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行政法基本分析工具和框架
❶ 我國經濟法實施中面臨的問題及其完善
在經濟法學領域，要進行政策分析，就必須先明確一系列問題。例如，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於經濟法研究?可否提煉出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並有效應用?等等。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不僅對於經濟法學的發展很有價值，而且對於刑法、社會法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設，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狹義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關學科都要著力研究的問題。[1]基於政策主體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與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對應的「對政之策」，限於篇幅和論旨，本文把政策定位於公共政策，[3]並往往限縮於更為狹義的經濟政策。
從根本上說，公共政策作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為實現公共職能和有效治理而採取的各種對策。為此，一些學者認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時期為實現一定的公共目的而採取的行動或制定的行為准則。它可以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並由此可以分為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等多種類型，[4]是一系列謀略、措施、條例、法令的總稱。基於這種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於廣義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應當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的互動，特別是前者對後者的影響。
在公共政策體系中，對經濟法理論和制度的形成、發展影響最大的，當屬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事實上，兩類政策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從而使經濟法會體現出突出的經濟性和一定的社會性。[5]當然，相比轉而言，經濟政策對現代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討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時，一般需要更多地關注經濟政策。
經濟法作為現代法，具有與傳統法治理念不同的現代性，與政策的聯系更為密切。[6]其中，經濟政策是經濟立法的前提，經濟法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是對經濟政策有效實施的法律保障。[7]這種認識是學界的基本共識，也是進一步對經濟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礎。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體維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詞，由美國經濟學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於1958年最先提出。[8]但對於什麼是政策分析，始終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爾(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將「政策分析」等同於「政策科學」，這是一種最廣義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鄧恩(William N . Dunn)則認為，政策分析是運用一定的科學研究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應用性的學科，這是相對狹義的理解；而巴頓(Carl V . Patton)等人則認為政策分析就是對備選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的研究過程，這是最狹義的理解。[9]
上述各種有代表性的觀點，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處。綜合借鑒各種觀點，可以認為，所謂政策分析，就是綜合運用各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以便及時發現和解決整個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各類問題。
政策分析的對象是「復雜性問題」，因此，需要借鑒各類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乃至行為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及哲學、數學、運籌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作為一種方法論，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與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後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關心事實，也關心價值。因此，它不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規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維度，如政治學維度、經濟學維度、歷史學維度、心理學維度、倫理學維度等。通常，學者們最為重視的是政治學維度和經濟學維度，它們對於經濟法研究也最為重要。
應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及其類型
要探討政策分析為什麼可以成為經濟法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就必須研究其適用基礎和具體類型。因為如果不具備適用基礎，該方法就不能進行適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體類型，就無從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
從總體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適用於相關的經濟法研究，主要是因為政策與法律(特別是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關聯，存在著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主體上的相通性。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者雖然在嚴格意義上並非同一，但在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上卻存在著相通性，有時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議會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權的情況下，「政府造法」的現象和問題非常突出，使得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與實施主體，往往都統一由政府來擔當。在這種情況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機構」的附屬工作。[14]基於自身利益、擴大法定權力或強化政策效力等諸多考慮，政府極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寫進法律草案，從而對經濟法的立法產生深刻影響。這不僅可以用公共選擇理論等來說明，也可以通過各國的經濟立法實踐來證實。上述主體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會帶來政策與法律的許多共通性，從而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二，在客體上的同一性。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對的都是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經濟
問題，其規范或調整的對象(客體)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過經濟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應急性的特徵，其制定或實施往往是經濟法制的鋪墊、實驗或前期預演。正是它們所共同面對的「市場失靈」問題，被普遍作為經濟法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法理論共識的形成。事實上，經濟法學者在其研究中已經隱含了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客體上的同一性，並自覺不自覺地在運用著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標與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內容是政策目標及其實現的工具。相應地，經濟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確保宗旨實現的調整手段。經濟法既然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體現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同時，又要把各類基本的經濟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調整手段，從而使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存在著共通性。
與此相關，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活動、經濟規律、經濟機制、經濟體制密切相關，並與經濟理論存在著互動關系，[15]因而同樣會對經濟法的理論與制度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發掘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上述「關系網」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於深入研究經濟法問題是至為重要的。綜上，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從制定主體到實施主體，從目標、宗旨到實施途徑、調整手段、政策工具，從價值追求到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等，都存在著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於政策問題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樣也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的研究。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的基礎。
在上述的適用基礎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並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替換性研究」，即把經濟法與經濟政策進行「替換」，從分析經濟政策的各種具體維度，以及由經濟學、政治學等相關理論所生成的各種具體方法，去分析經濟法問題；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關注政策系統和經濟法系統的密切關聯和相互影響，以經濟法系統為核心，把相關政策的形成和變化看作是影響經濟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從而更好地探尋經濟法制度產生、發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於相關政策對經濟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討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時，還必須關注其局限性。因為政策與法律，雖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兩者畢竟並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體、制定程序、實施機制、規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別。通常，政策更具有應急性、靈活性、易變性，而法律則更具有穩定性、普適性、原則性。個別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適性的法律中；即使偶爾放入，也只能作為「例外」或「適用除外」的情況。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學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應當取其精華，適當重構。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類型
依據不同的研究路徑或所要解決的問題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為多種類型，如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等。它們在經濟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對其擇要探討。
1.政策主體分析
政策主體通常包括參與政策制定、執行、評估和監控的組織體或個體。對政策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助於明確各類政策主體的地位、作用、價值、權力分配等問題；在經濟法研究中，則有助於研究經濟法主體的體系以及主體的權義結構，特別是職權與職責的分配、經濟法責任形態等重要問題。
政策主體分析對於研究經濟法的體製法(或稱組織法)、[16]主體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體的政策主體中，官方的政策主體主要是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也有學者認為還應當包括處於執政地位的政黨，因為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來實現。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無論是利益集團、選民，還是大眾傳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具體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對上述各類政策主體進行分析，有助於研究經濟法學中的規范論和運行論。
2.政策目標分析與政策工具分析
各類公共政策都包含兩個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臨的問題相同，因此，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也自然會與經濟法的宗旨相合。這樣，通過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就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經濟法學價值論領域的相關問題；同時，也有助於進一步從系統論的角度，發現經濟法的結構問題，並通過結構調整，來增進和完善經濟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為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其有效運用，有助於避免政策失敗和政府失靈。因此，在經濟學領域早就開始了對經濟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學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政策工具展開的大規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龍(Van
der Doelen)將政策工具劃分為法律性工具、經濟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萊特(M.
Howlett)則將其劃分為自願性工具、強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經濟法研究上，更需要關注的是經濟政策工具，如預算、稅收、國債、貨幣、價格等手段以及更為具體的稅率、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因為這些經濟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構成了經濟法有效調整的手段，因而對於研究經濟法制度的具體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變遷的背景。作為一種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應關注對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政策背景，也應關注相關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開」。
對於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於推進經濟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事實上，經濟法的調整目標和調整手段，都依存於特定的背景，要隨著背景的變化來適度調整，以使經濟法制度也能夠不斷地適應社會經濟變化發展的要求。此外，通過政策的制定過程，來認識立法背景和動因，既是一種法律解釋方法，也是一種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幾種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關的。由於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特定的主體，不同的政策主體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並由此會影響到政策目標的確定，因而就應當有主體分析與目標分析；同時，由於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或稱政策工具)關繫到各類政策主體利益的實現，因而工具分析與主體分析、目標分析也可以聯為一體。而上述三種分析，都離不開更深層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體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類主體提出政策目標的背景，以及選擇和運用政策工具的背景，這樣，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立法的相關分析才可能較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釋和實施相關的法律，找到經濟法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對策。
上述各種具體的政策分析方法，構成了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幹部分，對於研究經濟法的主體、宗旨、調整手段、具體制度、法律環境等，都很有價值。為此，還應當進一步研究其具體應用問題。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政策往往是立法和執法的重要依據，[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僅可以應用於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於分析與政策相關的許多理論問題。下面僅選取幾種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來探討其在經濟法研究中的應用問題。
(一)政策目標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的目標分析，作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經濟法研究上的具體應用，主要體現為通過審視影響經濟法立法的經濟政策目標，來分析和判斷經濟法立法在宗旨、原則、調整手段、協調性等方面的成敗得失，從而進一步找到存在的問題，並為整個經濟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對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其中，對於宏觀經濟總體目標的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總體宗旨；而對於具體的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則同樣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相關部門法的宗旨。
例如，從財政政策的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目標與其職能是一致的。財政政策的職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資源(或稱宏觀調控)、保障穩定三大方面。與這些職能相對應，財政政策的重要目標就是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的過程中，既要使國家獲取財政收入，又應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觀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應在宏觀上加強對經濟運行的調控，從而在保障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基礎上促進和保障整個社會的穩定。上述的財政政策目標，必然會影響財稅法的宗旨，並使其成為財稅法宗旨的一個必要內容。
又如，一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調控貨幣發行量，保障幣值的穩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價的穩定，防止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正是基於該目標，在相關的金融法，特別是中央銀行法上，才把穩定幣值作為法律調整的核心目標。為了確保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使其能夠真正獨立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各國法律往往都在體製法上作出相關的保障性規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類具體制度(如監管制度、傳統的「三大法寶」等)，以及在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等方面做出取捨時，應牢記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競爭政策或市場規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競爭政策主要涉及反壟斷政策和反不正當競爭政策，市場規制政策還應當進一步包括消費者政策。這些政策的目標，都會影響相關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宗旨，進而影響到這些法律的實施。
其實，早已有學者關注政策目標對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影響問題。例如，韋伯曾經指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兩大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在處理一人公司問題的時候，會涉及如何思考的問題。對此，韋伯特別強調：「我們必須注意各種經濟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許還有財政政策和商業道德的因素，這都屬於實體的。」[20]這種論斷對於研究經濟法領域的相關問題也是很有普遍意義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應用
通常，為了使政策實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通過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從而使一些重要的經濟政策工具，從經濟性的調控或規制手段變成法律化的「調制手段」。這種法律化，有助於更好地協調各類政策工具之間的關系，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整體效益。
例如，財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稅收的財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預算、國債、政府采購、轉移支付等多種手段。我國在世紀之交，非常重視「積極的財政政策」，試圖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發國債來拉動內需，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國家又加大了征稅的力度，使得稅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億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對此，有的學者認為這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協調的，因為「減稅」政策更有利於拉動內需，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則可能產生「擠出效應」，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沖突的結果。
由於各類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體的利益調整，甚至直接影響其基本權利，同時，政策工具的運用也特別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協調，因此，對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須加以法律化，使其成為經濟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貫穿於經濟法的研究過程之中。事實上，對具體的稅收制度、預算制度、貨幣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無不與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關。可以說，沒有政策工具分析作為基礎，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經濟法的具體制度及其調整特點。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對於經濟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進行具體的政策工具分析，關注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尤其重要，這是需要反復重申的問題。例如，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如何協調，是「一松一緊」，還是「雙松」或「雙緊」?如何在計劃層面上作出相應的協調?消費者保護政策與相關的競爭政策如何協調?等等。此外，上述政策與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相關政策如何協調，同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類具體政策的制定者，勢必無法完成協調任務。特別在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極致的情況下，單方面的主動協調無疑困難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協調」。為此，必須在法律上明確各自的職責許可權，以「定紛止爭」。在這方面，德國的《經濟穩定與增長促進法》堪稱典範。[21]
(三)政策主體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經濟政策的制定主體層次較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都可能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制定基本經濟政策，並體現在與其相對應的各層次的立法之中，如國務院的經濟法規、各個職能部門的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等等。立法主體的多層次性，帶來了經濟法立法和執法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它加劇了經濟法的立法與執行的復雜化，導致部門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對上位立法的抵悟、沖突不斷，不協調之處綿延不絕，隱性修改隨處可見。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體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也不可小視。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部門日漸興起，不同的利益集團也在蓬勃發展，它們會影響到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稅收立法中，應如何規定特定群體的稅收優惠(如對出口商如何實施出口退稅制度等)；在反壟斷立法上，對哪些主體給予豁免等。其實，凡是涉及特定主體的立法，都可能會受到某些大企業或其他壓力集團的影響，這已是毋庸諱言的事實。因此，明確各類主體的角色和地位，對於政策制定主體和影響政策制定的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利於進一步分析經濟法的立法、執法及法律監督等環節的問題。
(四)政策實效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實效，是政策分析的極為重要的內容。[22]事實上，影響政策實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時滯」等。從公共選擇理論、理性預期理論的角度來看，影響政策實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響的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帶來的局限。這些局限都會產生效力減損的問題。
此外，政策的實施及其效力的抵達和效果的產生，往往是存在「時滯」的。[23]即使是應急性的政策，也並非總能「立竿見影」。事實上，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總是需要主客觀的限定條件。如若條件不具備，則可能「政策落空」，導致「政府失靈」。
上述對影響政策實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樣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例如，經濟法的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來的經濟法不可能盡善盡美。這樣的法律再去實施，其法律實效的「遞減」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執法者都聰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夠，但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也會使經濟法實施的效果受到影響。因此，透過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經濟法的局限性。
此外，經濟法比經濟政策會有更突出的「時滯」問題。由於通常只有相對穩定、較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種類型的經濟立法，一般都要滯後於相關的經濟政策。政策的實施畢竟有行政或政黨力量的推動，因而貫徹速度相對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都必須按部就班，往往要經由多種機構、多種主體、多種程序，因而其「時滯」問題也更為突出。從法治精神的要求來看，經濟法的立法、執法、法律監督等都離不開程序，而「程序就是過程」，甚至是漫長的過程，由此產生的「時滯」往往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因而同樣涉及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如何有效權衡的問題。
進行政策實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還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條件(con-straints)，即一項經濟政策在實現預期目標的過程中必須依賴的條件。對於某些限定條件所存在的剛性也必須予以注意，這有助於分析法律調整所面臨的各類矛盾、實施障礙和解決對策。
事實上，經濟法上存在著多個方面的「二元結構」，如何全面兼顧其中所蘊涵的各種矛盾，恰是經濟法的「調整藝術」之所在。例如，在經濟法上，私益是對公益的限定，沒有私益就沒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慮公益而不顧及私益。與此相應，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矛盾等，在經濟法上都應當協調兼顧。同樣，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利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強者與弱者的利益、集體與個體的利益、國家與國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顧和協調，因為它們都是影響經濟法調整實效的限定條件。為此，兼顧各種不同的利益，綜合協調不同的情況，在總體上來全面把握，實現「納什均衡」，應當是經濟法調整的總體精神。
上述的兼顧與協調，不僅應體現在總體精神或調整目標方面，而且還應當體現在具體的調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類具體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協調，才有可能真正兼顧各類不同主體的利益。可見，在應用政策實效分析方法時，同樣要考慮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體分析，也就是說，這些分析方法是聯為一體的，它們的區分只是相對的。
五、結論
經濟政策對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其間存在的諸多互動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們可以通過政策分析，特別是通過「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來發現和解決經濟法本身的問題，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經濟法學界已有的或者正在進行的許多研究，實際上都是政策分析。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於「公共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本文也對此作出了限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維度，探討了該方法的適用基礎，提煉出對於經濟法研究較為重要的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多種類型，並分析了這些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上的應用問題。由於經濟法學界缺少相關的研究可供參考，因而這些探討只是「淺探」。
事實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學等領域還有許多方面並未達成共識，筆者主要是結合經濟法研究的實際，對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進行解析和改造，以增進其對經濟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體運用時，必須考慮到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互通性與差異性，以免以偏概全。
單純的政策和政策分析，總有其局限性，並會帶來經濟法制度建設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類經濟法主體的對策活動，還必須關注博弈分析方法，從而提煉出一種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相結合的「政策一對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還可包括圍繞政策而展開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類，實際上也是一種分析方法。例如，對經濟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的劃分會影響到經濟法系統內部的結構與分類以及經濟法體系的構建等。需要說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對經濟法以外的其他部門法領域產生影響。例如，刑法領域研究的刑事政策問題，社會法領域研究的社會政策，行政法領域研究的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運用政策分析方法進行探討。[24]此外，在當代司法領域，也要考慮「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問題，對此同樣需要進行政策分析，以體現和遵從法律共同的價值。[25]
值得關注的是，現實的法律實施，只是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規范框架，在法律調整的基礎上真正直接發揮作用的，往往是各類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大量的稅收優惠政策的採行，市場規制政策的調整等。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非但不應排斥政策，還應看到它是經濟法調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經濟法的立法與法律實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強經濟法的政策分析，必將大有可為。
❷ 《經濟法》的概念與調整對象分別是什麼
經濟法是指調整國家在管理與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
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版規范的總權稱
調整對象是國家需要干預的特定的經濟關系，
具體包括
1,市場主體和調控關系
2，市場運行調控關系
3，宏觀經濟調控關系
4，社會分配調控關系
❸ 經濟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務
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不但應當有其獨特的調整對象，而且也應當有自己獨立的作用范圍。經濟法的作用首先在於彌補民法公平觀念之不足。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最高准則，它既體現了民法的任務、性質和特徵，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執法的准繩和行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活的靈魂。不僅如此，公平原則又與一切具體的民法原則不同，它具有對一切市民社會普遍適用的效力，且貫穿於整個民法的立法、執法和守法過程的始終。在公平原則與其他民法基本原則的關繫上，公平原則既是其他原則的高位原則，對其他民法基本原則起到指導作用，同時公平原則又可具體化為平等原則、自由原則、自願原則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並以這些原則作為其實現方式。但民法公平強調的是個體公平、條件公平和形式公平。這種公平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對於市民社會觀念的確立、社會的進步、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尊重等許多方面都發揮了其他任何法律部門都難以比擬的重大作用。不僅如此，作為私法代表的民法是以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己任的法律規范，它所作用的社會生活的范圍決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維護法，它承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承認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是說民法只是從市場規則角度對市場行為進行規范，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只要市場主體沿著民法預先制定的行為規則去追求自身利益最愛貓撲.愛生活對於追求的結果就予以承認並加以保護，至於由此所產生的諸如人類生存危機、社會不公等問題，民法通常無能為力。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也是社會條件的平等，對此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者說平等，一向是指社會的平等，指社會地位的平等，決不是指個人的體力和智力的平等。」由此可見，民法所倡導的公平、平等的價值理念僅局限於經濟個體之間的公平和平等，它僅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機會上的平等，而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去追求實質的公平和平等。民法只能是個人利益的本位法和個人權利的維護法，如果硬要牽強附會地將民法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去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那隻能是削足適履，是民法的異化。傳統的民法既然難以擔當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那麼這一任務就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與民法相比，經濟法強調的是社會公平、結果公平和實質公平，謀求的是社會的穩定發展，追求的是社會的整體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並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能讓全體社會成員受益的整體利益，它既超越於個人利益之上，但又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與個體利益之間是一種既統一又有矛盾的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彼此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因而從整體上協調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以推動社會發展已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經濟法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廣闊的作用空間。
其次是彌補商法效益觀念之不足。按照一般理解，商法所調整的主要是商人及其行為。而商人作為市場主體，又以追求利潤作為自己一切行為的主要目的和存在的唯一依據，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按照古典經濟學家穆勒的觀點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⑤並且還應當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謂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是指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分析比較和優化選擇。馬克思指出：「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動物。」但同樣應當強調的是，在作為政治動物的同時市場主體又是作為經濟動物即經濟人而存在的。政治人和經濟人雖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卻有相同的價值行為准則，即無論是作為經濟人還是作為政治人，都無時不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以最小代價去獲取最大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人無非是活動在政治領域內的經濟人。作為經濟人，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商法的主要作用就在於將經濟人的這種逐利行為合法化、規范化，並為商人的營利行為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但商法中的效益側重於對個體效益的張揚和保護，注重的是個人意識的尊重。其主要原因在於，商法中的效益原則是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商法上的效益原則、自由原則或意思自治原則不過是經濟自由原則的法律體現。而經濟自由主義又是現代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石。古典重農學派認為，人類社會和物質世界一樣，都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基本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在於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隻能在自由經濟體制下才能得以實現。作為古典經濟學思想集大成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將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發揮和完善，將個人主義作為「天賦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認為個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斷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讓每一個個人在經濟活動領域中自主地抉擇自己的道路。在這種一切聽其自然的社會中，其規律性力量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控的。自由放任意味著經濟領域是一種只服從於自身規律運動和變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獨立於作為政治領域的國家之外，且政治國家不應干涉經濟領域的活動。社會利益是在個人追逐私利的狀態下實現的，個人的逐利過程同時也可以促進社會的整體進步。但這種效益至上和意思自治通常僅局限於個人，當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個人意思自治與社會的意思自治發生沖突時，商法首先選擇的是尊重個人的利益和意思自治。換言之，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商法側重於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不能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高度對個人利益進行限制，對個人意思自治予以充分集中。因此，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實現社會效益和社會整體利益追求的目的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
最後是彌補行政法國家利益至上觀念之不足。行政法是關於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其調整對象是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和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公民之間的關系即行政關系。嚴格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它以國家權力的有效劃分、國家機關的嚴格分工作為條件。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大體上包括幾方面的內容：關於行政組織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行為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法制監督的法律規范。行政法的主要特點是：內容極其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公安、民政、科技、衛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因其內容與社會生活關系十分密切，而社會生活經常發生變化，因此行政法規范常有變動；沒有一部統一、完整、系統的行政法典，而由分散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組成；法律文件數量特別多，在各個法律部門中居於首位；立法是多元的，不同國家機關的行政立法，其性質和效力均有所不同。行政法之所以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主要原因在於行政法主要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而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意志又主要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因此國家有時雖然能兼顧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但從根本上說主要維護的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不能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維護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即是說，以國家利益為本位的行政法既難以同時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也不能把社會利益作為主要或唯一的價值追求。行政法主要調整和保護的是國家的政治生活，現代行政法的立足點應是限制國家的行政權力，即如何將國家的管理行為限制在合理范圍內，制定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因此國家的一切只能包括其經濟行政職能也應以實現這一目標為其存在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將行政機關的行為限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政法律規范也主要表現為限權性規范。因此，從其作用領域和存在目的來看，行政法並不負有克服市場調節機制缺陷及維護市場條件的職能，也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與行政法不同，經濟法調整和保護的是市民社會生活即社會的經濟生活，是市民社會的保護法；其立足點在於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而干預社會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
❹ 管理的基本方法與工具有哪些他們的作用是什麼
管理的基本方法包括行政方法、經濟方法、法律方法和教育方法。
行政方法：行政方法是行政機構通過行政命令、指標、規定等手段，按照行政系統和層次，以權威和服從為前提，直接指揮下屬行動的管理方法。
法律方法：法律方法是指運用法律這種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以及相應的社會規范來進行管理的方法。
經濟方法：經濟方法是組織根據客觀規律，運用各種經濟手段，調節各方面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以獲取較高經濟效益與社會利益的管理方法。
教育方法：管理的教育方法是指組織根據一定目的和要求，對被管理者進行有針對性的思想道德教育，啟發其思想覺悟，以便自覺地根據組織目標去調節各自行為的管理方法。
相關信息：
從管理學的發展來看，對組織採取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方法是在任務管理後提出來的。本世紀30年代以後，管理學家們發現，提高人的積極性，發揮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對提高組織的效率更為重要。組織活動成果的大小是由領導方式與工作人員的情緒決定的，由此管理學將研究的重點轉向了管理中的人本身，這就是以行為科學為主要內容的人際關系理論。
人際關系學家主張採取行為管理的方法，即通過分析影響人的行為的各種心理因素，採用一定的措施改善人際關系，以此提高工作人員的情緒和士氣，從而能產出最大的成果，達到提高組織效率的目的。
❺ 1.簡述經濟法的概念和特徵
二、經濟來法的特徵
（一）從法律自組成的形式講，經濟法是一系列單行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是一種帶有綜合性特點的法律
（二）從法律內容上講，經濟法同社會經濟的關系更為密切，與經濟基礎更為直接，是一種具有經濟性特點的法律
（三）從調整對象的特殊性講，經濟法同科學技術、自然規律的關系十分密切，是一種具有效益性特點的法律
（四）從經濟法的功能與作用講，經濟法具有明顯的限制性和促進性兩種功能，貫徹懲罰和獎勵相結合是一種帶有指導性特點的法律。
（五）從實施上講，經濟法的實施是由國家經濟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共同負責的，遵循經濟司法與經濟立法相結合，實體法和程序法相結合，獎勵與懲罰相結合的原則。
經濟法的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經濟法，指調整經濟關系的任何法律；而狹義的經濟法，其調整的對象是國家在對經濟進行干預過程中所發生的關系。本書採用狹義的經濟法概念來劃分部門法。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宏觀調控經濟活動中形成的經濟法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經濟法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義：經濟法屬於法的范疇，屬於國內法的體系，但他不同於國內法體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門。
❻ 簡述：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框架
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經濟資源的利用問題，框架包括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就業理論、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財政與貨幣政策。
宏觀經濟學包括宏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計量模型。
1）宏觀經濟理論包括：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消費函數理論、投資理論、貨幣理論、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開放經濟理論。
2）宏觀經濟政策包括：經濟政策目標、經濟政策工具、經濟政策機制（即經濟政策工具如何達到既定的目標）、經濟政策效應與運用。
3）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包括根據各派理論所建立的不同模型。這些模型可用於理論驗證、經濟預測、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應檢驗。
以上三個部分共同構成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現代宏觀經濟學是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服務的。戰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在西方各國得到廣泛的運用，相當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也引起了各種問題。
(6)經濟行政法基本分析工具和框架擴展閱讀
宏觀經濟學認為，國民收入的水平，反映著整個社會生產與就業的水平。
宏觀經濟學在解釋經濟周期時，強調投資的變動的關鍵作用，投資的變動往往比消費的變動來得大，指出投資在相當程度上既是收入變動的原因，也是它的結果。它在解釋投資的變動與國民收入的變動之間的關系時，提出了加速數和乘數相互作用的原理。
加速原理與乘數論所要說明的問題各不相同。乘數是要說明投資的輕微變動可以會導致收入發生巨大的變動，而加速原理則要說明收入的輕微變動也會導致投資發生巨大變動。但二者所說明的經濟運動又是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的。
宏觀經濟學正是利用加速數和乘數的相互作用，來解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
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生產和銷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得投資急劇下降，而乘數的作用又使得生產和銷售進一步急劇降減，後者再通過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得投資成為負數(或負投資)。
❼ 自考本科經濟法概論考點！
報考時，一般來講，不要先報考公共課。因為公共課一年考兩次，即在四月份考，十月份也考。故您應把機會留給那些專業課（即非公共課），這樣一旦當您本次專業課不及格時，而下次考試該課程又沒有，這樣，您就可以報考公共課來補上，而不會出現什麼課程也不能報的尷尬局面。又同時加快了課程的學習及畢業進程 . 答案補充 自考無入學考試,有自學和助學兩種學習方式,參加國家統一組織的課程結業考試(約16門左右).畢業發國家承認的自學考試大學畢業證書(由主考院校和省自考辦蓋章).教學一般與主考院校關系不大.自考助學單位一般都是私立的助學機構.自考不是全日制,最多全天上助學班的課.一般自己學直接到當地主管部門(自考辦)報名即可.若你想學習省心,且能過得輕松點(有人幫你報名,有人輔導,有人給你復習資料等),參加當地助學班即可.當然要交不少學費.學習方式可選擇全天上課,晚課等方式.自考學習需要時間和毅力.最短時間為二年以上. 自考難,成考容易多了. 一般選高校各系部主辦或長期主辦自考助學的單位的質量能有所保證. 答案補充 自考是有一定的難度但不是特別的難自考的考試內容很廣,但並不深所以只要你把書上的內容看透了,過關不問題的我就是自考畢業的如果感覺自已理解能力和自學能力差,可以看看你們那裡有沒有自考的輔導班,有的話,可以參加學習下作用嘛不是太大,想過關主要是靠自己,輔導班只起輔助作用,不要抱太大希望在上面加油. 答案補充 以前修過的課程不需要修.... 答案補充 都一樣，找工作無非集中方式：1，通過學校找，畢業證影響就不是很大。2，通過招聘大會，人才市場找：就是純粹個人能力了。3自己出去找，看你運氣了，國企對統招待遇好。民企對自考待遇高。 答案補充 說來說去，都是中國教育制度的弊端，只能認命了... 答案補充 應該是要的，不過你也可以去問問自考主辦方....
❽ 經濟法律的調整對象主要包括、、
1、經濟管理關系。
2、經營協調關系。
3、組織內部經濟關系。
4、涉外經濟關系。
5、其他應有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
經濟法調整對象，構成的基本原則，必須同時具備三要素普遍性、法律性、經濟法特性。其兩大基本原則是適當干預原則和合理競爭原則。
它們反映了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特殊性，體現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的本質要求；同時科學地概括了經濟法具體規則的內在連結和精神，較好地實現了經濟法中價值與具體規則的匯合和融通。
(8)經濟行政法基本分析工具和框架擴展閱讀
在中國，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就開始研究和探討，經過幾次全國性的經濟法理論研討，關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問題，主要有以下三種意覽：
（1）「縱橫統一論」學者主張經濟法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領域中以各種組織為基本參加者而發生的經濟管理關系和經營協調關系。
（2）「經濟行政法論」學者主張凡具有經濟性的管理關系即經濟管理關系，屬於經濟法（經濟行政法）的調整對象。
（3）「企業中心論」學者主張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企業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
❾ 簡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及基本理論框架
歷史進入19世紀以後，在西歐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政權業已鞏固，因此形成於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政策和體現過多國家干預的法律制度成為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突破口是率先舉起「經濟自由」旗幟的「反穀物法同盟」，而18世紀下半葉產生於法國的重農主義更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則為，反對重商主義奉行國家干預經濟的各項政策和法律制度，提出「經濟自由」是實現「公平理性」的「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徑。這一時代思想之大成者當屬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亞當·斯密(A·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一書中提出迄今耳熟能詳的 「經濟人」、「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守夜人」 三個基本范疇，並指出抽象為「經濟人」的個體在自私追求個人利益時，他或她好象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而實現公眾的最佳福利，這是所有可能出現結果中最好的；政府對自由秩序的任何干預都幾乎必然有害 (4)， 因此政府的最佳角色是除了賦稅外不存在任何經濟職能的「守夜人」或「夜警政府」。亞當·斯密的學說得到廣泛認同，他也因此成為自由主義的鼻祖，但同時代西歐乃至英國仍在公用事業、金融貨幣、對外貿易、價格、關稅等經濟領域頒布相當數量的體現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如英國工廠法、關稅法、法國的糧食降價法，其中「工廠法的制定，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自發形成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劃的反作用。」(5)
19世紀末20世紀初相對落後的德國急於趕超經濟發達西歐諸強，德國歷史學派從尋求本國本民族發展的特殊歷史道路出發首先對自由放任經濟思想提出挑戰，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要求相對落後的德國同較發達英國通過自由貿易進行競爭，無異於讓一個小孩同一個成人去用力，德國要發展國民經濟，必須加強國家對經濟干預。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開始廣泛的經濟統制，制定鼓勵、促進、扶持卡特爾的《卡特爾規章法》；戰後更突破「所有權神聖不可侵犯」、「意思自治」以及「契約自由」等民法基本原則，頒布大量的國家權力介入經濟生活的法令，諸如1919年《煤炭經濟法》。
二、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理論分析
「市場經濟是一部復雜而精密的機器，它通過價格和市場體系對個人和企業的各種經濟活動進行協調。它也是一部傳遞信息的機器，能將成千上萬的各不相同的知識和活動匯集在一起，在沒有集中的智慧或計算的情況下，它解決了一個連當今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也無所為力的涉及億萬個未知變數或相關關系的生產和分配問題。(10)然而經過近兩上世紀的實踐和思考，我們逐漸認識到市場也並不總是最有效率,「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是客觀存在，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一）壟斷(monopoly)和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人類社會生產經濟活動，經歷著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過程，社會化的大生產是人類進步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但當社會化大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可能出現不完全競爭或壟斷。壟斷有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與經濟壟斷之分。自然壟斷簡單表達是在具規模經濟行業中單個企業能比兩家或兩家以上企業更有效率地向市場提供同樣數量的產品。(11)自然壟斷者相對競爭對手而言，享有較大成本優勢，並且面對無價格彈性的需求，通過壟斷定價，獲得巨大壟斷利潤。較合理辦法就是由社會利益的代表——國家直接投資經營，以政府定價的形式，向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經濟壟斷則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是競爭的自我否定，表現為某一企業或若干大企業達成聯合對某一種或若干物品的生產銷售實行獨占或操縱。其結果由於價格背離價值，價值規律嚴重扭曲，導致消費者福利減損，乃至社會福利總量減損的靜態效益損失和市場主體喪失提高技術水平，加強科學管理的動機的動態效益損失，對此通常由國家制定反壟斷法和不正當競爭法予以克服，其中美國1890年謝爾曼法案（ Sherman Act）及1914年克萊頓法案(Clayton Act)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案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最為典型，但80年代以來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對反壟斷立法進行反思，他們認為絕大多數的壟斷權力來自於政府的干預。哈佛大學教授熊彼特在研究一些大企業（如英特爾公司、微軟公司及波音公司）在高度集中市場中，出現了創新和生產率增長現象，提出了熊彼特壟斷理論，即高技術壟斷企業雖然得到了壟斷利潤，但捍衛技術優勢的壓力下，其壟斷利潤處置權是極其有限的，必須高額投資研製開發，於是這些大企業形成技術變革源泉，反壟斷法的適用實際是殺掉一個會下金蛋的鵝。(12)
（二）外部性（externalities），又稱溢出效應，即企業或個人向市場之外的其他人強加成本或利益，外部性有些是正的（外部經濟），有些是負的（外部不經濟）。環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負效應，其產生社會成本不能通過市場價格反映，因而市場機制無法調解，而國家可以通過制定環境保護法、自然資源法、野生動植物保護法、礦產資源法等強製法律手段對空氣、水、噪音等污染、礦藏資源的過渡開采、瀕危動植物獵捕等外部負效應行為予以管理控制，但實踐也證明，僅僅適用國家的法律規制不一定最有效率，於是諸如稅收補貼等經濟性手段也被廣泛地適用。1990年美國政府依據《空氣潔凈修正案》，以發行一定數量可交易的排放許可證的方法，實現了比傳統的合令——管制型更顯著的效果，到90年代末，每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到1990年的50%， (13)另外芝加哥大學羅納德·科斯研究成果表明，在生產權清晰的情況下，相互協商談判，也能實現有效率的結果。
（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公共產品是正外部性的極端，指的是這樣一類產品，當增加一個人對它的分享，並不導致成本增長，即邊際成本為零（非競爭性）；而排除任何人對它的分享則花費巨大（非排他性）。(14)市場機制運轉基本要求是收益能夠抵償成本或者成本能夠追蹤單個消費者，但是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需求與供求無法通過市場來定。一般來說，由國家代表整體社會利益，來承擔供給者的責任，再以稅收的形式取回收益。但現實生活中，公共產品的供給往往不如人意，那麼是否存在更有效率的供給者呢？新制度經濟學派進行有益的探討，羅納德·科斯從燈塔問題入手。「燈塔是經濟學上一個里程碑，一提起這個詩意盎然的例子，經濟學者都知道所指的是收費困難，這種困難令燈塔成為一種非政府親力親為不可的服務。」(15)但是，科斯在其1974年發表《經濟學的燈塔》中指出1820年英國全境46個燈塔中有34個是私人建造的，因此完全可以設計發明一整套裝置和制度使消費者之間以較低交易費用達成共同付款協議，交公共產品「私有化」。(16)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echanan）就設計了「俱樂部產品」模型，將公共產品消費者由無限約束到一定范圍內，產品在俱樂部成員間非競爭、非排他的使用，但在組織外部則具有排他性，成員在俱樂部內部達成支付產品的付款協議，並可採用「以腳投票」的方式表達對俱樂部產品的取捨。上述開拓性的研究啟示我們，在公共產品領域，政府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有效的供給者，現實社會中存在多樣化的選擇。
（四）信息偏在（Asymmetric information）,或稱信息不對稱在古典經濟學假設中市場主體是具有全面知識和理性，並且在供需制衡下形成的價格能夠反映全部市場信息，其實不然，市場主體是有限理性的，市場價格的滯後和偏差也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雙方的不對稱的信息分布，引發主體的投機主義、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商品市場的「劣幣驅逐良幣」。因此需要國家的公權力延伸入市場強制打破一方的信息優勢，使市場交易在平等、自願、公平的基礎上完成。例如：國家針對一般商品市場的《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法》、《廣告法》;針對資本市場的《證券法》的強制披露，但在一些領域，諸如醫療過程中，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國家干預是無效的。因此有學者設計了職業產權結構，即通過嚴格市場准入，使醫生集體成為社會獨立組織，這樣外部輿論壓力、內部職業道德將有效約束醫生的行為。轉貼現代經濟學基本研究方法與分析框架的現實作用以上介紹了現代經濟學的最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筆者試圖用盡可能簡單的語言，並結合現實討論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盡管這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看起來似乎簡單，但實際上如果要真正領悟並融會貫通於自己的生活、學習、研究中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你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會讓你一生受益無窮。因為它會使你聰明、睿智、深刻、思維科學；它會幫助你學習、研究那些「陽春白雪」 的純經濟理論；它也有助於指導你在生活、工作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首先，從學習現代經濟學的方面來看，一旦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你就不會被那些抽象的模型和高深的數學所迷惑，不會被弄得昏頭漲腦。無論一個經濟理論用到多深的數學、多少的公式，多麼復雜的經濟模型，它基本上都是採用了以上所介紹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的。只要你緊緊抓住了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將它作為一條核心主線印在你的腦海中，你就不會迷失方向，失去重點，基本上知道它在講什麼。你可以暫時將那些技術性的、一時無法理解的具體細節擱置一旁，先弄請理論框架和具體結論，再弄懂那些具體細節。也就是，要先抓文章的主線、大致思路，了解它想作什麼，得到什麼論斷，然後再抓具體細節。另外，一旦掌握了這些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會讓你對現代經濟學有一個正確的看法，不太可能被誤導，從而不會影響自己對現代經濟學的學習。經常有人對現代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進行批判，其實這些人的大多數議論都沒有建立在科學的分析問題的方法上，有的甚至完全憑自己的主觀臆斷。沒有弄清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這些言論就有可能會誤導你，使你迷失學習現代經濟學的正確方向，甚至可能使你對現代經濟學的學習採用忽視，甚至是抵觸的態度。其次，從研究現代經濟學的方面來看，一旦理解和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將會有助於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許多想做經濟學研究的人，盡管他們對現代經濟學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讀了許多經濟學的論文，但仍然感到自己做起研究來很難，不知道怎麼做研究，或做不出讓別人認可和有意義的研究工作。其實只要你掌握了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時具有一定的數理基礎，和邏輯分析能力，那麼做起經濟學研究就不是那麼難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做研究就是對基本分析框架的那五個組成部分進行邏輯式的填空寫作。這些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可能會有助於提高你的研究和創新能力。例如，如果你想研究某個經濟問題或現象，或希望給出一個新的理論，讓它具有較強的解釋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能力，能夠指導現實經濟問題，那麼你就要比較合理、准確的描述、刻畫經濟環境和經濟人的行為方式，採用已有的分析工具或自己發展新的分析工具，建立一個盡可能簡單的模型，然後進行推導論證。第三，了解現代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和分析問題的框架也會幫助你如何思考問題、如何更好的處理日常事務，更好的學會待人接物，會使得你思想更加深刻、更加有見識、工作更加有能力。筆者經常聽到對現代經濟學這樣的議論：經濟學看起來就是一些「陽春白雪」 、形而上的東西，用到這么多數學，學起來這么難，離現實感覺有十萬八千里，學了對今後有什麼用呀？其實，在日常生活中，經濟學分析問題的基本框架完全可以被套用。比如，你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准備做一件事情、或者需要與人打交道，首先要做的事就應了解當地情況、周圍環境及國情 (對應著框架中的「界定經濟環境」) ；然後，也要了解當地的民風民俗，盡可能弄清與之打交道人的行為處事的方式，他的品行、性格等(對應「設定行為假設」) ；根據這些信息，決定自己與人打交道的規則及自己對人處事的方式 (即對應「給出制度安排」) ；然後在具有可行性的、可供選擇的方案中，通過權衡取捨中選定一個最佳方案 (即選擇均衡結果) ；最後，對自己所作的決定、所作的事情及所採用的處事方式進行總結反省，看是否是最有效的方法，達到了最好的結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讓人們作出激勵反應，達到了你想要達到的目標，即所謂的激勵相容等等 (即對應「進行評估比較」)。並且，當環境、情況發生變化，工作的對象變了，要做好一件事情，游戲規則當然也應相應發生變化。我想大家會認同，只要按照這五個方面去做，並根據情況的變化隨時調整游戲規則，就一定會把事情做得更好。筆者認為這可能是解決和處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事務的最佳方式之一。並且，經濟理論的許多結果也有助你如何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總之，要理解和正確應用現代經濟學，就需要了解現代經濟學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本文討論了一個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的五個基本組成部分：(1) 界定經濟環境；(2) 設定行為假設，(3) 給出制度安排；(4) 選擇均衡結果；及(5)進行評估比較。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參照系、給出度量標尺，及提供分析工具。這種規范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使得現代經濟學在過去六十年來發展迅速，應用廣泛，影響巨大，已成為一門規模龐大、分支眾多、體系嚴謹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專門研究經濟學的學者，也只能了解為數有限的分支中的很少一部份內容。不花一番工夫，是很難真正地理解其中一些經濟理論的精髓。實際上，筆者發現對一門學問鑽進去越深，感覺自己懂得越少，寫東西的時候越發謹慎，很難下筆，海闊天空發議論就更難。現在不少人不管弄懂沒有就喜歡胡亂議論，提出一些看似標新立異、聳人聽聞，以至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看法，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廣識、博學和多才」, 當然也許是為了引人矚目、出名，而誇大自己的結果，這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好像是一種時髦。但不幸的是，這些人即使是學有專長，在沒有弄清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往往會說出一些出格的話，更何況是嚴重地誤導了眾多的學子。在經濟問題的討論中，要區分價值判斷分析與實證性分析、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的差別，理解經濟理論的作用，一般性與相對性，數學在經濟學中的作用。學習經濟學，不僅僅是了解它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學習它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也有利從事經濟學的學習與研究，甚至幫助人們更好地處理日常事務。（五）市場最嚴重缺陷是收入和消費的不平等配置問題，一個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可能產生社會不可接受的收入與消費上的差距。亞當·斯密聲稱，在一支「看不見的手」的導引下，各個人在私利追逐無形中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擴大，但如果社會利益中還包括財富公平分配的內容，那麼僅僅有無形的手是不夠的。首先收入分配反映的個體的生產要素持有量，即可繼承的財富和才智等初始稟賦，還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如種族、性別、努力性、健康以及運氣等；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物品追逐的是貨幣選票即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效用最大的需求。收入和消費的差別來自於市場的內在因而不能由市場自我調控而消除，可依靠的是國家強制力對社會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國家徵收所得稅以及遺產稅、贈與稅等稅賦，用向高收入者徵收高於低收入者的稅款的方法來降低收入的不平衡；國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對老、弱、病、殘及其他需要社會幫助的弱勢群體用轉移支付形式提供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最低生活費等，但也有學者懷疑國家再分配的效率以及對市場主體的激勵弱化影響，實質上是存在著不可迴避的公平與效率的平衡與選擇的問題。
市場失靈是國家介入經濟領域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為與市場失靈相同，同樣存在政府失靈，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一）國家行為有時不反映公共利益。傳統觀念認為，市場與公眾利益是根本對立，唯有政府一心為公，然而當公共選擇學派學者布坎南將經濟人、效用最大化、供求分析等經濟學的邏輯假設和分析方法運用於對國家決策研究，發現國家並不總是值得信賴的：首先由於個體目標多元化與選舉投票制度規則的缺陷效益最大的選擇難以達成，同時普通公民無力支付了解政府的成本，那麼對政治權力的漠視成為一種理性抉擇；其次政府官員也是具有自私性的經濟人，他們像在經濟市場中一樣在政治領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17) 並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員的利益內在化為政府利益；最後有影響的特殊經濟利益集團可能擄獲相關政府成員，使國家成為個別集團的利益代表而不是社會整體利益的實踐者。在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但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言現有制度還不能排除少數官員的自利追求，甚至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膨脹。
（二）國家行為的無效率。在市場組織中每一個經濟行為都必須是成本效益核算的最佳結果，但是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存在特殊標准與要求，由於產品與服務本身的社會性以及國家供給的壟斷性，使市場產品難以度量或不能度量；另一方面國家收入來自於稅收、國有企業的利潤或者其他非價格化收入。因為缺乏硬預算約束和硬市場約束，易滋生資源利用低效率和官僚主義。並且收入與成本在價格基點上的分離也意味著資源配置錯誤程度增加，即公共資源供過於求或供不應求的不均衡。
（三）國家行為的帕金森定律。新制度經濟學派著名的諾思悖論指出：一方面沒有國家權力及代理的介入，財產權利就無法得到有效界定、保障和實施，國家為降低產權界定和轉讓的交易費用，社會產生最大化提供條件；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具有壟斷特徵和擴張性質，往往是個體權利最大最危險侵害者。 (18)國家權力的擴張性被描繪為「帕金森定律」，即當一個職能部門設立後，其行為目標之一預算最大化，進而支配權力和控制領域擴展，再進而機構與人員編制自動以一定比例擴大，公共領域拓展勢必侵蝕私人空間。誠然，並非所有的國家介入都是可非難的，惟介入通常具有自我發展之傾向，而且會如同滾雪球般越滾越大，越滾越快。此際或因超出官僚體系所可負荷的能力，或因政治法律規范設計缺陷使原本立意甚佳的國家介入也對民間造成負擔，甚而不少為介入而介和的管制更有可能產生劣幣驅遂良幣之虞。國家介入對我們市場經濟社會自主、自律性的發展形成一股陰霾，是一種經常性威脅。(19)
（四）國家行為中「尋租（rent-seeking）」現象普遍存在。「租」這一概念是從地租引申而來的，指由於某種稀缺資源缺乏供給彈性，而給資源所有者帶來的報酬與轉移使用權之間的級差。公共選擇理論研究中「尋租」是指尋求人為短缺資源的租金。從某種意義上進市場中壟斷是一種經濟租的現象，比較難處理的是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如價格管制、許可證、關稅和出口配額、政府采購等所形成的租，其危害是切斷市場上稀缺資源自然趨向最優化配置過程，嚴重扭曲經濟資源的配置，造成社會生產增加非生產的額外成本，包括尋租者的尋租機會成本以及防止尋租行為的成本。另外，政府官員基於私利，積極運用權利設租、創租、引致腐敗盛行，構成社會不穩定因素。
正如交易費用理論解釋一定范圍內企業與市場並存的原因，企業是一種比市場更節約的交易費用的組織形式，那麼國家在市場經濟中存在的理由，就是國家是一種比市場更節約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經歷公權無限擴充年代以後，我們更應記住：只有在一切辦法都證明確實不能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才有必要採取國家干預這種永遠次佳的辦法。(20)綜上所述，國家介入市場經濟領域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市場失靈，國家介入可以克服市場缺陷和不足；且國家介入經濟成本低於市場失靈所造成資源損失，而經濟法調整對象就應是在滿足上述條件下，國家介入市場過程中形成社會關系。盡管這是一個比較模糊的界定，但如果排除追求言辭簡煉的心理障礙，那麼對於如此龐大的經濟法律關系體系，則又是相當真實的表述。
三、影響國家與市場經濟的兩個新因素
（一）市場中介組織的發展。在現代經濟中除了市場和國家以外，還存在其他市場中介組織。在我國主要有以下三類：第一類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和資信評級機構、公證和仲裁機構等組織，其主要職責是審查和評價市場主體行為，監督其是否公正、公開原則進行競爭，反對欺詐、調整規范市場；第二類質量檢測和計量檢驗機構、商品檢驗中心、消費者協會等監督市場活動的組織，其主要職責是反對虛偽欺詐消費者，保證市場公正交易、公平競爭，穩定經濟運作效率；第三類商會、行業協會等自主性市場中價組織，其主要職責依據市場規則制定會規、行規或公約約束成員行為，實行集體自律，反對不公平競爭。(21)中介組織存在發展深刻影響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一方面彌補市場自我運行可能產生不應後果，抑制了企業組織的非市場化行為和不良市場行為，成為市場經濟「潤滑劑」；另一方面分解政府的職能，抑制公權的無限擴張趨勢，保證了市場機機械製作用空間，形成市場「看不見的手」與國家「看得見的手」外的「第三隻手」，與之相適應經濟法調整對象也發生波動，即擴大了對所立中介組織的法律規制內容，如《證券法》、《公司法》關於會計師、律師、資產評估人員的責任規定；又削減一部分由國家法律調控的空間，以業內規則取代法律約束。
（二）經濟的國際化。本世紀70年以來，國際經濟出現迅速擴大和發展的良好狀勢。英美等英語國家稱之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法國等法語國家稱之為「世界化(Mondialisation)。盡管幾乎每一國家都存在對這種趨勢的利弊得失的不同看法的激烈爭論，但現實中他已經改變我們思想觀念與生活。市場突破國界成為世界大市場，尤其是計算機、網際網路、無線通信等信息技術的應用，時空觀發生變化，區域經濟、世界經濟一體化近在咫尺，國內經濟秩序必然要與國際經濟秩序全面接軌，例如我國政府為與WTO 全面銜接，將大量修改、廢止國內經濟法律法規；而面對日益擴大市場領域，國家統領力逐漸不足，區域性經濟組織、超國家經濟調節機構、內容廣泛的國際條約、公約和協定紛紛登場，亞洲金融危機已將這一切展示無疑，「阿根延的一隻蝴蝶的翅膀扇動真可能引發夏威夷的台風」。涉外經濟法必然將在經濟法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甚至於同一，那麼經濟法調整對象也將發生適應性的調整。
以上是從國家與市場經濟角度對經濟法調控對象進行應然性的思考，但不可迴避的是經濟法發展存在路徑依賴(22)，即經濟法依託於中國特定的社會背景、歷史文化、經濟發展階段。中國經濟法是經濟體制轉軌中經濟法、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必然遷就於現實(23)，例如鑒於國有企業改革已成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國家在國企改制以及戰略性調整中不能單純地依賴於市場機制，而必須採取超經濟的手段進行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重要職能；由於我國市場經濟的本土資源貧乏以及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外在壓力，中國市場經濟的改革是把各不同發展階段壓縮在二、三十年內完成政府推進型，國家承擔培育市場主體，完善市場體系、強化市場機能的重要職能；作為發展中國家，國家肩負著趕超發達國家的歷史任務，需要保護民族工業，甚至扶持國內壟斷性質企業集團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等重要職能；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了穩定壓倒一切，因此，國家的調控經濟的行為中必須包括大量的政治因素，當經濟法被適用於調整上述社會關系，這也就決定了經濟法調整對象的中國特色。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理想與現實的正確認識是發揮經濟法功能、延續經濟法發展的理論基礎。
❿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法律體系的框架是如何構成的
中國的法律體系大體由在憲法統領下的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七個部門構成，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三個層次。
1、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是中國法律體系的主導法律部門，它是中國社會制度、國家制度、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及國家機關的組織與活動的原則等方面法律規范的總和。它規定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根本問題，不僅反映中國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和基本原則，而且確立各項法律的基本原則。最基本的規范體現在憲法中。除此之外，還包括了國家機構的組織和行為方面的法律，民族區域自治方面的法律，特別行政區方面的基本法律，保障和規范公民政治權利方面的法律，以及有關國家領域、國家主權、國家象徵、國籍等方面的法律。
2、民法商法。民法商法是規范社會民事和商事活動的基礎性法律。中國採取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之間、法人之間、自然人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民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它包括自然人制度、法人制度、代理制度、時效制度、物權制度、債權制度、知識產權制度、人身權制度、親屬和繼承製度等，如民法通則、婚姻法、合同法等。商法調整的是自然人、法人之間的商事關系，主要包括公司、破產、證券、期貨、保險、票據、海商等方面的法律。
3、行政法。行政法是調整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它包括有關行政管理主體、行政行為、行政程序、行政監察與監督以及國家公務員制度等方面的法律規范。行政法涉及的范圍很廣，包括國防、外交、人事、民政、公安、國家安全、民族、宗教、僑務、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衛生、城市建設、環境保護等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等。
4、經濟法。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實行管理或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經濟法大體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財政、稅務、金融、審計、統計、物價、技術監督、工商管理、對外貿易等方面的法律。
5、社會法。社會法是調整有關勞動關系、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它主要是保障勞動者、失業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的權益的法律。社會法的目的在於，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上述各種人的權益實行必需的、切實的保障。它包括勞動用工、工資福利、職業安全衛生、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特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如勞動法、職業病防治法、殘疾人保障法等。
6、刑法。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事處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刑法所調整的是因犯罪而產生的社會關系。它是在個人或單位的行為嚴重危害社會、觸犯刑事法律的情況下，給予刑事處罰。刑法執行著保護社會和保護人民的功能，承擔懲治各種刑事犯罪，維護社會正常秩序，保護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以及公民各項合法權利的重要任務。
7、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是調整因訴訟活動和非訴訟活動而產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它包括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訴訟和仲裁等方面的法律。這方面的法律不僅是實體法的實現形式，而且也是人民權利實現的最重要保障，其目的在於通過程序公正保證實體法的公正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