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刑事訴訟法

① 老人路邊摔倒我沒扶，被老人家屬告上法庭，我該怎麼辦

如果是因為老人自己摔倒，而沒有扶的話，我覺得並不需要擔心自己承擔什麼樣的法律責任以及後果，因為按照國家法律規定來看，如果不是因為自己導致他人受到傷害，那麼國家法律層面，並不會讓被告人受到法律懲罰。

總結

如果老人為了訛詐幫助自己的人，就做出各種騷擾或者傷害幫助者的事情，那麼幫助老人的人就應該主動尋求法律的幫助，因為只有通過法律武器，才能夠讓這些心存惡念的老人，受到法律的嚴懲以及制裁。

② 對見義勇為的定義

見義勇為

見義勇為是指為保護國家、集體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與正在發生的違法犯罪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的行為。見義勇為主要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是同違法犯罪分子做斗爭的行為；第二類是搶險救災的行為。見義勇為既可以是正當防衛行為，也可以是緊急避險行為，但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可以是保護自己利益，而見義勇為則是保護他人利益。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有關見義勇為的立法，對見義勇為的行為進行獎勵。

1漢語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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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義勇為指公民為保護國家、集體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同違法犯罪行為做斗爭或者搶險、救災、救人的行為。
見義勇為是要建立在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之上的，有人落水，你不會游泳而去救是不明智的，見義勇為，不是冷漠，不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見義勇為的人要有一顆仁義之心，仗義執言。見義勇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體現。
【讀音】jiànyìyǒngwéi
【解釋】看到正義的事，就勇敢地去做。
【出自】《論語·為政》：「見義不為，無勇也。」
【示例】～真漢子，莫將成敗論英雄。◎明·馮夢龍《東周列國志》第十四回[1]
【近義詞】急公好義、挺身而出
【反義詞】袖手旁觀、見利忘義、見義不為
【語法】連動式；作謂語、定語；含褒義
【成語故事】1993年8月，濟南軍區某部中士徐洪剛探親期滿乘車返隊，在車上遇到幾個歹徒在調戲一個女青年，並肆無忌憚耍流氓，徐洪剛這時立即見義勇為，毫不猶豫上前制止，被歹徒連刺多刀，他頑強地追趕歹徒，被授予英雄稱號
2法律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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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徵
見義勇為的法律特徵主要有：
1、見義勇為的主體是非負有法定職責或者義務的自然人。負有法定職責或者義務的主體，在履行法定職責或者義務時，不能成為見義勇為的主體。
2、見義勇為所保護的客體，是國家、集體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公民為保護本人生命、財產安全而與違法犯罪做斗爭的行為，不能認定為見義勇為。
3、見義勇為的主觀方面在於積極主動、不顧個人安危。
4、見義勇為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在國家、集體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遭受正在進行的侵害的時候，義無反顧地與危害行為或者自然災害進行斗爭的行為。

形成條件
一是以保護國家、集體的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為目的；
二是具有不顧個人安危的情節；
三是實施了同違法犯罪行為做斗爭或者搶險、救災、救人的行為。
這三個要件必須同時具備才構成見義勇為行為。
3各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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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規定
根據江蘇省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近日出台的《關於做好見義勇為受表彰人員社會保障工作的意見》，見義勇為受傷者可享工傷保險待遇。
《意見》還規定，外地市民在本市見義勇為，或本市居民在外地見義勇為，受到表彰，並獲得相關獎勵證書或榮譽證書的人員，也可享受優惠政策。各級勞動保障部門將簡化工作程序，為見義勇為人員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和待遇支付提供一站式服務。
《意見》對見義勇為人員工傷認定、醫療保障、養老待遇等方面作出新規定。其中，見義勇為人員經認定為工傷的，按工傷保險條例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用人單位未參加工傷保險的，見義勇為人員的工傷保險待遇由用人單位承擔。用人單位無力承擔的，由工傷保險基金先行墊付，勞動保障部門負責向用人單位追回。經勞動保障部門同意，用人單位按規定補繳社會保險費後，其見義勇為人員的工傷保險待遇按參保人員處理。
根據《意見》，見義勇為人員與本市用人單位有勞動關系的，由所在單位按照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向統籌地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申請工傷認定，而醫療費用由社保基金支付。其中，見義勇為人員已參加工傷保險、經認定為工傷的，在治療和搶救期間發生的醫療費用由工傷保險基金全額支付；不在工傷保險支付范圍的見義勇為人員，參加本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等之一的，在治療和搶救期間發生的醫療費用由相應醫療保險基金全額支付；同時見義勇為人員可就近就便就醫，不受醫療機構定點資質限制。
《意見》還規定，見義勇為人員犧牲後，其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儲存額全額支付給遺屬。同時，如果是在領失業保險金的見義勇為人員，其未領取的剩餘月數失業保險金，可一次性支付給本人或遺屬；參加了失業保險未享受過失業保險待遇的見義勇為人員失業的，其失業保險待遇按其參保年限長短和繳費水平予以核定，失業保險金可逐月或一次性支付給本人或遺屬。同時，見義勇為人員及其配偶可以按照生育保險政策享受生育津貼、營養費和生育醫療費。

廣東輿論
小悅悅事件」帶給社會的道德沖擊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2011年10月23日，廣東省總工會在佛山舉行全省職工「倡導見義勇為弘揚傳統美德」論壇暨承諾行動啟動儀式。廣東省總工會提出，將為見義勇為職工提供免費法律援助。活動上，廣東省總工會常務副主席陳宗文說，「小悅悅事件」提醒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既使命光榮，又任重道遠。工會作為一個樞紐型社會組織，同樣要在樹立社會正氣，加強社會公德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作用。
在論壇上，與會的代表還紛紛建言獻策，就如何重構社會道德體系，如何挽救社會信任危機等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佛山市科技學院教授安文江認為，這起悲劇事件的發生也反應出整個社會處於誠信缺失的狀態，這直接導致各人自私心理的膨脹，從而使整個社會缺乏應有的溫暖和真情。同時社會引導、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到位對人們的心理也有極大影響。
佛山市律師協會理事鄧敏姿表示，弘揚見義勇為精神，除加強宣傳外，更重要的是解決見義勇為人員的權益保障問題。「彭宇案讓大家覺得，當英雄強出頭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都不敢也不願意伸出援助之手。」
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張振飈表示，只要見義勇為職工的權利受到損害，工會將無條件免費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保證他們的權益不受侵犯。

河南政策
我省出台文件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基本生活、醫療、入學、就業、住房等均有優待
見義勇為犧牲補助金至少50萬
2013年11月27日，記者獲悉，省政府辦公廳轉發省民政廳等七部門制定的《關於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見義勇為人員的基本生活、醫療、入學、就業、住房等方面作出具體規定，尤其是明確了見義勇為死亡人員撫恤補助政策。
我省曾在1998年出台《河南省維護社會治安見義勇為人員保護獎勵辦法》，雖然規定了見義勇為人員的優撫待遇，但標准偏低，不能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此次規定統一明確見義勇為死亡人員撫恤及補助標準是最大亮點。
《意見》規定，見義勇為死亡人員符合烈士評定條件的，依法評定為烈士。不符合烈士評定條件，屬於因公犧牲情形的，按照《軍人撫恤優待條例》有關規定予以撫恤；屬於視同工傷情形的，享受一次性工亡補助金以及相當於本人40個月工資的遺屬特別補助金。不屬於上述情形的，按照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40個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排職少尉軍官工資標准發放一次性補助金。
獎金免徵個人所得稅
按照國家規定享受的撫恤金、補助金不計入家庭收入，見義勇為人員所得獎金或獎品按照現行稅收政策的有關規定免徵個人所得稅。
負傷人員先救治後收費
對見義勇為負傷人員，醫療機構要建立綠色通道「先救治、後收費」。對急危重症的，要優先救治。見義勇為負傷、致殘、死亡人員的醫療費、誤工費、喪葬費等，由加害人或責任人依法承擔；無加害人或責任人以及加害人或責任人逃逸或無力承擔的，根據規定，由工傷保險或醫療保險解決；不能解決的可通過見義勇為專項基金或見義勇為發生地縣(市、區)財政予以解決。
優先安排公益性崗位
見義勇為負傷、致殘人員不適合在原崗位工作的，用人單位要為其調換適合的工作崗位。政府開發的公益性崗位，要優先安排符合就業困難人員條件的見義勇為人員。見義勇為人員申請從事個體經營的，工商、稅務、質監等部門要優先辦理證照，有關費用依法給予減免。
高考中招享受加分政策
見義勇為人員以及見義勇為死亡或致殘人員子女在高考、中考時，可以享受優待加分政策。
優先享受保障房
符合住房保障條件的城市見義勇為人員家庭，優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或發放住房租賃補貼。
4特別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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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況
發生在湖南長沙一起見義勇為糾紛案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對呼喊抓賊者要不要賠償、受益人劉先生是不是應該賠償，許多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理由，爭論的焦點是對被害人潘登峰見義勇為行為的性質和處理本案法律依據。本文試對各種觀點進行評析，以探求潘登峰義勇為行為的性質和本案的正確處理。

基本過程
2002年3月6日法制日報第六版報道了這么一起發生在湖南省的真實案件：一天凌晨，住在長沙市星沙鎮長瀏飯店的劉先生發現有人行竊，便大喊「抓賊嘍！」睡在劉先生隔壁的該飯店老闆薛定基聞聲後，立即跑到劉先生房間，問明情況後，便跑到樓下去，大喊「抓賊」。這一喊，立即引起周圍許多人的注意。在星沙鎮二區夜宵一條街上的攤主、來自瀏陽市杜港鎮的潘紹峰、潘登峰兩兄弟驚醒後，也一起跑了出來。薛定基和潘登峰跑在前面，他們在後門口發現一提著長刀的青年人，薛大喊一聲：「誰，干什麼的？」那青年人一愣，拔腿便跑。在追的過程中，追上來的潘登峰不幸被刺中胸部，在送到醫院時死亡。兇手最終被眾人擒獲。後來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其有期徒刑6年，並賠償死者父母60850元。然而，死者父母卻將薛定基告上法庭，理由是雖然法院判決賠償，但至今未拿到賠償金。另外，案發時，薛定基親自喊潘紹峰兩兄弟去抓賊，兒子的死與薛有直接的因果關系。薛定基認為，自己是見義勇為，又是第一個受傷者，自己也沒有得到任何經濟賠償。法院已受理了此案。
下面筆者就斗膽對各種觀點進行粗淺的分析，並提出筆者對潘登峰義勇為行為的性質和本案的正確處理的不太成熟的理解和看法。
5不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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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因管理說
無因管理說根據其法律依據和傾向，又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潘登峰見義勇為的行為其性質在民法上是一種無因管理行為。那麼管理人所受損失和費用，應當由受益人賠償，而本案中受益人是住店的劉先生，而不是呼喊抓賊者薛定基。其法律依據是《民法通則》第九十三條規定「沒有法定的或者約定的義務，為避免他人利益受損失進行管理或者服務的，有權要求受益人償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費用」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民法通則第九十三條規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務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償付的必要費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務活動中直接支出的費用，以及在該活動中受到的實際損失」①。
第二種觀點，認為本案受益人劉先生對見義勇為受害人潘登峰的有適當的補償義務，其法律依據是《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九條：「因防止、制止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的財產、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害人承擔賠償責任，受益人也可以給適當的補償」以及《意見（試行）》第一百四十二條「為了維護國家、集體或者他人合法權益而使自己受到損害，在侵害人無力賠償或者沒有侵害人的情況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請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經濟狀況，責令受益人給予適當補償」②。
有學者認為，見義勇為者所受到的損害，如果因侵權因素造成損害賠償，屬於規范競合，見義勇為者不能同時行使，只能選擇其一。否則會過分加重同樣作為被害人的無過錯的被救助者的民事責任，有礙公平。主張見義勇為者應依侵權法的規定，向第三人主張損害賠償，對於被救助者則不得提起賠償之訴。③

契約說
這種觀點認為，潘登峰見義勇為行為的性質不是「無因管理」而是合同行為。薛定基喊的「抓賊」是一種要約，而潘登峰應聲趕來是承諾。但薛定基「簽」訂的這個合同是為保護住處被竊劉先生的合法財產不受侵害而訂立的，而且劉先生對薛定基的喊話事後也沒有持否定態度。因此薛定基喊話的是一種合法的代理行為，即代替劉先生與潘登峰「簽」訂了一個口頭雙務合同，即劉先生有請求潘登峰維護他利益的權利和賠償潘登峰因維護其利益而帶來損失的義務，同時潘登峰有獲得因維護他人利益而給自己帶來損失的賠償的權利和維護他人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的義務。
據此，潘登峰的家屬向呼喊抓賊者薛定基索賠無法律依據。如果歹徒無力賠償，潘登峰家屬應依據我國現行的《民法通則》第八十四條、八十五條的規定要求劉先生賠償損失60850元現金。
評析：契約說存在許多疑點和錯誤。且不說薛某的代理權和所謂的「要約」、「承諾」含糊和不確定性，有牽強附會難以成立之嫌。更為重要的是潘登峰的抓賊行為是不以和林先生設立、變更、終止一定的民事法律關系為目的，而是一種鄰里守望的幫助行為，更是公民勇於同違法犯罪分子作斗爭的行為。這種行為與契約或合同行為有著本質的區別。潘登峰響應薛定基的呼喊與其一起抓賊的行為，更多的是出於為了保護社會安定、有序等公共利益和為目的，體現良好的品行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而不是出於訂立合同的目的。其直接動機是為了抓捕竊犯，不是保護侵犯宋先生的財產，當然在客觀上潘登峰等的追捕行為有利於宋先生的財產進一步受損，但絕對不是為了獲得損失補償而去抓賊。被害人潘登峰具有理性控制和選擇自己行為的能力，雖然他並沒有追趕或抓捕竊賊的義務而且面臨危險，卻在自己的自由意志支配下做出奮勇抓賊這一選擇，這是值得高度贊揚和肯定的見義勇為之舉，不屬於合同行為。

公平責任說
這種觀點認為，薛定基的呼喊抓賊與潘登峰見義勇為而死雖然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但薛定基、潘登峰在一起抓賊過程中利益是共同的，即將兇手制服同時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盡管薛定基本人對於潘登峰的死是完全沒有過錯的，但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二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五十七條的規定「當事人對造成損害均無過錯，但一方是在為對方的利益或者共同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受到損害的，可以責令對方或受益人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所以死者父母起訴薛定基要求索賠是有法律依據的。
評析：公平責任原則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二條「當事人對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但是根據民法原理，適用公平責任原則的前提是各方當事人都無過錯，根本不存在有過錯侵權人，即對當事人的損害不存在侵權人或侵害人。本案中傷害潘登峰的歹徒是具有過錯的侵權者。所以本案不適用公平責任原則，不能要求收益人或共同利益人承擔賠償責任。而且所謂「共同利益」的理解也缺乏說服力，我認為抓賊過程中的把兇手制服利益是既屬於林先生也屬於薛定基、潘登峰但更屬於全社會。如果一起抓捕違法犯罪分子的人如果要對被違法犯罪分子傷害的其他人負責，那麼以後誰還加入抓賊過程中？誰還願意去協助抓捕違法犯罪分子？我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二條的立法本意也是不希望這樣的。

因果聯系說
這種觀點認為，被害人的死與呼喊抓賊者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指某一損害行為與相應的損害結果之間特定的引起與被引起關系。因此，薛某呼喊抓賊的行為不可能產生被害人潘登峰的受傷以至死亡損害結果，潘登峰的死是犯罪人行凶的結果。本案家屬向呼喊抓賊者索賠是難以找到法律依據的。
評析：這種觀點從因果聯系的角度說明了薛某沒有賠償責任，但理由不全面，也沒有進一步分析本案的解決。

一事不再理說
這種觀點認為，作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其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受到的損失已經由人民法院在刑事審判中附帶判決，並審理完畢。死者家屬因為「雖然法院判決賠償，但沒有拿到賠償金」，而再起訴呼喊抓賊者，實際上是同一案件的重復起訴，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則，人民法院不應再予以審理。至於死者家屬沒有拿到賠償金，那是生效判決的執行問題，死者家屬沒有拿到賠償金，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評析：「一事不再理」說看到了首先應該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判決實現侵害人的主要責任，但忽視了我國民法對見義勇為受損人受益人的補充的損失補償請求權的規定和受益人的適當補償責任。

判定建議
潘登峰的抓賊行為是見義勇為行為，民事上其性質是存在不法侵害人而冒險進行的無因管理行為。從刑事上來說，本案潘登峰的抓賊的見義勇為行為不構成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險行為，而是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公民的刑事司法協助行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對於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處理（一）正在實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後即時被發覺的；（二）通緝在案的；（三）越獄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
潘登峰在英勇抓賊中遭遇不測，人們都為之痛惜和欽佩，其家屬理應受到物質補償和精神安慰。但是，我們不能以情代法，混淆法律關系和是非對錯，造成無辜者受到人為的傷害、社會正義的破壞。我認為本案存在著三種法律關系，即見義勇為者與第三人之間形成侵權法律關系，其中侵權人對見義勇為被害人負有首要賠償責任；在見義勇為者與被救助者之間形成無因管理法律關系，其中受益人在一定范圍內對見義勇為被害人負有適當的補償責任，另外呼喊抓賊的薛定基與潘登峰，兩人是共同見義勇為者。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九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百四十二條。我認為案件處理應把握以下幾點：
首先，呼喊抓賊的薛定基不承擔賠償責任。因為它同樣是見義勇為者，不是受益人也不是侵害人，而且他與兇手沒有連帶責任關系，薛某呼喊抓賊的行為構成侵權損害行為也不可能產生損害結果。另外在有侵害人的情況下，公平責任不能適用。這也是社會正義、大眾感情和行為導向等方面的要求。如果認定一個同樣與違法犯罪行為做斗爭並也遭受一定損失的見義勇為者有賠償責任不利於鼓勵見義勇為。
其次，本案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判決的執行力度應加大，必須查清判決不執行的事由，考察犯罪人的所負擔的賠償金是無力清償還是故意不清償、逃避執行。若是後者，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若是前者根據其能力可以分期執行或採取延期執行、部分先予執行等等措施。
再次，判決的執行確實不能使本案家屬從侵害人那裡獲得充足的賠償補救的，則法院可以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九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百四十二條，判決劉先生適當負擔必要的補償責任，其數額大小應綜合考察各種因素，如宋先生的經濟能力、收益大小、罪犯已經或可以執行部分數額的大小等等。
最後，考慮到見義勇為行為保護社會利益、對社會的積極貢獻的特殊性質，民政、勞動保障、財政等有關政府部門或見義勇為基金會既要進行必要的表彰和獎勵，同時要做好有關見義勇為人員保障工作。在見義勇為被害人或其家屬得不到及時充足的賠償時，可先行墊付並取得對侵權人、受益人的追償權。也可以依據有關規定先行向其家屬發放一定數額的社會撫恤性質的救濟。
6相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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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
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以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弘揚社會正氣，倡導見義勇為，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為宗旨；以表彰獎勵見義勇為先進分子，宣傳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跡，研討見義勇為理論問題，推動見義勇為立法等為主要任務。
截至2012年8月，基金會與中宣部、中央綜治委、公安部聯合召開了十一[2]次全國見義勇為英雄和先進分子表彰大會，共表彰獎勵見義勇為先進人物2000餘名，發放獎勵撫恤慰問金2500餘萬元。與「中國石油」聯合開展了兩屆全國十大見義勇為好司機的評選活動。自2000年以來，基金會還對全國見義勇為先進分子犧牲及傷殘人員困難家庭及其子女實施了「扶困助學」工程，為數百位生活困難的見義勇為先進分子家庭發放了困難補助金，資助見義勇為英烈子女近200人就學。
去年以來，基金會又制定了針對見義勇為人員的及時表彰獎勵辦法等為見義勇為人員服務的長效機制；設立了「愛心賬戶」，主要用於對見義勇為人員和犧牲者家庭經濟困難的定向幫扶，按月發放200至500元不等的補助金；在春節、元旦等節日期間，基金會還撥出專款，聯合中央綜治辦、公安部對全國見義勇為人員進行慰問，了解見義勇為人員的現狀，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讓見義勇為人員感受來自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關愛。
2013年5月24日至6月16日，基金會還聯合中宣部、中央綜治辦、公安部、教育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共青團中央共同舉辦了「唱響正氣歌，做時代驕子」———見義勇為英雄事跡大學巡迴報告活動，報告團在七省19所大學作事跡報告，共四萬余名大學生聆聽了報告，在社會上、在校園里引起了強烈反響。作為指向性最強的基金會，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1993年6月由公安部、中宣部、中央綜治委、民政部、團中央等部委聯合發起成立。至2013年成立九年以來，該會同有關省市組織了大量表彰活動，募集見義勇為基金7000多萬元，發放獎勵撫恤、補助慰問和助學金2000餘萬元。中華見義勇為基金的工作模式是：一，每兩年開一次全國性表彰大會，由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單位抽人員組成評審委員會，對各省上報的人員事跡進行評審；二，面對日常申請補助的見義勇為人員，由基金會辦公會進行研究，看夠不夠標准、夠哪一級標准，形成意見後報基金會會長或常務副會長審批，再對外發錢。
據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共有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近千個市、縣設有見義勇為事業組織管理機構，從事見義勇為工作的人員近萬人。至2013年近十年來，各級見義勇為管理組織已募集基金十幾億元。
7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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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條例
我國《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同工傷：
（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
（二）在搶險救災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動中受到傷害的；
（三）職工原在軍隊服役，因戰、因公負傷致殘，已取得革命傷殘軍人證，到用人單位後舊傷復發的。
職工有前款第（一）項、第（二）項情形的，按照本條例的有關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待遇；職工有前款第（三）項情形的，按照本條例的有關規定享受除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以外的工傷保險待遇。
8見義勇為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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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視頻拍下了這兩位救人事跡，一個溺水者渾身濕透，躺在馬路上，一位年輕女孩跪在地上做心肺復甦，旁邊一人幫助救護。還有一位年輕男子渾身濕透的悄悄離開了。視頻引起網路熱議，為兩位英雄鼓掌，被稱為「最美戀人」[3]。
視頻中的兩個人就是王旭東和李晨陽兩位，年輕的小伙王旭東會游泳，但沒有專業訓練過，還是毅然的跳水去救助，之後悄悄的離開了；年輕女孩李晨陽曾做過三年的護士，懂得急救的知識，還有一位男子幫助，一起救助溺水者，這才爭取了救助時間。
王旭東的公司了解情況後，授予王旭東「見義勇為好青年稱號」，並獎勵5000元錢，號召全公司的人們學習。

③ 扶摔倒老人被訛，該不該扶

這幾天，新鄭兩位少年因扶摔倒老人反被訛的新聞受到了網友的廣泛關註：兩位騎自行車的少年在正常騎行時，一位老太太騎著電動車逆行迎面而來。老太太在躲車的時候滑倒在了井蓋旁邊。已經騎過去的兩位少年見老太太摔倒了，就跑了過來把老太太扶了起來。隨後，少年的父母也來到了現場，老太太說：「妮，你放心吧，這兩孩兒是好孩兒，一點兒不關他倆的事兒。」少年的父親也想通過這件事，來培養孩子助人為樂的品質，就和孩子一起把老太太送到了醫院，並給老太太墊付了醫葯費。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老太太的家屬來到現場以後，在醫院明確只需要2000塊錢的情況下，仍然向少年的父母索要了5000塊錢作為賠償款。當時少年的父母想著孩子可能有錯，就給了老太太5000塊錢。事後，經交警認定，老太太逆向行駛，兩個孩子和她也沒有擦碰，所以老太太應該承擔本起事件的全部責任。

少年的父母在弄清事情原委後，請求老人退錢時，她竟然說：如果他沒有碰到我，他沒有責任，那為啥給俺錢呢？為啥送我去醫院呢？最後，經過協商，老太太退了4000塊錢，剩下的1000塊錢，聲稱就是打官司也不退了。

媒體記者前去采訪的時候，老太太捂著臉不敢面對鏡頭，竟然還聲稱：他雖然沒有碰著我，但是他有連帶責任，我要是不剎車，碰到你家孩子，你家孩子能受得了嗎？小孩要不是沒有一點連帶責任，他也不會領著我去醫院看病。錢，我反正不會退了，我退那四千塊錢都多餘。

經過記者和現場民警的調解，老太太終於答應退還剩下的1000塊錢的時候，老太太的姐姐突然回到了家中。真是：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老太太的姐姐把記者和民警都趕出了家門，拒絕退還剩下的1000塊錢，不管記者和民警怎麼敲門就是不開，並聲稱：門給我敲壞再說事。竟然還想再訛民警和記者一把。

新聞一出，在路上遇到摔倒的老人，該不該扶又成為了大家熱議的話題之一。有人認為：我們不能因為個案，而否定整個社會群體，畢竟，助人為樂、救人濟困是我們中國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也有人調侃道：碰到摔倒的老人，千萬不要扶，我家裡原來有礦，出門開大奔，扶了兩回老人，我現在騎自己車。按說，在一個崇尚道德、正義、文明的國度里，面對老人摔倒，不應當出現諸如「該不該扶」、「要不要扶」、「能不能扶」的爭論。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爭論，說明我們這個社會在道德層面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缺失。

而這種道德的缺失由來已久。2006年11月20日，南京青年彭宇因在公共汽車站好心扶起一名跌倒的老人，並將其送到了醫院。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受傷的徐老太太及其家人一口咬定就是彭宇撞了人，要求其承擔數萬元醫療費。被拒絕後，徐老太太就將彭宇告上了法院，法官最終判決彭宇敗訴，並賠償徐老太太四萬五千多元的醫療費。其判決理由竟然是：「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醫院。」

2009年10月21日，天津青年許雲鶴駕車沿天津市紅橋區紅旗路由南向北行駛到紅星美凱龍傢具城附近時，恰巧看到王老太太由西向東跨越路中心的護欄時跌倒受傷。許雲鶴下車扶起了王老太太，並拔打了120急救電話。但是王老太太堅稱自己是被許雲鶴撞到了腿部，被撞彈起後，趴到了車前部，又倒在了地上。後經天津市紅橋區民事判決，許雲鶴承擔40%的民事責任，賠償王老太太10多萬醫葯費。天津法官判決的理由是：不能確定小客車與王老太太身體有接觸，也不能排除小客車與王老太太沒有接觸。被告發現原告時只有四五米，在此短距離內作為行人的原告突然發現車輛向其駛來，必然會發生驚慌錯亂，其倒地定然會受到駛來車輛的影響。

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南京的彭宇是不是真的撞了徐老太太、天津的許雲鶴是否真的撞了王老太太，但早在1996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就明確了在刑事案件中的疑罪從無原則，可是南京法官和天津法官在判決這些民事案件的時候，竟然採取了疑罪從有的原則，這才是中國法治的悲哀。也正是這些無良法官、「變壞的老人」和媒體推波助瀾，中國開始進入了國民道德的淪喪期，開始一點一點瓦解中國人民的道德！

這才是最可怕的！正如電視小品的那句台詞：人倒了不扶，人心就倒了；人心倒了就扶不起來了！

④ 彭宇案為何造成這么大影響

彭宇何造成這么大的影響主要是：「彭宇案」的負面效應，是許多當事者始料不及的。作為政法部門應引以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訓，努力提高司法辦案水平，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首先，應高度重視「彭宇案」反映的辦案人員的職業素養問題，切實加強政法隊伍的職業化建設。

案情經過

2006年11月20日9時30分左右，64歲的退休職工徐壽蘭在南京水西門廣場公交站跑向一輛乘客較少的公交車，與26歲的小夥子彭宇在不經意間發生相撞。急於轉車的彭宇隨即將摔倒在地的徐壽蘭扶起，並與後來趕到的徐壽蘭家人一起將她送往醫院治療，其間還代付了200元醫葯費。

法院認為，本案主要存在兩個爭議焦點：彭宇與老人是否相撞、應賠償的損失數額問題。法院認為本次事故雙方均無過錯。按照公平的原則，當事人對受害人的損失應當給予適當補償。因此，判決彭宇給付受害人損失的40%，共45876.6元。當天老太徐壽蘭的代理律師表示：

對判決事實感到滿意但40%的賠償比預期要少。而彭宇則表示不服此判決在南京中院二審即將開庭之際，彭宇與徐壽蘭達成庭前和解協議其主要內容是：彭宇一次性補償徐壽蘭1萬元；雙方均不得在媒體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表相關言論；雙方撤訴後不再執行鼓樓區法院的一審民事判決。

(4)彭宇案刑事訴訟法擴展閱讀：

為什麼一起經法院審結、當事人已和解的普通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在公眾輿論中成了「好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並被斥之為社會「道德滑坡」的標靶？追蹤「彭宇案」的演化過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判定「彭宇案」的關鍵事實是「二人是否相撞」，但恰是在這個最重要的關節點上，警方丟失了事發時對雙方的詢問筆錄，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證據支撐，其判決結果因此受到輿論質疑。因此，旁聽公開審理的一些媒體也逐漸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誣陷」的一邊倒傾向。

法官在一審判決中對原、被告相撞事實認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離了主流價值觀，引發輿論嘩然和公眾批評，導致社會輿論普遍不認同一審判決結果。在南京中院二審開庭前，彭宇與徐壽蘭達成庭前和解協議，雙方對此均表示滿意。

但依據當事人要求，在和解協議中增設了「雙方均不得在媒體（電視、電台、報紙、刊物、網路等）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表相關言論」的保密條款，從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時讓公眾知曉，經數年發酵，逐步演化為社會「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⑤ [原創]律師法庭撒謊，零容忍！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規定：「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中國有個詞彙，叫「潛規則」。任何一個法律顯規則，對立面都將有個所謂的「潛規則」。崔永元，做了一次堂吉柯德，揭開了光鮮亮麗的范冰冰背後的不光彩；這次，我也試圖做一把堂吉柯德。如果被摔的粉身碎骨，也就認了。因為秦穆公說：「立功、立德、立言」，此謂三不朽也。假設持有一端，人生的意義就很完滿了。

        當然，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背後都並非鮮花鋪路；恰恰相反，意味著的都是獻血乃至生命鋪路。如「五四」新青年運動，針對當時救國存亡，一大批有志青年，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終於開現代社會之新風。不過，這場運動，在當時並非順利，而是艱難重重，道路艱辛。同時，我們也深刻意識到，對一個集體中的某些人，展開思維批判，將意味著什麼——他們為了自己的蠅頭私利，為了苟延殘喘，一樣會像「瘋狗」一樣的反撲。對此，我們怕嗎？答案是「人間正道是滄桑。」在此，好的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規定了誠信訴訟原則。這個是在應然的層面上，就是社會主義主流核心價值觀之一。既然如此，我在對某些人批判時，就並非個人漫無目的之想。同時，也「感謝」兩篇文章：《律師在微信群里最後通牒另一個律師是個什麼感覺？》、《高律：你引以為傲的才智綁架了你的思考》。為啥要說「感謝」呢，因為恰巧這兩篇文章，給予了筆者一個十分端正的「靶子」，可以讓更多法律界有良知感的同仁，領教一下當我們去傳播社會主義主流法治價值觀時，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當然，從我的角度而言，首先聲明兩點：1.對該兩文完全不認可——並且恰巧相反，我覺得這兩篇文章會嚴重影響很多律師的合理價值判斷；2.我需要正面的回答，為何我們要去堅守誠信訴訟原則。當然，在此我也說一句：「我並不想用粉紅或者玫瑰色去粉飾說謊者，但是我在這里所談的是人格的范疇化。我們相信，當司法制度對於失信（撒謊）者，採取加重處罰時，這些習慣了撒謊的人，迫於壓力，也只能發生思維的變化。」

一、兩文出台背景

      首先，從文學批評角度，對任何一篇文章，都需要知道其當時的語境。什麼叫「語境」呢？就是說，一個作者他為什麼要寫作這個文章。例如，我們讀唐詩，不知道作者的用意和所處的環境，我們也只能說從文字角度讀一些美；不過，如果我們知道了「語境」，就會與該作者建立一個同等情感之理解。從文學批評角度，謂之「同情」。當然，另一個方面，當我們說清楚兩文出台背景後，大家認為是「丑」還是「美」，公道自在人間！

      本來我是一個很喜歡悠閑的人。因為研究生學的是哲學專業，按照哲學一般理解，叫做「有閑人的學問」。當然，正因為多年泡在與哲學大師的「對話」中，由此，對正義和理性的法之召喚，自然予以深愛。什麼是正義，羅爾斯寫了一本《正義論》，其中很多原理不是本文篇幅可以闡述清楚的。但是我們首先需要相信，正義可以來自於直觀。或者，記住這樣一條教義：「正義是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這種堅定而恆久的願望。」這話是古羅馬皇帝查士丁尼說的。當然，有好的理念，去踐行他，這個本來就是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有朋友曾善意的說我：「你呀，老潘，就是太較真！」「你呀，老潘，就是嫉惡如仇。」這話，我聽了，怎麼老覺得朋友在說我是一條筋似的呢？好吧，我承認，不想圓通，不想世故，不想糊塗——畢竟，孔子說，六十而耳順。我離這歲數還遠呢——由此，法庭你可以和我探討事實，探討法理，可以和我探討法律。但是，對不起，律師說謊，在我這就過不去了！

我國《律師法》開篇，就指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的職責所在——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這是三個職責的統一。那麼，律師當然不是當事人的打手，不是簡單站在當事人一個角度去考慮問題。結果，我發現有律師就到法庭撒謊，三次開庭，三次撒謊。最後一次開庭，我們請求法官宣讀誠信訴訟原則，法官同意並宣讀後，對方律師來一句：「我們知道了，不知對方知道不知道」，然後照樣撒謊！對不起，我盡管很喜歡無案牘之勞形，喜歡悠閑，最後我也只能寫7000餘字代理詞，從法律學角度，充分回答從法律推定角度，當對方沒有舉證，原告已經舉證其實施了供貨行為後，對方應承擔舉證責任不利後果。

眾所周知，法官的司法責任制，本身也是一道枷鎖。為此，該案法官最後決定，開出調查令，由我們去社保局查詢，是不是有該員工。其實，我們去查詢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冒險——因為假設沒有該職工，法律推定上，會不會發生問題——這的確是一個大問題。由此，我內心中是惶恐的。但是，堅持誠信訴訟，蒼天有眼！！！換言之，中國傳統社會，民眾對審判結果是在「冤枉」與「不冤枉」的情緒間生根的。在這個事實與規范之間，其實既充滿了法官的智識與勇氣，也充滿了律師對法律正義的堅持和追求。查詢結果，這個社保記錄上，赫然顯示的就有這個職工。當然，我很感謝這份運氣。這在我多年執業生涯中是沒有的。有些案子，就被謊言欺瞞了。同時，我們也深信，其實很多法官和律師，也一直在和這種謊言做斗爭。

      這時，我也該拍案而起了——一個速裁庭的案件，法官在面對訴訟案件大爆炸的狀態下——每個法官大概都在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大量案件，不堪重負。甚至，有時他們會自嘲式的說一句：「司法民工」。當然，本案法官出於對事實負責，對法律負責，三次開庭。三次被告代理律師都在說謊。最後一次庭後，還交給法官一張當事人蓋章確認的說明，沒有該職工。多麼愉快的想把當事人50多萬元貨款吃掉呀？！這是徹頭徹尾的犯罪——利用訴訟在犯罪！法學院，可能從來也沒教過一個律師去說謊的課程吧？至少，我曾在雲南師范大學（前身西南聯大），主講民法與民事訴訟法課程，我是不敢講律師有權到法庭上去撒謊的。我只敢講，對法律負責，對自己負責，才是對你當事人真正的負責。

二、二文為何會引起我的憤恨

好了，啰嗦了這么多前提，於是，我在某律師事務所主任工作群中——本人當然也是律所小主任一枚，依法發飆了。全文如下：「由於有些律師未能秉承《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誠信訴訟原則，我將把此作為重點關注對象——近日將有相關案件，通過網路直播的方式，進行強烈譴責——若本群有律師事務所律師不遵循誠信執業原則，仍在法庭撒謊——一經查實，我將首先通過本所網路部和相關媒體進行公開報道和譴責——屆時，不要說本律師事務所無情！特此警告。」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的《律師執業行為規范》中，第六條明確規定：「律師應當誠實守信、勤勉盡責，依據事實和法律，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在此，每個律師的基本義務和職責，就必須要盡到！本來，作為一個工作群，我的呼籲，是符合律師行為規范的呼喚。結果呢？被二文中的這個作者說成「不僅抓住了現行犯，還抓住了幕後老闆。」首先，我們律師事務所的確沒有老闆這個概念。我們是一個團隊，大家是合作夥伴。可能這個高律平時就把自己當成老闆，所以才會這么直接蹦出來了——當然，我也是猜測，沒有具體去這個所考察過。

      不過，我們一切行為都需要依法，現在來看看《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對律師事務所的業務活動和內部事務進行管理。對外代表律師事務所，依法承擔對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的管理責任。」由此，法律本身就規定了「誠信訴訟原則」，律所加強這個方面對律師的教育，本身就是法律的內在要求之一。我倒想問問，何錯之有？

      接著，這位自認很有獨立想法的人，站出來說，當事人是衣食父母。哦，你說的也太誇張了吧——難道，刑事案件中那個殺人累累的當事人，是你爸媽？那下次進看守所會見嫌犯時，請記住了，不是那裡面的人喊「報告」，你說「進來」。而是，你要趕快下跪。這個不是沒有哦，去查查《竇娥冤》里那個審判竇娥的糊塗縣官桃兀，是不是一見當事人，腿都軟了，真心喊出了「衣食父母」呢——這人還說，我做律師，他寧願不做——我也很納悶，怎麼你連基本常識都沒有呢——接著，我開始打圓場，倒好——這還讓這人得意了。第二天，接著發文還提出了一個質疑：為啥不是衣食父母？我真心想說：「你小時沒讀過《竇娥冤》，長大了能不能閱讀一下嘛？！」長這么大，你也可以讀幾本書嘛——別老問常識性問題，行不行呀？！我又沒教你《民法》和《民事訴訟法》，你老纏著我問這些無聊問題幹嘛呀？！

      好，接著第二個問題又不解了。問題是：「律師收費是社會對知識分子的補償。又說古羅馬辯護士不收費」，這話不知從何說起？哎，其實寫這些文章，面對這些糟心的問題，我也很醉。為啥呢？因為現代律師制度發源，從何而起，這個在本科段《律師與公證制度》課程中，老師早就該講明白的道理。非要讓我講，我也只能最後簡單告知給他，收費是一種權利。這個權利，必須要有法律賦予。如果沒有法律賦予，能合法嗎？其實，我真心懷疑，假設我們生活在16世紀以前，律師哪能說到法庭上辯論呀——乖乖做個法庭輔助人，得了。這美劇和英劇都演爛了的情節，我一看就直接跳過，沒成想今天還有人問。最後，出於對其尊重，我也只能說，美國有個律師，艾倫·德肖維茨說的，不信你去看看——在《致年輕律師的信》一書中。結果，他去看了，也不敢說沒有這句話。然後，回來說在第130頁上還有句話：「雖然當事人不是你的主人，但一旦做了代理人，你必須僅為他服務。」好了，說到這，我咋突然想起《圍城》里方鴻漸有個對手，天天就在那瞎聊呢？你為他服務，就可以不要法律啦——那你前提是法律服務，好不好——換言之，既然你在法律行業，就必須要先學會守法律規矩。

      好，接著又來問題了——這個首先體現在其題目中《高律：你引以為傲的才智綁架了你的思考》。我的天呀，蘇格拉底都說自己無知，也很謝謝你高抬，我還有才智？！對哲學人而言，不敢說才智，只敢說我們喜歡智慧。噓，記住了，別讓我老師聽到——否則，我老師可不開心。因為我老師也說他沒智慧。不過呢，全文他只想討論一個問題：就是說，思維是有框框架架的，這個是不對的。咋說呢？亞當·斯密在寫《國富論》第一章時，就談到了一個大頭針的製作，由於分工，於是形成了大工業現代化背景。馬克思說，這種分工錯了。人應該有更大的自由。所以，馬爾庫塞寫了本書，叫《單向度的人》。就是對現代的「痛苦」性進行再批判。不過，遺憾的是，哈耶克說了一句大實話：分工，造成了知識分途——馬克思對此也沒看到的。我讀了這句話，很震驚。因為現在很多人不讀馬克思了，對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不了解——想當然的在說自己的社會思維方式。所以，不要老以為自己能通曉社會心理。一來就想做大師。須知，「人是生而自由的，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就是現代的運命。你也擺脫不了。

      我早年不懂知識論，所以刑事案件也敢接，民事案件也敢接——啥案子都敢接，然後去打官司。現在，認真研究了古羅馬法、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台灣地區民法典，倒真心覺得人生呀，就是一個抱殘守缺的過程。日本有兩位法學大師：佐伯仁志和道垣弘人，寫了本書：《刑法與民法的對話》。真心講，我是沒看懂的。因為刑法和民法的知識譜系都不一樣。你非要讓我看懂，那麼，我也只能說，民國年間出來過一個大師——通了刑法與民法；此後，誰還敢說，是雙料法律人才呀？！堅持法律專業主義精神，就已經很可貴了。

      當然，他主要想說的是：「雖然當事人不是你的主人，但一旦做了代理人，你必須僅為他服務——希望通過這句話去理解你的對手。」咋說呢？這叫混淆視聽。前幾天，出了一個案子：一個律師揣兩把斧頭進法院，想詢問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是從哪個地方怎麼砍的——這是在講段子嗎？法院給了律師不需要安檢就直接進入的權利，但沒給律師帶凶器的權利呀？！那你說，因為他是律師，為了當事人利益，不該受罰呀？！對不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屬於常識性問題。同理，法律規定了誠信訴訟原則，對失信主體必然需要懲罰。那你說，他為了當事人，理解嘛——那我想問，你是站在一個小圈子角度，還是站在司法共同體的角度呢？那你除非能論證出來，律師就該撒謊——法律上他有這個權利。否則，我記住的是：時間就是生命。無端地空耗別人的時間，無異於謀財害命！

      深一步講，當這個案子的被告和第三人律師，沒有秉承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行事時，在法庭公然說謊准備吃掉對方當事人巨額錢財時，有沒有想過這是違背公序良俗的——甚至，這會給當事人造成傾家盪產的結果；當我們請求法庭宣讀誠信訴訟原則，對方代理律師大聲說「知道了，不知對方知道不知道」後，然後繼續肆無忌憚說謊時，有沒有想過司法共同體的規則；當法庭苦苦勸誡，不要說謊，否則會給整個行業造成恐慌時，有沒有想過，對法律負責是自己使命所在——中國對司法「腐敗」零容忍；那麼，對律師當庭撒謊，我也只能說，本來就該「零容忍」！這次是被查實了，現在要理解，要寬恕，晚了！真心的，她們其實最後本還有一個機會，就是法庭讓其詢問當事人，是不是真有這個職工時，最後向法庭提交的是當事人陳述——沒有該職工——法院是給了機會的，法官是給了機會的，最後，一個案子竟要靠蒼天有眼——這在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笑話——所以，這次不是當事人控告，是我律師後面會直接控告——先讓子彈飛一會兒。

      當然，這就是兩文中的致命傷所在。不過呢，這也暴露了一個問題，就是現在還有律師，秉承的仍然是小圈子想法——認為當事人就是衣食父母，就只能站在當事人一個角度——至於黨中央的法治號召和呼喚：「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絕不能讓不公正的審判傷害人民群眾感情，損害人民群眾權益。」對這些「裝睡」的人能不能喚醒，我真心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內心中無罪，行為會有罪——因為你有表達的自由，但一經表達，就要受到法律約束。這就是近代「意思自治」原則的魅力所在。

三、誠信訴訟原則，是社會良知的體現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是依靠儒家的「禮」和「樂」調整秩序與人心的。這個社會的基礎秩序是以倫理方式展開的。當然，在這種社會模型中，儒家的「仕」之精神，就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寫照——「限制王權，教化子民」就是其社會功能所在。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有了一個權利邊界。律師也從傳統的「訟棍」角色，走上了法律、政治和經濟舞台。中共十八大之後，黨中央給了律師更加大的權利，去為民請命，為正義奔走呼喊。所以，律師本應更加珍惜這種來自國家和社會的信任才對。然而，還有律師就抱著「一畝三分地」的想法——把律師證簡單看成謀生的手段。這種簡單思維，是極其有害的。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只是站在一個心理學的角度，去論述人有「生理、安全、情感和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的五大需求。但是，我倒想問問：誰是天天記著這五大需求中最低層次出門的。法國作家巴爾扎克寫作《歐也尼·葛朗台》。我想大家可能都不會承認自己是那個吝嗇鬼葛朗台。恰巧相反，人們都會說，我們要積極奉獻這個社會。為啥呢？其實從經濟學角度，分工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所以，從這個角度講：「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物質關系的總和。」換言之，其一切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必須依靠積極而有效的社會奉獻獲取。准如此言，則律師必然只能以更加優良和專業的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

      儒家代表孟子提出了良知和良能說。所謂良知，指天生本然，不學而得的智慧。或者說是一種天賦的道德觀念。如見小兒投井，必然有沖動上去拉住。這就是良知的體現。當然，民法本身就是倫理法。所以，我們講課，一般會花一個月時間，先講民法的基本原則。例如，什麼是公序良俗；什麼是誠實信用。這些原則，既有理念的層面，又有實際應用的層面。這個以後我再說吧——總之，一個法律人，進沒進入法律的理念世界，首先就在於他／她的行為中，有無這些概念框架。法律思維，是一種典型的規范思維。所以，純粹法律人，不可能去認同什麼「江湖」，什麼圈子；只能是依法行事。我經常說，律師喜歡拿著我國《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去丈量法院、檢察院或公安機關的行為合法與不合法；那麼，也請不要忘記，律師本身也應嚴格遵守我國《律師法》的規定，因為你的行為也是法律賦權行為。

      正是在這個層面講，既然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規定了誠信訴訟原則，那當然每個參與的訴訟主體都有義務和責任去遵循。

      高文指出，我在說這些話時，是很恐懼的。的確，我承認，我很恐懼。因為恰如美國法學家伯爾曼指出的：「美國最優秀、最著名的法官之一倫尼特·漢德說過，他對訴訟的恐懼更甚於對死亡和納稅的恐懼。」這話可不假哦。因為余秋雨寫了本《文化苦旅》；那麼，真誠的法律人，誰又不知道訴訟本身是一場「法律苦旅」呢？因為要去守護法律的尊嚴、正義與公信力，就需要拼盡全力，才能讓她不蒙羞。這種心路歷程，只有真正司法共同體的同仁才能了解。那些慣於撒謊，喜歡耍小聰明者，怎能領會這種登頂之美呢？

      高文同時指出，我在說這些話時很憤怒。我承認，我到現在為止，內心中都無法平靜。大家都知道，南京彭宇案、2004年深圳老兩口因一起2萬元的服毒自殺案，民庭庭長王成忠因當事人虛假證據反被審判的案件，這些都與謊言有直接的關系。想法官去背黑鍋，天底下哪有這種道理嘛？！當然，我更憤怒的是，道德恥辱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那麼，在法庭上公然撒謊，心不跳、臉不紅，你法學老師看到你這幕，會覺得你很優秀？才怪！當然，因憤怒而著文者中國有司馬遷著《史記》，西方有民法學家耶林寫《締約過失論》。這些人都是健全人格。恰巧相反，面對謊言，面對神聖法律將被褻瀆，權利將被無恥踐踏，不恐懼、不憤怒者，我也只能說：此公已麻木不仁！

      好了，文章至此，很多讀者可能會提出一個反質疑：你做過被告代理律師嗎？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並且，我們在堅持誠信訴訟原則的前提下，對可以「同語」者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需要規制當事人的思維。實際上，我們很多時候，法律人需要冷靜獨立的職業判斷。我們很多時候會說：在現有證據和事實的情況下，依據（哪條）法律規范，我們認為法院應該作出（什麼樣）的判決結果。這種說法本身就是一種科學的表述。大陸法系的法學院，首開於11-13世紀的義大利波倫拿大學。在這里，他們對古羅馬法進行注釋和研究，並且積極去推進司法改革。至此，法律學作為科學而誕生。當然，法學院教授法律規范和法律分析技術後，在現實世界中還需要很多的磨練。但是，請不要忘記「初心」。如果一個法律人，對自己的「初心」忘記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就會發生偏差，就會發生問題。所以，法律人在面對你的當事人時，一定要明白，他／她可能完全不懂法律，他／她的目光只能關注自己的利益。法律上對民事權益的概念界定：民事權利實乃來源於法律的賦予；民事利益則為公眾所認可的實益。這個你只有從法律上去尋找和確證這種法律之力。否則，超越了科學的范圍，一定會走向法律學的悖論。

     其次，法律上可以支持的抗辯權，則要予以力爭。在遇到的案件中，我們也遇到過原告民間借貸虛假訴訟，一審法院支持後，二審法院依法發回重審，人大代表此後參與旁聽，最終依法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案件；也有股權糾紛案，在一審法院判決勝訴，對方當事人上訴，法院發回重審，然後判決該方當事人敗訴，我們此時接受委託，與另一個律師事務所秦志旗律師合作，依法上訴，此後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再發回重審的案件；還有一起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經過三天三夜認真梳理證據，最終證明原被告雙方之間已不存在欠款的事實，上海崑山市人民法院在經過簡單詢問，審理十分鍾後既讓原告撤訴，等等。這些案例背後，其實我們始終在堅持誠信訴訟原則。即便對方最終敗訴或撤訴，也是肯定我們代理結果的。因為，前提是我們都把當事人喊去了，不說謊。特別是崑山市法院的法官，說很少見律師直接帶當事人來法院的。我說應該的，因為律師本身也是有其法定職責的。

      再次，依法展開調解。民事案件注重調解原則。這是貫穿在整個民事訴訟始終的基本原則。還記得前不久，有個老同學之間借款的案子，經過我和馬永進律師認真聽取我方當事人陳述後，認為這個其實表面是民間借貸糾紛，實際上是個委託理財合同關系。後來，我們提出了管轄異議，法院未予以支持。同時，作為被告的銀行、社保和公積金賬戶都被法院查封了。案款20萬元。這時，我們給對方原告打電話，對方最初態度很不好，當我們告知其律師職責所在是三個統一時，對方情緒開始慢慢轉變。我們也沒有選擇管轄權異議上訴，相反，我們主張還是按時開庭。然後帶被告參與庭審活動。客觀講，最高人民法院對委託理財合同糾紛處理，其實都還沒有形成一個定論。我們將此首先向法庭予以了表達。然後，希望調解。在此案中，雖然原告證據是有一定瑕疵的，但我們認為，堅持誠信訴訟原則，是最可貴的。在去法院前，充分說服當事人，首先要勇於承擔義務和責任，才可能最終取得對方當事人的理解。當然，在法官張義和陪審員的積極支持下，對方當事人提出只先收取10萬元案款，剩餘10萬元給我方當事人歸還信用卡。並且主動提出可以幫助其協調到新加坡再工作的事情。剩餘10萬元兩年後再歸還。此時，原被告雙方緊張對立的情緒，慢慢轉變為積極愉快的情緒。最終，大家都對該案很滿意。離開法庭時，我們與大家互道一聲「珍重」，我相信，這里沒有「違和」感。恰巧法院贏得了尊重，律師也贏得了尊重，而當事人之間也把鬧心事放下了。在另外一起案件中，對方原告以消費者身份提出高額索賠，認為涉案購買的酒品涉嫌從日本2011年地震的地區進口。這個可是關繫到人民生命安全的案件。盡管被告提供了質量檢驗報告、進出口報關單等手續，但我們仍然秉承獨立職業判斷的精神，向中國質量監督檢驗總局和中國海關提出查詢。結果，確證了該報告真實性。法院依法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但有意思的是，我方當事人提出還可以和解——把酒以現行價格回購，這個價格比原售價還高。我們高度認可，這是一個企業的美德。對方當事人也沒想到，能有這樣愉快的案件結果。這個案件最終案結事了。當然，這類案件，還有很多、很多。律師是去有效解決當事人問題的，而不是去激化矛盾的。所以，一個律師是否有高尚的品格，往往會直接決定他／她當事人最終的案件結果。

      當然，我想說，會有人認為我們所說的一切，都是在作秀。那麼，四川北展律師事務所，在此也庄嚴承諾：我們將嚴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依據事實和法律，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也請國家機關、社會公眾和同仁監督。當然，有人會再說，律師的自由——那麼，我們對於律師的「自由」概念的解讀是對必然性的認知，然後依照規律去行事——這就是法的實踐理性所在。

⑥ 關於孟子與「救」的哲學

孟子通過三個 故事 ——救小孩、救嫂子、救父親，以及兩種分析——救天下、救自己，闡釋並敞開了“救”的哲學。下面是我為大家精心整理的 文章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將入於井：要不要救小孩?

第一個故事的原文是：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3·6)

假如有個小孩即將掉進井裡，你會不會救他?孟子認為：任何人略加思考甚至不用思考，就會做出肯定要救的決定。有人認為他不會救嗎?他有這個想法，是現場就有，還是事後才有呢?如果是事後的想法，這好理解。如果是現場的想法，那就背離了孟子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最基本的規定。

救小孩的現場情境是：剛一看到小孩即將掉到井裡，我馬上就會去救;我救他的那一瞬間，腦子里沒有想過任何東西，就是不假思索、義無反顧。直到把小孩救起來了，孟子開始追問我在那個瞬間為什麼要救小孩。他不是用肯定的方式說的，而是用否定的方式說的。

孟子說：我之所以要救小孩，與三種情形毫不相干。第一種情形是小孩的父母有錢有勢。我救了小孩，就可以與小孩的父母認識。他們為了感恩，以後就會幫我。第二種情形是我想在地方上搏個好名聲。我平時為人不怎麼樣，但現在救了小孩，地方上的人會認為我還不錯。第三種情形是小孩的哭聲很難聽，我討厭小孩哭，才去救他。孟子認為，我在那個瞬間救小孩，一不是為了結識小孩的父母，二不是為了在鄉親們那裡有個好名聲，三不是因為厭惡小孩的哭聲。這三個理由都被否定了，再有更多類似的理由同樣會被否定。

我在那個瞬間救小孩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孟子說：最根本、最形上的理由，在於你有惻隱、同情的不忍人之心。看到別人陷入困境，就忍不住想幫助別人擺脫困境;看到別人受苦受難，就忍不住想幫助別人擺脫苦難。我也會像別人那樣陷入困境、受苦受難，所以，別人的困境、苦難其實就是我自己的困境、苦難。將心比心，我有惻隱、同情的不忍人之心，別人同樣有惻隱、同情的不忍人之心，我們每個人都有惻隱、同情的不忍人之心。因為我有惻隱、同情的不忍人之心，所以，我會不假思索、義無反顧地救小孩。因為我們都有惻隱、同情的不忍人之心，所以，我們都會不假思索、義無反顧地救小孩。

先秦兩漢時期，思想家以善、惡為關鍵詞，形成三種關於人性的觀點：第一種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論。小孩即將掉到井裡，我會不假思索、義無反顧地去救他，所以人性是善的。換句話說，孟子用救小孩的故事，推出並證明了性善論。第二種是荀子提出的性惡論。與孟子針鋒相對，荀子認為人性不是善的，而是惡的。第三種是漢代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性善惡混的觀點，它是在綜合孟、荀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後兩種觀點舉不出救小孩那樣直逼人心、當下證成的事例，性善論是中國傳統人性論的主流。

以前，小孩子讀的《三字經》，開頭就說“人之初，性本善”，是說人一生下來，本性是善良的。有人重新打了一下標點，變成“人之初，性，本善”。意思是說：對於小夥子、大姑娘來說，性愛是多麼美好的事情。這個解釋也有道理，它補充了我們的哲學應當思考的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如果只是把人性歸結為道德、形上的東西，那肯定是片面的。把人性分為形上、形下兩個方面，它才是完整的[③]。如果從抽象與具體加在一塊的角度來看人性，我們的絕大部分時間難道不是與具體的東西打交道嗎?一天當中，究竟唯心的時候多，還是唯物的時候多呢?你在唯物的時候是否也在唯心，你在唯心的時候是否也在唯物呢?這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但是，看看現實生活，不救小孩的事情有很多。舉個例子，就是2011年10月13日發生在佛山的小悅悅事件。那天晚上，兩歲的小悅悅(本名王悅)相繼被兩輛車碾壓，七分鍾內有18個人經過那裡，但都視而不見、漠然而去;最後，撿垃圾的老人陳賢妹看到了，她把小悅悅送到了醫院。盡管小悅悅的生命最終沒有搶救過來，但陳賢妹的所作所為足以促使我們這個時代做出深刻的反省。

我一直在思考：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真正的良知與最溫馨、最感人的道德，到底存在在哪些人身上?最近“打老虎”，媒體統計出不少貪官是有博士學位的。問題來了：知識、權力與道德是不是一回事?你有知識，難道你就有道德嗎?你有權力，難道你就是精神導師嗎?知識、權力與道德是相得益彰的關系嗎?說句心裡話，老百姓希望你知識越多、權力越大，隨之而來的是道德修養越高，為社會服務的意識越強。

許多關鍵時刻，恰恰是那些 文化 水平不高甚至沒有文化的人，體現出人類最大的博愛、人之為人的最高道德境界。比如小悅悅事件當中，難道18個路人有比陳賢妹的文化水平更低的嗎?我沒有做過調查，但我覺得他們的文化水平肯定都比陳賢妹高。他們一個個視而不見、漠然而去，只有陳賢妹救了小悅悅。所以，我讀陳賢妹的 事跡 ，既覺得感人，更覺得悲哀。

同樣是講救人，我們再看一看2006年11月20日發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人們最初知道的案情是：有個老太太等候公共汽車，人來人往，被人撞倒。年輕人彭宇見狀，把她扶了起來。結果，老太太說你這個小夥子不是來扶我，是你把我撞成骨折的。法院讓彭宇賠了老太太一部分醫療費。彭宇覺得很委屈：為什麼做了好事，反而惹上官司，還賠了錢呢?誰以後還敢做好事呢?2012年1月，案情驚天逆轉，說彭宇不是見義勇為，而是確實撞傷了老太太。

彭宇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不討論。但是，由這個案子引發的社會後果是：我們走在路上，一看到有老人，就會盡量躲遠一些。為什麼呢?說不定老人一下子摔倒了，然後他說是你撞倒的。甚而至於，真的有人跌倒在地，即使只是舉手之勞，現在也沒有幾個人敢去施救。這難道不是彭宇案帶來的最惡劣的社會影響嗎?俄羅斯小說《罪與罰》裡面有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後來被人殺死了。殺人之後，罪犯緊張而激動地說：“我殺死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原則!”[④]因為她放高利貸，所以我要殺死她;我這不是在殺某一個人，而是在消滅放高利貸的原則。彭宇案同樣不是一個老太太與一個年輕人之間的事，它實際上把我們以前看到別人有難、就去幫一把的好傳統徹底顛覆了。

在孟子講的這個故事裡，小孩沒有名字，沒有性別，我們用“他”表述，只是為了行文的方便;我與小孩未必有太密切的關系，甚至就是陌生人;把他救起來後，我與他極有可能不再發生別的關系。簡單地說，這個小孩是抽象的人，是尚未展開的人;把他救起來的人則是具體的人，正在社會化的人，就是你、我、他這樣的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會遇到比救小孩更復雜的事，所以，孟子“救”的哲學還得繼續講下來。

授受不親：要不要救嫂子?

第二個故事的原文是：

淳於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7·17)

中國古代社會規定男女授受不親：小叔子不能與大嫂有身體上的任何接觸，否則就是違禮。有人問孟子：“男女授受不親，這是我們必須遵守的規定嗎?”孟子說：“是的。”那人又問：“假設大嫂掉進了水裡，生命危在旦夕，小叔子該不該救她呢?”孟子說：“小叔子肯定得救大嫂。如果不救，小叔子就是豺狼，就是禽獸。只有救了大嫂，小叔子的內心才會安寧。”大嫂掉進水裡了，她的生命馬上就會被無情的水流吞噬，你難道不去救她嗎?小叔子說：我一定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親的規定，我一定要救嫂子。

這個故事的意義在哪裡呢?現實生活當中有很多規定，這些規定的制訂肯定有自身的合理性，但你能說它們全部具有合理性嗎?一條規定在某個地方、某個時間、某個具體情況下是合理的，但你能說它在所有地方、所有時間、所有情況下都是合理的嗎?並不是這樣的。有些規定只在特定條件下是合理的。一旦超出特定的條件，它就會變得不合理。打個比方：不同的腳穿不同的鞋子，絕不能削足適履;同樣，如果活生生的、嶄新的現實出現了，我們就不能死守舊的規定，而是要創造性地把舊的規定打破。

嫂子掉進水裡，要不要救她?必須救她!在舊的規定與新的現實產生矛盾的情形下，我們要講的最大原則是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原則。假如舊的規定妨害了我們對於生命的愛，對於生命的尊重，它肯定就是錯誤的，這一時刻我們必須違背這條規定、超越這條規定。在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前提下，所有的規定，哪怕是聖旨，我們都可以違背它、超越它。

一條規定在大多數場合下是合理的，只在個別場合下是不合理的。前者要求人們守經，後者要求人們行權[⑤]。在孟子眼裡，如果不是嫂子掉進水裡，小叔子平時是必須恪守男女授受不親的。所以，男女授受不親始終是中國古代社會基本的倫理道德規定。

講個有名的故事——海瑞殺女。海瑞(1514—1587)是明朝的大清官，他有個五歲的女兒。有一天，海瑞看到女兒正在吃糕餅，就問糕餅是哪裡來的。女兒說是家裡的小奴僕給的。海瑞十分氣憤地說：“男女授受不親!你是女孩子，怎麼能從男奴僕手裡拿糕餅吃呢?假如你還要做我的女兒，你就不要吃飯了，你就餓死吧!”女兒果然不吃飯了，七天後活活被餓死[⑥]。

為什麼男女授受不親這個傳統能夠一直維持下來?只有嫂子掉進水裡的時候，你才可以違背這條規定，其他情況下你還得遵守它。我們這里不談男女授受不親這類具體的規定以及它的時代局限性，就講規定本身。規定要不要遵守呢?任何規定一旦被確立，就已顯示它是有合理性的。家有家規，國有國法。我們無論作為父親、兒子，還是作為領導、部下，都應當自覺地遵守特定角色下的相關規定。一般情況下，守國法、講家規是我們的責任與義務。只有特殊情況下，我們才可以靈活地對原則、規定進行變更。已經確立起來的規定，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大部分問題;但對於有些突發性問題，沒有規定能夠幫我們，我們只能依據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原則當機立斷。

嫂子掉進水裡這類事，你遇到過嗎?比如你老婆問你：你媽與我同時掉進水裡，你先救誰?同樣是至親至愛之人，老婆、老媽都掉進水裡了，先救哪一個?有人俏皮地說：假如由老婆提出這個問題，表明她的素質根本不適合做人家的媳婦;假如由男人提出這個問題，那它根本就不是男人應該提的問題。所以，先要救母親，因為母親是天下最偉大的人;至於老婆，等兒子去救，不就可以了嗎?

老婆、老媽同時掉進水裡，你先救哪一個，誰能給出標准答案?有人說：“我肯定會救的，但究竟先救哪一個，要看當時的感覺。人的感覺是一剎那、幾秒鍾的事，當時的行動和行動之前的感覺是最重要的。”這一理解相當符合孟子的精神。生死關頭，人性本善，那一瞬間的感覺就是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不忍人之心。根源於這一片刻閃亮起來的不忍人之心，小叔子沖破規定的桎梏，不假思索、義無反顧地救了嫂子。雖然救老媽還是救老婆讓人更為棘手，但只要你不假思索、義無反顧，無論先把誰救起，都是不忍人之心的體現。

瞽瞍殺人：要不要救父親?

第三個故事的原文是：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然，樂而忘天下。”(13·35)

這個故事講舜為什麼要救父親瞽瞍。即將掉到井裡的小孩與我可能是陌生人，大嫂應該與我沒有血緣關系，父親與我是有血緣關系的。從小孩、大嫂到父親，他們與我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舜是聖人，瞽瞍是惡人。從救小孩、救嫂子到救父親，故事的情節越來越復雜。

有人問：“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如果瞽瞍殺了人，皋陶該怎麼辦?”意思是說：假如天子的父親殺了人，法官該怎麼辦?孟子說：“法官得把他抓起來。”那人又問：“法官抓起來後，天子該怎麼辦?”孟子說：“那就不做天子了，把天子之位當作破鞋一樣扔掉。然後，從監獄里偷偷救出父親，一起逃到海邊，快快樂樂生活一輩子，把做過天子的事忘個一干二凈。”

舜的家庭主要成員有父親瞽瞍、繼母、同父異母的弟弟。父親極其頑固，繼母不近人情，同父異母的弟弟也壞。他們對舜都不好，想方設法置舜於死地。回到古代，一個人為什麼能夠成為聖人?標准很多，有一條絕對不能違背，那就是盡孝道、做孝子。舜生活在惡劣的家庭環境中，卻竭盡為子之道，千方百計讓頑固不化的父親以及繼母、弟弟過得好好的。舜是大孝子，是大聖人。

現在的情況是：父親殺了人，舜該怎麼辦?舜是大孝子，又是天子，這是兩個會打架的角色。從天子的角色看，舜不能阻止法官把父親抓進牢里。接下來，走司法程序，一命償一命。這是舜作為大孝子絕不能接受的結果。所以，從大孝子的角色看，舜不做天子了，成了劫獄犯，他把父親從牢里救了出來，父子兩人逃到海邊住了下來。

舜竊負而逃是歷史上的經 典故 事。為了救父親，舜連天子之位都不要了，一般人做得到嗎?在天子之位與大孝子之間，舜為什麼拋棄天子之位，要做大孝子呢?父親殺了人，法官抓起來了，而舜劫獄，這不是在與法律對著干嗎?禮與法有矛盾，這是事實;如何處理兩者的關系，才能既問心無愧、又於理不虧呢?孟子設計的方案不是搞調和、折中，而是讓舜破壞既定的法律，以禮抗法，做了劫獄犯角色下的大孝子、大孝子角色下的劫獄犯。孟子的方案對不對呢?

禮法關系是人類生活中的重要關系。一般認為道德是內在的要求，法律是外在的要求。這種看法的實質是道德與法律從外面來看我們。我怎麼從自身、從裡面看道德與法律呢?比如，我喜歡這個道德，我就會照著它做;我不喜歡這個法律，我就不會照著它做。從我的角度、從裡面看道德與法律，有兩種情形：我相信這個道德是好的、這個法律是好的，我就會照它的要求實踐，這種觀念是內在的，是我內在地看道德與法律;我不相信這個道德是好的、這個法律是好的，我就不會照它的要求實踐，這種觀念是外在的，是我外在地看道德與法律[⑦]。

舜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從裡面看道德與法律呢?對於道德，舜始終是內在地相信的，並堅定地按照它的規定去做。他是大孝子，覺得做不做天子無所謂，但討父母歡心，讓父母高高興興、快快樂樂，那是他的本分。對於法律，舜在一般情況下會照著做，而在特殊情況下不會照著做。一般情況下，舜既相信道德，又相信法律，都是內在地相信。特殊情況下，比如父親殺了人、又被抓了，舜仍然內在地相信道德，但已不內在地相信法律。舜竊負而逃的故事表明：禮是高於法的，那些戕害天倫之樂的法律絕不是好法律。

中國古代社會是親情社會。父親犯了罪，兒子不能檢舉;父親偷了東西，兒子不能告發。孔子說：“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13·18[⑧])父親從外面偷了羊回家，兒子不能作證;但凡發生這類事，父親必須為兒子隱瞞，兒子必須為父親隱瞞。這種觀點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父子相隱是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延續的傳統，目的是維護親情，讓親情不因父親或兒子做了不好的事，一下子被破壞。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不檢舉、不告發，而是替你隱瞞——這是在維護倫理親情;我私下勸你悔過自新，不再犯錯——這又是在維護法律規定。在維護倫理親情的大前提下維護法律規定，就是孔子說的“直在其中”。

對於孔子講的父子相隱、孟子講的舜竊負而逃，兩千多年來有過很多討論，並受到傳統價值觀的肯定。現代社會，親親相隱的傳統價值觀被否定。親人犯了罪，非得讓我到法庭作證，說是法律賦予的權利與義務，否則就犯了包庇罪。這樣做的後果是：我覺得對不起親人，其他親人看我的眼神大變，以前的親情關系難以維系下來。雖然我履行了法定義務，但我於心不安，心裡不高興、不愉快。有識之士把這類法律當作不尊重人性、與人性對著乾的壞規定。

新世紀以來，哲學界重提親親相隱的現代價值，取得良好的現實效果。2012年3月14日通過並於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88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⑨]這條新增加的規定表明：親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作證，是法律賦予的權利與自由!中國古代的親親相隱傳統，終於得到當代法律的認可。

人情大於天。如果把人情這一塊全部抽掉，這個世界對於我們還有什麼意義呢?一個家庭連人情都沒有了，還要那幾間房子、一堆錢干什麼?親人犯了罪，要受懲罰，卻讓另外的親人作證，親人會對這個世界徹底絕望。因為他覺得連親人都拋棄他了，他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依靠、還有什麼希望呢?再積極改造、重新做人，圖個什麼?所以，這條新增加的法律規定給了人情最好的辯護：人情是至關重要的，親人之間的感情是至關重要的。從此，我們每個人有了一塊受法律保護的小地方，卻可以像舜竊負而逃的時候那樣——不內在地相信法律。親情被救起來了，還有什麼救不起來呢?

“遵海濱而處”是不是說舜與瞽瞍來到另外一個國家，不再受以前那個國家的管束?海濱是化外之地嗎?這個海濱到底在哪裡?它肯定不是指具體的地方。如果說它在某個地方，我只能說它在我們心裡。孟子沒有講法官是否帶著人馬，追到海濱來抓舜與瞽瞍。為什麼沒有講?因為在法官看來，我也是父親的兒子，我把孝也看得這么高;假如我父親殺了人，我也只能走舜竊負而逃的路。所以，這個海濱不是另外一個國家，不是化外之地，而是人類理想社會的隱喻。

⑦ 12月31日張海倫法官授課的主要內容

第一單元 綜合知識課程（5月10日至5月16日）
（一）課堂授課
1、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設面臨的形勢與任務（錄像）
張建南 最高人民法院紀檢組組長
2、司法原理
郝銀鍾 國家法院學院副院長、教授
3、司法政治國情分析
施新洲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4、法官職業道德和行為規范
王 立 國家法官學院教授
5、如何從初任法官成長為專家法官
馮 剛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五庭審判長
6、法官裁判思維與律師代理思維之差異
金 傑 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
7、法律適用方法
李緯華 國家法官學院教師、博士
8、基層法官心理壓力現狀分析和緩解對策研究
董曉軍 北京延慶縣人民法院紀檢組長、政治部主任
（二）學員論壇
主題：1、對司法國情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認識和體會
2、法官素養及其養成
（三）專題討論
主題：初任法官如何適應角色轉換
（四）班會及拓展活動
第二單元 行政審判業務（5月17日至5月20日）
（一）課堂授課
行政訴訟理論與實務問題
1、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中的若干問題
王振清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副院長
2、司法審查與利益衡量
甘 雯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審判長
3、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
譚 紅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4、國家賠償的若干問題
王雅琴 國家法官學院教授
行政訴訟程序
5、一審行政案件的審理流程
朱軍巍 朝陽區法院行政審判庭庭長
6、行政案件上訴審實務與行政裁判文書寫作
婁宇紅 北京市一中院行政審判庭庭長
7、民事、行政交叉若干案件的審理問題
馬永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審判長
（二）模擬審判
選擇真實典型案例，在法官和輔導教師的組織下，由學員組成一審審判庭，模擬審理，並由法官進行點評。
（三）案例教學
選擇典型案例，提出問題，學員分成小組進行討論，形成小組意見，然後集中，各組代表陳述意見，並由輔導教師點評。
第三單元 刑事審判業務（5月23日至5月31日）
（一）課堂授課
刑事審判理論與實務部分
1、刑事案件法律適用方法
袁登明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2、刑事證據的審查與判斷
李睿懿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長
3、刑事訴訟中的證據評價問題——兼談刑事訴訟法再修改
鄭未媚 國家法官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4、量刑程序與量刑規范化改革
李玉萍 最高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5、刑事程序性裁判

梁 欣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刑事審判技能部分
6、刑事庭審駕馭能力及技巧
齊 素 最高法院審監庭審判長
7、刑事裁判文書製作規范及技巧
周 軍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長

8、刑事審判中的調解技巧
周 軍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長
（二）案例教學與專題討論
根據學員提交的疑難問題，並結合典型疑難案例整理教學材料，組織學員開展教學活動，共舉辦2次。具體形式為，先分組討論，然後集中，由各小組代表發言，最後由輔導教師點評。
（三）現場教學（名案審理與感悟）
選擇名案，由主審法官介紹案件審理情況與感悟，並由學員提問，進行教學互動。
第四單元 民商事審判業務（6月1日至6月10日）
（一）課堂授課
民商事審判理念、審判思維和審判方法
1、法律人的常識——民法主體
曹士兵 國家法官學院副院長
2、從外部視角看民商事審判的幾個問題
段立紅 北京洪範廣住律師事務所律師
3、訴訟模式論與民商事審判方法
徐繼軍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民商事法律適用熱點問題研究
4、知識產權案件審理實務
張曉津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五庭庭長
5、民事執行中若干實務問題
侍東波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民商事程序與審判技能
6、民事糾紛的要件審理方法
鄒碧華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院長
7、民事案件的調解藝術
李紅星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
8、民事庭審的駕馭
於雪艷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法官
9、民商事裁判文書的製作規范
何 波 北京高院民二庭審判長
（二）案例教學及討論
案例分析——彭宇案的法律解釋
胡 岩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三）現場教學
選擇典型庭審錄像，進行觀摩並記錄；之後由教師組織學員針對錄像中的司法禮儀、庭審技能、實體法的適用、訴訟程序等方面進行評析和討論，最後由輔導教師作總結點評。
（四）辯論式教學
選擇辯論題目，學員分成正反兩方，針對命題進行辯論。並由輔導教師進行點評。安排在模擬法庭訓練期間進行。
第五單元 德國案例分析法講座（6月13日至6月17日）
由德國法官授課。
第六單元 刑事審判、民商事審判模擬法庭訓練（6月20日至6月28日

刑事模擬法庭訓練與民事模擬法庭訓練共8天，協調穿插進行。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角色分工扮演，綜合訓練庭審駕馭和裁判文書寫作等技能。模擬審判結束後，分別由學員、法官、律師、輔導教師對模擬庭審的程序、庭審過程的駕馭、審理結論等進行點評。同時，在本單元安排裁判文書寫作訓練及點評。並安排1天選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