有
更多的機會來參與國家行政活動，從而實現行政的民主化與效益性。但這同時是以行政目的將難以實現為代價
的，因為「假如行政合同完全適用私法規則……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具有自利傾向的『經濟人』，在合同中會
怎樣地追逐個體利益而置公共的利益於不顧。」〔1〕可另一方面由於權力天然具有的侵略與擴張的本能， 如
果它的行使沒有合理有效的定位又會走向問題的反面——行政合同異化為行政命令。因而，行政合同效能之實
現又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基礎之上的：行政主體會合理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權力。可事實上——由於「行政公
益與公務員私益的相對分離足以導致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異化，即這種權力會走向法律賦予它的本初目的之反面
。」〔2〕那麼， 這種在合同中出現的權力因素其含義與性質是什麼呢？它的行使定位在何處？又應如何對其
加以必要的限制？本文的論述均圍繞上述問題展開。
一、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含義與性質
目前，中國行政法學界部分學者通過對行政合同內容與效力的考察或對合同精神理解而認為行政合同主體
雙方權利義務對等或地位在本質上平等——這或許是對行政民主化的一種期望，但正如日本學者和田英夫所說
的：「行政契約最終要附帶條件，而且必然在行政法上受到修正、加工和改變，從而與私法契約相區別。」〔
3 〕即使因政府與公民都適用私法規則而素以平等自居的英國人也通過判例的形式得出「契約不能束縛行政機
關自由裁量權」之結論。因而，行政合同中的權力因素是確實存在的。不過，本文不想立即給這種權力因素下
個定義，而是先通過對行政合同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及權力因素來源的理性分析來闡明這種特權的內涵與性質
。
（一）行政合同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
「企圖回到純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國家縮減到僅執行收稅員、警察和披戴甲胄的護衛之類的老的最小限
度的職能，實際上是拒絕整個現代文明的趨勢。」〔4〕較之近代國家而言， 現代國家已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
的方方面面，包括管理、監督和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從傳統的奉行「不幹預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轉而變為介
入社會各方面關系的國家。現代國家的職能變化與角色演變最深層次的原因是人與自然關系及人與人關系的復
雜化，「一個社會中權力的總量取決於該社會中相互影響的關系——即一個人或集團的行為導致另一個人或集
團的行為變化的那種關系——的數量和強度。」〔5 〕國家對社會經濟管理的深化及范圍的擴大，勢必將更多
的經濟關系包括合同關系納入公法的調整范圍，從而使得國家的意志滲入合同領域。私法領域中的「意志自治
原則」或「契約自由原則」的衰落正是這一現象的體現。契約自由——「其流弊使經濟上的強者利用契約為欺
壓弱者的工具，或以契約自由為掩護而產生影響社會公序良俗的情事。」〔6 〕而現代國家的主要職能是實現
社會公共利益，因而傳統的唯當事人意志的合同不得不建立在公平觀念和國家政策的基礎之上。行政合同正是
在這樣一種社會基礎上作為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的一種形式而出現，是國家的普遍意志滲入合同領域的結果，
從更直接的意義上說則是行政權力擴張的結果。因此，不難理解附合合同〔7 〕的普遍化與標准合同或一般合
同條款的普遍運用在現代已成為一種趨勢。
（二）權力因素的來源
那麼行政合同中的權力因素是基於何種理由而存在的呢？這是因為現代社會需要的不只是安全與秩序，還
包括更重要的實質性公平，它要求權力中立於社會利益以便克服國家權力與個體自由的偏頗，「行政既然與國
家權力——社會的公共權威有密切的關聯，那它的性質也派生於社會的公共權威的性質變化而變化。」〔8 〕
合同中的權力因素正是基於社會公共利益而存在，日本行政法學者南博方先生認為「若契約的延續將嚴重危害
公共利益時，則應給行政主體以單方解約權。」〔9 〕我國台灣著名行政法學者張載宇先生也主張：若為公共
利益之需要，「行政機關得以單方面意思表示而撤銷，利害關系人不得以撤銷權相對抗。」〔10〕由此可見，
基於現代政府之目的不僅是安全與秩序，還包括普遍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而這正是行政合同中權力因素存
在的根源。
（三）特權的含義與性質
「特權」（privilege）一詞通常在否定意義上使用， 如：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
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實際上，「特權」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和（法律）許可的特權〔11
〕之分。本文所稱「特權」即為法律許可的特權。
通過前文對行政合同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及權力因素來源的分析，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含義與性
質已大致明朗，它的定義也可概括為：在行政法上確認的或在行政合同條款中規定的，作為簽約一方的行政主
體為實現公共利益之目的而享有的不同於普通合同中規定的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對等關系而存在的對合同單行使公權力的強制性權力。在此定義基礎上必須明確以下幾點：
1.由於合同經常以當事人權利義務對等形式而存在，而在此作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體卻保持其原有公權力
的身份，因而冠以「特」字。
2.必須明確行政合同在作為政府幹預經濟手段的同時又是與相對人一方經合意而致的協議，因而，行政主
體的身份是雙重的——公共權力的擁有者與一般合同的當事人，特權只有在訂立或執行合同過程中遇公共利益
障礙時才出現。
4.特權在本質上是一種強制性權力，因而它的行使必需以合同條款規定或行政法所確認的為限。
二、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內容
（一）國外行政法對特權內容的有關規定
行政合同被譽為是法國行政法一大創造，其對行政主體享有的特權也作了較為完整的規定：①基於合同當
事人必須得到政府信任，行政主體享有選擇合同相對一方並要求其本人履行義務權；②基於行政主體是公共利
益判斷者，享有對合同的指揮權，包括對合同履行的監督控制權和對具體執行措施指揮權；③出於公共利益需
要以補償對方為前提的單方變更合同權；④因情勢變更，以補償對方為前提的單方解約權；⑤對方當事人違反
合同的制裁權，這種制裁權包括金錢制裁、強制手段（如代執行）、解除合同（當事人有嚴重過錯，不給當事
人任何補償）。英國人把行政合同看作是民事行為，但出於實際需要，政府通過在合同中具體規定特權的方式
（如在某些條款中規定政府享有單方變更權、單方解約權）要求行政主體在訂立合同時遵守。在英國行政法史
上曾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契約的義務與行政機關法定權力義務相沖突，契約效力如何？1921年高等法院王座
分院在對安菲特萊特案件的審理判決中宣布該合同無效，從而得出「契約不能束縛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結
論。〔12〕德國是較早用法律構建行政合同制度的國家，從其有關行政合同的法律規定來看「德國法既不存在
著任何法國法中強制執行合同的措施……也沒像法國法那樣賦予行政機關無論在什麼時候認為變更合同的條款
是公共利益必需的，則享有變更合同條款的普通權力。」〔13〕在德國，變更合同標的的條件受到法律嚴格控
制，然而「如果撤銷一個合同對於防止或消除某種對社會的一般福利的嚴重危害是必須的，那麼在任何時候，
則授予作為合同當事人一方的行政機關最終地撤銷合同的權力和單方面的解除合同的權力。」〔14〕日本、台
灣行政法也有類似於法、德式的規定，本文不再贅述。
（二）幾點啟示
1.由於行政機關所承擔的是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職能，因而必須賦予其一定特權。這可從法國、英國、德
國行政法所規定的行政主體可單方行使解約權或撤銷權的條款中看出。
2.公共利益優於個人利益的觀點已為各國普遍接受。
3.特權的多寡是各國依本國國情而作出的立法選擇，孰優孰劣難以定論。法國既有完整的行政合同法律制
度，又有系統的行政契約理論，這同他們具有明確的公法、私法以及實行雙軌制的審判制度有關。在法國行政
機關可簽定兩種合同：一類是私法上合同，如購買辦公用品的購買合同，這類合同受私法調整由普通法院管轄
；另一類是公法上合同，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這類合同受公法調整由行政法院管轄。但在英國法律中沒有明
確的公私法劃分，英國人把行政合同看作民事行為，適用私法規則，因而也不難理解英國人是如此忌諱合同中
存在的權力因素，而德國人可以看作是介於英法兩國之間的一種做法。
（三）我國行政合同中特權內容的立法設想
當前，我國行政法學界對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內容的規定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①行政主體單方面
選擇行政相對人而與之簽訂行政合同，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享有監督權或指揮權；根據公共需要，在情勢變更時
可單方面變更或解除合同；享有對對方的制裁權；〔15〕②有權要求合同對方履行義務；享有對合同指揮權、
單方面變更合同權及制裁權；〔16〕③行政主體只在合同范圍、合同原則、合同訂立標准上有決定權。〔17〕
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市場經濟下「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
供服務和檢查監督。」《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第四十條規定「按照政企職責分開的原則，
政府依法對企業進行協調、監督和管理，為企業提供服務。」應該說中共十四大報告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
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為我們研究行政合同提供了理論與法律上的依據，鑒於目前統一合同法正在起草過程中，
因此加強對行政合同中特權內容的研究極具現實意義。那麼，應如何確定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具體內
容呢？筆者認為，至少還需要考慮以下4個因素：
1.與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相適應的行政權力一體化運行方式；
2.企事業單位與公民缺少社會責任感，習慣於唯命是從；
3.人際關系網特別復雜；
4.公民法律意識較為薄弱。
因此全面照搬法國理論，可能導致傳統體制中計劃經濟某些弊端復發而仿照英、德理論唯恐難以實現保障
公共利益之目的。本文基於上述4個因素考慮並借鑒法、英、德等國的立法經驗認為：在我國， 行政主體在行
政合同中特權應作如下規定：
1.對合同標的享有決定權。在普通合同中，其標的是經當事人雙方合意而定，但在行政合同中，由於行政
主體是公共利益判斷者，因而，合同的原則、范疇及標準的訂立只能由行政主體決定，相對人無權對合同標的
產生實質性影響。但合同動議之發出，須出於公共利益之需要，不得出於私利之考慮，如搞創收，等等。
2.否決合法招標權。即行政主體在簽訂行政合同時，對第一次中標人不滿意時，可進行第二次招標，而其
他簽約方式（邀請發價、直接協商）都可以為行政合同簽約時採用。此項規定既體現了公平競爭原則又符合同當事人必須得到政府特別信任之要求。
3.單方解約或變更合同標的權。此項規定對於保障公共利益提供了最後的「防線」，但它的行使必須以公
共利益為前提。
4.仿照英國法做法，在合同條款中或在行政法中，依合同內容與種類規定如法國法中大小不一的特權。如
在國家訂貨合同中可以規定行政主體享有履行合同的指揮權與監督權，但在土地承包合同中就不必規定發包方
享有此種權力。
三、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控制
（一）控權之必要性
「不受制約的權力卻極易由於其反復無常而漠視正義與安全的要求，這種反復無常使法律無法衡量不同人
的行為的法律後果。」〔18〕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如何合理行使特權是基於對以下2 個因素之初步考慮。
1.行政合同與行政命令或行政指導相比最大的優點是由於它是一種富有彈性的管理方式，既給相對人以發
揮積極性的餘地又可保證行政主體實現管理職能的要求，但這種效能的實現是建立在行政主體能合理行使特權
的假設基礎上的，而它的代價是行政合同可能異化為行政命令。
2.公共利益優先是行政主體享有特權的出發點，但「正當」、「必要」、「公德」、「公序良俗」等詞本
身就是一些措詞模糊的概念。「盡管行政自由裁量標準的模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不難斷言由此帶來
的權力濫用」。〔19〕
（二）控權模式的選擇
在對權力行為的控制方面，法律力所能及的方法有兩種：一是著眼於行政行為的結果，通過詳細的實體規
則來實現對權力的控制；另一種是著眼於權力行為的過程，確定程序來控制權力。「自由的歷史基本上是奉行
程序保障的歷史」（〔美〕F·福蘭克福特）〔20 〕對於行政合同中特權的控制，本文認為除以責任制約、權
力制約、權利制約等著眼於行為結果的方式外，尤應導入程序制約模式，但對於程序控權機制的演進、功效、
意義在這里不想贅述〔21〕，本文旨在通過如何設計合理的具體程序來達到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行使特權時
既體現效率又保障合同相對方的權益，從而實現行政合同應有之目的。
（三）正當程序之設計
1.行政主體作為公共利益判斷者享有對合同標的的決定權無可厚非，但為確保行政合同標的之可行性，行
政主體在作出決定時應當進行可行性論證：即須給有關專家、學者或涉及合同標的利害關系人口頭或書面陳述
意見的機會，以供行政主體決定時參照。如行政主體決定簽定一個在沿江建築公路為標的的合同，則應當給沿
江漁民提供陳述意見之機會。
2.行政主體否決合法中標人時，本文認為應履行如下程序：說明理由，向被否決的中標人闡明其不適合承
擔此合同履行者之限制條件，以書面材料向其表明另有履行此合同者之優勢；聽取對方意見，允許被否決的合
法中標人表明對行政主體所作決定的看法；遵循公開與公平原則，聽取被否決的合法中標人與行政主體另行指
定的合同履行者之間的辯論。
3.因公共利益之需要行政主體單方行使變更合同標的或解除合同權時除應當履行說明理由，聽取對方意見
兩項義務外，還應當履行先行告知義務。行政主體作為公共利益判斷者，掌握大量人力、物力及信息資料，完
全有能力預見社會的需要，先行通知合同的相對一方可以避免其財力的浪費。
4.行政主體認為相對人不適當履行或不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而行使制裁權時，首先應當以書面或口頭形式
催告當事人，並應給予一定期限從而使其有申請補救的機會；當催告無效，行政主體以書面形式出制裁決定時
，必須先通知合同相對方當事人到場，聽取其意見，給予申辯機會，並且應當允許其聘請代理人，向其說明作
出制裁之理由並出示有關書面、文字材料作為證據。合同相對一方當事人對制裁不服時，應當給予其合理期限
向上級行政機關申請復議或向法院提起訴訟。
「對行政機關而言，遵守程序會耗費一定的時間和金錢，但如果這能減少行政機構運轉中的摩擦也是值得
的。因為程序促進了公正，減少了公眾怨苦，其作用是促進而非阻礙了效率。」〔22〕以程序制約特權只是本
文一種嘗試，有待進一步的發展與完善。

H. 胡建淼的科研成果

胡建淼在行政法學研究上的成果，主要在於形成或強調3種理論，即「雙線理論」、「動態理論」和「中觀行政法學理論」。他的格言是：中國需要有「法的經驗」，但更需要有「法的理性」。他將為尋找與築建後者而奮進。 《外國公法譯介與移植》，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06月
《國家賠償的理論與實務》，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04月
《公共行政組織及其法律規制暨行政徵收與權利保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04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01月
《行政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
《中外行政法規：分解與比較》，法律出版社，2004年08月
《外國憲法訴訟：案例及評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06月
《外國憲法訴訟：法規及評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06月
《行政訴訟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03年06月
《行政法》，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04月
《行政訴訟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02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01月《行政強製法研究叢書（共四本）》，法律出版社，2003年01月
《行政強制》，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
《行政違法問題探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
《行政法學（教學參考書）》，法律出版社，2000年04月
《憲法學十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09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06月
《比較行政法—20國行政法評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 行政主體責令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屬性，《中國法學》2009/01
公共攝像監視與公民隱私權保護，《法學》2008/06
中國內地與澳門行政訴訟若干制度之比較，《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8/Z1
論行政機關對行政許可申請的審查深度，《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06
美國管理性徵收中公共利益標準的最新發展——以林戈爾案的判決為中心的考察，《環球法律評論》2008/06
論公共攝像監視——以隱私權為中心，《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08/04
行政驅逐出境若干基本問題探析，《法學》2007/11
論最小侵害原則在行政強製法中的適用，《法學家》2006/03
有利法律溯及原則及其適用中的若干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6
論法規違憲審查建議權，《法學家》2005/02
「特別權力關系」理論與中國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訴訟法》、《國家公務員法》為例，《中國法學》2005/05
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的法律新課題——《個人信息保護法》研究，《科學學研究》2005/06
中國行政訴訟范圍的演變與趨向——劃定·限制·恢復·拓展，《政法論壇》2005/05
政府管理與信息公開之法理基礎，《法學論壇》2005/04
其他行政處罰若干問題研究，《法學研究》2005/01
中國行政法學的理論模式及發展展望，《法制現代化研究》2004/00
論行政領導人行政責任的准確認定，《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06
我國行政程序法的模式與結構——依據對世界上行政程序法規范結構的統計與透視，《政法論壇》2004/05
行政明確性原則初探，《江海學刊》2004/05
公共利益概念透析，《法學》2004/10
論合意理念在行政領域中的滲透——基礎、表現及其支撐系統，《法學雜志》2004/04
WTO與中國行政救濟制度的改革，《浙江社會科學》2003/02
論中國「行政強制執行」概念的演變及定位，《法治論叢》2003/01
論中國台灣地區的行政執行制度及理論，《法學論壇》2003/05
我國行政法上的強制執行:行為、定性及立法歸屬——兼論《行政強製法》或《行政程序法》與《行政訴訟法》對現行行政強制執行行為在調整范圍上的劃分，《政法論壇》2003/04
現代行政視野中的事實行為——行政環境、蘊含與訴訟，《行政法學研究》2003/01 《中外行政強制制度的現狀及中國行政強制制度的改革》，國務院法制辦，2002年05月01日

I. 湛中樂教授的夫人是誰

湛中樂，男，漢族，1964年出生，中共黨員，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基地——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黨委副書記、院長。
他擔任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權研究會常務理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立法研究組成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地方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葯品監督管理局培訓中心兼職教授；國家人事部公務員考試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稅務咨詢協會理事；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中國工商管理學會理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國價格學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委員會委員、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法律咨詢專家、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法制專務、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申訴委員會委員、海口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普法講師團成員，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立法咨詢組專家、綜合改革小組專家，聯合國人口基金第五周期、第六周期中國項目專家組成員、中國教育學會全國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戰略發展學會教育專業委員會學術顧問、北京市立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教育法學研究會顧問，被教育部、民政部、工信部、水利部等部委和雲南省省委、省政府等聘為專家顧問或法律咨詢專家。
教育背景
1982——1987年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
1987——1990年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研究生；
1994——2003年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工作經歷
1990年7月——1992年7月北京大學法律系任助教；
1992年8月——1994年5月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
1994年6月——2005年5月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2005年5月至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活動經歷
1993年2月——1993年7月北京市昌平縣東小口鄉社教；
1993年9月——11月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院進修訪問；
1994年5月——11月日本愛知大學法學院合作研究；
1996年3月——4月應美國國務院邀請作為中國教育部系統首批「國際訪問者計劃」訪問學者訪美；
1998年出席台灣政治大學舉辦的海峽兩岸第二屆行政法學學術研討會，並作相關演講。
2000年9月——2001年9月美國「富布萊特」項目高級訪問學者訪美；

湛中樂《現代行政過程論》
2002年9月21——27日作為中國代表團法律顧問出席聯合國開發署/人口基金執行局2002年第二次常會；
2002年12月應日本九州大學邀請，出席由日本文部省和日本學術振興會共同舉辦的「亞洲：開放社會與法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作主題演講。
2004年出席韓國（漢城）召開的第六屆「東亞行政法學學術研討會」。
2006年5月出席台灣政治大學召開的「海峽兩岸人身權保護學術研討會」，並作主題演講。
2006年6月出席台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召開的「海峽兩岸四地法律制度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並作專門學術評論。
2007年10月參加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政策與法律專業委員會年會，被推選為副會長。
2008年10月參加中國 「國家人權計劃行動」起草（國務院新聞辦組織）。
2008年10月被中國行政法年會（貴州）理事會選為副會長。
2008年10月，被北京市城市綜合管理執法局聘任為法制專務（聘期一年）。
2009年7月，出席全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綜合改革會議。
2009年10月，日本國立新瀉大學聘任教授（聘期一年）
2010年1月，出席日本名古屋大學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作主題演講。
2010年6月再次出席台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召開的「海峽兩岸四地法律教育學術研討會」，並作主題演講。

J. 行政訴訟 什麼叫「不具有可撤銷內容」

就是原行政訴訟前產生的該行政結果不改變，維持原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