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奧托瑪雅
① 行政法領域好的書籍有哪些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推薦理由：回這是由大答陸一些著名行政法學家共同撰寫的行政法學教材，由於每個撰寫者都是相關領域里的專家，所以這本教材的成就巨大，其很多觀點已經成為通說，也是很多學校考研的指定教材。對於法學本科學生學習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法律保留制度
法律保留制度，是指某些法律事項只能由法律來作出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作出相關規定，除非經過特別授權。行政立法主體對於法律保留內的事項不得僭越，凡屬於憲法、法律規定的事項，只有經過了明確授權，行政主體才能在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中規定。在我國，對於一些具有相當重要意義的事項，法律才做出了保留。法律保留制度的基礎是民主、法治與人權。最早提出法律保留概念的是德國行政法學家奧托.邁耶，它將法律保留定義為在特定范圍內對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
根據我國《立法法》第八條、第九條的規定可知，屬於法律絕對保留的有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然而「等」字含義模糊，法律保留的實質是為限制行政權，眾所周知，凡我國限制行政權的法律法規中，「等」字可以忽略。因此也僅有上述四事項屬法律絕對保留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而對公民政治權利的法律保留我國《立法法》巧妙的使用了「剝奪」一次，即剝奪公民政治權利事項絕對不能授權國務院對此制定行政法規，而限制公民政治權利事項在尚未制定法律時，可以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此外，《立法法》對於其他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並未作出法律保留。據此，我國大量的限制公民權利的行政法規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出版管理條例》、《宗教事務條例》、《社團登記管理條例》等。
根據《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的規定可知，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僅受法律規定的限制。然而，根據我國《立法法》規定，在公民權利方面，只要不涉及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事項，均可以以法律以外的形式對其加以限制，這些法律以外的形式如法規、規章等在《立法法》的掩蓋下並不違法違憲，然而毫無疑問，他們不符合《公約》的規定。
二、應將公民基本權利全部納入法律保留的范圍
為使國內法與《公約》相適應，應當將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事項全部納入法律保留范圍內。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主要包括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一般人格權，住宅權，通信自由權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方面、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我國尚無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規范，效力最高的為行政法規――《出版管理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宗教事務管理條例》，然而這些法律及行政法規卻對表達自由的行使設置了諸多程序，通讀法律及行政法規全文，出現最多的字眼是「申請」、「批准」、「許可」、「不得」等，可見其隱藏的目的是為限製表達自由的行使。
言論指公民以口頭的、書面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其選擇的任何媒介所作的任何思想和信息表達。出版物也屬於上述的「任何媒介」中的一種，在嚴格意義上是屬於言論自由的。但出版自由涉及出版單位的組織和運行程序，而且出版物面臨著巨大的受眾，其影響與個人的言論一般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出版自由被認為是一種獨立的言論自由。iii但凡自由皆有邊界，世界各國均以不得侵犯他人權益及不得損害公共利益作為言論自由的邊界，以此限制言論自由。在美國，帶有淫穢及煽動性質的言論受到限制，限制淫穢言論要求對社會沒有補償價值，限制煽動言論要求該言論即將產生非法行動，而且要有引起該非法行動的證據。言論自由極其重要，人民普遍認為應當將對言論自由的限制降到最低限度。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可採取事前檢查和事後追懲兩種方式。但事前檢查會對言論自由造成嚴重危害，因此一般予以禁止，德國基本法甚至禁止事前檢查。而在事後追懲方面，為防止行政機關濫用權力，因此必須以法律明確規定審查和懲罰的程序。而我國目前實行事前審查和事後追懲相結合的限制方式，以事前審查為主，且依據是行政立法或政策性規定，在審查文學、藝術作品時常常伴隨著行賄、受賄等違法行為，極大的損害了公民的言論自由。
結社指一定數量的人，出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目的，持續地集合在一起的行為。我國為規范結社行為，於1998年頒布《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該條例對公民結社行為作了嚴格的限制：成立社會團體要經過審查登記，要有固定的住所；有活動資金限制等，此外，該條例還對未經批準的社團組織團體活動規定了處罰措施。公民必須要擁有一定的財產才能申請結社登記，這首先就是對結社自由的無理限制。結社是相對固定人員的持續結合，與集會、遊行示威不同，不會給社會秩序造成現時沖擊，所以《公約》規定對集會與遊行示威的限制可以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決定，但對結社的限制必須限於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為更好的進行公共管理，國家有權要求結社登記，但要求所有的結社行為都進行登記的行為顯然是不現實的。 宗教信仰自由，我國現行憲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該條款是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一般性規定。第三十六條第二款中又進一步具體規定：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一般情況下，對私下的宗教信仰不做任何限制。但是公開的宗教信仰活動，如傳教佈道等，可能會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因此需要加以限制，我國憲法規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具體貫徹此憲法規定，我國目前有《宗教事務管理條例》、《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宗教事務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國家依法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的活動。這里的「正常宗教活動」並沒有明確標准，「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也沒有相關的解釋，這就給行政機關濫用權力限制和剝奪宗教信仰自由製造了空間。
除上述提到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外，我國憲法還規定了公民其他一些重要的基本權利，但這些權利都不屬於法律保留的范圍，可以授權給行政機關進行限制，這無疑會對公民權利的嚴重侵害。雖然公民基本權利由行政機關來立法，並不等於公民基本權利已經或必然受到侵害，但存在著受到行政機關分割的嚴重可能性，而這正是所應杜絕和預防的。因此，必須將公民權利的限制納入法律保留范圍內。
三、結語
我國我國於1998年10月5日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公約》，但我國至今仍未批准該條約，國家領導人多次對外表示為要批准《公約》創造條件，盡快批准《公約》，然而此次的《立法法》修改，並沒有看到為使國內法與《公約》相適應所應作出的努力。法律保留制度本身目的是為限制行政立法權，防止行政立法權侵害公民權利，而我國《立法法》關於法律保留的規定實質上是為行政立法限制公民權利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應對《立法法》中的法律保留事項加以規定，擴大法律保留事項的范圍，在公民權利方面，宜將公民權利的限制全部納入法律保留的范圍內。
③ 法律優先原則的在行政法中
「法律優先」一詞，源自德國行政法鼻祖奧托．邁耶之首創，他認為，法律為國家意志中法律效力最強者。到目前為止，德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的學者在論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素時，也大都把法律優先作為其中的一項。只不過，在他們那裡，法律優先的含義相當寬泛。法律優先（法律優位）這一概念被引人我國行政法學時，多數學者則將其內涵相對限制在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繫上，認為法律優先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優先於行政立法，即強調法律對於行政立法（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優越地位。
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法律優先原則還應包括司法活動優先於其他活動，以體現社會對法律的遵從和敬畏。對於一個公民。但參與司法活動和其他活動出現時間沖突時，應當優先參與司法活動，使司法活動得到優先的保障。 在我國行政法學中引入法律優先這一概念是必要的，但沒有必要象德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那樣寬泛地使用這一概念。因為他們所使用的廣義上的法律優先一詞，實際上從一個側面表述了依法行政的全面涵義。而目前，我國行政法學明確而公認的概念——「職權法定」已經表述了依法行政的表層涵義，即「任何行政都必須具有法定依據，而不得與之相違反」。只是作為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關系，尤其是法律和行政立法之間的關系卻一直沒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概念來表述。法律優先一詞則能夠准確而明快的概括出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
同時，在這種意義上使用法律優先一詞，也表明在這里，「法律」僅限於狹義上，即僅指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因而與其字面含義相一致。並且，德、日學者所使用的法律優先一詞，只是說「行政」是廣義上的，即法律優越於一切行政活動，而其中的「法律」在本意上則僅限於狹義上使用。因此，將法律優先的基本涵義限定在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繫上是適當的。這樣，法律優先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一起分別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共同說明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進而與職權法定原則一起共同構成了行政法定原則或者依法行政原則的完整內容。
據此，法律優先原則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對於行政立法幾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優越地位。從這個角度而言，法律優先實質上強調的是法律的位階體系。所謂法律位階，是指「一部法律在一個國家法律體系中的縱向地位。」
在我國，權力機關的立法權居於立法活動的主導與核心地位，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立法權的依據和基礎。行政立法為從屬性立法，是在國家權力機關立法權保留之外的立法，並要受權力機關的監督。
法律優先原則作為法律位階的行政立法中具體作用的客觀要求，在強調國家立法許可權與行政立法許可權劃分的同時，側重於要求低位階法律規范的制定必須以高位階的法律規范為依據，前者必須服從於後者，並不得與之相抵觸。
據此，法律優先原則又可具體導出「根據（法律）」和「不相抵觸」兩個派生性原則：
一是「根據（法律）」原則。該原則是指行政立法應服從法律位階的要求，以上位法作為行政立法的根據。「根據（法律）」原則理清了立法權在不同地位的國家機關的許可權劃分標准，保障了國家立法體系的統一性和有序性，同時也是對行政立法內容的一種限定，使行政立法遵循上位法的規定，符合內容合法有效的成立要件。
二是「不抵觸」原則。所謂「不抵觸」，是指在法律位階的層級結構中，下位階的法律不得與上位階的法律相沖突，凡有沖突應以上位階的法律為准繩。與「根據（法律）」原則相比，「不抵觸」原則主要側重於行政立法的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抵觸。行政機關為了執行法律而進行行政立法，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和原則，其立法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悖。
④ 我國行政主體理論的形成
1 、 行政主體，是指享有國家行政權，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行政權，並能獨立地承擔因此而產生的相應法律責任的組織。國家行政機關是最主要的行政主體，此外依照法定授權而獲得行政權的組織，也可以成為行政主體。
2．、行政主體與行政機關。行政主體不等於行政機關，除行政機關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也可成為行政主體。
3．、行政主體與公務員。行政主體與公務員聯系緊密，不可分割。盡管行政活動是由公務員代錶行政主體具體實施的，但公務員並不是行政主體。
4．、行政主體的職權與職責：是國家行政權的轉化形式，是行政主體實施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資格及其權能。行政職責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職權，實施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過程中，所必須承擔的法定義務。行政職責的核心是」依法行政」。
完善建議
行政主體界定
中國行政主體概念從產生之初就不成熟，本身定位不合理，內涵和外延也顯狹窄。筆者認為，中國行政主體理論本來就是域外的概念，應該充分考慮該概念在域外產生發展的土壤以及全面而准確的學術含義。而不能徒有其表的藉助該概念的外衣而功利性工具性的應用於中國行政管理實踐及行政法學研究領域。在現今的理論困境面前，我們應該出重新界定中國的行政主體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在借鑒法、德、日等國家界定行政主體概念的基礎上，架構符合中國本土特色並與中國行政管理實踐及行政法學發展相協調的行政主體理論。隨著中國公共行政改革深入和社會行政的增加，中國應以「公共管理職能和行政權」為標准界定行政主體。一切行使公共管理職能、享有行政權力的公共組織均應屬於行政主體的范疇。行政法學應加大對從事社會行政的行政主體類型的研究，以反映行政主體多元化的趨勢。所說的行政職權不僅包括傳統的行政職權，還包括公共管理性質的行政職權。所以其他公權力組織只要從事公共管理職能的，作出影響相對人權利義務行為的就應該是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的，就應該是可訴的，法院此時可以依行政主體界定標准對其進行可訴性判斷。所以在政主體的類型應該包括行政機關、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以及那些沒有法律法規特別授權但是從事公共管理職能的組織。
訴訟重塑
中國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由概括式、列舉式和排除式的三種規定，即使是這樣一種安排，行政受案也有許多的真空地帶，因為中國是以是否是行政主體來確定被訴組織是否有行政訴訟被告資格的。這就導致許多本應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組織行為得不到審查，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救濟。其實，傳統行政主體理論所標示的「行政實體法上的獨立權利義務主體與行政訴訟法上的獨立訴訟主體合一」的命題是不準確的。作為行政訴訟主體之一的被告與行政實體法上的行政主體分別屬於不同的領域和階段，其所遵循的邏輯並不相同：其一，被告的確定更多地考慮的是如何有利於當事人訴權的行使，只要是行為者實際地行使了行政權力，就應當成為被告。雖然被告的確定也會考慮到訴訟後果的承擔，但它並不意味著參與訴訟的主體就必須實際承擔最終的實體責任。其二，行政主體所體現的則是實體權力的行使與實體責任承擔的一致性，強調的是某一組織具有行政法上的獨立人格。
因此，行政主體的確立與認定行政訴訟的被告之間並無多少必然的聯系，在很多情況下，訴訟主體可以獨立於行政主體。不管是行政主體還是非行政主體充當行政訴訟的被告，最終的實體責任都是由相同的行政主體承擔的。在確定行政主體和行政訴訟被告資格邏輯關系相分離的同時，中國行政訴訟涉案范圍應該以行政行為侵犯公民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規定為接受司法審查的實質要件；摒棄現今行政訴訟法只承認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為被訴主體的規定，在修改行政訴訟法的同時應把行使公共事務職能的社會組織納入行政訴訟領域。這樣，對於中國行政訴訟實踐的順利開展和行政法學研究繼續向前發展，特別是對行政相對人的權利保障，中國依法治國理念的貫徹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⑤ 行政法鼻祖是誰
行政法學鼻祖：奧托•邁耶
⑥ 兩部法律簡介
行政強製法簡介
2012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製法》（下文簡稱行政強製法）將正式施行，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的一件大事。行政強製法從1999年開始醞釀，先後五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修改，終於在2011年6月30日閉幕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上得以通過。
行政強製法是繼《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之後，我國在行政法領域出台的重要法律，與行政機關關系重大。其宗旨是通過規范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以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履行職責，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簡言之，行政強製法就是給行政機關「立規矩」，是一部「控權法」，具有應用法律保留、落實比例原則和遵循正當程序三大亮點。
亮點一：應用法律保留
法律保留的思想產生於19世紀初，最早提出該概念的是德國行政法學之父奧托·邁耶。法律保留是指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法律沒規定的行政主體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為。法律保留本質上決定著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從而也決定著行政自主性的大小。行政強製法是一部「控權法」，首先是對行政強制設定的控制，從源頭上規范行政強制權，避免擁有行政強制權的機關過多過濫，消除類如「七八個大蓋帽圍著一個小草帽」的混亂現象。
行政強製法是通過應用法律保留來實現對行政權設定的控制。該法第10條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由法律設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屬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事項的，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本法第9條第1項（即「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第4項（即「凍結存款、匯款」）和應當由法律規定的行政強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強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規，且屬於地方性事務的，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本法第9條第2項（即「查封場所設施或財務」）、第3項（即「扣押財物」）的行政強制措施。法律、法規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不得設定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既包括行政強制措施，又包括行政強制執行，該法關於行政強制執行的規定也強調了法律保留——該法第13條內容就是「行政強制執行由法律設定」，從而排除行政法規、地方法規和其他規范性文件設定行政強制的可能。
亮點二：落實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是許多國家行政法上一項重要的基本原則。19世紀，德國的警察法中首次出現比例原則觀念，之後比例原則在理論與實踐中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德國的行政法學鼻祖奧托·麥耶在其《德國行政法學》一書中最早明確地提出比例原則，即「行政權追求公益應有凌越私益的優越性，但行政權力對人民的侵權必須符合目的性，並採行最小侵害之方法」。
對比例原則的內涵，學界有不同的解讀。一般認為，比例原則包括妥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與狹義比例性原則三個子原則。其中，妥當性原則是指行政機關所採取的方法必須有助於達成所追求的目的；必要性原則是指在能達到法律目的各種方式中，應選擇對相對人權利侵害最小的方式，這是從法律後果上來規范行政權力與其所採取的措施之間的比例關系，故此原則也稱為「最小侵害原則」；狹義比例原則是指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時，對相對人造成的損害應小於達成目的所獲得的利益，避免行政主體為了實現行政目的而造成相對人權益的過度損害，故也稱「均衡性原則」。比例原則著眼於法益的均衡，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該原則在行政執法中的運用會有效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限制行政權恣意，也給監督機關和行政相對人監督行政主體是否依法行政提供了一把標尺，比例原則以維護和發展公民權為最終歸宿，稱為行政法中的「帝王條款」，對我國行政法治建設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行政強製法落實了比例原則，該法第5條規定：「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應當適當。採用非強制手段可以達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設定和實施行政強制」。因為與非強制手段相比，行政強制往往給相對人的人身、財產等權益帶去較多的危害，該條的規定體現了比例原則中的必要性原則。
此外，行政強製法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在夜間或者法定節假日實施行政強制執行」，「行政機關不得對居民生活採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相關行政決定」。這些針對行政機關的禁止性規定的目的在於確保行政強制執行的實施對於相對人的身心損害達到最小，或實現行政管理的目標不以影響當事人的基本生活為代價，都是應用比例原則的具體體現。
亮點三：遵循正當程序
正當程序，即正當法律程序，來源於英國成文法，其內涵則受到英國普通法上的自然正義原則的影響。在英國行政法上，經過法院解釋的自然正義原則有著確定的內涵，它包含了兩項基本的程序規則，即「任何人不能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人們的辯護必須公平地聽取」。自然正義原則在英國普通法上最初僅適用於司法程序，後來被移植到行政程序之中。正當程序之規定及其所蘊含的法律理念經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繼受與傳承，後來載入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正當程序的內涵經諸多判例、學說的闡釋與發揚，不斷得到豐富和完善，聽取申辯、公職人員的迴避、說明理由和告知權利，以及公開、透明、公眾參與等都成為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要內容，正當程序正是通過這些具體制度設計，實現限制政府權力和保護公民權利的目的。正當程序和法定程序在適用范圍上具有互補性。正當程序主要適用於沒有法律程序的明確規定的情形，正當程序還是檢驗、衡量法定程序是否「合法」的准據。注重程序正義日益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共同的價值取向。
在我國，由於受「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影響，同時缺乏自然法的法律文化基礎，程序意識相對落後，正當程序觀念更是缺乏。其實，程序並不只是實現某種實體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程序本身具有獨立的價值，程序在法治體系中佔有與實體同等重要的地位，程序正義可能不能直接達到實體的正義，但是它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實體的正義。
正當程序的精神已經融入行政強製法的某些章節和條款。該法第三、四章分別規定「行政強制措施實施程序」和「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程序」，其中屬於第三章的第18條關於「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應當遵循下列規定」的第5項要求行政機關「當場告知當事人採取行政強制措施的理由、依據以及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救濟途徑」；該條第6項要求行政機關「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屬於第四章的第35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強制執行決定前，應當事先催告當事人履行義務。」第36條規定：「當事人收到催告書後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應當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記錄、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採納。」摘自朱世海文
⑦ 英美法系國家為什麼開始不承認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
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問題之一，歷來為中外學者所關注。但對什麼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西方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各學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國中，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大法系。這兩大法系各具特點，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認識也有各自鮮明的特色。所以，這里主要以西方兩大法系作為比較對象。通過對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深入比較，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規律，以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 大陸法系-以法、德為代表的分析
（一）法國：行政法治與均衡原則
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1]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國：依法行政、比例與信賴保護原則
德國與法國並稱為現代大陸法系的兩大脊樑。法國在大陸法系中以民法的貢獻最大，同時亦被譽為行政法的母國。但在公法學、特別是行政法學領域，後來居上的德國也形成了現代世界行政法體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各國行政法影響極大。[3]在德國，對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因素是法治國思想。法治國的思想發軔於德國，法治國理念孕育著依法行政原則。而且隨著法治國思想在德國從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發展變遷，行政法基本原則也在法治主義由機械走向機動，行政權由消極走向積極的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即由作為形式主義的依法行政原則過渡到實質主義的比例、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義是指行政活動必須接受議會法律的規制，必須置於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動違法的，必須追究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對依法行政原則的具體內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國行政法學創始人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法律的規范創造力原則，即行政機關所制定的行政法規范是法律創造的；第二，法律優位原則，即法律對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與法律相抵觸；第三，法律保留原則，即一切行政作用雖非必須全部從屬於法律，但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由法律規定。 [4]多數學者則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兩項內容，即法律優位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則，又稱為均衡原則[6]或平衡原則[7]，是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的典範。它不但為現代條件下的干預行政提供了新的規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適用性。在行政法上，無論是制定普遍性規則的行政活動還是傳統的行政行為，都應當接受該項原則的規范和制約，並以此判斷它的合法性。[8]奧托。麥耶爾曾將比例原則譽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則」。台灣學者陳新民教授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樣，二者均可稱為相應部門法中的「帝王條款」。[9]一般認為比例原則是一個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它濫觴於19世紀警察國家時期，淵源於「法治國家理念及基本人權之本質」，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逐步成為限制行政權的有效手段。它具體包括三個子原則： 第一，行政措施對目的的適應性原則。即所採取的國家措施（普遍的或個案的）適應於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規定的目的，不得偏離。第二，最小干預可能的必要性原則。如果以國家措施干預公民自由為實現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麼這種干預應當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權力對公民一般自由權利的干預，只應當發生於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於基本權利的性質，個人對於公共權力不必要的干預可以提出異議進行抵抗。第三，禁止過分的適當性原則。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預自由的國家措施對當事人來說是不過分的，對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是適當的，又稱為狹義的比例原則。質而言之，比例原則要求行政目的與行政手段相適應、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賴保護原則是二戰後在德國發展成功的又一項行政法原則。其涵義是指：基於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護社會成員正當權益的考慮，當社會成員對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形成合理信賴，並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時，行政主體不得變動上述因素，或在變動上述因素後必須合理補償社會成員的信賴損失。該原則的核心思想即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權益。[11] 「保護人民權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過程中卻處處隱藏著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規范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作出修正，行政行為因違法或不合適宜也需要加以撤銷或廢止而發生變動等。為不使社會成員因信賴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損害，有必要對其正當權益設置一道屏障。信賴保護原則正是對這一現實需要的制度回應。當然，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是有條件的，且因信賴對象的差異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別。概括而言，其適用條件是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值得信賴，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為代表的分析
（一）英國：越權無效、合理與程序公正原則
英國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國家。與大陸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國沒有劃分公私法的傳統，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與公民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原則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調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轄。雖然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理念與制度在英國開始於17世紀下半葉，但直到現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採用過去普通法的一套規則和形式。[13]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義原則」（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對英國行政法一直起著支配的作用，並由此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等三項基本原則。
所謂「法的統治」，又稱「法治原則」，根據英國著名學者戴西（A.V.Dicey）的解釋，其涵義即「英國人依法，而且只依法進行統治」。[14]「法的統治」這種理論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相結合，作為英國憲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確立，與「議會主權」原則在近代英國憲法中同時占據了穩固的地位。[15]所謂「議會主權」的原則是議會制定法處於英國法的頂點，不存在優越於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審查它的機關。它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憲法斗爭勝利的結果，亦被戴雪稱為英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在行政法上，議會主權原則與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共同構成行政法的基礎，並由此產生行政法的一個中心原則」，[16]這就是「越權無效」原則。因為根據法治原則，政府行使權力的所有行為，即所有影響他人法律權利、義務和自由的行為都必須說明它的嚴格的法律依據，受到影響的人都可以訴諸法院。根據議會主權原則，議會制定的法律為最高法律，法院必須無條件地適用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不能審查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機關的行為如果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以內時，法院就無權過問。也就是說，英國法院對於行政訴訟的管轄權，只在行政機關行為超越其法律許可權時才發生。法院通過判例由此發展了著名的「越權無效」原則。英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威廉。韋德指出：「公共當局不應越權，這一簡單的命題可以恰當地稱之為行政法的核心原則。」[17]這個核心原則是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
當然，在戴雪的法治觀中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認為行政法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和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這使得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對戴雪而言，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18]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19]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自然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也在行政法中獲得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領域中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在英國，自然正義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20]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21]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的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戰時的緊急狀態賦予行政機關許多不受自然正義約束的特權（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戴雪意義上的真正的特權。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24]但是，1963年上議院在處理「理奇訴鮑德溫」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26]這標志著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擴展地應用於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中。[27]「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英國行政法在傳統的根基上的復興帶了個頭。「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28]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中，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9]由於近代以來，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上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總之，在英國，如果說合理原則主要是實體法原則的話，那麼公正原則則主要是程序法原則，越權無效原則則既涉及實體也涉及程序；如果說越權無效原則（狹義）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法明確規定的條件，是一種授權法原則的話，那麼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則主要是一種普通法原則。從這個角度，英國的這三項原則是平行的。當然，廣義的越權無效原則包含著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後兩者實際上是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立法所隱含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又只是越權無效原則這一總原則的分支部分或補充原則。這就是英國以上三項原則之間的關系。
（二）美國：正當程序與行政公開原則
美國法的基礎是英國普通法，兩國同屬普通法系國家，其行政法理論和制度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美英行政法幾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紀末，為了解決工業迅速發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美國建立了獨立管制機構（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標志著美國行政法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據美國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而制定的《聯邦行政程序法》，從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對龐大的行政權加以控制，從而使美國行政法得以迅猛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對行政法的影響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並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美國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則即行政公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先是在紐約州1787年「人權法案」中得到發展，然後才被吸收到聯邦憲法修正案中，並通過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發揚光大。根據美國法院的解釋，憲法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程序法的規則，稱為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其二，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實體法的概念，稱為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如果議會制定的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標准時，法院將宣告這個法律無效。[31]在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上，自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行政權的擴展，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從而使得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呈爆炸性的擴張，而不再只適用於法院的訴訟程序。所謂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即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它是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領域中的具體運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領域的滲透與擴張。
行政公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行政法發展的又一重要方向。這段時期，由於越戰失利、總統選舉舞弊及種族歧視擴大，公眾對行政機關越來越不滿，從而導致行政機關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在這段時期經過幾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實現行政公開。公眾認識到過去通過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來限制行政權，只能保障個人的權利免受行政機關的侵犯，而不能保證行政權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證行政機關能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須公開，由公眾直接參與對行政的監督，以補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審查的不足。於是，國會於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關於政府文件公開的決定，制定了《情報自由法》，規定除該法列舉的九項情況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須公開，任何人有權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機關不得拒絕；1976年制定《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合議制機關的會議必須公開；1974年制定《隱私權法》，規定行政機關所保持的個人紀錄，有對本人公開的義務等。[32]行政公開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所謂「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33]當然，公眾享有了解權，有權知悉並取得政府掌握的檔案或信息，同時，法律也對公眾的了解權作了限制。《情報自由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和《隱私權法》分別就政府文件的公開、會議的公開和個人記錄的公開問題作了詳細規定，構成了美國行政公開制度之骨架。
三 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與對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之共性規律
無疑，西方各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既存在著形式上的差異，又有著深層次的共性特徵。無論是差異，還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國情基礎。尤其是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國國情，適應各國的法律傳統、民族傳統、政治體制及社會經濟情況。由於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差異，導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模式存在著較大不同。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的模式。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尋求出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一些共性特徵和規律。
1.法治國家與憲法精神
正如現代行政法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一樣，作為規范行政權力之基本法律准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是伴隨著近代法治國思想的發展而形成的。雖然法治國思想發軔於德國，但是「大自然迫使人類去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34]因此，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國不同程度地確立為本國基本的治國原則。盡管早期在德國所表現出的「法治國」（Rechtsstaat）思想與在英國表現出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確存在某些層面上的不同，但「就講求法治國家的基本目的乃在於保障人權與抑制政府的濫權，使得法成為規范國家生活的惟一準則，此是英、德兩國法治主義者所不爭的事實」。[35]
法治的要義在於對公權力的合理配置。在專制國家時代，公權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國家時代，國家公權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審判的拘束，而法治國則更進一步，所有公權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務就在於為行政權力的運作提供依據，使行政權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隨著自由法治國家向社會法治國家的發展，近代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變遷，法治原則已不僅僅是判斷權力運作合法性的准繩，而且也成為衡量權力運作正當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據。相應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即行政必須服從法律的基本准則，也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成為衡量行政權力運作的合法性、正當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則。可以說，法治原則不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則，而且推動了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逐步發展並完善，因而始終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法治國家的理念與原則又是通過憲法而確立的，它們反映到憲法之中而成為基本的憲法精神和原則，並發揮著規范國家權力運作之功效。作為「憲法的具體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則正是從體現民主法治國家精神和觀念的憲法原則中推導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據。質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則是由憲法決定的，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憲法，就有什麼樣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如德國憲法所規定的法治國原則、議會民主原則和基本權利保護原則不僅決定著德國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則，還要求行政活動符合比例原則，遵循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由法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決定的。越權無效原則之所以是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是由英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與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所決定的。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則直接形成為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
憲法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且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容和精神。因此，雖然法治是各國行政法的共同目標，但其具體內容卻因各國憲政體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先原則是德國依法行政原則的內容，而不是英國越權無效原則的具體內容，盡管兩者都是現代法治國家政府行使權力時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則。
2.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
從方法論上看，西方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還是一個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相結合的過程。無論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其行政法都是一個基本的部門法，但多數國家卻尚未制定出一個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樣的統一行政法典。這就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無法通過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確、統一的規定，而只能是通過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國家，這種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確認，並輔之以理論的歸納、總結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通過法官的判例來確立，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國行政法上的程序正當原則和實體合理原則，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確認，然後被後來的判例所反復援引、實踐後發展起來的。英國行政法學權威韋德在分析實體合理原則時，就述及了對該原則確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數十個判例。[37]作為英國行政法之核心原則的越權無效原則，雖然是一個制定法原則，但該原則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即越權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錯誤」
⑧ 法律優先和法律保留的區別
所謂法律優先，是指上一層次法律規范的效力高於下一層次法律規范。
原則要求：在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已有規定的情況下，下一位階的法律規范不得與上一位階的法律規范抵觸；上一位階法律規范沒有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作了規定的，一旦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就該事項作出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就必須服從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實踐中，若是法律、法規、規章均對某事項作了規定，法規、規章與法律不一致的，適用的順序依次是法律、法規、規章。這是行政機關在依照法律、法規、規章實施行政管理時必須遵守的基本准則。
法律的優先適用原則包括基本法優於部門法；部門法優於地方法；新法優於舊法。
法律保留的思想產生於19世紀初，最早提出該概念的是德國行政法學之父奧托·邁耶。根據邁耶的經典定義，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圍內對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因此，法律保留本質上決定著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從而也決定著行政自主性的大小，
法律保留是指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皆必須有法律授權，否則，其合法性將受到質疑。
行政行為的做出必須有法律依據，法律沒規定的行政主體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為。
區別：
首先，法律保留原則不同於我們平常所說的法律優先原則。法律優先原則是指一切行政行為都要與法律規范相一致，不得與之相違背。相比之下，法律優先原則只要求行政行為不得違背法律，至於法律沒規定的情況下，行政行為能不能作出，法律優先原則並不過問；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法不禁止皆自由」。而法律保留原則則相反，它要求行政行為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作出，法律沒規定的就不得作出；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法無明文規定者不得為之」。所以，法律保留原則要比法律優先原則的要求更高，如果說法律優先原則是對行政主體依法行政的消極要求的話，那麼法律保留原則則是對行政主體依法行政的積極要求。
而且雖然法律優先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都是行政主體必須遵循的，但更能體現行政法基本精神的是法律保留原則。因為法律優先原則僅要求任何行為不得與法律相違背，其實這不僅是對行政主體的要求，而且也是對法治社會中任何一個主體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說它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話，那麼它也應是民法、刑法等任何其它一個部門法的基本原則。所以與其稱其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還不如稱其為法治的基本原則更准確。但法律保留原則就不同了，它針對行政主體，且只在行政法領域具有普遍指導性，而在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門法領域它就不具有普遍指導性。它這種只鍾情於行政法的特殊性，決定了它才真正稱得上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
其次，法律保留原則中的「法律」並不僅限於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而且還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法律保留原則的實質是使行政權在立法權的監控之中，以實現「為民行政」的目的。照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應僅指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但事情並不這么簡單。在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時期，奉行「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觀念，政府職能較少，因而代議立法完全能適應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但20世紀初開始，尤其是二戰結束後，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空前擴大，復雜多變的管理對象、日益專業化的行政技術以及行政效率的內在要求，都使得代議立法再也無法適應行政管理的需要。為此它不得不把一些原本屬於自身的立法權授予行政主體來行使，一旦行政主體獲得這種授權後，它們也就成了立法主體，而它們按照授權所定之規則也成了法律。由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就不僅僅指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而且還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果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也納入法律保留原則中的「法律」，不免使行政主體既是立法主體，又是執法主體，這不就違背了法律保留原則所追求的以立法權（民意）監控制約行政權的基本精神嗎？其實不然，雖然行政立法使行政主體也有了立法權，一定程度上確實削弱了代議機關對它的監控和制約。但我們必須看到行政立法的產生和存在並不是為了取代代議立法，而僅僅是為了代議立法的補充和完善。再則，行政立法本身並不具有獨立性，它必須事先得到代議機關的授權，並在其授權的范圍內進行。這些都使得行政立法還是始終處在代議機關（民意）的監控制約之中，並無任何擺脫。所以，把行政立法納入到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並沒有違背法律保留原則的所追求的基本精神，而僅僅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為了更好地貫徹它的基本精神，我們所採取的方式有所改變而已。
⑨ 什麼是行政事實行為
行政事實行為是指行政主體不能根據其職權產生、變更或者消除行政法律關系的行為。
行政事實行為是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有關的個人任意行為，由下列情形組成：
（1）事實損害的發生。不損害事實的，不建立行政事實行為，更不涉及行政賠償問題。
（2）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存在重大主觀錯誤。一般來說，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時存在嚴重的主觀缺陷，表現為不遵守法律和違反職責要求，故意或者嚴重過失，侵犯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合法權益，主觀上存在著嚴重過錯。
（3）侵權行為與義務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即在義務活動中存在著個人的任意行為，或者產生損害事實的行為的工具和機會與公務有關，盡管不履行職責。
(9)行政法奧托瑪雅擴展閱讀：
現代法治國家要求任何行政活動都必須服膺於依法行政的理念，行政事實行為作為一種行政行為，不能免除這一義務。「無法律就無行政」，行政事實行為應當符合相應的合法性要求。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行政主體必須在法定許可權內實施行政事實行為，越權行為無效；另一方面，行政主體必須作出相應的行政事實行為，不得否定。t或延遲履行公務。
（2）行政事實行為的內容應當符合法律規定。本法所稱守法，不僅指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而且指符合法律的原則和精神。
（3）行政事實行為應當遵循比例原則。行政主體大驚小怪或者以過失和錯誤判斷為依據作出行政事實行為的，應當認定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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