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律優先原則的使用例子

❶ 法律優先原則的在行政法中

「法律優先」一詞，源自德國行政法鼻祖奧托．邁耶之首創，他認為，法律為國家意志中法律效力最強者。到目前為止，德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的學者在論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素時，也大都把法律優先作為其中的一項。只不過，在他們那裡，法律優先的含義相當寬泛。法律優先（法律優位）這一概念被引人我國行政法學時，多數學者則將其內涵相對限制在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繫上，認為法律優先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優先於行政立法，即強調法律對於行政立法（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優越地位。
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法律優先原則還應包括司法活動優先於其他活動，以體現社會對法律的遵從和敬畏。對於一個公民。但參與司法活動和其他活動出現時間沖突時，應當優先參與司法活動，使司法活動得到優先的保障。 在我國行政法學中引入法律優先這一概念是必要的，但沒有必要象德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那樣寬泛地使用這一概念。因為他們所使用的廣義上的法律優先一詞，實際上從一個側面表述了依法行政的全面涵義。而目前，我國行政法學明確而公認的概念——「職權法定」已經表述了依法行政的表層涵義，即「任何行政都必須具有法定依據，而不得與之相違反」。只是作為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關系，尤其是法律和行政立法之間的關系卻一直沒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概念來表述。法律優先一詞則能夠准確而明快的概括出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
同時，在這種意義上使用法律優先一詞，也表明在這里，「法律」僅限於狹義上，即僅指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因而與其字面含義相一致。並且，德、日學者所使用的法律優先一詞，只是說「行政」是廣義上的，即法律優越於一切行政活動，而其中的「法律」在本意上則僅限於狹義上使用。因此，將法律優先的基本涵義限定在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繫上是適當的。這樣，法律優先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一起分別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共同說明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進而與職權法定原則一起共同構成了行政法定原則或者依法行政原則的完整內容。
據此，法律優先原則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對於行政立法幾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優越地位。從這個角度而言，法律優先實質上強調的是法律的位階體系。所謂法律位階，是指「一部法律在一個國家法律體系中的縱向地位。」
在我國，權力機關的立法權居於立法活動的主導與核心地位，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立法權的依據和基礎。行政立法為從屬性立法，是在國家權力機關立法權保留之外的立法，並要受權力機關的監督。
法律優先原則作為法律位階的行政立法中具體作用的客觀要求，在強調國家立法許可權與行政立法許可權劃分的同時，側重於要求低位階法律規范的制定必須以高位階的法律規范為依據，前者必須服從於後者，並不得與之相抵觸。
據此，法律優先原則又可具體導出「根據（法律）」和「不相抵觸」兩個派生性原則：
一是「根據（法律）」原則。該原則是指行政立法應服從法律位階的要求，以上位法作為行政立法的根據。「根據（法律）」原則理清了立法權在不同地位的國家機關的許可權劃分標准，保障了國家立法體系的統一性和有序性，同時也是對行政立法內容的一種限定，使行政立法遵循上位法的規定，符合內容合法有效的成立要件。
二是「不抵觸」原則。所謂「不抵觸」，是指在法律位階的層級結構中，下位階的法律不得與上位階的法律相沖突，凡有沖突應以上位階的法律為准繩。與「根據（法律）」原則相比，「不抵觸」原則主要側重於行政立法的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抵觸。行政機關為了執行法律而進行行政立法，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和原則，其立法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悖。

❷ 法律的優先適用性是什麼意思舉例說明

所謂法律優先,是指上一層次法律規范的效力高於下一層次法律規范。
一、法律優先原則要求:
在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已有規定的情況下,下一位階的法律規范不得與上一位階的法律規范抵觸;上一位階法律規范沒有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作了規定的,一旦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就該事項作出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就必須服從上一位階法律規范。
實踐中,若是法律、法規、規章均對某事項作了規定,法規、規章與法律不一致的,適用的順序依次是法律、法規、規章。這是行政機關在依照法律、法規、規章實施行政管理時必須遵守的基本准則。
二、法律的優先適用性包括如下:
1、法律的優先適用性是指法律優先於行政立法,即強調法律對於行政立法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優越地位;
2、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法律優先原則還應包括司法活動優先於其他活動,以體現社會對法律的遵從和敬畏;
3、對於一個公民,但參與司法活動和其他活動出現時間沖突時,應當優先參與司法活動,使司法活動得到優先的保障。
三、刑事優先原則不宜適用的領域:
1、知識產權領域中權屬不明的刑民交叉案件
有些知識產權犯罪往往需要事先對涉案的權利歸屬進行確權,唯有如此方能進一步界定犯罪是否成立,如家族企業共同開發創造的商標、專利,後因不規范的家族財產分割而產生的家庭成員間的假冒注冊商標、偽造注冊商標或者假冒專利等行為。而確權所採取的方式程序及其所依據的法律都屬於民事范疇。因此在有關知識產權權屬不明的刑民交叉的案件中,應當排斥刑事優先原則的適用。相反,應當提倡民事優先,即在民事已經確權的基礎上才能有刑法的介入。
與此相關,在知識產權權屬明確的情況下,即使存在超過犯罪成立限度的侵權行為,也不應一概主張刑事的優先介入。
由於這類案件與私權利結合較為緊密,民事程序的最先救濟更容易消解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因此在這一領域尊重當事人的自主選擇權,限制刑事手段的優先介入既有利於當事人間糾紛的和解,保持商事和經濟關系的穩定,又有利於避免刑事司法資源的無益浪費。
2、經濟領域中因財產權益歸屬不明引起的刑民交叉案件
一些公司和企業在成立之時或者在股權變動之時因種種原因,其真正的權利人與工商登記的權利人出現了不一致,以至於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股權歸屬的爭議,同時也出現了「職務侵佔犯罪」的可能。對此類刑民交叉的案件,許多本非真正的權利人為了奪取股權,不惜動用公安機關的力量,借用刑事優先原則,將真正的權利人以職務侵佔罪問罪後佔有股權。
3、婚姻家庭領域中的刑民交叉案件
實踐中比較多見的是當事人起訴離婚的案件涉及重婚犯罪或其他婚姻家庭犯罪,從而產生刑事和民事何者為先的問題。
由於此類案件關繫到婚姻家庭關系的穩定,當事人間通常存在著難以理清的特殊關系,所以沒有必要讓當事人等到刑事判決結果後才提出離婚訴訟。尊重當事人的自主選擇權,多使用自訴和民事訴訟方式不光有利於婚姻家庭關系的穩定和諧,也有利於節約國家的司法資源。如果一味強調維護社會秩序,採用刑事優先,更可能適得其反。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十一條
【優先適用特別法】其他法律對民事關系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第四十七條
【宣告死亡的優先適用】對同一自然人,有的利害關系人申請宣告死亡,有的利害關系人申請宣告失蹤,符合本法規定的宣告死亡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宣告死亡。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
【優先適用特別規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對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❸ 法律優先原則有哪些含義

法律優先原則，又復稱為法制律優位原則，是指行政機關在實施行政行為的過程中，堅持以憲法和法律為最高的行為准則，一切行政決定都要服從憲法和法律。

在我國，法律優先原則主要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法律高於行政，即法律效力高於行政行為，行政行為必須從屬於法律，行政機關制定的規范不得在事實上廢止、變更法律；另一方面，行政行為至少不得與法律規定相違背。具體來說，法律優先的內容包括：第一，在效力上，法律高於行政法規、規章及行政機關做出的任何行政決定。在已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任何其他法律規范，包括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都不得與法律相抵觸，行政機關的任何行政活動都不得與法律相抵觸。

第二，在憲法之下，法律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法律優先於地方性法規，地方性法規優先於本級政府的規章，行政法規優先於地方性法規等。

第三，就某一事項，在法律尚無規定而其他法律規范作了規定時，這些法律規范有效，而一旦法律就此事項作出規定後，其他法律規范的規定都必須服從法律。

❹ 法律優位原則在行政訴訟中如何運用該原則

現行行政訴訟法典修改在即，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問題也一直是行政法學界關注的熱點。其具體規定見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幾個具體的「批復」中。在本文中，筆者通過對現行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存在的不足的分析，對修改行政訴訟法關於受案范圍的規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具體規定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從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到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釋》共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確定的受案范圍摒棄了對具體行政行為下定義和正面肯定列舉的方法，而採用了概括加排除列舉的方式規定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該《司法解釋》第1條第1款將受案范圍總體上表述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該條第2款對六類不可訴行為進行列舉：《行政訴訟法》第12條規定的行為；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調解行為以及法律規定的仲裁行為；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駁回當事人對行政行為提起申訴的重復處理行為；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雖然該《司法解釋》被認為是相對比較成功的，[1]但難免仍有不足之處。
一、現行行政訴訟受案范圍規定的不足
第一，立法體例混亂。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立法體例問題學界有三種說法。第一種是列舉式，列舉式又分為肯定列舉式和否定列舉式。肯定列舉式是從立法上採用正面肯定方式明確列舉行政相對人可以提起訴訟的案件范圍，否定列舉式是從反面排除行政相對人不可以提起訴訟的案件范圍。列舉式的優點在於使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邊界明確，用以指導審判實踐的實用性非常強。然而由於成文法固有的不周延性，也使得列舉式的缺點非常明顯，即該方式不能窮盡所有可訴行政行為和不可訴行政行為。尤其是當採用肯定列舉式時，由於不能窮盡可訴行政行為，從而產生了救濟的空白領域，相對人受到未窮盡部分行政行為侵害時不能及時獲得司法救濟。第二種是概括式，這種方式是通過立法明確規定一個行政相對人可以提起訴訟的抽象標准，該方式的優點是使行政相對人的權利救濟領域得到充分拓展，有利於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全面監督與制衡。但是，「在一個實行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概括式的國家中，必須存在著一個能動的司法機關和成熟的判例法制度，否則，概括式的受案范圍就失去了可行性。因為，概括式的受案范圍只提供了一個行政相對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的抽象標准，落實到一個具體的行政爭議是否屬於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有時可能會引起爭議，不能由行政爭議任何一方當事人認定，這個裁決權應當由司法機關來行使。此時，這個司法機關應當具有相當的司法能動性，而不是只見法律條款、不見法律精神的適用法律的機器。」[2]第三種是混合式，又稱為折衷式，是指採用列舉式和概括式並舉的方法規定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我國現行立法體例即採用的混合式，而且是混合式中最為全面的一種，即概括式＋肯定列舉式＋否定列舉式。我們認為這種立法體例是存在明顯弊端的。在邏輯上，既概括又肯定又否定的方式是自相矛盾的。在實踐中，概括條款被束之高閣根本無用，法官在受案時對其視而不見；既未被明確肯定又未被明確否定的部分就成了真空地帶。鑒於1989年《行政訴訟法》剛頒布之初，我國依法治國理念的不到位和司法實踐經驗的缺乏以及公民權利意識的薄弱，做出這樣的規定是為了有利於審判實踐的具體操作還是符合情理之事。但是經過十五年的法治歷程，原有的立法體例早已不符合時代的發展要求，迫切需要根據我國法治發展水平並借鑒其他國家的立法經驗對原有立法體例做出修改。
第二，受案標准不適當。受案標準是行政訴訟案件能否被受理的判斷依據。受案標准決定著受案范圍，不同的受案標准劃定的受案范圍是不同的。一個較高的受案標准對應的是一個相對狹小的受案范圍，相反一個較為寬泛的受案標准對應的就是一個相對寬廣的受案范圍。因此，要擴大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就要首先變動行政訴訟的受案標准。以法國為例，「法國的行政審判許可權幾經變更，其主要原因就在於隨著行政職能的不斷發展，舊的標准無法適應新的情況，行政許可權也必須隨之作出相應變動。法國最初的行政審判許可權標准為公共權力標准，而到了19實際中期以後，國家職能擴張，除了傳統的行使公共權力的活動之外，還提供一系列諸如文化、教育、交通、衛生等服務活動。在此情形下，公務標准取代公共權力標准成為法國行政審判許可權標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情況又發生了變化，政府大量涉足工商業公務。由於行政職務日益廣泛，所使用手段日趨多樣化，此時任何單一標准都不能完全說明行政審判的許可權，從而產生多元標准。顯然，法國行政審判許可權標准幾經變更的同時，其行政審判的許可權也在不斷擴展。」[3]從現行《行政訴訟法》來看，我國行政訴訟受案標准有兩個，一是具體行政行為標准，二是人身權財產權標准。首先，根據該法第2條和第11條第1款以及第12條第2項的規定，只有對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才有可能被法院受理。由此，與具體行政行為相對應的抽象行政行為被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其次，根據該法第11條第1款第八項及第2款的規定，可以推導出人民法院只受理行政機關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人身權、財產權的案件，除非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否則人民法院一般不受理對人身權財產權以外的其他合法權益造成侵犯的行政案件。可見，由這兩項受案標准所界定的受案范圍是相當有限的。由此就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諸如抽象行政行為不可訴、內部行政行為不可訴、准行政行為不可訴以及受保護的公民合法權益的范圍狹窄等等。最高法院充分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在現行司法解釋中作了變通規定，學界通常將《解釋》第1條內含的受案標准歸納為實際影響標准，即只要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且不屬於應排除范圍的行政行為，均可對之提起行政訴訟。我們認為，實際影響標準是現行司法解釋的一大亮點，修改《行政訴訟法》時應考慮將該標准予以吸納。
二、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發展趨勢的理性分析
由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一直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甚至有學者稱，「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具有天然擴張性。」[4]可以預測，隨著行政訴訟法的修改，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應該會在吸納現行司法解釋合理規定的基礎上有所擴大，這種擴大從理論上講是有其必然性及可行性依據的。然而，這種擴大並不是無限的盲目擴大，而是在現有基礎上的有限擴展。
（一）受案范圍擴大的必然性
首先，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擴大是公民權利保護的必然要求。在西方，公民自古以來就有很強的權利意識，當對權利的維護不再滿足於私人間權益糾紛的解決而是運用私權利對抗公權力時，就產生了行政訴訟。西方國家行政訴訟范圍的廣泛性與其國民權利意識的強烈有著必然聯系，這是通過私權對公權進行監督制約的一個有效途徑。在我國，權利意識和法治觀念雖屬舶來品，但經過百年的本土化過程，國人的權利意識已越來越強烈，尤其是當私人權利受到行政機關不法侵害時，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藉助司法救濟途徑通過行政訴訟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就必然會增加司法實踐中行政案件的數量，而行政案件數量的增加又必定會產生出一些新的案件類型，從而客觀上有助於行政案件受案范圍的擴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公民權利意識的增長對於行政案件受案范圍的擴大具有最根本的推動作用，是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擴大最深層的原因。
其次，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擴大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依法行政是現代法治政府的一個標志，依法行政客觀上要求堅持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位原則，行政權的運行必須依據法律和法律的授權，行政要受司法的制約，違法的行政行為必須接受司法審查。「行政權力的運用范圍在實踐中往往體現為行政行為的種類及數量。在不考慮其它影響因素的情況下，行政行為數量越多，則可能納入受案范圍的對象自然會更廣。」[5]依法行政的目標會在理論上推動對行政法學中行政行為類型化的研究，而對行政行為類型的科學劃分和比較研究又會對實踐中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擴大產生推動作用，從而達到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
再次，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擴大是我國加入WTO後的客觀要求。WTO規則對行政機關行政行為接受司法審查的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一些抽象行政行為都要接受司法審查。如《服務貿易總協定》第6條規定，在不違背一國憲政制度的前提下，每一成員國應當保持或者盡快建立切實可行的仲裁或者行政法庭或者程序，在受影響的服務提供者的請求下，對影響服務貿易的行政決定做出迅速審查。如認為根據受影響的服務提供者的請求對影響服務貿易的行政決定進行迅速審查的請求正當有理，應當提供適當的補償。這些規定表明，在《服務貿易總協定》中，行政機關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和命令，依據申請者的要求，可以提起司法審查，如果申請人的請求合理，成員國還將提供相應的救濟。這突破了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將部分抽象行政行為納入了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此外，WTO還要求將行政終局行為轉變為司法終局行為，這也將突破現行法律的規定，擴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二）受案范圍擴大的可行性
結合前面對行政訴訟存在受案范圍的傳統理論根據的論述，行政訴訟之所以要存在一個受案范圍而非所有行政行為均可納入訴訟，是出於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制衡和公民權與行政權的平衡兩方面考慮，是要防止司法權過度侵犯行政權，防止公民濫訴影響行政權的有效運行。那麼下面我們就仍從這兩個角度分析一下究竟傳統理論的擔心是否有必要，也即分析一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擴大的可行性問題。
首先，司法審查不會對行政權的運行造成侵犯。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從司法權的性質和司法審查的方式兩方面進行分析。從司法權的性質來看，司法權本質上是一種判斷權，具有被動性的特點，「司法部門的任務性質決定該部門對憲法授予的政治權力危害最寡，因其具備的干擾與危害能力最小。行政部門不僅具有榮譽、地位的分配權，而且執掌社會的武力。與此相反，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的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的行動。故可正確斷言：司法部門既無強制、又無意志，而只有判斷；而且實施其判斷亦需藉助於行政部門的力量。」[6]司法權的這些特徵表明司法權只會對某一行為合法與否作出判斷，而不會具體地干涉某一行為，替代行為主體作出該行為。由此，不必要擔心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擴大會使司法權替代部分行政權的行使，造成司法對行政的不當干預。所謂「當法院侵略性地使用它們的審查權力時，它們有可能破壞行政機關對公眾的願望作出合法反應的能力」[7]的擔心如果說在法官享有法律釋明權的西方國家還有必要的話，在我們國家則大可不必，因為在我國體制下司法機關只是法律適用機關，其享有的司法自由裁量權的餘地很小，利用司法權干預行政權的可能性也就非常小。其次，從司法審查的方式來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第54條第4項規定：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可以判決變更。由此，司法機關對爭議行政行為的審查以合法性審查為原則，以合理性審查為例外。也就是說，根據現行法律規定，除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情況外，對其他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只審查其作出是否有法律依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而且根據行政訴訟證據規則對行政機關先取證後裁決的原則要求，審理行政案件時的證據絕大部分都已在訴訟前存在，法院不需要像其他訴訟程序要求的那樣對每項案件事實進行審查，可以說行政訴訟中，主要解決的是法律問題而非事實問題。即便是將來修改《行政訴訟法》，將部分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受案范圍並對部分行政行為合理性進行審查，也不會改變司法審查法律審的本質屬性，從而不會造成司法權對行政權的逾越。
其次，對公民合法權利的保護不會造成對行政權的侵犯。從行政權的本質特點來看，「行政權以強制力為主要構成要素。迫使相對方不得不服從是最能反映其本質的外在特徵之一，行政相對方權利在這點上卻是相形見絀。其本身並沒有強制力，是一種純粹的『權利』，由此決定，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相比較談不上勢均力敵，後者對前者的抵抗往往舉步維艱，而前者對後者的侵犯註定輕而易舉。」[8]行政權相對於公民權利而言天然的強大性客觀上要求我們加大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從而在兩者間維持適當的平衡狀態，而擴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就是尋求平衡的有效途徑之一。從另一層面上講，對公民權利的保護不僅不會侵犯行政權，還會促使行政權向著更為積極的方向發展，使其在一個公開、透明的環境下運行，防止行政權暗箱操作產生的腐敗。
（三）受案范圍的擴大趨勢-有限擴展
盡管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具有天然擴張性，但在擴張的過程中伴隨而生的也有一種抑制其擴張的趨勢。從理論上而言，抑制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擴張的因素很多，美國判例（「救援軍訴洛杉磯市法院案」）將之歸納為五項：（1）在憲法案件中的司法功能的微妙性；（2）建立在憲法基礎之上的判決的相對終極性；（3）需要適當考慮「享有憲法權力的其他部門」；（4）需要維護憲法規定的權力分配，包括法院的權力分配；（5）「司法程序固有的限制」。[9]盡管我們不存在像美國那樣的三權分立與制衡的憲政體制，但我們仍然存在權力分配體系的優化配置問題，存在司法程序固有的繁瑣性、事後救濟性等的限制，此外由於行政領域與司法領域專業技術性的差異，一些行政案件交由行政機關比交由司法機關更易於獲得比較公正的評價。正所謂「由技術上文盲的法官對數學和科學證據所作的實體審查是危險和不可靠的。」[10]由此決定了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並不是盲目的無限擴展，並不是受案范圍越大就越能體現法治的進程，而是要根據社會的發展程度對受案范圍作出有限擴展。
特別是在我國現階段，司法權不獨立，司法審查的力度還遠沒有達到西方國家歷經幾百年的歷程而錘煉出的法治標准，既沒有英美法系國家普通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所要求的司法獨立和司法最終裁決原則，也沒有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院對行政案件進行專門審查的專業化程度，因此，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擴展只能是隨著我們國家依法治國的發展進程而逐步擴展，一步一步地向前發展，而不可能超越現階段的法治程度大踏步前進。
三、完善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點具體建議
（一） 改變現行受案標准和立法體例
我們認為，應吸納現行司法解釋的合理規定，以實際影響作為受案標准，採用概括式＋否定列舉式立法體例，對可訴行政行為予以肯定概括，對不可訴行為予以明確的否定列舉。這種立法體例也是與國際接軌的，「從有些國家及我國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的立法和判例看，規定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方法，一般採取的是列舉排除式加概括肯定式，即先通過立法或者判例確定法院不宜受理審查的行為，然後規定其餘的所有行政行為或者公法爭議均屬於法院受理和審查的范圍。」[11]如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701條規定，司法審查不適用於：（1）法律規定不予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2）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自由裁量的行政行為。其中，排除審查的自由裁量行為主要包括：第一，確定未來政策的行為；第二，有關國際和外交的行政決定；第三，行政結構純內部管理決定；第四，基於直覺和預感而作出的監督性管理行為。[12]之後，在該法第702條又對司法審查的范圍作了一個一般性的規定：因行政行為而致使其法定權利受到不法侵害的人，或受到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或損害的人，均有權訴諸司法審查。當然，具體到我國而言，究竟哪些行為應當被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還應逐一做具體分析。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列舉了九種否定事項，分別是：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即學界通稱的抽象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即學界通稱的內部行政行為）；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調解行為以及法律規定的仲裁行為；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駁回當事人對行政行為提起申訴的重復處理行為；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對於這九種行為，並非都應當被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我們將在下文作具體分析。
（二）將部分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受案范圍-抽象行政行為可訴性分析
長期以來，理論界根據行政行為針對的事項是否特定、行為對象是否特定以及是否對相對人產生直接法律後果等為標准，將行政行為分為具體行政行為與抽象行政行為兩類。對具體行政行為，相對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而抽象行政行為則因其事項的不特定性、對象的不特定性以及並不直接對相對人產生法律效果等因素而被排除在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之列。我們認為，隨著理論界對行政行為研究的進步和司法審判力度的加強，有必要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問題作一番分析，將部分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受案范圍。
首先來看一下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受案范圍的必要性。抽象行政行為相對於具體行政行為而言，可以反復適用，因此適用范圍非常廣泛，一旦抽象行政行為違法而又不能對之提起訴訟，則受其侵害的行政相對人的數量是很龐大的，導致多數人的利益受到損害，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當行政機關根據某一違法抽象行政行為而作出一項具體行政行為時，相對人只能針對該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事實上會造成累訴，增加訴訟成本，浪費司法資源。如市政府發布一個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本市所有商店不得銷售外地某品牌啤酒，否則將受到吊銷營業執照的處罰。如果商家不服這個決定，按照現行法律規定是不可以直接對之提起行政訴訟的，而只能等到商家違反市政府這一決定銷售了某品牌的外地啤酒且因此受到本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企業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之後，對該行政處罰決定提起行政訴訟。在訴訟過程中，法院實際上顯然要對工商機關據以作出行政處罰的依據即市政府的這一決定合法與否進行審查，但卻不能在法律文書中作出確認或變更。對此，有學者指出，現行行政訴訟法禁止對抽象行政行為提起訴訟，事實上只能放縱違法和不當的抽象行政行為，只能增加受到侵害的當事人糾正違法抽象行政行為的成本，因為要求所有人在適用了抽象行政行為並且等到損害結果發生後再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尋求救濟是不公平的，而且這種救濟只能是個別的，無法改變違法抽象行政行為對普遍人的侵害事實。所以，只有將所有抽象行政行為全部納入行政訴訟的范圍，並且賦予法院撤銷、確認違法抽象行政行為的權力，才能從根本上扭轉抽象行政行為違法，損害大眾利益的混亂局面，才能維護法制統一，保障相對人的合法權益。[13]
其次來看一下抽象行政行為可訴性的范圍。抽象行政行為按其效力等級可分為行政法規、規章和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其他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三類。是否這三類抽象行政行為均可被訴？我們認為，從法治要求來看，有必要將上述三類抽象行政行為均納入受案范圍；但是從法治的進程來看，目前將所有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訴訟受案范圍並不現實我們認為，應將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抽象行政行為界定為規章以下（不含規章）規范性文件。理由如下：第一，這與現行法律關於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規為依據，參照規章的規定相符。《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1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地方性法規適用於本行政區域內發生的行政案件。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國務院部、委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制定、發布的規章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發布的規章。人民法院認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發布的規章與國務院部、委制定、發布的規章不一致的，以及國務院部、委制定、發布的規章之間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請國務院作出解釋或者裁決。第二，是因為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即所謂紅頭文件的大量存在，各級各類行政機關均可以紅頭文件的方式將自己機關的意志強加給行政相對人，紅頭文件的法律地位不高但影響卻非常廣泛，甚至可以違反法律、法規或規章的規定而大行其道卻又完全可能規避審查。行政機關集立法、行政於一身，本機關既制定紅頭文件又執行紅頭文件，而且排除了司法審查，這顯然是行政權高度膨脹和極端擴張的表現。孟德斯鳩說：「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14]紅頭文件的不可訴性使得行政機關的越權和濫用職權行為更加肆無忌憚，因為現有的對紅頭文件的監督機制根本無法做到真正的監督和審查，對紅頭文件合法性的約束力度不大。無論是立法機關的備案審查還是上級行政機關的復議監督，都不能對規范紅頭文件產生直接的有效的影響。現行體制下通過人大宣布同級政府的某一規范性文件違法進而將其撤銷的概率是極小的，就連「孫志剛案件」所引發的學界人士上書全國人大對《收容遣送條例》進行違憲審查一事，最終結果也是國務院自行廢止該條例，而不是全國人大撤銷該條例。因此，在現有救濟渠道不暢通的情況下，確有必要啟動司法機關對紅頭文件的審查機制，一旦紅頭文件違法將受到司法機關的審查，司法機關可以確認其違法或將其撤銷，這樣做並不是司法權侵犯行政權的表現，而是有利於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實現。第三，之所以考慮將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納入受案范圍而不包括行政法規和規章，是基於兩點。其一，維持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三權之間權力架構的平衡。將對行政法規及規章的違憲違法審查權保留給立法機關，將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的違憲違法審查權賦予司法機關，立法權與司法權合理分工、共同監督行政權運行。其二，由於行政法規及規章在行政法律規范中的層級較高，規范事項較復雜、規范區域較廣泛，要將之納入受案范圍，就要相應地改變現行法院的級別管轄規定，賦予相應級別的法院以管轄權，這樣做不僅不利於重大行政決策的實施，會影響行政效率的實現，而且要改變現行的法院管轄體制，這在目前來講並不可行，需要有一個逐步的完善過程。
將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納入受案范圍的方式，通說有兩種。一種是獨立審查方式，另一種是附帶審查方式。獨立審查式以美國為代表，指相對人認為規章違法的，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審查申請，而並不以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侵權為條件，法院受理後對該規章是否違法作出審查判斷。附帶審查式指法院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必須附帶於具體行政行為之上，相對人必須等到「該行政命令具體地適用於行政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後，方得以該行政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為標的，提起行政爭訟，主張該行政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所依據的行政命令為違法。」[15]具體到我國應採用哪張方式，有學者認為「鑒於我國抽象行為數量大，范圍廣，違法頻率高，加之具體與抽象行為的區分標准不明確，所以，應當允許相對人直接對抽象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而不宜採取『附著』的方法。」[16]我們認為，可以將《行政復議法》的有關成功經驗移植到《行政訴訟法》的修改中，即採用「附著」的方式，使相對人在對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同時，一並提起對相關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這是考慮到我國的現行立法狀況及與現行法律相銜接而提出的建議。

❺ 舉例說明行政法的各項基本原則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行政法的精髓，貫穿於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政司法和行政法制監督之中，是指導行政法的制定、修改、廢除並指導行政法實施前基本准則。
對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國內外行政法學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不同的概括和歸納。根據我國的行政法發展狀況，我們認為應當特別強調以下兩項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1.依法行政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即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使行政權。該原則具體又可分為4項子原則：(1)法律優先原則。指法律位階高於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命令，一切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命令皆不得與法律相抵觸。(2)法律保留原則。指立法法第8條所規定的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又分為絕對保留和相對保留。前者如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必須由法律規定，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做出規定：後者如立法法第8條規定的其他事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授權國務院先制定行政法規。(3)職權法定原則。指行政機關的任何職權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否則不得行使。(4)責任政府原則。指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員違法行政必須承擔法律責任：既包括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被撤銷、變更的責任和行政賠償責任等，也包括國家公務員因違法失職而應承擔的行政處分責任和引咎辭職責任等。
2.合理行政原則
合理行政原則，即行政機關做出的行政行為內容要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合理行政原則產生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與擴大。自由裁量權指行政機關的自行決定權，即對具體行政行為的方式、范圍、種類、幅度等的選擇權。盡管從機關性質上來說，行政機關應當是執行法律的機關，其行為皆應依法實施：但由於行政事務的復雜性，立法機關不可能通過嚴密的法律規范完全約束行政行為，故不得不在事實上和法律上承認行政機關的一定程度的行為選擇權，即自由裁量權。誠然，為了執行公務的需要，行政裁量權必須存在：但與此同時，由於行政裁量權較少受到法律的約束，因而常常產生濫用的事實或出現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後果。無論行政裁量權的濫用或行政裁量顯失公正，都是對行政法治的破壞。因此，我們既應當承認自由裁量權的作用，又應當加強對自由裁量權的控制。
合理行政原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它從實質方面對自由裁量行為提出了要求，即要求其內容合理。合理行政原則的出現可謂是行政法原則的一個重大發展。
合理行政原則作為一項普遍適用的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其具體要求是：(1)行政行為的動因應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為應建立在正當考慮的基礎之上；(3)行政行為的內容應客觀、適度、合乎情理。這三點具體要求反映著合理行政原則的內涵。
我國行政法的合法性原則與合理性原則是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兩大基本原則，掌握它們之間的關系，對於全面理解和貫徹我國行政法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從它們在我國行政法律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來看，二者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1）二者並存於行政法之中，缺一不可。行政合法性與行政合理性是現代法制社會對行政主體制定、 實施行政法律規范提出的基本要求。
（2）二者互為前提，互為補充，共同為完善行政法制發揮作用。從行政的使命和目的看，任何行政法律規范的制定和實施，都應當以符合客觀規律，符合正義、公平的理性原則，符合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目的。

❻ 法律優先適用原則

法律優先原則是指在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已有規定的情況下，下一位階的法律規范不得與上一位階的法律規范抵觸；上一位階法律規范沒有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作了規定的，一旦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就該事項作出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就必須服從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實踐中，若是法律、法規、規章均對某事項作了規定，法規、規章與法律不一致的，適用的順序依次是法律、法規、規章。這是行政機關在依照法律、法規、規章實施行政管理時必須遵守的基本准則。法律的優先適用原則包括基本法優於部門法；部門法優於地方法；新法優於舊法。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百一十八條出租人出賣出租房屋，應提前三個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出租人未按此規定出賣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宣告該房屋買賣無效。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城鎮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件司法解釋》第二十一條出租人出賣租賃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內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他侵害承租人優先購買權情形，承租人請求出租人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請求確認出租人與第三人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這兩個條文是有沖突的，但依據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民通意見》就失效了。

❼ 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司法適用案例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公布的田永案
在田永案的判決中有這樣一段話,按退學處理,涉及到被處理者的受教育權,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的角度出發,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應當將該處理決定直接向被處理者本人宣布,送達,允許被處理者本人提出申辯意見.沒有照此原則辦理,忽視當事人的申辯權利,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根據學者對田永案的考證,沒有證據顯示法官們在判決時具有運用正當程序原則的明晰意圖,是一種樸素的程序正義的觀念形成了法官判案時的信念.而探究法官之所以敢於提出程序要求的背後還會發現,由於他們所處的處境比較有利,受外界壓力不是很大,因而比較超然,再加上這條理由不是本案判決的決定性理由使得它所承擔的風險並不大,從而在判決書中保留下來.完全可以說,本案判決對正當程序原則的運用是一個附帶寫下的理由,並沒有引起關注.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對這起案例的刊登卻改變了它的命運,公報在公布判決書內容時作了兩處修改,一是原告,被告的稱呼分別被改成被處理者,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反映了最高法院試圖將個案適用的原則發展成為一項普遍適用的要求;二是公報在重申作出退學處理決定應當遵守的程序原則時,明確了違反該原則的法律後果——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即單單憑這一程序上的理由就足以撤銷被告的退學處理決定.這就使得正當程序原則的運用變得更清晰,對正當程序原則的強調更凸出了。
最高法院的判例應合了學界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呼籲,彌補了中國行政立法上的缺陷,它所昭示的關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精神以及大膽運用法律原則的勇氣,將遠遠超越個案的意義,值得肯定和效仿。

❽ 法律優先和法律保留

法律優先：從狹義上說，法律在效力上高於任何其他法律規范。從廣義上說，法律優先是指上一層次的法律規范的效力高於下一層次的法律規范。

在已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任何其他法律規范包括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都不得與法律相抵觸。在法律尚未規定，其他法律規范作了規定時，一旦法律就此事項作出規定，法律優先，其他法律規范必須服從法律。法律優先在於保證國家法制內部的統一與和諧。

法律保留：是指凡是只能由法律規定的事項則只能由法律規定，或者在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行政機關才有權在行政規范中予以規定。其目的在於禁止行政機關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對公民的個人自由、財產權等涉及公民基本人權的重要事項予以干涉和侵犯。

(8)行政法律優先原則的使用例子擴展閱讀

保留標准規定，《立法法》第8條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1、國家主權的事項。

2、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

3、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4、犯罪和刑罰。

5、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6、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

7、民事基本制度。

8、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9、訴訟和仲裁製度。

10、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❾ 依法行政的例子

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機關必須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設立，並依法取得和行使其行政權力,對其行政行為的後果承擔相應的責任的原則。
<原文>
指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應當在法律和法規規定的范圍內活動，不得超越法律或者法規的規定擅自行事。具體來說：(1)行政機關在制定規范、實施立法活動等抽象行政行為時應做到依法行政，符合法律優先的要求；(2)行政機關在作出決策以及具體行政行為時應遵循依法行政原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必須體現權、責統一的原則，不僅要遵守或依據實體法，也要遵守程序法，所有違法行為必須予以撤銷或改變；(3)一切行政行為都要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❿ 行政立法的原則有哪些

依法立法原則：依法立法原則包括法律優先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

1.法律優先原則。法律優先，又稱法律優越或法律優位，是指行政行為應當受現行法律的約束，不得實施任何違反法律的行為。表現在行政立法上，就要求行政立法不得同現行法律相抵觸。因為法律優先僅僅要求行政行為不抵觸法律即可，並不要求所有的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所以是消極意義的依法行政原則。法律優先原則表明，除憲法外，法律在效力上高於任何其他法律規范，法律的位階居於其他任何法律規范之上。法律優先原則無限制和無條件地適用於包括抽象行政行為在內的一切行政領域。

2.法律保留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是積極意義的依法行政原則，它要求行政機關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權的情況下才能實施相應的行為。表現在行政立法上，也就是說，行政立法必須具有法律依據。就立法來說，重要的事項應由法律規定，未經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不得以行政立法代為規定。法律保留的要求顯然比法律優先嚴格。法律保留分為絕對保留和相對保留。對於絕對保留的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對於相對保留的事項原則上由法律規定，但在法律特別授權的情況下，也可以有行政立法來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