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訴訟法監視居住張建偉

㈠ 李小華的參加國際、國內論壇

1、2013年10月6日，由中國行為法學會和江西省樟樹市人民政府主辦，中國行為法學會金融法律行為研究會承辦的「全國公司上市與法律服務研討會」在江西省樟樹市隆重召開，會期一天。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國務院法制辦原副主任張穹，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公安大學原副校長李文燕，最高人民檢察院申訴廳副廳長羅慶東，中共江西省樟樹市委書記劉安安等領導出席會議並在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最高人民檢察院偵監廳辦公室主任周惠永等發表主題演講。李小華高級律師發表題為《公司上市融資過程中的金融犯罪防範及思考》的精彩演講。
2、2013年6月30日，由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人民檢察雜志社、檢察日報理論部、方圓律政雜志社共同舉辦的「新刑訴法下的偵辯關系」研討會在京召。
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陳衛東教授對偵辯關系作出界定。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張青松律師對偵辯關系的內在屬性有不同看法，認為偵辯關系式一種行政申請與行政審批之間的關系。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認為，制約偵辯關系的因素很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兵刑同源塑造的我國獨有的刑事司法性格，依舊影響著今日的偵辯關系。北京天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錢列陽律師談到，隨著修改後刑訴法的實施，律師會見難問題基本解決，但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情形的會見率偏低，幾乎無法會見。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刑訴法室主任熊秋紅教授認為，在偵辯關系中，總體而言偵查機關仍處於強勢地位，構建偵辯協作關系需以平等為前提，而且此種協作需通過制度化途徑，在訴訟機制范圍內來實現。中華全國律協刑法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律師提出，新型偵辯關系應是通過一種制衡制度，充分發揮偵辯雙方作用來維護司法的公正性。在此意義上，既要打破敵對堅冰，又要保持對抗性，才能讓偵辯關系充分發展。
上海李小華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小華高級律師提出，修改後刑訴法加強了偵查階段偵辯對抗性，但是法律賦予律師的調查取證變成了新的職業風險——可能引發律師偽證罪的指控。為了規避風險，律師取證如經過公證處公證，可合理規避風險。
3、 「金融法律服務與管理創新建設」論壇由李小華高級律師率領律師團隊與中國行為法學會金融法律行為研究會、上海金融法制研究會、上海市法學會訴訟法研究會共同舉辦。出席嘉賓包括中央機關有關部門領導、法學家、金融家。中國行為法學會金融法律行為研究會會長張穹、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李文燕、上海金融法制研究會會長倪維堯、上海市法學會訴訟法研究會會長張海棠並發表講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院長卓澤淵擔任論壇開幕式主持人。
4、李小華高級律師率領律師團隊與美國民間大使項目People to People共同主辦了「金融投資全球化背景下中美法律實務論壇——法律人與企業家共謀發展」，美國律師協會國際法分會前任主席DeborahEnix-Ross帶領一支30多位律師組成的大型美國法律專業團隊參會。在李小華律所的精心組織與籌備下，為契合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趨勢，進一步促進中美雙方的合作交流，此次論壇不僅限於法律人士的交流，更有諸多企業家互動、參與，規模為歷屆之最。

㈡ 原告在舉證時，是否可以將相關法律依據一並表述出來

第二節 質證的內容

未經查證屬實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法庭審理的核心內容，就是通過舉證、質證來查實證據，以確定搭建定案事實根據的合法性、關聯性等問題。舉證一方陳述證據觀點，然後接受對方質證。質證，不僅是訴訟內容，也是法定程序，質證還是審查、採信證據作為定案事實的前提。除《刑事訴訟法》外，《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03條、《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47條、《刑事訴訟法解釋》第468等證據規則，都確立了當庭質證的原則，即證據在法庭出示之後，由訴訟雙方質證。

那麼，從律師的角度該如何質證呢？

筆者認為，首先要明確質證的內容。其次，絕不能將質證孤立地看，要將質證與案件作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不可割裂整體，納入訴訟活動運籌帷幄、統籌兼顧，考慮質證活動對整個訴訟的影響，充分准備相應的預案，如此，才能達到有效質證的目的。

這就要求必須站在裁判者的角度瞄準對方證據的薄弱點，提前充分地准備質證。從這個意義上說，質證，從獲取對方證據時就開始了。

從質證意識角度看，質證又分為感性質證和理性質證，一般質證和規范質證。感性質證，是指對證據自身發表直觀的看法，而沒有納入到訴訟系統，而理性質證是與現有證據、訴訟方案進行全面、系統地權衡，發表理性的質證觀點。規范質證是指針對證據充分審視質證觀點，對質證觀點與辯論觀點進行對照，排除矛盾性，聚焦定案事實或者律師建構的事實而發表的質證意見，並有相應的規范性法律文書入卷備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質證對某些專門的程序要特別重視，例如《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第一審普通程序法庭調查規程（試行）》就專門規定了「舉證、質證程序」。公訴人出示證據後，經審判長准許，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有針對性地出示證據予以反駁。控辯一方舉證後，對方可以發表質證意見。必要時，控辯雙方可以對爭議證據進行多輪質證。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當庭發表質證意見，出示證明被告人罪輕或者無罪的證據。

作為辯護律師要充分利用質證程序，以庭前充分地准備來有力地反駁和質證。最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庭前會議規程（試行）》，其適用於證據材料較多、案情疑難復雜、社會影響重大或者控辯雙方對事實證據存在較大爭議情形的案件，開庭審理前召開庭前會議解決相關問題。庭前會議中，對於控辯雙方決定在庭審中出示的證據，人民法院可以組織展示有關證據，聽取控辯雙方對在案證據的意見，梳理存在爭議的證據。對於控辯雙方在庭前會議中沒有爭議的證據材料，庭審時舉證、質證可以簡化。這就要求必須充分重視庭前會議，一旦錯過了庭前會議發表有關意見的機會，在正式庭審中的意見往往因為簡化而弱化。可見，熟悉有些專門的質證程序對於充分、有效質證具有重要意義。

該規程在第十條規定了需要在庭前解決的相應事項，包括管轄、迴避問題等，但辯護律師要在庭前會議為庭審中的質證做好程序准備，否則，庭前會議中決定的事項一旦確定，在正式庭審中無反悔的餘地。

例如：（四）是否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五）是否申請提供新的證據材料；（六）是否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七）是否申請調取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但未隨案移送的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八）是否申請向證人或有關單位、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材料；（九）是否申請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是否對出庭人員名單有異議等。這些事項，都事關正式庭審中證據有無資格、質證對象的關鍵問題。

可以有效阻止非法證據進入正式庭審。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應當在開庭審理前提出，但在庭審期間發現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並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應當召開庭前會議，並在召開庭前會議三日前將申請書和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復製件送交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審理前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並依照法律規定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在庭前會議中通過出示有關證據材料等方式，有針對性地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做出說明。

在庭前會議中，人民法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審查的，一般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一）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說明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及相關線索或者材料；

（二）公訴人提供證明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據材料；

（三）控辯雙方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發表意見；

（四）控辯雙方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未達成一致意見的，審判人員歸納爭議焦點。

可以說，以上是對被告人或辯護人認為的非法證據是否被排除、以及是否能進入正式庭審而在庭前會議上發表的質證意見。

從這些專門的程序中可以看出，質證絕對不是孤立的程序，它是整個訴訟活動中的部分，不僅有著相應的程序性規定，而且，還要在對應的程序中對特定證據發表對應的質證意見。

可以行使訴訟權利的方式彌補證據缺陷或者使證據「反轉」。對於鑒定意見來說，往往因為其具有專業性，律師也很難達到短時間內了解對應的專業性知識，但實踐中律師又因為突然接手案件而沒有充分地准備時間，所以，面對堆積的訴訟卷宗，不是無從下手，而要有的放矢，如果有鑒定意見的，先研究鑒定意見，一旦確定其有問題，就可以根據訴訟法授予的訴訟權利，申請重新鑒定，法院經審查認為理由成立，有關證據材料可能影響定罪量刑且不能補正的，應當准許。

實踐中依法行使該種訴訟權利，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具體內容我們在後面的專章中討論。

在庭前會議中申請對己方有利的證據，為增強質證、辯論意見打基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以有關證據材料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申請向證人或有關單位、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材料，也可以申請鑒定人、有關證人出庭作證，並說明理由的，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就應當准許。

例如筆者辦理的某二審案件，一審時對於被害人的手機銀行使用信息未做提取，二審時向法庭提出，該案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審。如果一審時依據前述規定申請召開庭前會議並提出調取該證據的申請，判決結果極有可能會改變。

又如某一涉及鑒定的案件，因涉案鑒定意見專業性太強，筆者無法在短期內對其專業性問題發表意見，但通過研究《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的規定，認為鑒定意見未依據該通則確定的程序進行，且，鑒定意見並沒有鑒定依據，因此，經多次向法庭說明理由，鑒定人到庭接受質詢，果然，其在回答詢問時，印證了筆者的庭前預判，在正式庭審的質證環節有力地動搖了鑒定意見的地位，依據《刑事訴訟法解釋》第九十八條第五、第六項鑒定程序違反規定和鑒定過程和方法不符合相關專業的規范要求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根據，使該案件收到了預期的辯護效果。

前述，我們對質證的對象、證據的形式或載體以及證據的信息性進行了分析，如果說證據是質證的對象，那麼質證的內容是什麼？

由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牽頭，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和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聯合參與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訴訟證據規定研究」取得的成果《人民法院訴訟證據規定適用指南》（簡稱《證據指南》)，作為未來統一證據法的雛形，代表了當前證據學研究的前沿觀點。

《證據指南》第九十五條「質證時，應當圍繞證據的關聯性、真實性、合法性和證明力等方面進行質疑和辯論。」本條是融合了有關訴訟法中的證據規則，對質證內容進行的概括性規定。

本條規定的科學性在於，它不僅是將訴訟實踐中質證對證據三性發表觀點融入，而且加上了對「證明力」進行質疑和辯論，這更進一步地突出了訴訟的對抗性，有利於指導審判人員、訴訟參與人有針對性地質證，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

《證據指南》認為，「證據的關聯性，是證據的根本屬性，是對待證要件事實的邏輯證明關系，因此應該把關聯性作為質證的最重要內容。」

《布萊克法律詞典》對證據關聯性的定義是「『關聯性』是指證據具有的可用來判斷訴訟雙方當事人所爭議的事項的真偽的品質。關聯性是指那種有助於證明有關假設的屬性，這種假設一旦成立，將從邏輯上影響爭議事項。有關聯性的證據，是指那些與爭議事實或觀點相關或者有直接聯系，並且能夠證明或者傾向於證明待證事實的證據，或者有助於證明案件中某一理論的證據。是指能夠證實待證事項的證明價值。」有的學者認為「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所具有的聯系的屬性。」陳光中教授認為「關聯性並非證據自身固有的特徵，而是一個關系范疇。」張建偉教授認為，「證據的關聯性，又稱『相關性』，指的是『證據對其所要求證明的事實具有的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證明能力』」。他認為經典的定義是由斯蒂芬表述的：「關聯性被用於說明任何兩項彼此存在如下聯系的事實，即按照事情的一般過程，一項事實本其自身或者與其他事實的聯系，為另一事實過去、現在或者未來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提供證明或者可能性。」

專家學者們對於證據關聯性有著深厚而豐富的研究，筆者認為，從訴訟實務和訴訟目的的角度看，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證據內含信息對於認定案件事實的確定性。

從證據的功能和訴訟目的出發考察證據的關聯性，具有指導質證的重要意義。因為，證據的功能就是要通過審查證據，確定證據能力後，出示在法庭，接受質證，來證明（或反駁）一方的主張，發揮其證明力確定案件事實，當然是為了認定案件事實，達到定案事實的程度。

從訴訟目的的角度看，在當事人一方是為了證明自己的主張能夠成立，該證據能被法官採納，所以，當事人或代理人就要對證據內的信息充分展開，證據信息釋放的廣度，決定著該證據對證明事實的關聯程度，這為舉證、質證都提供了指導。

對證據的關聯性應當結合也必須結合訴訟目的進行考察，如此，才能將證據的證明功能納入訴訟中的證明進行考察，將證據能力達到證明目的。所以，明確「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證據內含信息對於認定案件事實的確定性。」能明確指導我們對證據進行審查、質證，也有助於法官認證。

眾所周知，訴訟的一般證據規則是「誰主張誰舉證」。《民訴法解釋》第90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後果。」根據本條能更深刻地領會證據的關聯性：運用證據是對主張的證明，證據的關聯性當然要具體到一方當事人所提出的主張，無論它是立論還是反駁，都是依據證據提出的主張。證據和主張相互關聯，那就必須要把證據的信息提取出來，轉換成能被人識別、領會、採信的證據觀點、質證意見，這就使證據、主張相聯結，供法官審查、認證。如果和主張沒有關聯或者最終無法確認，當然是不能成為定案根據的。

例如，在一起巨額的動產質押擔保合同中，原告出示了一份證據，主張與被告在2013年簽訂了合同，被告因保管不善，使質押物滅失，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從證據資格和證據能力上來說，原告的這份證據是能夠作為初步證據，使法院順利立案，啟動訴訟程序的。但是，究竟有沒有簽訂這份合同，仍是未知的事實。

被告提出反駁觀點認為：雙方和第三人在2012年簽訂過合同，一式三份，已經履行完畢，從未簽訂過2013年的合同，並出示2012年的合同。因原告舉證的合同中在日期上有改動的痕跡，被告方便抓住這一信息，充分發表質證觀點，認為原告的合同是從第三人處取得的2012年的合同並改為2013年合同，需要對合同改動痕跡進行鑒定，以確定合同真偽。這一質證觀點使法官也產生了懷疑，鑒定申請被法官採納。在書寫鑒定申請書時，進行了全面的信息提取，既要鑒定合同的紙張是否為同一批，也要鑒定3是否由2改寫而成，還要鑒定同一行的書寫筆墨是否同一等等。經鑒定，樣本上的合同編號、文末的簽署日期上的2013的「3」字，均為2改寫，且，同一行書寫的用筆筆墨也不相同。據此，法院駁回原告6000餘萬的訴訟請求。

以上是筆者辦理的案件。以這個案子我們再來理解「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證據內含信息對於認定案件事實的確定性」就很具體了，原告舉證的合同因其不具有對認定雙方在2013年簽訂並履行合同事實的確定性，當然就和原告的主張失去關聯性，在法官認證環節，當然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證據的真實性

科技的發展帶來了證據形式的變化，豐富了證據的種類。了解新增的證據種類以及緊跟著新證據種類確立的相關證據規則，對於理解證據的信息性並指導審查證據和質證具有指導意義。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均將電子數據納入法定證據種類。2020年5月1日《民事證據規定》新增了關於判斷電子證據真實性的專門條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9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3、28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等搭建的電子證據真實性規則，對於理解證據真實性這一理論問題同樣更直觀、具體。

從證據真實性角度來看，顯然有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客觀存在，二是信息真實。這兩點對於證據的審查和質證至關重要。

客觀存在，是指該證據是特定主體在從事相關活動時客觀留存的載體，它不是人為地改造、變造。眾所周知，現代科技的發展已經能夠利用軟體P圖視頻，使不具備相關專業的人員無法通過肉眼進行識別、判斷。所以，客觀存在是對證據進行鑒真的必然要求。

信息真實，僅客觀存在是不行的，由於證據表現形式的復雜性以及其信息容量的可變性，內含信息是否真實也需要嚴格審查。 例如，雖然載體客觀存在，但通過篡改電子證據信息，使其證明方向發生變化，就使信息失真。

對比傳統書證，筆跡鑒定的技術和方法已經相當成熟，法官可以直接採納筆跡鑒定結果甄別書證真偽。但新類型證據的出現，為鑒真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2015年2月5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了新《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施行後的首起微信證據案，由於公證處無法對微信證據進行公證，對方當事人又一再否認，法院只能認定原告提供的「微信借條照片」不具有真實性，原告也無法進一步證明。如何有效審查此類新型證據，關鍵在於發現問題，發現問題就需要學習相關的專業知識。如果專業知識不具備，就需要藉助證據規則行使訴訟權利，申請以鑒定等輔助手段予以鑒別。參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知)終字第09505號。

我們以《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電子數據取證規則》（簡稱《電子數據取證規則》）為例，說明對有關證據進行審查和質證的一般方法。

先審查有關證據是否依法收集、提取。現場提取電子數據，應當製作《電子數據現場提取筆錄》，註明電子數據的來源、事由和目的、對象、提取電子數據的時間、地點、方法、過程、不能扣押原始存儲介質的原因、原始存儲介質的存放地點，並附《電子數據提取固定清單》，註明類別、文件格式、完整性校驗值等，由偵查人員、電子數據持有人（提供人）簽名或者蓋章；電子數據持有人（提供人）無法簽名或者拒絕簽名的，應當在筆錄中註明，由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

該規則對於現場提取、遠程提取和遠程勘驗等作了具體規定，審查此類證據的真實性，必然要以規則為指導，先通過提取程序中相關法律文書是否符合規范，最後才深入具體證據，對信息的真實性進行審查。

從宏觀的證據理論上說，無論證據的表現形式如何，對證據真實性的審查，無非是客觀存在和信息真實兩個方面。至於來源的問題，則是合法性審查的內容。

證據的合法性

證據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解讀證據的合法性，一直是民事訴訟法學界爭論的熱點問題之一。有的學者認為「刑事證據的合法性是指刑事證據必須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實材料，包括符合證據法、符合實體法以及符合程序法三個層次和方面。」殷耀德，李衛國：《刑事證據的合法性及其制度完善》，載《法學雜志》2002年第6期。筆者認為作為質證內容之一，證據的合法性，可以簡稱為「合規則性」，也就是從證據能力的角度看該份證據是否符合所適用的訴訟程序中證據規則的要求。因為證據規則對證據資格是依法提出的要求，合乎證據規則的證據，理論上就應該是合法的證據。所以，這有利於我們縮小對證據合法性審查的依據范圍，避免不必要的爭議，直接對照證據規則進行收集、審查和運用證據。

從律師實務的角度，一份證據是否合法當然是對照證據規則的要求去審查和判斷，是證據規則對證據是否合法提出了具體的要求。例如，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再如，《公安程序規定》對於偵查人員取證也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這足以說明，無論是律師還是法官，審查證據的合法性要從廣義的證據規則發現問題，從而排除非法的證據。

證明證據具有證明力，也是重要的質證內容

證據信息和證據的證明力

根據證據裁判原則，證據必須同時具備證據能力和證明力。證據能力是對證據的資格要求，是一份證據能被稱之為證據進入法庭出示、接受質證並有可能成為定案根據的法律資格；證明力則是對證據的證明功能的要求，體現的是證據與訴訟主張的對應性，即通常所說的「是證據與待證事實證明強度的有無及大小」。

隨著《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規程（試行）》等排除非法證據規則的逐漸完善，司法實踐中對於證據資格的審查越來越有據可依也越來越得到重視，這對於提高辦案質量、實現公平正義具有重大意義。運用具有法律資格的證據，如果通過提煉的證據信息能夠證明訴訟主張，則該份證據就具有證明力。所以，證明證據具有證明力，也是質證的一項內容。

深刻理解對證據具有證明力也是質證的一項內容，對於訴訟實務而言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因為這能更深入地將證據和事實的關系在質證階段充分論證，增強說服力。從舉證說明，達到證據對事實證明的論證、用證據對證據相互證明的更深層次。

例如，在一起知識產權糾紛中，一方舉證附件1為第2461號公證書復印件共17頁。附件1的公證時間為2012年8月14日，系對世界工廠網網站所作的公證。對方申請再審時提出原審依據第7頁顯示的圖片及圖片下方發布時間，徑直認定該圖片於2010年8月16日發布，違背論壇類網站廣告圖片具有編輯或修改可能性的技術常識，認定事實錯誤。附件1不能證明該網頁首次生成時的具體內容。

這就涉及到公證書及其附件是否對網頁生成時間具有證明力的問題。在質證過程中，對方的反駁就是論證公證書不具有證明力，而被申請人則要論證具有證明力，只有先論證證據具有證明力，才能成為定案的根據。所以，對證據具有證明力是質證的重要內容。

對此，被申請人發表的意見為「附件1與附件2結合，可以證明涉案外觀設計在專利申請日之前已經被公開。」「附件3表明，通過普通公眾身份與注冊用戶身份進入阿里巴巴網站，均能看到同一圖片，且該圖片的發布時間早於本案專利申請日，足以證明本案專利在申請日之前已經被公開。」「特定用戶在其控制的網路存儲空間內可選擇設置不公開涉案圖片，從而使相關公眾無法看到涉案圖片，這一主張不符合正常邏輯。」

最高人民法院公開了判決該證據證明力的心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四條規定：「法庭應當對經過庭審質證的證據和無需質證的證據進行逐一審查和對全部證據綜合審查，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生活經驗，進行全面、客觀和公正地分析判斷，確定證據材料與案件事實之間的證明關系，排除不具有關聯性的證據材料，准確認定案件事實。」上述司法解釋第六十四條規定：「以有形載體固定或者顯示的電子數據交換、電子郵件以及其他數據資料，其製作情況和真實性經對方當事人確認，或者以公證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證明的，與原件具有同等的證明效力。」

根據上述規定，本院認為，在審查判斷以公證書形式固定的互聯網站網頁發布時間的真實性與證明力時，應綜合考慮相關公證書的製作過程、該網頁及其發布時間的形成過程、管理該網頁的網站資質和信用狀況、經營管理狀況、所採用的技術手段等相關因素，結合案件其他證據，對該公證書及所附網頁發布時間的真實性和證明力作出明確判斷。在審查證據的基礎上，如果確信現有證據能夠證明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對方當事人對相應證據的質疑或者提供的反證不足以實質削弱相關證據的證明力，不能影響相關證據的證明力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的，應該認定待證事實存在。本案中，附件1即第2461號公證書顯示，以非注冊的普通用戶身份登陸「世界工廠網」，可以看到第7頁顯示的燙鑽模具圖片發布時間為2010年8月16日，第10頁顯示的燙鑽模具圖片發布時間為2010年3月8日，均早於本案專利申請日（2010年9月7日）。「世界工廠網」系規模較大、知名度較高的電子商務平台，具有較高的信用和較好的管理手段。在此情況下，除非存在人為刪改的情況，該網站上網頁圖片顯示的發布時間與其真實的發布時間通常一致。董健飛提交了第15901號公證書作為反證，欲以證明「世界工廠網」存在發布者可以對圖片進行替換式修改，且修改後網頁的發布時間一欄未發生變化。但是，第15901號公證書顯示，當「世界工廠網」注冊用戶替換相關圖片後，圖片的狀態欄顯示為「已重發」，而附件1即第2461號公證書第7頁和第10頁的圖片並未顯示重發的跡象。同時，第15901號公證書顯示的公證行為發生時，「世界工廠網」已經改版，難以反映附件1即第2461號公證書顯示的公證行為發生時「世界工廠網」的實際狀態。因此，董健飛提交的第15901號公證書並未實質性削弱附件1的證明力。在附件1公證書及所附網頁發布時間的真實性和證明力可以確信，而董健飛提交的第15901號公證書並未實質性削弱附件1證明力的情況下，一、二審法院認定附件1以公證書形式固定的互聯網網站圖片在本案專利申請日前已經公開，並無不當。董健飛關於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及適用優勢證據規則錯誤的再審申請理由不能成立。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61號再審申請人董健飛與被申請人吳樹祥、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專利無效行政糾紛裁定書。

從法官說理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官在認證的時候，就是依據證據規則來審查判斷證據是否具有證明力的，因此，這就是律師研究司法判例需要學習的內容，然後指導自己的訴訟實踐，在質證的時候也要根據證據規則，向法官陳述證據證明的對象、以及符合證據認定規則前提下所具有的證明力。

㈢ 我國在刑事偵查程序中如何防範冤假錯案的發生

從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錯案的情況看，無論是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奸案，還是佘祥林等案件，案件本身並不復雜，辦案人員對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存在重大疑點的問題都很清楚，並由此導致案件多次被退回補充偵查或發還重審。如果公檢法任何一個機關能夠堅守法律底線，堅持定案證據標准，可以說不需要業務多麼精通，就能夠作出正確判斷，避免悲劇的發生。但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些案件經過公檢法層層關口，經歷漫長時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留有餘地判決」而告終。這也是這些案件引發公眾強烈不滿的主要因素。

而且，這些冤案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案件在偵查階段均存在刑訊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被告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機關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之後，馬上作破案、結案處理。而許多該固定、收集的證據沒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檢察和審判各階段幾經反復，往往是若干年過去，明知案件證據不充分、不扎實，但再要收集證據已時過境遷、為時已晚。可以說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的觀念是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中最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而這些案件最終又因「亡者歸來」、「真凶出現」或「事實證據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錯案。反觀之，如果能夠切實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毫無疑問，這些冤假錯案均不會發生。

因此，「疑罪從有」、「疑罪從輕」、「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等錯誤刑事司法觀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刑訊逼供惡習，是絕大多數刑事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

錯誤理念形成的淵源

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刑法》、《刑事訴訟法》是較早出台的基本法律，歷經多次修改，相對於其他部門法而言，應該說都是比較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按理說刑事司法理念也應當比較先進。然而，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以核心的定罪量刑觀念看，傳統的、落後的價值觀，即「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留有餘地判決」，不僅還普遍存在，而且還相當頑固。這些錯誤理念形

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

1.傳統刑事司法文化因素。中國封建時代司法的基本特徵是刑、民不分，偵查、公訴與審判職能不分。刑事司法在歷史上長期缺乏職能分工、相互制約的傳統。而且我國傳統司法的模式，屬於典型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刑訊逼供、有罪推定盛行，缺乏程序正義概念。這些傳統的刑事司法理念影響深遠，為偵查、公訴與審判相互制約帶來了不利因素。

2.新中國成立後的司法「專政」理論、「工具」理論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很長時期，司法功能成為政治工具。重打擊、輕保護，「人權」、程序正義被當作資產階級法學概念和意識形態拋棄，辦案不講基本的訴訟程序。這些給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程序意識帶來長久負面影響。

3.連續開展的「嚴打活動」，對程序公正的沖擊。「嚴打」，尤其初期的「嚴打」，為了突出「從重從快」方針，在定罪標准上，提出「兩個基本」原則，對證據制度產生極大損害，更助長了「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的觀念。

以上諸多因素形成了我國特殊的刑事司法理念，不僅長期影響著司法人員，而且影響著廣大群眾，甚至各級領導幹部，並最終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

制度上的缺陷是冤假錯案產生的直接原因

1.立法上的不完善。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經幾次修改，但至今並未明確規定實行「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原則。學者、實務人員只是從散見於《刑事訴訟法》總則和分則的若干條文中推論出這一原則。立法上的含糊其詞，是導致整個司法人員及社會認識錯誤，觀念錯位的重要因素。

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權。刑事訴訟法雖有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的規定，但又有被告人必須如實陳述、認罪從寬的規定。立法的不明確導致了公安偵查階段仍然重口供，刑訊逼供屢禁不止。

2.刑事訴訟結構上的缺陷。

隨著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刑事訴訟抗辯式訴訟模式基本確立，「控、辯、審」三角訴訟結構初步形成，但是刑事訴訟制度中一些突出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這就是強勢偵查、優勢公訴、弱勢審判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同西方國家的「審判中心」構造相比，我國屬於典型的「偵查中心」架構。由偵查中心向司法審判中心轉變進程緩慢、阻力重重，法院依法獨立審判在現實中還存在諸多困難。

3.公檢法三機關地位、職能不平衡，制約機制難以有效運行。

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既要實行互相配合，也要互相制約，但現實是，公安機關有強大的政府作後盾，具有強勢地位，而檢察機關既是公訴機關又是法律監督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一身二任，具有明顯優勢。而且由於公安與檢察機關作為國家追訴部門在打擊犯罪上具有共同的職責，兩機關由此形成十分密切的「利益共同體」，兩機關之間主要是配合、監督關系而非制約關系。

按照「控、辯、審」三角訴訟結構的基本要求，司法審判與偵查、公訴職能更主要的是一種制約而非配合關系，但現實中這種制約功能發揮如何呢？筆者在某區法院旁聽的一起刑事案件開庭情況就很能說明問題。

該區檢察院檢察員在法庭上底氣十足地講道：「作為國家公訴人對××涉嫌犯罪一案提起公訴，同時對本庭訴訟活動實施法律監督。」檢察機關的雙重身份使法院和法官處在被監督的地位，因擔心被找碴兒，也只能「重配合、輕制約」，法院對檢察的制約作用難以有效發揮。

清華大學教授張建偉對三機關的關系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三機關的關系本來應該是「魏蜀吳」一樣「三足鼎立」，但實際上現在的公檢法的關系就像「劉關張」一樣，是「桃園三結義」。而我以為公檢法的現實關系更像是「張關劉」，即公安是「猛張飛」、檢察是「威武關公」，而法院是「柔弱劉備」。正是基於這一顛倒的地位和關系，導致法院對公檢制約的弱化。

4.非法證據排除、證人出庭等保障程序正當的制度雖已制定實施，但因缺乏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實際效果並不理想。另外，律師辯護制度薄弱，刑事辯護對控方的抗衡制約作用不能有效發揮。

社會環境對刑事司法活動的不當影響

刑事案件，特別是重大刑事案件容易引發受到公眾和媒體的高度關注，案發地的黨委、政府出於維穩的考慮，往往對案件處理作出明確具體的批示意見，這些意見對司法職權的正常行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我們長期形成的重大案件公檢法聯合辦案等獨立於法律制度體系之外的習慣做法，也干擾了刑事司法職權的獨立行使。

另外近年來，公安、檢察機關出於政績考慮，實行不合理的考核指標，一味追求破案率、有罪判決率、抗訴率。造成辦案粗糙，甚至為盡快破案採取刑訊逼供。還有一些刑事案件通過網路傳播引發全國關注，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干擾了司法機關正常辦案。

防範措施

找到了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我們要做的就是對症下葯，採取措施。筆者認為應從兩個方面下手：

1.切實轉變錯誤的刑事司法理念。轉變刑事司法理念，關鍵是刑事司法主體要轉變理念。作為刑事司法程序起始和基礎階段司法主體的公安人員，應當樹立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的理念；重程序規范，重客觀證據，不輕信口供；尊重司法規律，不一味追求數字、比率。

檢察機關應擺正位置，依法行使監督職責，不能利用監督權向審判機關施壓，追求有罪判決。

對於審判機關來說，轉變刑事司法理念更為關鍵。第一位的就是切實樹立「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刑事司法理念，堅決破除「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的錯誤觀念；第二位的是要嚴格證據標准，堅決排除非法證據；第三二位的是要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抵制各種外部干預，堅守法律底線；第四位的是堅持實體程序並重，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理念。

2.完善制度機制，堵塞漏洞。

一是完善立法。考慮到我國「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等錯誤刑事司法理念的長期性、廣泛性和頑固性，《刑事訴訟法》要明確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作為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加以規定。

二是要真正落實司法審判中心主義，強化法院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及其對公檢的制約職能，打破審判與控訴重配合、輕制約的局面。

三是完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訴訟制度、機制，建立抵制各種不當干預的有效機制。

四是完善刑事訴訟制度的相關配套措施，確保取證、質證、認證的准確、合法，使被告人的「人權」和各種訴訟權利得到切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