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49

1. 刑法對孕婦怎麼處理如果生完小孩後還有餘刑該怎麼處理

刑法第49條規定：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關押期間流產的婦女，也一律不適用死刑。《刑事訴訟法》規定，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一周歲以內）的婦女，如果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暫予監外執行。而監外執行期間，要定期到當地派出所報到，匯報情況、報告行蹤，不能擅自離開執行地。如果在執行期間，再犯其...他罪行或者逃跑，就要立即收監。等到這些孕婦生育完畢或者哺乳期婦女哺乳完成時，如其刑期未滿，仍將對其進行收監。而如果刑期已滿，就不用收監，辦理釋放手續後視為刑滿釋放。

2. 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四十四條規定, 刑事訴訟代理人的責任是指什麼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 刑事訴訟法 》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刑訴法解釋》)第48條 訴訟代理人 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維護被害人、自訴人或者 附帶民事訴訟 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第49條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可以查閱、摘抄、復制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了解案情。需要收集、調取與本案有關的材料的，可以參照本解釋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執行。(法院階段)《關於人民檢察院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執業的規定》第14條辯護律師以及被害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 或者近親屬委託作為訴訟代理人的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 檢察院階段 )《刑事訴訟法》第28條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

3. 中華人民共和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

訴訟法有三部：

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不得接受當事人及內其委託的人容的請客送禮，不得違反規定會見當事人及其委託的人。
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違反前款規定的，應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要求他們迴避。

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因鐵路、公路、水上和航空事故請求損害賠償提起的訴訟，由事故發生地或者車輛、船舶最先到達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九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同被訴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但沒有提起訴訟，或者同案件處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可以作為第三人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參加訴訟。
人民法院判決第三人承擔義務或者減損第三人權益的，第三人有權依法提起上訴。

4. 國內的刑事司法實務中，正當防衛的舉證責任歸於哪一方

新《刑事訴訟法》增設49條：「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這一條款是對我國刑事訴訟證明責任的明確規定

5. 量刑事實由誰承擔證明責任

你好
量刑程序的證明責任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我國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建立以後,這個問題也更加突出。量刑程序證明責任應當是行為責任與結果責任的統一,承擔證明責任的一方不僅有提出證據的責任,在提出的證據不能證明案件事實時也要承擔不利的後果。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應當承擔證明被告人與定罪有關以及罪重的量刑證據。辯護方承擔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的事實。法官在量刑程序中應當中立裁決,不承擔證明責任,法院承擔的只是對量刑事實的審查義務,以便做出公正的量刑。通過對量刑程序中證明責任的分配可以有效地保障刑事訴訟的程序正義價值的實現,從而更好地實現保障人權的刑事訴訟目的。
【關鍵詞】量刑程序 證明責任 責任分配 程序正義
一、量刑程序的證明責任概述
(一)證明責任的概念
對於證明責任的概念,在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存在多種觀點,有的學者認為證明責任是指在刑事訴訟中提供證據證明案件有關事實的責任,這種觀點被稱為「行為責任說」。[1]有的學者認為證明責任是指在訴訟的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在案件事實不清的情況下承擔證明不能的不利後果的責任,這種觀點被稱為「結果責任說」。[2]還有的學者認為證明責任不應當僅僅指行為責任,也不應當僅僅指結果責任,證明責任是指當事人在訴訟的過程當中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訴訟主張,以此來說服法官做出對己方有利的判決,並且在己方不能提出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時候承擔對己方不利的後果的責任,這種觀點又被稱為「行為與結果雙重責任說」。[3]
堅持「行為責任說」的學者認識到了當事人有提出證據的行為責任,但是卻忽略了當事人不能提供證據或者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案件事實時的後果由誰承擔的問題。如果只是給當事人科處一種提供證據的義務,卻沒有規定相應的後果,那麼證明責任的規定就變得毫無意義了,證明責任也就變成了「一棵只會開花不會結果的樹」。同樣,持「結果責任說」的學者只是認識到舉證不能的後果的承擔,但是他們並沒有認識到舉證不能者為什麼需要承擔該不利後果,這就導致證明責任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雙重責任說」同時認識到了舉證的結果與原因的問題,這也是大多數學者都贊成的觀點。持該觀點的學者不僅認識到提出訴訟主張的當事人有義務提出證據予以證明,而且這些當事人在提出證據時還應當試圖通過提供的證據來說服法官,讓法官採信己方的證據,做出對己方有利的判決,在提供證據的一方舉證不能時還要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後果。
我們認為「行為與結果雙重責任說」更為完整地表述了證明責任的含義,在訴訟的過程中,提出訴訟主張的一方當事人應該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訴訟主張,但是並非僅僅提出證據就萬事大吉了,證據的提出者在提出證據後還應當就證據向法官進行說理,說服法官接受自己的訴訟主張,並且在不能說服法官的情況下還要承擔不利的後果。
(二)關於證明責任的法律規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該條規定了檢察院和自訴人的證明責任,但是規定的只是關於定罪的證明責任,並沒有解決量刑程序中對量刑事實的證明責任由誰承擔的問題。第50條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對量刑事實證明責任的分配問題,該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該條並沒有明確指出量刑的事實由哪一個機關承擔證明責任,但是指出了「收集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這是否意味著可以推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負有對有關量刑情節輕重的量刑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呢?
望採納祝你好運

6. 如何看待證人證言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

一、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之一，證人證言歷來受到廣泛重視。一個自然人，根據自己的感覺器官對案件客觀情況的感知程度所作的真實陳述，不同於其它刑事證據，具有不可選擇性。由於感知是證言形成的基礎，只有親自感知了案件事實的人才能成為證人，因此就某一具體案件而言，證人都是特定的。①作為不可替代的證據，證人在刑事訴訟中不但可以幫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實情況，還對刑事審判程序的公正有著重要意義。1996年全國人大對我國刑事訴訟法進行了重大修改，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庭審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強化了控辯雙方在庭審中的作用，調動了控辯雙方在庭審活動中的積極性。從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的司法實踐來看，新的庭審方式在推行中最突出的、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可以說就是證人出庭作證問題。突出表現為證人不願作證、不敢作證；既使提供了證詞，也不願或不敢出庭作證。據《檢察日報》的調查，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長春市二道區檢察院1997年共審查起訴185件258人，有證人出庭的僅8件。1998年該檢察院共起訴197件277人，有證人出庭作證的僅11件。這種狀況的形成，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有社會文化背景、經濟因素的影響，也有心理作用，但筆者認為最為關鍵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陷，證人的法律制度不夠健全。
二、我國證人制度的現行立法
目前，我國並無關於證據制度的專門立法，有關證人作證的規定散見於刑事訴訟法的各個章節和相關法律文件之中。概括起來，主要有：
（1）證人資格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2）證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的規定
1、 證人訴訟權利
（1）證人有權按照自己知道的案件情況提供證言，不受任何機關、團體、單位和個人的干涉。《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並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2）證人有權要求司法機關保障自身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刑法》對上述行為也規定了相應的罪名，即第306條妨害作證罪、第308條打擊報復證人罪等。
（3）證人有權向司法機關要求補償因到案作證所支出的費用，以及所減少的勞動收入。
（4）未成年證人的特殊保護。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8條專門規定，詢問不滿18歲的未成年證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
此外，《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證人在偵查期間有權要求對自己的姓名保密和在整個訴訟階段對自己報案、舉報的行為保密，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作證的權利，有在開庭前三日內獲得出庭通知的權利，以及開庭後查驗、核對自己證言的法庭筆錄的權利等。
2、證人訴訟義務
（1）證人有作證的義務。《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2）證人有向司法人員如實陳述和回答所題問題的義務，即證人如實作證的義務。證人不僅有作證的義務，而且必須如實提供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此外，還規定了證人有義務保守司法機關向其詢問的情況以及他所稱述內容的秘密，不得向無關人員泄露以及遵守法律秩序等義務。
3、 證人證言效力的確認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言並且經過查實後,才能作為定案根據。」也就是說，證人證言要得到法院的採信，必須經過當庭質證。
4、證人不出庭作證條件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42條規定：「未成年人、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其證言對案件的審判不起直接作用的和有其他原因的情形下，經人民法院准許，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
三、現行法律證人制度分析
我國關於證人的立法，雖然對證人資格、權利及保障、義務及責任等都作了規定，初步形成了證人制度的輪廓，但是規定極為粗略，條文過於原則，不利於實踐操作的弊端顯而易見。
（一）證人權利、義務規定的缺陷。《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由此，可以看出作證是證人的一項義務。權利和義務相一致，是法學基本原理。因此，證人履行作證的義務總是與其作證應享有的權利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法律義務的履行又總是與不履行義務的法律制裁聯系在一起的。但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和對不履行作證義務的法律制裁，與證人承擔的作證義務相比是不對等的。具體表現在：
1、證人權利保障的缺陷，即證人保護上的缺陷。
（1）對證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缺乏具體的保護措施，沒有相應的保護運行機制。證人依法履行作證義務，受到法律的保護，任何人都不能對其阻撓、侵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在對證人的人身權利保障方面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從上文可以看出第49條規定了事後對傷害證人的行為實施懲罰，我國刑法對此類行為也規定了相應的罪名。但是，這些規定一般只限於對證人事後的保護，即證人在遭到不法侵害後司法機關才追究行為人的責任，由於缺乏相關的保護運行機制，且未規定對證人事前預防性保護措施，證人的人身安全往往難以落實。對證人的財產也缺乏保護。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內容不僅應包括人身權利的保護，而且還應包括對財產權利的保護。目前此方面無相應規定。
（2）未規定作證的經濟補償。證人到指定地點提供證詞或出庭作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失，如花費的交通費、住宿費以及誤工費，對此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均未確定是否應當補償、由誰負責補償以及如何補償等。
（3）證人的特殊保護是空白。如證人對於與案件無關的問題，是否有權拒絕回答沒有明確規定。至於國際上較為普遍的證人拒證權，反對自我歸罪特權等，毫無涉及。
2、對證人不履行作證義務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
既然證人作證是法律規定的義務，那麼如果證人不履行這一義務，就應當加以適當的法律制裁。刑法設立了偽證罪，但無法約束拒不作證行為。雖然《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隱匿罪證的，應當依法處理。《刑法》第305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的、隱匿罪證的，以偽證罪論處。但對拒絕作證的情況，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都沒有規定製裁措施。目前，我國刑法只對特定案件中拒絕提供證言規定了的法律責任。刑法第311條規定：「明知他人有間諜犯罪行為，在國家安全機關向其調查有關情況、收集有關證據時，拒絕提供，情節嚴重，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規定只適用間諜案，且是在偵查階段證人拒證的情況，所以對確保證人提供證詞或出庭作證的作用有限。對證人拒不配合，無法律規范約束，這顯然是立法上的一個缺陷。以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為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規定："必要時，也可以通知證人到人民檢察院提供證言"。同時刑事訴訟法第142條作出規定：「對證人，不得採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獲取證言。」但由於缺少對證人相應的制裁措施，偵查機關對證人拒不配合的各種行為，毫無對策。偵查機關能否用何種措施使該證人到案，法律無明文規定。故雖然條款的規定約束了證人，而實則無具體條文規定給予保障。
可以說，立法上對證人作證行為的性質採用雙重標准，對證人作證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又不對等，使得證人制度明顯的存在缺陷，並導致這種缺陷成為司法實踐的一大難題。
（二）立法相互矛盾，導致證人出庭具有可選擇性。司法實踐中證人制度出現的最大問題體現在證人不出庭作證、拒絕出庭作證，證人在庭前的陳述在法庭審理中大量使用，導致控辯雙方的質證難以展開，法官難以證人當庭的證言來直接審查證言的真偽。刑事訴訟法第47條和第48條雖然都規定了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但無論是實體規則還是實施規定，都存在互相矛盾之處。
從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41條第1款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已經確立出庭作證是證人的義務。但是刑事訴訟法第157條又規定：「公訴人、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筆者對此條的理解是，證人可以不出庭,其證言只要經過公訴人或辯護人宣讀,審判人員在聽取公訴人及訴訟參與人的意見後,仍可作為定案的證據。也就是人民法院《解釋》第58條的規定：「未出庭證人的證言宣讀後經當庭查證屬實後，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人民檢察院《規則》第337條第2款也規定了：「對於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公訴人應當當庭宣讀。」這樣，相關規定證人也可以不出庭。這種立法上的矛盾使證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證詞與公訴人、訴訟參與人宣讀的證人證言具有同樣的效力,均可作為法庭採納的證據。因此在庭審過程中,司法人員往往擇易避難,以書面證言、詢問筆錄代替證人出庭作證,以宣讀證言代替出庭質證。所以，有的學者指出「由於我國沒有嚴格確立直接言詞原則，對於證人不出庭作證的行為，在證據效果上沒有體現。換言之，證人庭審前的陳述在證人不出庭的情況下可以直接採信。因此，檢控方也缺乏傳喚證人出庭作證的動力。」② 「這無疑是導致證人不出庭在我國成了司法實踐的痼疾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矛盾直接限制了有關法律規定的有效運行。」③
四、證人制度的立法完善
當然，目前我國證人制度存在的問題除了立法上的原因還有證人自身的觀念上、司法辦案人員的態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徹底解決證人制度上的問題，絕非易事。除了要加強法制宣傳，增強證人的作證意識和提高司法人員辦案水平外，關鍵的是要解決法律規范的完善問題，也就是從立法上完善證人制度，制定專門的證人作證法規或規則，對證人的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
首先，應明確規定言詞原則，即審判長必須依據在開庭審理時經口頭陳述、口頭辯論的事實作出判決。二是平衡證人的權利和義務。給予證人與義務對等的權利和充分的尊重。三是設置證人不出庭的制裁措施。對負有法定出庭義務的證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的，經教育後仍不履行義務的可以根據其情節的輕重，採取如拘傳、罰款、拘留等措施。四是規范證人作證的程序。法律應明確規定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提供的證人，都應由法院負責保證證人到庭，改出庭通知為傳票方式傳喚證人出庭作證。五是應加強對證人的保護，明確對證人的經濟補償。目前，對證人的保護只有原則規定，沒有具體措施，且這種保護只是一種事後制裁，因此法律應具體規定對證人採取預防性的保護措施。另外，還應明確規定證人出庭的經濟補償權和具體經濟補償項目。
要完善刑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就必須綜合我國當前的法制環境和司法實踐，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既有實體法上的也有程序法上的制度。對於這一問題的解決，學界進行了詳盡的探討，筆者在這里就不進行贅述了。

7.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異同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異同：
1、民事訴訟證據與刑事訴訟證據在內涵上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訴訟證據是指能夠證明民事案件真實情況的客觀事實材料。而新刑訴法對刑事訴訟證據的概念進行了完善,將其概念修改為「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相比而言,民事訴訟證據較注重客觀真實,而刑事訴訟證據不僅注重客觀真實,更加註重法律真實,實現了證據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更具有科學性。從外延上看,根據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我國民事訴訟證據的表現形式可以分為:當事人陳述、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和勘驗筆錄。
2、民事訴訟證據與刑事訴訟證據證明力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規定了「高度蓋然性」證明標准,即「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於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並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因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致爭議事實難以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作出裁判」。根據該條規定,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證據且都無法否定對方證據情況下,一方當事人的證明力較大的證據支持的事實具有高度蓋然性,人民法院應當依據這一證據作出判決。相比較而言,刑事案件有著比民事案件更為嚴格的證據證明標准。
《刑事訴訟法》第195條規定「 在被告人最後陳述後,審判長宣布休庭,合議庭進行評議,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的法律規定,分別作出以下判決:(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二)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三)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第48條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上述兩條規定,就是確定我國刑事訴訟證據證明標準的法律規定,其證明標準的實質內涵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實」。
刑事案件中刑事訴訟證據須具有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這說明客觀真實性是刑事訴訟證據的本質屬性,是可予採信的重要標准。只有「查證屬實」的證據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在刑事訴訟中,無論是提供、收集、調取證據,還是審查證據,每個環節都應貫徹真實性的原則。真實性主要體現在證據的來源必須是客觀存在的,而不是主觀臆造出來的,證據的採信過程必須主觀服從客觀,防止主觀偏見,證據的審查過程必須經過復核及各單個證據之間能相互交叉印證等。與民事審判比較,在刑事審判中,尚未從立法上確立優勢證據規則。對於證據指向的待證事實,可能出現其它合理情況的證據,或者是可能產生其它合理的懷疑,該證據就不能作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據。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中,法官只能追求客觀真實,這也是「寧縱不枉、疑罪從低從無」刑事審判理念的必然要求。

8. 刑法懷孕的婦女犯罪規定

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
根據《刑法》第49條規定：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規定，在執行死刑的過程中，發現罪犯正在懷孕的，應當停止執行，並且立即報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裁定停止執行的，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十九條 【死刑適用對象的限制】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審判的時候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 在執行死刑的過程中，發現罪犯正在懷孕的，應當停止執行，並且立即報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裁定停止執行的，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