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關於新勞動法的看法

『壹』 （2008.02.05）經濟學要怎樣處理才對——看新勞動法有感

然而，我最受落而又感到自豪的是第一句，說我堅守亞當'史密斯（國內稱斯密）的偉大傳統。這句話不誇張，也說得對。高斯為該結集寫的《前言》，也有類同的看法：Steven Cheung's articles make clear what is wrong with so much of current writing on economics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to put it right. He does this by example, showing through his own work how economics should be done. As always, he has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why the economic system behaves as it does, rather than taking as his first aim, how the economic system ought to behave and how to bring this about. In his analysis of how the system operates, he uses a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 His writing is detailed, perceptive and illuminates the questions he discusses. 上述兩位說的其實一樣：高斯筆下的張五常就是Werin說的斯密傳統。要與斯密並駕齊驅當然苛求，但兩位專家看得出我走的是斯密的路，是我整生在一門學問上得到的最高評價了。經濟學要那樣處理才對，可惜這樣的經濟學今天已成陳跡。斯密是數世紀一見的偉大思想家。他那厚厚的數世紀一見的巨著——《國富論》——起筆不是說什麼哲理，或來一些卷首話，也不是介紹一下書中的內容或結構。他起筆是寫一間造針廠，他參觀過，知道造針的詳盡過程，立刻提出後來萬世流芳的「分工合作」可獲大利的精闢見解，然後推到自由市場對民生有決定性的看法。 整本《國富論》，從頭到尾，都是高斯說的「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斯密考查無數，世界各地的史實包羅萬有。有些觀察是看錯了的——不可能完全不錯，何況那是二百多年前——但論到對世界的keen observation，古往今來沒有一本論著比得上《國富論》。我拜讀該大作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斯密以造針的實例起筆使我好幾個晚上睡不著：為什麼一個大思想家會把一個平凡的實例看得那樣重要呢？我開始清楚明白，是一九六九，拜讀斯密八年之後了。該年暑期回港看母親時，我已經在芝加哥教過高級價格理論，但在香港街頭巷尾見到的市場現象，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釋。當時認為自己有兩個選擇：其一是放棄經濟學，另謀高就；其二是多作世事觀察，把經濟理論修改。選取後者是要深入地走斯密的路，於是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一九七五回港長假九個月，我決定要比斯密多走一步：不僅觀察，而且要落手落腳地在市場操作一下。這決定起於對玉石的調查研究。當時，關於訊息不足的話題在行內吵得熱鬧。玉石市場有一個奇怪現象。玉的原石是有石皮的，在廣東道成交時，不切開來，賣家只在石皮上磨出一兩處淺淺的「水口」，購買的人要從石皮與水口猜測石內的玉質與瑕疵，很難猜得准確，有三幾成把握的要有十多年的研習經驗。為什麼原石不先切開來，真相大白，才出售呢？為什麼市場要刻意地隱瞞訊息，導致那麼多的人花那麼多的時日去研究猜測之法？在解釋這困難度極高的調查中，我天天在廣東道跑，左問右問，而首先要知道的，是什麼才算是質量高的玉石了。廣東道的專家起初認為我這個怪教授有趣，但後來還是經不起我的煩擾。其中一位關心的，說：「教授呀，玉石這回事，自己不買不賣，不入肉，不傷身，要學得懂很困難。我們這里懂玉石的人都是家傳做玉石生意的。」一言驚醒，我於是在廣東道租了一個地攤作玉石生意兩個月，終於找到玉石市場隱瞞訊息的答案。是真理。任何自稱是文物或書畫鑒證專家的，如果自己不收藏，或不做有關的生意，我會給他的鑒證力打個大折扣。不親自投資下注，不容易對任何行業有深入的體會。這是我曾經在十九個行業下注而又親自操作一下的原因。早就知道生意難做，一般下小注，體會到行業性質的大概就收手了。這與自然科學在實驗室投資作實驗沒有什麼不同。到街頭巷尾跑，隨意觀察，因為成本低，還是主要的。與落手落腳的生意體會加起來，不斷地以簡單的經濟理念作解釋，約二十年就對自己的觀察與理解有很好的感受。我自己因而發明的宏觀經濟，不是凱恩斯那一套，而是站遠一點，把大量的現象一起看，淘汰認為不重要的細節。一旦掌握到有關鍵性的「宏觀」局限轉變時，分析來來去去都是需求定律。解釋與推斷是同一回事，只是後者需要知道的有關局限轉變，考查一般遠為困難。貨幣嗎？只是另一種物品，可以協助減低交易費用的。讀者如果參閱我自一九八一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及跟著的多篇關於經濟推斷的中語文章——全部在網上可以找到——會同意我的推斷很少錯。比行內的朋友准很多，勝出不止幾條街吧。不是因為理論上比他們知得多，而是用上的理論比他們用的遠為簡單，概念比他們掌握得遠為通透，但最重要還是對真實世界的認識，思考時能把無數實例與瑣事加起來，比他們遠為全面。不深知事實，不可能真的懂經濟。回頭說中國最近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我的確發了脾氣，拍案而起，力斥其非。為什麼發展得頭頭是道的經濟改革，會推出那樣龐大而又復雜的勞動法，明顯地表達著設計的人對勞動市場的實況與合約變化的需要，沒有基本的理解或認識呢？若問勞苦大眾：「需要政府幫助嗎？需要多點保障嗎？需要老闆多給錢嗎？」他們多半回應：「要、要、要。」他們可沒有想到，老闆比他們吃得好穿得暖，主要是出了錢設廠置械，有利息與風險的回報，而那些「保障」法例，到頭來害了他們。一個國家的經濟有不同的層面，有不同的行業。我喜歡抓著有關鍵性的項目看。這幾年不斷跟進農轉工的情況，農產品的價格，接單工業的困境，以及印度及越南等地給中國帶來的競爭壓力。低下階層（包括農民）的收入，這幾年急升。我想，這就是了：數以億計的窮人的生活急速改進，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我事前想得對，傳統的經濟發展學說全盤錯了。我又想，繼續這樣的發展再十年，農民的人均收入可與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個平手。歷史上，人口密度高的國家，只有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可以做到。可惜日本要靠禁止農產品進口，導致地價奇高，壞了國家大事。當然，讓日圓大幅升值，是日本的另一個致命傷。新勞動法的推出，比日本當年還要蠢，因為日本當年沒有那麼多的國際廉價勞力參與競爭。今天經濟學的發展，是遠遠地脫離了斯密的傳統了。脫離了斯密還不怎樣，脫離了真實世界，經濟學不學也罷。沒有內容的方程式是一回事，不知內情的數字回歸分析是更頭痛的另一回事。沒有人可以反對為了生計，助理教授要在國際知名學報發表文章，希望拿得一紙終生僱用合約。自然科學有實驗室的操作，也有實驗室可以反證，不容易生安白造。經濟學者一般不會生安白造，但寫文章的人不知真實世界，學報編輯也不知真實世界，或大家以為知道但其實是另一回事，這樣的學問不是自欺欺人嗎？還是回到斯密的造針工廠去吧。學術需要的飯碗與勞苦大眾需要的飯碗是兩回事。北京當局在推出新勞動法之前，不可能沒有徵求過吃著學術飯碗的經濟學者的意見。但該飯碗與勞苦大眾吃著的，是有著造針廠之外與造針廠之內之別。三十年來的經濟學發展，這二者早就互不相幹了。 相關文章：批《新勞動合同法》系列文章

『貳』 中國應該取消勞動法是誰說的

很多人都說過，其中抄比較有名的如張五常。

張五常出生於香港，曾在香港大學任教，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他一向狂傲不羈，喜出狂言，在經濟學圈內有「狂生」之稱，經常自稱是「華人世界裡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言必稱自己和經濟學大師科斯、弗里德曼的交情，並自稱是惟一一位未獲諾貝爾獎而被邀請參加了當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經濟學者。 張五常作為經濟學家，一向狂傲不羈著稱，經常在中國大陸發表一些聳人聽聞的言論。
據調查，張五常確實是美國通緝犯，在美國被控逃稅、詐騙等13項重罪。由於香港和美國之間有引渡協議，只要張五常回到香港，美國政府就可以要求香港逮捕張五常引渡到美國。所以從2003年開始，張五常一直居住在中國大陸，並頻繁發表危言聳聽的言論。目前中國大陸和美國之間沒有引渡協議。

『叄』 鉛筆經濟研究社的觀點前沿

admin：中國難以避免大蕭條
admin：黃健明：嚴守財政紀律勝葯石亂投
admin：陳志武：中國的建設狂熱難解經濟困局
admin：楊小凱：土地私有制與憲政共和的關系
admin：張五常：最蠢還是馬克思
admin：張五常：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
admin：薛兆豐：普及正版是必由之路
admin：張五常：不救工業，樓市何救哉？
admin：張五常：關於制度經濟學
admin：何民傑：最低工資對弱者落井下石
admin：Styx：為「暴利」大公司說幾句公道話
admin：米瑟斯：閉關自守及其後果（上）
admin：黨國英：談土地流轉

『肆』 談談你對勞動法的看法和認識

勞動法是調整勞動關系以及與勞動關系密切聯系的其他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制定勞動法的目的是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維護社會安定，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勞動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的勞動法，一般是指國家最高立法機構制定頒布的全國性、綜合性的勞動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以下簡稱勞動法）；廣義上的勞動法，是指調整勞動關系以及與勞動關系有密切聯系的其他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我國勞動法的淵源有：憲法中有關勞動領域事務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勞動法律，如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國務院制定的勞動行政法規；國務院所屬各部委制定的勞動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地方性勞動法規和勞動規章；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勞動法規；我國批准生效的國際勞工公約；其他規范性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或准規范性文件（如中華全國總工會制定的《工會參與勞動爭議處理試行辦法》）等。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勞動合同法，是全面調整勞動合同關系的法律規范，在規范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訂立、履行、解除、變更、終止、續訂勞動合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是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即勞動合同法有規定的，優先適用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沒有規定的，適用勞動法。

『伍』 你對新勞動法的看法

完善了我國勞動法體系！

『陸』 大學生就業問題及解決方案。

一、國家政策方面

為促進青年大學生就業，我國政府從體制上、政策上採取了一系列帶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何進一步疏通與拓寬大學生就業渠道，是目前值得我們不斷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1、為青年就業創業立法

任何政策的實施都必須依賴於法律的制定和完善，西方國家大力推行青年就業保障計劃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制定和完善青年就業法案。從立法的角度促進大學生的順利就業，這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2、鼓勵高校畢業生到西部、到農村、到基層工作

在理工農醫等學科門類的畢業生中，農學和醫學學生的就業形勢最嚴峻。農科四分之一專業的學生存在就業危機（就業率低於30%），僅有10%的學生就業供需平衡，而農學、醫學專業的人才又恰恰是西部地區、農村地區最急需的。因此，採取多種優惠政策，如提高工資、提前晉職（定級）、給予較高額度的住房補貼和安家費、提供深造及發展機會、工作期滿自由流動等，吸引大學生到西部、農村等最需要的地方工作，是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3、制定優惠政策，鼓勵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進行靈活就業

我國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的45.5%為靈活就業崗位。靈活就業是未來就業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對有意建立經濟實體、轉化科技成果、自主創業的高校畢業生，政府和高校應給予政策和資金等方面的支持，在有條件的地區為高校畢業生創業提供小額貸款和擔保，幫助大學生找到啟動自主創業的「第一桶金」，如上海市科技創業中心和上海市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共同合作設立了「上海市全國高校畢業生科技創業資金」，總金額達到了1500萬元。

二、就業市場方面

我國應不斷完善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管理體制，整頓就業市場，將高校畢業生納入社會化工作體系，完善高等教育發展機制和畢業生就業工作機制，建立起高校之間、校企之間、政府之間、研究機構和政府之間的協作，使之在畢業生就業工作發揮作用，不失為解決畢業生就業的一個好辦法。

為實現以市場為導向，調節學校專業結構和課程設置，科學地指導畢業生就業，國家還必須盡快建立信息預警機制或大學生就業指數系統。武漢市人事局在武漢地區選取有代表性的學校和專業，圍繞大學生就業率、就業缺口率和就業質量三個統計指標，運用數理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建立起能綜合反映武漢地區大學生就業狀況的一系列指數模型，從而提供了及時、完整、准確和具有前瞻性的就業信息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

同時，國家還應盡快建立高校畢業生社會服務體系，加強對畢業生就業市場的管理和監督，對以不實之詞、虛假信息吸引參展單位和學生的招聘會主辦單位和個人予以查處，對各類畢業生招聘會予以引導、規范，改善招聘會的軟硬體環境，提高招聘會質量。畢業生們呼喚針對市場細分的、小型的、建立常設的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市場，為暫未就業的畢業生充分就業提供方便。去年4月，北京市建立了為大中專畢業生和用人單位服務的常設市場，深受畢業生的歡迎，一批暫未就業的大學生就在這里找到了工作。

三、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方面

高校辦學要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把畢業生的就業作為杠桿檢測並帶動人才培養各環節的改革，形成高等教育調控機制。在專業建設和調整上，要優化學科專業結構，適時增設新專業，積極發展交叉學科、邊緣學科專業，大力發展優勢專業，打造品牌專業。同時要認真做好畢業生就業信息反饋工作，建立相關指標體系，在統計各專業畢業生就業率的同時分析其就業層次和供需比，為專業調整提供科學依據。在課程建設和調整上，高校要隨著新知識、新技術的大量涌現而推陳出新，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拓寬學生的知識領域，強化辦學特色，培養適應社會發展的人才。

四、高校的就業指導工作方面

高校要主動加強對學生就業指導，廣泛拓展就業渠道。堅持將畢業生就業指導與人才培養、職業教育、就業服務相結合的原則，將就業指導與服務貫穿於四年大學生活的始終。學校應多渠道收集需求信息，採取大小型招聘會相結合的形式，精心組織「雙向選擇」活動，使之成為畢業生就業的主渠道。同時要充分利用網路資源，保證畢業生的供需信息在高校、畢業生、用人單位以及畢業生就業主管部門之間及時有效地傳遞和交流，為畢業生求職、用人單位招聘畢業生提供方便。

針對畢業生的求職心態，高校要大力加強畢業生就業觀教育，引導他們樹立正確觀念，擺正心態，客觀定位，選好目標，多些務實，少些浮躁，合理調整就業期望值，結合自身特點，揚長避短，從而有的放矢地去尋找適合自己的就業單位。

五、畢業生自身方面

高校畢業生應解放思想，轉變陳舊的就業觀念，增強自立自強意識，強化刻苦奮斗的精神，正視現實，積極參與新形勢下的多元化就業。比如目前國家和各級政府對志願投身西部的大學生給予了不少優惠政策，為大學生到西部發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和空間，剛出大學校門的畢業生知識結構新，有想法，有膽量，有魄力，不妨去西部大展身手，從而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實現自我人身價值。

大學畢業生如何把自己「嫁」出去，提高自身綜合素質是關鍵。要注重提高自己在道德、文化、業務、身體、心理等各方面的素質，培養自身交際能力、運用知識的能力、獨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團結協作能力、動手操作能力、組織管理的能力以及開拓創新的能力等，增強競爭力和自信心，使自己成為適應社會需要的合格人才。

自主創業，給自己當老闆對應屆大學生來說也可以另闢一片天地。現在很多高校在扶持大學生創業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政府主管部門在這方面也在更新觀念，對大學生創業給予支持，如江蘇省有關文件就規定「各級政府要為自主創業的畢業生提供方便和市場機會，扶持畢業生創業。畢業生領辦或創辦的高新技術企業，按有關規定享受財政優惠政策。對畢業生創辦的民營科技企業，按規定減免營業稅、所得稅。」所以說自主創業也將成為今後畢業生就業的渠道之一。

高校畢業生是我國急需的寶貴人才資源，一直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在2004年4月30日舉行的「中國就業論壇」第六次全會上，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指出，我國的目標是希望通過3至5年的建設和奮斗，建立起適應新形勢需要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校畢業生幾工作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筆者認為，通過國家採取的一系列標本兼治、權利促進畢業生就業的政策和措施，通過各級政府、高校和社會各界的積極合作與幫助，通過大學生自身的努力和進步，青年大學生就業工作定能呈現新的可喜局面

『柒』 張五常怒批《勞動合同法》，主要說了些什麼

《勞動合同法》尚未生效之前，「華為」萬人辭職事件在全國引發一些知名企業以多種方式大規模裁員潮。據媒體披露，一些地方還冒出了指導企業規避法律的各類「勞動合同法培訓班」， 「大人物」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現任香港大學教授、經濟金融學院院長。曾當選美國西部經濟學會會長張五常先生也跳了出來，在網上撰寫博客文章《新勞動法的困擾》，他在文中大放厥辭，公然反對「新法」，他說什麼新《勞動合同法》「維護懶人」 「把經濟搞垮」「硬性規定勞工合約是干預市場運作」，他還指出政府的責任是教育與傳播法律知識，而非硬性規定等等。張五常奇談怪論如此咄咄逼人，值得我們三思，他不是胡說八道，就是別有用心？。
《勞動合同法》中，最引人關注的焦點是「無固定期限合同」。所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不過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的無確定終止時間的勞動合同。這個規定並沒有否定老闆解僱勞動者的權力，僅僅是增加了解僱時的難度，老闆不能再簡單地靠「不好好乾就給我走人」相威脅；不能再硬性讓員工服服帖帖接受自行制定的低工資和不公平的違法違規的制度管理。《勞動合同法》只是給職工一點公平和合法權益的保障，這怎說是「干預市場運作」 「維護懶人」 「把經濟搞垮」呢？。
二十八年前，在中國勞動制度下各行各企業有正式國營固定工、正式集體固定工，簽訂合同的有亦工亦農工、臨時工。雖然企業有各種不同體制的用工。但是，在不同工崗位上不同體制的勞動者都是同工、同酬、同侍遇。他們同企業領導人一樣有人權、有尊嚴、有民主、有自由。他們在社會主義大家庭里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岐視，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職工的各種權益由單位落實。
在實行「市場化」後，企業改革被國際上新經濟帝國主義所謂「經濟全球化」「民主化」的忽悠，國內少數患民族軟骨症經濟學家、學者和別有用心的人給異化了，他們沒有引進信息化時代的科學新技術、新設備，而是在所謂與「國際接軌」煙霧下，改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勞動制度的優越性，砸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勞動用工制度、薪金制度。引進了現代資本主義都拋棄一百年的老牌英國資本主義的「血汗工資」 和「過勞死」制度。現在到處可見的「承包頭」「勞工頭」「黑磚窯主」 「黑煤窯主」 「血汗工廠黑心老闆」 變色、變質、變心的國企「老總」 在肆無忌憚的盤剝勞動者，種種無法無序的用工，致使一些行業企業職工的相關權益保障失衡，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的影響了社會「和諧」。
《勞動合同法》貫徹了黨的十七大「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五有」 方針，意味著黨和政府工作的重點已經逐漸轉移到民生領域，實實在在的體現了，讓全體民眾共享發展成果「勞有所得」 、社會和諧、安定團結的保障。在中國經濟轉型期的今天，社會矛盾的焦點，已經從「使用」勞動者，轉為「保護」勞動者權益、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這就是《勞動合同法》的重要指導思想。
《勞動合同法》是人大通過，國家主席批准，以15號命令形式頒布的代表民意的大法。貫徹《勞動合同法》讓勞動者從「使用」到「平等保護」這道坎，道路不會平坦，那些過慣壓迫、盤剝他人朱門酒肉臭生活的黑心人，特別是國外的反動勢力是不甘心看到中國安定團結和睦的局面，他們必然要千方百計干擾搗亂。我們勞動大眾要團結起來捍衛《勞動合同法》，絕不能任由資方以資凌法。更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干擾對抗新法。

『捌』 大學生就業問題及對策

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根本之道去年以來，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使得原本就令各國政府非常棘手的就業問題雪上加霜，隨著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畢業離校，一批又一批的留學生學成歸國，「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越來越突出，國家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人士也越來越感到頭疼。

為此，國家各有關方面推出的積極的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明顯的成效。與此同時，我國的「大學生就業難」的形勢依然嚴峻。怎樣徹底解決或者說有效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呢？

我認為要想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首先要找到問題的根源。「就業難」就是找工作難，找工作為什麼會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提供給就業者。為什麼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呢？是因為能夠提供工作崗位的企業日子過得很難！那麼，誰能夠提供充足的工作崗位？當然是企業家。所以讓企業家能夠放心大膽地招人、用人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關鍵所在。而能讓企業家們放心大膽地招人、用人的唯一辦法就是減輕企業負擔。

所以，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減輕企業負擔。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出現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同繁榮的大好局面。然而國有經濟因受體制、計劃等諸多因素的限制，能夠釋放的新增就業崗位數量有限。而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崛起的民營企業則相對靈活，他們決策高效，機制靈活，反應迅速，他們已經逐漸成為新興勞動力市場的消化主體。所以，要想解決好當前的就業問題，就得打消民營企業不敢用人的顧慮。具體來說，就是要減輕民營企業主們的負擔，負擔輕了、壓力小了，動力自然就足了，積極性就調動起來了，用人的膽子就會大起來。

現實的狀態是什麼呢？

首先，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劣。一方面全球經濟惡化、市場需求銳減，訂單急劇下降，另一方面由於融資難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資金鏈緊綳。尤其是去年上半年，國家實施的從緊的貨幣政策，使得很多企業資金鏈斷裂，金融危機使得這個雪上加霜，企業支撐不下去便紛紛倒閉。去年下半年起，我國開始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在實際操作層面，那些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尤其是小企業而言，由於沒有可供抵押的房產、土地等，貸款難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與此同時，民營企業的負擔在進一步加大。比如新的《勞動合同法》的推出，使得企業的用工成本和用工風險明顯增加。從表面上看起來，新的《勞動合同法》是在保護勞動者，實際上受傷害最大的也是勞動者本身。為什麼這么說？當企業主感到用工是一件很有壓力甚至很危險的事情，招聘新員工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的時候，就會自然而言地減少新的用工計劃，原本是三個人做的事情就一定會想辦法讓兩個人去做，能省就省，能不招新員工就不招新員工。記得全國總工會的因為領導曾今私下裡對我說，什麼維權不維權的，有工作干比什麼都重要。把企業整垮了，工作沒了，還談得上權益嗎？是呀，新的《勞動合同法》看起來似乎使在崗的勞動者待遇提高了，但是由於企業風險加大，企業倒閉的風險隨之增加。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企業倒閉了，所謂那些獲得優秀待遇和良好保障的員工將會失去工作，繼而所謂的待遇也將成為空中樓閣。更可怕的是，很多無法獲得勞動機會的待業青年和大學畢業生只能望洋興嘆。因為他們一方面缺乏工作經驗，沒有競爭力；一方面由於政策的限制，使得企業主能不招新就不招新，久而久之，所以就業的問題勢必日益嚴重。

我建議，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國家應出台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減輕民營企業負擔的政策和規定。



一、及時修正《勞動合同法》。

建議及時修正《勞動合同法》中對企業方面比較苛刻的要求予以修改，建立起比較自由、輕松的就業環境。企業主和員工之間可以自行選擇，來去自由，而不用承擔過多的風險。這樣，至少可以打消企業主用人的顧慮。如果當一個企業主還沒招到人的時候，就在盤算，如果這個人如果離開公司該怎麼辦的時候，企業招聘的積極性能高得了嗎？

這一點已經有很多人談過了，我不再贅述。張五常先生近期撰博指出，新勞動法別無選擇，他認為「成文法是可以取締的。新勞動法別無選擇，取締算了。」



二、切實減輕企業稅負。

國家要不遺餘力地把「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稅改基本原則落到實處。

目前，民營企業的稅收明顯偏高。以廣告行業為例，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稅、個人所得稅、印花稅、文化教育事業費等各種名目繁多的稅收壓得企業喘不過氣了。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從2002年起新注冊的公司，稅務部門為了省事，把營業稅和所得稅合並，核定徵收總營業額的8.5%。也就是不管你企業是否賺錢，先交8.5%給我再說。原來說是達到一定的營業額（每年500萬）之後，可以申請營業稅和所得稅分離，但等到你真的去申請的時候，又被告知不辦了，讓人哭笑不得。還好，2008年終於降為8%了。還有，稅務部門有些強制措施也讓企業敢怒不敢言，比如要求企業每5年必須強制報廢稅控器，即使公司的稅控器完好無損也不行。一台小小的機器，2900元一台，和有些品牌的筆記本差不多價格了！更可笑的是稅控器還必須指定品牌，企業根本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力。

大家都知道，現在做生意越來越難，一些項目的利潤甚至還夠交稅。這些企業如果老老實實按照8%繳稅，加上辦公成本的員工工資，企業根本沒有任何利潤可言。所以好多私營企業主不堪重負，紛紛被迫關閉自己的企業，或者裁減員工，把企業規模縮到最小，甚至被迫在家辦公，成為SOHO一族，如此方能做到「一人吃飽了，全公司不餓！」

記得小時候在歷史書上學到的是「五十稅一，或者二十稅一」，所謂五十稅一是就是交2%的稅，而二十稅一就是5%，現在呢？

公開的數字顯示，我國稅收收入連續10年高於GDP增速，2008上半年全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逾30%。直到去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機波及實體經濟收到重創，我國稅收增速才有所放緩。國家的稅收收入一年比一年多，國庫也越來越有錢，我們的外匯儲備才越來越多。也就是說，國家越來越富，而企業越來越困難，這恐怕不太正常。

還有，稅負太高也迫使很多民營企業不得不想法去偷稅漏稅，因為他們如果不偷稅漏稅根本就無法生存，這一點已經成為稅務行業和企業界公開的秘密。在這種大環境下，各種教人避稅的學習班層出不窮，各種賣發票的簡訊和郵件肆意泛濫。與其「逼良為娼」，還不如降低稅率提高企業的積極性，做到「放水養魚」，這樣國家在一家企業身上收繳的稅收可能暫時會少了些，但是由於偷稅漏稅行為減少導致的稅基增加，說不定稅收總量還有可能增加。

總是，減稅能直接減少企業的負擔，可以讓企業在冬天裡可以好好喘口氣，負擔輕了，壓力小了，創業的積極性自然高了，還愁他們不招新的大學畢業生嗎？



三、鼓勵企業聘用大學生。

那些急需工作的應屆大學畢業生，由於沒有任何工作經驗，所以很難找到工作。加之在現行的《勞動合同法》的約束下，用人單位更不敢去輕易聘用他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家應該對積極聘用大學畢業生的企業發放招新補貼，或者通過減稅的形式給予鼓勵。

現在有一部分大學畢業生比較浮躁，能夠踏踏實實靜下心來學習的人不多，而是這山望著那山高。剛畢業的時候，他們都習慣把前面幾家公司都當成跳板，屁股還沒坐熱就走人了。為什麼呢？因為這些畢業生由於沒有工作經驗，不能為企業做太多的貢獻，所以在企業拿不到理想的薪水。原本企業用這些新人是希望能培養他們，希望日後能派上用場。但等到他們稍微熟練一點之後，他們往往就忘記了企業的培育之恩，而是希望馬上跳槽以便能拿到更高的薪水，讓企業失望。久而久之，企業便失去了培養新人的耐心，新人就越來越難找到工作。解決這個矛盾，一方面企業應該尊重大學生的勞動價值，而不是一味地認為「人是我培養的，所以一定要從這些人身上獲得超值回報」這種過於老套的想法，因為從員工的生存需求來看，這種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就需要國家發放招新補貼，等於企業幫助國家來培訓這些剛剛畢業的大學生，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

國家還應該鼓勵大學畢業生零底薪或低底薪到企業去實習，允許企業可以不和那些只畢業一年之內的大學生簽訂勞動合同，企業聘用這些大學生的時候可以不受《勞動合同法》的制約。這樣一來，至少這些大學畢業生可以獲得工作的機會和工作經驗，對以後的發展非常重要。此舉可以有效避免出現「企業不敢用新人」，「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的尷尬局面。



綜上所述，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主要是需要幫助企業樹立起招聘新人的信心，增強企業招聘新人的積極性。而提高企業積極性的唯一辦法是減輕企業的負擔，通過修正《勞動合同法》、減輕企業稅負、發放招新補貼等辦法，讓企業沒有壓力的去聘用大學畢業生。減輕企業負擔是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根本之道。

『玖』 勞動經濟學作業 《勞動合同法》有沒有問題

這個復可以各抒己見。經濟學家制是從經濟學這個角度來看待問題的，側重於自己的經濟學專業領域，但立法者是政治家，作為政治家則往往是從國家和社會全局來考慮問題的，他們要考慮問題的方方面面，然後權衡利弊，折中決策。

『拾』 中國改革為什麼成功

  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和合約經濟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張五常先生數十年來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並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自己的言路來引導國內學術界甚至政策制定者的思潮。用新制度經濟學和合約經濟學的框架來分析全球歷史上可能最重大的一次制度變革，的確是一件令人激動不已的事情。

    張五常先生的這篇兩萬多字的長文，是我近年來看到的最令人激賞和震撼的作品之一。它用語平實、沒有模型，但是思想方面的原創性以及觀察力的敏銳均是一流的。它展現了一位世界一流經濟學家的風采，也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提供了標桿，令學者們警醒和汗顏。中國經濟學研究與世界一流水平的最大差距，或許並不在工具方面的差別，可能依然在於經濟學方面的思維與直覺方面。

    簡言之，《中國的經濟制度》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在過去30年來為什麼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其一，用市場價值來取代等級制度作為限制競爭的合約安排，降低了資源的阻值耗散；其二，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不損害中國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實上清楚釐定了農民的私有產權（長時期的使用權並可以交換），從而極大促進了中國農業的發展；其三，中央政府、省、市、縣、鎮、村、戶這七個等級之間通過一系列從上至下的承包責任合約而連接起來，但這種連接只有縱向的，沒有橫向的，從而創造了橫向組織之間的競爭，尤其是縣與縣之間的競爭。縣級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從1990年代的通脹、通縮與外部危機下的重重危險之中走出來的關鍵；其四，通過增值稅的中央與地方劃分，縣級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縣級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權利，又與企業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為了實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縣級政府不但會挑選企業，而且會為企業提供最好的服務。高強度競爭下縣域經濟的活力是中國經濟得以高增長的關鍵；最後，中國經濟能夠渡過很多難關，關鍵在於中國的合約安排具有很強的彈性，不論是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合約，還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約，還是企業與勞動力之間的合約。而《新勞動法》的實施無疑使得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合約突然變得僵化。這可能扼殺中國經濟的活力。

    當然，張五常先生認為人民幣不應該升值的觀點和我個人持有的觀點相左。但是他的看法也不無道理。他並不否認產業結構升級對於中國很重要。但是他認為提高農民的收入要比產業結構升級更為重要。通過維持出口行業的低價格將更多的農民轉移到城市，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來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他反對當前人民幣升值的主要論據，這一看法的確值得我們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