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益州德國行政法

A. 行政合理原則的基本內容

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基本內容是，或者說，合理性的標準是什麼。國外行政法已有種種觀點。英國大法官黑爾什姆認說，兩個合理的人可以對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且不能指責這兩個相反的結論有任何不合理。這是說，「合理性」與其說是個客觀標准，不如說是個主觀標准。但排除眾人所公認的「不合理」，也許正確立了「合理性」標准。為此，英國一些法官確立了一些「不合理」的標准：「如此荒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像行政機關在正當地行使權力時能有這種標准(格林法官語)」；「如此錯誤以致有理性的人會明智地不贊同那個觀點(丹寧法官語)」；「如此無邏輯或所認可的道德標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認真考慮此問題的正常人都不會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語)」。15在美國，關於「不合理」的標准比英國更為具體。美國法院將「不合理」一詞用在各種不當行為上，諸如：為不當的目的；行使許可權時基於偏見；歧視而採取行動；不附理由而作成與前決定不一致的決定；程序不公平；不當的怠於行為或遲延等等。
德國對行政合理性原則的規范比普通法國家更為系統，更具成文化標准。德國行政法把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基本內容歸納為三項具體原則17，即：
以上這些論述都較為深刻和全面地闡述了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基本內容，歸納起來，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基本內容主要有下列三項：
正當性
即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行為，在主觀上必須出於正當的動機，在客觀上必須符合正當的目的。
平衡性
即行政主體在選擇作出某種行政行為時，必須注意權利與義務、個人所受損害與社會所獲利益、個人利益與國家集體利益之間的平衡。
情理性
即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行為，必須符合客觀規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對人承擔其無法履行或違背情理的義務。

B. 行政許可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行政許可法》在總結我們自己經驗、借鑒國外成功做法的基礎上, 按照合法與合理、效能與便民、監督與責任這樣一種總體思路, 把制度創新放在突出位置, 確立了行政許可的六項原則: 一、合法原則。 行政機關設定和實施行政許可都必須嚴格地按照法定的許可權、法定的范圍、法定的程序和法定的條件來進行。 二、便民原則。 行政機關在實施行政許可的過程中, 要盡可能地減少環節、降低成本、提高辦事效率, 為社會提供優質服務。 三、公開、公平、公正原則。 所謂公開原則就是作為行政許可的根據必須公開;如果不公開, 不能作為辦理許可的根據。再一個, 行政許可實施和實施的結果應該公開, 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查詢。這個原則可能對政府的工作產生一些重大影響, 比如說原來我們原則上是政府辦理了某項許可以後資料歸檔, 有人要來查, 那是國家檔案, 你不能隨便查, 誰也說不出來什麼。這個法頒布出來以後, 到 7 月1 號, 人家要查我們就得讓查。除非三種情況不能夠公開: 涉及國家秘密; 涉及商業秘密; 涉及個人隱私。除了這三種情況以外都必須公開。人家要來查, 這是人家的權利, 我們讓人家看, 這是我們的義務、責任。如果別人要來查我們不讓查, 我們就是違法。因此, 這一塊對我們工作產生很大的影響, 增加很多工作量。特別是企業登記，有些登記以後, 人家要來查資料, 我們就得讓人家查。所謂公平、公正, 就是辦理許可對申請人要一視同仁, 不能夠搞歧視。包括兩個方面, 一個是國外的公民、企業和國內的公民、企業要一視同仁。凡允許本國公民和企業進入的領域, 外國人和外國企業也能進入, 外國公民和外國企業提出的申請, 和本國公民和本國企業提出的申請要一視同仁, 實行國民待遇。在國內對不同所有制, 國有企業、合資企業、私營企業要一視同仁, 對組織和個人也要一視同仁, 只要符合法定條件。 四、救濟原則。 雖然這個救濟和困難救濟在字面上是一樣的, 但在法律上含義不一樣。救濟原則體現在對申請許可的申請人有三個方面的權力: 一是陳述權、申辯權。什麼是陳述權, 就是人家來辦理這項申請登記要允許人家把話說完, 我為什麼要辦這個登記, 我為什麼要辦這個許可, 人家講理由 , 得讓人家把話說完, 這是人家的權利。所謂申辯權, 你不同意許可, 人家有權申辯, 你不給我許可是不對的, 為什麼不對, 人家就講理由; 二是申請復議的權利和提請訴訟的權利。 人家申辯以後, 我們還不同意給他許可, 人家有權向辦證單位的上級機關提出復議申請,要求上級機關糾正他不辦證的行為, 或者他直接到法院去告; 三是申請賠 償的權利。如果由於我們不予許可, 給人家造成了損失, 人家有權要求賠償 。 五、信賴保護原則。 所謂信賴保護原則, 就是國家行政機關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給予的許可受法律保護。我們不能夠隨意地改變已經生效的許可, 除非兩種情況: 第一種, 這種許可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規章已經修改或者廢止, 根據已經不存在了, 政府就可以改變; 第二種, 這種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 政府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改變。除了這兩種情況以外, 原則上你給人家的許可就不能夠隨意改變。即便是在這兩種情況下改變了, 如果給當事人造成了損失, 政府還要給予補償。 這個原則是從德國引進的一個行政法的原則。 因為信賴保護原則最早產生在二戰以後的德國。二戰以後聯邦德國的新政府一成立, 在當時那個特殊情況下, 國民對政府沒有信心，因此政府工作比較困難。在這種情況下, 當時聯邦德國政府就提出了一個信賴保護原則, 意思是政府要取得國民的信任和支持, 政府說話就要算數, 政府做出決定就不能隨便改, 要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這個原則實施以後效果非常好, 很快地使政府取得了國民的信任和支持。後來德國的行政法學家就總結研究這個原則, 把它作為德國行政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後來歐洲的法學家又總結德國的成功經驗, 就確認在歐洲整個行政法里邊有這么一個原則。我們在這次研究德國行政許可法律制度時, 感到這個原則和我們現在提出要建立誠信政府的要求是完全一樣的, 就把它引入我們的《行政許可法》。頒布以後在國外影響非常好, 現在中國的立法確實是借鑒國外好的做法, 開門立法。在這里我要說明一點, 第四項原則用的是「賠償」, 第五項原則用的是「補償」。賠償和補償是有區別的。賠償前提是政府行為違法, 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用的是賠償。賠償的原則是全額賠償, 人家損失多少, 我們就賠多少, 因為你違法。而補償的前提是政府行為不違法, 雖然你不違法, 但是這個行為作出以後給當事人可能造成損失 , 這個時候就叫補償。補償的原則叫合理補償。 六、監督原則。 監督原則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個是行政機關內部的監督。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監督, 政府對政府部門的監督。監督什麼? 及時發現和糾正在辦理許可當中的違法行為。另一個是發證機關、登記機關對自己發的證和登記的企業組織和公民進行監督。而這個法律里邊重點是規定了後者, 誰發證, 誰監督這是《行政許可法》立法當中的一個重要制度。

C. 依法行政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Rule of law)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圍內活動 ,依法辦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如果違反法律 ,超越法律活動 ,即要承擔法律責任。法治的實質是人民高於政府 ,政府服從人民。因為法治的「法」反映和體現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法治不等於「用法來治」(Rule by law) 。「用法來治」是把法單純作為工具和手段 ,政府運用「法」這一工具和手段來治理國家 ,治理老百姓。單純「用法來治」的實質是政府高於人民 ,人民服從政府 ,因為政府以治者居 ,人民被視為消極的被治者。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意是指政府的一切行政行為應依法而為 ,受法之拘束。德國行政法學者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三項內容:(1)法律創制。指法律對行政權的運作、產生絕對有效的拘束力 ,行政權不可逾越法律而行為; (2) 法律優越。指法律位階高於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命令 ,一切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命令皆不得與法律相抵觸 ; (3) 法律保留。指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 ,必須由立法機關透過法律規定 ,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皆必須有法律授權,否則 ,其合法性將受到質疑。 日本學者認為 ,依法行政在具體制度形式上體現為三項要求:(1)建立議院內閣制、議會制的民主主義 ,通過國會對行政進行政治限制; (2) 在這一前提下 ,行政立法、行政處分和行政程序中 ,存在著立法優先的要求或者立法的統制問題 ;(3)通過法院對行政進行司法方面的事後救濟 ,而不限於行政監察之類的行政內部監督。

在我國 ,依法行政原則主要包括下述要求:
首先 ,依法行政的「法」,包括憲法、法律、法規、規章。但在所有這些法的形式中 ,憲法的效力最高 ,法律的效力高於法規 ,法規的效力高於規章。在下位階法的原則、內容與上位階法發生沖突時 ,執法機關應適用上位階法而不應適用與上位階法相抵觸的下位階法。依法行政首先要求依憲法、法律行政 ,法規和規章只有符合憲法、法律的規定時 ,才能作為
行政行為的依據。
其次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依法的明文規定行政。政府不嚴格按法律規定辦事 ,不嚴格依法律規定行政,就不是法治政府。但是 ,依法行政不僅僅要求政府依法的明文規定行政。依法行政還要求政府依法的原理、原則行政。這是因為 :其一 ,法律的具體規定是有限的 ,而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和社會事務是無限的。特別是現代社會 ,需要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和社會事務越來越廣泛 ,越來越復雜 ,法律不可能對每一項社會關系和社會事務都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從而 ,法律不能不給政府的行政留下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間。對於自由裁量行為 ,依法行政對政府的要求是依據和遵守法的原理、原則 ,如公開、公正、公平、誠信、信賴保護、考慮相關因素和不考慮不相關因素等[10 。其二 ,法律規定是受法的原理、原則支配的 ,法的原理、原則不僅指導立法 ,即指導法律的制定 ,而且也指導執法、司法 ,即指導法律的執行和法律爭議的裁決。因此 ,政府實施行政行為 ,包括實施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政司法 ,都不僅要依據法的規定 ,而且要依據法的原理、原則。否則 ,如果行政只拘泥於法的文字 ,拘泥於法的具體規定 ,機械依法 ,其行為就可能背離法的目的 ,產生負面的社會效果。其三 ,法律規定適用於社會事實是需要解釋的。在很多情況下 ,具體法律規定的涵義並不是十分明確的和唯一的。在法律規定涵義不十分明確 ,人們對之存在多種理解的情況下 ,執法者如何確定相應法律規定在具體情境中的涵義 ,就必須依據法的原理、原則。否則 ,政府如果可以脫離法的原理、原則而隨心所欲地解釋法律 ,其就不再是法治政府而是專制政府了。
第三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依法律規定行政,而依法律規定行政又首先要求依行政管理法的規定行政。政府不嚴格按照行政管理法規定的范圍、條件、標准和限度辦事 ,自然談不上依法行政。但是 ,依法行政不僅僅要求政府依行政管理法的規定行政。依法行政還要求政府依行政組織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規定行政。行政組織法規定政府的職責、職權。政府違反行政組織法的規定就會越位(即政府內部越權) 、錯位(即政府外部越權) 、缺位 (即政府不作為) 。行政程序法規定政府行為的方式、過程、步驟 ,政府違反行政組織法的規定就會導致專斷和濫用權力。可見 ,依法行政既要求政府依法定行為規則行政 ,還要求依法定職權和依法定程序行政。
第四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對行政相對人依法實施管理。因為「行政」的基本涵義就是管理 ,沒有依法管理自然談不上依法行政。但是 ,依法行政不僅僅要求政府對行政相對人依法管理。依法行政還要求政府自身守法 ,要求政府依法提供服務和依法接受監督。政府守法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 ,因為法治首先是依法治官 ,依法規范政府和政府公職人員的行為 ,而不是首先 ,更不是僅僅依法治民 ,只規范行政相對人的行為。至於政府依法提供服務和依法接受監督 ,乃是政府依法行政的題中應有之義 ,因為行政意味著管理 ,而管理在法治社會則意味著服務;依法行政意味著依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執行公務 ,而依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執行公務則意味著接受人民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實施的監督。政府脫離人民的監督 ,其權力就必然被濫用 ,人民的意志就必然被蹂躪 ,人民的利益就必然被侵犯。

在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提高黨依法執政能力的條件下，堅持和實行依法執政，需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研究以下幾個問題。
1．依法執政是什麼意義上的原則？依法執政是執政黨治國理政的一項重要執政原則，但它主要是作為一項政治原則，還是同時作為保障和規范執政行為的法治原則？如果依法執政主要是作為一項政治原則，它的指導地位是崇高的，它的權威性是極大的，但比較抽象。如十二大黨章規定的"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就主要是一項政治原則，具有很強的政治指導性。又如，依法行政是一項重要的法治原則，它對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的行政行為有一系列的具體要求和規定，具有明確而具體的可操作性。如果依法執政不僅是一項政治原則，同時也是作為保證我們黨的執政地位、規范執政行為的法治原則，就應當由憲法對其做出原則性規定，並由法律法規對各種類、各層級的執政行為做出明確實體性和程序性規定，以保證依法執政得到具體實施。
2．依法執政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依法執政如果是針對過去以政策、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執政而言，那麼，它所要解決的主要是執政的法律規則或法定程序的問題，解決從人治向法治轉變的問題；依法執政如果是針對如何保障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規范執政行為而言，那麼它所要解決的主要就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法律規范體系和法律程序的問題；依法執政如果是針對提高執政能力的問題，那麼它所要堅持的主要是思想教育、制度機制、行為規范等的問題；依法執政如果針對黨政關系，那麼它所要解決的主要是執政黨與國家政權機關相互關系中的職能、權力和體制等問題。我認為，依法執政要綜合解決上述四個方面的問題，而關鍵是要保證黨的領導，解決我們黨長期執政的執政能力、執政方式以及執政的權威性、合法性等問題。
3．依法執政的主體是誰？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依法執政的主體。這種主體具有獨占性、排他性的特點，因為它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新型政黨；因為中國不搞兩黨制、多黨制。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各地省委、市委等都是依法執政的主體。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是：各級黨委、黨委的有關部門（如組織部、宣傳部、政法委等）、黨組、相當級別的黨員領導幹部，它們能不能作為依法執政的主體，享有依法執政的各項權力和權利，承擔依法執政的相關責任和義務？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它們在什麼條件下構成依法執政的主體？
4．依法執政的具體法律依據是什麼？目前我國憲法、立法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國營工業企業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國防法、工會法等籠統地規定了共產黨領導的相關內容。對於執政黨的各種主體而言，應當具體依據哪些法律依法執政？對此有兩者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可考慮制定一部《政黨法》（或者叫做《政黨活動法》），以調整和規范執政黨與參政黨的關系、執政黨與國家政權機關的關系、執政黨的政策與國家法律的關系、執政黨與人民的關系。對於是否制定中國的政黨法，我的傾向性意見是否定的。因為，其一，外國制定政黨法是以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為前提條件，我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不具備制定政黨法的前提。其二，其他國家制定政黨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調整政黨關系、控制政黨行為、規范政黨活動、防止政黨破壞憲政體制。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任務和先進性，決定了它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進政黨，我國不需要制定一部以防範共產黨為宗旨的政黨法。當然，我們黨堅持和實行依法執政，應當重視研究國外政黨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另一種意見認為，執政黨領導國家和社會的執政行為，應當以我國的現行法律體系為依據；在國家政權機關中擔任職務的黨員幹部，應當依照法律履行其法定職責。而執政黨內部的管理和建設活動，則以執政黨黨內的"黨規黨法"作為依據。這就要求，執政黨內部的規范體系與國家的法律體系兩者之間應當保持一致，不能存在沖突和矛盾。如果出現沖突，應當有協調解決的程序和機制。
5．依法執政在制度設計上如何處理好幾個重要關系？在執政黨的政策與國家憲法法律的關繫上，應當堅持憲法和法律至上，強調重大決策與立法的緊密結合和協調統一。在執政黨與人大的關繫上，應當堅持人民至上，強調執政黨通過國家政體來實現領導和執政。在執政黨與行政機關的關繫上，應當堅持依法行政，強調人大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在執政黨與司法機關的關繫上，應當堅持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在執政黨與參政黨的關繫上，應當強調依法執政和依法參政，堅持一切政黨組織和社會團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6．違法執政是否承擔和怎樣承擔法律責任？社會主義法治堅持權利與義務相一致、權力與責任相統一的原則。法定權力越大，法律責任也就越重。違法執政是否承擔和怎樣承擔法律責任，這個問題與依法執政的主體相關聯。享有執政權力的主體，如果實施了違法執政的具體行為，產生了違法後果---例如某個地方黨委或其部門（組織部---用人失察、政法委審批個案）的決策或決定出現重大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時，應當怎麼辦？其一，這種違法執政是否需要承擔責任？承擔的是政治責任還是法律責任，或是兩種責任都要承擔？其二，如果違法執政的決策是黨委集體做出的，由誰具體承擔法律責任？其三，違法執政的主體應承擔什麼樣的法律責任？民事法律責任、行政法律責任、刑事法律責任還是違憲責任？其四，應當由哪個機關依照什麼程序來追究違法執政的法律責任？這些都需要在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基礎上，加以研究解決。

D. 行政徵用的徵用主體

日本的行政法學者認為：公用收用的主體必須是在法律上有權收用使用必要土地的特定的公共利益的事業主體。在日本，除了國家、地方公共團體因其有權進行行政徵用而當然為主體外，公共組織、公共社團、事業團體等特殊法人、特殊會社、特許企業等也可以依法被賦予主體資格。
德國行政法學者認為：行政徵用應當通過主權法律行為進行，行政徵用是合法的並產生補償請求權的剝奪具有財產價值的法律地位的主權法律行為。而所謂的法律行為則是指所實施的具有法律意義和法律約束力的措施；主權性則是指該措施屬於公法行為。由此可見，德國行政徵用的主體為具有主權法律行為實施權的公法人。
日本行政法理論認為：行政徵用的客體是指法律上特別規定的具有公共利益性的事業，除《土地收用法》對此加以規定外，《都是計劃法》針對具備都市計劃設施的事業及市街地開發事業也有相關規定。
德國理論者認為：凡全部或部分屬於基本法第14條第1款保護范圍並因此屬於該條第3款規定的私權利中具有財產價值的所有權利以及特定條件下公權利中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都是行政徵用的對象。可見，德國行政徵用的客體對象不僅包括實物財產，凡是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都屬於徵用客體。 而在法國，行政徵用的主體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公法人，包括國家、地方團體、公務法人，他們都享有徵用權力，但行政機關只能在自己許可權范圍內進行行政徵用，因而被稱之為行政機關的專業性權力。到20世紀70年代，所有行政機關都有權進行行政徵用。二是私法人，私人享有行政徵用權利必須是他所從事的活動具有公共利益性質，並以法律明文規定為限，目前法國法律授予私法人享有公務特許權的情況越來越多。這類私法人主要有：1，受特許人。很多享有公務特許權或公共工程特許權的人為了進行特許業務的需要，除可以請授予特許權的行政主體進行行政徵用外，有時法律還規定受特許人自己享有行政徵用權力，如高速公路建設受特許人，城市規劃執行受特許人等。2，其他私人。如溫泉所有人、建築公司等，由於他們所進行的活動具有公共利益性質，法律有時也授權他們直接享有行政徵用權力而不必請求行政主體代為進行行政徵用。
法國行政法對行政徵用的客體規定的也很寬泛，但在徵用制度實施伊始，只針對不動產所有權，而且只有私人所有的不動產才可被徵用，行政主體的公產不能作為行政徵用的客體，隨著徵用制度的不斷發展，法國還特別規定國家的私產同私人所有的財產一樣可以被徵用。另外，無形財產也逐漸可以被徵用，例如，對國防有價值的發明專利可以作為行政徵用的對象。

E. 信賴保護原則的制度設計

綜觀當今大陸法系各國行政法以信賴保護原則進行的制度設計主要體現在具體行政行為的撤銷與廢止上，其它體現該原則的制度和抽象行政行為的撤銷與廢止、法令不溯及既往、公法上的權利失效、計劃擔保等更適於在更廣闊的憲法層面上展開探討，因而不屬於本文探討的主題。德國是最早確立信賴保護原則的國家之一，其有關該原則的制度化也具有典範作用，以下以德國等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為藍本，探討信賴保護原則在具體行政行為的撤銷與廢止方面的制度構建。
依照依法行政原則，為維護法的純潔性，違法的行政行為自應撤銷，這也是以往形式意義法治行政主義者所著重強調的。然而隨著現代福利國家的發展，利益和價值已趨多元化，人們逐漸認識到單靠形式意義的法治行政是不可能實現真正正義的。在許多情況下，法的安定性和法秩序的穩定性成為實現人權的基本前提，而不加限制的任意撤廢行政行為，正是對這種安定性和穩定性的破壞。於是人們開始從追求絕對形式意義的法治行政向實質意義的法治行政轉變。在這一過程中信賴保護原則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現代實質意義上的法治行政正是建立在依法行政與信賴保護二原則不斷平衡的基礎之上，偏廢任何一原則都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正義。
具體行政行為的撤銷與廢止在以往形式意義法治行政占據統治地位的時代，是采自由主義。在機械的依法行政的觀念的支配下行政主體可以任意撤銷違法的行政行為和廢止合法的行政行為，而不受任何約束。政府行為的朝令夕改、反復無常必然對人權構成極大的威脅，也與法治國思想下的法的安定性原則背道而馳，以信賴保護原則為基礎，對具體行政行為的撤銷與廢止設置限制，便是當然的選擇。德國、日本及中國台灣地區現行法在將信賴保護原則制度化的過程中區分各種不同的行為，如合法行政為和違法行政行為；違法行政行為又區分為授益行為、負擔行為及復效行為。針對不同的行為選擇不同的制度。 授益行政行為使行政相對人產生既得利益，倘若授益行政行為違法，在符合信賴保護要件的情況下，行政主體如撤銷行政行為勢必損害相對人的信賴利益。因此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對此採取嚴格限制。如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款明令禁止撤銷具有金錢或物之給付內容的行政行為。第48條第3款規定，對非物質的行政行為盡管可以撤銷但須依據信賴保護原則給予相應補償。中國台灣地區的《行政程序法（草案）》以及日本的《行政程序法》也作了類似的規定。①
授益行政行為的廢止通常並非由於行政行為的違法性，而往往是客觀狀態發生變化或其他原因造成。廢止原因通常是法定的，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9條第二款列舉規定了授益行政行為廢止的四種情形：（1）法規容許或行政行為保留該廢止；（2）行政行為附負擔，受益人沒有或未在為他定出的期限內履行該負擔；（3）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法規或基礎事實發生變更，致使該行政行為繼續存在將危害公共利益；（4）為避免公益遭受重大損害。德國行政法對上述四種情形區別對待。前兩種情形中由於相對人應當預見到廢止的可能性，因而不符合信賴保護的構成要件。在後兩種情形中，若符合信賴保護的構成要件，則應區別情況提供存續保護與財產保護。 所謂復效行政行為是指對一人授益而同時對另一人生侵益效果的行政行為。③關於復效行政行為如何適用信賴保護原則？大陸法系國家立法上並無明確規定，但綜合判例及各國通說仍可窺見信賴保護原則在這一題域內的制度回應。將相對人的權益與第三人的權益進行比較，可將復效行政行為區分為兩種情形：
1.對相對人為授益，對第三人為負擔。
依據德國的判例及通說，撤銷與廢止此種行政行為應按照前述授益行政行為來處理，即信賴保護原則發揮作用，限制對行政行為的撤銷。我國台灣地區及法國的做法與德國相似。日本通說認為，遇此情形下有必要對相對人的權益與第三人的權益進行權衡，如果第三人權益優越，應承認完全撤銷權，即信賴保護原則不能適用。①
2.對相對人為負擔，對第三人為授益。
遇此情形下，德國、法國及中國台灣地區的判例及通說均認為應依負擔行政行為撤銷之法理解決，即可享有完全撤銷權，不存在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對撤銷與廢止設置限制。日本則認為，在此情形下如果第三人權益權越，撤銷權原則上要受到限制。

F. 論行政的合l理性

論行政的合理性
「合理」這一概念,往往與適當、正當、正義、公平、平等和公正具有相同的意義。然而,它與「合法」概念具有比較確定的內涵不同,往往難以確定其界限。我們試圖從將它與有關問題相對照的角度,來明確其內容。
(一)制度公正和行為公正
如果對「合理」可以從公平、正義上來理解的話,那麼合理或公正首先就應當是對制度的要求,即制度應當合理和公正。制度主要是通過法律來建立的,因而制度公正就轉化為對立法的要求,要求在立法時必須堅持公正。如果沒有制度上的公正,所制定的法是惡法,那麼即使行政合法性原則貫徹得再好,也難以真正實現行政公正。從這一意義上說,合理性高於合法性,合法性從屬於合理性。但是,合理和公正又不限於對制度的要求。有了公正的制度,有了合法性原則,由於客觀情況的復雜性和自由裁量的存在,仍將出現行動中的不公平,或出現不公平行動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因此,對制度的運行仍然需要以公正、合理為原則。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作為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的一種基本准則,並不是對制度建設的要求,而是對制度運行的一種要求。也就是說,行政合理性原則與行政合法性原則一樣,主要是對行政行為的要求而不是對行政法規范的要求,是一種行為公正而不是一種制度公正。制度公正與否盡管與行政法問題密切相關,但主要是一個憲法問題。
(二)西方國家的行政法原則
應當承認,我們的許多概念和原理是從西方引進的,因而我們不妨先來看看西方國家的行政法原則。
在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三個,即行政合理性原則、自然公正原則和越權無效原則。其中,行政合理性原則主要是針對行政自由裁量權來設定的。它要求行政機關不得作不合理的判斷、不相關的考慮,不得有不合理的動機,實施行政行為不得專橫和反復無常;自然公正原則主要是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行為的程序性要求。它要求行政機關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在做出不利於當事人的行政行為之前給予其聽證的機會等;越權無效原則,則幾乎涵蓋了其他所有方面,只要不屬於前兩項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因此,在英國有合理性原則,但沒有一個被稱為合法性原則的行政法原則。
在德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合法性原則和比例原則(又稱必要性原則、均衡原則)。合法性原則包括法律對法規的創造力、法律優先和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是指依法對相對人權益的侵害或對相對人設定的負擔必須以必要性為前提。就我們的認識而言,它與英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它有行政合法性原則,卻沒有一個被稱為合理性原則的行政法原則。
自歐洲一體化以來,主要由歐洲法院發展的歐洲行政法的一般原則,包括比例(均衡)原則、平等原則和保護合理期待原則。可以說,上述原則是大陸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英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實現某種對接的結果。其中,比例原則與行政合理性原則,保護合理期待原則與自然公正原則都具有某些相同的內容,而平等原則應該說是英國行政法基本原則與大陸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共同要求的內容。但是,它們又不完全相同。它們之間的差異性,不僅是因為所使用概念上的區別,而且還在於同一概念所反映的內涵上的區別。例如,英國和德國都有行政自由裁量這一概念,但在內涵上卻並不完全相同。一些原則雖然能找到它們的共同之處,但所要求的側重點並不一樣。例如,保護合理期待原則,在德國側重於實質上的保護,而自然公正原則則側重於程序保護。具體到特定案件的話,這種差異性將更為明顯。
由此看來,對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則的區別界限,各國都是按本國的國情來確定的。其中,英國更側重於用公正原則(行政合理性原則和自然公正原則)來約束行政行為,而德國更側重於用行政合法性原則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三)我國的行政合理性
在我國行政法學界和實踐中,行政合理性多指行政行為應具有的內容上的公正性。人們普遍認為,凡是能用法律規則規定的問題都屬於合法性問題,只有無法用法律規則規定的問題才有可能是合理性問題,內容公正重於形式公正。也就是說,我國的合理性原則是為了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又實現合理的問題,是為了解決合法但不合理的問題。這樣,合理性原則也就成了一個從屬於合法性原則的原則。
自我國制定《行政訴訟法》以後,行政法學上對合理性作這一界定,可能是基於該法的規定。根據該法的規定,除了行政處罰以外,法院只能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而不能審查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問題。該法同時規定,法院有權審查和推翻違反法定程序和濫用自由裁量權即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這就說明,行政行為是否遵循正當程序、自由裁量權是否濫用等問題基本上是一個合法性問題,而不是一個合理性問題。為了使更多的行政行為能夠得到司法監控,我們就應更多地擴大行政合法性原則的支配范圍,縮小行政合理性原則的支配范圍。所以,我們沒有必要、也不能把程序公正和正當的自由裁量權問題劃入合理性原則的內容。
基於上述認識,我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與英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自然公正原則並不相同。德國的比例原則也只是我國行政合理性原則的部分內容。我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還應包括外國行政法中所稱的平等原則的許多內容。我國行政合理性原則大體上可以概括為:行政行為的內容應當合理的基本規則,主要包括平等對待、比例原則和正常判斷三個方面。
(四)行政合理性規則的確定
「合理」和「公正」等概念本身,都是抽象的。如果用「公正」來界定「合理」,幾乎可以說是在用一個不確定概念來解釋另一個不確定概念,並沒有對合理性作出准確的解釋和回答。這是由合理性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語言表達的抽象性所決定的。另一方面,行政行為在形式上的合理性或公正性,即程序公正是可以通過立法來建立規則的,而行政行為內容上的合理性,尤其是自由裁量行為的適當性的客觀標准卻難以掌握。對同一個行政行為,不同的人往往會有不同的判斷,即有的認為是合理的,而有的卻認為是不合理的。因為人們的判斷都是主觀的,到底哪種判斷更符合實際也是難以判斷的。正像英國黑爾什姆大法官所說的那樣:「兩個合理的人可以對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且不能指責這兩個相反的結論有任何不合理。」
然而,現實和法律的要求是,必須把抽象的概念具體化、確定化,把主觀觀念客觀化和標准化。為此,英國的司法審查是盡可能避免正面闡述合理或公正的含義和要求,避免不同層次上的合理性分歧,而習慣作一種反向思維,即努力找出到底什麼或哪些屬於不公正、不合理,從而找出一個行政合理性的最低標准。同時,英國的司法審查努力迴避從行政行為本身來討論合理性問題,而盡可能從行政行為的實施動機、目的、相關因素和外人即一般人的判斷來認定合理性。此外,英國的司法審查習慣於用判例來確立合理性原則的各項規則。因為,抽象的合理和公正,也只有在具體的判例中才能加以討論和確定。
我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與英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盡管並不具有相同的意義,但是英國確定行政合理性規則的方法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在下文的分析論證中,將更多地採用實證方法。
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內容
(一)平等對待
平等對待原則是行政主體針對多個相對人實施行政行為時應遵循的規則。在量化情況下,平等對待原則是容易掌握和運用的。然而,在行政法領域,許多問題往往難以量化。因此,我們就有必要用「模糊語言」來表述這一原則。當代學者米爾恩指出:「比例平等原則要求:(a)某種待遇在一種特定的場合是恰當的,那麼在與這種待遇相關的特定方面是相等的所有情況,必須受到平等對待;(b)在與這種待遇相關的特定方面是不相等的所有情況,必須受到不平等的對待;(c)待遇的相對不平等必須與情況的相對不同成比例。」這就是說,平等對待包括三種情形,即同等情況同等對待,不同情況區別對待,比例對待。
同等對待有兩種情況:第一,行政主體同時面對多個相對人時的同等對待。同等對待規則是一種順向思維,又稱一視同仁。如果作反向思維,這項規則也可稱為非歧視性規則、反對歧視規則。在谷某訴某區公安分局案中,原告谷某與第三人呂某因故發生互毆,各有輕微傷。被告對原告作出了拘留10日的處罰,卻未對第三人作任何處罰,沒有遵循同等對待規則。法院認為,被告的行政行為顯失公正,並作出了變更判決。當然,這里的「同時」,不僅僅是指同一個案件,而且應當是指同一時間階段。第二,行政主體先後面對多個相對人時的同等對待。行政主體對不同時間階段出現的相對人權利義務的設定、變更或消滅,應當與以往同類相對人保持基本一致,除非法律已經改變。這一規則也可稱為遵循行政慣例規則、前後一致規則或反對反復無常規則。不同情況要求區別對待。如果對不同情況給予同等對待,那不是平等。
區別對待規則,要求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認真區別各相對人的具體情況。在王標如等七人訴某縣水利局案中,被告對未經其批准在湖堤上建有住房的原告作出了限期拆除的處罰決定。原告認為,被告對同樣在湖堤上建有住房的縣輪船公司未作處罰,而只處罰原告是不公正的。法院認為,縣輪船公司建房履行了報批手續,是經有關部門審查並測定後才開始建房的;在建房時,該公司按規定對建築物的基礎工程作了鋼筋澆注處理,對堤壩的維護危害不大。⑧法院認為,被告所作的行政行為區別了不同情況。
比例對待規則要求行政主體按不同情況的比重來設定相對人的權利義務。在文兵訴某縣農業機械安全監理所案中,被告認定第三人陳先蓬對事故負有主要責任,應賠償原告損失1800元;認定第三人文忠祥負有重要責任,賠償原告損失800元;認定原告監護人負有次要責任。被告在這里通過先區分責任的大小,再按比例確定了各責任人的賠償費用。在同一案件或法律事實中,這種比例往往與各相對人所起作用的大小、情節的輕重相一致。
(二)比例原則
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是指行政權雖然有法律上的依據,但必須選擇使相對人的損害最小的方式來行使為原則。在德國行政法學上,該原則包括三項內容,即適當性原則、必要原則和狹義的比例原則。適當性原則是指行政行為應合乎法律的目的。必要性原則是指行政權的行使應盡可能使相對人的損害保持在最小的范圍內。狹義的比例原則是指行政主體對相對人合法權益的干預不得超過所追求的行政目的的價值。適當性原則基本上屬於合法性原則的內容,因而比例原則就是必要性原則和狹義的比例原則兩項內容。
必要性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即使可以依法限制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設定相對人的義務,也應當使相對人所受的損失保持在最小范圍和最低程度。在張其信訴夏閣鎮人民政府案中,被告的拆遷行為是合法的,「但是原房屋所處位置整體上並不影響規劃的實施,不需要全部拆除,原告只要拆除超出的部分就符合規劃的要求。而且原告原房宅基地位置較好,其歷史上長期使用該宅基地,在規劃安排時應考慮原告對其老宅基地享有優先使用權。被告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對上述應當考慮的相關因素不予考慮,導致其具體行政行為超越了適當的程度,不適當地擴大了相對人的損失,實際構成了對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侵害。所以被告的行政處罰決定顯示公正。」
狹義的比例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即使依法可以限制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設定相對人的義務,也不應當使相對人所受的損失超過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在王甲訴東鄉人民政府案中,原告與王丙商定共同在王丙的承包地上申請建房,但縣土地管理局卻把該地批給了王丙和周丁建房。原告便擅自在王丙的承包地上建起了磚木結構房4間和車庫2間。於是,被告對原告作出了拆除違法建築物的處罰決定,並通知原告可在周乙的宅基地上建房。 被告的處罰是合法的。但是,在原告符合建房條件、主管部門也願意批給宅基地,所建房屋符合規劃要求,並在房屋已經建成的情況下,而且在行政目的不是為了保護有限的土地資源而僅僅是加強管理(即要求原告履行申請手續)的情況下,拆除決定給原告造成的損失就要大於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就不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比例原則與平等對待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行政行為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比例原則所要求的某些內容與平等原則所要求的某些內容也會發生重合。但是,它們又是有區別的。平等對待是通過對各相對人之間的比較來認識行政合理性的,比例原則則是通過對事即相對人所具有的情節與所應得到的法律待遇之間的比較來認識行政合理性的。比例原則主要是對負擔行政的要求,而平等對待原則的適用則不限於負擔行政,還適用於給付行政。符合平等原則的行政行為不一定符合比例原則。堅持比例原則即使能夠達到負擔行政中的平等對待,也無法實現給付行政中的平等對待。因此,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思路,也是對行政的兩種不同要求,各自具有獨立的價值。
(三)正常判斷
我們已經在前文說明,對一個行政行為是否合理或不合理,難以確立一個量化的標准。即使我們可以藉助於平等對待和比例原則來判斷,也仍然存在是否「平等」、是否「必要」的問題。由此可見,對行政主體是否遵循了平等對待和比例原則又需要新的標准加以判斷。
根據國內外的實踐,只能以大多數人的判斷為合理判斷,即捨去高智商者(法學家、法官等)和低智商者(文盲、精神病患者等)的判斷,取兩者的中間值即正常人、一般人的判斷為合理判斷。只有當「如此荒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能想像行政機關在正當的行使權力」,「如此錯誤以致有理性的人會明智地不贊同那個觀點」,「如此無視邏輯或公認的道德標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認真考慮此問題的正常人都不會同意它」時,才能被認為不合理。 這樣的不合理,也就是顯失公正。在深圳先科電子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喬遷之際未經批准張掛條幅受罰案中,江漢區市容環境衛生監察中隊根據《武漢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第47條罰款2000元至20000元的規定,作出了罰款兩萬元的處罰決定。 我們且不論該處罰決定在適用法規上的錯誤,即使可以適用第47條的規定,在本案中給予最高限額的罰款也是顯失公正的。當然,一個判斷是不是大多數人的判斷,又往往取決於法官的判斷。
濫用自由裁量權
(一)判斷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標准
在英國,行政合理性原則就是針對自由裁量權而設的,是判斷自由裁量權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濫用的標准。根據英國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到判斷自由裁量權是否被濫用的下列標准:是否符合正常判斷(參見前文),是否具有不合理動機,是否具有不相關考慮,以及是否符合法定目的。
1.不合理的動機。「在執行公務中,自由裁量權總是包含著誠實善意的原則,法律都有其目標,偏離這些目標如同欺詐與貪污一樣應當否定。」 行政主體及其公務員在實施行政行為時應具有合理的動機。動機不合理的行政行為,是一種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行政主體及其公務員耍權威、搞創收、行報復、爭利益等行政行為,都不具有合理的動機。方城縣公安局民警楊慶林等人為創收,居然授意李學文找人聚賭並告密,然後自己前往抓賭並罰款。 在上述案例中,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行為時的動機顯然是不合理的,所作行為屬於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
2.不相關的考慮。行政主體及其公務員在實施行政行為時,考慮了不應當考慮的事項,或者沒有考慮應當考慮的事項,就是不相關的考慮。不相關的考慮可構成濫用自由裁量權,但並非不相關的考慮都屬於濫用自由裁量權。只有在行政主體及其公務員考慮了行政法規范明示或默示不應考慮的事項,或沒有考慮行政法規范明示或默示應當考慮的事項時所作的行政行為,才屬於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在張珠欽、陳梅恭訴福建省閩清縣璜鄉人民政府案中,被告考慮到原告尚未清償有關債務而拒絕為原告辦理結婚登記。 這些基於不相關的考慮而實施的行政行為,都屬於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
3.違反法定目的。行政法規范之所以規定或允許行政主體自由裁量,是為了在不同情況下更好地維護和分配公共利益。行政主體在實施自由裁量行政行為時,就應合乎行政法規范設置自由裁量的目的,而不能違反這一目的,否則,就屬於濫用自由裁量權。在福清市一建公司不服福建省技術監督局行政處罰申請復議案中,被申請人對申請人作出了沒收鋁合金(屬假冒產品)推拉窗料1.9噸等處罰,但又將其中經檢驗質量基本合格的980根鋁材以10000元的價格「拍賣」給了申請人使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1條規定:「為了加強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明確產品質量責任,保護用戶、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制定本法。」結合該法第五章「罰則」的有關規定,該法給予主管部門沒收質量不合格產品權力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用戶、消費者、名優產品企業等的合法權益,制裁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而不是其他目的。因此,被申請人將在沒收時認定為不合格、在「拍賣」時檢驗為合格的鋁材賣給申請人,違反了上述法定目的,沒收和拍賣兩者中必有一者屬於濫用職權。
應當說明的是,不合理的動機、不相關的考慮和違反法定目的,有時是重合的。在某縣經濟技術協作經營部訴某地區物價所案中,被告的執法人員具有「公報私仇」的動機,考慮不應當考慮的個人私怨來實施處罰也是一種不相關的考慮,而用職權來解決個人私怨也違反了法定目的。 但是,上述三項規則又有其各自獨立的價值。它們各自的側重點是不同的。不合理的動機,主要是從道德上來判斷的。不相關的考慮,主要是從案件情節上來要求的。違反法定目的,則主要是從法律上來認定的。同時,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的認定,不需要同時具備以上三項標准,而只要存在其中之一即可。在某個案件中,當動機是否合理難以認定時,只要能夠認定不相關的考慮或違反法定目的,就可以認定自由裁量權已被濫用。
(二)濫用自由裁量權與顯失公正
在英國,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政行為屬於違反行政合理性原則的行政行為。如前所述,我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與英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存在很大區別。在我國,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政行為與顯失公正的行政行為並不能劃等號。這是因為濫用自由裁量權是原因,違法或顯失公正是結果。濫用職權這一原因可以導致違法或顯失公正兩種結果。
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可能僅僅是一個違法行為,而不是一個顯失公正的行為。在某縣經濟技術協作經營部訴某地區物價所案中「公報私仇」的處罰,在我國都只是一個違法行政行為,而不屬於顯失公正的行為。
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也可能僅僅是一個顯失公正而並不違法的行政行為。在張其信訴夏閣鎮人民政府案中,被告沒有考慮應當考慮的因素,所作拆遷行為是一個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但被告的行政行為並不違法,只是顯失公正而已。
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還可能既是一個違法行為又是一個顯失公正的行為。在福清市一建公司不服福建省技術監督局行政處罰申請復議案中,被申請人通過沒收得到的申請人的鋁材又低價「拍賣」給申請人使用,違反法定目的,屬於濫用職權。這一行為既違法又顯示公正。
濫用自由裁量權由於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兩種可能,因而就必須用合法性和合理性兩項原則予以規范。更重要的是,法院在司法審查中,對行政處罰以外的行政行為應盡可能將濫用自由裁量權作為違法行為來對待,以避免合理性問題不屬於司法審查范圍而規避司法監控的現象;對行政處罰行為應盡可能作為顯失公正來對待,以便作出變更判決,從而避免同一反復,出現累訟。

作者簡介:葉必豐,1963年生,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G. 請結合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分析行政強製法的第十條

《行政強製法》第十條主要內容是行政強制措施的設定問題 因為<行政強製法>涉及公權與版私權之間的權平衡，涉及相對人自由安全、權益與他人、社會公眾的自由安全、權益之間的平衡因此其設定的平衡問題必須慎之又慎。 並且該法旨在加強對行政權的控制與規制，必然會受到相關執法部門的阻力，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也在此過程中不斷博弈，所以行政強制措施的設定問題可以看做是一個多方博弈的結果。 這是對這一條的法理理解。

其具體內容為：
1.國務院（行政法規）：尚未制定法律，且屬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事項的，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凍結存款、匯款和應當由法律規定的行政強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強制措施。
2.國務院各部委（部門規章）：不得設定任何行政強制措施。
3.地方人大（地方性法規）：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規，且屬於地方性事務的，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查封場所、設施或者財物或扣押財物的行政強制措施。
4.地方政府（地方性規章）：不得設定任何行政強制措施。
5.其他規范性文件：不得設定任何行政強制措施。

H. 德國行政法的特點有那些

《德國行政法》對德國行政法進行了系統扼要的介紹。全書共八章，主要內容為：德國行政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則；德國行政組織；行政活動的法律方式；行政程序和行政執行；法律救濟。最後，根據1998年版本翻譯的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作為附錄置於書後，供學習時參考。叢書可供各級政府法制部門、司法行政審判和行政檢察部門、各級人大法制工作部門的工作人員，各大專院校和有關研究機構中從事行政法學教學、研究的人員，法學專業的學生以及其他關注國家行政法發展的讀者使用。

I. 行政事實行為的行為理論

行政事實行為是否和民事事實行為之間有一定的聯系呢？民事事實行為的理論是否適合行政事實行為呢？這要從分析行政事實行為、具體行政行為的關系入手。
行政行為以是否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為標准可以劃分為行政法律行為和行政事實行為。行政法律行為是指行政主體作出的以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為目的行政行為，包括抽象行政行為、具體行政行為、行政合同。具體行政行為是行政法律行為中最為重要的一個類型。
因此，只考察具體行政行為和行政事實行為的關系。值得一提的是，國外的行政法理論中提到的行政事實行為，也是和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處分）相對應的概念。
具體行政行為在行政作用上，是行政主體使用最廣泛，最能將行政權具體化，而且是數量最多的行政行為。在這里之所以只對行政事實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對比，主要是基於這樣的理由：首先，行政行為是一個大的概念，作為行政機關作出的事實行為理所當然屬於其中的一種。
在中國行政法學界，雖然有一部分人認為行政行為僅僅是指法律行為，而不包括行政事實行為，但是，這種觀點是沒有道理的，也是不符合邏輯的。學者們之所以認為行政行為不包括行政事實行為，原因不外乎有兩個：一是在行政法學研究剛剛起步的階段，行政事實行為的概念還未被中國行政法學者所接受，行政行為的概念就先入為主的被界定為法律行為。
後來，雖然提出了行政事實行為的概念，但由於慣性的作用，加之學者們的懷舊情結，行政行為概念的應有之義並未被廣泛的接受；二是由於對國外行政行為的理論還不是十分的了解，不可避免的進行一些不恰當的對照。作為最早提出行政事實行為概念的德國，行政行為的概念當中不包括行政事實行為。
但是，德國行政行為的概念與中國學者提出的行政行為的概念並非具有相同的含義。在德國行政法理論中，行政行為和中國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涵義相同，因此，德國的行政行為自然不應當包括行政事實行為。而中國具體行政行為的上位概念是行政行為，因此行政事實行為應和具體行政行為同屬於行政行為。

J. 比例原則的歷史

比例原則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英國大憲章的規定，人們不得因為輕罪而受重罰。19世紀，德國的警察法中首次出現比例原則觀念，之後比例原則在理論與實踐中均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德國行政法學者奧托·邁爾（Ottomayer）在1895年出版的《德國行政法》中，主張「警察權力不可違反比例原則」。1923年在同書第三版中認為，「超越必要性原則即違法的濫用職權行為」。20世紀初，德國另一位行政法學者弗萊納（F·Fleiner）在《德國行政法體系》一書中用「不可用大炮打小鳥」的名言，比喻警察行使權力的限度。觀念上倡行的結果是比例原則在法律上的體現。1931年的《普魯士警察行政法》規定，警察處分必須具有必要性方屬合法。同時該法第14條對必要性定義為：「若有多種方法足以維持公共安全或秩序，或有效地防禦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危險，則警察機關得選擇其中一種，惟警察機關應盡可能選擇對關系人與一般大眾造成損害最小方法為之。」此一立法例證，被德國各邦廣泛採納。[1]在司法實踐中，當時的高級行政法院將警察採取的措施是否超過為實現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作為審查內容之一。隨著民主、法制的發展，比例原則後來超越了警察法領域，被德國聯邦法院賦予憲法地位，但其核心內容仍是行政成本應與行政效果之間保持合理的比例關系。比例原則要求行政主體的行政活動，在合法的范圍內，注意合理的比例和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