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佑勇參加行政法學會
① 行政解釋的特點
1981年《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的出台，標志著中國法律解釋體制的全面確立，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三國鼎立」局面的最終形成。
1981年決議連同憲法、《立法法》和其他法律法規中有關法律解釋的規定一起構成了中國獨具特色的法律解釋體制。其中，行政解釋體制的特點表現如下。 (一）用法律的形式將行政解釋規定為一種獨立的權力，不僅與立法權、司法權和執法權相區別，還與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相分立。
在學理上，將法律解釋分為法定解釋和學理解釋或有權解釋和無權解釋，其中，法定解釋或有權解釋就是
法律明確規定的有權主體進行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法律闡釋與說明。「在制度設計上，人們視法律解釋為一種單獨的權力，一種通過解釋形成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解釋性規定的權力，而不是一種附屬於法律制定權和法律實施權或決定權的活動。」(註：張志銘：《法律解釋操作分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頁。)法律解釋被視為與立法權、司法權和執法權相脫離的獨立權力，因此，行政解釋自然也被視為一種獨立的權力。從行政解釋的法定解釋主體上來看，行政解釋權主要集中在法規規章的制定者手中，而且是以一種機關或組織的形式出現的，根據行政法的「法不授權即為禁止」的原則，我們推出如下結論至少在邏輯上是具有合理性的：行政執法人員不具有行政解釋權。在這個結論的前提下我們可以進一步說：中國的行政解釋權是與行政執法權相脫離的。1981年決議規定：「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進行解釋」，「凡屬於地方性法規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門進行解釋」。由此表明行政解釋權力范圍限定為：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法律法令和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的問題，力求使行政解釋與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劃清界限，各司其職。行政解釋的法定權力被賦予給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省級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門和較大的市人民政府行使，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的解釋行為均為無效解釋。這樣，行政解釋作為一種法定權力，與司法解釋、立法解釋一起形成了法律解釋三分天下的局面，行政解釋登上中國法制史的舞台。 (二）中國行政解釋的主體是具有立法權的行政主體，並呈現出一元多極的特點。
行政解釋作為一項獨立的權力被賦予給部分行政主體。按照姜明安教授主編的21世紀教材的觀點，行政主體是行政法學界的專用概念，中國行政法學者使用行政主體概念主要有兩種用法：其一，行政主體包括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其二，行政主體指能獨立以自己名義對外行使行政職權和承擔法律責任的某一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不僅包括各級人民政府，還包括各級人民政府所屬的職能部門。(註：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行政解釋的主體並非包括所有的行政主體，而是指具有行政法規和規章制定權的行政機關，具體指國務院、國務院各部委和國務院直屬機構、省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職能部門和國務院批準的較大市的人民政府。中國行政解釋的主體呈現如下兩個特點：第一、有權制定法律，就有權解釋法律。行政法規的解釋權被賦予國務院，規章的解釋權被賦予規章制定者。第二、有權執行法律，不一定有權解釋法律。目前，中國既不承認法官的解釋權，也不承認行政執法人員的解釋權，只賦予上級或較高級的適法機關(司法機關和執法機關）法律解釋權，更多的下級行政機關和廣大的適法者(法官和行政執法人員）不具有法律解釋權，只能機械地嚴格地適用法律，不能越雷池一步。
行政解釋的主體也呈現出一元多極的特點：由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到地方較大市的人民政府，從而形成了在不同級別的行政機關之間進行權力分配的行政解釋體制。 (三）中國的行政解釋主要是事前解釋和抽象解釋。
所謂事前解釋，是指解釋主體在法律適用之前對法律文本進行的解釋，包括立法者在法律文本中制定的解釋性條款和適法者針對法律制定的實施細則，這里的「事」是指個案的法律事實。所謂抽象解釋，是指解釋主體對法律文本進行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性規定，它與事前解釋的概念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只是視角不同而已。
從中國行政解釋體制的設計來看，對於行政法規和規章的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者作補充規定的，由法規和規章制定者解釋，從而形成了立法性的行政解釋，這類解釋基本上都是抽象解釋；盡管1981年決議規定「法律、法令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解釋」，但因為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不是法律法規的具體實施者，不能夠在具體執法過程中作出個案解釋，其解釋行為只能表現為針對法律文本的抽象解釋。從中國目前行政解釋的形式來看，「行政解釋在形式上就表現為行政規范」(註：葉必豐，周佑勇編著：《行政規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頁。)，是對法律法規的文本進行的抽象解釋，是法律法規的細化。情況常常是這樣的：一個行政解釋行為是緊隨著一部法律法規的頒布而產生的，如1990年9月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1991年5月國家版權局經國務院批准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實施條例》，該條例就是對《著作權法》的細化和解釋；2001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進行了修改，國務院於2002年8月緊接著出台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實施條例》，由此可以看出：這類立法性的行政解釋的目標是法律法規文本，而與法律事實無關，是法律文本與法律事實相結合之前的解釋，不是法律適用過程中的解釋，因而基本上是一種事前解釋和抽象解釋。
在中國的執法實踐中，具體解釋和事後解釋是普遍存在的執法活動中的必然行為，只不過沒有被中國的行政解釋體制明確承認。所謂具體解釋，是指解釋主體在法律適用過程中結合個案對法律和法律事實進行的解釋，所謂事後解釋，是指解釋者在法律事實發生後為了解決糾紛和正確適用法律而作的解釋，這兩個概念如同事前解釋和抽象解釋兩個概念一樣，盡管名稱不同，出發點不同，卻能殊途同歸。 (四）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行政解釋體制中具有主導地位，具有最終的裁決權。
2000年《立法法》用一整節規定了法律解釋問題，該規定僅是關於立法解釋權的歸屬和立法解釋范圍的規定(註：顧昂然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講話》，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40頁。)，因而是狹義的法律解釋的規定，與1981年決議並不沖突，所以中國的法律解釋體制仍然是以該決議的規定為法律框架和基礎。《立法法》第86條規定「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與法律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從而將行政解釋的最終裁決權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立法法》第88條又進一步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常務委員會對立法性行政解釋的監督權，規定了任何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及規章最終不能與憲法相抵觸，不能與上位法相抵觸，否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這樣，中國的法律解釋體制就呈現出以全國人大為監督機關、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為最高主導的各類各級國家機關分工解釋的特點。 (五）審判機關對行政解釋行為不具有司法審查權。
既然行政解釋是一項權力，就應該在行政解釋體制中設計一個針對行政解釋的監督機制，有效地控制行政解釋權。我們在《立法法》中可以找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立法性行政解釋的監督規定，但在實踐中，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過幾次法律監督權？行使過幾次法律解釋的監督權？行使過幾次行政解釋的監督權？或許以上問題的答案屈指可數。我們在《行政訴訟法》中找到了司法審查的規定，該法第二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眾所周知，中國審判機關只能對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而中國的行政解釋主要是一種抽象解釋，因而是一種抽象行政行為，所以行政解釋被排除在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之外，不能接受司法審查。
② 東南大學法學院的歷史沿革
東南大學法學肇始於民國時期的中央大學法學院。中央大學法學院於1928年7月成立，首任院長為民國時期著名法學家謝冠生教授。中大法學院人文薈萃，名流雲集，為東南法學一時之冠。學界、政界著名人物韓忠謨、錢端升、楊兆龍、梅仲協、史尚寬、劉克鐫、曾劭勛、黃正銘、金國鼎、范馨香、韓德培等，或曾任職於中央大學法學院，或就學於中央大學法學院，締造了東南大學法學曾經的輝煌。東南大學1995年恢復法學專業、成立法律系，並於2006年9月成立法學院，復建後法學院首任院長為中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周佑勇教授。
③ 哪個學校的憲法學與行政法學研究生專業比較好
附件：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排名 學科代碼：030103
排名
校名
等級
二級學科
一級學科
學科門
1
武漢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2
浙江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3
北京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4
中國人民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5
中國政法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6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7
蘇州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西南政法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華東政法學院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廈門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吉林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上海交通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鄭州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山東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南京師范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附件2：各上榜高校憲法與行政法學博士生導師名單：
武漢大學（周葉中、李龍、秦前紅、汪習根、汪進元、陳曉楓、張學仁、周佑勇、林莉紅、楊解君）、
浙江大學（胡建淼、孫笑俠、林來梵、章劍生、朱新力）、
北京大學（羅豪才、姜明安、袁曙宏、張千帆、魏定仁、王磊）、
中國人民大學（許崇德、韓大元、胡錦光、楊建順，莫於川）、
中國政法大學（應松年、朱維究、馬懷德、張樹義、薛剛凌、劉莘、劉善春、高家偉、王人博、廉希聖、焦洪昌、蔡定劍、江必新）、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方世榮、劉茂林、石佑啟、王廣輝）
蘇州大學（楊海坤、周永坤、陳立虎）、
西南政法大學(文正邦、汪太賢、唐忠民)
華東政法學院（童之偉、郝鐵川、孫潮）
廈門大學（朱福惠（掛國際法專業博士生導師）、另有李琦（教授，碩士生導師）、暫無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點），
吉林大學（崔卓蘭（掛法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暫無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點）
上海交通大學（葉必豐、童之偉、朱芒、周偉）
鄭州大學（苗連營、沈開舉、劉向文）、
山東大學（肖金明、齊延平、何秉松、馮殿美）、
南京師范大學（劉旺洪（掛法理學博士生導師）、暫無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點）
另附：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夏勇、張慶福、白鋼、陳雲生、李林、周漢華、莫紀宏、馮軍、吳新平）
④ 東南大學，江南大學，蘇州大學，南京大學研究生
1 首先很明確的告訴你，江南大學沒有法碩。
2 如果在 南大、東南、蘇大，這三者之間選取的話，那最為簡單的就是 蘇大。
3 南大是全國僅有的17所具有法碩自主招生資格的院校。09年南大的分數線： 總分320 政治50 外國語50 業務課1 85 業務課2 85
4 東南大學09分數線：政治48 外語48 專業課1 90 專業課2 90 總分 320 。從公布的分數線就可以看出，東南的分數線並不低，甚至與南大相同，專業課居然還要高於南大。東大法學院是學校近期重點發展的院系，為了發展法學院，東大不惜花重金從武漢大學法院挖來了了周佑勇教授及其夫人——中國最年輕的女博導劉艷紅教授，由周佑勇教授擔任法學院院長。
5 蘇州大學的行政法比較強悍，其法學一般都在全國前20。09年的分數線是 政治47 外語47 專業課1 71 專業課二 71 總分 315，該校基本上復試時以第一志願的優先錄取，基本上都不接受調劑。
6 從分數線對比的角度來看，蘇州大學分數最低，雖然只比南大、東大僅少五分，足以見得其專業實力不俗。除上述三校之外，江蘇省內在法學專業較為強悍的學校是南京師范大學，它是全國僅有的十所擁有法學專業一級博士授予權的院校。南師大的法學在江蘇省內名列第一，如果樓主有興趣可以試一試。
預祝金榜題名！
⑤ 第六屆中青年法學家評選出來了嗎，哪些人
按得票順序是
人大民法 王軼、法大刑法 於志剛、西政法理 付子堂、武大國際私法 肖永平、深圳大學經濟法 應飛虎、清華憲法 王振民、北大行政法 王錫鋅、東南大學行政法 周佑勇、社科院刑訴熊秋紅、華政法史 李秀清
體現了學科和學校的平衡。一般一個學校和一個二級學科只能有一人入選。龍衛球和周光權感覺沒入選挺可惜的
提名獎（按得票數排序）
羅培新：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政法大學科研處處長、國際金融法律學院院長。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刊物發表中英文論文兩百餘篇。
王健：西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主持和參加了8項國家和省部級科研和教改項目，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篇，主要著作有《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溝通兩個世界的法律意義》等。
王先林：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法研究所所長、副院長。主要著作有《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問題研究》、《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論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規制》等。
黎宏：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擔任掛職副檢察長、北京市監獄局人民監督員。主要著作有《刑法總論問題思考》、《刑法總論》等。
齊延平：山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自由大憲章研究》、《人權與法治》、《人權法原理》等。
虞政平：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副庭長，高級法官。2009年榮獲首屆「全國審判業務專家」稱號，主要著作有《英國公司法規匯編》、《股東有限責任現代公司之法律基石》、《中國公司企業法規全書》等。
左海聰：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國際經濟法的理論與實踐》、《國際貿易法》，主編、參編著作18部，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46篇。
宋功德：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兼任北大法學院憲法行政法專業博士生導師組成員，北大法學院軟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出版法學專著14部，發表文章一百二十多篇。
邱本：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吉林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經濟法原論》、《市場法治論》等。
傅鬱林：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論著有《農村基層法律服務研究》、《審級制度的建構原理》等。
張萬明：中央台辦法規局副局長。主要著作有《涉台法律問題總論》、《台灣事務政策法律全書》、《台商大陸投資貿易最新政策法律解說》、《台商投資優惠政策匯編》等。
樑上上：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論股東表決權以公司控制權爭奪為中心展開》，在《中國法學》、《政法論壇》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
馮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處罰法新論》、《國家賠償法釋論》、《版權保護法制的完善與發展》、《WTO與中國行政法制改革》等。
周光權：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8年3月當選為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出版《法治視野中的刑法客觀主義》等專著9部；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法學研究》、《中外法學》等刊物發表論文一百一十餘篇。
鄭少華：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生態主義法哲學》、《從對峙走向和諧：循環型社會法的形成》等，在《中國法學》、《中外法學》等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六十餘篇學術論文。
龍衛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民法總論》、《民法基礎與超越》等。
劉仁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刑法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導師、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過失危險犯研究》、《嚴格責任論》、《環境資源保護與環境資源犯罪》，在《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等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餘篇。
王萬華：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國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中國行政程序法典試擬稿及立法理由》等。
鄧思清：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學術部主任，研究員。主要著作有《檢察權研究》和《偵查程序訴訟化研究》，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法律期刊上發表66篇學術論文。
劉燕：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開設的《公司財務與法律專題研究》課程是國內法學院唯一的，與國際一流大學的同類課程相比也是各有千秋。
張冠梓：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理事長、研究員，主要著作有《論法的成長來自中國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詮釋》、《法人類學的理論、方法及其流變》、《多元與一體：文化背景下的中國法律》、《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等。來源法制網——法制日報)
⑥ 求一篇關於<<論行政行為的先定力>>的論文作參考,謝謝.如果是網上那篇千篇一律的就不用復了,謝謝大家
論行政行為的先定力
【摘要】
先定力是指法律行為在合法性尚未最終確定時被推定為有效的能力，它是法律行為主義調整方式所必需的程序規則。雙方行為必須在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況下才能具有先定力，而單方行為只需有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生效。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為的效力范圍及於全社會，而不限於當事人，它和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是兩個不同法律范疇的概念。
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是行政法的一項重要規則。自葉必豐《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一文發表以後，這一規則就被冠以公定力的名稱，並幾乎獲得國內同行的一致採納。但王名揚在此之前曾將行政處理的推定有效稱為效力先定特權，[1]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將推定有效作為先定力看待了。
就字面含義而言，將推定有效歸納為先定力比較准確，而用公定力來概括行政行為在終極合法性被確認之前如何獲得效力的問題則有點莫名其妙。按葉必豐先生的說法，「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即對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2]這個定義實際上至少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即被推定為有效；二是行政行為的效力及於所有人。
很顯然，行政行為的生效規則與生效之後的效力內容應當是兩個不同邏輯層面的問題。推定有效並不是行政行為的效力，而是規定行政行為如何獲得效力的一種規則，所以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無疑應當是指效力的先定性。
一、推定有效與法律行為主義
行政行為如何才能生效的問題包括行政行為生效的原因和生效的條件兩個因素。
（一）意思表示是法律行為生效的原因
法律行為是指直接以追求法律效果為目的的行為，這種以追求法律效果為目的的主觀意思即是法學中常說的意思表示。雖然法律行為與意思表示經常同義使用，但一般而言意思表示只是法律行為的主觀要件，完整的法律行為構成還需要有其他因素。
欲使意思表示發揮作用，須有法律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容認，但是法律一旦授權當事人以自己的意志設定法律關系，便在法律行為與法律效力之間創造了一種人為的因果關系，法律只是這種因果關系的原因，而不是法律效力本身的原因。自然因果關系由「上天」設定，而法律上的因果關系由立法者通過法律規范設定，因此法律並不是法律效力的原因，而只是因果關系的創造者。既然法律事實的原因力由法律所賦予，那麼在研究法律效力產生原因的時候就不必再考慮法律規范，而只需考慮法律行為與法律效力之間的因果關系。法律規范在這里不再是討論的對象，它正是討論本身。
事實行為和事件以該法律事實的整體作為產生法律效果的原因，但「確認法律行為的效力，本質上是確認法律行為中意思表示內容的效力」。[3]單純從經驗的角度來看，這種觀點不無道理；然而在理論上僅僅把意思表示作為效力產生的原因是不夠嚴密的，正如犯罪行為用手來完成，但卻不能把手視為犯罪人一樣。意思表示的真正意義在於使法律行為能夠成其為法律行為，從而具有產生法律效力的原因力，單就邏輯層面而言，才可以認為意思表示是法律效力產生的原因。
綜上所述，法律行為是其所產生的法律效力的事實原因，意思表示是法律行為能夠產生效力的邏輯原因，[4]而法律是所有這些因果關系的創造者。
（二）先定力是法律行為生效的條件
任何因果關系的發生都必須具備一些條件，意思表示的生效也不例外。意思表示與法律效力之間的因果關系由法律所創造，因果關系發生的條件自然也由法律規定，但這並不意味著合法性是法律行為生效的絕對前提，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無論立法者還是法律規範本身都無法自動檢驗這些條件是否已經達到。如果所有的法律行為都必須經過徹底的合法性審查之後才能發生效力，法律運作的成本極度高昂不說，也無法保證當事人的時間要求。
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是將法律行為的生效條件與其合法性暫時脫鉤，意思表示只需具備一些可以由當事人來鑒別的外在條件，即推定其為有效，至於法律行為的合法性，只有在有關部門或當事人提出質疑時才由法院進行審查。推定「是根據概率理論，對事物之間的關系的一種技術處理。把事物之間發生概率較高的關系視為常規關系、必然關系」，同時又「允許當事人對這種人工的技術處理提供反證予以反駁」。[5]推定製度大節省了法律運作的成本。
生效條件與合法性的脫鉤使法律行為獲得一種先定效力，即在合法性尚未知的情況下先行宣布自己為合法的一種能力。推定有效屬於程序性規則，因而先定力也只是程序性效力，它和意思表示所產生的實體效力有本質區別，簡單來說，先定力是意思表示在生效之前所具有的效力。
意思表示在生效之前如何可以具有效力呢？這需要澄清意思表示和效力的兩層不同含義。意思表示是指當事人追求法律效果的主觀意圖，從邏輯上來分析，意思表示首先須在事實上成立，然後法律才能將其作為意思表示來看待（這幾乎是同意反復）。作為事實上的意思表示，雖然具有追求法律效果的目的，但並不能產生實體效力，因為意思表示產生法律效力的能力是法律賦予的；但它具事實意義的效力，即能夠被法律視為意思表示的能力！這種能力正是先定力的事實基礎。
（三）法律行為從成立時起即可具有先定力
意思表示所具有的事實效力在被法律認可以後，就轉化為行政行為的先定力，這是一種程序法上的效力，它所體現的推定有效規則是法律行為主義調整方式有效運轉的前提。通常認為法律行為的生效不象事實行為那樣需要事實構成，這僅僅是指實體效力而言；意思表示欲產生程序效力必須具備一定事實要件，如行為人已經成年、意思表達清楚等等，有些意思表示還需要行為人具有特定身份。
意思表示所具有的事實效力首先是一種不依賴於法律而存在的自然屬性，但先定力並非就是純粹的自然效力，它仍然是法律設定的產物。意思表示的事實效力從法律行為成立時即已具備，然而這種事實屬性是否真正產生被法律認可[6]的事實效果，並不具有必然性——客觀事實對人的意志的作用總會受人的態度影響，否則便沒有自由因果律可言了——而是取決於法律規范的選擇，通過這一選擇，事實效力就轉化為法律上的程序效力。
法律對先定力的認可與對實體效力的賦予基於完全不同的前提，否則同樣會存在不經最終合法性確認便不能生效的問題。實體效力來源於意思表示的內容，而先定力卻來源於意思表示的成立，當然還可以附加一些簡單的合法性標准。無論是意思表示的成立還是附加的合法性條件，都必須具備自明性的特徵：能夠為一般大眾明白無誤地辨認，無須依賴於職業法官的鑒別。
二、行政行為先定力之特徵
先定力是法律行為在生效之前所具有的「效力」，可以稱其為前效力。比如行政決定與民事合同都可能附有指定生效日期的條款，指定日期來臨之前法律行為尚未生效，但是指定生效日期的條款必須在此之前已經產生（程序）效力，這種效力即來自先定力。
先定力的存在使法律行為在合法性尚未知的情況下即可生效。
（一）單方先定力與雙方先定力
通常所說的單方行為並非是指只有一個行為主體，而是指只有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夠產生先定力和最終法律效力。對於行政行為而言尤其如此，大部分行政決定都需要私方當事人的參與，之所以仍然被稱之為單方行為，是因為行政決定的生效只需行政主體的單方意思表示即可，雖然私方當事人的是否參與可能會影響行政行為的最終合法性。
雙方行為不僅需要雙方當事人參與，還必須有雙方意思表示的一致，僅憑單方意思表示無從產生先定力，當然也不存在生效的問題。有些學者把行政行為的單方性和先定力混為一談，[7]有些則想當然地否認了合同等民事行為可以推定有效。[8]事實上所有法律行為都可因推定而生效，區別在於雙方行為和單方行為產生先定力的條件不同：前者需要雙方意思表示的一致，後者僅有一方意思表示即可。否認雙方行為的先定力，等於是把法院的判決作為合同生效的必需條件，這樣私法所標榜的意思自治便盪然無存了。
（二）行政行為先定力之單方性
除行政合同外，行政行為基本上都是以單方意思表示產生先定力的，然而應申請行政行為和依職權行政行為的情況稍有不同。
單從行為的成立來看，應申請行政行為與合同一樣都需要有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但在生效的方式上兩者有原則區別。在合同中，一方意思表示的成立並不依賴於另一方，但合同先定力的產生卻是雙方性的；應申請行政行為的成立以私人的申請為前提，但其先定力的產生卻是單方性的。
依申請行政行為必須在私方當事人提出申請以後才能發起，因此它的成立需要有雙方意思表示；但行政程序一旦發動，其結果就不再受申請人意思表示的約束，而是取決於申請是否具備法定的事實要件以及行政機關在法定范圍內的自由裁量，這說明應申請行政行為仍然是單方法律行為。私方當事人提出申請的意思表示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使行政行為在事實上得以開始（成立），二是申請的事實材料（而不是意思表示）會最終影響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它對行政行為的先定力沒有影響。
合同則正相反，要約行為的意思表示和承諾行為的意思表示在效力上相互依賴，但在行為的成立上則相互獨立；雖然單從名稱上來看沒有要約就無所謂承諾，但是要約與承諾的時間位置可以互換，兩者並沒有實質性區別，所差只是何者偶然在先而已。
依職權行政行為無論在成立上還是效力上都具有明顯的單方性，這類行政行為可以由行政機關主動作出，並且其先定力的產生也不依賴於私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
（三）先定力與其他效力的關系
先定力嚴格來講並非是行政行為本身的效力，它只是行政行為產生效力的推定條件，正如合法性是行政行為生效的終極條件一樣。當行政行為被推定為有效以後，不僅公定力帶有推定性，其他效力如約束力、執行力也同樣帶有推定的性質，但這種推定性並不會影響公定力、約束力和執行力自身固有的本質，它只是表明行政行為的效力尚未經歷最終的確認程序而已。
由於行政行為的所有實體效力都可以基於法律推定而產生，因此很容易產生先定力和實體效力之間的表觀競合現象，葉必豐對公定力的定義就是把先定力綜合到公定力之中的結果。如果把推定有效納入公定力的內涵之中，那麼合法的行政行為便不可能有公定力，因為在行政行為確屬合法的時候，根本不再需要推定。合法性尚未知的行政行為具有公定力，可以要求全社會遵守，確屬合法的行政行為反而不具有這種效力，這就是混淆程序與實體范疇所造成的邏輯悖論。
作為程序性效力，先定力和公定力等實體效力有本質區別。先定力的意義只在於解決行政行為生效的條件，至於生效以後的問題，如效力范圍、效力內容和持續時間等，實不宜放在先定力的內涵中加以討論。
（四）行政行為是否全部具有先定力
行政行為究竟採用完全先定力，還是有限先定力，取決於立法的價值衡量。需要注意，無論採取哪種模式，最終確認行政行為效力狀況的權力始終在法院手中，對於當事人而言，有效或無效都只是法律的推定而已。承認無效行政行為的存在，主要是影響公民在抵抗或不抵抗行政命令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因行政行為最終被確認無效而獲得抗辯權，並非是讓公民「做自己案件的法官」。[9]因此，公民對無效行政行為只能在事實上進行辨認，而沒有宣布其無效的權力，不能把公民的辨認權作為一種無效判定模式和法院的確認權相互並列。[10]
無效行政行為制度有時賦予公民以抗辯權，有時則可能剝奪公民的抗辯權。當公民選擇抵抗行政命令時，對於無效的行政行為，公民可以豁免抗命的法律責任，但抵抗可撤銷的行政行為不可以獲得抗辯權。如果行政行為的內容是要求公民從事強奸、殺人等嚴重違法的行為，公民則負有必須抵抗的義務，不能以接受行政命令作為抗辯理由。葉必豐從所謂的公共利益本位論出發，否認抵抗任何命令的必要性，[11]無疑等於是為執行納粹罪惡法令的劊子手們開脫。[12]
先定力是一種推定的合法性，但推定的合法在經過法定期限以後即轉化為確定的合法，私方當事人不能再尋求救濟。 當然，無效的行政行為並不能因為時效的經過而變成合法。
三、葉必豐公定力學說之檢討
先定力在《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一書中也有詳細論述，葉先生認為所謂先定力「是指行政意志對相對人意志的支配力。它實際上是一種行政行為的形成力或者形成規則，也就是法律對形成行政意志的一種保護。」[13]這個定義十分費解，從後文推斷，應當是指在行政決定過程中行政主體意思表示相對於私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的優先性，根據這個定義，行政行為在尚未成立時已經具有法律效力了！
對公定力的理解偏差，引發出對先定力的奇怪定義。下面指出葉先生在公定力學說和其他相關問題上存在的幾個比較隱晦的錯誤，以與葉先生和全國的行政法同仁共勉。
（一）行政優先權的效力與行政行為的效力
行政主體與私方當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主體擁有指揮行政程序運作的主導權力，並且擁有實體上的決定權。葉先生對這些權利的定性令人驚詫：「行政行為的過程性，為行政行為作出之前的效力即行政行為先定力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實際上，這里所謂的「行政行為先定力」並非是行政行為所具有的效力，而只是行政權力的效力，是行政優先權在行政過程中的具體表現。
先定力是行政行為成立以後和生效以前所具有的效力，它是行政優先權在行政決定程序完成以後的轉化形式。行政優先權首先體現為行政程序中的主導權以及在事實上作出行政決定的權利；將這些權利視為是行政行為的先定力雖然於理有悖，但卻是用心良苦：行政行為其實就是一種命令，如果沒有某種法律預先賦予的效力，如何竟可以下達命令？
行政命令的下達確實需要有某種法律根據，但這種根據並不是行政行為的先定力，而是法律賦予的行政權力，它在行政程序開始之前就已經存在。由於葉必豐混淆了行政權力的優先性和行政行為的先定力，才得出了行政行為在本身尚未產生（即成立）的時候就已經具有先定力的奇怪結論。
（二）行政行為的先定力與法律行為的單方性
目前行政法學界普遍把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看作是行政行為的獨有特徵，並以此將行政行為與合同區別開來，這實際上混淆了先定力和單方性的結果。
按照葉先生的說法，先定力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現代行政法吸收公民參與行政程序的結果：「從近代行政法學的觀念來看，在行政行為作出之前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為的先定力也只能解釋為行政行為的單方面性，即行政行為完全是行政主體單方面的意思表示。」[14]但是在現代行政過程中，由於「行政意志和相對人意志兩種各自獨立意志的存在，」「在兩種意志不一致的情況下，為了能實現公共目標，在法律上也需要使一個意志服從另一個意志」，「如果沒有現代行政法的各項發展，那麼不需要行政行為的先定力，而通過行政行為的單方面性也能解析行政行為的意思構成。」
如果象上面引述的那樣把「單方性」理解為只有一方主體參與，那麼在現代行政法學中就幾乎不存在單方行為了。事實上單方法律行為並不排斥雙方甚至多方的參與，它僅僅是指只有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可以具有先定效力。在雙方參與的法律行為中，擁有決定權的一方相對於另一方來說，在意思表示上擁有優先權力，這種優先權和先定力並非是一回事，它只是行政決定能夠單方面產生先定力的權力根據。
（三）可推定為有效的「效力」和因推定所生之效力
葉先生雖然將推定有效作為公定力的內容，卻又認為公定力是「要求所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尊重的法律效力」。公定力按其字面意思，將其定義為「要求所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尊重的法律效力」沒有任何問題，但看不出「公定力」這三個字和行政行為的生效方式之間有什麼關聯。既然「行政行為的公定力只是一種被推定的法律效力」，[15] 那麼行政行為的其他效力就是一種最終確定的效力嗎？很顯然，葉先生沒能把因推定所產生之效力與行政行為可以被推定為有效的這種「效力」區別開來，也沒注意到約束力和執行力等等同樣可以是因法律推定而產生的。
公定力與先定力的混合並非起源於葉先生，從《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一書來看，德國、法國和日本的學說似乎都持這種觀點，但對公定力存在的根據卻有不同的看法。日本行政法學認為，公定力「是指行政行為即使違法，在法律上仍然有效從而拘束有關人員的效力」，「只要有許可權的國家機關沒有正式將其撤銷，原則上是有效的，對國民具有拘束力。」[16]至於公定力的實質性根據，南博方認為是保護公民的既得權利，「只要重視保護相對人及一般公眾對行政行為的信任，就不得不肯定行政行為的公定力。」[17]這種觀點所解釋的實際上並不是行政行為為何被推定有效，而是為什麼已經生效的行政行為對全社會都有效力。葉先生則同意傑列內克的適法推定說，認為「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是一種假設的法律效力」，「在未經證明以前，行政行為實際上是否合法是不清楚的」。[18]適法推定說所能解釋的是行政行為為什麼會被推定為有效，而不能解釋為什麼已經生效的行政行為可以對全社會都有效。
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南博方和葉必豐對公定力的定義雖然一樣，但實際上他們心中所想的卻並非是一回事：南博方強調公定力的對世性，葉必豐則強調公定力的推定性。造成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是他們將行政行為為何被推定有效與被推定之後產生的法律效力混合在一起了，沒有看到這二者分別處於程序和實體兩個層面。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解決的是行政行為如何生效，而公定力是指行政行為的對世效力，顯然，是否具有對世效力必須在行為生效以後才有意義。
對法律推定缺乏足夠的反思可以說是葉必豐公定力學說的總病根。在為選擇完全公定力模式說明理由的時候，葉必豐認為「法定國家機關對無效行政行為進行確認的惟一性和壟斷性，說明了無效行政行為公定力的存在」，並由此認定「法國所實行的是完全公定力模式」。[19]如果從無效確認權的壟斷性可以推出無效行政行為也具有公定力，那麼也就可以反過來，從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得出私方當事人擁有確認行政行為合法的司法權力！葉先生的公定力學說致力於闡釋行政行為的推定有效，卻忘了行政行為的推定無效，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注釋】
[1] 參見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頁。
[2] 葉必豐：《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法學研究》1997年第5期。
[3]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
[4] 比如善人因善良而做善事，善人即是善事的事實原因，而善良則是邏輯原因。
[5] 王學棉：《論推定的邏輯學基礎——兼論推定與擬制的關系》，《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6] 被法律認可以後的效果是法定的，然而被法律認可這件事本身卻是一個事實問題。
[7] 參見周佑勇：《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法學評論》1998年第3期。
[8] 參見韋忠語：《論行政行為公定力的效用》，《現代法學》2000年第2期。
[9] 王錫鋅：《行政行為無效理論與相對人抵抗權問題探討》，《法學》2001年第10期。
[10] 參見章志遠：《行政行為無效問題研究》，《法學》2001年第7期。
[11] 參見葉必豐：《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頁。
[12] 參見朱雁：《論建立我國無效行政行為制度》，《行政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
[13] 葉必豐：《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頁。
[14] 葉必豐：《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頁。
[15] 葉必豐：《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法學研究》1997年第5期。
[16] 楊建順：《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76頁。
[17] 楊建順：《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頁。
[18] 葉必豐：《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頁。
[19] 葉必豐：《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頁。
⑦ 行政法律關系與行政關系的區別
行政法律關系與行政關系主要有三大區別：
1、關於性質的區別
行政法律關系屬於思想社會關系，體現了國家的意志，而行政關系不屬於思想社會關系。這一分類是基於列寧對社會關系分為物質關系和思想關系的劃分。
2、關於范圍的區別
也就是說並非是所有的行政關系都屬於行政法律關系的調整范圍，例如行政指導、行政建議、行政咨詢等行政關系，就不屬於行政法律關系的范疇。
3、關於調整的不同
行政法律關系不同於行政關系；行政關系是行政法調整的對象，而行政法律關系是行政法調整的結果；行政法並不對所有行政關系作出規定或調整，只調整其主要部分。
(7)周佑勇參加行政法學會擴展閱讀：
學術界對行政法律關系的概念存在許多不同的看法，主要區別在於對行政法調整對象的理解不同。這里我們主要看看周有永教授的觀點。他認為，行政法律關系是指行政法調整行政權力行使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後，通過行政法規范而形成的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
行政主體是指具有行政權力和行政能力的社會組織，能夠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行政權力，並獨立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一概念看似一般，但對於具體行政法律關系的適用，尤其是行政訴訟中的具體行政法律關系的適用，由於行政主體是否具有主體資格，是否具有法律權威，是否具有獨立性，都具有重要意義。Y承擔法律責任是審查的重要內容。
⑧ 求助：東南大學 VS 山東大學
頭也不回的選山東大學吧。
⑨ 周佑勇的人物經歷
1988年考入中南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學位，後入讀武漢大學法學院，先後獲法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並自1997年留校任教。期間於2002年晉升為教授，次年被遴選為博士生導師。自2006年9月，調入東南大學法學院。
主持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及司法部、教育部等省部級重要研究項目10餘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項。 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50餘篇，其中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法學文摘》、《高校文科學術文摘》、《人大復印資料》轉載50餘篇。出版《行政法原論》、《行政不作為判解》、《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一種功能主義的立場》等著作和教材共20餘部。有關教學與科研成果獲國家教育部「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第九屆高校青年教師獎（教學類）、首屆「錢端升法學成果獎」、教育部第五屆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二等獎、司法部第三屆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獎二等獎、江蘇省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等重要獎勵。入選教育部首批新世紀優秀人才（2004）、「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2009）、第六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2010）、以及江蘇省「333工程」領軍人才、省十大優秀青年法學家、省有突出貢獻專家、省「五個一批」人才等。
⑩ 東南大學的法碩實力如何呢
東南大學法學學科源於1928年中央大學法學院，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學界、政界著名人物韓忠謨、錢端升、楊兆龍、梅仲協、史尚寬、范馨香、韓德培等，或曾任職或曾就學於中央大學法學院，締造了東南法學數十年的輝煌。東南大學1995年恢復法學專業、成立法律系，並於2006年恢復設立法學院，周佑勇教授為首任院長，現任院長為劉艷紅教授。
經過近20年的快速發展，法學院辦學規模不斷壯大，辦學質量與學術地位持續上升，已成為學校重點發展學科與「985工程」重點建設的人文社科創新基地，並形成鮮明的學科優勢與特色：
師資隊伍結構合理、實力雄厚。法學院現有專任教師45人，其中教授12人、博導7人，具有高級職稱教師比例達70%，45歲以下青年教師比例達78%，教師博士比例近100%，海外經歷教師約43%。擁有「百千萬工程」國家級人才1人、「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2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4人、全國優秀教師及省級教學名師2人、江蘇省「333工程」高層次人才、「五個一批」人才、突出貢獻專家、優秀青年法學家、「六大高峰人才」等8人、美國福布賴特學者及德國洪堡基金學者2人、校特聘教授2人、二級教授2人。
科研成果顯著，核心競爭力持續上升。近年來獲教育部第五屆中國高校人文社科成果獎、司法部、江蘇省人民政府等重要標志性成果獎10餘項，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及省部級重要項目60餘項，發表CSSCI論文300餘篇、出版著作和教材50餘部。據中國法學創新網對2014年各科研單位CLSCI他發數及三大刊物數統計排名，我院進入全國第13名。2011年周佑勇教授作為首席專家，獲國家社科基金首批跨學科重大項目，2013年劉艷紅教授榮獲教育部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法學著作類一等獎，成為我院近年來取得的標志性重大突破。
學科交叉集成，特色發展。學院現有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刑事法學、法理學與人權法和民商法學等4個國內領先、優勢明顯的傳統學科方向。以法學與理工醫優勢學科的交叉融合與集成創新建立的「醫事法學」、「工程法學」等特色交叉學科方向，被列入學校「985」重點支持。「現代城市交通發展的制度平台與法律保障機制研究」作為國家社科基金跨學科研究重大項目，涉及法學、交通工程、城市規劃、土木工程、管理學等多學科的深度整合，開創建立了「跨學科研究、交叉學科建設與復合型人才培養」三位一體的創新平台。
人才培養體系完整，呈「交叉性、團隊式、實務型」鮮明特色。法學院現已形成法學本科、法學碩士、法律碩士和法學博士四位一體的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法學院首創在法學碩士點中獨立設置「醫事法、工程法」兩個專業方向，同時在法律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上實施法學與工學（醫學）雙專業交叉性的「4+3」模式，以培養符合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高層次復合型法律人才。基於復合性人才培養的需要，法學院除了建有法學學科的教學科研團隊外，還建立了有理工科教師參與下的「工程法」、「醫事法」等交叉特色創新團隊；構建了包括模擬法庭、法律診所、7個特色研究機構、11個教學實習基地及2個「產學研用」校外聯合基地（江蘇省交通法治與發展研究中心、東大—東南司法鑒定聯合研究中心）在內的多環節、多層次的實踐教學體系，從而開拓形成了一條「交叉性、團隊式、實務型」的特色人才培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