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指導案例行政法

① 行政法案例分析，懂的進來！！！

（1）市政府的通告屬於具體行政行為。本案中市政府發布的通告，明確確定只給甲發放定專點標志牌，而該市原僅屬有甲、乙、丙、丁四家定點屠宰場，這就意味著剝奪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場的屠宰資格。可見，該通告是針對定點屠宰這一特定的事和甲、乙、丙、丁這一特定的人作出的，侵害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場的公平競爭權，屬於典型的具體行政行為。（2）頒發定點屠宰標志牌是行政許可行為，具體而言是屬於資格許可行為，即賦予行政相對人從事某種活動的資格的許可。既然頒發定點屠宰標志牌的行為是資格許可行為，未獲得該牌的企業就不得從事生豬屠宰的經營活動，市工商局、市衛生局就有權據此吊銷其執照與許可證。但本案中，由於市政府的行為違法，所以，工商局、衛生局就不得據此吊銷乙、丙、丁的執照與許可證。

②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案例分析

（1）市公安局是被告。
因為它變更了原具體行政行為，乙是對變更後的裁決不回服。答
（2）縣公安局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和市公安局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均享有管轄權。
《行政訴訟法》第17條規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與具體行政行為的，也可以由復議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3）如果題目是：「能否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為什麼？」那麼，答案是：
可以，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1條除列舉了八種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的情況外，還有一條兜底性的條款「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此案件不屬於不可訴行為，具有可訴性。

③ 行政法案例分析

具體解析如下：根據行政處罰法第29條的規定：違法行為在2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前款規定的期限從違法行為發生之日起計算，違法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可見行政處罰的追訴時效一般為2年，本案中萬達公司在辦理變更登記時提供虛假驗資報告發生在1997年5月，而工商局直到2001年7月才發現該違法行為，因已過行政處罰法的規定時效，工商局此時再就該違法行為進行處罰不符合法律規定因此A項正確。行政處罰法第24條規定：對當事人的同一個違法行為，不得給予兩次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本案中工商局於2002年4月作出撤消萬達公司變更登記，恢復變更前的狀態的決定，本身並非行政處罰，更不屬於罰款，因此針對本案，由於萬達公司的虛假驗資行為已過追究時效，工商局只能撤消其變更登記這才是正確的行政行為。所以B項錯誤至於2004年6月工商局又就同一問題作出吊銷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決定也違法了追究時效的規定，同時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即具有確定力，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變更，即使工商局先前的行政處罰有誤，也應經過法定程序先行撤消，再作出新的行政處罰。而不能用另一個行政處罰進行默認的補充和修改。因此C項錯誤關於D項，應當分清違法行為處於繼續狀態與違法行為引起的後果處於繼續狀態的區別。萬達公司憑一份虛假驗資報告取得變更登記後該違法行為即已結束，並不存在持續問題萬達公司連續4年通過年檢。只是說明其1997年5月的違法行為引起的後果處於持續狀態，如前所述萬達公司的違法行為已過追訴時效，並且沒有持續狀態，工商局並不能對其作出處罰，只能撤消原變更登記而對違法行為引起的後果，行政處罰法僅規定處罰違法行為，並不處罰違法行為引起的後果，D項錯誤。
以上回答你滿意么？

④ 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是法嗎

不是。部抄門法包括憲法相襲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司法解釋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對司法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做的解釋。司法解釋分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審判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解釋和這兩個機關聯合作出的解釋。
通過發布指導性案例履行監督職能、指導審判工作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舉措，對於統一裁判尺度和法律適用標准，保障公正司法，增強司法透明度，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加強法治宣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⑤ 最高法發布的指導性案例是不是行政法法律淵源

行政法的淵源，是指行政法律規范的外部表現形式和來源，一般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及行政法的其他淵源。

⑥ 行政法案例分析

（1）本案的行政復議機關是縣環保局的上一級機關即市環保局或者縣級人民政府。回
（2）造紙答廠再次向復議機關申請復議，復議機關不予受理。本案，造紙廠因縣環保局改變罰款決定而申請撤回復議， 符合復議法的規定， 但經復議機關同意撤回復議後， 行政復議終止。

⑦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至今發布了多少批了，在哪能找到全部案例

您好，指導性案來例專指依源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程序編選的並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後公開發布的案例。截止目前為止共有16批87件，在在最高人民法院網址上即可查詢。附網址：網頁鏈接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⑧ 有關「不可訴行政行為」以及「公法上的利害關系」的案例淺析

        「AB基地項目」，由A公司於2014年12月通過C縣發改委轉報方式向S市發改委申請項目核准。

        2015年1月，S市發改委作出《關於A公司和B公司合資建設「AB基地項目」核準的批復》，同意A公司、B公司合資設立項目公司建設「AB基地項目」。核准文件的有效期為2年，若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內未開工建設項目的，應在有效期屆滿前向S市發改委申請延期。

        2015年3月，C縣發改委向A公司發出《關於轉發<關於A公司和B公司合資建設「AB基地項目」核準的批復>的通知》,將前述批復轉發給A公司，並要求A公司嚴格落實批復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確保項目順利實施。

        之後，由於土地收儲及出讓等工作的遲延，導致「AB基地項目」無法在核准文件的2年有效期內開工建設。於是，2016年12月，A公司根據批復的要求，向C縣發改委提交了核准文件的延期申請。但C縣發改委並未將該延期申請文件轉報到S市發改委，導致項目核准文件過期失效。

        出於某些原因，對於上述情況，A公司、B公司皆未提起行政訴訟或向縣、市發改委提出任何異議。但B公司的股東之一W公司卻認為C縣發改委不轉報申請的行為屬於「行政不作為」，侵害了其合法權益，准備就該「行政不作為」提起行政訴訟。

        引例中，W公司擬起訴的C縣發改委不轉報申請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該行為屬於下級行政機關與上級行政機關的內部行為，並無直接的對外效力。這就不難讓人產生疑問：C縣發改委不轉報申請的行為是否具有可訴性？

        關於不可訴行政行為的類型、范圍，主要規定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十三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8]1號，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一條。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三條，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抽象行政行為、內部人事管理行為、行政終局裁決行為不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根據《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一條，以下行為不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1、刑事司法行為；

        2、行政機關的調解或仲裁行為；

        3、行政指導行為；

        4、駁回當事人對行政行為提起申訴的重復處理行為；

        5、不產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為；

        6 、過程性行為（包括准備、論證、研究、層報、咨詢等）；

        7、根據法院文件作出的執行行為；

        8、上級對下級作出的行為（如檢查、聽取報告等）；

        9、針對信訪事項作出的行為（如登記、受理、交辦、轉送、復查、復核意見等）

        10、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

        不難發現，W公司擬起訴的C縣發改委不轉報申請的行為，屬於《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一條列舉的 「層報」類過程性行為 ，並且其不直接產生外部法律效力。故而，筆者初步認為該行為的可訴性存在問題。

        部分研究者認為，行政行為需具有職權性、單方性、效果性。職權性，即是行政主體運用行政職權的行為；單方性，即以行政主體單方的意思表示即可發生法律效力; 效果性，即該行為發生了法律效果。[1]  內部行政行為對外不直接發生效力，因而並不具有效果性，一定意義上也不具備單方性。

        在《潁上縣恆運矸石廠、安徽省潁上縣凱事建材有限責任公司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行政裁定書》（案號「（2017）最高法行申295號」）中，最高法院認為，行政行為需具有單方性、個別性、法效性。「 法效性強調的則是，行為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所謂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須直接對相對人發生，亦即行政行為一旦作成，即導致法律關系的發生、變更、消滅。所謂對外，是指行政行為對於行政主體之外的人發生法律效果，行政機關之間或行政機關內部的意見交換等行政內部行為因欠缺對外性而不具有可訴性 。」 就本文引例而言，C縣發改委的內部層報行為，顯然不具有直接對外的法效性。

        不過，前沿行政法理論和司法實踐早已對內部行政行為的外化及其可訴性進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發布的《指導案例69號：王明德訴樂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案》中認為，當事人認為行政機關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為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 對其權利義務產生明顯的實際影響，且無法通過提起針對相關的實體性行政行為的訴訟獲得救濟 ，而對該程序性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按照該指導案例及相關觀點，過程性行為要獲得可訴性， 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1、過程性行為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了實質性影響；2、當事人無法通過提起針對相關的實體性行政行為的訴訟獲得救濟。

        具體到本文引例，為便於討論，我們假設准備起訴的系行政相對人A公司，筆者認為A公司似可通過提起針對S市發改委的不作為（即對其延期申請無任何反饋）獲得救濟。本案行政法律關系實際發生於行政機關S市發改委與行政相對人A公司之間，C縣發改委僅起接受材料和內部層報職能。對於A公司而言，其關注的事實應該是提交的延期申請未獲市發改委答復，而不是C縣發改委是否履行了內部層報手續。因而， 本文引例的過程性行為並不滿足最高院在指導案例69號中明確的可訴性條件 。

        本文引例中，作為行政相對人的A公司以及A公司的合作方B公司皆不準備採取維權措施，B公司的股東之一W公司卻有意起訴。那麼，W公司是否屬於適格的原告？

        按照《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主體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十二條對「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進行了列舉式解釋，但該等解釋不能用來直接回答上述問題。

        在《王龍英、常州市金壇區人民政府城鄉建設行政管理:房屋登記管理(房屋登記)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行政裁定書》（案號「(2017)最高法行申4983號」）、《關卯春、浙江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城鄉建設行政管理:其他(城建)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行政裁定書》（案號「(2017)最高法行申4361號」）以及《劉英超、上海市人民政府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行政裁定書》（案號「(2017)最高法行申4295號」）中，最高人民法院皆認為：

        1、 在行政訴訟中，利害關系是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並不包括私法意義上的利害關系。

        2、公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一般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為重要標准。

        3、只有行政實體法對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明確加以保護的情形下，該權益才能成為行政法上受保護的權益，當事人與行政行為之間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並取得可請求司法保護的原告主體資格。換言之， 只有當起訴人訴請保護的權益，恰好落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的保護范圍時，起訴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被承認。

        4、人民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評價，主要依據行政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等影響，因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

        具體到本文引例，筆者認為：

        1、A公司作為行政相對人，具有成為相關行政訴訟適格原告的可能性。

        2、B公司作為A公司的合作方，且系項目核准批復中明確的「AB基地項目」的建設方之一，故而其項目建設和經營權可被認定為屬於與核准行政行為相關的利益，具有成為相關行政訴訟適格原告的可能性。

        3、W公司是B公司的股東，在民商法的私法層面，享有相關股東權益，並通過股權對於「AB基地項目」的建設和經營具有私法上的利害關系。但是，若討論其通過股權所建立的利害關系是否能夠被認定為公法意義上的利害關系，筆者暫持否定態度。

        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問題以及原告的主體適格性問題一直是行政訴訟的常見爭議焦點，律師辦案及司法實踐中需要重點關注。本文引例案情雖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反映的問題卻十分典型，故進行初步的研究和總結，望能產生拋磚引玉之效。

參考文獻：

[1] 周律格. 試論內部行政行為的外化和其可訴性[J]. 湖北函授大學學報. (2018)第31卷第10期：86頁

⑨ 最高院指導案例有哪些類型

法律分析：1、主要是社會廣泛關注的、法律規定比較原則的、具有典型性的、疑難復雜或者新類型的、其他具有指導作用的案例。

2、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例時應當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每年度對指導性案例進行編纂。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

第一條 對全國法院審判、執行工作具有指導作用的指導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確定並統一發布。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指導性案例，是指裁判已經發生法律效力，並符合以下條件的案例：

(一)社會廣泛關注的；

(二)法律規定比較原則的；

(三)具有典型性的；

(四)疑難復雜或者新類型的；

(五)其他具有指導作用的案例。

⑩ 行政訴訟法案例題。（請詳細提供答案，滿意的另外加分，萬分感謝）

一， 這里限於評析本案中，公安機關的審批行為是否構成越權行為。這就關繫到如何理解許可權的行政法理。
任何行政職權都是有限的，不是無限的。因為任何民主政治中的權力都是受到限制和監督的。行政主體行使權力的條件和邊界就是行政許可權。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行政法上的職權系指行政主體代表國家針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即針對行政相對人，所作的影響其權利和義務的法律行為。因而行政許可權也應當是指行政主體實施該權力的許可權。換句話說，行政許可權是指行政主體之間法律所設定的許可權，而不是指行政人之間內部分配的許可權。
在本案中，針對是否頒發《治安許可證》，不論是林副局長做出決定，還是康副局長做出決定，這都屬內部工作上的分工問題，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意義，不構成行政法意義上的越權問題。從行政法意義上說，只有等公安機關對外做出決定以後，就意味著行政主體實施了某一行政職權；只要公安機關沒有超越這一職權的許可權，那就不存在越權問題。根據本案的情景，先前林副局長答應給張某頒發《治安許可證》，但沒有正式發證。這說明，那時作為行政主體的公安機關尚未做出具體行政行為。只有等康某副局長正式對張某的有關頒發《治安許可證》的申請做出(否定性的)審批後，並以公安局的名義通知了張某本人，這時才意味著公安機關對外正式做出了具體行政行為。在這一案件中，公安機關只做出過一個行為，而不是兩個行為；而且這個行為就是公安機關拒絕給張某頒發《治安許可證》的行為，而不是指張某所指控的「越權行為」。正因為前個行為是不存在的，那麼張某對公安機關「越權」的指控也是不存在的。
二，這里限於評析本案中的民警李某是否屬於行政執法人員的問題。
前面說過，行政執法人員系指依法代錶行政主體並以行政主體的名義實施職務行為的個人；行政執法人員的行為效果對外而言，歸屬於其所屬的行政主體而不是其個人。
在本案中，要解決老太太應當以李某個人為被告提起民事賠償之訴呢，還是以李某所屬的公安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賠償之訴，關鍵取決於民警李某在當時情景中的法律身份：如果當時的李某的法律身份屬於自然人，那麼應當以李某個人為被告提起民事賠償之訴；如果當時的李某的法律身份屬於行政執法人員，那就當然應當以李某所屬的公安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賠償之訴了。
應當注意的是：在我們國家，公務員與行政執法人員之間不能劃上等號。因為：行政執法人員一般由國家公務員承擔，但行政執法人員並不只限於公務員，非國家公務成員受行政機關委託從事公務行為時也可成為行政執法人員；相反，國家公務員也不是必然地、無條件地、每時每刻地作為行政執法人員的身份出現。國家公務員從事不同行為，參與不同法律關系，便可以不同的法律身份出現：當他代錶行政主體實施職務行為時，他的法律身份是行政執法人員；當他代表自己從事民事行為時，他的法律身份是自然人；當他在行政管理關系中處於被管理一方當事人時，他的法律身份又是行政相對人。
在本案中，我們同意第二種主張，但它的理由闡述得不夠充分。因為，李某是否屬於行政執法人員，不能作為一個抽象問題來討論，只能置於具體的情景中作具體分析。我們不能問民警是否屬於行政執法人員，只能問某個民警在某種情景中從事某種行為時是否屬於行政執法人員。本案民警李某駕公務車外出執行公務，這是事實，但他到學校接送小孩顯然不屬公務。認定行為是否屬於公務，不是看時間，也不是看使用的工具，而是看該行為的實際屬性，即該行為的目的與功能。所以，李某違章撞人時，雖然用的是公務車，雖然時間仍在公務最終封閉之前(即尚未回到單位)，但接送小孩的實際目的及功能，決定了此時他在從事私務而不是公務。因此本案發生時李某的法律身份應當是自然人而不是行政執法人員，故老太太只能以李某個人為被告提起民事賠償之訴。
三，該案所涉其他問題鑒於本章的任務而不作討論，這里限於評析：在本案中，鄉政府做出的「倡議」行為是否屬於行政指導?
本案66戶農民是否有權對鄉政府棄糧種花的「倡議』』行為提起訴訟，首要的關鍵是政府的「倡議」行為屬於「行政指導」，還是「具體行政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088次會議通過，法釋[2000]8號)第1條規定，「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不屬於行政訴訟范圍。
所謂行政指導，系指國家行政機關在其所管轄事務的范圍內，對於特定的行政相對人運用非強制性手段，獲得相對人的同意或協助，指導行政相對人採取或不採取某種行為，以實現一定行政目的的行為。行政指導的最大特徵是：它是一種規勸性、引導性行為，不具有強制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釋中把它表述為「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這一表述，只是表明：行政指導是不具有強制力的；而不意味著：行政指導有兩類，一類是不具有強制力的，另一類是具有強制力的。如果某種「行政指導」具有「強制力」，那隻能說：這是一種名為「行政指導」，實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為。
行政指導行為一般通過「建議」、「倡議」、「指導」等形式表達出來，但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實質內容。如果實質內容上該行為具有強制力，那不管其冠之什麼名稱，都按具體行政行為，而不是行政指導認定。
在本案中，鄉政府的《倡議書》，從形式上看，不具有強制力，顯然屬於「行政指導」的范疇。但從實際操作來看，鄉政府強制在一個村試點，顯然不具有「指導性」，而具有「強制性」，所以，這是一種名為「行政指導」實為強制性的「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對66戶農民的起訴理應受理。
四，，A、在聽證的前一天通知申請人不對，應當是在7日以前；B、違反了聽證公開的要求，應當允許群眾旁聽；C、聽證主持人不應當是許可申請的審查人員，應當是審查人員以外的人員為聽證主持人；D、張科長口頭總結不對，聽證應當製作筆錄；E、行政機關根據張科長的口頭匯報作出許可決定不對，而應當是根據聽證筆錄作出聽證許可決定。
五，1，合議庭人員應為單數，2，工商局副局長應迴避，3，縣委不應干預司法審判，抗訴應由上級檢察院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