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各州刑事訴訟法
『壹』 案子分案跟當地還有關系嗎
一、刑事案件分案處理概述
近年來，傳統型犯罪，如有組織性的毒品犯罪、團伙型搶劫，團伙型暴力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職務犯罪等在司法實踐中越來越多以共同犯罪以及關聯性犯罪的形態呈現，隨之分案處理在刑事案件中屢屢出現。
(一)分案處理的概念
分案處理是指在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中，由於法律規定或其他特殊的原因，不能與其他同案犯一同處理，而將其分離出來單獨處理的情形。實踐中並沒有對分案處理的概念進行具體的闡釋，201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規范刑事案件「另案處理」適用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另案處理」從多個方面做出了規定。《意見》中的第二條對另案處理的概念進行了規定，該規定將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中不能並案審理的案件，通過法律的規定與共同犯罪或關聯性犯罪中其他的被告人單獨處理。
(二)我國分案處理的現狀
2011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公安機關移送審査起訴案件926560件，共計1422857人，其中涉及另案處理案121685件，共計253482人。經檢察機關統計，全國公安機關適用另案處理原因中，已作刑事處理83.283人，佔32.86%;負案在逃70569人，佔27.84%，涉嫌犯罪事實需要進一步査證11352人，佔4.48%;移送管轄1971人，佔1.57%;身份不明46559人，佔18.37%;患嚴重疾病不宜一並偵查910人，佔0.36%;不構成犯罪做其他處理21390人，佔8.44%;因其他原因作另案處理15194人，佔5.99%。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分案處理的主要原因是同案犯在逃，這在全國司法系統辦案中是普遍現象。當前我國對分案處理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定，對於哪類適用分案處理，成為了一個自由裁量的問題。
(三)分案處理存在的問題
1. 缺乏專門的法律條款和規章制度進行規定
一是沒有專門的法律規定。從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看，針對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的訴訟程序少之又少，除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在部分的條款中有所設及之外，針對該類的案件處理程序沒有專門性規定。
二是沒有系統的運行制度。實踐中，分案處理的操作都是各個系統按照習慣進行分案，沒有建立系統的審查、批准、建檔造冊、專人專項負責等制度，各個部門的做法都不相同，導致職責不清、任務不明、責任倒查不到位，從而造成分案處理適用混亂。
三是沒有有效的監督制度。檢察院作為法律的監督機關，由於沒有將分案處理的案件納入到年度考核中，使檢察院沒有將分案處理案件重視起來，導致分案處理案件處於無人過問、無人監管的狀態。
2、缺乏分案處理的有效保障
一項制度的實施離不開人、財、物的保障，分案處理的保障的缺乏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辦案人員怠於對在逃犯的追查。一些辦案人員會因案件已偵破，部分犯罪嫌疑人已被判決，便認為案件已經偵破而怠於對分案處理人員的繼續追查;一些辦案人員對在逃犯罪嫌疑人採取網上追逃的方式後，就對在逃人員不管不問，使得在逃犯在社會上長期存在，不能及時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再次犯罪。
二是分案處理人員信息不全。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現代犯罪的形式多樣，人口復雜，涉及范圍廣，激情犯罪、臨時犯罪、流竄犯罪等作案現象普遍出現，有些犯罪嫌疑人之間臨時組成犯罪合夥，互相之間都不知道真實身份，只知道其綽號或者假姓名，從而導致分案處理人員的信息不全。
三是分案處理的後勤保障不足。近年來隨著刑事案件不斷增多，適用分案處理的案件越來越多，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來支持，但是實際中卻經常是案多人少，使得辦案人員對分案處理的案件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同時有限辦案經費也導致辦案人員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個案件的抓捕過程中。
四是一些辦案人員在分案處理中存在以權謀私的現象。有些辦案人員為了私利包庇某個或部分犯罪嫌疑人，而以不適用合並處理為由對其進行分案處理，或者通過網上追逃的方式，就中止案件的辦理。
3. 自由裁量的權力較大
分案處理導致的最終結果是對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首先，不同的法官由於自身的素質不同，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存在不同，當案件被分案處理後，就會導致同一個案件的當事人會依據相同的犯罪事實做出不同的判決。例如利用欺騙手段竊取存摺並騙取密碼的行為，一些法官認為構成詐騙，另一些法官認為構成盜竊，分案處理以後，就有可能對共同犯罪中出現不同的罪名及量刑。其次，不當的分案處理後，有可能造成司法權力的不當適用。
(四)分案處理的適用情形
目前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對分案處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司法實踐中各地對分案處理的適用的范圍標准不一，隨意性較大，有必要對此進行明確。《意見》中第三條對另案處理的范圍作出了規定，結合司法實踐，具體包括以下幾種情形。
1. 依管轄權不同而分案
根據法律的規定，對於因管轄權不同而進行分案處理的有地域管轄和專門管轄兩種，一是地域管轄。刑事訴訟被告人在不同地區犯罪，不同地區都具有管轄權的，以最初具有管轄權的法院進行審理，若在其他法院審理更能達到法律效果，就可以進行分案處理;二是具有適用專門管轄權的情形，例如軍人與非軍人犯罪，分別由軍事法院和基層法院進行管轄，除非涉及國家軍事秘密。
實踐中，如果偵查機關在立案時就將未成年人案件與成年人的案件分開，依據各自的管轄不同而分別由下級人民法院和上級人民法院進行審理，作為下級人民法院在對此類案件進行審查時，要及時與上級法院溝通，並將此類案件移送給上級法院審判。同時，在具有關聯性犯罪的案件中，若一人或一罪歸上級法院管轄，那麼整個案件都應由上級法院管轄。
2. 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犯罪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未成年人犯罪規定分別關押、分別管理、分別教育，但是卻沒有明確提出未成年人分案處理的法律規定。只有一些司法解釋和部門規章對未成年人的分案處理進行了規定，如中央綜治委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領導小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團中央在《關於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的若干意見》中對分案審判有所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464條對未成年人的審判組織和量刑要求進行了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23條對未成年人分案起訴做出了規定。
3. 同案犯在逃的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如何處理有同案犯在逃的共同犯罪案件的通知》對共同犯罪中在逃同案犯進行了規定，該通知主要是對那些無法及時到案的同案犯，而辦案機關為了提高辦案效率所提供的法律依據。日本學者田口守一認為，「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長期持續處於被偵查的狀態或者被審判的地位，一般來說對他們是很不利的，故迅速裁判為刑事程序之整體目的要求。」所以，對於同案犯在逃，訴訟遲延的後果僅應由在逃的同案犯承擔，該訴訟遲延的後果不應由已歸案者承擔。
4. 涉及其他原因，不宜與同案犯並案處理的
並不是所有人犯罪都會受到刑事處罰或者及時得到審判，那就只能採用分案處理的方式對這類人進行處理。例如，在關聯性犯罪中部分嫌疑人犯罪證據難以確定，而需要繼續偵查，就只能將這部分人與同案犯分案處理，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式，不宜與同案犯罪嫌疑人一並提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審查起訴，而從案件中分離出來單獨或者與其他案件並案處理;共同犯罪中部分嫌疑人因涉嫌其他犯罪，需要立案偵查;同案犯因患有嚴重疾病或者懷孕、哺乳期以致無法參加訴訟。
5. 涉黑的犯罪
目前，涉黑犯罪在我國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在涉黑案件中，被告人往往人數眾多，且這類案件大多作案時間跨度長、涉嫌罪名多。面對如此繁重的工作，承辦法官不得不反復閱卷，了解案情，等到庭審的時候，又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在舉證、質證等環節上，如果僅僅由一組審判人員進行合並審理，案件的審理時間就會延長，從而導致羈押率上升，辦案效率下降，司法公信力受到公眾質疑，也會侵害了部分被告人希望及時得到審判的權利。
6 .「家庭型」犯罪
在家族犯罪中，同一案件的不同被告人因具有親屬關系，很容易情緒激動，給庭審現場造成壓力和不可控因素。在審理「家庭型」職務犯罪的案件中，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近親屬犯罪，大多數與國家工作人員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為了提高辦案效率，依法查清案件事實，可以被分案審理。
二、各國及地區分案處理制度的比較
比較不同國家和地區對分案處理的立法規定，都是以實體上是否有關聯性來作為標准。而對關聯性的具體解釋，不同國家和地區都有不同的標准，但是總體上都是為了實現公平，從而提高訴訟效率。
(一)英美法系國家
1. 美國
《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和證據規則》第8條對合並起訴的規定：若數個犯罪行為的性質屬於相同或相似的性質，相同的行為或協議，或者是兩個以上的協議構成一個共同犯罪的部分，陪審團或檢察官就可以合並起訴，並在同一份起訴書中對各自的犯罪進行逐一的指控;對於數個被告人，基於同一行為或協議，或者基於數個共同行為產生的數個罪名，這樣的被告人就可以對他們進行一項或多項指控，無須對每一宗罪行的所有被告都進行指控。
同時，該規則第14條對分案審理進行了規定:如果一個大陪審團或者檢察官將數個被告人或者數個犯罪合並審理進行指控而可能給當事人或者政府產生不公平的影響，法院可以將其中的單個犯罪或單個被告人進行分別審理，或者根據被告人的申請為其提供其他的司法救濟。由此可見，在美國的聯邦法院及各州法院的刑事案件中，分案處理的情況是很少見的。
2. 英國
《英國1971起訴書規則》第9條對合並審理進行了規定：若是基於同一行為或者同一性質的犯罪或類似的犯罪，可以合並審理。與美國相比，英國在合並審理上並沒有那麼嚴格，但是也通過判例對該條進行了說明：一是基於相同的犯罪實施或者相似性質的犯罪或構成犯罪中的一個部分，那麼所有的犯罪指控都可以合並在一個起訴書中，二是本條既包括單個被告人，也包括了數個被告人。在英國的司法實踐中，對於涉及單個被告人犯數項罪名或者數個被告人相同或類似性質的犯罪，法院都可以合並審理，並從立法上對被告人申請分案處理的權利進行了確認，但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法院，不過法院還是會聽取雙方當事人的意見後再做出決定。
(二)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
1. 德國
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條通過列舉的方式對關聯性進行了規定：單獨被告人被指控數項犯罪或者被指控為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包庇犯、隱藏犯等，就會被認為是之間互有關聯性。該法典第2條對於還對於分案處理所涉及的管轄權問題進行了規定：刑事案件被分案處理後，分屬不同級別的法院管轄時，應該由級別更高的法院進行審理，上級法院在受理這類案件後，可以依職權對其進行分別審理。由此可知，同一級法院審理具有關聯性犯罪的不同案件可以進行分案審理，同時也可以依職權對已經進行分案處理的案件進行合並審理。與英美法國家相比，德國的關聯性犯罪規定更具有操作性，更能實現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2. 日本
《日本刑事訴訟法典》第九條對關聯性犯罪的情形進行列舉式規定：一是單個被告人犯數項犯罪或者數個被告人共同犯一罪或數罪;二是犯藏匿罪、偽證罪、掩飾隱瞞所得罪等事後犯罪，都被認為是具有關聯性。對於這幾種關聯性犯罪，日本也通過法律管轄權的方式來進行規定。該法第6條對關聯性犯罪的合並審理的管轄權做出了規定：數個存在關聯性犯罪的案件，分屬不同的法院管轄，只要一個法院具有管轄權的就可以合並管轄審理其他法院的案件，但是屬於特別法院管轄的案件除外。
對於關聯性犯罪的案件是否需要合並審理，該法第313條在辯論環節進行了相關規定：審判進入辯論環節時，是否進行分開或合並、再開，由檢察院或當事人申請，再由法院決定，或者為了保護當事人的權利，由法院依職權進行決定。因此，日本不僅有裁定分案審判的規定，而且有必要分案的規定，在出於保護被告人的權利而有必要時，法官有分案審理的義務。同時，在《日本刑事訴訟規則》第210條對保護當事人的權利進行了規定，當被告人之間的利益出現相對的情況時，法院可以依職權或者依據檢察院或當事人的申請，裁定進行分別辯論。
3. 我國台灣地區
台灣刑事訴訟法第7條對於「關聯性」進行了規定：有以下情況的，都認為是具有關聯性：第一，一人犯數罪;第二，數個被告人共同犯一罪或數罪;第三，數個被告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分別犯罪;第四，構成藏匿罪、銷毀證據罪、偽證罪、贓物罪。同時，該法第6條對於刑事案件的合並審理做出了規定:數個存在管轄權的同級法院審理關聯性案件，合並由一個具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
該法第287條之一規定，當同一案件的被告人之間的利益出現相反的情況時，法院可依職權或當事人及檢察院的申請，裁定被告人在質證或者辯論環節分開進行。該分離訴訟與合並訴訟的規定與日本的刑事訴訟法上規定大體上一致，賦予了當事人申請分案審理的權利，這不僅體現了司法公正，也提高了當事人的辯護權，同時也將都具有管轄權的法院的案件歸屬於一個法院審理。
(三)域外分案處理制度對我國分案處理的啟示
通過對各個國家和地區在合並審理和分案審理的法律比較，可以看出他們在分案審理上都有比較完善的立法，同時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首先，都是通過立法來對合並審理的案件進行規定。各國及地區都通過刑事訴訟法對合並審理的案件進行了列舉式的規定，增強了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性。同時也明確了這類案件應該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合並審理。
其次，嚴格限制分案審理的適用。雖然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是對合並審理案件的規定，但如果當事人的利益出現相反的情況或者具有重大影響時，就可以進行分案審理。針對「利益相反」或「重大影響」的情形，各國及地區並沒有給出明確的說明，我國在立法上可以對此加以規定。
最後，控辯雙方可對合並的案件提出分案處理的申請。當雙方利益出現相反或者重大影響時，控辯雙方都可以依申請對合並審理的案件進行分案審理，法院依當事人的申請做出決定。我國可以借鑒以上的立法的規定，來完善我國刑事分案制度的建立。
三、我國分案處理機制的完善
我國在構建刑事分案處理機制時，可以借鑒域外在立法上的先進經驗，並結合我國的審判實踐，制定出符合我國司法體制的分案處理的制度。
(一) 刑事案件分案處理的適用原則
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的建立，都必須有明確的立法價值取向，都是各種利益平衡、各種綜合考慮的結果。分案處理機制的立法價值取向，就是「訴訟經濟、發現真實和保障人權」這三者之間的平衡。針對分案處理，雖然我國沒有明確的立法制度，但是在長久的司法實踐中，對於共同犯罪的並案、分案處理，已經形成了「以合並處理為主、以分案處理為輔」的適用原則，該原則既是司法系統在實務中積累的經驗，也是權衡訴訟經濟、發現真實和保障人權三者後的理性選擇。
(二)提供分案處理的法律依據
分案處理的案件針對的是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我國如何從立法上對其進行界定，就必須釐清什麼是關聯性犯罪，但是從各國法律及我國台灣地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和判例中均沒有找到關聯性的具體定義，大多數是通過列舉的方式進行描述的。
因此，我國在對關聯性犯罪進行立法規定時，可以通過列舉式的方式進行設定，具體可規定為：具有下列行為的案件，法院可以進行合並審理：第一，一人犯數罪;第二，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第三，數人的犯罪事實存在相對性;第四，犯包庇、窩藏、偽證、銷贓罪等。但合並審理可能會損害被告人的權利或者不利於查明事實真相的，法院可依法進行分案處理。通過該條的規定，可以有效地防止司法機關濫用分案處理制度進行不當分案或者不法分案，同時，也能給分案處理提供法律支持，更能保障當事人的權利，維護司法公正。
(三)分案處理的程序
1. 分案處理啟動的主體
實踐中，刑事案件的分案處理的啟動主體一般是公安機關和檢察院，忽略了法院的啟動和作為案件當事人的權利。當一個案件從立案到起訴再到審判的整個過程中，公安機關和檢察院在分案處理上具有預先審查的決定權，而法院只能被動地接受已經分案處理的案件。所以在實際操作中法院也應該是分案處理的啟動主體，當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後，對於該案是否適用分案處理，如果研究認為不適用合並審理，法院就應當依職權進行分案處理。
再者，作為案件當事人是程序啟動的利益相關方，構建分案處理制度應當充分考慮當事人的個人意願，賦予各當事人啟動程序的請求權，實現程序的良性互動。案件當事人包含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案件當事人由於合並或者分案處理影響了自身的權利，不利於查明案件事實真相，可以向司法機關提出申請，並附上申請理由，司法機關經過審查後，認為確有必要進行合並或者分案的，可以進行合並或者分案處理。
2. 分案處理的審級
在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中，有些案件因為分案處理，分屬不同級別的法院管轄，例如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犯罪，如果上級法院的案件沒有審理終結，下級法院就只能中止本院案件，直到上級法院案件審理終結後，才能審理案件。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3條對案件級別管轄作出了規定，該規定對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中一人或一罪歸上級人民法院管轄的，全案由上級人民法院管轄。筆者認為這條規定是必要規定，只要涉及到共同犯罪或者關聯性犯罪都應當由上級法院管轄，而不能因審級不同，就規避了這條規定的適用性。
3. 分案處理的救濟
結合英美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做法，我國在立法上除了規定分案處理及合並審理適用的情形外，還應當將司法救濟納入到分案審理中。
首先，針對司法機關的不當合並或分案審理，法院有最終的決定權。在司法體系中法院是司法結果的裁判主體，而分案處理機制對裁判結果有著巨大的影響，也只有賦予人民法院審查和最終決定的權利，才能保證司法公正和程序正義。法院在審查當事人提出異議的過程中，應當包括程序審查和實體審查兩個方面。程序上審查分案決定的啟動程序和告知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實體上審查是否有分案必要，並案可能給案件當事人造成什麼樣的後果。根據人民法院的審查結果，應當有區分地處理異議行為，若是在實體上對案件的事實有不利影響，或可能給當事人的權利帶來傷害，就應當不適用分案處理，而進行合並處理;若是在啟動程序上出現不當，就要求啟動機關進行限期改正。對於異議是否成立，法院應當在規定的時間內以書面的形式告知當事人，同時附上法院處理的理由。
其次，因分案處理的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若當事人認為有違分案處理的規定，就可以向上級法院申請再審，上級法院在進行審查時，發現確實存在適用法律錯誤的情形，必須啟動再審程序。
4. 分案處理的監督
分案處理從立案、偵查到審判貫穿到整個刑事活動過程中，每個環節都缺一不可。要讓分案處理真正取得實效，就要讓分案處理接受監督，讓其在陽光下運行。具體辦法是：
一是建立分案處理案件承辦人負責制度。
實踐中，常常出現「另案不理」現象，因此，應建立分案處理案件承辦人終身負責制度，確定分案處理案件的承辦人，案件的承辦人就是案件的負責人，實行案隨人走，不遺案，不怠案，即使出現調離、退休的情況，也要做到人走案清。通過建立承辦人負責制度，更能提高辦案人員的責任感，確保每一個分案處理案件都能有具體的承辦人。
二是定期開展專項分案處理清理工作。
分案處理的案件在實踐中是大量存在且難以短時間完成的，所以要開展定期的清理工作，使分案處理的案件徹底結清。具體程序是，基層公安機關對本單位各部門偵辦的分案處理案件以每月或每季度進行清理並通報，市級公安機關對所屬各縣級公安機關的另案處理案件以每半年度或年度進行清查。對不符合要求的分案處理案件、長期未結的分案處理案件等案件進行監督，並督促辦案部門及時清理。對於未能按照要求進行清理的，要發出整改通知書和整改意見書，並將整改意見進行反饋，必要時，可以對不履行職責的相關人員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三是將分案處理工作納入年度考核。
年度考核是國家對在一年中公務員的德能勤績廉或部門的工作業績進行考察和審核，考核結果直接與公務員的職級、級別進行掛鉤，所以年度考核對於公務員及部門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分案處理的有效實施，在於對其制度的有效落實，關鍵點在於要對落實情況進行考察，使分案處理不僅僅是承辦人或者部門領導方便辦案的方法，對其最好的監督方式就是納入年終考核中，使部門不能隨意分案處理，即使分案處理，也要及時偵辦解決，促使承辦人必須認真地履行職務。
四是確定分案處理的監督范圍。
分案處理的監督檢查主要涉及實體和程序上的審查。首先，公安機關作為大部分案件的辦案機關，對分案處理的適用占據了很大的比例，在其內部審批分案處理時，就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審查：一是是否符合分案審理的范圍;二是是否提供了分案審理的相關材料，對於不符合審查規定，辦案部門應當及時補正。其次，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在審查起訴時，對分案處理的案件一並進行審查，重點對辦案機關移送案件是否符合分案處理的范圍，是否移送相關聯案件、有無違法或不當分案的情況進行審查，若發現問題，應當及時向辦案機關提出檢察建議，並將最終結果及時反饋給檢察院。最後，法院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行使著國家的審判權，檢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訴時，一並移送分案審理的材料，法院也要對分案處理的案件進行審查，對於不符合規定的案件，可以要求檢察院補充偵查。
五是建立分案處理說明制度及相關材料移送。
在提請批捕和起訴中，公安機關對於適用分案處理的案件要說明理由並移送分案處理相關法律依據及說明材料，具體有:一是分案處理案件的當事人系未成年人的，應當提供未成年人的年齡證明、社會調查報告等相關材料;二是同案犯在逃的，應當提供網上追逃的信息;三是同案犯涉嫌其他犯罪需要進一步偵查的，應當提供涉嫌其他犯罪相關的立案、起訴等證明材料;四是移送管轄的，應當提供移送管轄通知書、管轄權決定書等材料。檢察院在接收到公安機關移送的相關材料後，應在起訴的時候一並移送給法院。法院也應在審判之前對分案處理的材料進行審查，對於符合分案審理條件的案件，及時審判，對於不符合分案處理的案件，及時反饋給檢察院。
六是建立事後跟蹤監督制度。
偵查機關享有獨立的立案權，對於哪一類的案件需要進行分案處理，都是有其內部規定的，雖然檢察院作為監督機關，可以對其不當的分案進行監督，但也只能適用於審查起訴環節，對分案處理後的辦理結果一概不知，所以要建立事後跟蹤監督制度。這需要公安機關將分案處理的案件辦理結果及時向檢察機關通報，並形成書面材料，一份附卷，一份存檔，一份交檢察院備案登記，便於檢察院的事後監督和法院的審理。
針對法院對於分案處理的案件進行跟蹤追查，建立台賬，並及時與公安機關溝通，將在審情況及時反饋給公安機關，並督促公安機關對其他未審的涉案人及時偵辦。同時，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之間要建立信息通報制度，對分案處理的人員身份、犯罪事實等情況定期進行通報。對於案件影響重大、敏感性案件要做到隨時清查和通報。
七是建立分案處理信息公開制度。
首先，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要分別對分案處理的人員的基本信息進行專項登記，包括其身份信息、犯罪信息、強制措施信息、分案處理的理由等進行詳細的登記，對於已經經過處理的分案處理人員要及時進行清理，對於新增的分案處理人員要及時進行更新。其次，對分案處理的情況要向社會定期公布，接受社會的監督，同時也能讓其他案件當事人對分案處理的情況有所了解，及時為案件的偵辦提供線索。最後，法院在刑事判決書中，對於在逃、已判刑的案件，要在判決書中說明分案處理的原因，並對符合裁判文書上網要求的刑事判決書及時在網上進行公布，方便接受社會的監督。
『貳』 中國法院誤判死刑和美國法院誤判死刑的結果和補償個是什麼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按下列標准賠償：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20倍。
對死者生前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財產權造成損害的，按照下列規定處理：處罰款、罰金、追繳、沒收財產或者違反國家規定徵收財物、攤派費用的，返還財產。
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解除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因此造成財產損壞或滅失以及其他應當返還的財產損壞或滅失的，能夠恢復原狀的，恢復原狀，不能恢復的，按損害程度給付相應的賠償金。
(2)美國各州刑事訴訟法擴展閱讀：
局限性：
死刑造成的最大問題在於完全無法補救司法造成的錯誤（司法出錯的機率雖然不高，但確實存在）。另外死刑的執行也可能銷毀重要人證；例如在美國有強暴犯因DNA測試而在21年後平反的例子、澳大利亞也有在處死後18年發現是冤死的例子。
死刑犯在作案時往往有獲利或是報復的意圖，從客觀上講，這是由於社會因素。所以社會應對死刑犯承擔一定的責任。處決死刑犯對於其家屬來說仍然是十分痛苦的，尤其對於其未成年的子女造成的傷害尤為巨大。
一方面他們承擔失去親人的痛苦，另一方面還背負社會仇視，甚至在未來工作中也無法正常履職。因此，社會必須保障他們不受歧視、不受侮辱、平等對待。因此判處死刑應極為慎重，一方面須張揚社會正義。
一方面也應盡最大努力本著治病救人的原則，除主觀責任佔主導的暴力犯罪、毒品犯罪外，能輕判的盡量輕判。
『叄』 兩大法系刑事訴訟模式的區別和聯系
法系是指根據各國法律的特點和歷史傳統等外部特徵進行分類將具有某些共同特徵的法律傳統、法律制度的若干國家的法律劃為同一法系。在當代一百多個國家中，有兩個歷史悠久、影響廣泛的法系，即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前者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後者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自20世紀以來，上述國家的刑事訴訟法互相借鑒、吸收或融合，但由於法律的傳統、文化和習慣的不同，客觀上仍然各自具有明顯的特點。這些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法律形式上的特點
英美法系發源於英國，自11世紀起，以中世紀英國普通法的概念和原則為基礎、根據資本主義的需要重新解釋和改造而成。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Caselaw）為主，英美國家高級法院的判例是重要的法律淵源之一。適用判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即「遵照先例」（starede~isis）的原則，下級法院必須遵守上級法院的判例，尤其必須遵守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判例實際上起著法律的作用。20世紀下半葉以來，英美法系國家也加強了議會立法和修訂原有立法，如英國《1965年證人出庭法》、《1974年陪審團法》、《1976年保釋法》、《1980年治安法院法》、《1985年犯罪起訴法》、《1995年刑事上訴法》等；美國《1975年聯邦刑事訴訟規則》、《1983年聯邦司法官審理輕微犯罪程序規則》、《1984年聯邦保釋改革法》以及各州的立法，如《紐約州刑事訴訟法典》等，但是上述議會立法或國會立法，多系單行法，不是統一的法典。
大陸法系以羅馬法為基礎，盛行於歐洲大陸諸國，以後又傳播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陸法系以成文法典為主，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開，既有總則又有分則，內容比較嚴謹，形式比較完整。在古羅馬，查士丁尼[1]就禁止法官引用判例，當然法官更無權造法（1awmaking）。直到如今，1804年《拿破崙法典》第5條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公認的一個原則，該條規定：「審判員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判決。」[2]因此，成文法才是大陸法系法官判決案件的依據，判例僅供參考而已。現行《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分卷首和五卷，共803條，《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分8編，共477條；《日本刑事訴訟法》分7編，共506條和附則；《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分11編，共746條；都自成體系，比較嚴謹和完整。
二、偵查程序的特點
英美法系的偵查由警察機關負責。現代的警察機關起源於英國，於1829年9月由當時擔任內政大臣的羅伯特，皮爾爵士在倫敦創建，負責維持社會治安和偵查刑事犯罪。美國於1845年依照英國的模式在紐約市建立起第一個警察機關。這一模式還對世界上許多國家產生過影響。英國警察機關根據1984年制定的《警察機關與刑事證據法》開展對犯罪的偵查[3].英國警察機關具有較廣泛的詢問權，警察機關為了了解案情和收集證據，可以詢問任何人，而不論是否為犯罪嫌疑人，但除了成文法有特別規定的（如恐怖主義分子）以外，被詢問人可以拒絕回答。自1991年起，警察機關詢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用同一部機器同時錄制兩盤錄音帶和錄像帶，不許復制，一盤供訴訟中使用，一盤封存，如果以後在法庭審理時，被告人及其律師對警察機關的錄音、錄像記錄提出異議，就可以由法官主持，當眾啟封另一盤進行對比，以核實口供的真實性和可信性。當警察機關認為被詢問人確有犯罪嫌疑時，必須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即可以不開口說任何話。但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沉默權問題上，英國已有所變化，雖然《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仍保留沉默權，但在某些法定的情況下的沉默，法庭或陪審團可以對此作出不利於被告人的推論[4].此外，為了提高偵查和鑒別犯罪的技術手段，英國向警察機關投資1.07億英鎊，擴大建設含300餘萬件樣品的脫氧核糖核酸（DNA）資料庫，計劃到2004年用於對所有犯罪進行DNA鑒定。[5]在美國，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是一項憲法性權利，並且通過判例規定警察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其律師必須在場，否則，該證據應當排除，不得作為證據採用。在偵查階段，英美的警察機關還有權採取搜查、扣押、有證逮捕和無證逮捕等強制措施。同時，英美在偵查階段對保釋的運用比較廣泛，即除了具有社會危險性的重罪、逃犯和曾經違反過保釋規定的以外，一般的輕罪嫌疑人均可在提供擔保、承諾隨傳隨到和履行必要的手續後予以釋放。
大陸法系國家負責偵查的司法警察要受檢察官或預審法官的領導或指揮。法國的預審法官是從法官中選出任命的，任期3年。預審法官有兩項主要職能，一是領導、指揮偵查，二是有權簽發傳票、拘票、拘留證或逮捕證[6].德國的檢察官領導和指揮警察的偵查，但一般案件仍由警察機關進行偵查，案情基本查清之後，移送給檢察官，檢察官可以要求警察機關補充調查證據[7].日本法律賦予犯罪偵查權的有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和司法警察職員，三者無明確分工，但檢察官對司法警察職員有指示、指揮權[8].義大利規定，在初期偵查階段，由檢察官領導偵查工作並且直接調動司法警察。為了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或繼續危害社會，大陸法系各國均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但在名稱和分類上有所不同。關於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法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拘留20小時以後，被拘留人可以要求會見律師。」[9]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階段委託辯護人。」[10]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親屬及兄弟姐妹，可以獨立選任辯護人。」[11]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初期偵查階段，即48小時之內應訊問嫌疑人，同時應告知他有權委託律師，與律師會見和通訊。」[12]
三、起訴程序的特點
英國在傳統上是由警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和作用較小。1985年5月英國議會通過了《犯罪起訴法》，該法規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在英格蘭和威爾士設立皇家檢控署（CrownProsecutionService），[13]強化了檢察官在公訴中的作用，即警察機關在案件偵查終結以後，認為應該起訴的案件，必須移送檢察機關，由檢察官獨立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這明顯是吸收大陸法系的制度和做法。
美國起訴有兩種形式，一是經大陪審團（由16至23人組成）審查後批準的起訴書（indictment），二是檢察官提出的告發書（information）。聯邦和半數的州規定重罪案件必須由大陪審團決定是否批准起訴。在起訴書或告發書送達法院以後，法院應迅速及時安排傳訊。如果被告人作認罪答辯，而且法官確信該答辯系出於自願，被告人懂得其後果和意義，在一般情況下法院不再開庭，法官可以逕行判決。如果被告人作無罪答辯，法院將安排開庭審理。基於此，審前程序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許多案件在審前程序階段已經解決，只有少部分案件才進入開庭審理程序，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辯訴交易（又稱答辯談判、答辯協議）在美國合法化以後更是如此，即起訴方和被告方律師在庭外進行磋商或談判，如果被告方滿足起訴方的要求作認罪答辯，檢察官則作出撤銷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議法官從輕判刑的承諾，即控辯雙方達成辯訴交易；法院如果接受該辯訴交易，將在定罪和判刑中體現辯訴交易的內容；法院如果拒絕該辯訴交易，則應將這一事實記錄在卷，通知雙方當事人，並給被告人以撤回其答辯的機會，而且要告知被告人如果仍然作認罪答辯，案件的最終處理可能比辯訴交易所期待的更為不利於被告人。
檢察官制度始於14世紀的法國，因此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機關及其制度比較完備。法國的檢察官一般派駐於各級法院內，實行檢察官一體原則，即同一級檢察官系統的檢察官相互之間可以調換。法國沒有自訴案件，公訴案件均由檢察官代表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提起，但重罪案件必須經過兩級預審，即預審法官預審和上訴法院刑事審查庭預審，經刑事審查庭裁定起訴，重罪法庭才能受理。德國的起訴不作為一個獨立的程序，而是與偵查共同組成審判前程序。德國的檢察機關對應設置在各級法院內。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除了8類輕微的刑事案件為自訴案件以外，都是公訴案件。德國在刑事訴訟中一直實行法制原則（又稱起訴法定原則），自20世紀60年代又引入機會原則（又稱起訴便宜原則），即賦予檢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用以撤銷案件或者決定不起訴。從80年代以來，提起公訴的案件不到案件總數的20％。日本沒有自訴案件，實行國家追訴主義、起訴壟斷主義（一律由檢察官提起）和起訴便宜主義（根據犯人的性格、年齡及境遇、犯罪的輕重及情節和犯罪後的情況，沒有必要追訴時，可以不提起公訴）。提起公訴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即只能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訴書，而不得載人可能使法官對案件產生預斷的文書和證物。義大利的檢察官派駐於各級法院內，由於檢察官領導初期偵查，因此有一個快速的審查程序即初步庭審階段，由法官主持該程序，檢察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參加，但證人不參加。初步庭審結束，法官可以決定提起訴訟並發出審判令外，還可以宣告不追訴判決，對後者，任何一方均可提出上訴。決定提起公訴以後，與義大利舊刑事訴訟法典不同的一點是，新法對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作了很大的限制，許多證據由當事人在庭審時當庭提出。起訴以後，檢察官可變更或增加指控的內容，但要給予被告方以充分的辯護機會。
四、審判程序的特點
英美法系實行當事人主義，庭審採用對抗制（adversary sys-tern），即原告、被告雙方地位平等，權利相同，控、辯雙方就有爭議的問題提出證據以支持本方的主張，申辯事實並進行辯論，法官負責主持庭審，不主動調查證據；參加庭審的陪審員（juror），負責判斷證據，認定事實，庭審結束後，由法官向陪審團作總結提示，指出所控之罪的法律，該案的爭議點、各種爭議問題的證明責任歸哪一方、不同問題所要求的證據的可靠程度等，然後陪審團進行秘密評議和表決；法官不參加評議，原則上要求12名陪審員一致作出有罪或者無罪裁斷，實在不能取得一致，也至少要10名陪審員取得一致意見；在陪審團作出有罪裁斷之後，法官負責適用法律和判刑。
英國和美國的正式審理程序基本相同，包括以下幾個階段：1.選定由12人組成陪審團；2.開庭陳述，先由起訴方，後由被告方在審判開始向法庭作陳述，即簡述案情，說明准備提出的證人和證據要點；3.起訴方出示證據，證人逐個在法庭上就事實問題作證，同時法庭也可以出示物證、專家證人的證明，還可以讓證人當庭鑒別文件、圖片或其他物證；4.主詢問（美國稱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詢問本方的證人即主詢問（直接詢問），由對方詢問本方的證人即交叉詢問；5.再次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如有必要可以進行第二輪詢問；6.被告方提供證據，原則上不要求被告方提供證據，如果被告方希望作證，則同樣要接受對方即起訴方的交叉詢問；7.法庭辯論（美國稱終結辯論），在陳述和提證的基礎上，可以對證據加以評論；8.法官向陪審團作總結提示，包括適用於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種爭議問題的證明責任歸哪一方等；9.陪審團退庭進行秘密評議；10.陪審團返回法庭宣布陪審裁斷，如果陪審團宣布為無罪裁斷，法官必須接受，被告人如系審前拘留，則應立即釋放被告人，審理程序即告結束；如果陪審團宣布為有罪裁斷，則以後由法官判刑。英美法系的判決書由法官個人署名作出，多數意見作為判例，判決書中必須寫明判決理由，判決所用的推理形式多用歸納法。
大陸法系實行職權主義，庭審採用審問制（inquisitorial sys-tern）。審判長指揮整個庭審，由他主動詢問當事人，主動追查犯罪，收集調查證據，按照審判長規定的次序，證人出庭依次作證，審判長還要向合議庭和訴訟雙方出示物證、勘驗報告、鑒定結論等。大陸法系的參審員（assessor）「[14]在法院執行職務期間，與法官有同等權利，即由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共同聽審，共同評議，在判斷證據、認定事實和判處刑罰上，均由法官和參審員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共同決定。
大陸法系國家的庭審程序雖已吸收英美法系的交叉詢問和辯論原則，但仍有幾點不同。1.強調法官在庭審中的指揮作用。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09條規定：「審判長有權維持法庭秩序和指導審判。」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38條規定：「審判長負責指揮審判。」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4條規定：「在公審期日的訴訟指揮，由審判長進行。」2.職業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法國的重罪法庭由3名職業法官和9名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德國也是由職業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但參審員的人數各級法院有所不同。日本不實行陪審或參審制度。3.法官可以主動調查證據。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10條規定：「審判長享有自由裁量權，可以憑自己的榮譽和良心，採取自己認為有助於查明真相的任何措施。」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44條規定：「為了調查事實真相，法院應當依職權將證據調查延伸到所有的對於裁判具有意義的事實、證據上。」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8條規定：「檢察官、被告人或者辯護人可以請求調查證據」，同時又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可以依職權調查證據。」現在，義大利的法庭審理以當事人為主而展開，但法官還有權調查新證據，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507條規定：「在取證結束後，如果確有必要，法官可以主動地決定調取新的證據材料。」大陸法系的判決書以法院的名義作出，推理的形式多用演繹法，法典中的有關規定是大前提，具體案由是小前提，最後推導出結論，即從一般法則推演到特殊事例而後獲得結論。
當代西方國家刑事訴訟法發展的一個特點，就是擴大和增設簡易程序和其他速決程序。英國按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佔全部刑事案件的97％，美國（包括通過辯訴交易結案的）佔90％，德國佔85％以上，日本佔94％，義大利新刑事訴訟法典增設了5種特別程序，為了鼓勵被告人選用簡易程序，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被告人選擇簡易程序，則減輕法定刑的的三分之一或者減少罰金的百分之五十。
五、救濟程序的特點
由於主客觀上的各種原因，法官作出的判決裁定，難免不會出現事實上或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各國有必要根據其審級制度，設計出各種救濟程序加以補救，通常有上訴程序（包括事實上訴和法律上訴）、再審程序與監督程序。
英美法系的上訴程序，在上訴理由和審查范圍上有更多更嚴格的限制。英美法系國家對於一審案件中被告人自願作出有罪答辯（認罪答辯）的，一般不能就事實問題提出上訴，而只能就法律問題提出上訴。上訴審法院一般由法官合議，實行書面審，而且是法律審。少數案件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並且涉及有普遍意義的重大法律問題，才能上訴至最高審級。
大陸法系都有統一的刑事訴訟法典，對上訴程序的規定更為明確和完備，而且上訴制度與法院的審級制度密切相關，基本上可分為兩種類型，即實行兩審終審制的，以一次上訴為限；實行三審終審制的，第二審為事實審，第三審為法律審，如法國、德國和日本。
再審程序與監督程序，前者是對已生效的判決裁定，發現事實有錯誤而進行重新審理的程序，法國、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均有再審程序。後者是發現裁判有違背法律的錯誤而依法糾正的程序，英國的審判監督權由高等法院王座庭行使，總檢察長和內政大臣也依法行使某些審判監督權，以糾正審判工作中的違法錯誤。英國還在伯明翰市還設有獨立的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負責接受申訴並進行審查，如有新證據，認為可能有錯誤，則轉上訴法院處理，至於如何認定，完全屬上訴法院的許可權。「[15]美國設有」調卷令「程序，當事人不服終審判決，經過特別申請，由聯邦最高法院頒發調卷令，進行重新審查，不過獲准者為數不多。大陸法系國家的監督審案件由最高法院管轄，統由檢察總長提出，如法國和日本，日本的監督程序稱非常上告，即檢察總長在判決確定後發現案件的審判違背法令時，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
『肆』 美國憲法是什麼法系
大陸法系
（一）大陸法系的形成
1．什麼是大陸法系 大陸法系又稱羅馬法系、成文法系、民法法系或羅馬—日耳曼法系（因為它的歷史淵源是羅馬法和日耳曼法，此外還有教會法、商法和城市法）。它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歷史悠久、分布廣泛、影響深遠的法系。它以歐洲大陸的法國和德國為代表，在羅馬法的基礎上，融合其他法律成分，逐漸發展為世界性的法律體系。在大陸法系內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制度的情況不盡相同，大體上有兩個分支——以法國民法典為代表的拉丁分支和以德國民法典為代表的日耳曼分支。
2．大陸法系的形成以羅馬法為基礎
（1）在羅馬全盛時期，羅馬統治者以武力擴大其版圖，強行適用羅馬法，被征服地區的居民也因羅馬法的發達和完備而自願採用羅馬法，使羅馬法成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
（2）日耳曼人入侵羅馬後，日耳曼法採取屬人主義原則，使羅馬法得以保存。日耳曼人建立的國家編纂的法典受羅馬法影響。公元9世紀，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法律的屬人主義不再適用，羅馬法與日耳曼法融合。
（3）12世紀後，羅馬法復興運動興起，羅馬法研究同社會實際需要相結合，成為西歐大陸國傢具有權威的補充法律。經過改造和發展的羅馬法成了歐洲的普通法，具有共同的特徵和法律傳統，從而奠定了大陸法系的基礎。
（4）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西歐許多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並鞏固以後，適應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以及國家之間的交往，這些國家的法律制度相互間的聯系和共同特徵獲得進一步發展。首先在法國，以資產階級革命為動力，在古典自然法學和理性主義思潮的指導下，在羅馬法的直接影響下，開創了制定有完整體系的成文法的模式。法國法典成為歐洲大陸各國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楷模，標志著近代意義上大陸法系的模式的確立。隨後在德國，在繼承羅馬法、研究和吸收法國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法典。德國法典成為資本主義從自由經濟到壟斷經濟發展的時代的典型代表。
（5）由於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適應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需要，並且由於它採用了嚴格的成文法形式易於傳播，所以19世紀、20世紀後，大陸法系越過歐洲，傳遍世界。
（二）大陸法系的特點
1．在法律的歷史淵源上，大陸法系是在羅馬法的直接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大陸法系不僅繼承了羅馬法成文法典的傳統，而且採納了羅馬法的體系、概念和術語。如《法國民法典》以《法學階梯》為藍本，《德國民法典》以《學說匯纂》為模式。
2．在法律形式上，大陸法系國家一般不存在判例法，對重要的部門法制定了法典，並輔之以單行法規，構成較為完整的成文法體系。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鼓吹的自然法思想和理性主義是大陸法系國家實行法典化的原因之一，1791年法國憲法中的「人權宣言」就明確宣布，每個人的自然權利只有成文法才能加以確定。以法國革命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徹底性，在法律上的表現就是開展大規模的法典化運動。立法與司法的嚴格區分，要求法典必須完整、清晰、邏輯嚴密。法典一經頒行，法官必須忠實執行，同類問題的舊法即喪失效力。法典化的成文法體系包括：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
3．在法官的作用上，大陸法系要求法官遵從法律明文辦理案件，沒有立法權。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分工明確，強調制定法的權威，制定法的效力優先於其他法律淵源，而且將全部法律劃分為公法和私法兩類，法律體系完整，概念明確。法官只能嚴格執行法律規定，不得擅自創造法律、違背立法精神。
4．大陸法系一般採取法院系統的雙軌制，重視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區分。大陸法系一般採用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分離的雙軌制，法官經考試後由政府任命，嚴格區分實體法與程序法，一般採用糾問式訴訟方式。
5．在法律推理形式和方法上，採取演繹法。由於司法權受到重大限制，法律只能由代議制的立法機關制定，法官只能運用既定的法律判案，因此，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官的作用在於從現存的法律規定中找到適用的法律條款，將其與事實相聯系，推論出必然的結果。
法國近代法的體系是在拿破崙時期確立的，它不僅為後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對近代西方的法律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 法國是近代頒布憲法最多的國家，《人權宣言》確立了一系列資產階級法制原則。 法國是西方國家中行政法產生最早，也是最發達的國家。 1804年《法國民法典》貫徹
了資產階級民法的基本原則， 它的出現標志著大陸法系的形成，是繼羅馬法之後民法發展的里程碑。1810年《法國刑法典》是近代第一部刑法典， 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刑法原則。 法國的訴訟法奠定了大陸法系訴訟制度的基礎。 法國法是大陸法系的代表， 在世界法制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一） 法國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1． 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法國封建制時期的法律制度，一般指9世紀上半葉到18 世紀下半葉持續近1000年的法蘭西王國時期的全部法律。 其起始時間的標志， 是公元843年法蘭克查理曼王國的分裂
至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爆發。在法國封建製法形成和發展中， 歷經三個階段， 即
公元9世紀至13世紀以習慣法為主時期、公元13世紀至16 世紀習慣法成文化時期和公元16 世紀至18 世紀王室立法成為主要的法律淵源時期，它為近代法國資產階級法律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2．資產階級法律制度的建立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 基本摧毀了封建制度。 由於法國革命具有徹底性，有一整套成熟的思想理論做指導， 所以， 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比較系統和完備， 較典型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利益， 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1799 年拿破崙發動政變上台執政， 在拿破崙統治時期， 為了肯定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成果， 維護私有財產制度， 鞏固資產階級統治，消除法律不統一的現象， 拿破崙親自領導了大規模的立法活動，編纂了一系列法典。 它們是： 1804年《法國民法典》、 1806年《民事訴訟法典》、 1807年《商業法典》、 1808年《刑事訴訟法典》 和 1810年《刑法典》。 這五部法典連同法國憲法， 一起構成法國「六法」體系。法國六法的產生標志著法國資產階級法律體系的形成， 它把近代法國的立法活動推向高峰。需要指出的是， 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制定， 不僅使法國有了第一部民法、 商法， 而且為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提供了民商法分立的立法模式。
英美法系：
一、英美法系的概念
英美法系又稱普通法系，是指以英國中世紀以來的法律，特別是以它的普通法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法律制度的體系。普通法是與衡平法、教會法、習慣法和制定法相對應的概念，由於其中的普通法對整個法律制度的影響最大，所以，英美法系又稱為普通法系。美國的法律源於英國傳統，但從19世紀後期開始獨立發展，已經對世界的法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英美法系的分布范圍主要包括英國（蘇格蘭除外）、美國（路易絲安那州除外）、加拿大（魁北克除外）、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等國和中國的香港。英國法傳統的傳播主要是通過殖民擴展實現的。
二、英美法系的沿革
（一）英國法的歷史沿革
1、普通法的形成
（1）盎格如-撒克遜法：英國從公元5世紀到1066年由盎格如-撒克遜人控制，當時實行的法律多為習慣法，對英國法律的影響很小。
（2）普通法的起源：1066年諾曼公爵征服英國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實行土地分封制度和中央集權制度。其中御前會議就是中央集權統治的重要機構。這個機構是由國王親信、主教和貴族參加的議事機構。主要協助國王處理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事務，後來，處理司法事務的機構逐漸獨立出來，到亨利三世時期，御前會議已經建立了三個王室高等法院，分別為財務法院、普通訴訟法院和王座法院，處理直接涉及王室利益的重大案件。由於諾曼人以前沒有自己的法律，因此，他們的法律就是通過這些法院的判決形成的，即判例法。這些判決對地方法院的判決具有約束力。隨著王室法院管轄范圍和影響的擴大。其判例對全國的法律就形成了重大的影響。王室法院的判例法就是適用於英國的普通法。主要是針對各地的習慣法來講的。在王室法院出現之後的時間里，存在著王室法院和地方法院、教會法院並存的局面。地方法院（包括郡法院和白戶法院）主要適用習慣法，教會法院主要適用教會法，主要管轄婚姻、家庭、繼承、通姦。三者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王室法院通過發布訴訟開始令的方式來擴大自己的影響。所謂訴訟開始令即原告可以請求國王主持正義，然後通過英王的大臣發布令狀，令狀的內容是要求各郡的郡長負責命令被告滿足原告的要求或在王室法院接受審判。
2、衡平法的興起
導致衡平法興起的根源是普通法院的令狀制和機械的訴訟程序越來越不適應現實的需要，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需要。很多人轉而請求樞密院和國會主持正義，這些糾紛由樞密院中負責司法事務的大臣來處理。在1474年，樞密院大臣首次以自己的名譽作出判決。隨著案件的不斷增加。該機構終於獨立出來，成為和王室法院並列的衡平法院。衡平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適用和普通法院完全不同的法律規則。由此發展起來的法律成為衡平法。所以，衡平法的興起主要是適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要求。同時，也是英王加強統治的措施，英王欲利用衡平法院制約普通法院。
3、制定法的必要補充
另外，需要專門指出的是，在英國，除了普通法和衡平法之外，制定法也得到一定的發展，最典型的是愛德華一世時期的《大憲章》和三個《威斯敏斯特條例》。以及亨利8世時期的《地產收益權法》。
4、資產階級革命和普通法傳統的正式形成
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英國的法律進行了改革，主要表現為：（1）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沖突、妥協和統一。大革命前夕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斗爭是國會和君主斗爭的表現。隨著革命的勝利，普通法和衡平法又相互妥協，協調發展。到1873年和1875年隨著兩個《司法法》的頒布，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合並，但普通法和衡平法並存的局面一直持續。（2）對教會法院管轄權的限制，1857年，取消了教會法院對世俗案件的管轄權，成立離婚法院和遺囑檢驗法院。（3）制定法大量出現。包括公法方面的法律，如《權利法案》、《王位繼承法》、《人身保護法》、《統一訴訟程序法》、《普通法訴訟程序法》、《公司法》、《合夥法》、《票據法》、《貨物銷售法》、《侵犯人身法》、《盜竊法》等等。制定法的增加標志著議會地位的上升。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現在。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制定法都是單行法。
（二）美國法的歷史沿革
1、殖民地時期的法律
從1607年到1776年。在殖民地早期，即17世紀，英國法對北美殖民地的影響比較小，當時適用的法律主要是殖民地當地的粗糙的法律。但到了18世紀，英國加強了對北美殖民地的控制，通過強制手段推行英國的法律。同時，熟悉英國法的人也越來越多，這對英國法在北美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美國法傳統的形成
1776年，美國獨立後，開始有了自己的法律。到19世紀，美國的普通法傳統終於確立。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國人是英國的移民，語言相通，傳統相通。而且英國法在殖民地時期已經對美國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加上法律學說的傳播。美國最終接受了普通法的傳統。但，美國的法律也表現出不同於英國法的一些特點。如採用了成文憲法，制定法佔有更大的比例。路易絲安那州保留了民法傳統。簡化了訴訟程序，取消了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區分。美國獨立戰爭後，其法律日益脫離英國法，成為普通法系中一個獨立的分支。
三、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主要特點
（一）在法律的思維方式和運作方式上，英美法系運用的是區別技術（distinguishing technique）。這一方法的模式可以歸納為：1、運用歸納方法對前例中的法律事實進行歸納；2、運用歸納方法對待判案例的法律事實進行歸納；3、將兩個案例中的法律事實劃分為實質性事實和非實質性事實；4、運用比較的方法分析兩個案例中的實質性事實是否相同或相似。5、找出前例中所包含的規則或原則。6、如果兩個案例中的實質性要件相同或相似，則根據遵循先例的原則，前例中包含的規則或原則可以適用於待判案例。在對待先例的問題上有三種做法：1、遵循先例；一般來講，下級法院應當遵循上級法院的判例，上訴法院還要遵循自己以前的判例。2、推翻先例，在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和各州最高法院有權推翻自己以前的判決。3、避開先例；主要適用於下級法院不願適用某一先例但有不願公開推翻它時，可以以前後兩個案例在實質性事實上存在區別為由而避開這一先例。
（二）在法律的形式上，判例法佔有重要地位，從傳統上講，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佔主導地位，但從19世紀到現在，其制定法也不斷增加，但是制定法仍然受判例法解釋的制約。判例法一般是指高級法院的判決中所確立的法律原則或規則。這種原則或規則對以後的判決具有約束力或影響力。判例法也是成文法，由於這些規則是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創立的，因此，又稱為法官法（judge-made law）。
除了判例法之外，英美法系國家還有一定數量的制定法，同時，還有一些法典。如美國的《統一商法典》、美國憲法等。但和大陸法系比較起來，它的制定法和法典還是很少的，而且對法律制度的影響遠沒有判例法大。
在判例法和制定法的關繫上，是一種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系。制定法可以改變判例法，同時，制定法在適用的過程中，通過法官的解釋，判例法又可以修正制定法，如果這種解釋過分偏離了立法者的意圖，又會被立法者以制定法的形式予以改變。
（三）在法律的分類方面，英美法系沒有嚴格的部門法概念，即沒有系統性、邏輯性很強的法律分類，他們的法律分類比較偏重實用。其原因有以下幾點：1、英美法系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令狀和訴訟的形式，這種訴訟形式的劃分本身就缺乏邏輯性和系統性，因此就阻礙了英國法學家對法律分類的科學研究。2、英美法系重判例法，而反對法典編纂，判例法偏重實踐經驗，而忽視抽象的概括和理論探討。3、英美法系在法院的設置上分為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劃分從政治的角度看是國會和國王爭奪權利的表現，從法律技術的角度看是衡平法對普通法缺陷的修改和補充，衡平法是以普通法為基礎的。他的說明價值在於指出了一般正義和個別正義的沖突和矛盾。而沒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區分。因此，對涉及政治權力的案件和普通私人案件在處理時沒有明顯的區分。這也阻礙了對法律的分類，尤其是難以形成公法和私法觀念。4、在英美法系的發展過程中，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是法官和律師。而且其教育方式也是以學徒制為主，這就決定了他們更加關系具體案件。而輕視抽象理論意義上的法律分類。另外，像前面所提到的，英美法系有悠久的劃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傳統，盡管在他們那裡目前已經沒有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劃分，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區分仍然保留到現在。
（四）在法學教育方面， 英美法系主要是美國將法學教育定位於職業教育，學生入學前已取得一個學士學位，教學方法是判例教學法，重視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畢業後授予法律博士學位（J，D），而且各學校有較大的自主權，不受教育行政機關的制約。在英國，大學的法學教育和大陸法系有些相似，也偏重於系統講授，但大學畢業從事律師職業前要經過律師學院或律師協會的培訓，而這時的教育主要是職業教育，仍然受學徒制教育傳統的影響。
（五）在法律職業方面。職業流動性大，法官尤其是聯邦法院的法官一般都是來自律師。而且律師在政治上非常活躍。法官和律師的社會地位也比大陸法系高。
『伍』 正當程序的作為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起源於英國古代《自由大憲章》，是西方古代「法的統治」觀念與自然法學說的產兒。1215年英國國王簽署的《自由大憲章》對正當法律程原則作了初步規定。大憲章第三十九條規定：「凡自由民，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它損害」。盡管這個法律文件的產生是英國貴族聯合起來限制王權的產物，同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憲政並無直接聯系，但在西方憲法學界，它被認為具有可以約束其它普通法的效力，因而被譽為保護人民自由權利的最初的成文憲法性文件。
「非經國法判決」不被追究責任或被加以損害這一用語被寫入《自由大憲章》之時，僅指刑事訴訟必須採取正式的起訴方式並保障被告人接受陪審裁判的權利，主要用以在刑事訴訟中對封建貴族權利進行保護。在隨後的愛德華三世時代，1354年英國國會通過的第二十八條法令即《自由令》第三章規定：「未經法律的正當程序進行答辯，對任何財產或身份的擁有者一律不得剝奪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監禁，不得剝奪其繼承權，或剝奪其生豐之權利。」這條規定首次以法令形式表述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並擴大了正當程序的適用范圍。1679年，議會中反對國王的輝格黨人為了保障自己不受國王任意逮捕，提出並通過了《人身保護法》。這個被認為是英國重要的憲法性文件的法律共有20條，其中有近2/3的內容為程序性規定。盡管這一時期的法律還包含著極大的封建性因素，但這種使王權服從法定程序、從程序上逐步限制王權的控權方法，對英國和後世的資產階級革命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1.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
美國內戰前期，漢密爾頓在1787年的紐約州批准憲法會議上提出「正當程序」一詞，該條款包括了如下規定：除非依照「正當的法律程序」，否則，任何人都應得到保證，不被剝奪特定的權利。這對於後來憲法史的發展是一種具有創新意義的變化，「它構成了（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和後來的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的起源」[1]（第36頁），1791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規定：「無論何人，除非根據大陪審團的報告或起訴，不得受判處死罪或者其他不名譽罪行之審判，惟發生在陸、海軍中或發生在戰時或出現公共危險時服現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遭受生命或身體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不給於公平賠償，私有財產不得充作公用。」這條規定適用於聯邦政府機關。1868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規定：「凡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並受其管轄的人，均為合眾國的和他們居住的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任何法律；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對於在其管轄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絕給予平等法律保護。」這條規定適用於各州政府機關。美國憲法第五、十四條修正案所包含的「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內容被稱為「正當程序條款」。
2.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政史上的作用
如果說正當法律程序在英國最早是貴族利用程序法律限制國王的手段，是程序意義的控權方法，那麼在美國就是實體與程序意義並重的憲法原則。美國近代的《權利法案》奠定了正當程序的憲法原則地位。正當程序條款作為一項重要憲法原則在美國憲政史上發揮重大作用離不開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的充分運用又與正當程序條款息息相關。
（1）自由放任主義時期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正當程序的原初意義本是「實施法律的正當程序」，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重大判例和對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的靈活解釋將這項程序性規則變成為一項實質性規則，即對立法權所要達到的目的的「合理性」進行審查，「最高法院顯然逾越了其正當的司法職能，並僭越了一些相對於立法權的權力」[2]（第239頁）。這種僭越使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獲得了極強的生命力並帶來了「正當法律程序的統治」。這種統治包含的內容在於：第一、正當程序原則由只約束聯邦議會發展到也約束州議會；第二、由公民的基本權利受正當程序保護發展到公司的財產權也受保護；第三、在完成了由主要保護公民的個人權利向主要保護公司的財產權之後，正當程序又進一步向保護自由權滲透；第四、通過對「正當法律程序」的解釋行使司法審查權，使美國最高法院成為實際上的「第三議院」。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經過這番改造，其意義已不僅僅在於剝奪公民或法人的人身權、自由權或財產權要經過「正當程序」，而在於人身權、自由權或財產權是受憲法保護的權利，其內涵也可作出相當彈性的解釋。也正因為此，該條款成為了美國自由資本正義時期經濟的基本憲章。而這一部運用「正當法律程序」條款歷史，也就是「一部現代大工業興起、努力對商業進行控制和對這種管理法規實行司法審查的歷史。從那時起，全部的政府活動——無論是聯邦還是各州的——都必須通過實質性正當程序的關卡」[3]（第121頁）。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社會作用獲得了爆炸性的增強。
（2）國家干預主義時期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為應付戰爭、擺脫危機，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過程當中，美國公法進行了史無前例的調整，行政權得到了加強，總統居於國家權力的頂峰而被稱為「任期四年的國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行政權的膨脹，行政機構既有行政權，又有立法權，也享有裁判權。為了實現對行政權的支持與制約，最高法院司法審查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並導致了「正當法律程序」的法律作用的變化。第一、在經濟領域對社會經濟進行積極的干預的「實質性經濟正當程序」衰落。第二、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由以前的干預社會經濟轉向了強調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第三、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在行政法領域、司法領域獲得了發展，表現出了新的生命力。
美國行政法是隨著行政權的迅速擴張而在1933年以後獲得發展的。隨著加強行政權的因素的逐漸消除，企業界和律師界開始反對行政機關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於一身的無限膨脹趨勢。最初，關注的焦點是在各獨立控制委員會的行政權的正當性上，但最高法院認為這種混合沒有違背憲法，於是人們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程序的設計方面，要求實現行政程序的標准化、正規化和加強司法審查，美國憲法第五條、第十四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由此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司法領域獲得的發展集中體現在美國的刑事訴訟法典當中。1868年通過的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中的「正當程序」對美國的刑事訴訟活動影響深遠。在法律傳統上，美國直到1945年才有《聯邦刑事訴訟規則》，該規則以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為依託，並經過了多次修改。在「馬普訴俄亥俄州案」中確立的排除規則和「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中確立的米蘭達規則是刑事訴訟適用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典範，並由此引發了本世紀中期在美國司法領域的「正當程序革命」，對世界各國刑事訴訟司法制度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陸』 死刑的執行相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但每年執行死刑的具體數目作為機密從未公開發布或得到官方核實。而各機構發表的的數字相差懸殊，如「義大利反死刑組織」發表報告稱，2006年全世界有5628人被處決，其中中國被處決人數達到5000人。「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統計的2006年數據為1790人被判處死刑，1010人被執行；2008年則至少有1718人被執行。
中國死刑制度包含一種獨特的形式：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該形式規定，在緩刑期內如果沒有故意犯罪，可改判為無期徒刑，開始按無期徒刑的相關規定執行減刑。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如罪犯是未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或者懷孕期女性，則不適用死刑（包括死緩）。按照舊刑法，年滿十六歲未滿十八歲的重罪者可以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但新刑法已經將這一條去除，即：凡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的，一律不適用死刑，包括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在司法過程中，存在很多冤假錯案，特別是在所謂的「嚴打」期間。一些法律學者認為「嚴打」有悖法制的觀念，而且嚴打中被判死刑的人則通常會因為犯罪時間在嚴打期間而被剝奪上訴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行死刑的方式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採用槍決。它通常由武裝警察來負責執行。1997年1月，新修訂了《刑事訴訟法》，首次規定「死刑採用槍決或注射等方法執行」。並於1997年3月28日，由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採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但由於犯人身份與成本等方面影響，採用注射的比例仍不是很高。
執行死刑的機關是原審人民法院，原審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簽發的死刑執行命令後，應當在7日以內執行。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0月31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中表決通過《關於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將死刑的核准權於2007年1月1日以後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來復核[7]。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指出，2007年一年中，由於證據不足、程序不當或是量刑過重等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取消了地方法院15%的死刑判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罰
主刑：管制 - 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 死刑
附加刑：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三和三十四條 1966年以前，香港實行英國普通法及英國國會在1861年通過的法例，對以下罪行可以判處死刑：
謀殺；叛國；在皇家船塢縱火；使用暴力的海盜罪。
與英國一樣，當法官判處一名犯人死刑前，法官都會立時披上一塊薄薄的黑巾在他的頭上，然後判處犯人死刑。
1965年英國開始廢除死刑。當時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於1966年起跟隨宗主國停止執行死刑。當年最後一個被處決的犯人，名叫黃啟基，越南人，黃啟基因為在深水埗永隆街刺死一名中國籍男子，依例被判處繯首死刑，黃輾轉上訴至最高法院上訴庭及英國樞密院，仍維持死刑原判，最後於1966年11月16日於赤柱監獄執行絞刑。但香港的法例中仍然保存死刑，而法庭亦會依據法例，判處犯人繯首死刑。不過所有在當時被判刑的死囚，都會一律自動由英女皇或港督赦免，改為終身監禁。
到了1993年4月，香港修訂法例，以終身監禁作為最高的刑罰，正式廢除死刑。香港於1997年7月1日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後，沒有恢復死刑。
（中國）香港刑罰
現有刑罰：終身監禁 - 監禁- 罰款 - 沒收- 社會服務令- 簽保守行為
廢止的刑罰：死刑-笞刑 因為澳門刑法典第三十九條規定不得設死刑，亦不得設永久性、無限期或期間不確定之剝奪自由之刑罰或保安處分，所以澳門也沒有無期徒刑或終身監禁。而澳門的最高刑期為30年。
（中國）澳門刑罰
主刑有期徒刑- 罰金
從刑：執行公共職務之禁止- 執行公共職務之中止
禁止的刑罰：死刑- 永久性、無限期或期間不確定之剝奪自由之刑罰
依據：（中國）澳門刑法典第一卷第三編 （中國）台灣採用槍決執行。國際特赦組織認為（中國）台灣是普通犯罪有死刑並有處決的地方。依據台灣刑法第33條，死刑是主刑的一種。（中國）台灣刑法對於死刑的重要規定有：
第37條 (褫奪公權之宣告)：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宣告剝奪公權終身，自裁判確定時發生效力。第51條 (數罪並罰之方法)：宣告多數死刑者，執行其一。宣告之最重刑為死刑者，不執行他刑。但從刑不在此限，而2006年7月1日施行最新版台灣刑法時，罰金也不在此限。第63條 (老幼處刑之限制)：未滿18歲人或滿80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減輕其刑。第64條 (死刑加重之限制與減輕)：死刑不得加重。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或為12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2006年7月1日起，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不再減為有期徒刑。第80條 (追訴權之時效期間)：死刑之罪之追訴權，因20年內不行使而消滅，但2006年7月1日起，延長至30年。第84條 (行刑權之時效期間)：死刑之行刑權因30年內不行使而消滅，但2006年7月1日起，延長至40年。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三條 (偽造與變造幣券罪)：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幣券，因而擾亂金融，情節重大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陸海空軍刑法第27條 (違抗作戰命令罪)：敵前違抗作戰命令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唯一死刑或稱絕對死刑的罪名已因2010年修正法律而消失。
（中國）台灣法律有相對死刑的罪名還是很多，但法官科刑時一般會審酌一切情狀決定應否判死刑。（（中國）台灣無陪審制度，所以由法官判刑。）依據不同的罪名，相對死刑的罪名有以下本刑：
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中國）台灣刑法： 第101條 (暴動內亂罪)第103條 (通謀開戰端罪)第104條 (通謀喪失領域罪)第105條 (直接抗敵民國罪)第261條 (公務員強迫他人栽種或販運罌粟種子罪)第272條 (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第332條 (強盜故意殺人罪)第334條 (海盜故意殺人罪)第348條第1項(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4條第1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第6條（以強暴、脅迫、欺瞞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一級毒品）第15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第四條第二項或第六條第一項之罪)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3條 (偽造、變造幣券擾亂因而金融且情節重大)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2年以上有期徒刑（中國）台灣刑法 第333條第3項(海盜致死罪)第334條第2項 (海盜結合放火、強制性交、擄人勒贖或使人受重傷罪)第347條第2項後段(擄人勒贖致死罪)第348條第2項 (擄人勒贖結合強制性交或使人受重傷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中國）台灣刑法 第120條 (委棄守地罪)第185-1條第2項(劫持航空器致死罪)第185-2條第3項 (危害航空器安全及設備致死罪)第271條 (殺人罪)第328條第3項(強盜致死罪)第332條第2項 (強盜結合放火、強制性交、擄人勒贖或使人重傷罪)第347條第2項前段(擄人勒贖致重傷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國）台灣刑法第101條 (暴動內亂罪)第185-1條第1項(劫持航空器罪)第333條第1、2項(海盜罪、准海盜罪)第347條第1項 (擄人勒贖罪)殘害人群治罪條例第2條 (殘害人群罪)死刑之執行，依據監獄行刑法第15章，葯劑注射或槍斃，在監獄特定場所執行之。國定例假日不執行死刑。雖然在條文中提及以葯劑注射或槍斃來處決死刑犯(過去的條文更提及，死刑是槍決、電刑、絞刑及瓦斯執行)，但數十年來一直只是採用槍決作為處決死刑犯的方法。（中國）台灣在戒嚴時期，自1949年開始，政治犯都在馬場町執行死刑，直到1950年代中，政治犯改在台北縣新店市的安坑刑場處決。台灣在1987年解嚴後，所有死刑犯都在看守所執行。
（中國）台灣有一定的聲音支持廢除死刑，自從民進黨執政後，執行死刑人數逐年減少，2006年至2007年沒有任何死刑犯伏法，且根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總部於2009年3月24日公布《2008年全球死刑現狀報告》(Death Sentences and Executions in 2008)指出，（中國）台灣已經連續4年處於死刑0執行的狀況。而已就任的法務部長王清峰也傾向廢除死刑。（中國）台灣實際上是有廢除死刑的趨勢，但是一般民眾仍普遍反對廢除死刑，其立論主要在死刑具有嚇阻力、節省監獄成本、直接解決再犯問題，而被（中國）台灣人所詬病的冤獄問題應該由改善司法及警政品質下手、而非廢除死刑。
另除了死刑外，（中國）台灣的刑罰並無法永久隔離犯罪者，因為（中國）台灣的有期徒刑有30年限制，無期徒刑的假釋條件也不嚴格。
據（中國）台灣法務部統計，2014年，全台在押死刑犯共有90人，其中有29人已終審裁定死刑，等待執行，另有61人還在上訴或再審中。但在台灣有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犯人被判死刑後，法務部又不執行死刑，以至於死刑犯們承受著極大的心理壓力。
幾乎接觸過所有死刑犯個案的社會工作者林欣怡說：「死囚犯們不知道哪一天晚上睡到一半，就被叫醒，然後被拉去刑場面對死亡的恐懼，確實讓他們承受著極大的心理壓力，產生『痛快一槍，一了百了』的待死心態。但是，如果告訴他們有活下去的可能，就沒有人真的想死。」。
在2012年12月21日傍晚6點30分，司法部再度執行死刑，總共在北中南三地槍決曾思儒、洪明聰、廣德強、陳金火、戴德穎、黃賢正6名死囚。2014年死刑犯仍有55人待執行。當然，此舉遭到歐盟的抗議，特別是法國譴責（中國）台灣，因為聯合國在2012年12月20日通過「暫停執行死刑決定」，認為（中國）台灣不遵守承諾。法國代表在台協會的網頁上面登了3篇文章譴責（中國）台灣，主要三個內容。第一，認為（中國）台灣違反20號聯合國協議，第二，歐盟考慮對（中國）台灣制裁。第三，要循循善誘台灣人，教導（中國）台灣人死刑是降低不了犯罪率。
（中國）台灣刑罰
主刑：死刑 - 無期徒刑- 有期徒刑- 拘役- 罰金
從刑：褫奪公權 - 沒收- 追征、追繳或 抵償
依據：（中國）台灣刑法第三十三及三十四條 全球判處死刑比例最高的國家是新加坡。該國在2001年共執行了70次死刑，而同年美國只執行了66次。而且新加坡的死刑判決是絞刑，這在大多數國家已經被廢除。新加坡的死刑是在每星期五早上執行的，而且死囚家屬往往在執行之後才獲得通知。
依據新加坡刑事訴訟程序法(Criminal Procere Code)第231條，判處死刑者，不得鞭笞。
新加坡刑罰
死刑 (death penalty) - 監禁；徒刑；坐牢(imprisonment) （包括終生監禁；無期徒刑(life imprisonment)）- 沒收財產(forfeiture of property) - 罰款；罰金(fine) - 鞭笞(caning)
依據：新加坡刑法 (Penal Code) 第五十三條；中文詞彙依據初級法庭常用詞彙 1987年，菲律賓總統科拉松·阿基諾取締了死刑，使菲律賓成為當代史上第一個廢除死刑的亞洲國家。但僅一年後，由於菲律賓刑事犯罪率大幅上升，政治局勢依舊，要求恢復死刑的運動開始愈演愈烈。
1993年，國會通過恢復死刑法案。1994年1月，死刑再次在菲律賓生效，採用注射。但實際上沒有一名犯人被執行。直至1999年2月5日，一名強奸繼女的犯人萊奧·埃徹蓋雷伊成為死刑廢除23年後第一個被送上黃泉路的罪犯。此後兩年內，又有6人步其後塵，罪名都是強奸謀殺或搶劫謀殺。但在2000年，凍結了死刑。
2001年，格洛麗亞·馬卡帕加爾·阿羅約上台後，作為篤信天主教的領導人，她明確表態，拒絕執行死刑。她頒布總統令暫停執行死刑，並將18名死刑犯改判為無期徒刑。因此，死刑一直形同虛設。依照刑法判決，死刑犯仍不斷產生，但卻都無法執行。截至2003年3月，菲律賓共有死刑犯994人，除其中少部分經最高法院審核後被無罪釋放或者減刑外，大多數犯人仍在等待發落。
2003年12月5日，總統阿羅約宣布，取消在菲律賓暫時中止執行死刑的決定，理由是，目前國內搶劫、綁架等犯罪行徑日益泛濫。菲律賓的天主教會聞訊後，對此深表失望和痛心。與此同時，菲律賓政府司法機構，已安排在2004年1月底之前，採用注射法對2名犯人執行死刑。此外，還有25名犯有搶劫罪的犯人，和4名被指控走私販毒的人，正面臨著死刑。菲律賓南部和北部的中產階級代表們紛紛表示支持，因為他們是犯罪的主要目標，遭受了最為慘重的人員和物質損失。
2006年6月26日，總統阿羅約再次簽署命令，宣布廢除死刑。 作為公民成分復雜的移民國家，美國有必要保留死刑。事實上，本著宗教與人道精神，美國在1967年一度廢除了死刑；不過在反對者的壓力和殘酷的現實之下，1976年美國又恢復死刑。並且由於聯邦制保留各州獨立立法權，美國在一些州有存在死刑，而在另一些州則沒有此項。
另外，美國對於死刑是分開審理的－－也就是說，如果控方主張被告判死刑，必須事先提出，且只能在死刑與非死刑之間抉擇（不能在審理過程中改判徒刑）。再加上在美國罪犯有權選擇陪審團制度，而陪審團制度又要求100%通過，因此流審率極高，除了罪惡滔天的罪犯（比如連環殺人狂）以外，幾乎不可能判死刑。就算能判，又因為美國的審判周期長，一般拖延至兩到三年是正常范疇。
2009年3月，新墨西哥州廢除死刑，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特羅2014表示，所有的死刑判決都將減折為有期徒刑或30年監禁。
這是最新的一項改革措施。勞爾稱，這一決定是出於人道目的而非緣於國際壓力。一直有壓力要求古巴廢除死刑。官方一直沒有公布過每年古巴執行死刑的人數，據外界估計大約為40至50人。不過死刑仍將保留在古巴的刑法典上。「放棄死刑對真正的恐怖分子和帝國主義雇傭兵的威懾力是不負責任的和虛偽的。」勞爾在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說。 現時除了白俄羅斯和哈薩克以外，其他歐洲國家均已廢除死刑，法國於1981年正式廢除死刑 ，但是法國各界關於死刑問題的爭論並未就此結束，死刑支持者依然眾多。 2007年2月19日，法國國民議會和參議院召開聯席會議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將廢除死刑正式寫入法國憲法。南斯拉夫聯盟塞爾維亞共和國議會2002年02月26日通過決議 ，決定廢除死刑。世界上已有109個國家廢除了死刑，有86個國家仍保留死刑。自1993年以來，塞爾維亞沒有執行過一例死刑判決。
『柒』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鑒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邢訟法制度
您好。
其次，從比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國家的證據補強規則與我國基本證據規則相接近，但兩者的規定卻有一定的差別。從繼承關繫上看，證據補強規則並不能推導出孤證不能定案。
1、從傳承上看，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一般規定對於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願自白（即口供），不需要補強證據，直接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使用；而對於法庭外的自白則需要進行補強。在大陸法系國家，則一般要求無論是法庭上的自白還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補強證據。[3]我國刑事訴訟法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陸法系的相關規定。而大陸法系中並沒有規定孤證不能定罪的規則，也沒人認為能從證據補強規則中推導出該規則。
2、從證據補強的原因來看，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雖然證據補強規則具體規定有所差別，但是規定證據補強規則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慮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審訊人員的強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較低，所以需要其他證據給予補強，以擔保口供的真實性。而其他證據則不存在著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進行特殊的補強。
3、從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證據補強作不同要求的原因來看，兩者的規定之所以有差別，與其庭審制度有一定的關系。英美法系國家中, 審判制度程序復雜,定罪相對來說較為困難,庭審效率不高，但其庭審的對抗性強，被告人的防禦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願性能夠得到充分保證，因此在法庭上僅有供述也能定罪,沒有必要再另行通過特別規則予以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庭審效率低下的問題。如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檢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進行辯訴交易，法官只要認定被告人自白是自願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採納辯訴交易協議並作出判決，快速地解決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訴訟效率。[4]而大陸法系的庭審程序相對來說更注重於探明事實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動調查的傾向，其中立性沒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個訴訟程序相對簡約而有效率，控訴有力，但被告人防禦能力相對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對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進行特殊的制約，以加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從而減少冤案發生的可能性。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別是庭審制度改革，呈從職權式轉為抗辯式的傾向。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僅針對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審判階段的特殊稱謂，而在其他法條中，都是同時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從字面上理解，應當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補強。但實踐中，該條文並不僅僅在審判階段使用，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樣運用。筆者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因為審判起著指導偵查和審查起訴方向的作用，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必然要考慮法院能否作有罪判決的情況；另一方面，雖然在條文上對庭審方式做出了改革，但從實際效果上來看，我國的庭審對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陸法系比也遠不如，因此適用大陸法系的證據補強制度更符合我國的司法實際。
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誤區導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對困難，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實踐和理論脫節的因素，但其根源還是來自於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的證明標准。
誠然，我國證據制度對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國家，但是對證據真實性的追求卻並非如此。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款等條文的規定，足以說明我國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要求定案的證據確實充分，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但是「確實充分」應當說只是一個一般性、總體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規范意義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為解決缺乏標准性和操作性的問題，司法實踐中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具體的、比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標准。不管是持「客觀真實說」還是持「法律真實說」觀點，學術界比較一致認可的，可以作為我國證據標準是「排他性」標准，即從證據的調查和運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從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所得出的結論上，本結論必須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結論。有學者認為，排他性證明標准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明確、具體。理由是:(1)作為定案根據的每一個證據必須具備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2)根據認識論的矛盾法則，全案的證據經過排列、組合、分析之後，必須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達到每一個證據的前後一致，證據與證據之間一致，全案證據同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3)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情節均有相應的一定數量的證據加以證明；(4)全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本案惟一的結論(具有排他性) 。[10]筆者贊同此觀點，「排他性」證明標准強調絕對意義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結論。
不管是法律條文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還是理論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均體現了我國在對待證明標准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真理）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國家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則更側重於作為標准基本要求——實用性。
在西方國家，證明標准有「高度蓋然性」、「排除合理懷疑」、「建立內心確信」等幾種主張[11], 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准最早產生於18、19世紀的英美法系國家。除「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以外, 西方國家證明標准還有「建立內心確信」。這是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著名的證據法原則「自由心證」的基本內容。可以說內心確信, 就是刑事證明標準的正面表述。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與「建立內心確信」二者有明顯的同一性,突出表現在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建立內心確信, 就意味著排除合理懷疑, 反之亦然，一是證實主義，一是證偽主義。因此可以說, 二者只是一個標準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一項標準的兩種操作性表述。由於英美法原則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證據標准可能更具操作性, 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據標准具有普遍性趨勢。但不管是建立內心確信還是排除合理懷疑，都認為證據證明只能達到「最大程度的蓋然性」，至於這種蓋然性有多高，如果對這一標准進行量化，通說是在90%左右。正如英國《大不列顛網路全書》所稱：「由於取得證據的方法有顯著不同和區別，證據只能產生程度不同的蓋然性，而不會有哲學上的絕對真理的意義。」[12]
相比較而言，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我國刑事訴訟中的「排他性」標準的要求要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和內心確信標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懷疑與相對真實論緊密關聯，以此表述證明標准，雖然比「客觀真實」、「證據確實充分」等提法更為准確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語義與語感上，顯出證明標准與證明要求的一種下降。[13]也有學者認為，雖然與西方國家一樣, 我們也認為訴訟中認識的案件事實與客觀發生的案件事實通常是有差別的，但我們主張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更加嚴格。在現有的證明體系被打破之前，現有的證據內部必須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嚴密的證明體系, 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審員在主觀上達到完全確信的程度,而不能滿足於僅達到90 % 的可能性。[14]換句話說，我國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是在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原則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終達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國家的證明標准則不要求裁判者達到完全的確信,即並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懷疑,而僅要求此種被排除的懷疑,必須能夠說出理由,擺出道理,經得起理性論證,而不是無故置疑,吹毛求疵。
筆者認為，從希望能減少冤案、錯案的角度出發，適度提高證明標准雖然有現實必要性，但當然這樣美好的願望，在現實中能否實現，那是很值得商榷的。畢竟個人的認識能力只能達到一定程度，並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能達到全知全覺，這是客觀現實，並不是你希望能達到就能達到的。當然，這更是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證明標準的提高必然導致很多案件因為達不到該標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無罪處理，而另一方面，因為證明標準的提高，而減少的冤案、錯案則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這是一個利益權衡的結果。這一次，我們與其他制度的出發點正好相反，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選擇了側重保護人權，而西方國家側重了打擊犯罪。
根源於證據確實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標准，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這些證明方法、手段因為其本身要求的相對嚴格性，所以這也是實踐中我們在辦理具體案件中對證據認定事實的要求更加嚴格的根源所在。
一個國家選擇被告人是否擁有沉默權，是一個利益衡量、價值選擇的過程，是以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可能被侵犯為代價，換取更加有效的打擊犯罪，最終保護了大多數人不受犯罪的侵害；還是寧願放縱很多犯罪，使人們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來保護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權制度是現代法制發展的必然方向。
一國的證據制度的選擇同樣也是如此。沉默權之所以能夠根植於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夠有序地實施，除了依賴於西方價值觀念和訴訟理念支撐外，還有一系列配套的訴訟制度，得以保證刑事訴訟在被告人「不開口」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有效、順利地進行。我國與西方國家不同，在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平衡之間，用的是更加嚴厲的證據實體（即真實性）適用規則和標準的方式。而西方國家則普遍採取使用加強證據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護人權的方式，比如沉默權制度、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直接言詞原則等等，而對證據實體認定則在承認人的認識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進行了適度的放寬，從而有利於定罪。這是兩種不同的防止冤案發生的制度設計，都有其合理性。我們不可能也不合適在引進沉默權制度等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制度的同時，繼續採用嚴格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准。這樣的話，天平將完全傾向了保護人權一邊，平衡會將被打破，導致犯罪打擊不力的後果，我們只能二者相權選其一。
沉默權制度體現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將人當作手段的現代民權主義刑法思想，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為不可保留的七項最基本人權之一。我國於1998年參加了該公約，批准該公約並付諸執行是履行國家承諾的必然要求，有助於體現我國信守承諾的國際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使引進沉默權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相對來說，沉默權制度的合理性遠超過其局限性，這也是被大多數國家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國的證據實務中嚴格把握證據事實認定關，卻具有很明顯的不合理性；相對更為嚴厲的證明標准，則有違特定人在某個時期對個別事物認識是有限的這一客觀事實，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現實操作性差。所以，選擇沉默權制度相比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國法治發展和與國際接軌的必然。我國如選擇引進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沉默權制度，就要求我們不能堅持原有較為嚴厲的認定事實的證據制度，應該對證據制度進行一定改造。
1、降低證明標准，把證據確實充分改為排除合理懷疑。無論是學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還是實務中嚴格的把握事實認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於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哲學意義的、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理想主義的證據標准。將證明標准從百分之百的確信降低到90%的高度蓋然性，有利於維持因引進沉默權而被打破了的打擊犯罪與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之間的重新平衡。
2、改變審查證據主要方式，從審查與庭前書面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轉變到由親歷而感受真實性上來。在筆者看來，對於被告人口供證據價值的不同定位，將直接影響人們對於沉默權的態度。如果一項訴訟制度不能擺脫對口供證據的迷戀和依附，那麼這個訴訟制度對於沉默權制度必然產生天然的恐懼和排斥。事實上，接受、確立沉默權制度後，完全可以通過證據制度的設置來降低口供證據的價值及對口供證據的不恰當期待，以改變依賴口供辦案的習慣做法。
3、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立法方面應當完善證人（包括警察、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1）建立強制性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因特殊原因（非主觀原因）不能出庭作證的例外情形，要列舉的方式嚴格加以限制，並明確規定證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證是一種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應視其情節應給予相應的制裁；（2）建立和完善證人及其家屬保護制度和司法救濟制度。對證人及其家屬在證人出庭時的人身權利和應享有的各種權益予以保障，特別是要規定對直接或變相打擊報復出庭證人的行為人，不論處於何種訴訟階段，均應當給予經濟、行政或法律的嚴厲制裁；（3）明確證人作證經濟損失補償制度和獎勵制度。對於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對因作證支出的費用和誤工費給予經濟補償，明確規定出庭作證的補償標准及實施辦法，由專職部門（法院）進行管理和分配，對積極作證的證人給予一定的榮譽和物質獎勵。
4、健全證據補強規則。明確補強的對象、補強范圍、補強內容等。對此可以借鑒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以及以此為參考的我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確立的民事訴訟證據補強制度，對刑事證據補強規則可作如下規定：（1）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有補強證據,而非犯罪事實,如前科、沒收、追征事由等無須補強;（2）對於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的認定,必須具備補強證據;（3）在犯罪事實中被告人與犯罪人同一的認定不需要補強證據;（4）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5）對於非犯罪構成的事實,即犯罪阻卻事由不存在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 及時收集證據能使律師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況並有效發揮辯護職能。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1條規定:「主管當局有義務確保律師能有充分的時間查閱當局所擁有或管理的有關資料、檔案的文件,以便律師能向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協助。」
在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結構之下,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是訴訟當事人,鑒於控訴方與辯護方實際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國家普遍賦予辯護方充分的訴訟權利,並對偵查行為進行了一定限制,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有獨立收集證據的權利。在美國,被告人的律師幫助權被作為憲法性權利規定於《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憲法中,調查取證權是律師的基本權利之一。在「雙軌」制偵查模式下,雙方分別進行偵查,都可以調查案情和收集證據。由於雙方偵查能力對比懸殊,辯護方的調查往往只是控訴方調查的補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調查、②預審程序中的證據開示、③申請法院調取(保全)的證據、④特定偵查行為(如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在英國,辯護方在偵查階段獲取證據的方式主要有:證據開示制度、律師的調查取證權、⑤卷宗材料的閱卷權[ 1 ]。
在大陸法系傳統職權主義訴訟結構下,偵查職能由控訴方行使,辯護方與控訴方的訴訟地位並不完全平等。辯護方如認為存在證明被告無罪或罪輕的證據,只能請求偵控機關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隨著程序正義觀念的深入,職權主義訴訟結構在大多數國家逐漸被修正,這不同程度地強化了辯護方獲取證據的權利[ 2 ] 。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階段辯護方獲得證據的主要方式有:「詢問證人及鑒定人時的在場權」(第157—159、170條)、「申請證據保全的請求權」(第179條) ;在法國預審程序中,律師可以在場聽取預審法官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辯護方可以向預審法官申請並參與司法鑒定、請求預審法官詢問證人以及進行新的調查,預審法官拒絕的,辯護方可請求上訴法院起訴審查庭復議[ 3 ] ;《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a規定了被指控者請求收集與其有利的證據的權利;辯護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 4 ] ,辯護人可以勘驗犯罪現場、詢問證人、製作私人鑒定報告、請求被追訴者的親友行使證言拒絕權等[ 5 ] ;義大利法律規定在初期偵查期間,被調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調取證言、進行鑒定或者司法實驗、組織辨認[ 6 ] , 2000年12月7 日頒布的法律還確立了辯護方偵查的規則[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