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472

Ⅰ 如果銀行卡的後四位給了詐騙的人咋辦

裁判摘要】

被告人明知他人實施電信網路詐騙犯罪，為他人提供詐騙所需銀行卡及轉賬所需POS機，通過在POS機刷卡等方式為詐騙犯罪分子轉移贓款，應當以詐騙罪共同犯罪論處。被告人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尚未用於詐騙犯罪活動，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追究刑事責任。

公訴機關：南京市高淳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張偉祥，男，1974年4月1日出生，初中文化，住廣東省茂名市電白區水東鎮。2001年6月29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02年1月29日因犯綁架罪、敲詐勒索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2010年8月28日刑滿釋放。2015年7月24日因涉嫌犯詐騙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詹志仁，男，1988年12月5日出生，小學文化，住廣東省茂名市電白區水東鎮。2015年7月24日因涉嫌犯詐騙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林嘉明，男，1991年6月24日出生，中專文化，住廣東省茂名市電白區水東鎮。2015年7月24日因涉嫌犯詐騙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邵昭贊，男，1983年10月27日出生，初中文化，住廣東省茂名市電白區麻崗鎮那笈村。2015年8月6日因涉嫌犯詐騙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被逮捕。

南京市高淳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犯詐騙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告人邵昭贊犯詐騙罪，向南京市高淳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公訴機關指控：

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為獲利，明知他人通過冒充被害人親友、騙取被害人匯款的方式實施詐騙，仍由被告人張偉祥負責和實施詐騙人員聯系，並提供詐騙所使用的銀行卡，被告人詹志仁提供POS機，並和被告人林嘉明通過該POS機刷卡的方某將所騙得錢款轉移，以便將款項取出。被告人邵昭贊為獲利，明知他人為實施詐騙而需要銀行卡，仍向被告人張偉祥出售他人戶名的各類銀行卡。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贊參與詐騙29起，涉案金額合計人民幣148.472萬元。

2012年，被告人邵昭贊明知他人實施詐騙，仍通過黃柳棠（另案處理）為他人提供詐騙所需銀行卡，並指使黃柳棠將詐騙所得轉至戶名為陳寧紅（系邵昭贊妻子，已判刑）的賬戶內，後由陳寧紅取出。

2015年7月23日，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民警從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茂名市電白區水東鎮的出租屋內，當場查獲尚未用於詐騙的他人戶名的各類銀行卡合計38張。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贊以非法佔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數量較大，其行為還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應當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被告人張偉祥對指控其犯詐騙罪表示自願認罪，但對指控詐騙的涉案金額有異議，辯稱其不是主犯，其僅參與12起，對指控其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不認罪。被告人張偉祥的辯護人提出：1、指控的詐騙29起詐騙犯罪事實中，有17起（詐騙金額人民幣102.32萬元）與張偉祥無關，故該17起不應計入被告人張偉祥詐騙涉案金額。2、被告人張偉祥歸案後協助公安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系立功，依法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被告人詹志仁對指控其犯詐騙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均表示自願認罪，同時辯稱其僅參與12起。另17起未扣押到銀行卡的不是張偉祥給的卡刷的，其是幫他人刷卡套現。其在詐騙中幫助刷卡，起輔助作用，屬於從犯。其辯護人補充提出：1、被告人詹志仁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的目的是為了實施詐騙，應被詐騙罪所吸收。2、被告人詹志仁歸案後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屬坦白，依法可從輕處罰。

被告人林嘉明對指控其犯詐騙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均不認罪，辯解其和詹志仁是幫張偉祥用POS機刷卡轉賬，沒有參與具體詐騙活動，所起作用小，查獲的未用於詐騙的38張銀行卡其不知道哪來的。其辯護人補充提出：被告人林嘉明獲利較小，案發後主動退賬3萬元，到案後主動供述主要犯罪事實，屬坦白，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被告人邵昭贊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證據不持異議，未作辯解，並表示自願認罪。其辯護人提出：1、被告人邵昭贊與他人共同詐騙中，現有證據只能證明其對其中10萬元知情並指使其妻子將該10萬元取出，其餘2.5萬元其並不知情也沒有指使他人取出該款。2、被告人邵昭贊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系從犯，歸案後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系坦白。

南京市高淳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查明：

一、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贊共同詐騙

2015年1月以來，他人打電話冒充是被害人親朋、領導等身份，虛構需要借錢送禮等理由，騙得被害人信任，從而騙取被害人向他人提供的銀行卡賬戶中匯款。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為獲利，明知他人實施電信詐騙，仍在廣東省廣州市茂名市電白區水東鎮海景明珠K2棟1611房，由被告人張偉祥負責和實施詐騙人員聯系，並向其提供詐騙所使用的銀行卡，被告人詹志仁提供POS機，並和被告人林嘉明通過該POS機刷卡的方某將所騙得錢款轉移，以便將款項取出。被告人邵昭贊為獲利，明知他人為實施詐騙而需要銀行卡，仍向被告人張偉祥出售他人戶名的各類銀行卡。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贊參與詐騙29起，涉案金額合計人民幣148.472萬元。

被告人張偉祥在偵查期間供述：2014年10月，詹志仁找其商量，讓其找詐騙的上家和提供銀行卡，他出POS機，賺了錢一人一半。其就負責和詐騙的上家聯系，提供銀行卡給他們，詹志仁喊林嘉明一起刷卡。騙到錢上家就聯系其，其就告訴詹志仁和林嘉明，他們把進錢的卡找出來在POS機上刷卡消費，將被騙的錢轉到POS機綁定的銀行卡上，他們再通過手機銀行或者網銀把錢轉到其提供的銀行卡，其再把錢取出來將錢交給上家。上家得被騙錢的90%，其三人得10%，其和詹志仁一人一半，詹志仁和林嘉明怎麼分其不清楚。轉賬用的POS機有2台，分別是交通銀行和民生銀行的，是詹志仁提供的戶名為林小剛，平時一般用交通銀行這台POS機。上家給了其10張左右不同人開戶的卡，因有些卡被鎖住不能用，2015年2、3月其就向邵昭贊先後買了8、9套銀行卡50張左右用於電信詐騙，即同一開戶名有4-5張不同銀行的卡，有的成套還帶開戶人的身份證，其買後將卡背面貼了小標簽，註明開戶人名字和密碼。詹志仁也提供了10張左右的銀行卡，其中有4、5張卡的開戶名為林小剛，包括綁定POS機上的二張卡。這些卡平常放在租住房內，邵昭贊賣給其的卡基本上被搜查扣押了，還有些使用中被凍結的卡其燒毀或扔掉了。邵昭贊是專門賣銀行卡給電信詐騙的人，邵昭贊知道其買銀行卡做什麼。

被告人詹志仁在偵查期間供述：2014年下半年，其和林小剛合夥做服裝生意辦了3台POS機，以林小剛名義辦的，服裝店關門後POS機給了其。電白區做詐騙的人比較多，有一次其和張偉祥提出找電話詐騙的人替他們刷錢，張偉祥同意了。其喊來林嘉明，三人一起參與，從中拿手續費，並約定其和林嘉明負責POS機刷卡和銀行轉賬，張偉祥負責聯系詐騙的人員和提供銀行卡。後林嘉明借了詹小傑的身份證到水東鎮租了海景明珠的房子，把POS機之類的東西全部搬到海景明珠去了。其三人從去年年底開始刷錢，由張偉祥把銀行卡號提供給詐騙的上家，詐騙上家騙到錢後和張偉祥聯系，張偉祥讓其和林嘉明把騙來的錢通過POS刷出來，一般通過交通銀行的POS機刷，刷到交通銀行卡裡面的錢用網銀轉賬到民生銀行卡上，張偉祥負責取出來，因為民生銀行卡取錢不要手續費。刷出的錢要給詐騙的人90%，剩下10%扣除手續費，其和林嘉明拿一半，張偉祥拿一半。張偉祥買來的卡都是成套的，每套卡有4-5張，在使用中一些卡鎖了用不起來張偉祥就拿走，這些被查的卡是專門幫詐騙上家轉賬的。交通銀行的POS機一直放在其和林嘉明處，由二人使用，幫詐騙的人轉賬，沒有用於其他事情。

被告人林嘉明在偵查期間供述：其表哥詹志仁以林小剛身份辦理了3台POS機，後找到張偉祥商量，喊其一起幫詐騙上家刷卡取錢。張偉祥負責跟詐騙上家聯系並把卡號告訴他們，騙到錢後張偉祥叫其和詹志仁把卡找出來通過POS機刷到綁定的交通銀行卡上，後轉賬到林小剛那張民生銀行卡裡面，再把錢取出來。因為村上寬頻上網信號不好，其三個用詹小傑的名義租賃了水東鎮海景明珠的房子幫詐騙上家刷卡轉賬。詐騙到的錢90%給詐騙上家，10%出去手續費後其二人和張偉祥平分，其和詹志仁得5%、張偉祥得5%。開始張偉祥給了其二人10多張卡，後不用了，張偉祥又買來些成套卡，背面有開戶人姓名和密碼，一直放在其租住房內，這些卡有時被凍結或騙的錢多，張偉祥就扔掉。從住處扣押的交通銀行卡是用來作案的，開戶人林小剛，和交通銀行的POS機綁定在一起。交通銀行POS機一直是自己和詹志仁使用，沒有用於其它人和經營活動。

被告人邵昭贊在偵查期間供述：2015年清明前後，張偉祥開始向其買銀行卡，其知道他是幫詐騙的人取錢的，電白區搞詐騙的很多，像張偉祥這樣需要很多銀行卡的人肯定是做詐騙的。其總共分6次賣了10-12套共60張左右的卡給他，每次賣1、2套卡。一套卡是指一張身份證帶4-5張銀行卡，每張卡400元左右，身份證150元左右。銀行卡是其向潮友買來的，其賣給張偉祥的銀行卡密碼都是102030。

二、被告人邵昭贊與他人共同詐騙

2012年，被告人邵昭贊明知他人實施詐騙，仍通過黃柳棠（另案處理）為他人提供詐騙所需銀行卡，並指使黃柳棠將詐騙款轉至戶名為陳寧紅（系邵昭贊妻子，已判刑）的賬戶內，後由陳寧紅取出。具體事實是：2012年11月2日9時許，他人冒稱被害人蔣某的妹夫，以找小姐被公安局抓獲需借錢辦理保釋為由，騙取蔣某向苗永勝（卡號：62×××18）銀行卡內，先後轉入人民幣2.5萬元、10萬元。經多次轉賬後，蔣某匯入的人民幣10萬元轉入陳寧紅的賬戶中。當日，陳寧紅取出人民幣10萬元。

三、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妨害信用卡管理

2015年7月23日，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民警從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茂名市電白區水東鎮海景明珠K2棟1611房的出租屋內，當場查獲尚未用於詐騙的他人戶名的各類銀行卡合計31張。對該節事實，被告人供述如下：

被告人張偉祥供述：其幾張作案用的銀行卡中，有五張左右戶名為林小剛的是詹志仁弄來的，上家「西門慶」給過其十張左右不同人開戶的卡，今年2、3月份，其向邵昭贊先後買了約50張卡，均是成套卡，每套至少4張，有些還帶了身份證。其向邵昭贊買的卡基本上被搜查扣押了，還有些卡凍結後被其燒掉或扔掉了。在其住處海景明珠K幢2梯1611房內被查獲的62張銀行卡是其三人用來幫詐騙上家轉賬取款的。

被告人詹志仁供述：在其三人租的海景明珠處被扣押的銀行卡都是專門幫詐騙上家轉賬取款用的，共有三種，第一種是提供給詐騙上家卡號的銀行卡，是張偉祥拿的，開始只有十張左右，後卡被鎖住用不起來，張偉祥就買來些成套卡使用，第二種是綁定POS機的，是林小剛的戶名，第三種是用於銀行轉賬也是取款的卡，大都是其茂名本地的卡。上述卡鎖住不能用的張偉祥就帶走。

被告人林嘉明供述：海景明珠的房間是張偉祥和詹志仁拿了詹曉仁的身份證在2015年1月份租的，平常其和詹志仁、張偉祥、鄒雅四人住，鄒雅是2015年4、5月份才住進來。被扣押的銀行卡都是用於詐騙轉賬取款的，之前一些用的時間長、詐騙數額大或被凍結的銀行卡已經被扔掉了。

另，2015年7月23日，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被抓獲歸案。2015年8月6日，被告人邵昭贊被抓獲歸案。案發後，被告人張偉祥協助公案機關抓捕被告人邵昭贊。歸案後，被告人林嘉明退賠贓款人民幣3萬元。

南京市高淳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

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贊以非法佔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騙取他人錢財，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觸犯刑律，構成詐騙罪。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非法持有他人銀行卡，數量較大，其行為均已觸犯刑律，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依法應數罪並罰。上述四被告人參與通過撥打電話，虛構事實，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行為，可酌情從重處罰。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邵昭贊夥同他人實施詐騙行為；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共同非法持有他人銀行卡的行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在共同詐騙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邵昭贊在共同詐騙犯罪中為他人詐騙犯罪提供幫助，起次要、輔助作用，系從犯，依法應當減輕處罰。被告人張偉祥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在刑罰執行完畢後五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繫纍犯，依法應當從重處罰。被告人張偉祥協助公安機關抓捕被告人邵昭贊，系立功，依法可以從輕處罰。被告人邵昭贊歸案後認罪態度較好，屬坦白，依法可以從輕處罰。被告人林嘉明退出部分贓款，可酌情從輕處罰。南京市高淳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犯詐騙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告人邵昭贊犯詐騙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但指控被告人邵昭贊與他人共同詐騙數額人民幣12.5萬元不當，應予糾正。理由：經查，被害人蔣某被騙後先後向戶名為苗永勝的銀行卡內匯款人民幣2.5萬元、10萬元，後由陳寧紅取出人民幣10萬元，餘款2.5萬元雖在銀行卡交易明細中顯示被轉賬、取出，但無證據證明該款系被告人邵昭贊指使他人或提供銀行卡轉賬取款，故不宜計入其詐騙犯罪數額；指控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數量不當，應予糾正。理由：民警在上述三被告人住所當場查獲銀行卡62張，均系他人戶名的銀行卡。其中綁定POS機用於詐騙的林小剛戶名銀行卡3張，無法查實戶名的銀行卡4張，已用於詐騙轉賬的銀行卡24張，故尚未用於詐騙的他人戶名的各類銀行卡合計31張。

關於被告人張偉祥及其辯護人、被告人詹志仁提出「指控的詐騙29起涉案金額148.472元不屬實」的辯解、辯護意見，經查，四被告人在偵查期間的供述、各被害人的陳述及提供的部分轉賬匯款憑證、銀行卡開戶資料以及交易明細等能夠相互印證，證實四被告人共同詐騙29起的犯罪事實，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當庭供述只參與12起詐騙與事實不符，且二被告人供述的參與具體次數亦相互矛盾，該辯解、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關於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及各自辯護人均提出「其三被告人在共同詐騙犯罪中系從犯」的辯解、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為牟利，為詐騙上線轉賬取款，分工明確，行為積極，為詐騙犯罪行為最終目的實現起到關鍵作用，不屬於從屬地位，故該辯解、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關於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的辯護人提出「其三被告人不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辯護意見，經查，（1）在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的共同租住地被當場扣押的大量銀行卡標識為他人戶名，結合三被告人在偵查期間的供述，三被告人明知這些銀行卡系他人戶名，仍持有，屬非法持有；（2）指控認定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非法持有的銀行卡尚未用於實施詐騙行為，與詐騙行為是二種獨立行為，該行為符合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構成要件，應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認定，不能被詐騙罪吸收，綜上，該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關於被告人林嘉明及辯護人提出「被告人林嘉明是幫張偉祥用POS機刷卡轉賬，沒有參與詐騙，其是在被抓後才知銀行卡里的錢是詐騙而來，無共同詐騙的主觀故意，故其不構罪，即使構罪亦是非法經營罪」的辯解、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林嘉明在偵查期間的多次供述穩定一致且排除非法取證，與其他被告人在偵查期間的供述亦相一致，證實其等人共同參與詐騙，被告人林嘉明當庭翻供未作出合理解釋且與常理不符，故該辯解、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關於被告人詹志仁、林嘉明的辯護人各自提出「被告人詹志仁、林嘉明歸案後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屬坦白」的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詹志仁、林嘉明歸案後雖如實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實，但當庭未能如實供述，沒有認罪悔罪表現，故該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關於被告人邵昭贊的辯護人提出「指控的29起詐騙中僅有部分銀行卡系被告人邵昭贊提供給張偉祥的，對被告人邵昭贊不應全部認定其犯罪次數和數額」的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邵昭贊為牟利，明知被告人張偉祥實施詐騙犯罪，仍為其提供作案所需的他人戶名的多套銀行卡，並有被告人張偉祥、邵昭贊的供述相印證，被告人邵昭贊應對詐騙共同犯罪承擔全部責任，故該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關於被告人邵昭贊的辯護人提出「被告人邵昭贊與他人共同詐騙的數額應為10萬元而非12.5萬元」的辯護意見，經查屬實，本院予以採納。

關於被告人張偉祥、林嘉明、邵昭贊的辯護人各自提出的其他辯護意見，經查屬實，本院予以採納。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二）項，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八條，第六十九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於2016年7月19日作出（2016）蘇0118刑初123號判決，以被告人張偉祥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二萬元；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以被告人詹志仁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一萬元；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三萬元。被告人林嘉明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二萬元。以被告人邵昭贊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七萬元。判令被告人林嘉明退賠的贓款人民幣3萬元由扣押機關發還被害人；責令四被告人退賠被害人來海洪、吳六根等29人損失合計人民幣145.472萬元，發還被害人。

一審宣判後，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不服，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上訴人張偉祥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是：第一，原審判決認定其詐騙數額有誤，有17起事實為詹志仁實施，與其無關。第二，原審判決認定其為主犯不當，其只是負責取款，在詐騙犯罪中起次要和輔助作用。第三，其為了詐騙取款而持有多張銀行卡的行為應為詐騙罪吸收，不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第四，原審判決未體現其立功情節，量刑過重。

上訴人詹志仁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是：第一，其未與實施詐騙的行為人通謀，且並未直接參與實施詐騙，只是幫助取款，不構成詐騙罪，而是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第二，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輔助作用，應當認定為從犯。第三，其持有的銀行卡為犯罪工具，不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第四，原審判決量刑過重。

上訴人林嘉明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是：第一，其在共同犯罪中協助詹志仁、張偉祥刷卡轉賬，所得贓款較少，應當認定為從犯。第二，公安機關查獲的銀行卡均為詹志仁、張偉祥購買的，與其本人無關，其也不能自由支配這些銀行卡，不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第三，原審判決量刑過重。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經二審審理，確認了一審查明的事實。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原審被告人邵昭贊明知他人實施詐騙犯罪，仍為他人提供取款、轉款等幫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且系共同犯罪。上訴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數量較大，其行為均已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且系共同犯罪。上訴人被告人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應當數罪並罰。

關於上訴人張偉祥及其辯護人提出的「原審判決認定其詐騙數額有誤，有17起事實為詹志仁實施，與其無關」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經查，張偉祥、詹志仁的供述證實，其二人共謀共同幫助實施詐騙的他人取款，張偉祥負責與實施詐騙的他人聯系並提供銀行卡，待相關銀行卡內有詐騙錢款轉入後通知詹志仁，由詹志仁、林嘉明用POS機刷卡轉賬。詹志仁、林嘉明控制的綁定交通銀行卡的POS機專用於幫助實施詐騙的他人轉賬，未用於其它用途。而相關銀行卡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被害人提供的轉款銀行賬號、匯款憑證證實，共有29起共計人民幣139.672萬元錢款轉入詹志仁持有的上述交通銀行卡內。上述證據足以證實張偉祥夥同詹志仁等人實施詐騙29起，故上訴人張偉祥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該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採納。

關於上訴人詹志仁及其辯護人提出的「其不應構成詐騙罪，而應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經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明知他人實施詐騙犯罪，為其提供信用卡、手機卡、通訊工具、通訊傳輸通道、網路技術支持、費用結算等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本案中，詹志仁明知他人實施詐騙而為其提供轉賬、取款幫助，依法應當認定為詐騙罪的共犯，故上訴人詹志仁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該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採納。

關於三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提出「應當認定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為從犯」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經查，三上訴人明知他人實施詐騙犯罪，仍為他人提供轉賬、取款等幫助，對於詐騙犯罪的完成起重要作用，並非次要、輔助作用，依法均不應認定為從犯，故三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該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採納。

關於三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張偉祥、詹志仁、林嘉明不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經查，《中國人民銀行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銀行卡及其帳戶只限經發卡銀行批準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轉借。」在案證據證實，三上訴人所持信用卡皆非本人所申領，三上訴人均不是發卡銀行批準的持卡人，其持有他人信用卡均無合法根據，依法應認定為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且屬數量較大。原審判決認定三上訴人非法持有他人的信用卡並未用於詐騙犯罪，與認定的詐騙犯罪事實並非基於同一宗詐騙犯罪事實，故應予以分別評價。故三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該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採納。

關於三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原審判決量刑過重」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經查，原審判決綜合三上訴人的犯罪數額、情節，依照法律規定進行量刑，量刑均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並無不當，故三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該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採納。

綜上，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准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11月2日作出（2016）蘇01刑終472號裁定：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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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主編、2010年第5版、58元、601頁、C規格、書號：9787300124148
3、 刑法學參考書目：
王作富主編、黃京平副主編、2011年第五版、59元、568頁、C規格、書號：9787300142197
4、訴訟法參考書目：
（1）民事訴訟法：江偉主編、肖建國副主編、2011年6月1號第五版、49.8元、478頁、C規格、書號：9787300137858
（2）刑事訴訟法：陳衛東主編、2008年第二版、48元、472頁、A規格、書號：9787300099484
5、 憲法參考書目：
許崇德主編、胡錦光副主編、2009年第四版、309頁、B規格、28元、書號：9787300107509
6、 法制史參考書目：
曾憲義主編、鄭定、趙曉耕副主編、2009年第三版、35元、307頁、B規格、書號：9787300108292
7、 三國法參考書目：
（1）國際法：程曉霞、余民才主編、2011年第四版、35元、256頁、C規格、書號：9787300135434
（2）國際私法：章尚錦、徐青霞主編、許軍珂副主編、2011年3月01日第四版、49.8元、459頁，C規格、書號：9787300134086
（3）國際經濟法：郭壽康、趙秀文主編、2009年第三版、39.8元、458頁、B規格、書號：9787300108582
8、知識產權法參考書目:
劉春田主編、2009年第四版、42元、446頁、B規格、書號：9787300110233
9、經濟法參考書目:
潘靜成、劉文華主編、2008年第三版、45元、477頁、B規格、書號：9787300091785
10、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參考書目：
周珂主編、孫佑海、王燦發、賈其海副主編、2010年第二版、39.8元、419頁、B規格、書號：9787300113760

備註：
1、人大法學考研同一科目需要看幾本教材嗎？
答：可以看，但能不能記住，對拿分有沒有幫助，這就需要看個人情況了。通常情況下，人大法學考研的特點（基礎性），結合學習的規律（打基礎、消化基礎理論首先應少而精且經典）以及一般人的潛能（很難記憶住兩本書）決定了只看一本足夠，在這短時間內，能吃透一本書已經是強人了。同時只要吃透一本書，有了強勁的基礎，別的教材都是在此基礎上的延伸與擴展，你在擁有該經典教材理論基礎的前提下，足以提出自己觀點，解決法律問題。

2、人大法學考研的憲法學和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參考教材到底如何選用？
答：憲法學教材應選用人大出版社出版，許崇德主編的21世紀系列教材中的《憲法學》教材，而不是法律出版社的《中國憲法》教材。人大法學考研初試是以前者為試題命制這是很明顯的客觀事實。比如2011年的名詞解釋「社會權」，2012的簡答題「簡述公民受教育權利和義務基本關系」在前者中有系統講述，而在後者則完全沒有涉及。對於到底應該選用哪本教材因為有各種利益糾葛在里邊，導致了有人採取徵文冒充考生經驗或是收買考生的方式不客觀和不負責對參考書目進行誤導推薦和宣傳，更有甚者是有人冒充考生通過發布經驗帖的方式為了推銷自己的筆記和整理的資料而違心的進行書目的錯誤推薦。對此，大家把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近三年的真題去教材中比對下及知是非對錯，徹底擊潰不負責的言論、信息和宣傳對大家的誤導，大家也切勿因為懶惰等各種借口而放棄比對，放棄對事實的考證，務必親自去認真分析和比對，以便徹底避免誤導！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科目有兩本教材一本是周珂獨著的《環境法》教材，另一本則是周珂主編、孫佑海、王燦發、賈其海副主編，合編的名稱叫《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的教材。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材應選用後者：周珂主編、孫佑海、王燦發、賈其海副主編、2010年第二版、39.8元、419頁、B規格、書號：9787300113760。
首先，從考試的角度來講，近幾年來的真題，特別是2010年改革後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納入初試中後的真題皆可從後者中能找到出處，而在前者中則有沒有涉及的考點，比如今年2012年的「林權」名詞解釋，2011年的「自然資源保護法」名詞解釋等等；其次，後者這版書內容全面且充實些；再次，這版書新，里邊有最新的環境法學理論知識；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很明顯的是試題命制是以其為參照的！所以教材一定要按我們的推薦去購買，別被誤導了！

Ⅲ 你好！請問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里本人起訴是什麼原因

一。前言 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與司法機關之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司法機關代表國家並擁有巨大的權力和資源，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則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他們的權利很容易受到侵犯。因此，國家和社會需要採取特殊的保障措施來保護他們的權利。這些特殊的保障措施在一系列國際人權文件中得到了體現。這些文件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懲罰或待遇國際公約》、《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執法人員行為守則》等等。 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輕權利、重義務的社會。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則是在最近一些年才得到正式承認的。根據傳統的觀念，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司法機關代表正義，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則代表邪惡。前者有權採取任何手段來對付後者，而後者則無任何權利可言。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政府一直認為人權不是普遍的，而是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的。只有"人民"才有權享受人權，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屬於"人民"的范疇。因此，"剝奪犯罪分子的人權"是理所當然的事。這種情況直到1978年以後才開始改變。改革開放不僅帶來了快速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帶來了新思想和新的概念。隨著人權概念在中國的普及，中國政府開始認識到了傳統觀念的落後並越來越重視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保護。本文將介紹中國政府在保護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以及防止酷刑方面所採取的一些措施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我們還將介紹在該領域中所存在的問題，探討這些問題的原因，並提出一些解決這些問題的措施。

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 為加強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保護，中國政府在過去20年中採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這些措施被包括在在大量的法律文件中。這些文件主要有： 1.《憲法》。中國現行的憲法是1982年通過的。它的第2章規定了各種"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憲法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污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第125條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憲法還規定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非法失職行為行公民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以上這些規定為為保護人權、禁止酷刑奠定了憲法基礎。 2.《刑法》。中國刑法於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1997年《刑法》確立了一些重要的法律原則，如"罪刑法定原則"、"適用法律平等原則"和"刑罰與刑事責任相適應原則".該法第4章專門規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根據該法第232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234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傷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條、第232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第249條規定："監獄、拘留所、看守所等監管機構的監管人員對被監管人進行毆打或者體罰虐待，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條、第232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監管人員指使被監管人毆打或者體罰其他被監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刑法》中的以上這些規定為懲罰實施酷刑者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 3.《刑事訴訟法》。1979年制定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包括了有關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權利保護的詳細的規定。 （1） 辯護權。該法第4章專門對"辯護與代理"作出了規定。例如第33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訴案件之日起3日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第34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是盲、聾、啞或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可能被判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與舊《刑事訴訟法》相比，1996年《刑事訴訟》的一個重大進步在於它提前了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根據1979年《刑事訴訟法》，律師只有在審判階段才能介入刑事訴訟。該法第110條規定："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判後，應當將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至遲在開庭7日以前送達被告人，並且告知被告人可以委託辯護人，或者在必要時為被告人指定辯護人。"這種規定使得律師沒有充足的時間為被告人准備辯護，因而在實際上嚴重地限制了辯護權的行使。1996年《刑事訴訟法》大大提前了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該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涉及國家機密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受委託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涉及國家機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的批准。" （2） 強制措施的時限。《刑事訴訟法》第6章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採取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和逮捕等強制措施並為這些強制措施規定了嚴格的時限。 傳喚和拘傳。第92條規定："傳喚、拘傳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不得以連續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拘留。第64條規定，除有礙偵查或者無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公安機關在拘留犯罪嫌疑人後，應當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24小時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或者他的所在單位。第65條規定，公安機關對於被拘留人應該在24小時內進行審問。在發現不應當拘留的時候，必需立即釋放，發給釋放證明。 逮捕。第69條規定："公安機關對於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後的3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1日至4日。對於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30日。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接到提請逮捕書後的7日內，作出批准或不批準的決定。人民檢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機關應當在接到通知後立即釋放，並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第71條規定："公安機關逮捕人的時侯必須出示逮捕證。逮捕後，除有礙偵查或者無法通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逮捕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24小時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屬或者他的所在單位。"第72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於各自逮捕的人，公安機關對經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須在逮捕後24小時內進行審問。在發現不應當逮捕的時候，必需立即釋放，發給釋放證明。" 待審關押。該法第124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拘押期限不得超過2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1個月。"第125條規定："因為特殊原因，在較長時間內不宜交付審判的特別重大復雜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延期審理。"第126條規定："下列案件在本法第124條規定的期限屆滿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延長2個月：（一） 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二） 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三） 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四） 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 眾所周知，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中國存在著一種所謂的"收容審查"制度。這種制度最早是用於城市治安管理的一種行政措施。但後來演變成一種刑事強制措施，用於對付那些身份不明、流竄作案的犯罪分子。根據這種制度，公安機關可以在不提出任何指控的情況下將一個人關押3個月以上，甚至無限期地關押。在80年代，尤其是在幾次"嚴打"運動中，"收容審查"制度被公安機關廣泛使用，甚至失去了控制。它成為中國的一個主要的人權問題並受到國內外人士的廣泛批評。在《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人們曾就是否廢除"收容審查"制度這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有人認為這一制度是對付犯罪的必要的和有效的手段，而另一些人則認為該制度嚴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並且違反了《憲法》的基本原則，因而應該廢除。立法機關採納了後者的意見，在對原《刑事訴訟法》中有關拘留和逮捕的條件進行必要的調整後廢除了"收容審查"制度。 （3） 證據和口供。新《刑事訴訟法》還在證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規定。該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或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第46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4） 無罪推定原則。1996年對《刑事訴訟法》的另一個重大改革就是確定了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是在國際上得到廣泛承認的法律原則。《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包含了類似的規定。但是在中國，犯罪嫌疑人在被警察拘留那一刻起就被推定為有罪並被稱為犯罪分子。直到80年代末"無罪推定"還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或"精神污染"而受到批判。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過程中，這一原則在經過人們的激烈的討論之後終於被立法部門所採納。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一規定完全改變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地位。在舊的制度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被看作是試圖掩蓋自己罪行或為自己罪行辯護的壞人。因為在審判之前他們已經被推定為有罪，所以對他們的審判只不過是走形式而已。往往判決書在開庭審判之前已經印好，在法庭上法官審問被告人，出示犯罪證據，與律師進行辯論，最後拿出事先印好的判決書當庭宣讀。在新的制度下，被告人與公訴人成為刑事訴訟中平等的雙方。而法官則起著仲裁人的作用。但是在實際中要改變人們有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傳統觀念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4.《監獄法》。1994年《監獄法》包括了有關罪犯待遇的詳細的規定。該法規定："罪犯的人格不受污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財產和辯護、申訴、控告、檢舉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權利不受侵犯。"成年犯人、少年犯、女犯應分別關押和管理；犯人的牢房應該堅固、清潔、保暖、通風、有充足的光線；對少數民族犯人的特殊生活習慣應當予以照顧；國家應規定罪犯的生活標准；除依法剝奪政治權利的外，犯人應享有選舉權；在服刑期間犯人有與其他人通信以及與其親屬或監護人見面的權利；監獄內應建醫療設施。《監獄法》還規定只有在押送犯人、犯人試圖逃跑或使用暴力以及其他危險情況下才能對犯人使用械具；只有在犯人聚眾暴動、越獄、拒捕、持械威脅他人、劫持人質或搶奪武器等情況下才能對他們使用武器。以上這些規定基本符合1977年《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和1990年的《聯合國囚犯待遇基本原則》。 5.《法官法》、《檢察官法》和《警察法》。以上這些法律除詳細規定了法官、檢察官和警察的義務、工作原則、組織、管理、監督和法律責任。例如，《警察法》第22條規定："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為：……（四） 刑訊逼供或體罰虐待人犯；（五） 非法剝奪、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的身體、物品、住所或者場所；……（七） 毆打他人或者唆使他人打入；"以上規定為中國監督執法人員的行為和禁止酷刑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 6.《行政訴訟法》和《國家賠償法》。《行政訴訟法》於1989年通過，1990年生效。該法第2章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對於拘留、罰款、限制人身自由等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該法第9章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造成損害的，有權請求賠償。 《國家賠償法》第15條規定："行使偵查、檢察、審判、監獄管理職權的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四） 刑訊逼供或者以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五） 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7.國際人權條約。到目前為止，中國已加入了包括《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懲罰或待遇國際公約》在內的17個國際人權公約。在1998年10月，中國還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上這些國際公約包括了有關保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以及禁止酷刑方面的詳細的規定。這些公約表明中國政府承認了國際人權保護這一概念並願意接受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的監督。為了加入這些公約，中國政府頒布了許多新的法律並對現有的法律制度採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以使之符合有關的國際人權標准。 三。反酷刑制度 酷刑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由於其特殊的身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特別容易受到各種形式的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懲罰或待遇。因此，世界各國以及國際社會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並制定了一系列有關的國際公約，包括《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懲罰或待遇國際公約》。 正如上面所顯示的，酷刑在中國受到了法律的禁止。因此，在中國實施的所有酷刑行為都可以被認為是一些執法人員所實施的個人的和非法的行為。一旦這些行為被發現，他們就會受到國家的調查和嚴厲的懲處。在中國對實施酷刑的人主要是通過一下三種渠道進行查處的： 首先，那些實施酷刑的共產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由執政黨的紀律檢查部門和政府行政監督部門進行查處。根據情節嚴重程度，這些黨政幹部將受到各種黨紀和政紀的處罰，如警告、記過、降職、解除公職或開除黨籍等等。那些觸犯刑法的將被移送到司法部門進行進一步查處。 第二，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門有內部紀律檢查機制。這些機構的領導有責任監督其下屬的工作人員的行為。這些內部監督機制在禁止酷刑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許多實施酷刑的司法工作人員就是通過這種渠道受到查處的。今年年初以來，各個司法機關內部開展了大規模的自檢運動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第三，由司法部門調查刑事責任。最近幾年司法機構加強了對酷刑案件的查處。根據官方的統計，從1979年到1989年共立案查處刑訊逼供案件4000多件；90年立案查處472件921人；91年立案查處407件831人；92年立案查處352件705人；93年立案查處398件849人；94年立案查處409件828人；95年立案查處412件843人；96年立案查處493件945人。 在這些受到查處的案件中所涉及的人員絕大多數都被各級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司法部門還加強了對非法拘禁案件的查處。從1990年到1994年之間共查處了6000多人，其中包括300多名司法工作人員。 以上案件主要具有下面幾個共同特點：（1） 刑訊逼供逼供致人死亡、重傷案件佔有較高的比例。例如，在1993年全國發生的刑訊逼供案致126人死亡，27人重傷，占立案總數的三分之一；1994年全國發生的刑訊逼供案致115人死亡，37人重傷，亦占立案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2） 實施酷刑的大多數都是基層派出所、基層刑偵隊的公安幹警以及聯防隊員、治安人員以及工礦企業的保安幹部等等。（3） 酷刑的手段殘忍、多樣，包括拳打、腳踢、捆綁、吊掛、強迫以某種姿勢站立、長期使用戒具、凍、曬、剝奪睡眠或食物、電擊、用煙頭燙、喂吃臟東西、假槍斃等等。（4） 酷刑受害者大多數是為犯罪嫌疑人和無辜群眾。 應該指出的是，以上統計數字遠遠不能反映目前中國酷刑問題的嚴重程度。由於種種原因，在實際中許多實施酷刑的人沒受到查處。一般受到查處的都是那些造成受害人死亡或重傷等嚴重後果的案件。但即使沒有這方面的准確的統計數字，酷刑問題在中國的嚴重程度也是顯而易見的。如今甚至有一種說法：警察在調查刑事案件過程中使用刑訊逼供是普遍的，而不使用刑訊逼供則是個別現象。 實際上，許多執法人員已經形成了隨意打人的"壞習慣"，並且把"執法"等同於"打人". 中國普遍存在的酷刑現象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人權、法治觀念淡薄以及有關刑事司法傳統觀念的影響。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中國社會一向輕視權利，更不用說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了。根據傳統觀念，刑事司法的唯一目的就是通過法律的威懾作用降低犯罪率。受這一傳統觀念的影響，許多執法人員認為刑事訴訟程序就是國家機構與犯罪分子作斗爭，使他們承認其所犯罪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工作人員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來對付犯罪嫌疑人。許多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自己都認為警察在調查刑事案件過程中使用刑訊逼供是正常的。因此，在酷刑事件發生後，人們往往不認為這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而只是"工作中的錯誤"或"好心辦壞事".司法機關也不願意查處，甚至包庇那些實施酷刑的警察。例如，在1992年3名使用刑訊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死亡的警察因"工作成績突出"、"表現好"而被免除刑事責任。 這種傾向使得實施酷刑者更加肆無忌憚，使酷刑事件越來越多。 第二，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眾所周知，酷刑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在某一地區或部門存在酷刑問題這一實事會嚴重損害該部門或地區的領導人的名聲。另外，由於中國在政府機構實施了首長責任制，如果發現某一地方或部門存在嚴重的酷刑問題，那麼不僅實施酷刑者會受到查處，而且他們的上級或領導也要承當部分責任並會受到紀律或行政處分。因此，這些地方或部門領導為了保住他們的面子或保護自己的利益往往會竭力掩蓋事實真相，阻礙酷刑案件的調查。這也是大多數酷刑案件得不到查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執法人員的素質低下。據統計，在1997年中國警察據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警察總數的37.62%，而高中、中專文化的佔51.35%.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實施酷刑的大多數都是基層派出所、基層刑偵隊的公安幹警。幾乎所有這些人都只受過小學或初中教育，其中許多沒有任何法律知識。例如，1997年雲南省某市的兩名警察接到有人被盜70元人民幣的報案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將一名16歲的中學生活活打死，其理由僅僅是因為這名中學生曾經與3名被懷疑偷錢的人說過話。在法庭上這兩名分別從警13年和8年的被告人居然不能回答什麼是犯罪嫌疑人、人民警察在執行任務時應該具有哪些權力和責任以及在接到報案後應該遵守哪些辦案程序等基本問題。 第四，缺乏對執法機構和執法人員的監督。中國在傳統上是個集權制的國家。至今仍未實行三權分立的制度。從法律上說，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是各自獨立的機構並且各自有著不同的權力和責任，應當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但在實際中，這三個機構關系往往過分注重相互配合，而忽視了相互制約。所以社會上有"公、檢、法一家"的說法。這種缺乏制約缺乏監督的狀況必然會導致權力的濫用。 第五，執法部門缺乏經費。據統計，一般發展中國家維護治安經費的占財政收入的9%.而在中國僅佔2.9%. 經費的缺乏嚴重地影響了執法機關的能力，也必然導致了各種濫用職權和違反人權的現象的發生。如果警察在調查刑事案件的過程中缺乏人力和其他資源的話，那麼他們就更傾向於使用刑訊逼供。另外，執法人員的工資過低也會導致各種腐敗現象的產生。 四。結論 從以上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過去幾年內中國政府在保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這些進展主要反映在1997年5月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中。它們包括：無罪推定原則的確立、收容審查制度的廢除、刑事辯護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等等。 但是，從以上介紹中也可以看出，中國保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的制度還遠遠沒有達到完善的階段。目前中國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保護方面還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的主要表現形式是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懲罰或待遇，尤其是刑訊逼供。 為了進一步改革刑事司法制度，加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保護，更有效地預防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懲罰或待遇，我們建議中國政府採取以下措施： 首先，促進對大眾、對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對執法人員的法制和人權教育，加強人們的法律意識和人權意識。一方面，應該教育執法人員依法辦案，尊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權；另一方面應該讓群眾和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了解他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教育他們使用法律武器保護這些權利和自由。 第二，提高執法人員，尤其是基層執法人員的素質。應該制定嚴格的警察和其他司法人員錄用標准，建立更多的警察學校、法官學校以及其他法律學校以培養更為合格的執法人員。在這些學校的課程中應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懲罰或待遇國際公約》、《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執法人員行為守則》等等國際人權文件的的學習。 第三，進一步修改《刑事訴訟法》以使之與國際標准接軌。例如，《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懲罰或待遇國際公約》第15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系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以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訊逼供的證據。"雖然中國《刑事訴訟法》禁止了刑訊逼供，但他並沒有明確禁止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援引系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再如，雖然該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刑事訴訟的調查階段就可以聘請律師，但是在這一階段律師不具有辯護人的地位。他的任務主要是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訴訟、控告或申請確保候審等等。他無權自己對案件進行調查、查閱與案件有關的材料或在審訊犯罪嫌疑人時在場。因此，應該對該法進行修改以使之包括以上這些重要的保障措施。 第四，進一步進行司法改革以加強對執法人員的權力監督，增加司法機關的獨立性，打擊地方保護主要和部門保護主義。這些監督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之間的相互監督、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共產黨的紀律檢查部門的監督、政協部門的監督、非政府組織的監督、新聞媒體的監督和國際監督。在國際監督方面，中國政府應該考慮取消它對《禁止酷刑公約》有關授權禁止酷刑委員會調查締約國境內酷刑現象的第20條所作出的保留並根據第21條和第22條承認禁止酷刑委員會受理國家和個人申訴的許可權。 最後，我們應當認識到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盡早建立法治社會是保障所有人權，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的基本途徑。

Ⅳ 申訴狀範文

在日常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大家都對申訴狀有所了解吧。那麼你知道一篇好的申訴狀該怎麼寫嗎？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申訴狀範文大全，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申訴狀範文 篇1

勞動爭議仲裁申訴書包括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

1. 首部應寫明以下內容：①標題：勞動爭議仲裁申訴書。

②爭議當事人：申訴人與被訴人。

個人應寫明姓名、性別、年齡、民族或國籍、用工性質、工作單位、住址、通信地址等。

單位應寫明名稱、單位性質、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職務。

有委託代理人的，應寫明代理人的姓名、工作單位等情況。

2. 正文應包括：①請求事項：指申訴要達到的目的和要求。

請求事項要具體明確。

②事實和理由：應簡要說明雙方建立勞動關系的時間、方式以及勞動合同的主要內容；雙方爭議的形成過程和爭議的焦點；主要證據(應說明證人姓名、住址、物證、書證的來源等)；提出請求事項的主要法律依據。

3. 尾部應包括：申訴書提送的仲裁機構名稱、申訴人姓名或名稱(簽章)、申請時間(年月日)。

同時寫明提交的副本份數(按被申訴人人數提交)，物證、書證件數。

申訴申請書，敘述的事實應實事求是，突出重點。

請求事項要簡明扼要，引用法律條文要准確。

申訴狀範文 篇2

申訴人：李x華，男，現年32歲，漢族，籍貫：重慶市人，捕前在廣東省深圳市打工，現服刑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蓋米里克監獄四監區。

原一審案號：(1996)深中法刑二初字第xx號

原二審案慧態飢號：(1996)粵高法刑終字第xxxx號

申訴人因搶劫一案，不服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1996)粵高法刑終字第xxxx號刑事判決提出申訴。

申訴人認為：原判存在事實認定、訴訟程序及適用法律等方面錯誤，導致量刑過重，申訴人申請提起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糾正錯誤前返判決。

申訴事實與理由：

一、事實認定方面：申訴人具有立功情節，但判決書未予以認定。

兩審《提審筆錄》均記載申訴人提出的帶深圳東州派出所公安人員抓獲李海全(當時冒名李海勇)的立功情節。

申訴人當時認識李海全的舅舅，知道他常到舅舅處，就帶閉盯公安人員到其舅舅處抓他，並告知公安人員李海勇是他弟弟的名字，李海全才是他的真名。

但兩審判決書對此均未提及，更沒有認定申訴人具有立功情節。

依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另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1998年4月17日，法釋【1998】8號)第五條規定，犯罪分子到案後有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包括「……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這一量刑斟酌情節若得以認定，對申訴人的量刑是意義重大的。

二、訴訟程序方面：二審法院沒有依法為申訴人指定辯護人。

申訴人一審被判死刑，二審直至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才宣告判決，期間1997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施行，該法第三十四條第三款規定：「被告人可能被判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對於該款是否適用於二審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死刑上訴案件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是否應為其指定辯護人問題的批復》(1997年11月12日，法釋【1997】7號)中指出：「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第三款關於被告人可能被判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規定，也應當適用於第二審死刑案件。即第一審人民法院已判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訴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為其指定辯護人。」

本案二審雖然沒有開庭審理，但依據二審判決書所載：「本院……經過閱卷，訊問被告人，聽取律師的意見，認為事實清楚，決定不開庭審理，……」申訴人一、二審均沒有委託辯護人，沒有律師的辯護意見，申訴人無法依法得到有效的法律協助。

據此，二審法院沒有為申訴人指定辯護人，嚴重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影響了對案件的正確裁判。

本案中，同案李光華、韓勁松均供述申訴人是「組織、提議者」，一審庭審中兩人聘請的律師(兩辯護人向燕、沈遠貴均為四川省萬縣律師事務所律師)亦將罪責推到申訴人頭上，使申訴人的下列申辯蒼白無力：

1依據二審判決書，李光華「檢舉他人犯罪線索，經一審法院查證不屬實」。可見李光華為減輕刑罰，不惜誣告他人，自然也會因此誣告別人是主犯；

2韓勁松因私藏贓物曾被申訴人警告，因而懷恨在心，不排除其誣陷申訴人的可能；

3申訴人僅參與一次搶劫，且是初犯，很難使人相信申訴人是「組織、提議者」。

三、法律適用方面：

1、二審判決適用了《刑法》第十二條，但得出了錯誤的法律適用結果。

《刑法》第十二條的中心涵義是「從舊兼從輕」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法第十二條幾個問題的解釋》(1997年12月31日，法釋【1997】12號)第三條規定：「1997年10月1日以後審理1997年9月30日以前發生的刑事案件，如果刑法規定的定罪處刑標准、法定刑與修訂前刑法相同的，應當適用修訂前的刑法。」二審判決據此得出適用1979年刑法的結論。

雖然《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法定刑與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條的法定刑一樣，但二審判決卻忽略了兩部刑法關於主犯的定罪處刑標准不同。

1979年《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對於主犯，除本法分則已有規定的以外，應當從重處罰。」因而二審判決在對申訴人的判決理由中稱：「雖然只搶劫一次，但其在搶劫中系組織、提議者，應從重判處無期徒刑」。

而1997年《刑法》「應當從重處罰」屬於法定量刑情節，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規定的34種「應當從重處罰的`情節」均不包括主犯，只在第二十六條第四款規定「……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

因此，二審法院適用1979年刑法是錯誤的，應適用1997年新刑法。

2、依據1997年《刑法》，二審判決對申訴人的量刑明顯畸重。

1按1997年《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在二審判決書認為申訴人為主犯的前提下，申訴人也僅「數額巨大」這一情節符合「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這一法定刑量刑情節之第四項之後選擇項。

依據一、二審判決書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申訴人在一些案犯已作過案之後加入，是初犯，不可能是共同犯罪的組織者，申訴人也未傷害過事主，申訴人實際上也沒有分得與「組織、提議者」身份相稱的贓款。

除去同案韓勁松私藏的價值25000元人民幣的勞力士手錶一塊，申訴人參與的一次共同作案贓款總值只有22259元人民幣(47259元-25000元=22259元)。

2二審判決書對申訴人量刑斟酌情節的表述前後矛盾。

判決書前稱申訴人「雖然只搶劫一次，但其在搶劫中系組織、提議者，應從重判處無期徒刑」，後又稱「各上訴人及原審被告人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但根據本案的具體情節，除上訴人程德俊、李光華、韓小文和原審被告人李海全之外，對其餘上訴人、原審被告人犯搶劫罪可從輕處罰」，但判決書最終判處申訴人無期徒刑，絕不是從輕處罰，而是從重處罰。

綜上，申訴人認為(1996)粵高法刑終字第xxxx號判決書在事實認定、訴訟程序、法律適用方面均有許多錯誤，導致對申訴人量刑過重，申訴人在此申請依法提起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糾正錯誤判決。

10年來，申訴人在政府關心教育挽救下，深刻反省認識到自己的行為給社會及他人帶來的危害，在服刑改造期間，申訴人能夠積極改造，並通過持之以恆的努力，在2001年受到減刑鼓勵，由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17年，2003年又減刑1年6個月。

此時申訴人更渴望人民法院給一個合理的量刑，公平的判決，一個自由、新生的機會!

Ⅳ 指定監視居住適用條件

1、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特殊條件是指具備適用監視居住必備條件的同時，要啟動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還必須滿足的額外條件，主要有兩種情況：
2、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固定住處的。
3、第二，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派磨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頃或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的。
4、【法雀羨伍律依據】
5、《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公安機關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
更多關於指定監視居住適用條件，進入：https://m.abcgonglue.com/ask/b472dc1616105288.html?zd查看更多內容

Ⅵ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企業管理專業考研的參考書目

這個是 08的參考書目

中心每年的書目都會有些變化，例如07年的就和下面的不同。版

·「微觀經濟學權及其應用」主要參考書：
A. H·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B. 周惠中，《微觀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C. Walter Nicholson: Microeconomic Theory: Basic Principles and Extensions, 9th Edition

·「宏觀經濟學及其應用」主要參考書：
A. 曼昆 N. Gregory Mankiw，《宏觀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B. 羅伯特·巴羅， 《宏觀經濟學》，第五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Ⅶ 未成年人刑事審判「雙向保護、未成年人優先」的基本價值理念,如何與保護被害

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以及優先保護、特殊保護、雙向保護的司法原則。
司法保護原則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辯護、社會調查、合適成年人到場、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附條件不起訴、犯罪記錄封存等一系列特殊制度、程序和要求所依據的准則,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的「特殊關愛」。幫助罪錯未成年人成為守法公民,意味著辦理叢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將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促使其順利、健康回歸社會,對於確立未成年人特別程序的獨立地位至關重要。
修訂後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下稱《規則》)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一節,主要是結合近年來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實踐,進一步細化了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
增加規定司法保護的基本原則。《規則》第457條第1款集中規定,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以及優先保護、特殊保護、雙向保護的司法原則。這是修改後《規則》的一個突出亮點,因為司法保護原則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辯護、社會調查、合適成年人到場、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附條件不起訴、犯罪記錄封存等一系列特殊制度、程序和要求所依據的准則,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的「特殊關愛」。尤其是該款規定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以幫助教育和預防重新犯罪為目的」,為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明了方向。幫助罪錯未成年人成為守法公民,意味著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將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促使其順利、健康回歸社會,對於確立未成年人特別程序的獨立地位至關重要。
增加規定社會化幫此掘教措施。《規則》第457條第2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藉助社會力量開展幫助教育未成年人的工作。」該規定突出體現了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點和規律,為未成年人檢察鏈接社會資源提供了法律依據,回應了實踐中「幫教難」的問題。教育挽救未成年人需要綜合運用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方法,並藉助社會力量,因滲扒裂此,社會化是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鮮明特徵之一。自1879年現代社會工作(簡稱社工)第一個專業協會——慈善和矯治大會在美國成立,社工就開始涉足監獄、少年犯罪與感化院領域;1899年美國伊利諾伊州建立全美第一個少年法庭,標志著社工專業首次正式出現於刑事司法系統中。此後,具備社工專業訓練的觀護員、緩刑官或假釋官在少年司法實踐中擔當重要的職責。近年來,我國社工的專業化、職業化也獲得了快速發展,北京、上海、浙江、廣東、四川、雲南等地司法機關探索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委託社工介入未成年人案件的社會調查、合適成年人到場等工作,取得良好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2018年,最高檢與團中央共同簽署了《關於構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合作框架協議》,在40個地區開展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試點工作。該條規定是對上述實踐探索的固定,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增加規定「合適保證人制度」。《規則》第463條中增加了第3款:「對於沒有固定住所、無法提供保證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取保候審的,可以指定合適的成年人作為保證人。」該規定來源於上海探索的「合適保證人制度」。該制度主要是為了解決不具有逮捕社會危險性但客觀上又無法提供特定保證方式的涉罪未成年人非羈押問題,適用對象主要是無固定住所、無經濟來源、無法提供保證人的外來涉罪未成年人。同時,對於具有本地戶籍但客觀上缺乏有效監護條件而無法提供適格保證人的涉罪未成年人,也可以適用。由於逮捕意味著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完全剝奪,其強制力度是刑事訴訟諸種強制措施中最大的,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響更大,因此,刑事訴訟法要求「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而「合適保證人制度」的建立無疑有利於有效落實上述規定。
進一步細化訊問、詢問未成年人的要求。由於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點有別於成年人,為保護其身心健康,保證其供述或者陳述的客觀真實,訊問及詢問方式、方法都與對待成年人有不同的要求。為此,《規則》圍繞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理念設計和規范對未成年人的訊問、詢問工作,進一步體現了特殊保護原則。如《規則》第465條增加規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明確拒絕法定代理人以外的合適成年人到場,且有正當理由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准許,但應當在徵求其意見後通知其他合適成年人到場」,解決了實踐中遇到未成年人拒絕合適成年人到場時如何具體處理的問題。根據上述規定,在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既要求必須有一名合適成年人在場,不得讓未成年人獨自面對偵訊,以實現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又要求尊重其個人意願。又如,《規則》第465條關於「詢問未成年被害人、證人」的規定中,增加了「詢問應當以一次詢問為原則,避免反復詢問」的要求。因為研究顯示,重復詢問會導致報告內容出現歪曲,更高的前後矛盾比率,及兒童痛苦水平的增高。再如,第466條增加一款,明確「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保護其人格尊嚴」的要求,意味著訊問未成年人不能運用「威脅、引誘、欺騙」「挑撥離間」等不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嚴、不利於其正確價值觀形成、與幫助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目的背道而馳的策略手段。
進一步細化附條件不起訴和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規則》第469條至第480條共用12條、第482條至第487共用6條內容進一步細化附條件不起訴和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是本節中修改力度最大的兩項內容,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對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規則》第469條第2款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修改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這主要是考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本人與其法定代理人同樣對附條件不起訴有異議權,因而也有事先聽其本人意見的必要;而且,這樣規定有利於保護未成年人的參與權。
二是在第470條專門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擬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異議權」進行了細化,與原來規定相比明顯體現出對「異議」的慎重對待,不是「他提異議,我們就起訴」,而是要認真審查其「異議」的具體內容並區別不同情況作出不同處理,包括起訴、不起訴、調整考察內容等,這無疑有利於「異議權」的真正實現。
三是《規則》第472條第1款增加規定了「被害人不服附條件不起訴決定的,應當告知其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條關於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規定,並做好釋法說理工作」。增加第478條規定「考驗期滿作出不起訴決定,被害人提出申訴的,依照本規則第四百七十二條規定辦理」。第477條增加一款規定「考驗期滿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以前,應當聽取被害人意見」。其根據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款的解釋》關於考驗期滿作出不起訴決定前應當聽取被害人的意見,以及被害人對附條件不起訴和不起訴可以申訴,但是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的規定。
對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在《規則》第482條增加一款,規定二審案件中下級檢察院對犯罪記錄要同時封存。
二是在《規則》第485條增加一款,規定「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後,沒有法定事由、未經法定程序不得解封」。這實際上是明確了封存的效力問題,即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一旦封存則終身有效,除有法定事由、經法定程序才能解封。「法定事由」,是指《規則》第485條第2款規定的兩種情況:又犯新罪,且新罪與封存記錄之罪數罪並罰後被決定執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發現漏罪,且漏罪與封存記錄之罪數罪並罰後被決定執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
三是在《規則》第486條關於封存不起訴相關記錄的規定中,增加規定「除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進行查詢外,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
四是增加一條即《規則》第487條規定「被封存犯罪記錄的未成年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申請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出具。需要協調公安機關、人民法院為其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予以協助」。從上述修改情況看,明顯體現出「封存面寬」「封存措施到位」「查詢面窄」「查詢程序嚴格」的思路。

Ⅷ 犯罪時17歲，審判時18歲，屬不屬於指定辯護的情形

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虛旦472條規定：審判時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局譽輪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2、因此犯罪時未成年，審判時已滿18歲的，不屬於為未成年人指定辯護的情形。
3、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桐信者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沒有委託辯護人的， 也符合指定辯護的情形。

Ⅸ 重大勞動事故罪解析

2021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6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在原刑法第134條後增加了「危險作業罪」，同時修訂了部分條款，作為企業安全管理人員來說，不出傷亡事故是紅線，合規管理是底線，刑法裡面涉及安全相關的罪責應該高度重視，堅決不能觸碰！

罪名：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

《刑法》第135條，安全生產設施或者安全生產條件不符合國家規定，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雀喊則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理解析：

在我國第一部刑法，即1979年《刑法》中，並沒有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的相關規定，其僅包含在重大責任事故罪中，並被簡單的規定為違反勞動安全規章制度的行為。在1995年實施的《勞動法》中才有對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犯罪行為的描述，該法雖沒有明確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這一罪名，但對這種犯罪行為進行了較為明確的界定，該法第九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的勞動安全設施勞動衛生條件不符合國家規定或者未向勞動者提供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和勞動保護設施的，由勞動行政部門或者有關部門責令改正，可以處以罰款；情節嚴重的，提請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決定責令停產整頓；對事故隱患不採取措施，致使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勞動者生命財財產損失的，對責任人員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由於20世紀90年代，以煤礦礦難為代表的工業企業傷亡事故頻繁發生，傷亡人數居高不下，為有效遏制傷事故的發生，維護勞動者生命安全，1997年《刑法》在借鑒吸收《勞動法》第九十二條規定的基礎上，在分則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了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將其從重大責任事故罪中獨立出來，這也是我國刑法對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的首次規定。該條規定：「工廠、礦山、林場、建築企業或者其他企業、事業單位的勞動安全設施不符合國家規定，經有關部門或者單位職工提出後，對事故隱患仍不採取措施，因而發生重大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由於1997年《刑法》對該罪的主題范圍規定過窄，嚴重影響了其在實踐中作用的發揮。因此，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2006年6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達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六）》對該罪的犯罪成立要件作了重大調整，修改為：「安全生產設施或者安全生頃棚產條件不符合國家規定，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從現有規定看，立法機關根據現實狀況，取消了對該罪犯罪主體的限制，不再在條文中限定主體范圍，將犯罪主體從原來的企業、事業單位擴展到所有從事生產、經營的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實體。此外，考慮到安全生產設施、安全生產條件不符合國家規定一般都是單位行為（個體經營戶仍是個人負責），在刑事責任承擔上，將「直接責任人員」修改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見，無論是從犯罪主體的工作單位性質還是自身范疇，修改後的刑法都擴大了該罪的主體適用范圍。

案例一：崑山鋁粉塵滲態爆炸致146人死亡 14名被告人一審分獲刑罰

2014年8月2日7時34分，位於江蘇省蘇州市崑山市崑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崑山中榮金屬製品有限公司拋光二車間發生特別重大鋁粉塵爆炸事故，當天造成75人死亡、185人受傷。依照《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規定的事故發生後30日報告期，共有97人死亡、163人受傷（事故報告期後，經全力搶救醫治無效陸續死亡49人，尚有95名傷員在醫院治療，病情基本穩定），直接經濟損失3.51億元。

【調查與處理】

2014年8月2日上午發生爆炸的崑山中榮金屬製品有限公司兩名企業負責人（董事長、總經理）已被警方控制協助調查。

2014年8月4日由事故調查組確定，粉塵濃度超標，遇到火源發生爆炸，崑山爆炸是一起重大責任事故。責任主體是中榮金屬製品公司，主要責任人是企業董事長吳基滔等。當地政府領導責任和監管責任落實不力。

2014年8月7日，崑山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正式對該企業董事長吳基滔、總經理林伯昌、經理吳升憲刑事拘留。江蘇省崑山市人民檢察院2014年8月20日經審查決定，依法對上述三人以涉嫌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批准逮捕。

2015年2月10日上午10點，江蘇崑山市人民法院依法對崑山「8·2」爆炸事故責任人中榮金屬製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吳基滔，總經理林伯昌、安全生產主管吳升憲進行公開審理。

2016年2月3日，法院作出判決。法院認為，中榮公司無視國家法律，違法違規組織項目建設和生產，違法違規進行廠房設計與生產工藝布局，違規進行除塵系統設計、製造、安裝、改造，車間鋁粉塵集聚嚴重，安全生產管理混亂，安全防護措施不落實，是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中榮公司董事長吳基滔、總經理林伯昌、安全生產主管吳升憲分別在中榮4號廠房除塵系統、生產工藝和布局及安全防護等事項上違反國家規定，嚴重不負責任，引發重大傷亡事故，情節特別惡劣。此3名被告人均構成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

被告人陳藝作為崑山開發區管委會分管安全生產工作的副主任，被告人黃惠林作為崑山開發區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局副局長、安全生產委員會副主任，被告人葉錫君作為崑山開發區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局安全生產科科長、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等11人，對上級部署的安全生產檢查、隱患排查等工作未認真履行落實、監督等職責，致使中榮公司爆炸的事故隱患長期未被發現和排除，是事故發生的重要原因。此11名被告人均構成玩忽職守罪。案件所涉14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3年至7年6個月不等的刑罰。

案例二：員工被捲入機器身亡：廠長因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被判刑！

江蘇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決 書（2020）蘇0581刑初501號

公訴機關江蘇省常熟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趙學松，男，1973年6月5日出生於安徽省定遠縣，漢族，初中文化，系常熟市澤眾針織整理有限公司廠長，戶籍地安徽省定遠縣，現住常熟市。被告人趙學松因涉嫌犯重大責任事故罪,於2020年2月28日經常熟市公安局決定取保候審。

常熟市人民檢察院以常檢一部刑訴〔2020〕472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趙學松犯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適用簡易程序，實行獨任審判，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常熟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顧萬炎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趙學松及辯護人趙驊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常熟市人民檢察院指控：2019年7月23日晚，常熟市澤眾針織整理有限公司梳毛機生產線帶班覃某在該公司白坯燙光車間上班期間，在梳毛機操作作業時手臂被梳毛機輥輪捲入導致受傷，後經送醫院搶救無效於當晚死亡。經偵查，被告人趙學松作為常熟市澤眾針織整理有限公司廠長，負責公司日常生產經營活動，未履行安全生產管理職責，疏於安全生產管理工作，未及時發現並消除梳毛機出布口輥輪處防護欄缺失的事故隱患，未按規定為職工發放符合要求的勞動防護用品，對職工安全教育培訓不到位，導致事故的發生。經法醫學鑒定，被害人覃某死亡原因符合胸部外傷死亡。案發後，常熟市澤眾針織整理有限公司已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協議並賠償損失。案發後，被告人趙學松於2020年2月24日經通知後至常熟市公安局大義派出所投案，後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為證實上述指控的事實，公訴機關提交了相應的證據材料，據此認為，被告人趙學松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安全生產條件不符合國家規定，發生致1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之規定，應當以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趙學松系自首，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願意接受處罰，可以從寬處理。

被告人趙學松當庭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表示無異議。

辯護人趙驊的主要辯護意見認為，被告人趙學松系自首，自願認罪認罰，且已賠償並取得諒解，故請求法院對被告人趙學松從輕處罰。

經審理查明，2019年7月23日晚，常熟市澤眾針織整理有限公司梳毛機生產線帶班覃某在該公司白坯燙光車間上班期間，在梳毛機操作作業時手臂被梳毛機輥輪捲入導致受傷，後經送醫院搶救無效於當晚死亡。經調查，被告人趙學松作為常熟市澤眾針織整理有限公司廠長，負責公司日常生產經營活動，未履行安全生產管理職責，疏於安全生產管理工作，未及時發現並消除梳毛機出布口輥輪處防護欄缺失的事故隱患，未按規定為職工發放符合要求的勞動防護用品，對職工安全教育培訓不到位，導致事故的發生。經法醫學鑒定，被害人覃某死亡原因符合胸部外傷死亡。

2020年2月24日，被告人趙學松經民警電話通知後至常熟市公安局大義派出所，並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案發後，被告人趙學松所在單位已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協議。

上述事實，被告人趙學松在開庭審理過程中亦無異議，並有證人沈某、金某、管某、陳某的證言筆錄，現場勘驗檢查筆錄、現場圖及照片，生產安全事故材料移交書、事故調查報告，營業執照復印件、勞動合同、工資表、社會保險個人參保證明，職工安全教育記錄卡、三級安全生產知識試卷，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法醫學屍體檢驗鑒定書，門診病歷，人民調解協議書，到案經過、發破案經過，不起訴決定書，人口信息、居民身份證復印件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

本院認為，被告人趙學松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安全生產條件不符合國家規定，發生致1人死亡的重大傷亡事故，其行為已構成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應依法予以懲處。被告人趙學松系自首，可以從輕處罰。被告人趙學松所在單位已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可以酌情從輕處罰。被告人趙學松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願意接受處罰，可以依法從寬處理。公訴機關起訴指控被告人趙學松犯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正確，提請的相關量刑情節成立，應予採納。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經查屬實，予以採納。根據被告人趙學松的犯罪情節及悔罪態度，依法可以適用緩刑。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趙學松犯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兩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