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43條

A. 怎樣理解《民事訴訟法》中的新證據

一、《 證據 規定》關於「新的證據」的范圍界定 《證據規定》第41條:「《 民事訴訟法 》第125條第一款規定的『新的證據』,是指以下情形:(1) 一審 程序中的新的證據包括: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後新發現的證據;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無法在舉證期限內提供,經人民法院准許,在延長的期限內仍無法提供的證據。(2) 二審程序 中的新的證據包括:庭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未獲准許, 二審 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准許並依當事人申請調取的證據。」 《證據規定》第43條第二款又規定:「當事人經人民法院准許延期舉證,但因客觀原因未能在准許的期限內提供,且不審理該證據可能導致裁判明顯不公的,其提供的證據可視為新的證據。」 對於當事人申請再審時「新的證據」的界定,《證據規定》第44條解釋為:「《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款第1項規定的『新的證據』,是指原審庭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 二、提供「新的證據」的時間 根據《證據規定》第42條和第44條第二款的規定,當事人在一審程序中提供新的證據的,應當在一審開庭前或者 開庭審理 時提出。當事人在二審程序中提供新的證據的,應當在二審開庭前或者開庭審理時提出;二審不需要開庭審理的,應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內提出。當事人在再審程序中提供新的證據的,應當在申請再審時提出。 三、提供的證據不屬於「新的證據」之法律後果 《證據規定》第43條第一款明示:「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屆滿後提供的證據不是新的證據的,人民法院不予採納。」這一規定與《證據規定》第34條關於舉證時限的效力和第4l條關於「新的證據」的界定在內容上彼此聯系,起著相互補充的作用。 四、提出「新的證據」所引發的法律後果 提出「新的證據」除對案件本身產生相應影響外,根據《證據規定》第46條,還會產生以下兩個方面的後果: 1、由於當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內舉證,致使案件在二審或者再審期間因提出新的證據被人民法院發回重審或者改判的,原審裁判不屬於錯誤裁判案件。 2、一方當事人請求(提出新的證據的)另一方當事人負擔由此增加的差旅、誤工、 證人 出庭作證、 訴訟 等合理費用以及由此擴大的直接損失,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綜上所述，《 民事訴訟法 》 中的新證據 應該是要在審判前提出，無論是一審還是二審，假如不開庭的，應該在有效期限內提出，這是對新證據提出的時間做了限制。另外，為了體現法律的公平性，假如新證據的出現能對案件審理具有決定性作用，甚至將局面扭轉，這個新證據是可以在審判後提出申請。

B. 民訴合議庭形不成多數意見時怎麼辦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合議庭由單人數組成，一般為3-7人，但實踐中一般為3人，當不能形成多數人意見時，要提交法院院長提請審判委員會討論，審判委員會的意見就作為多數人的意見，審判組必須無條件服從。因此不會出現不能形成多數人意見的情況。

C. 合議庭的評議原則

前面對合議庭設置的內在機理和功能的分析可以看到，由於法官的個體因素（受教育背景、審判實踐經驗、社會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道德品行、主觀喜好等）存在差異，即使出於法官的良知和對正義追求的忠誠信念，對證據採信、事實認定和法律的理解也會出現不同的見解，其中可能包括不當的、偏激的、甚至錯誤的看法，更何況還不能完全排除個別法官的故意行為。合議庭評議案件時，每一個法官積極行使其審判權，就能抵消這些消極的後果。如果允許法官棄權，就無法實現這一功能，有悖於設置合議庭的根本目的。
對當事人和社會而言，雖然是合議庭作為一個整體在行使審判權，但合議庭行使審判權必須依賴於合議庭成員對審判權的行使，合議庭作出的裁判實質上是每一個合議庭成員行使審判權相互整合的結果。法院對民事案件的審判權，「是人民法院對民事案件進行審理，並通過審理作出裁判的權力，」審判權的基本構成是審理權和裁判權。審理權又包含著若干具體的權力，如調查權、傳喚權、取證權、強制措施實施權、詢問權、程序控制權等維護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或推動訴訟程序的其他權力。裁決權包括法院對實體問題的裁決和程序問題的裁決。審判權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審判權行使的被動性，審判權只有在其他權力或權利的啟動下才能行使。正是由於審判權具有被動性的特點，所以審判權的運行要受到當事人權利的制約，一旦當事人依法提起訴訟，就必將啟動法院的審判權，以審理和裁決當事人之間的爭議；如果當事人依法撤回訴訟，也就導致審判權運行的終止。與此同理，因當事人依法提起訴訟而啟動審判權以後，如果當事人沒有撤回訴訟，審判權必將繼續運行，而不能主動終止。棄權就是法官主動終止審判權的運行，就是拒絕裁判，與基本的訴訟法理相悖。訴訟法學中的一句諺語：「法官無拒絕裁判的權力」正是說明了這個道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審判權是一種國家權力，而國家權力不同於民事權利，具有不能放棄的特點。⑩其實，法律在設立合議庭制度的時候，要求合議庭的組成人員必須是三人、五人等單數，不得由雙數的人員組成合議庭，其目的無非就是在合議庭評議案件進行表決時，能夠形成多數意見，如果可以棄權，這一目的就無法實現。因此，在合議庭評議案件時，合議庭成員不能以任何方式放棄對案件進行表決的權利。 中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0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實行合議制； 」《民事訴訟法》第40條也規定：「人民法院審理第一審民事案件，由審判員、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人員組成合議庭。合議庭的成員人數，必須是單數。」合議制在我國的審判制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該制度要求合議庭成員具有同等的權利和責任，每一個合議庭法官都必須自始至終地參與對案件的審判，中途不得無故退出或更換，同時還應當認真地參與案件的評議，如實地、充分地陳述對案件的裁判意見。但是，長期以來，中國合議制流於形式，在審判實踐中一直存在著名為合議庭審判、實為單個法官獨自辦案、三人署名的習慣做法。因此，就大多數案件而言，名義上是合議庭審理案件，實際上每一個具體只有一位承辦人，由承辦人對案件的事實和法律負重要責任。從庭前准備、證據調查到案件裁決的基本意見都是由承辦人一人獨立完成，其他合議庭成員並不直接參與審判活動，只是在最後評議案件時，憑閱卷和承辦人的匯報意見，就承辦人的裁決意見進行表態而已。案件的把關自然便交給院長、庭長，從而導致合議庭合而不議，合議制實質上變成了獨任制，合議制應有的功能完全沒有發揮出來。
這種狀況的存在，除合議庭在事實上沒有對案件的裁判權以外，合議制本身不完善和欠合理的規定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合議庭評議案件，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評議應當製作筆錄，由合議庭成員簽名，評議中的不同意見，必須如實記入筆錄。」因此，少數服從多數是合議庭進行評議的一項重要原則，18如何具體實施該項原則，學者們都沒有進一步的論述。這一原則存在諸多問題：
第一，「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中的「少數」或「多數」究竟是指法官的數量，還是意見的數量，規定不明確，含混不清。如由A、B、C、D、E五名法官組成合議庭，對一侵害名譽權糾紛案件所涉及的精神損害賠償費的表決意見分別是賠償8萬元、8萬元、10萬元、11萬元和13萬元，如果依少數依服從多數意見，主張賠償8萬元與其他三種意見相比將是多數意見，勢必依此作為合議庭的判決意見。但是，依據少數法官的意見服從多數法官的意見，雖然A、B兩位法官均主張8萬元的賠償費，但還有C、D、E三位持不同意見，因而賠償8萬元並不是多數法官的意見。可見，對「少數」或「多數」所指的對象理解不同，其運用結果也完全不同。我國有學者主張應當是指法官的人數，認為「合議庭成員的意見不一致時，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以多數人的意見為合議庭意見。」19其實，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合議庭評議原則就是如此，該法第148條也規定：「合議庭進行評議的時候，如果意見分歧，應當按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定。」但民事訴訟法沒有這樣具體規定，難免引起理解上的歧義，從而導致裁判結果上懸殊。
第二，即使是象刑事訴訟法那樣具體規定，按照多數合議庭成員的意見來決定，還是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合議的結果是否一定會出現多數意見？事實上，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隱含著這樣一個假設性的前提，即合議庭只能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因為只有這樣，由單數合議庭成員進行評議的結果，才會必然出現「多數」和「少數」，也才能依此原則作出最後的裁決意見。但在具體的案件中並不總是如此，前面已經分析，不再贅述。當設立該項原則假設的前提不成立時，就必然無法適用該原則確定合議庭的最終意見。換言之，如果合議庭出現三種以上意見時，如何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以確定合議庭對案件的裁決意見，立法沒有予以考慮，也就沒有進一步的規定。審判實際中，遇此情況便往往認為屬於復雜、疑難案件，求助於院長、庭長的「把關」，或者提交審判委員會進行討論。由此可以認為，合議庭不能充分行使其裁判權力，在一定程度上與其不夠完善的合議原則相關聯。 前面已經詳盡闡述了中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夠具體、明確，在合議庭出現三種以上的分歧意見時，難以適用該原則作出合議庭的最後判決意見。借鑒中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規定：「各不達半數時，以最多額之意見順次算入次多額之意見，至達過半數為止，」以此意義來解釋和闡述「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從而使該原則有效地適用於各種情況。

D. 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如何確定

法律分析：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這么確定：

1、因一方當事人的過錯導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擔全部責任；

2、因兩方以上當事人的過錯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據其行為對事故發生的作用以及過錯的嚴重程度，分別承擔主要責任、同等責任和次要責任；

3、各方均無導致道路交通事故的過錯，屬於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無責任。

法律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 第六十條 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當事人的行為對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過錯的嚴重程度，確定當事人的責任。

（一）因一方當事人的過錯導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擔全部責任；

（二）因兩方或者兩方以上當事人的過錯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據其行為對事故發生的作用以及過錯的嚴重程度，分別承擔主要責任、同等責任和次要責任；

（三）各方均無導致道路交通事故的過錯，屬於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無責任。

一方當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無責任。

E. 民訴證據規定 41 43條有什麼區別

41條列舉了「新的證據」的種類。
43條是說，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屆滿後提供的證據不屬於41條規定的種類的，法院是不組織質證的，那麼久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了

F. 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

審判人員應當依法秉公辦案。
審判人員不得接受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請客送禮。
審判人員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應當追究法律責任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審判人員應當依法秉公辦案。審判人員不得接受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請客送禮。審判人員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應當追究法律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G. 合議庭不能形成多數意見時怎麼辦

當不能形成多數人意見時，要提交法院院長提請審判委員會討論，審判委員會的意見就作為多數人的意見，審判組必須無條件服從。

H. 合議庭不能形成多數意見的處理辦法求大神幫助

你好，中國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合議庭評議案件，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評議應當製作筆錄，由合議庭成員簽名，評議中的不同意見，必須如實記入筆錄。」如果合議庭出現三種以上意見時，如何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以確定合議庭對案件的裁決意見，立法沒有予以考慮，也就沒有進一步的規定。審判實際中，遇此情況便往往認為屬於復雜、疑難案件，求助於院長、庭長的「把關」，或者提交審判委員會進行討論。由此可以認為，合議庭不能充分行使其裁判權力，在一定程度上與其不夠完善的合議原則相關聯。

I. 證據的三性原則是指哪三性所有的證據都要符合這個原則嗎

一、證據三性原則是怎樣的
證據「三性」要求包括合法性要求、關聯性要求和客觀性要求。對證據「三性」的審查分析並不是局限於在法庭上由法官來進行。實際上，包括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在內的公安司法機關以及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都要對自己或他人收集來的證據材料進行審查分析。在偵查階段，偵查人員必須對自己收集來的證據材料進行審查分析，確認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合法、相關、客觀真實，並在此基礎上，確認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後，才能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同樣，在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或者自行補充偵查所收集的證據材料經過審查分析，認為據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包括單個證據和全案證據達到了法定的要求，才能向法院提起公訴。在審判階段，法官對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同樣存在一個審查分析的過程，在此基礎上才能認定案件事實，作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決。辯護律師對證據也同樣需要進行審查分析，一方面用以支持自己的主張，另一方面質疑控方的證據和反駁控方的主張。
(一)證據的合法性要求
依照刑事訴訟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法律對證據合法性要求包括：
1、證據必須由法定人員收集。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收集證據的法定人員包括檢察人員、審判人員、當事人及其辯護人、代理人。非上述法定人員所收集的證據，法律不認為其具有證據能力。
2、證據必須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法定人員收集證據的程序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這些程序性規定涉及收集證據的方法、手段、步驟和途徑。有的是從積極方面予以規定，如刑事訴訟法第91條至95條規定了關於收集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具體方法、步驟;有的則是從消極方面予以規定，如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3、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種類。為了從形式上保障證據內容具有客觀性，我國法律對證據的種類作出了明確規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刑事證據包括以下七種，即：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和視聽資料。
4、證據必須具備合法的來源。合法的來源是指證據的獲取途徑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法律對證據的來源作出了規定，包括提供證據的主體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鑒定人而不能是其他人;法律還對各提供證據的主體作出了一定條件的限制。例如，對於證人證言，必須是由合格的證人作出。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這是對證人資格的法律要求。再如，對於鑒定結論，鑒定人必須經司法機關指派或聘請，對於人身傷害的醫學鑒定有爭議需要重新鑒定的或者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還必須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鑒定人遇有法定迴避情形還應當迴避。這是對鑒定人提出的法律要求。
5、證據必須具備法定的形式。《刑事訴訟法》第122條和第133條分別規定偵查訊問(詢問)所得的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都應由訊問人和被訊問人簽名或蓋章，勘驗檢查筆錄應由參加勘驗檢查的人和見證人簽名或蓋章;鑒定結論應由鑒定人簽名;視聽資料應當附有製作者、製作時間、地點、對象、製作過程及設備有關情況的書面說明等，其目的是證明其來源出於合法的途徑。
此外，收集、調取的書證、物證應當是原件或原物。採用副本、復製件或拍攝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內容的錄像或照片應符合一定的條件：製作人不得少於二人;應當附有關於製作過程的文字說明及原件、原物存放何處的說明;由製作人簽名或蓋章。
6、證據必須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物證必須當庭出示，讓當事人辨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庭宣讀，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二)證據的關聯性要求
證據的關聯性要求納入訴訟過程的證據材料必須與案件事實有實質相關並對案件事實有證明作用。關聯性是證據三大特性之一。這說明證據必須與本案事實相關，否則對本案無實際意義，應予摒棄。換言之，原則上一切無關聯性的證據都應排除，這就是關聯性規則。證據的關聯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證據與案件事實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二是證明事實對案件事實有正面或反面的證明作用。」[1]
證據的關聯性可從下列幾方面理解：
關聯性是證據的一種客觀屬性，即證據同案件事實之間的聯系是客觀聯系而不是辦案人員的主觀想像和外部強加的聯系。
證據的關聯性應具有實質性意義。即證據與案件的基本事實相關，在刑事案件中是指關系當事人是否犯罪、犯罪性質及罪責的輕重等。
相關的形式或渠道多種多樣，包括直接相關和間接相關、正面相關和反面相關、必然相關與偶然相關，肯定性相關與否定性相關，單因素相關以及重合相關等等。關聯性應達到一定程度，如果關聯性過於間接和十分微弱，此證據被視為不具有關聯性。
關聯性的實質意義在於證明力，即有助於證明案件事實。與案件事實關聯程度的強弱直接影響到證據的證明力。如證人甲僅證明犯罪嫌疑人某段時間到過現場，而證人乙卻能具體證明某時某刻曾親眼目睹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的過程。毫無疑問，後者與本案關聯更為緊密，其證明力較前者強。
(三)證據的客觀性要求
證據的客觀性具有以下幾層含義：
1、證據的客觀性首先是指證據形式的客觀性，指證據必須具備客觀存在的形式，能以某種方式為人們所感知。
2、證據的客觀性是指證據所反映的內容必須是真正發生過的事實，必須是對客觀存在的事實的反映，而不是一種假設或虛擬，更不是對事實的杜撰或捏造。證據的這個特性是獨立於人的意志以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3、證據的客觀性是指證據的內容本身必須是客觀的。證據的客觀性除了要求證據是對客觀事實的反映以外，還要求證據的內容本身必須符合客觀發生過的實際情況，如書證上所反映的內容，必須符合客觀真相，必須是確有其事的。例如張三借給李四5萬元錢。這個內容必須符合客觀發生過的實際情況。如果張三客觀上沒有借給李四5萬元錢，那麼，就可以說這個證據不具有客觀性，是偽造的，是違背事物的本來面貌的。
4、證據的客觀性使案件事實的認定具有可靠性和說服力。在證據的發展史上，曾經出現過神示證據制度、法定證據制度等。這些方法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認識案件事實，但它是一種游離於案件事實的外在方法，與通過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相比，具有主觀、武斷和片面的特點。而證據是一種以事實來證明事實的方法，與其他方法相比，它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是最可靠、最具說服力的。
任何證據都有一定的來源，不論是控告、舉報、自首、坦白所提供的證據，還是通過勘驗、檢查、搜索、扣押或詢問、訊問所搜集的證據，各自都有確定的來源。證據的來源除必須合法外，還必須是客觀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證據的客觀性要求我們做到：
1、詢問證人、被害人，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應用原話記錄，以准確表達陳述人言詞的原意，對於陳述者陳述時的神態、語氣應反映出來，以客觀全面、准確地反映案件事實的本來面目，而不能斷章取義，甚至違背陳述者原意記錄。
2、在詢問證人、被害人，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禁止誘導性詢問。誘導性提問對被詢(訊)問者起到暗示的作用，直接影響到他們所作供述、陳述、證言的真實性。
3、我們在收集書證、物證時，對書證不得塗改，對特定物的物證不得以同類物來代替，以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
4、要求證人所言是其親眼所見所聞，不是轉述他人所述，更不是道聽途說或主觀猜測。
需要明確一點是，證據的客觀性並不等於證據的真實性。某個證據具有客觀存在的形式，並不等於這個證據就是真實可靠的。某個證據的內容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也不等於這個證據的反映就是准確的和沒有任何誤差的。客觀性既是證據的採納標准之一，也是判斷證據真實可靠性的依據之一。

J. 如何理解民法通則第43條

您好，我國《民法通則》第43條規定：「企業法人對他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第121條規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58條規定：「企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員，以法人的名義從事經營活動，給他人造成經濟損失的，企業法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第56條：「事業單位法人、社會團體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員以法人的名義進行業務活動，給他人造成經濟損失的，比照民法通則第三條的規定，由事業單位法人、社會團體法人承擔民事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2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工作人員因職務行為或者授權行為發生的訴訟，該法人或其他組織為當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以及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致人損害的，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的規定，由該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民事責任。上述人員實施與職務無關的行為致人損害的，應當由行為人承擔賠償責任。」由此可見，相關立法和解釋上，對於法人侵權的構成要件中侵權行為的具體表述並不相同。於是有相關學者抽象出「經營活動說」「名義說」「執行職務說」等觀點。梁慧星教授認為，中國民法通則第43條規定使用「經營活動」一語，似應解釋為凡從事法人經營活動及與經營活動有關的行為，無論法律行為、准法律行為或事實行為，均應屬於「執行職務」的范圍。我認為，這些觀點都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重要的不是如何表述，而是對相關詞語內容的具體解釋與闡述。《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8條在我看來，即為最高院對《民通》第43條的具體解釋與說明。因此，43條中的「經營行為」，在法人侵權責任的范疇上，宜解釋為「執行職務」。因而，如何認定「執行職務」就成為問題的關鍵，也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題。

在關於執行職務行為的范圍確定，我國大陸法學界有三種觀點:1.以行為人所屬法人的意思為標准，即法人指派、要求或者命令行為人從事的行為為職務行為；

2.以行為人的意思為標准，即執行職務行為原則上以法人指派、要求或者命令為原則確認，但行為人為法人利益從事的行為也以履行職務行為對待3.以執行職務的外部表現為標准，即執行職務行為原則上以法人指派、要求或者命令為原則確認，但行為外表系執行職務是應當認定為執行職務行為。因而歸納出認定職務行為的六條原則：1造成損害的行為是否發生在執行職務過程中；2
造成損害的行為是否發生在執行職務的工作場所；3造成損害的行為是否以完成工作任務為目的；4造成損害的行為是否為行為人所屬法人明示或知曉6
法人是否有權對行為人造成損害的行為進行監督與制止。這些理論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司法實踐要結合具體情況考量。

在認定標准上判例與學說通說是「外觀主義」。日本學者山本敬三認為，判斷職務行為的基準在事實性侵權行為情形和交易性侵權行為的情形有所不同。1．事實性侵權行為，其基準是該行為的實施與理事等的職務有無關聯，否則被認為是理事等的個人行為。2．交易性侵權行為，其判斷基準是外形理論，從行為的外形觀察，看它是否屬於理事等的職務范圍或者是否與職務的執行有適當的牽連關系。但相對人明知或者因重大過失不知該行為不屬於其職務范圍時，判例認為法人不承擔責任。林誠二教授認為，所謂執行職務，依通說及實務見解系采外觀主義，指行為人所為之行為在外觀上，足使人認為其在執行職務或者與其在職務有牽連者即可，不採主觀主義。因此「外觀主義」的關鍵是從外觀上看是否屬於職務范圍或者是否與職務的執行有適當的牽連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