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行政法律的特色

❶ 宋朝政治制度最明顯的特點是採取了什麼政策

宋朝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閉族坦是中央集權的加強,體現在職官制度上,有幾大特點,即中央集權、百官權力分散、重文輕武。
宋代的政治制度，處於從隋唐三省制到元代一省制的過渡時期，北宋前期的「中書門下」（政事堂）實際上已取代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行政效率較高。由於當時官名與職務分離造成的混亂，轎桐以及新設政權機構大小不一造成的權責失衡，促成元豐改制而恢復為三省六部制，六部制的恢復協調了朝中各部門之間的關系，為金、元、明、清所沿襲，顯示其適應封建經濟基礎的生命力。但是，三省制的恢復，卻不久即暴露其行政效率差而慢的弱點，雖屢經改進，但其形式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需要具有較高行政效率的職權集中的朝廷。南宋時，合並中書、門下二省穗襪為一省，宰相、執政、樞密院長官合署辦公，三省、樞密院實際上只設辦事機構等措施，為向元代只設中書省（或尚書省）的一省制奠定了基礎。路級機構是元代行省的雛形，以及許多宋代制度和官稱為後代所沿用等，這些都是五代和宋代的政治制度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表現。

❷ 宋代與唐代相比在行政立法上的區別

北宋政權是在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基礎上建立的，因此，宋初統治者將削弱地方割據勢力，恢復政治經濟秩序，建立統一的高度中央集權國家作為基本國策，採取了一系列專制主義集權措施，將兵權、政權、財權、司法權統歸中央，集權於君主。唐朝中央政府的體制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

唐朝三省六部制的三省是指中央政府的三個中樞機構中書省、門下省與尚書省。中書省傳承皇帝的命令，草擬詔書;經門下省審核駁正後，交皇帝批准;尚書省負責執行皇帝詔敕和經皇帝批準的各項政令。三省的長官集體出任宰相，三省的職權明確劃分，各有分工，互相制約。尚書省下設六部，即吏、戶、禮、兵、刑、工六個中央行政部門。吏部掌職官的任命、考課、管理等;戶部掌戶籍與財政收入管理等;禮部掌祭祀、禮儀、教育、科舉等;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的選授、考課、武舉、軍事行政等;刑部掌大理寺審理案件的復核以及京師百官的案件會審等;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及農、林、牧(軍馬除外)、漁業等。六部各有四司，分掌有關行政事務。

宋朝立國後，為防止軍閥割據，甚至「黃袍加身」重演，對武將防範戒備甚嚴。宋太祖認為，百個儒臣貪污的危害，不抵一個武將的威脅。因此，採取崇文抑武政策，限制武將權力，派文臣掌管軍事和地方行政。在司法官的任用上，更是注重儒士，重視法律教育和考試。由於科舉取士，選擇儒臣治獄，削弱了武將的權力，改變了五代時期軍閥執掌司法的狀況。為了消除五代以來苛政酷刑的影響，宋朝立法崇尚寬平，強調恤政慎刑、寬緩刑罰，並且創立折杖法，以減輕刑罰。宋朝皇帝常常親自審錄囚犯，加強對司法活動的檢查控制，同時糾正一些冤獄。

❸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

法律分析：宋朝最初是州、縣兩級地方官制，宋太宗以後發展為路、州、縣三級制度。 宋代最低一橋搜態級的地方行政機構是縣，設縣令為其長官。由於常常派京官帶本官的職銜去掌管一縣之事，稱知某縣事，簡稱知縣。還有縣尉，負責一縣的治安。 縣之上為州，州的長官是朝廷委派文職京官前來「知某州漏敬事」的，所以又簡稱知州。為了吸取唐末地方藩鎮割據的教訓，加強中央對地方官的控制，又由朝廷派通判到各州，名義上是知州的副手，實際上一切州事必須由知州和通判聯合敏源簽署方才有效。通判位秩低於知州，但可以監督知州，並且可以直接向皇帝報告情況。

法律依據：國務院《行政區劃管理條例》 第四條 國務院民政部門負責全國行政區劃的具體管理工作。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做好全國行政區劃相關的管理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行政區劃的具體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做好本行政區域行政區劃相關的管理工作。

❹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發展

（一）行政法律規范
兩宋的行政體制正處在由唐向元、明、清過渡這一歷史時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龐雜.歷朝均對行政律法有所編纂,如至今尚可見到的《吏部七司法》殘卷及《景定吏部條例》等,但終宋之世卻沒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會典》那樣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兩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職官為綱目編制,故對官吏的銓選、考課、獎懲仍為其主要談核內容.此外對文書管理的規定趨於完備,在中央由中書省、門下省和樞密院分掌.行政與司法進一步結合,行政處分與刑罰相輔而行.尤其是隨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有關手工業、商業方面行政律法日漸增多.
（二）．兩宋行政律法的特點
（1）皇帝君權的集中與臣僚事權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歷朝皇帝為使高度的中央集權不致旁落,採取了一系列答侍信分割臣僚事權的措施,在職官設置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官與職殊」,「名與實分」的「官」、「職」、「差遣」制度[29].上至宰輔重臣,下到州、縣長官均受到來自不同機構的牽制,如相權的一分為三,監司巡檢制,通判的設置等.皇帝不再擔心某個大臣的判逆,因為每個人都許可權不大,且彼此都是和應當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
在各級官府設置上,有幾個平行機構,彼此各管一攤,又互不隸屬而直統於皇帝,這是體制上的分權結果.但皇帝尤感不足清輪,在具體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對朝臣的重用上,遵循「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即參用政見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為非」,顯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與吏相比,前者權勢大易自作主張,而後者權勢小隻能謹守成法.自徽宗時始,便詔令地方州縣長官詳理刑獄,不得假手胥吏.這些特點,使皇帝能夠「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❺ 宋朝法律制度特點

(1)《宋刑統》作為宋朝的基本法典，有關民商事立法的內容比唐律大為增加。內

(2)隨著民事權利主體容範圍的擴大，立法內容也大為擴展。立法涉及到所有權、債、財產繼承、婚姻嫁娶、檢校析財等內容，多為唐律所不及。

(3)私有權觀念深化，保護財產繼承權及促進海外貿易的單行法規增多。

3.版權保護首次在宋朝出現。在經濟、文化發達地區，開始以法律手段保護作者的著作權，官府多次出榜嚴禁盜版印行。

❻ 宋朝立法的主要特點是什麼

宋代是中國古代發展歷史上值得永遠銘記的時代。宋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比前朝有長足的發展和顯著的變化。河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楊高凡認為，宋代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得到發展，法制建設也表現出與其經濟、政治、文化相適應的時代特色。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維護私有權益的經濟立法和民事立法更加詳密完備，具有無與倫比的時代特徵。

宋代是一個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私有制佔主導地位的封建王朝。這一時期，不僅讓人們的義利觀念和私有權觀念發生變化，也促進了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使以維護私有權為主要內容的民事法律規范更加完備。因而，民法成為宋代法律內容中最豐富，最能反映宋代法律特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是民事權利主體的變化。在租佃制、僱傭制盛行的宋代，不僅官戶、地主、平民依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就是唐代的「賤民」，即宋代的客戶、工匠、機戶乃至私家僱傭的人力和女使等，在宋代亦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依法享有權利主體的資格，這些「賤民」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民事法律體系、關系變化的重要表現。另外，宋代出現的義庄、祭田、學田及寺院等都有獨立的財產、完備的管理制度，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團體。在法律上，它們具有財團法人和綜合法人的性質。

第二是物權法的詳備。宋代是一個私有制高度發展，所有權觀念深化的朝代，所以調整物權關系、維護私有權利益的法律也相當詳備。盡管宋代沒有現代概念上的動產與不動產的明顯區別，但在內容上已有財物與產業之分，無論是私財還是官物，私產還是公業，都是法律積極維護的對象。宋代法律對動產物權的原始取得（先佔、遺失物、漂流物的揀獲、埋藏物的發現等）和繼承取得（買賣、贈與、繼承等）及添附物的處理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對以動產物權作為借貸擔保的質、當、典押等亦有明確的立法。凡私自移走支配他人所有財物，在刑法上則構成了盜竊罪，並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此外，宋代法律對以田宅為主要內容的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使用、收益和處分的規定更加詳密。

由於宋代統治者對土地的佔用、開墾、典賣採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為土地所有權的取得帶來了新的特點。在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沖擊下，土地以商品形式進入流通領域，使土地所有權的轉移相當頻繁，買賣成為取得土地所有權的主要途徑。宋代租佃制、典賣制的盛行，又使土地的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開始分離，宋代法律不僅承認這種分離的合法性，亦允許佔有權、使用權獨立有償轉移，並受到法律的保護。永佃權在宋代土地所有權中是一種強有力的物產權，既可以世代相承，亦可以典押轉讓使用權和收益權。宋代物權法的內容十分豐富，對維護國家、集體和個人權益起了積極作用。

第三是債權法的發展和契約關系的發達。債是指特定當事人之間請求特定行為的民事法律關系。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商品交換關系復雜化，在買賣、借貸、典當、租佃等契約關系中，因侵權行為、不當得利 、無因管理等法律事實，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為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宋代在法律中對債的發生、債的履行、債的擔保、債的免責、債的強制效力及債權人的權利、債務人的義務都作了詳細規定，以至於出現了「違契不償，官為理索」的說法，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在契約關系方面，宋代的契約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的法律形式，是為適應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發展起來的，是維護所有權利益的重要法定依據。宋代的契約種類繁多，主要有買賣契約、借貸契約、典押契約、租佃契約，但無論哪類契約，凡經官府印押，交納契稅的，官府都承認其法律效力。為了維護所有權人的利益，宋代法律對契約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擔保責任、時效、損害賠償等都作了嚴格規定，明確了立約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第四是婦女在婚姻家庭關系中權利的擴大。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婦女的社會性勞動進一步增強。婦女經濟地位的變化帶動了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在婚姻關系中，宋代婦女的法定離婚權沖破了「七出」「義絕」的范圍，離婚的主動權有了明顯增大。隨著人們對婦女貞節觀認識的變化，社會各階層對婦女的再嫁表現出積極的支持態度。在法律上表現為維護婦女再婚自由權的立法相應增多。宋代規定，寡妻既可以另適，也可以招來接腳夫，婦女再嫁在宋代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在家庭關系中，特別是夫亡妻在的家庭中，法律確定了寡妻的戶主權，在戶絕家庭中，寡婦依法享有立繼權和代位繼承的權利。因此，宋代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也是宋代法律變化的重要表現。同時，宋代在財產繼承法等方面的制度也非常完備，這反映了宋代對私有權維護的深化程度和法制特色。

宋代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時，重視程序建設也成為其訴訟法的時代特色。訴訟法是保證實體法正確實現的程序法，依據案件的性質，訴訟法又分為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宋代的法典和前代一樣不僅實體法和程序法不分，刑訴法和民訴法也不分。其司法機構設置、訴訟活動原則、訴訟程序、審理方式、判決方法等雖多借鑒唐代的制度，但以程序制約司法權的濫用是其突出的特徵。在宋代，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君權的強化，表現在司法上是皇帝越來越廣泛行使審判權，當時的審刑院就成為皇帝審斷案件的顧問機關。宋代中央的中書、樞密、三司等行政機關直接干預司法審判活動。在地方，強調州縣行政長官必須親自審問案件，既加重了他們的司法責任，也擴大了他們的司法權力。這都是皇帝加強對司法權控制的表現，也是宋代司法中的一個重要特點。

制度正義是宋代刑事審判最突出的亮點。為了保證實體法的有效實施，宋代構建了完備的審判、復核、監督檢查機構體系，規定了詳細的起訴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別、運用證據的制度。為防止司法官吏在審判活動中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等造成刑獄冤濫，從制度層面對審判權進行了限制。首先是確定了「鞫讞分司」體制，使審理權與判決權分離；其次是規定了「長官躬親」制，以防司法審判中的吏奸之弊；其三是推行「親嫌迴避」制，以保證審判的公正；其四是確立了「據狀勘鞫」制，以防狀外別生奸獄；其五是限制濫施刑訊，防止冤案滋生。在司法制度中，審判程序規定的尤為嚴密。從刑案現場勘驗、取證、審訊到結案，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和標准，防止官吏在各個環節中借機生奸。在審理結案之後，檢法議刑之前，創立了必須的錄問程序，即對徒刑以上大案，另外安排官員提審錄問案犯，進一步核查犯罪事實，以防審理中的差誤，這是其他朝代審判中沒有的程序。錄問無枉錯之後，由檢法官根據案情檢出適用法條，這就將定罪量刑限制在法律范圍之內。其後則由幕職官根據案情和法條草擬初判意見，交由通判及幕職官集體審核簽押後，呈知州定判。如此嚴密的審理和判決程序，在中國法律史上獨樹一幟。試圖通過制度正義實現法律正義，也是宋代法律建設趨向文明的突出表現。

在宋代，隨著民事權利主體的擴大，有關民事訴訟的法律也更加完備和具體。宋代不僅明確規定了受理民訴的「務限」，案件「結絕」的時限，審結後官府給予當事人「斷由」，而且對民事訴訟審理不當的案件准許當事人上訴。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為了寬恤民力、恢復生產、鉗制官吏違法害民，廣開越訴法，這不僅豐富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內容，擴大了民事訴訟權，也彰顯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發達。

中國古代的司法中，既沒有律師也沒有辯護制度，百姓的訴訟全憑官吏決斷，被冤之民無法得到法律幫助。至宋代，由於人們私有權觀念的深化，人身權利相對擴大，要求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願望日漸強烈。基於社會的需要，在江南民間產生了「教引訟理」「教授辭訟文書」的訟學。同時也出現了專門指教詞訟、替人辯理為業的訟師和以佣筆為業的寫狀代書人。訟學的產生，訟師和佣筆代書人的出現，是中國封建訴訟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也反映出宋代訴訟活動十分活躍。

同時，為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宋代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中央集權制度加強，調整經濟關系，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的法律內容相當豐富：如商事法、專利法、礦冶法、財政法、稅收法、錢法、鈔法等，宋代經濟立法盡管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但也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對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總觀宋代的法制建設，不僅規范詳備，內容豐富，亦表現了突出的時代特點。民事法規和經濟法規完善表現出宋代私有權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達；從訴訟法的完備和民間訟學的產生表現出宋人對程序法的重視。可以說，宋代法制在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兩方面表現十分突出。宋代法制雖有因襲舊制的方面，但也有自己鮮明的時代特點，在中國封建法律史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❼ 宋代法律的作用

一、兩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舉取士,重文輕武,遂擺脫了前代門閥、武臣的羈絆,朝政議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從而導致了政治、思想上較為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也影響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應當說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個朝代和講究法律的一個朝代.這或許也是兩宋以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何以維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從整個兩宋的法制變化來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豐變法以後到北宋末年；南渡後至宋亡於元.
二、宋代法律內容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行政法律規范
兩宋的行政體制正處在由唐向元、明、清過渡這一歷史時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龐雜.歷朝均對行政律法有所編纂,如至今尚可見到的《吏部七司法》殘卷及《景定吏部條例》等,但終宋之世卻沒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會典》那樣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兩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職官為綱目編制,故對官吏的銓選、考課、獎懲仍為其主要內容.此外對文書管理的規定趨於完備,在中央由中書省、門下省和樞密院分掌.行政與司法進一步結合,行政處分與刑罰相輔而行.尤其是隨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有關手工業、商業方面行政律法日漸增多.
（二）．兩宋行政律法的特點
（1）皇帝君權的集中與臣僚事權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歷朝皇帝為使高度的中央集權不致旁落,採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權的措施,在職官設置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官與職殊」,「名與實分」的「官」、「職」、「差遣」制度[29].上至宰輔重臣,下到州、縣長官均受到來自不同機構的牽制,如相權的一分為三,監司巡檢制,通判的設置等.皇帝不再擔心某個大臣的判逆,因為每個人都許可權不大,且彼此都是和應當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
在各級官府設置上,有幾個平行機構,彼此各管一攤,又互不隸屬而直統於皇帝,這是體制上的分權結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體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對朝臣的重用上,遵循「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即參用政見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為非」,顯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與吏相比,前者權勢大易自作主張,而後者權勢小隻能謹守成法.自徽宗時始,便詔令地方州縣長官詳理刑獄,不得假手胥吏.這些特點,使皇帝能夠「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三）刑事法律規范
1．刑事政策
兩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議》基礎上多有損益,主要變化有以下幾點：
（1）維護地主對佃農的特權
隨著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轉化,地主和佃客便成為兩宋社會的兩大對立階級.朝廷通過刑事立法公開維護地主對佃客的特權.哲宗元祐年間規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還嚴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雖直不佑」.這種刑事政策,助長了地主對佃客的壓迫,到南宋末年將佃客「計其口數立契,或典或賣」,「主戶生殺,視佃戶不若草芥」[32].南宋鍾相曾指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把起義的矛頭直接對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適用「請」、「減」、「當」、「贖」法
封建法制「辟貴施賤」的傳統,在兩宋特殊情況下,不僅起不到強化其統治基礎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潛在的威脅.因此,兩宋除個別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對犯贓私罪的官吏適用「真刑」.例如,哲宗紹聖年間規定：「重祿人受乞財物,雖有官印,並不用請、減、當、贖法」.《慶元條法事類》亦規定：「諸私鑄錢者,不以蔭論,命官不在議、請、減之例」. 朝廷對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適用贖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詔：除婦女犯杖以下,非故為,可贖銅以外,其餘不得以贖論處.從整個宋代來看「贖法惟及輕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以減少死刑的適用
隨著編敕的增加,死刑條款也隨之劇增.僅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就斷大辟2436人.斷死刑數比唐代增加幾十或上百倍.尖銳的階級矛盾不容許朝廷大規模使用極刑.於是朝廷採取兩種辦法加以調節以控制死刑：
一是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即對於某些可判可不判處死刑的人犯通過刑部,報中書奏請皇帝裁奪,裁奪結果實際上大都不判處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貸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謹受賂及侵盜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處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設、配牢城等七種刑罰,除配牢城為主刑以外,其餘六種均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於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統治者不能不通過「恩宥」之制來加以緩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種,又統稱為貸雪.《宋史?刑法志》載：「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
此外,還有錄囚降釋之制,如：「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並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35].
兩宋時期赦降之頻「於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紹熙年間竟致歲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來「盪滌瑕穢」,「使人灑心自新」,以「感召和氣」.但行之過頻,「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結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濫矣」.
（四）．宋代刑罰制度的變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辦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別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後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後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則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
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
（2）配役
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與折杖後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
配役刑在兩宋多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復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對罪行嚴重的流刑罪犯的處罰.刺配緣於後晉天福年間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並非常行之法,《宋刑統》也無此規定.太祖時偶一用之,意在補推行折杖法後,死刑與配役刑之間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後,刺配的詔敕日多,刺配之刑濫用,漸成常制.
配役刑兩宋使用最多,南宋時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達十餘萬人.配役刑雖然改變了推行折杖法後輕重失平的狀況,但也帶來不少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崇寧年間,蔡京建議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將應配人犯禁錮在「圜土」內.但由於經費或管理上的困難而旋行旋罷.
刺配對後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後世都曾頗遭非議.
（3）凌遲
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是一種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極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種酷刑.史書說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動,四肢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熙寧以後成為常刑.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4）管置[46]
管置,指將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區進行改造的刑罰方法.可能創於北宋中期,類似於當今的管制刑,主要適用於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職）的官吏.管置刑分為：「羈管」（羈系而管束之）；「編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時限,無得髡鉗」）；「編置」（或稱「安置」、「居住」,輕於編管,謂編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遠近（或為本州,或為鄰州,或為遠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別.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所有權——所有權的發生,添附、相鄰關系,質權
兩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義利並重」的思想逐漸取代了「貴義賤利」的思想,民事法律關系與法律制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宋初統治者注重對所有權加以保護,並規定：「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太祖開寶二年（公元969年）,進一步規定印契（紅契）制度及稅契制度,即用官府加蓋紅印的契據確認土地所有權,以收取契約稅的形式保護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並政策和兩宋之際的戰亂,引起所有權的頻繁變更.當時是「人戶交易田土,投買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47]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對所有權的立法作較前代更多的規定,以穩定經濟秩序,維持社會安定.宋初就曾詔令：「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48]並於宋太祖開寶二年(969)設立印契(紅契)制度.以後又完備了稅契制度.以法律確認和保護私人所有權.人說宋代「官中條令,惟交易(指田產交易)一事最為詳備」 [49].這當不是誇大之詞.
兩宋所有權已劃分為動產所有權（宋稱物主權）與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宋刑統》對動產如宿藏物（埋藏物）、闌遺物（遺失物）、漂流物、無主物、生產蕃息等所有權都作了明確規定.同時對不動產（田宅）所有權的轉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規定要書面立契並取得官府承認,即所謂：「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否則,發生糾紛,法律不予保護.
從當時官府對所有權取得的具體規定中,可以推知：動產所有權之取得,以佔有或掌握為必要,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只以管業收租為條件.
（1）動產所有權——宋時稱物主權——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發現——宋時稱宿藏物.《宋刑統?雜律》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臟論」.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見(現)住見佃人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與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與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這也許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護法吧.
二是遺失物的取得——《宋刑統?雜律》稱闌遺物,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對遺失物的處理,規定得頗為詳盡：
「諸得闌遺物,皆送隨近縣,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兩京巡察得者,送金吾衛.所得之物……其經三十日無主識認者,收掌仍錄物色,目榜村坊門經,一周年無人認者,沒官」.
此外,對遺失家畜的處理亦頗為詳盡,恕不一一例舉.
三是漂流物之處理——《宋刑統?雜律》承唐雜令,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公私竹木,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並積於岸上,明立標榜,於隨近官司申諜.有主識認者,江河五分賞二分,余主五分賞一分.限三十日,無主認者,入所得人」.
四是無主物的佔有——《宋刑統?賊盜律》卷二十「貿易官物門」載：「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盜論.」「疏議曰：山野之物,謂草木葯石之類,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積聚」.由此來看,先佔而取得無主物,是法律所容許的.
五是生產蕃息之歸屬——《宋刑統?名例》卷四「贓物沒官及征還官主並勿征門」載： 「生產蕃息,本據應產之類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舉,而得利潤皆用後人之功,本無財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後人.其有展轉而得,知情者,蕃息物並還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後人.」可見,至宋,已對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區別了.
（2）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的轉移略
不動產在宋稱為業,其所有權稱為業主權,種類主要有租佃權,典權、押權等.不動產所有權的標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著物」.
對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必須書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認,始得成交.《宋刑統?雜律》卷二十六「受寄財物輒費用（公私債負）門」載：「質舉及賣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
為了杜絕爭訟,宋代還專門編繪了有關地界圖冊,對每一處田地標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爭訟,作為賃斷質證.史載這種地界圖冊：登記其坐落、地目、地積等則,形狀、四址、權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權接份共有的記載.宋人劉克庄在其《後村先生大全集》中有賣田骨的記載.所謂田骨即「一地兩主,系將土地分為兩層、稱上層為田皮(面),下層則謂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權的共同有則表現在始於唐宋的祭田、族產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額是不明確的.
至於不動產的典權、押權至宋也已十分發達,在有關債的一節中將述及.
（3）添附和相鄰關系
其時的法律規定中多有與《拿破崙法典》相近的內容.有關添附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三》載：「景德三年(1006)二月詔：賃官屋者,如自備添修……徒居者,並聽拆隨.」「即委監官相度,如不虧官,亦聽.」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載木,年滿收贖之時,兩家商量.要,即交還價值；不要,取便斫伐,業主不得占各.」[50]又：「如內有種植林木……估價與所賣田土一處依法召人承買.木價錢給還原載人戶.若系見佃人承買,即止納買地價線.從之.」
綜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處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則上基本相同.
有關相鄰關系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二十八》載：「地原從官地上出入者,買者不得阻礙.宅舍亦開.且新舊間架丈尺闊狹,城市鄉村等緊慢去處,並量度適中,估價務要公當,不致虧損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見出賣地者,特與存留.」
2．典賣與時效
（1）典賣.宋代典賣又稱「活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取贖》卷九「典主遷延入務」一案頗有代表性.該書載：「在法：『諸典賣田產,年限已滿,業主於務限前取贖,而典主故作遷延占據者,杖一百』.趙端本合照條勘斷,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趙端偽寫稅領,欺罔官司,其奸狡為尤甚.今不欲並加之罪,且將兩項批領當廳毀抹,勒令日下交錢、退業.」
（2）消滅時效及時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規范中,對時效問題,已有較詳細的規定.有關取得時效的規定,在所有權取得一節中可見,此處主要就有關喪失時效的內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當限外,經三十年後並無文契,及雖執文契,難辯真虛者,不在論理收贖之限,見佃主一任典賣」.
後又於《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中,引用唐長慶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對收贖期限加以修改：「經二十年以上不論,即不在論理之限」.又《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十三》載：「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贖,今詳年限稍遠,欲乞限十年內許……限滿不贖.從之」.又《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爭業下》卷五「侄與出繼叔爭業」條載：「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又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
從上述材料中,還可以看出,隨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流轉的加快,時效期限日益縮短這一民法發展的特點,在宋代已有明顯的體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遲至宋,已有了類似今天民法關於時效中止的規定.《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載：「有故,留滯在外者,即與出除在外之年.」
且規定：「如出限,許逐人陳訴其經由,官司曲意阻難及遷延時日者,並重寘典憲」.[54]可見,當時官府對時效問題是較重視的.
3．債法與契約關系的發展
宋代對債的發生、履行或不履行、債的消滅、債的擔保均有具體的法律規定.《慶元條法事類》中還有對抵押權和留置權的規定.宋代流行的契約主要有買賣契約、租賃契約、借貸契約等[55].其中有關土地的租賃稱佃,租佃制是當時法律調整的最重要的債務關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雙方應以契約規定租佃關系,佃農被官府登入戶籍,稱為「編戶齊民」.仁宗時曾詔令：佃戶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憑由」.但隨著土地兼並的加劇,至南宋,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又有所強化.法律對負債出逃者嚴加稽查,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
（1）債的發生
兩宋因契約所生之債佔大多數,當然還有其它形式引發的債權,《宋刑統》與《慶元條法事類》在買賣契約的法律規定上,強調雙方的「合意」性,對強行簽約違背當事人意願的,要「重寘典憲」.同時維護家長的財產支配權.即「應典賣物業,或指名質舉,須是家主尊長對錢主或錢主親信人,當面署押契貼.或婦女難於面對者,須隔簾親聞商量,方可成產交易.」
（2）買賣契約.宋代買賣契約分為絕賣和活賣與賒賣三種.絕賣為一般買賣.宋代「活賣」 又稱典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賒賣是採取類似商業信用或預付方式,而後收取出賣物的價值.這些重要的交易活動,都須訂立書面契約,取得官府承認,才能視為合法有效.
（3）租賃與租佃契約.宋時對房宅的租賃稱為「租」、「賃」或「僦」.對人畜車馬的租賃稱為庸、雇.以房屋租賃為例,宋朝法律規定很詳細.即所謂「假每人戶賃房,免五日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並分舍屋間椽、地段、錢數,分月掠、日掠數,立限送納.」
兩宋租佃土地活動十分普遍.地主與佃農簽訂租佃土地契約中,必須明定納租與納稅的條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實行定額租.地主同時要向國家繳納田賦.若佃農過期不交地租,地主可於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代為索取.
（4）借貸契約.宋代法律因襲唐制,對借與貸作了區分.借指使用借貸,而貸則指消費借貸.當時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貸稱為負債,把付息的消費借貸稱為出舉.並規定：「（出舉者）不得還利為本」,不得超過規定實行高利貸盤剝,以防激化社會矛盾.
3．婚姻法規
宋承唐律,規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違犯成婚年齡的,不準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內親屬結婚,但對姑舅兩姨兄弟姐妹結婚並不禁止.另外,《宋刑統》還規定：「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並不在禁限.」
在離婚方面,仍實行唐制「七出」與「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許變通.例如《宋刑統》規定：夫外出三年不歸,六年不通問,准妻改嫁或離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減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戶令》規定：「若改適（嫁）,其見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費用」.嚴格維護家族財產不得轉移的固有傳統.
4．繼承法規
兩宋法律在繼承關繫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除沿襲以往遺產兄弟均分制外,允許在室女,享受部分繼承財產權.同時承認遺腹子與親生子享有同樣的繼承權.至南宋又規定了絕戶財產繼承的辦法.絕戶指家無男子承繼.絕戶立繼承人有兩種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凡「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親屬,稱為「命繼」.繼子與絕戶之女均享有繼承權,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財政匱乏,禁榷是其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專賣）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鹽、酒、茶外,礬、鐵、煤等均列為禁榷物種.在禁榷律法中,以鹽法、茶法、酒法最為重要和完備.鹽法是有關鹽的煮制、買賣和販運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鹽鐵使,在地方有各產鹽地和商埠所設場務專理鹽的專賣.其時分為鹽的官運、官銷和商運、商銷兩種方式.鹽法規定：犯私鹽一兩,笞四十.但因官鹽價高,私販是禁而不絕.酒法是有關酒的釀制、征稅和專賣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稱酒的專賣為「榷酤」.釀酒的酒麴由官府壟斷,禁民間私造,違犯者重至處死.官府嚴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稅課繁重.後人評價「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訴訟審判制度的特點
1．宋代皇帝多親自斷案.徽宗時更常以御筆手詔斷罪,「變亂舊章」.凡對「御筆斷罪」執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論處.此類判決多不依法,更不許訴冤.
2．重視證據和現場勘驗.為重口供定有「翻異別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關情節重大,一般換法官審理,稱「別推」；若換司法機關審理,則叫「別移」.官府設有專門的勘驗官並制有詳細的勘驗格式,南宋時還頒布了《檢驗格目》,重視對犯罪現場的勘驗和取證.客觀上推動了其時法醫學的發展.著名的《洗冤集錄》等法醫學著作的出現,與此有直接關系.
3．宋代對民事訴訟定有明確的時效規定,稱「務限法」.對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質情節的輕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審結期限.對防止積案,發揮司法職能有積極作用.
（三）審判監督制度的特點
宋代除了審判機構間上下、左右監督外,還設立了較完備的審判監督制度.在中央擴大御史台司法職能,太宗時曾設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審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監督州縣司法,這成為後世巡按制度的淵源.此外,還專門規定有平反冤案及錯判案件的「理雪制度」與「推勘院」

❽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宋代

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遼代司法體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設有世襲決獄官，由軍事首領夷離堇兼理司法。契丹國建立後，於太祖神冊五年（920年）置夷離畢院，以夷離畢為北面官，「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專掌契丹等北方少數民族行政與司法事務。遼太宗以後，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調、車馬之事」，專掌漢族地區行政與司法事務。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為兩個系統。
遼聖宗時期，開始任用漢人執掌司法，試圖縮小契丹與漢人司法制度的差異，消除民族隔閡。
金代初期沒有專門司法機構，各級軍政長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後，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漢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設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機構，其官員分別由女真人、漢人、契丹人擔任，並設譯史充當翻譯，以解決斷案中語言不通的問題。地方仍沿襲宋制，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設提刑司，作為中央的司法派出機構，執掌司法事務。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❾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發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節宋代法律制度

一、兩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舉取士，重文輕武，遂擺脫了前代門閥、武臣的羈絆，朝政議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從而導致了政治、思想上較為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也影響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應當說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個朝代和講究法律的一個朝代。這或許也是兩宋以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何以維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從整個兩宋的法制變化來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豐變法以後到北宋末年；南渡後至宋亡於元。
二、宋代法律內容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行政法律規范
兩宋的行政體制正處在由唐向元、明、清過渡這一歷史時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龐雜。歷朝均對行政律法有所編纂，如至今尚可見到的《吏部七司法》殘卷及《景定吏部條例》等，但終宋之世卻沒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會典》那樣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兩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職官為綱目編制，故對官吏的銓選、考課、獎懲仍為其主要內容。此外對文書管理的規定趨於完備，在中央由中書省、門下省和樞密院分掌。行政與司法進一步結合，行政處分與刑罰相輔而行。尤其是隨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有關手工業、商業方面行政律法日漸增多。
（二）．兩宋行政律法的特點
（1）皇帝君權的集中與臣僚事權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歷朝皇帝為使高度的中央集權不致旁落，採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權的措施，在職官設置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官與職殊」，「名與實分」的「官」、「職」、「差遣」制度[29]。上至宰輔重臣，下到州、縣長官均受到來自不同機構的牽制，如相權的一分為三，監司巡檢制，通判的設置等。皇帝不再擔心某個大臣的判逆，因為每個人都許可權不大，且彼此都是和應當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
在各級官府設置上，有幾個平行機構，彼此各管一攤，又互不隸屬而直統於皇帝，這是體制上的分權結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體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對朝臣的重用上，遵循「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即參用政見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為非」，顯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與吏相比，前者權勢大易自作主張，而後者權勢小隻能謹守成法。自徽宗時始，便詔令地方州縣長官詳理刑獄，不得假手胥吏。這些特點，使皇帝能夠「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三）刑事法律規范
1．刑事政策
兩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議》基礎上多有損益，主要變化有以下幾點：
（1）維護地主對佃農的特權
隨著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轉化，地主和佃客便成為兩宋社會的兩大對立階級。朝廷通過刑事立法公開維護地主對佃客的特權。哲宗元祐年間規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還嚴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雖直不佑」。這種刑事政策，助長了地主對佃客的壓迫，到南宋末年將佃客「計其口數立契，或典或賣」，「主戶生殺，視佃戶不若草芥」[32]。南宋鍾相曾指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把起義的矛頭直接對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適用「請」、「減」、「當」、「贖」法
封建法制「辟貴施賤」的傳統，在兩宋特殊情況下，不僅起不到強化其統治基礎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潛在的威脅。因此，兩宋除個別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對犯贓私罪的官吏適用「真刑」。例如，哲宗紹聖年間規定：「重祿人受乞財物，雖有官印，並不用請、減、當、贖法」。《慶元條法事類》亦規定：「諸私鑄錢者，不以蔭論，命官不在議、請、減之例」。 朝廷對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適用贖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詔：除婦女犯杖以下，非故為，可贖銅以外，其餘不得以贖論處。從整個宋代來看「贖法惟及輕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以減少死刑的適用
隨著編敕的增加，死刑條款也隨之劇增。僅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就斷大辟2436人。斷死刑數比唐代增加幾十或上百倍。尖銳的階級矛盾不容許朝廷大規模使用極刑。於是朝廷採取兩種辦法加以調節以控制死刑：
一是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即對於某些可判可不判處死刑的人犯通過刑部，報中書奏請皇帝裁奪，裁奪結果實際上大都不判處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貸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謹受賂及侵盜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處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設、配牢城等七種刑罰，除配牢城為主刑以外，其餘六種均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於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統治者不能不通過「恩宥」之制來加以緩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種，又統稱為貸雪。《宋史?刑法志》載：「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
此外，還有錄囚降釋之制，如：「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並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35]。
兩宋時期赦降之頻「於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紹熙年間竟致歲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來「盪滌瑕穢」，「使人灑心自新」，以「感召和氣」。但行之過頻，「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結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濫矣」。
（四）．宋代刑罰制度的變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辦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別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後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後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則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
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
（2）配役
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與折杖後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
配役刑在兩宋多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復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對罪行嚴重的流刑罪犯的處罰。刺配緣於後晉天福年間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並非常行之法，《宋刑統》也無此規定。太祖時偶一用之，意在補推行折杖法後，死刑與配役刑之間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後，刺配的詔敕日多，刺配之刑濫用，漸成常制。
配役刑兩宋使用最多，南宋時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達十餘萬人。配役刑雖然改變了推行折杖法後輕重失平的狀況，但也帶來不少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崇寧年間，蔡京建議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將應配人犯禁錮在「圜土」內。但由於經費或管理上的困難而旋行旋罷。
刺配對後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後世都曾頗遭非議。
（3）凌遲
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是一種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極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種酷刑。史書說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動，四肢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熙寧以後成為常刑。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4）管置[46]
管置，指將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區進行改造的刑罰方法。可能創於北宋中期，類似於當今的管制刑，主要適用於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職）的官吏。管置刑分為：「羈管」（羈系而管束之）；「編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時限，無得髡鉗」）；「編置」（或稱「安置」、「居住」，輕於編管，謂編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遠近（或為本州，或為鄰州，或為遠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別。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所有權——所有權的發生，添附、相鄰關系，質權
兩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義利並重」的思想逐漸取代了「貴義賤利」的思想，民事法律關系與法律制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宋初統治者注重對所有權加以保護，並規定：「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太祖開寶二年（公元969年），進一步規定印契（紅契）制度及稅契制度，即用官府加蓋紅印的契據確認土地所有權，以收取契約稅的形式保護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並政策和兩宋之際的戰亂，引起所有權的頻繁變更。當時是「人戶交易田土，投買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47]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對所有權的立法作較前代更多的規定，以穩定經濟秩序，維持社會安定。宋初就曾詔令：「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48]並於宋太祖開寶二年(969)設立印契(紅契)制度。以後又完備了稅契制度。以法律確認和保護私人所有權。人說宋代「官中條令，惟交易(指田產交易)一事最為詳備」 [49]。這當不是誇大之詞。
兩宋所有權已劃分為動產所有權（宋稱物主權）與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宋刑統》對動產如宿藏物（埋藏物）、闌遺物（遺失物）、漂流物、無主物、生產蕃息等所有權都作了明確規定。同時對不動產（田宅）所有權的轉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規定要書面立契並取得官府承認，即所謂：「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否則，發生糾紛，法律不予保護。
從當時官府對所有權取得的具體規定中，可以推知：動產所有權之取得，以佔有或掌握為必要，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只以管業收租為條件。
（1）動產所有權——宋時稱物主權——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發現——宋時稱宿藏物。《宋刑統?雜律》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臟論」。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見(現)住見佃人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與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與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這也許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護法吧。
二是遺失物的取得——《宋刑統?雜律》稱闌遺物，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對遺失物的處理，規定得頗為詳盡：
「諸得闌遺物，皆送隨近縣，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兩京巡察得者，送金吾衛。所得之物……其經三十日無主識認者，收掌仍錄物色，目榜村坊門經，一周年無人認者，沒官」。
此外，對遺失家畜的處理亦頗為詳盡，恕不一一例舉。
三是漂流物之處理——《宋刑統?雜律》承唐雜令，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公私竹木，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並積於岸上，明立標榜，於隨近官司申諜。有主識認者，江河五分賞二分，余主五分賞一分。限三十日，無主認者，入所得人」。
四是無主物的佔有——《宋刑統?賊盜律》卷二十「貿易官物門」載：「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盜論。」「疏議曰：山野之物，謂草木葯石之類，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積聚」。由此來看，先佔而取得無主物，是法律所容許的。
五是生產蕃息之歸屬——《宋刑統?名例》卷四「贓物沒官及征還官主並勿征門」載： 「生產蕃息，本據應產之類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舉，而得利潤皆用後人之功，本無財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後人。其有展轉而得，知情者，蕃息物並還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後人。」可見，至宋，已對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區別了。
（2）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的轉移略
不動產在宋稱為業，其所有權稱為業主權，種類主要有租佃權，典權、押權等。不動產所有權的標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著物」。
對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必須書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認，始得成交。《宋刑統?雜律》卷二十六「受寄財物輒費用（公私債負）門」載：「質舉及賣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
為了杜絕爭訟，宋代還專門編繪了有關地界圖冊，對每一處田地標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爭訟，作為賃斷質證。史載這種地界圖冊：登記其坐落、地目、地積等則，形狀、四址、權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權接份共有的記載。宋人劉克庄在其《後村先生大全集》中有賣田骨的記載。所謂田骨即「一地兩主，系將土地分為兩層、稱上層為田皮(面)，下層則謂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權的共同有則表現在始於唐宋的祭田、族產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額是不明確的。
至於不動產的典權、押權至宋也已十分發達，在有關債的一節中將述及。
（3）添附和相鄰關系
其時的法律規定中多有與《拿破崙法典》相近的內容。有關添附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三》載：「景德三年(1006)二月詔：賃官屋者，如自備添修……徒居者，並聽拆隨。」「即委監官相度，如不虧官，亦聽。」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載木，年滿收贖之時，兩家商量。要，即交還價值；不要，取便斫伐，業主不得占各。」[50]又：「如內有種植林木……估價與所賣田土一處依法召人承買。木價錢給還原載人戶。若系見佃人承買，即止納買地價線。從之。」
綜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處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則上基本相同。
有關相鄰關系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二十八》載：「地原從官地上出入者，買者不得阻礙。宅舍亦開。且新舊間架丈尺闊狹，城市鄉村等緊慢去處，並量度適中，估價務要公當，不致虧損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見出賣地者，特與存留。」
2．典賣與時效
（1）典賣。宋代典賣又稱「活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取贖》卷九「典主遷延入務」一案頗有代表性。該書載：「在法：『諸典賣田產，年限已滿，業主於務限前取贖，而典主故作遷延占據者，杖一百』。趙端本合照條勘斷，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趙端偽寫稅領，欺罔官司，其奸狡為尤甚。今不欲並加之罪，且將兩項批領當廳毀抹，勒令日下交錢、退業。」
（2）消滅時效及時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規范中，對時效問題，已有較詳細的規定。有關取得時效的規定，在所有權取得一節中可見，此處主要就有關喪失時效的內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當限外，經三十年後並無文契，及雖執文契，難辯真虛者，不在論理收贖之限，見佃主一任典賣」。
後又於《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中，引用唐長慶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對收贖期限加以修改：「經二十年以上不論，即不在論理之限」。又《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十三》載：「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贖，今詳年限稍遠，欲乞限十年內許……限滿不贖。從之」。又《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爭業下》卷五「侄與出繼叔爭業」條載：「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又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
從上述材料中，還可以看出，隨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流轉的加快，時效期限日益縮短這一民法發展的特點，在宋代已有明顯的體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遲至宋，已有了類似今天民法關於時效中止的規定。《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載：「有故，留滯在外者，即與出除在外之年。」
且規定：「如出限，許逐人陳訴其經由，官司曲意阻難及遷延時日者，並重寘典憲」。[54]可見，當時官府對時效問題是較重視的。
3．債法與契約關系的發展
宋代對債的發生、履行或不履行、債的消滅、債的擔保均有具體的法律規定。《慶元條法事類》中還有對抵押權和留置權的規定。宋代流行的契約主要有買賣契約、租賃契約、借貸契約等[55]。其中有關土地的租賃稱佃，租佃制是當時法律調整的最重要的債務關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雙方應以契約規定租佃關系，佃農被官府登入戶籍，稱為「編戶齊民」。仁宗時曾詔令：佃戶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憑由」。但隨著土地兼並的加劇，至南宋，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又有所強化。法律對負債出逃者嚴加稽查，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
（1）債的發生
兩宋因契約所生之債佔大多數，當然還有其它形式引發的債權，《宋刑統》與《慶元條法事類》在買賣契約的法律規定上，強調雙方的「合意」性，對強行簽約違背當事人意願的，要「重寘典憲」。同時維護家長的財產支配權。即「應典賣物業，或指名質舉，須是家主尊長對錢主或錢主親信人，當面署押契貼。或婦女難於面對者，須隔簾親聞商量，方可成產交易。」
（2）買賣契約。宋代買賣契約分為絕賣和活賣與賒賣三種。絕賣為一般買賣。宋代「活賣」 又稱典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賒賣是採取類似商業信用或預付方式，而後收取出賣物的價值。這些重要的交易活動，都須訂立書面契約，取得官府承認，才能視為合法有效。
（3）租賃與租佃契約。宋時對房宅的租賃稱為「租」、「賃」或「僦」。對人畜車馬的租賃稱為庸、雇。以房屋租賃為例，宋朝法律規定很詳細。即所謂「假每人戶賃房，免五日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並分舍屋間椽、地段、錢數，分月掠、日掠數，立限送納。」
兩宋租佃土地活動十分普遍。地主與佃農簽訂租佃土地契約中，必須明定納租與納稅的條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實行定額租。地主同時要向國家繳納田賦。若佃農過期不交地租，地主可於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代為索取。
（4）借貸契約。宋代法律因襲唐制，對借與貸作了區分。借指使用借貸，而貸則指消費借貸。當時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貸稱為負債，把付息的消費借貸稱為出舉。並規定：「（出舉者）不得還利為本」，不得超過規定實行高利貸盤剝，以防激化社會矛盾。
3．婚姻法規
宋承唐律,規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違犯成婚年齡的，不準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內親屬結婚，但對姑舅兩姨兄弟姐妹結婚並不禁止。另外，《宋刑統》還規定：「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並不在禁限。」
在離婚方面，仍實行唐制「七出」與「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許變通。例如《宋刑統》規定：夫外出三年不歸，六年不通問，准妻改嫁或離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減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戶令》規定：「若改適（嫁），其見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費用」。嚴格維護家族財產不得轉移的固有傳統。
4．繼承法規
兩宋法律在繼承關繫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除沿襲以往遺產兄弟均分制外，允許在室女，享受部分繼承財產權。同時承認遺腹子與親生子享有同樣的繼承權。至南宋又規定了絕戶財產繼承的辦法。絕戶指家無男子承繼。絕戶立繼承人有兩種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凡「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親屬，稱為「命繼」。繼子與絕戶之女均享有繼承權，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財政匱乏，禁榷是其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專賣）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鹽、酒、茶外，礬、鐵、煤等均列為禁榷物種。在禁榷律法中，以鹽法、茶法、酒法最為重要和完備。鹽法是有關鹽的煮制、買賣和販運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鹽鐵使，在地方有各產鹽地和商埠所設場務專理鹽的專賣。其時分為鹽的官運、官銷和商運、商銷兩種方式。鹽法規定：犯私鹽一兩，笞四十。但因官鹽價高，私販是禁而不絕。酒法是有關酒的釀制、征稅和專賣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稱酒的專賣為「榷酤」。釀酒的酒麴由官府壟斷，禁民間私造，違犯者重至處死。官府嚴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稅課繁重。後人評價「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訴訟審判制度的特點
1．宋代皇帝多親自斷案。徽宗時更常以御筆手詔斷罪，「變亂舊章」。凡對「御筆斷罪」執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論處。此類判決多不依法，更不許訴冤。
2．重視證據和現場勘驗。為重口供定有「翻異別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關情節重大，一般換法官審理，稱「別推」；若換司法機關審理，則叫「別移」。官府設有專門的勘驗官並制有詳細的勘驗格式，南宋時還頒布了《檢驗格目》，重視對犯罪現場的勘驗和取證。客觀上推動了其時法醫學的發展。著名的《洗冤集錄》等法醫學著作的出現，與此有直接關系。
3．宋代對民事訴訟定有明確的時效規定，稱「務限法」。對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質情節的輕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審結期限。對防止積案，發揮司法職能有積極作用。
（三）審判監督制度的特點
宋代除了審判機構間上下、左右監督外，還設立了較完備的審判監督制度。在中央擴大御史台司法職能，太宗時曾設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審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監督州縣司法，這成為後世巡按制度的淵源。此外，還專門規定有平反冤案及錯判案件的「理雪制度」與「推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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❿ 宋朝的地方行政制度

宋朝的政治體制大體沿襲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長官擔任，而是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通稱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

宋朝的相權大幅萎縮，僅負責行政職能。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二府，掌文武大權。又設鹽鐵、戶部、度支三司，主管財政大權，號稱計省。這樣三司、宰執、樞密使三權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宋朝還在御史台之外增設諫院和置諫官，這些都是監察機構，負責彈劾等事宜。

(10)宋代行政法律的特色擴展閱讀

宋朝的文化

科技

畢升宋代，在整個社會經濟、文化推動下，科學技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兩宋的科技成就不僅成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上的一個高峰，也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處於領先地位，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中國四大發明，在宋代得到改進並應用。

提到兩宋科學技術時，人們還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夢溪筆談》。如李約瑟博士把沈括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夢溪筆談》則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

在其他方面也有頗多成就，如醫學方面，醫學從此前的三科分為九科，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著作《洗冤錄》。針炙有了很大發展。《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所收葯物比《唐本草》新增四百七十六種。

宋朝的歷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寧宗慶元四年頒布的《統天歷》。該歷法由楊忠輔創制。它與現代所測數值只相差26秒，而與現行的公歷所採用的數據相同，

比西方《格里歷》的頒行早383年。但因推測日食等不驗，《統天歷》只使用到開禧三年。同年又造《開禧歷》代替統天歷，行用於世45年。

學術

完成了儒學復興，傳統經學進入了「宋學」的新階段，產生了新儒學即理學。促進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匯的深入發展，完成了古文運動。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人佔了六家，詞達到全盛，話本在中國文學史上開辟了新的紀元。

史學體裁多樣，興起了方誌學、金石學；著作豐富，史家輩出，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峰。書院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如書法、雕塑、石刻、繪畫等都達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