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前沿問題研究述評

A. 為什麼說行政法既是控製法又是保障法

行政法理論基礎是行政法據以存在的觀念和思想前提。它既是一國現行行政法律的理論總結，又對一國的行政法治實踐具有指導意義。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對行政法理論的深入研究決定著我國特色的行政法學體系的建立和我國行政法治建設的方向。近年來，行政法理論基礎的研究相當活躍，出現了各種主張和觀點。但是，在行政法學界尚未形成占支配性地位的主流觀點。對各種不同的行政法理論觀點如何認識，以及理論界開展對此問題的討論本身有何意義，筆者想就此問題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行政法理論基礎的不同觀點

1.平衡論。平衡論是北京大學羅豪才教授等1993年在其論文《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論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義務平衡》一文中提出的。之後，贊同該理論的學者又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論證，並且平衡論的觀點解釋我國現實社會中的行政法律關系，一定程度豐富了平衡論的理論內涵。平衡論的基本含義是在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中權利義務在總體上是平衡的。它既表現為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的平衡，也表現為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義務的平衡；既表現為行政機關自身權利義務的平衡，也表現為相對一方自身權利義務的平衡。平衡論可稱之為『兼顧論』，即兼顧國家利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一致。（註：羅豪才：《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論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義務的平衡》，載《中國法學》1993（1）。 ）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其後在《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一文中又指出：「平衡論既不是『折衷論』也不是『調和論』。由於行政機關以國家強制力和強大的人力、物力為後盾，總是居於強者的地位，而相對一方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均居於『弱者』地位；因此，正是考慮到這種『力量對比』，『平衡論』總是將監督行政權、保障公民權、以及為相對一方設置更多的權利保障措施放在更為突出的地位。」（註：羅豪才：《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論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義務的平衡》，載《中國法學》1993（1）。）它主要由以下幾方面組成。其一， 就行政法律關系中雙方的地位而言，平衡論認為雙方的權利義務總體上應當是平衡的；其二，就平衡論所實現的目的而言，它是「兼顧論」，兼顧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三者之間的一致；其三，實現平衡的手段是對行政權設定相應的控制手段從而實現權利義務的總體平衡；（註：王錫鋅：《再論行政法的平衡精神》，載《法商研究》1995（2）。 ）其四，鑒於我國目前行政權的現狀及本身的特點，平衡論的重心是實現對國家行政權的控制。平衡論是目前我國行政法學界最有爭議的觀點，許多學者對其是與非開展討論。筆者認為，若從行政法的作用和功能上看，平衡論者堅持和主張的自有它的道理。但如果把它定位為行政法的理論基礎，似嫌勉強（關於這一問題，後面還有論述）。

2.控權論。該觀點將「控制行政權力」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和核心。（註：張尚＠①：《走出低谷的中國行政法學——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綜述》，695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 ）控權論認為行政法是對行政權力控制的法。該理論從防止行政權力的擴張性和侵害可能性出發，強調必須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它的主要觀點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認為行政機關享有權力和進行管理是一個事實問題，而非法律問題，授予行政機關權力不是行政法所能決定的。行政法所能規范的是權力行使的後果，是由於享有權力、運用權力所帶來的法律問題。第二，認為行政權的行使無須法律保障，行政法就是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的法。這一觀點較多地借鑒了西方行政法作用的理論。

3.管理論。管理論認為行政法既是管理行政機關和公務員的法，又是行政機關進行管理的法。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行政法既有保障行政權有效行使的作用，又有保障公民和組織合法權益的作用。但是，他們並沒有就此認為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就是管理論。管理論主要是從行政法的作用來認識的，沒有對其理論進行過多的分析、論證。

4.服務論。該論認為現代行政法實質上是服務行政法。它兼具服務與受益的功能，服務論為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它的主要內容是要求「政府不應以管理者的身份自居，而應以服務者的身份去為作為主人的人民提供各種服務」。它較多地從行政的功能上概括行政法的本質，並將服務論作為其理論基礎。

除上述觀點外，還有「公共權力論」（註：武步雲：《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公共權力論》，載《法律科學》1994（3）。 ）和「保權控權雙重說」。前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公共權力論」是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後者認為行政法溶控權與保權於一體，行政法的性質主要具有雙重性；既保障行政機關有效地行使行政權，又對行政機關進行法律控制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

B. 本科行政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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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行政法角度，中國的行政法治之路還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與完善

首先、我國行政法律、法規以及現行規章多為實體之規定而少程序之規定，對公民義務性規定甚至於權利性規定不少卻缺少公民權利受到侵犯後怎樣予以救濟的法律規定。由憲法到各具體法律規范，我國公民享有若干權利，但這些規定大多過於抽象，缺乏具體的法律依據。司法實踐中這些權利的救濟往往因為法律沒有具體規定而陷入真空，如受教育權被侵犯後怎樣予以救濟，我國各部教育法規都沒有明確的司法或行政救濟條文，僅規定學生有權進行申訴，但是申訴之規定也沒有明確規定受理部門及程序，根本解決不了受教育權被侵犯的現實問題。近幾年來，大量受教育權訴訟案件的發生就是最好的明證。在該領域之內，一旦WTO成員方公民按照「國民待遇」原則在我國接受教育並發生受教育權被侵犯之時，我國政府該如何應對，畢竟我國受教育權行政救濟與司法救濟之規定與WTO規則之規定差距甚大啊。同時與我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關於保障個人受教育權的規定也不一致。
其次法律、法規特別是行政規章之間沖突嚴重。「2003年10月22日的《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法與法撞車我們該聽誰的』再一次講述了『艾滋病疑似患者申請結婚登記』使婚姻登記機關無所適從的故事。涉及到國務院頒布的《婚姻登記條例》與《婚姻法》、《母嬰保健法》、《傳染病防治法》互相之間關於結婚登記必要條件之間的沖突；同年10月9日，重慶一名在校大學生申請登記在讓重慶教委尷尬為難之時也揭示出《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與《婚姻登記條例》、《婚姻法》之間的沖突。」而涉及入世的法律法規沖突特別是行政規章的沖突早在我國的《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五部分「與貿易有關的只是產權制度」第251條表A、表B，特別是表B第二部分加入時就廢止的四部部門規章，己說明我國目前的法規、規章沖突嚴重，急需清理。

D. 行政法新論的問題：從行政法產生的角度，談我國行政權利的現狀和行政法的發展趨勢

我國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應當說是我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同步的，它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分散在集中、從低層次到高層級的逐步發展的過程，其中有兩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一是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和實施，它從司法監督的角度有力推進了行政程序法制建設，其中有宣言式的規定條款：具體行政行為違背的法定程序的，得以撤銷；二是1996年《行政處罰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全面行政程序法制建設的開始，《行政處罰法》的重要貢獻在於：在行政訴訟法確立的程序違法無效的原則上，又進一步確立了保障公民權利與促進行政效率相結合的公正、公開原則，規定了告知、陳述、早辯和聽證等程序制度。總體來看，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逐步加快，並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主要表現在：

1、新憲法為行政程序法律化提供了憲法依據。西方國家的憲法中往往有關於行政程序基本原則的規定，這些規定構成這些國家行政程序的根本法律淵源。我國憲法並沒有專門明確規定行政程度的基本原則，但是，憲法中的有些規定卻可以被認為是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依據。例如，憲法第2條第3款規定：「人民依照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一規定是行政程序法上公開原則、參與原則的憲法依據。

2、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法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建國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先後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使行政程序無法可依的狀況有了明顯改善。20世紀80年代以後，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有關國家機關先後制定了《行政法規制度程序暫行條例》、《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行政復議條例》、《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等等。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使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覆蓋面大為擴大。

3、某些行政領域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程序制度。雖然目前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總體上還比較落後，但從局部看，有些領域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經相當完備。如行政處罰程序、行政復議程序等。以行政處罰以例，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對行政處罰決定的簡易程序、一般程序和聽證程序，以及行政處罰的執行程序都作了統一、明確、具體的規定。此外，還制定了大量專門規定特定領域的行政處罰程序的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這使我國行政處罰程序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規則體系。

4、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行政程序制度開始得以確立，隨著法制建設的發展，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行政程序已不再被單純地看作保障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它的控權功能和保護公民權益的功能逐步被立法者所認識，其結果，使得我國行政程序中以控制行政權和保護公民權益為主要目的、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規則和制度逐步被確立。例如，告知程序、聽證程序、迴避程序、復審程序等。這種變化表明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逐步向現代化邁進。

5、行政程序制度獲得了相對獨立的法律地位。隨著國家法治的發展，行政程序開始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例如，《行政訴訟法》明確地將程序合法作為行政行為合法的三個必要條件之一。《行政處罰法》則明確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這些規定表明，我國行政程序不再是行政實體法的附庸，它已經獲得了獨立的法律地位。盡管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的水平還比較低，行政程序法律化還存在諸多問題。

二、完善我國行政法的必要性和趨勢（途徑）

就我國行政法存在的種種問題和不足來看，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根據行政法學的一般理論和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我國行政程序制度加以改進和完善，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要求，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和世界先進國家相比，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也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

（一）完善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是改變我國向來重實體、輕程序這一落後觀念的必要途徑

行政法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的有機統一，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法律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沒有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就談不上行政實體法律目標的實現，甚至還可能帶來破壞和其它消極的作用。在行政法制建設的起步階段，一般地說，行政程序法往往成煤其實體法的附屬品，行政程序法遠沒有行政實體法發達。但是，隨著行政法治與民主觀念的提高，行政過程中的一切活動，不僅實體上要求合法，而且帶必須在程序上合法。行政程序法的興起和發展，使其具有與行政實體同等重要的法律效力和地位。違反程序法則，與違反實體法規則一樣，都將影響行政行為效力。

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在美國，行政法就是正當的法律程序，行政法就是行政程序法。美國學者認為，「程序法是執行，而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從實際的觀點來看，程序法的重要性超過了實體法。一個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斷的專橫的程序去執行，不能發生良好的效果；一個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個健全的程序去執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在我國，以往往重實體法，輕視程序法，認為行政行為只要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上有所不足，責令予以補政即可，一般不影響行政行為的效力。近年來，人們開始重視程序法，認為違反程序也是違法。立法上在規定實體權利義務的同時，作出了適當的程序性規定。其實，從某種意見上說，程序法比實體法更重要，如果存在著一些實體規則，但沒有好的程序規則去執行，實體規則定是再漂亮，沒有程序規則來保障，十有八九是執行不好的，相反，即使沒有實體法制，但卻有一個良好的程序法律，我們仍然可以實現理想的目標。為什麼在執法中經常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關鍵是我們的法律缺乏科學合理的程序設定，以致受該實體法律規范調整的人可以尋找很多對策來對付這個法律，致使法律得不到貫徹執行。有時實體法無法解決的問題，通過程序法可以公平合理地解決好。即使沒有一個實體規范，只要有一個好的程序規定，事情仍然可以處理得很好，所以行政程序規范具有獨立存原的價值。

行政機關的程序義務在很多情況下將會影響相對一方的實體效權益，但也有相當一些行政程序，並不涉及相對一方實體權益，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意味著就沒有權利義務問題。首先，行政機關不履行程序義務，即程序違法，是行政機關違反法律的問題，就「違法」這一點而言，是實體違法還是程序違法，並無差別；行政機關違法而不糾正，其危害遠較公民違法要嚴重很多。其次，實際上程序問題也涉及到實體問題。比如，在檢查公民身份證時，公安人員必須首先出示自己的證件，這是表示身份程序。是否表明身份，在很多情況下並不影響相對一方的合法權益。立法者設置這一程序，首先是為了體現執法工作的嚴肅性，也是為了防止假冒，避免社會秩序混亂，損害國家利益。可以說，在很多情況下，程序的背後都體現著國家的、社會的某種更高層次的利益。

凡是違法行為都必須追究法律責任，這也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一項重要原則。這一切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同樣應當追究法律責任。

（二）建立和完善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是發揮行政程序法功能的基本的主要途徑

各國的行政程序法律由於其價值取向不盡相同，在功能上表現出一定差異。從理論上講，現代行政程序法功能有三種：

一是效率型。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講究比較少的人力、財力來進行行政管理。

二是控制型。以控制行政權力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側重於防止行政機關超越職權、濫用權力。

三是權利保障型。以保障行政相對人的程序權利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側重於保護相對各種合法權益，尤其是程序上的權利。

我國行政程序法的功能類型應當是以效率為基礎的權利保障型。學術界普遍認為，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應當兼顧權利保障和效率兩方面。以提高公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識來看，應當保障公民的程序權利。但是，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如果脫離社會利益而過分強調公民權利的保障，就會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也要把效率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效率型和權利保障型都是非此即彼的思路，並不可取，「並重型」的具體設想是把效率和權利保障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兼顧權利保障和效率。這樣的功能類型既不是完全的效率型，也不是完全的權利保障型，而是介於的選擇。立法者應當從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出發，考慮每個公民的具體利益應當保障到什麼程序。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處理好效率與權利保障的關系，因為效率更多地反映社會利益，而權利保障更多的反映個人利益。處理兩者關系的原則是：以提高效率為范圍，以權利保障為目標，在效率允許范圍內，對權利的保障努力達到「最大化」。

要實現行政程序的上述功能，只有通過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即通過科學的立法，才能構建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只有有了完備的或盡可能完備的程序法，才可能發揮程序法的功能，以保障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實現公共管理職能，同時又最大限度的維護公民、組織的合法權益，以實現社會的正常運轉和社會進步。

（三）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可以有效地發揮行政程序制度的積極作用，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程序在行政行為中無處不在的，實體法不通過一定程序，就不可能被實施。為批准某一申請，可以通過幾個部門，蓋幾個章就簡明迅速地完成，也可以蓋上幾十甚至幾百個章，使這一程序成為一個漫長的難以完成的過程。對當事人從事一種行為，可以放任，可以要求備案，也可以要求審批，程序不同，效率也不同；對於審批許可，是規定一個月，還是三個月，直接影響行政效率。程序法的作用，就在於將合理的、即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保護公民權益的程序法律化、制度化，免去不必要的程序或簡化繁瑣的程序，從而大大提高行政效率。

2、制約作用。所謂制約作用是指行政程序法能夠在程序上對行政機關起制約作用，防止其失職、越權和濫用職權。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或為行政行為產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條件。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成為行政行為產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條件。行政程序合法，不等於運用實體法也正確；但是，如果行政程序嚴重違法，即使運用實體法正確，也將導致行政行為無效。例如，依照我國專利法規定，專利局批准專利權必須經過三個月的公告期。這是批准專利權行為的行政程序。如果專利局不經過公告程序就給予申請人專利權，那將導致該行為無效，即使申請人的發明實際上已符合專利的條件，還是不能獲得專利權。第地理與腐敗行為等行政違法行為做斗爭的重要手段。行政違法中的失職和濫用職權等行為，大都與行政程序不健全、不規范有關。例如，在公民申請某貳權利的程序中由於沒有明確的時效限制，就可以為以權謀私開方便之間。處罰程序中缺少說明理由和聽證程序，就便於濫用職權。行政程序強調公開原則、參與原則，都對防止腐敗起積極作用。健全和完善行政程序法，將從制度上制止腐敗、違法現象，保證為政清廉。

3、保護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不僅要靠行政實體法予以規定，還要靠程序法予以保障。例如，在行政處罰中設置說明理由，聽取意見以至聽證、裁決的順序性程序，就具有避免和減少濫用職權，保障個人和組織法權益的作用。

總之，適應依法治國、建議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我國加入WTO的需要，必須建立和完善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我認為，我國盡快制定「行政強製法」、「行政許可法」等，並對有關單行法律、法規、規章等作進一步的清理，以備在制定我國統一的行政程序法時參考。

參考書目：

1、施瓦茨《行政法》群眾出版社

2、林紀東《行政法》

3、趙震江《中國法制四十年》光明日報出版社

4、周旺生《立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5、王名楊《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6、王名楊《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7、王名楊《美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8、應松年《行政法新論》中國法制出版社

9、應松年、徐平《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

10、應松年、徐平《涉外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1、羅豪才《行政審判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2、應松年、胡建淼《中外行政訴訟案例述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3、馬懷德《行政訴訟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4、姜明安《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15、張宗厚《法學更新論》雲南人民出版社

E. 急求！！！！！！！《行政法學》學習心得

通過參加**縣人大法律培訓班學習，我對法律條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層次內涵的深刻領悟，有了質的變化。對照所學的知識，結合本職工作，聯繫到執政為民、依法辦事上，真正覺得法律對一個基層幹部來說，既是護心鏡，又是當家寶。
——領悟學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經開展了十幾個年頭，隨著法律知識的不斷普及，公民法律意識的明顯增強，各級幹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覺性不斷提高，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聯系自身工作經歷，我認為，法律知識的匱乏，法律運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極大程度地阻礙著經濟發展，引發著各種矛盾。無論在工作方式上，還是在決策領域上，總是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而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雖然認識到學法的重要性，但知識准備不足；雖然對法的公正價值有了認識，但樹立信心不足；雖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識，但依法辦事的能力低下。隨著公民法制觀念的普遍增強，領導幹部的思想、言行，毫無掩飾地接受著群眾的裁判。所以說，作為基層的一把手、大當家，不僅要自己學好、用好法律知識，還必須引導群眾學好法律知識，運用法律去溝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順工作、維護正義、實現和諧、謀求發展。尤其是在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窮富懸殊的差異，急功近利的貪欲打破了心態平衡，盲目的發展，使土地、水資源、森林、能源等出現了嚴重的生態赤字，私慾的膨脹占據了法律的位置。當我面對愚昧的做法，面對貪婪的糾纏，面對苛刻的質疑，面對辦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對辦一個企業是如此艱難時，深深感到：法律意識淡薄和執法的蒼白，是那樣毫不留情地阻礙著發展。因此，這一個多月的法律知識學習，對我是個很大的鞭策，更是一個很大的收獲。我不僅一掃缺少法律知識帶來的困惑和迷惘，更收獲了增長法律知識帶來的巨大財富。所以說，學法重要，用法必然，執法關鍵。
——堅持學法的自覺性

作為一名基層領導，在日常生活中加強法律法規學習，不斷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質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關繫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黨委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體會到，當人大代表要學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務要學好《公務員法》、《行政許可法》；抓生產要學好《農業法》、《土地法》；植樹造林要學好《森林法》；項目引進要學好《環保法》；優生優育要學好《計生法》；調解糾紛、維護穩定要學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項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規。要學深學透，靠上級安排不行，必須形成自覺的、有序的、重點的學習風氣和習慣，只有不斷學習，不斷充實，不斷領悟，依法履行職責的觀念才能得到增強，自身法律素質才能明顯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用法。通過從書本學到實踐學，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學習法律知識與依法辦事緊密結合，與管理工作緊密結合，與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緊密結合，在涉及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決策時，才能做到充分論證，依法決策，才能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去用法？我認為：

一是思想上綳緊「一根弦」。計劃辦什麼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問號，符合法律的就去預謀、策劃；計劃說什麼話，先想想群眾願不願聽，聽了是什麼反映，會有什麼效果和後果，用換位思路反復去想，自己先和自己過不去，直到說出來公平、公正、依法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線」。作為書記、鎮長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須撲下身子，深入基層，從群眾的角度去審視問題，以發自內心的真情與群眾溝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礦60萬噸甲醇項目征地補償的問題上，群眾一時不能理解，我就堅持「換位思考」，除親自接待來訪群眾外，多次走田間、進農戶、坐坑頭，講《土地法》，講國家征地補償政策，一次講不通多次講，口頭講不清用書本，一條條列印出來，發到群眾手中，經過反復宣傳、講解，群眾解除了疑慮，最終達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佔地補償協議。通過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識還不夠，還必須讓群眾有法律意識。群眾和國家這二根線，針眼再小也得穿過去，並成一根線。

三是決策上把好「三道關」。我始終認為為民辦事、辦民謀利，必須依法執政、依法決策。面對虒亭「地大、物稀、財薄、民困」的現狀，也曾想放「三把火」燒個通紅，砍「三板斧」來個痛快，強建基礎，調產增收，招商引資，開發旅遊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來不易。在不斷的強化法律意識上，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符合實際，體現民意，只要是依法決策，再硬的石頭也去啃。我體會到，要想辦成一件大事，還必須把握好「三道關」。即：

——法律關。法律是准繩，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貴；學法律充實自己心中有數，用法律保護群眾深得民心，依法律辦事得心應手。

——公開關。公開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來，國家補償政策多，農民實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會造成不穩定因素和違法事件發生，把各項補償政策、標准公布於眾，接受廣大群眾的監督，才能保一方穩定。

——行政關。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為。幹部在工作中的每個具體的行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體工作中，作為領導、班子，必須做學法榜樣，當用法先鋒，行法定職權。行政權的運用，最經常、最廣泛、最密切地關系著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學習法律知識，樹立法制觀念，崇尚法制權威，是實現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權執法的有效途徑。

F. 行政執法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研究 的國內外研究情況綜述或主要支撐理論

關於行政執法．

內容提要：行政從「管理」到「執法」的轉變是我國二十多年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產物，是我國從幾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標志。行政的「執法」性質和「依法」特徵是由國家實行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的發展目標和治國方略所決定的。「行政執法」在不同的場合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的涵義，但其實質是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要有法律根據，是執行法律（人民的意志）而不是執行長官的意志，是受法律規范、制約而不是任意所為。在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我們必須繼續推進行政執法改革。改革是全方位的，不僅涉及執法的方式、方法，而且涉及執法體制、執法范圍、執法目標及執法主體與執法相對人的關系，是整個執法機制的轉換。

關鍵詞：行政執法、行政管理、行政行為、行政體制、行政執法機制

一、偉大的轉變：從「管理」到「執法」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將行政等同於管理。我國古書中所謂「召公、周公行政」，即指國家政務管理 1。《漢語大詞典》對行政的釋義有二：其一為「執掌國家政權，管理國家事務」；其二謂「機關、企業、團體等內部的管理工作」 2。可見，無論古今，行政均指管理，管理無論內外，均可謂之「行政」。在許多外國學者的著述和詞典、辭典中 3，通常也將行政與管理等同，如德國學者平納特在其所著《德國普通行政法》一書中說，「行政」一詞常用於超出公法的其他地方，例如「家務管理」、「財產管理」等形式。這里提到的行政（作為行政法依歸的行政），乃是國家機器及其組織的「公共行政」（公共管理） 4。原蘇聯行政法學者更是不僅將行政等同於管理，而且將行政法定義為「管理法」 5。

行政雖然長期以來一直被人們視同於管理，或謂公共管理、國家管理。但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以前，行政通常指國家整個政務管理，是指管理整個國家事務，而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行政則僅指除立法、司法以外的國家管理。西方許多傳統的行政法學家都曾這樣給行政下定義：所謂行政，乃除立法、司法以外的一類國家（及其他公權力主體）職能（作用、活動、行為） 6。至於作為行政的國家職能（作用、活動、行為）的實質和內容，則可歸結為執行與管理。所謂執行，可包括執行法律、政策、命令、指示、決議、決定，等等。所謂管理，可包括組織、指揮、發布命令、禁令、實施許可、徵收、進行監督、檢查、對違規者給予處罰、強制，等等。

執行並不等於執法。執法在執行中的比重決定行政的性質。古代的行政雖然可界定為國家整個政務管理，但這是就廣義的行政而言。在古代，同樣存在狹義的行政，狹義行政不包括宏觀決策，宏觀決策是作為最高統治者國王（皇帝）的行為，而狹義行政則是國王之下的官僚機構執行國王的命令、指示，下級官僚機構執行上級官僚機構的命令、指示，對國傢具體事務進行管理的活動。古代社會雖然也存在某些法律（一些國家的法律可能多一些，一些國家的法律可能少一些，卻不可能存在完全無法律的國家），但是，數量無疑很少（主要是刑法），而且，古代一般沒有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反映人民意志的專門立法機關（像我國這樣的東方國家更是如此）。因此，古代官僚機構的行政主要是（或基本上是）執行最高統治者和上級官僚機構的命令、指示，而不是執行法律。即使其中有一星半點的執法因素，它也完全不能影響古代行政的整體性質。古代行政整體上只能是行政管理，而不可能是「行政執法」。

在現代，國家事務有了立法、行政、司法等的分權或分工。從理論上說，行政作為執行和管理，其執行主要應該是執行法律，其管理主要應該是依法實施法律。當然，除了法律以外，行政還要執行中央政府和上級政府制定的政策，執行本級行政機關所作的決議、決定，執行行政首長的命令、指示等。行政的職能和任務是多方面的。但不管有多少職能和任務，執法應該是現代行政的基本要素。但是，從事實層面說，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民主法治的水平不同，執法在各國行政中所佔的比重仍然是很不一樣的。有的國家執政者重視法治，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都制定了比較完善的法律，因此，這些國家的行政主要是執法，其行政管理實質即是行政執法。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執政者輕視法律，他們習慣於以政策代法、以命令代法、以言代法。這些國家雖有立法機關之設，但多隻重其形式而並不寄希望它發揮多大作用。這些國家自然不可能有完備的法律，既使有一些這樣那樣的法律，也並不準備真正使之付諸實施。因此，這些國家的行政主要不是執法，而是執行領導人的命令、指示，執行執政者的政策。其行政的實質是依領導人、執政者的隨心所欲，且往往是反復無常的意志管理社會，管理相對人，而不可能是行政執法。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機關也有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之設，但作為立法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很少立法，甚至很少開會，很少制定和發布決議、決定。從而行政的基本職能和任務不是執法，不是執行人民代表機關的決議、決定，而是執行黨的政策，執行政府的計劃，執行領導人的指示，執行上級的命令等。行政的依據主要是紅頭文件和行政長官的指示、命令。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國行政各領域（公安、工商、交通、城建、稅務、海關、貿易、商檢、環保、質監、計量、醫葯、衛生、文化、教育、科技、體育等）尚處於基本無法，甚至完全無法的狀態，此時的行政還只是「管理」（行政管理），而不是「執法」（行政執法） 7盡管這個時期的行政管理與半個世紀或一個世紀以前的行政管理在內容和范圍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性質上並沒有根本轉變。我國行政從「管理」到「執法」的轉變（即性質上的根本轉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1984年，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同志在一次與新聞界人士的座談會上明確提出我們國家要開始一個歷史性的轉變：「要從依靠政策辦事逐步過渡到不僅依靠政策，還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辦事」 8。此後，國家立法，特別是行政領域的立法，明顯加快了步伐。1984年至1990制定的法律和重要行政法規就達幾百件之多。其中：

涉及公安管理的有：《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外國人出入境管理法》、《集會遊行示威法》、《保守國家秘密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消防條例》、《居民身份證條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條例》等；
涉及工商、稅務管理的有：《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廣告管理條例》、《工商企業名稱登記管理暫行規定》、《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農業稅條例》、《工商統一稅條例》、《產品稅條例》、《增值稅條例》、《營業稅條例》、《資源稅條例》、《鹽稅條例》、《國營企業所得稅條例》等；

涉及外經、外貿管理的有：《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涉外經濟合同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進口貨物許可制度暫行條例》、《邊境小額貿易暫行管理辦法》、《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例》等；

涉及醫葯、衛生管理的有：《國境衛生檢疫法》、《傳染病防治法》、《葯品管理法》、《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學校衛生工作條例》、《化妝品衛生監督條例》、《麻醉葯品管理辦法》、《醫療用毒性葯品管理辦法》、《精神葯品管理辦法》、《放射性葯品管理辦法》等；

涉及海關管理的有：《海關法》、《關稅條例》、《海關法行政處罰實施細則》、《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等；

涉及農業、林業管理的有：《草原法》、《森林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種子管理條例》、《家畜家禽防疫條例》、《獸葯管理條例》、《森林防火條例》、《森林病蟲害防治條例》等；

涉及土地、水、礦產資源管理的有：《土地管理法》、《水法》、《礦產資源法》、《河道管理條例》、《土地復墾規定》、《礦產資源勘查登記管理暫行辦法》、《礦產資源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等；

涉及城建、環保管理的有：《城市規劃法》、《地名管理條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條例》等；

涉及交通、郵電管理的有：《郵政法》、《水路運輸管理條例》、《航道管理條例》、《公路管理條例》、《漁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條例》、《鐵路運輸安全保護條例》、《鐵路交通檢疫管理辦法》、《民用機場管理暫行規定》、《國內航空運輸旅客身體損害賠償暫行規定》等；

涉及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管理的有：《教育法》、《高等教育管理職責暫行規定》、《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行條例》、《掃除文盲工作條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學校體育工作條例》、《幼兒園管理條例》、《廣播電視設施保護條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關於嚴禁淫穢物品的規定》、《專利法》、《技術合同法》、《科學技術進步獎勵條例》、《關於技術轉讓的暫行規定》、《關於進一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的若干規定》、《實驗動物管理規定》、《國家體育鍛煉標准施行辦法》等；

涉及國防、外事管理的有：《兵役法》、《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服役條例》、《軍事設施保護條例》、《徵兵工作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士兵服役條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等。

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國進一步加快了行政法的立法步伐，不僅部門行政法逐步趨於完善，而且開始逐步制定和健全作為行政法基本體系架構支柱的基本法，如《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處罰法》、《國家賠償法》、《行政監察法》、《立法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組織法》以及即將出台和正在制定的《行政許可法》、《行政強製法》、《行政程序法》等。

作為行政法基本體系架構支柱的基本法不完全同於部門行政法。首先，部門行政法只適用於相應行政管理部門或領域，而行政基本法適用於所有或多個行政管理部門。如作為部門行政法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只適用於公安管理的治安管理領域，而作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處罰法》則適用於所有行政管理部門（公安、工商、海關、稅務、文化、教育、科技等）的行政處罰，作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更是不僅適用於所有行政管理部門的行政處罰，而且適用於所有行政管理部門的所有行政行為。其次，部門行政法通常只為各行政部門的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據，而行政基本法同時為整個行政法制監督、行政責任和行政救濟提供法律依據，例如，《行政監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國家賠償法》即為對行政行為的監督，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失職行為責任的追究，對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行政相對人的救濟提供了法律依據。第三，部門行政法為行政從「管理」轉化為「執法」提供了直接的動力和條件，沒有部門行政法，執法即失去了前提：相應部門，相應行政領域沒有法，無法可執，則只能按政策辦事，按長官指示辦事，「管理」不可能轉化成「執法」；而行政基本法則為部門行政法的健全、完善提供了動力和條件，因為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國家賠償啟動了對各部門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如果某部門行政法不健全、完善，敗訴，賠償的壓力就會促使該部門盡快去健全、完善該部門行政法，而《行政程序法》一類的行政基本法亦可以指導部門行政法的健全、完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各個行政管理部門和領域都已陸續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規和規章，雖然尚未達到健全、完善的程度，某些部門（如新聞、出版、結社等）可能還很不完善，但整體上應認為已初步實現了有法可依。就行政基本法而言，作為構成行政法體系的支柱的基幹法律，現在大多數也已制定出來了，並且由這些法律設計的制度（如行政復議制度、行政訴訟制度等）也已陸續開始運作。因此，我國的行政在整體上應認為已初步實現了由「管理型」到「執法型」，由「人治型」到「法治型」的轉變，「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轉化成了「行政執法

G. 論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論文摘要]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指導和規制行政法的立法、執法以及指導、規制行政行為的實施和行政爭議的處理的基礎性規范。行政法基本原則貫穿於行政法具體規范之中，同時又高於行政法具體規范，是在行政法調控行政權的長時期中形成的，體現行政法基本價值觀念，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是行政法的靈魂。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導和統率具體行政法律規范，並要求所有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在行政管理中必須遵循的基本准則。行政法基本原則對行政法的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過程具有「指導」作用。「指導」作用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據此，本文認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關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歸納起來無外乎下列四種：一是指導行政法制定、執行、遵守以及解決行政爭議的基本准則，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二是貫穿行政法之中，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等活動的基本准則，它是人們對行政法規范的精神實質的概括，反映著行政法的價值和目的所在；三是貫穿行政法律規范之中，指導行政權的獲得、行使及對其監督的基本准則，也是揭示行政法基本特徵並將其與其他部門法區別開來的主要標志；四是只貫穿於行政法始終，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的基本准則或原理，是行政法精神實質的體現，是行政法律規范或規則存在的基礎。這四種不同的定義體現了學者們對行政法基本原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體現了其所依據的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同時，上述四種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含義，即對行政法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具有指導作用。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中，其「指導」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藉以建立和展開的基礎。
基於此，筆者認為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應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一、合法性原則
對此原則有學者稱之為行政法治原則，並大都認為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強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則，也是行政法與其他部門法區別的主要標志，它是貫穿行政權力過程始終，是指導、規范行政權利運作的基本准則。首先，行政合理性問題應屬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則，有學者認為又稱公正、公平原則，是行政法基本原則之一。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權利應當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學者們把行政合理性原則作為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前提是，行政活動千變萬化，錯綜復雜，行政法律規范不可能對每一種權利的每個具體方面都規定的細致入微，必然會有遺漏，特別在變動性很強，行政法律規范永遠也不可能趕上每個變化，因此，法律規范必須留給權利行使的自由空間，即行政自由裁量權。行政機關形勢行政權力，必須對行為的方式、范圍、種類、幅度享有一定的選擇權。正是由於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所以要求行政權力主體在法定范圍內盡可能合理、適當地做出行政決定，採取行政措施，即行使行政權力時應適度，符合理性，符合行政法的目的，歸納為一點，即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法律共同的基本價值追求為自由、平等、正義、程序、效率等，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應是對法律基本價值的一種反映、體現。那麼，行政法精神實質就在於保護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益，維護平等，追求正義，確保行政秩序穩定，並保證行政管理的高效率。行政法基本原則就應全面體現行政法的這種精神實質。同時，直接實用性應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特徵之一。故此，在行政法具體規范有所遺漏之下，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仍應嚴格地依據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行使，也即仍是嚴格依法行政，此合理性原則應屬合法性原則之列。第二，行政法的精神實質也包涵在行政法的規范之中，由行政法的規范得以具體體現。行政合理性原則其實也是要求行政主體依法行政，應屬於行政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是蘊含在行政法規范之中的。若因法律規范沒有以明確的文字形式表述其精神實質，就認為依此所謂行為為合理性之考慮，不為合法性行為，那麼，推而廣之，任何部門法都存在合理性行為問題，如刑法的量刑幅度，這豈不要求刑法基本原則也應有一合理性原則。因為刑法規范也不可能將各種犯罪行為一覽無遺地加以規定，而各種犯罪行為是多種多樣的，並隨社會進步，科技發展，犯罪手段與形式呈多樣化、復雜化。這顯然是違背立法初衷的。第三，合理性原則應當也必須包含在合法性原則之中，否則就不符合我國行政法追求「法治」的發展趨勢。「法治」應是行政法追求的主要目標，它要求法律的權威，削弱甚至消滅「人治」。如果合理性原則不是以合法為基本前提就違背了「法治」的基本要求。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也必須在行政法的規范內進行，它不是任意裁量，也應有一個依據，按照行政法規范規定的幅度、范圍行使自由裁量權，既然行政法已規定了相應的幅度、范圍，就只能依據這一范圍幅度進行，不能有任何超過范圍幅度的自由裁量權，這更應是嚴格依法行政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合理問題。只要嚴格依法，就能合法，也能合理。
其次，行政合法性原則除了強調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之外，該原則還應強調行政法關系中的相對人應對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依法進行配合、支持，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理由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行政主體直接干預經濟、社會事務的范圍越來越小，而更多行政事務的管理、社會秩序的維護需要與行政相對人共同完成。合法性原則要求行政相對人對合法行政行為予以配合、支持，並積極地依法履行自己的行政義務，這樣就能很好地約束行政相對人，使之不會無理抗拒。同時，有利於保護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共利益。故此，行政合法性原則不僅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嚴格依法和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還應強調行政相對人在行政立法、行政執法等活動中要依法配合、支持的義務。
二、民主性原則
該原則要求一切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力有關的活動都要實行民主，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採用適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方法。人民對事物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裡，並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應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認為行政民主原則是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范疇，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只是當時社會背景下的認識，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民主化程度總是越來越高，人們的民主、法制觀念逐步增強。我國行政法的發展趨勢是更趨民主化。「法治」也成為我國治國安邦的重要途徑。「法治」的第一要求便是有「良法」，何謂「良法」，其價值核心應是公正、平等，它要求立法、執法等都要講求民主，特別作為影響面廣的行政法，更需要充分的民主，因行政法無時無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切身利益，行政執法最容易侵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故而，行政立法、執法等各種行政活動都較其他部門法更重民主。這一趨勢已被目前的法理所確認，如：我國的《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均規定了聽證制度。還有《立法法》也規定了行政法規、規章制定中的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等。在現實中，因為行政法不同於刑法具有嚴格的懲罰性；也不像民法所規定地位平等的當事人之間本就蘊含了民主因素，致使一直以來部分行政主體片面理解並認為，行政法就是管理法，是單方面要求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服從，而社會需要行政管理過程的充分民主，以求得行政相對人的配合與支持。這是一對矛盾且經常影響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這一矛盾的解決取決於行政主體及其執法人員的民主意識的進一步提高。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應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高度來認識民主的指導作用，將民主性作為我國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這無疑對我國行政法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並在根本上扭轉部分行政主體的片面觀念，進一步提高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另外，現實中還有部分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民主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也過於片面，當今更重民主的社會，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即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各種行為無不從始自終強調民主，要求民主：首先，行政主體的行政立法行為，要求其舉行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這就要求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不僅是我國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更是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行政立法更應如此。其次，行政執法行為中，為了取得行政相對人的理解、支持、配合、信任，更應強調民主。這已在《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中得到體現。最後，在現實的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為中，無不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民主原則，不能以單個利益違背整體利益、多數人利益。使行政相對人知曉其享有民主權利的同時，也明白民主的終極關懷為多數人的意見和利益。
民主性原則應作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其中包含參與性原則、公開性原則，內容包括：（1）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程序，除不宜公開外都應公開，充分徵求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必要時還得舉行立法聽證會、論證會和座談會的民主性形式。這樣做才能符合「法治」的前提要求，即有「良法」，使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行政法規范的調整涉及作為管理者的行政主體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權利和義務，該行政權利和義務與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它是行政執法的依據和基礎，如果行政法內容不能充分體現民主，就不會確保人民群眾利益的切實維護，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管理行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勢必影響行政管理的效率。只有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才能在行政執法中真正做到民主，更有效地實施對社會的管理。（2）公民有權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關咨詢，以便公民參加經濟和社會活動，對此，各行政主體應創造條件。這也是行政相對人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管理活動，主動配合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的重要保障。（3）在做出具體影響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相對人的意見，即建立聽證程序。（4）行政相對人應遵循民主程序的約束機制，在其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當其私自、個別利益與意志與公共利益、多數人意志發生沖突時，其應讓位於公共利益及多數人利益，服從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積極支持、配合，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
三、及時救濟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權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時，行政主體應始終確保行政相對人受損權益的及時恢復和補救。
行政法所追求的價值之一就是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而行政效率除了講求時間、數量等量上的效率外，還應包括質的效率，亦即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它要求得到行政相對人的心悅誠服並積極地予以協助。單純的強制服從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效率的。若某一行政行為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的支持與協助，甚至認為侵害其合法權益，這就應給予行政相對人一定的救濟途徑。但行政救濟也應講求效率，盡快地解決爭議，否則也會影響整個行政效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國的現實是：無論是某一具體行政行為是否為明顯的違法與不當，都只能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來解決，這對於那些需要調查取證的違法不當不很明顯的具體行政行為來說是可行的、必要的，可對那些有明顯的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就顯得不必要而徒耗時間、人力、物力，無疑也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還應把視線放在行政實體法本身上。要求行政主體在做出行政行為時，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始終有一套給予行政相對人及時救濟的機制，要建立這一機制，就應有一指導性原則給予概括或指導，這便是及時救濟原則，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的整個過程中，始終以合法行為行使其獲得及時救濟的權利，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為此，才能做到行政法治。
行政法較其他部門法而言，其影響是最廣泛的，涉及到公民、法人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也正是這個道理。那麼，行政主體在各種行政行為中，最經常也最直接地影響甚至最有可能侵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這是行政法及其實施過程中的特點。這樣，給權益受侵害的行政相對人一個及時救濟就尤顯重要，並且這種救濟應貫穿於行政法的始終，也體現了行政法的精神實質。及時救濟的原則要求建立行政糾錯制度，「對於行政行為特別是具體行政行為存在一般人都能以常理判斷為違法不當的，應有一個獨立於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制度之外的行政糾錯制度，並相應地在行政機構內部設立獨立辦案的行政糾錯機構，以經常性地對明顯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及時地修正，以盡快地恢復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行政效率」。同時，及時救濟原則是和合法性原則相輔相成的，共同保證行政法治的實現，並促使行政主體能及時主動地糾正錯誤，盡快地理順行政法律關系。
四、行政統一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國家行政權的實施必須統一，與國家行政管理有關的活動都必須統一協調，統一指揮，統一組織，統一規定。同時，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行為，並予以支持配合。
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展開和深入進行，行政事務及行政法律關系急劇增長，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法的地位在我國得到確立。在行政法學領域深入研究的展開以及行政法的實施、實踐取得一定成功並積累相應經驗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吸取一定的教訓。如：行政規章之間的矛盾問題及其繁雜無序問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執法行為的彼此沖突、矛盾和重合、重復等等；不同行政的相對人因同種或類似的違法行為卻受到行政機關不同的處罰決定，皆因依據不同的行政法規及規章，使其不能申辯，獲得及時救濟，等等。「法治」時代，就是要求事事皆有法可依，特別是涉及人們切身利益的行政事務的管理，都要於法有據。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應密切配合、彼此協調，行政相對人的同種行為應同等對待。所有這些都有賴於行政統一性原則的指導。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守法都應遵循這一原則，具體有五個要求：
一是理順現有行政法規之間、行政規章之間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消除彼此沖突的地方，並在以後的行政立法中始終本著統一的要求，實行行政立法程序的統一化，確保我國行政法律規范體系的統一和協調（如我國已經頒布的《立法法》）。
二是要求行政法能盡其涵蓋力，應根據國家行政事務不斷發展變化及其趨勢，及時將新生的乃至今後可能產生的行政事務統一由行政法規加以規定，使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協調、一致、統一（當然，這還依賴於一定的立法技術性規定）。
三是要求實行行政程序統一化。盡快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使各種行政行為的程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致行政行為之間前後矛盾和沖突。不同的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必須統一、一致不應彼此矛盾、相互沖突。
四是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機構設置應以職能為依據，以統一精簡為原則，在一定行政區域內的國家行政機關各個機構要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整體，防止機構重疊，職能重復，相互推委扯皮，防止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職位、職權、工資、任免、獎懲、選舉、退休等等都要有統一的規定，以便使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走上統一的法治軌道。
五是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同時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使同一行政主體的前後行為及不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的協調一致，促進我國行政法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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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11-03

I. 行政規劃的理論研究的現狀與不足

隨著自由法治國向社會法治國的跨越，以及干涉行政向給付行政方式的轉變，現代國家為適應國民生存照顧等行政目的之要求，行政活動的內容空前龐雜，行政活動的領域空前廣泛。同時現代國家又面臨著時間緊迫性、空間不足性以及財源有限性的三不足狀態。因此要求行政權必須集中、高效運行並合理配置資源，規劃就成為一種不得不做的選擇和最優化的選擇。因為「沒有計劃的行政，其最大毛病在力量分散，勞而無功或資人作弊」。由於日常生活的復雜化，行政的觸角不斷地伸向私人活動的領域。在一定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行政的時代、規劃的時代。行政規劃在純粹的行政管理中的作用更是不能取代，它是行政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全部管理職能中最基本的一個職能。因為它所涉及的問題是要在未來的各種行為過程中做出抉擇，沒有行政規劃，則其他的行政管理活動如組織、人事、協調、控制等都無從實施。「現代政府的所有行政行為，都和計劃行為分不開。」
現代國家的行政規劃雖與計劃經濟時代具有強制性、命令性、無處不在的計劃相比很不相同，但是無論是拘束性規劃還是非拘束性規劃都廣泛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行政法的學科旨趣，在於檢討行政如何受到法的拘束，以確保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行政機關的行為中，凡涉及人民權利或義務者，均應成為行政法學科討論課題。」這可以說是對行政法學研究范圍的一個精闢闡釋。在以人為本的價值模式和人性尊嚴理念的關懷下研究行政機關的行為和行政相對人的權利保護，應該成為行政法學學科發展的核心動力之一。這也與行政法學自身的發展相契合。因為不僅行政法的產生與人性尊嚴理念有密切關系，而且國家各種行政領域，舉凡行政組織、行政作用、行政救濟等，亦皆須從維護人性尊嚴的觀點去加以體認與運作。行政法學科由於長期形成的類型化思維方式和方法論，容易造成「自戀式」的自我欣賞，而客觀上形成研究范圍的自我封閉。法治實踐的發展和人文關懷的需要，就成為打破這種封閉性的有效鑰匙。行政法學對於行政規劃研究由最初的簡單拒斥，有關研究逐漸升溫，就是行政規劃的運用日益頻繁和人們面對行政規劃如何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需要在行政法學研究領域中的投影。
但是行政規劃在行政法學研究中的地位和影響，與其在實踐中的地位和影響遠不一致。「行政規劃在現代行政中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但在行政法學中的研究卻起步較晚，尚未引起學者們的足夠關注，具體實踐與理論研究之間處於嚴重失衡的狀態。」從宏觀的理論體繫上考察，國內行政法學研究中，行政規劃一直是比較薄弱的環節。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在行政法學教材和專著中很難尋覓到行政規劃的蹤影；在行政行為的理論體系中也未給行政規劃留下一席之地。有關研究情況雖然稍有改變，但由於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夠，也不能完全回應現實的要求。
以我國為例，我國大陸行政法學界對行政規劃的研究總的來講，起步較晚。「學界對計劃（規劃）的研究非常薄弱，從行政法的角度對行政規劃的監督和規范加以研究更是近幾年才逐漸引起人們重視的。」在前幾年我國大陸出版的有關行政法的專著和教材中，一般都沒有專門研究行政規劃的章節，直到近兩年出版的部分綜合性行政法教材和專著中，才辟出專門的章節對此進行研討。還有的行政程序著作也專門研究了行政規劃程序。在部分行政法譯著中亦設專門章節論述行政規劃或其程序。行政法學領域研究行政規劃或其程序的論文一直比較少，僅有的一些篇目也多是近幾年完成的。多年來行政法學專業開始出現以行政規劃或其程序作為選題的學位論文。 可以說，在我國行政規劃實踐和行政法學研究之間存在著明顯落差。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行政法學界正對此進行反思。行政規劃必須走法治化道路，國人對此日益形成共識，日益增加了迫切感。那麼，這種共識和迫切感是怎樣形成起來的？20世紀末，我國憲法確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方略；21世紀初中央提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經過十年不懈努力初步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這些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這些年愈演愈烈的房屋拆遷、土地徵用糾紛和這些糾紛中凸現出來的侵權、濫權、腐敗現象，以及由這些侵權、濫權、腐敗現象造成的千千萬萬民眾的痛苦悲劇。然而，行政規劃的法治化道路應該怎樣走？我們應該通過建立什麼樣的法律制度來盡量避免或減少糾紛，盡量避免或減少侵權、濫權和腐敗，盡量避免或減少成千上萬人的痛苦悲劇？今天的國人對此尚未有足夠共識，學界對之研究也未有迫切感。
我國台灣地區對行政規劃的研究起步時間也比較晚。著名學者吳信華指出：「自90年代起方有較為體系的研究，相較於起步較早、學界討論亦較深入的其他行政法學上的熱門課題，如行政處分、行政命令（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與行政契約等，行政計劃無疑是一個較新興的課題。」教科書或著作中有關行政規劃的闡釋都相對比較簡略，也存在少量的期刊論文，多年來也有行政法領域的研究生以此為課題進行研究，形成三篇碩士論文。由於在我國台灣地區出現了少量的訴訟案例，有些內容的研究相較於大陸有所增多，如行政規劃的法律性質和訴訟的范圍等。但是從總體上講，存在著與大陸基本相同的問題，即理論研究的結構不盡合理、研究內容不夠深入與厚重等。
總體上講，我國對於行政規劃的理論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不足，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比較起來，對行政規劃的范疇研究較多，對其法律性質研究不足，無法在行政法上將其准確定位。可能出於對過去計劃經濟時代那種計劃的疑慮，目前國內對於行政規劃的研究，關注點更多集中於范疇研究，如定義、分類、功能等，對於行政規劃的法律性質則未進行深入研究。原因有：一是我國沒有直接針對行政規劃行為的判例，使理論研究暫時沒有著力點；二是由於行政規劃中，有的表現出抽象性，有的表現出具體性，按現有行政行為分為具體行政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的理論框架，難以將其吸納。但是關於行政規劃的法律性質的探討，對判斷其法律效果或救濟，以及建立其理論體系，使其與其他行政行為緊密結合，有其重要性，是不能避開的課題。對於行政規劃的性質，理論上有單一性質說和非單一性質說的爭論，有待於在理論上加以釐清。在德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每當出現關於行政規劃法律性質的判例，都能引起理論上的研究高潮，與我國大陸學界對行政規劃的研究比較冷清形成鮮明對照。
2.比較起來，行政規劃程序研究成果較多，行政規劃實體法律關系研究成果較少。對於行政規劃的法律控制，主要包括程序控制和實體法控制，由於規劃本身的特殊性，行政機關享有廣泛的自由決定空間，因此對其控制更多表現為程序控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實體法律的控制。對於行政規劃的實體法控制主要包括組織法上的授權和作用法上的規定。實體法的依據往往是行政規劃正當性的最基礎依據，但是立法機關基於規劃特點的考慮，在立法時往往有很大的原則性和模糊性。因此如何確定有關的標准、界限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3.比較起來，對一般行政裁量研究較多，對規劃裁量及其內部結構研究較少。規劃裁量與行政裁量、判斷餘地相比較，是一個有著獨立個性的概念。因為行政規劃具有目的綱領式，而非條件式的法規形態，人們所熟悉的行政裁量和判斷餘地就不完全適用於行政規劃法的領域，因此行政法學就以規劃裁量來描述行政機關的「規劃形成自由」。規劃裁量尚屬人們感到陌生的概念，學界對之研究較少，例如規劃裁量的獨特個性、憲政界限、規范限制、作為其核心規制的衡量原則等，都缺乏必要研究。
4.比較起來，對於行政規劃的爭議解決，行政調處和司法審查的研究都很少，司法審查機制研究尤為滯後。這包括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司法審查的可能，也即能否審查；二是司法審查的范圍，也即哪些能夠審查；三是司法審查的強度，也即可以審查到什麼程度。行政權和司法權的界限是一個古老的課題，與其他行政行為相比，行政規劃在面臨著這一問題時，有著更為獨特的內容，如抽象性的行政規劃能否接受審查，對於規劃裁量應該審查到什麼程度等，都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澄清

J. 請談談行政法基本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將於今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是一部規范我們各級政府行為的重要法律，也是世界上以單行法形式頒布的第一部行政許可法。因此，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還沒有現成的、成熟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借鑒，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不斷的探索和完善，這是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法律在制訂和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客觀情況。當然，在實踐過程中，從屬於行政法部門的《行政許可法》在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行政法原則的指導，以更好的體現出制訂該法的價值取向，彌補法律制訂中的疏漏，協調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

傳統中國行政法理論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歸納為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然而近些年以來，行政公開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原則也越來越被國內行政法學界所認同。我國以單行法的形式頒布了《行政許可法》，其目的正是要規范我國各級政府的行為，限制政府權力的濫用，以更好的保護起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而作為行政法原則之一的信賴保護原則，其出發點就在於限制政府行為的隨意性，督促政府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保護公民基於對政府的信賴所產生的利益。因而，我們不難看出，信賴保護原則對於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有著固然的指導性價值，將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政府實施行政許可行為方面，將會有助於更完善的保護起公民的利益，並有助於誠信政府的構建。可喜的是，在我國即將實施的行政許可法中已經在很多方面體現出了信賴保護原則，盡管在有些方面體現的還不是特別充分、完善。本文寫在《行政許可法》即將實施之時，更多的是希望信賴保護原則及其理念能被學界和政府部門所認同和理解，並能使信賴保護原則被貫穿並運用於政府的行政許可之中，從而更好的保護起公民的信賴利益，樹立誠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一．行政法學理論中的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最早出現在德國197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中，《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款規定：「提供一次性或連續性金錢給付，或者以此為條件的行政行為違法的，不得撤銷，但以受益人信任該行政行為存在，並且該信任在權衡撤銷的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值得保護為限。如果受益人已經使用給付，或者財產處理不能恢復原狀，或者恢復原狀會造成受益人無法預料的損失的，原則上應當保護信賴。」韓國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條對信賴保護原則有了新的發展：「1、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應本於誠實信用為之。2、法令之解釋或行政機關之慣例為國民普遍地接受後，除對公共利益或者第三者的正當利益有明顯危害之慮外，不得以新的解釋或者慣例溯及而為不利之處理。」我國台灣地區於2001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程序法》吸收並發展了信賴保護原則，於第8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1] 以上可見，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並不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其外延呈現出越來越大寬泛的趨勢。一般認為，狹義的信賴保護原則只限於運用在授益性行政行為中，即若行政機關要撤消先前的授益性行政行為，而行政受益人又存在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則行政機關不得撤銷先前的受益性行政行為，除非不撤消將明顯損害到公共利益，則只能在給予合理補償的前提下才能撤銷。廣義上的信賴保護原則擴展到了保護由一切行政行為引起的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失。行政許可作為一種典型的授益性行政行為，信賴保護原則顯然應該成為行政許可行法的基礎性的真理和原理，並成為實施行政許可行為的指導性原則。

為了更好的理解信賴保護原則，我們需要知道在哪些情況下行政相對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可以適用信賴保護原則尋求保護。一般來說，使用信賴保護原則需具備以下三個要件：首先，信賴對象為行政行為，至少具有公權力行為的外貌，至於它是合法還是非法不成問題，除非它因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其次，相對人因信賴該行為而作出一定的安排，而不止有信賴的意思表示；再次，對行政行為的信賴是正當的、有生活經驗上的根據的。根據各國的行政法理論，一般來說下列行為是不能尋求信賴利益保護的：1.行政行為因為相對人採用欺詐、脅迫、賄買或者其它不正當手段作出；2.相對人對重要事項為不正確或者不完全的說明；3.相對人明知行政行為違法，或者應知其違法但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違法；4.行政行為顯然錯誤；5.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權。 [2]

二.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行政許可法》中的體現和不足

我國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起步較晚，至今仍未給予信賴保護原則以足夠的重視。我國目前還很少開展對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立法中也沒有信賴保護原則的明確規定，實踐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將其作為行政主體進行行政活動的要求，這與現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

值得慶幸的是，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2003年8月27日通過，並將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開始關注起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並實際上已經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該法第八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規章修改或者廢止，或者准予行政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產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償」；該法第六十九、第七十條明確規定了行政許可可以撤消和注銷的幾種情況及限制條件，並確立了行政機關由於撤消行政許可給相對人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

當然，在這部行政許可法中信賴保護原則還沒有得到完全的、充分的體現和運用。首先，行政許可法在總則中只把公正、公平、公開以及便民作為行政許可設定和實施的的原則，並沒有明確的提出信賴保護的原則。顯然，行政許可法中的這些原則只注重了在行政許可設立和授予過程中對政府行為的規范和對公民利益的保護，然而，這些原則是很難運用於行政許可授出後的實施階段的，這很容易造成政府在行政許可實施階段行為的隨意性，使得行政許可的喪失穩定性，從而造成對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害。如果能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則這些原則基本可以貫穿行政許可行為的整個過程之中，從而對行政許可行為起到更好的指導作用。其次，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對於行政機關自身的違法、越權等情況下作出的行政許可籠統的規定為可以撤消，而不管相對人是否善意、有過錯，這樣的規定明顯有違於信賴保護原則。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只要被許可人是基於合理的信賴並善意的取得該利益，那麼行政機關自身的錯誤或者是違法行為的後果就不能由行政相對人來承擔。因此，關於許可法中的這一條款，本人認為還值得商榷。再次，行政許可規定了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的唯一情形——即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這樣的規定不僅過於單一，而且由於對公共利益沒有統一、明確的解釋，很容易造成行政機關對公共利益的濫用。但是，如果能夠合理利用信賴保護原則的幾種排除保護情形，在行政許可法中賦予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或撤銷行政許可的權利，通過聽政、協商等方式與相對人約定具體、明確的變更、撤消情形，這樣做不僅可以事先給予相對方以合理的預期並減少其信賴利益受損的可能，也可以通過這樣的保留使行政機關在許可實施過程中有了一種對被許可人更為有效的監督手段。此外，行政許可法也沒有完全確立起信賴利益保護的途徑。就理論上來講，對相對人的信賴利益主要有兩種保護方式，即存續保護和財產保護。所謂存續保護，即因行政行為而產生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不論其是否合法，一律要穩定行政相對人所信賴的法律狀態。所謂財產保護，即在必要時則打破原有法律狀態，而對行政相對人因信賴行政行為而遭受的損失予以財產上的保護。我國目前的行政許可法對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還是主要採用不完全的財產保護，對於存續保護還沒有明確的、有效的救濟途徑。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一直強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國家而言，在行政許可中能將私人合法權益置於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同等地位予以考慮，能開始注意到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這表明我國行政法治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已經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可是，在行政許可法中只靠幾條簡單的法律規定並不能使我們對信賴保護原則擁有足夠的理性認識，無法自覺而又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因此，有必要加強對行政法學中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我們在行政立法中，沒有信賴保護原則這樣一個核心思想的貫穿，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將會是鬆散的不成體系的；同時，信賴保護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種理念，我們在行政活動過程中，需要信賴保護這樣的理念的貫穿，從而使每一個公民，包括行政機關人員，自覺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來行政、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主要運用：

（一） 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可以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進行事前的控制：

信賴保護原則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事後的權利救濟，保護公民的信賴利益不受損害；信賴保護原則的運用也給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提出了要求——不得隨意作出、不能任意變更，否則就有可能承擔起由損害公民信賴利益而產生的責任。因此，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運用可以增強行政機關的責任感，通過明確的責任承擔機制來反響約束和監督行政許可行為，使得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不得不三思而後行，由此起到事先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許可的隨意性的效果。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必須審慎，不僅僅要考慮到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否合法、合理，筆者認為，還必須要考慮以下這些方面。第一，行政機關必須有明確的分工和協調，行政許可在設立時就要防止不同部門之間的行政許可相互交叉、矛盾、沖突，以避免因為今後不斷的調整而可能給相對方造成的信賴利益的損害；第二，由於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為基礎的，所以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還要考慮是否在將來一定時期內有必要進行這種禁止，可禁可不禁的或者只是為了短期目標的，就盡量避免使用行政許可的方式，以提高行政許可的穩定性和信賴度；第三，應該將只能一次性授出、無法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自然資源開採的許可）和可以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特許經營權的授予）作出區別對待。對於前者行政許可的授予必須特別慎重，採用諸如潛在的被許可人競爭性的方式和綜合評判的方式予以授權（如招投標方式）；而對於後者則應對行政許可的期限以及撤消情形作出合理的、明確的規定，在給相對人合理預見的基礎上，利用信賴保護原則本身排除損害賠償的例外情形——預先保留變更許可變更權，來妥善解決行政許可中對將來情況難以預計的難題，當然這種方式要求行政機關和相對人之間的互動，單方面的允許行政機關保留許可變更權必然會造成權力的濫用，因而可以採取諸如聽政、協商等方式來解決。

（二）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不得損害相對方的即得利益：

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的基礎上的。行政許可當然的對許可實施以後的未經許可的行為具有禁止的效力，然而信賴保護原則的存在又要求行政許可不得任意禁止行政許可施行前已經存在的合法行為，不得隨意限制或者損害相對人已經依法取得的利益，除非該行為與利益的存在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公共利益，否則應該優先對該行為作出許可的追認。雖然政府的行政行為必然要與社會發展變化相適應而不斷調整，然而政府的行為如果割斷歷史，沒有連續性，不注意對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則社會生活必然處於不穩定狀態，也就談不上公民對政府的信賴。實際上，這也是法治國家普遍信奉的「禁止不利變更」原則的又一體現。在法國，信賴保護主要是通過限制立法機關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規范、保護既得權益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3] 因此，在我們行政許可法即將開始實施的階段，特別要注意行政許可在對於普遍行為進行限制之時，對於過去已經存在的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有條件給予許可的，就應該優先對其承認並給予其許可；由於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再允許其存在的，就應該予以適當的補償。這種「禁止不利變更」的做法也應該是對信賴保護原則的一種擴展。

（三） 行政許可的撤銷必須受到限制

「行政機關與人民事務往返之間，往往使人民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持續性產生信賴。當無明顯的事由足以證明此信賴與公共利益相違背時，應對其予以適當保護。信賴保護原則固然在許多公法領域都有適用的餘地，但於行政行為的撤銷最具直接關系」。 [4] 從依法行政的角度講，行政機關如果作出了違法的行政行為，有權機關應當依其職權並經正當程序予以撤銷。但是，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是否撤銷違法的行政處分，應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與人民信賴該行政處分的信賴利益，而非一意維護合法性」。具體地說，在一般情況下，對違法的不利具體行政行為（或稱負擔行政行為），有權機關可隨時依法撤銷。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撤銷不利具體行政行為通常不發生相對人既得利益或信賴利益的保護問題。 [5] 然而行政許可在一般來說都是授益性行政行為，撤消該行為通常會損害到相對人信賴利益，因此行政許可的撤消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只要被許可人是善意的、無重大過失的，那麼由於行政機關自身的原因，如違法、超越職權、或者疏漏而作出的行政許可就不得任意被撤消。除非如果不撤消將會嚴重損害到公共利益，然而即使這樣也應該給予相對人信賴利益損失的賠償。

（四） 行政許可的廢止應受到限制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為的撤銷是針對違法行政行為而言的。而行政行為的廢止則是針對合法行政行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觀情況的變化，原行政行為不再適應新的情況，有權機關決定終止該行為往後的效力。一般情況下，對合法的不利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廢止。對合法的授益行政行為，如行政許可行為，除非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原則上不得廢止。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在下列情況下行政許可不得廢止：1.如果行政機關在廢止該行政許可後又有義務作出內容相同的行政許可的（例如由於城市道路擁擠，提高發放車輛牌照標准，對已申請到牌照，符合原來發放標準的許可就不應該廢止）；2.行政機關曾對第三人承諾不廢止該行政行為的；3.按法律、一般法律原則、行政先例或行政行為的特徵等要求，不得廢止的。但當出現了下列情形時，可以部分或全部廢止：1.行政許可在作出時就附有廢止保留條款；2.行政許可附有履行義務，而相對人未及時履行該義務或未在法定期限內履行該義務；3.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規或事實基礎發生了變化，如不廢止該行政行為，則將會給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且該危害大於相對人將會受到的信賴利益的損失。在上述三種情形中，前二種是可歸責於相對人的事由所造成的。如第一情形，相對人明知或應知行政機關將來要在一定條件下廢止該行政許可，因而不產生信賴保護的問題。第二種情形是因相對人的過錯造成的，也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的構成要件。但是第三種情形實屬情勢變更所致，故行政機關在廢止行政許可時，應充分考慮信賴保護原則，對被許可人的信賴利益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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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麗琴：《試論行政程序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選自《法學雜志》2003年，第二期

[2] 何海波：《通過判決發展法律――評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則的運用》，摘自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www.sile.org.cn/zlk/list.asp?articleid=288

2 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5、第158-167頁。

[4] 黃學賢：《行政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研究》《法學》2002年第5期

[5] 城仲模：《現代行政法學發展的新趨勢》，載《行政法專集》（一），台北市公訓中心印行，1990年版，第126頁。

（邵俊: 同濟大學法律系憲法與行政法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