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變遷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於2014年12月18日由最高人民版法院審權判委員會第1636次會議通過，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法條鏈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487條。
人民法院凍結被執行人的銀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過一年，查封、扣押動產的期限不得超過兩年，查封不動產、凍結其他財產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三年。
申請執行人申請延長期限的，人民法院應當在查封、扣押、凍結期限屆滿前辦理續行查封、扣押、凍結手續，續行期限不得超過前款規定的期限。
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職權辦理續行查封、扣押、凍結手續。
⑵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一款第十一項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四條:（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決的事項。
該項屬於兜內底條容款。
兜底條款」作為一項立法技術，它將所有其他條款沒有包括的、或者難以包括的、或者目前預測不到的，都包括在這個條款中。兜底條款是法律文本中常見的法律表述，主要是為了防止法律的不周嚴性，以及社會情勢的變遷性。
⑶ 我國是在什麼時期開始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的
行政訴訟制度自1914年在有著長期專制統治傳統的中華古國嘗試建立已有80多年的歷史。
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時間段中，行政訴訟制度的命運隨著中國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劇變遷而變化。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由於缺乏法治成長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文化基礎及和平環境，行政訴訟制度只能作為一個紙面上的法存在，並未發揮多少實在的功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微乎其微2.新中國成立後，由於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和依政策治國觀念的束縛，行政訴訟制度沒有得到重視。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開展，市民社會在國家之外逐漸得以發育，個人獲得越來越多的自主空間，要求國家保護其利益的願望愈益強烈，權利意識大為增強。而在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強調黨政分工和國家機關之間的合理分工，為司法機關監督行政機關掃清了體制障礙。行政訴訟制度的基礎從多方面得以奠定。
1989年4月，在此前所頒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訴訟的單行法律、法規以及行政審判實踐的基礎上，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行政訴訟法》，並於1989年10月1日起開始施行。行政訴訟法的制定和實施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行政訴訟制度最終得以確立並走向成熟，是社會主義中國民主法治建設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誠如有學者指出的，在中華民族近兩千年的成文法歷史中，在中國法律現代化的進程中，該法的頒行意味著「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的開始。
⑷ 辯論主義的辯論主義的現代變遷
自1877年為德國民事訴訟法確立以來，在百年變遷中，辯論主義始終伴隨著對其內涵的全面限制和對法院協拍知助當事人收集訴訟資料義務的不斷強化。如果說古典辯論主義是對當事人收集訴訟資料的自我責任的極端強調，則現代辯論主義更突出法院對當事人收集訴訟資料的協助義務，以實現充實審理、妥當裁判的目標。
（一）對古典辯論主義三大命題的限制古典辯論主義強調在收集訴訟資料層面當事人的純粹主導地位，而現代辯論主義則對古調辯論主義的三大命題進行了全面的限制，主要體現在：一是對辯論主義第一命題的限制。按照辯論主義的要求，民事訴訟中事實資料的收集與提出專屬於當事人的責任，法院不能考慮當事人沒有提出的事實。如果依據古典辯論主義，則所有的作為裁判基礎的事實資料都必須由當事人提出而沒有例外，而實際並非如此。在德國，雖然立法尚未明確界定，但無論學說還是審判實務，均承認例外的規定，即對於眾所周知的事實與對法院而言顯著的事實，即便當事人沒有提出也不妨礙法院作為裁判的基礎。不過，從程序保障的視角出發，對於當事人未提出的事實，法院擬作為裁判的基礎時，要求預先告知當事人，給當事人表明意見的機會[17].
二是對辯論主義第二命題的限制。根據辯論主義，當事人在訴訟中自認的事實，法院無需審查，應直接作為裁判的根據，由此，賦予雙方當事人一致固定事實關系，並以此約束法院的權能；但當事人雙方一致的陳述違背真實時，法院能否作為裁判的依據呢？ 如果對辯論主義的原則不加限制，則其並不成為問題。因為按照辯論主義，雙方當事人有權對事實資料行使處分權，法院也不得不受雙方當事人虛假陳述的制約，承認其作為裁判基礎的效力，這一解釋符合1877年德國的立法者基於自由主義訴訟觀的基本理解，它表明古典辯論主義著眼於形式真實。但其後《德國民事訴訟法》經多次修改，對此進行限制，尤其是經1933 年的修改，增加了當事人的完全陳述義務與真實義務，體現了民事訴訟對發現實體真實的努力。不過，依據德國通說的解釋，為當事人設定真實義務並不是要當事人為客觀真實的陳述，僅僅要求其立足於主觀的誠實，禁止虛假陳述。換言之，在自己提出主張並否認相對方主張之前，當事人不負調查義務。只要當事人不主張明知是虛假的事實或不否認對方提出的已知是真實的事實即可。這種對真實義務的最低限度的解釋，表明真實義務的導入只是對辯論主義及由此產生的當事人處分權能的最低程度的限制。盡管如此，為當事人設立真實義務，已經與古典辯論主義有了不小的距離。
《日本民事訴訟法》雖未明文規定真實義務，但有關誠實信義原則的立法條文已經隱含了對當事人真實陳述的限定。盡管缺乏違反真實義務的強制性制裁措施，一些學者還是期望作為行為規范，真實義務能夠對當事人， 尤其是訴訟代理律師有所制約[18].無獨有偶，即便在強調通過當事人的對抗獲得裁判資料的美國，也有論者主張代理律師負有協助發現真實的義務[19].
三是對辯論主義第三命題的限制。辯論主義禁止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不過，辯論主義的這一要求並沒有在大陸法系國家得到徹底的堅守，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其民事訴訟法中都程度不同地保留著法官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的空間。在德國，除法官不能依職權主動詢問當事人未提出的證人外，其他證據方法均可由法官主動調查收集[20].《日本民事訴訟法》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的范圍有過重大的變遷。二戰前，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被廣泛承認。二戰後受美國法影響而強調當事人主義，刪除了許多具有職權主義性質的條文，但在依職權證據收集調查證據方面，仍保留了對當事人本人進行詢問和委託調查這兩項規定[21].而實務中，依職權勘驗與鑒定也經常適用。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更賦予法官在不能獲得心證時，為發現真實依職權調查證據的權力。襲租消當然，在辯論主義的理念下，依職權調查證據的地位只能是補充性的。作為與辯論主義下當事人提出證據相配套的證據獲得手段，依職權調查證據必須小心翼翼地設定適用的范圍，以便既能增強法官認知事實的能力，又不至於損害當事人程序主體性和法官的中立性。各種證據調查手段的採取，都或多或少地體現了在兩種法理之間尋找平衡的制度邏輯。
（二）法院對當事人收集訴訟資料的協助——釋明義務
按型陸照古典辯論主義的要求，訴訟資料的收集專屬當事人的責任，而當事人承擔這一責任的前提是雙方訴訟能力平等，但實踐中常常面臨著當事人間實質性的不平等。要實質保障當事人平等地收集與提出訴訟資料，需要法院的協助。法院這種協助收集訴訟資料的義務，便是廣泛存在於大陸法系各國民事訴訟法上的釋明制度，即在訴訟過程中，法院為了明確爭議的事實關系，就事實上及法律上的有關事項向當事人發問並促使其提出主張與證據的制度。該制度的設立，是為了平衡當事人訴訟能力的差異，補充當事人在收集事實資料中的不足，並最大限度地促進案件真相的發現。由此在大陸法系各國，釋明被視為維護當事人權利的「大憲章」。
在各國民事訴訟法中，不乏允許法官通過發問明確當事人的主張與證據的規定，即便是倡導自由主義訴訟觀的1877年《德國民事訴訟法》也有上述意義上的釋明。[22]但不僅僅停留在通過發問理順辯論程序，而是實質性地協助當事人收集訴訟資料則是自由主義訴訟觀逐步修正的結果。自二十世紀以來，強化法院的釋明義務已成為大陸法系國家共同的發展趨勢。[23]德國1976年的《簡素化法》進一步擴大了釋明義務的范圍，將法官與當事人法律上的討論作為法官的義務。從2002年起生效的《德國新民事訴訟法》更進一步強化了法院這種實體的訴訟指揮，藉此改善法院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交流，使三方在訴訟的早期就能明確裁判上重要的事實，並促使當事人適時提出有效的主張與證據，使民事審判成為具有說服力的、最經濟的、最親民的糾紛解決形式[24].日本釋明制度也經歷了從職權主義的積極釋明到古典辯論主義的消極釋明再到程序保障的積極釋明的變遷。以實質性的程序保障為依據的積極釋明模式已成為指導司法的基本理念而被廣泛認可。進入20世紀後，法國也繼德、日之後多次修改民訴法，對當事人和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調整，有關釋明義務的強化就是措施之一。[25]
釋明義務的強調表明現代辯論主義改變了古典辯論主義由當事人提供訴訟資料，法官不作介入的做法，而是提倡當事人與法官在訴訟資料收集層面的協作。通過釋明可以消除「機械地、形式地」適用辯論主義而產生的不合理因素，是對辯論主義的補充與修正。在德國，法官的釋明義務已被上升到憲法要求的高度。《德國憲法》規定的裁判請求權與法治國家原則為釋明義務提供了憲法上的依據。依此規定，除須保障當事人能享有平等地接近、使用法院的機會外，在訴訟程序中，國家亦不宜採取完全放任的消極立場，而有必要適時適當、無偏頗地為當事人提供協助與照顧。基於《憲法》的要求，如法院違反釋明義務，致使當事人未能充分就事實上或法律上的觀點予以陳述，而發生突襲性裁判時，當事人除可通過上訴制度予以救濟外，亦可以訴權受到侵害為由提起憲法訴訟[26].在日本，以程序保障為依據的釋明，被認為植根於民事訴訟的理念而具永恆的價值。
在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法官釋明的內容已經從傳統的包括訴訟請求、事實主張與證據等在內的有關事實的釋明，發展到指出當事人所忽略的法律觀點的有關法律的釋明[27]，即在法律適用層面強調法官與當事人的協作。法官持有與當事人不同的法律觀點時，通過與當事人就法律適用問題的討論，向當事人開示並盡量求得共同的理解，為當事人提供對法官的法律判斷權施加影響的機會，從而保障當事人在法領域中的程序參與權，協同發現法之所在[28].由此可見，法官指出法律觀點是「保障當事人參加法的適用過程的手段」[29].德國1976年《簡素化法》的修改對此作出了明確規定。[30]日本《民事訴訟法》雖未明文規定，但有關釋明義務的條款已經隱含了這一要求。近年來，指出法律觀點已經被法學界提到法官義務的高度，並被作為程序保障的重要內容之一[31].
基於對訴訟資料收集層面法官協助義務的強化，在德國，自上世紀80年來以來， 主張由法官與當事人協同發現事實所在的「協同主義」模式取代辯論主義的呼聲日漸強烈。由於傳統的自由主義訴訟觀所倡揚的形式平等已經偏離了社會現實，而強調通過國家干預以實現實質平等的社會的民事訴訟觀得到廣泛的認同。基於此，協同主義模式便具有了充分的理論依據。當然，雖然強調法官在收集訴訟資料中的協助義務，但辯論主義在德國依然得到堅守。因為當事人享有提出裁判上重要事實的權能，法院不能代替當事人的主張，依職權收集新的事實並作為裁判的根據這一點並未發生變化。然而不可否認，辯論主義原則已然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如何通過對辯論主義原則進行修改，發揮它的優勢，減少其弊害，已經成為現代民事訴訟理論的重要課題。
總之，作為分配當事人與法院在收集訴訟資料中的權能與責任的基本原理， 辯論主義雖歷經百年洗禮，但並未動搖其在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法》中基本原則的地位，因為辯論主義是法治國家法官保持中立性的有效工具[32].辯論主義所強調的當事人對訴訟資料的收集負有最終責任的核心理念順應了民事訴訟的本質要求而具永恆的生命力。但是，作為一項基本原則，辯論主義所提供給我們的只是對當事人與法院在訴訟中作用分擔的認知框架，隨著社會的發展，辯論主義原則的內容與要求將會更加體現出流變性與開放性的特徵，這應當是我國確立辯論主義原則時應首先考量的因素。
⑸ 民事訴訟法一共修改了多少次
民事訴訟法自從通過以後一共修改過三次。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修訂：
1991年4月9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
根據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
根據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根據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決定》第三次修正
(5)民事訴訟法變遷擴展閱讀：
民事訴訟法的目錄：
第一編總 則
第一章 任務、適用范圍和基本原則
第二章 管 轄
第一節 級別管轄
第二節 地域管轄
第三節 移送管轄和指定管轄
第三章 審判組織
第四章 回 避
第五章 訴訟參加人
第一節 當事人
第二節 訴訟代理人
第六章 證 據
第七章 期間、送達
第一節 期 間
第二節 送 達
第八章 調 解
第九章 保全和先予執行
第十章 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
第十一章 訴訟費用
第二編 審判程序
第十二章 第一審普通程序
第一節 起訴和受理
第二節 審理前的准備
第三節 開庭審理
第四節 訴訟中止和終結
第五節 判決和裁定
第十三章 簡易程序
第十四章 第二審程序
第十五章 特別程序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節 選民資格案件
第三節 宣告失蹤、宣告死亡案件
第四節 認定公民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案件
第五節 認定財產無主案件
第六節 確認調解協議案件
第七節 實現擔保物權案件
第十六章 審判監督程序
第十七章 督促程序
第十八章 公示催告程序
第三編 執行程序
第十九章 一般規定
第二十章 執行的申請和移送
第二十一章 執行措施
第二十二章 執行中止和終結
第四編 涉外民事訴訟程序的特別規定
第二十三章 一般原則
第二十四章 管 轄
第二十五章 送達、期間
第二十六章 仲 裁
第二十七章 司法協助
⑹ 法院依職權調取證據的范圍
人民法院依職權可以調查的證據主要有：
(1) 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
(2) 涉及可能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
(3) 涉及身份關系的；
(4) 當事人有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可能的；
(5) 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應當依照當事人的申請進行等。
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是指以下情形：
(一)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
(二)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迴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
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需要自身來調取時，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查取證，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得拒絕。
職權探知主義的適用情形
對於「辯論主義」這個概念，律師同仁想必都比較熟悉。辯論主義是指主張責任和舉證責任都由訴訟當事人承擔，法院不得作出異於當事人訴訟上自認的判斷。通俗理解就是，民事訴訟中原告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被告反駁的也要承擔相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90條即為辯論主義原則的法律體現，也是關於舉證責任的規定）。
除了辯論主義外，民事訴訟法上還有一個與之相對應的概念——「職權探知主義」（也叫「實體真實原則」），其在證據法領域也頗有分量。所謂「職權探知主義」，是指法院不限於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和提供的證據的范圍，可以依職權主動收集事實和調取證據。
這個概念對於很多律師、法官等法律人士而言可能較為陌生，但對其法律層面的體現肯定熟悉——《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96條。該條規定了5種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取證的情形：①涉及可能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②涉及身份關系的；③涉及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訴訟的；④當事人有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可能的；⑤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迴避等程序性事項的。
除了這5種情形外，法院調查取證必須依照當事人的申請進行，否則不具有合法性。
上述5種情形的內涵並不復雜，我們可以參考最高院編著的《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一書中對該條款的解讀內容進行理解（P327- P328）。這里有一點需要我們了解的是，「職權探知主義」這個概念一般只在民事證據法書籍或相關學術論文中較為常見，其他場合一般是用「法院職權調查事項」來表述的。但若嚴格從證據法理論層面來講，「職權探知主義」和「職權調查事項」是兩個差別很大的概念，兩者的內涵與外延均不同，但有交叉部分（用「職權探知主義適用事項」這種表述其實更為精準，證據法理論上的「職權探知主義」適用情形更為豐富）。這種理論與法律規定的差異，在各個學科門類中都可能存在。一種理論或觀點只有當其在學術界與實務界均形成普遍共識後才可能落實到法律條文。
職權探知主義的邊界
除了了解概念及其法律適用情形外，還有幾個小問題對我們律師或法官而言也很有必要了解，對我們提升自身專業素養和案件代理技能均有助益。
一是，《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96條中規定的「涉及身份關系」這一項，這里的「身份關系」一般指人事訴訟或家事訴訟，而非我們日常生活中理解的與「身份」相關的一切事項。舉例而言，在機動車交通事故保險責任糾紛訴訟中常見的一種情形是，原告為了獲得更高標準的賠償金額經常要舉證證明自己的城鎮戶籍身份（當前我國很多地區都一體化了，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賠償標准一視同仁，「同命同價」。但部分地區還是未能跟上步伐）。嚴格來講，這種「戶籍身份」並非上述法院職權調查事項中的「涉及身份關系」事項。再比如，在被告缺席庭審的情形下，有時法官對原告單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證據真實性產生疑問而原告又不願意主動去調取被告微信賬戶身份登記信息時，法官可能會在庭後主動向騰訊公司發函調查被告微信賬戶登記身份信息（法官主動調查取證的原因其實是不想冒錯判的法律風險，畢竟「心證」這玩意有時很主觀）。這種身份信息，亦不屬於《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96條中規定的「涉及身份關系」事項。
二是，我們要熟悉《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96條這種規定的歷史變遷，否則遇到特殊案件情形時就難以找准代理思路。1982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的、客觀的收集和調查證據。」 1984年最高院頒布了《關於貫徹執行〈民事訴訟法（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該文件規定，人民法院收集和調查證據，應當深人群眾，依靠組織，認真查清糾紛發生的時間、地點、原因、經過和結果，不受當事人提供證據范圍的限制。
1991年4月頒布的《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1992年最高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9條規定：依照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由人民法院負責調查收集的證據包括：(1)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2)人民法院認為需要鑒定、勘驗的；(3)當事人提供的證據自相矛盾、無法認定的；(4)人民法院認為應當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證據。1998年最高院《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3條規定：下列證據由人民法院調查收集：(1)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並已提出調取證據的申請和該證據線索的；(2)應當由人民法院勘查或者委託鑒定的；(3)當事人雙方提出的影響查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材料相互矛盾，經過庭審質證無法認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認為需要自行調查收集的其他證據。上述證據經人民法院調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後果。（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編著的《民事訴訟證據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P109） 再後來就是2001年12月最高院頒布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15條規定，對於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以及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迴避等程序性事項的，法院可以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最高院於2002年7月頒布的《行政訴訟證據規定》第22條也有類似規定）。再後來就是當前《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96條的規定。（注意我畫橫線的部分）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六十四條
規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包括：
（一）證據由國家有關部門保存，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無權查閱調取的；
（二）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
（三）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證據。
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可以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
⑺ 民事訴訟法歷史修改記錄 從82年立法開始都修改過幾次，分別都修改過什麼內容
民事訴訟法變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失效][19820308]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19910409]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2007)[20071028]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07修正)[20071028]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已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案決定，此決定將於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7)民事訴訟法變遷擴展閱讀：
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的新規定和不足，供大家探討。
1.申請執行管轄法院的增加
第二百零七條改為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修改為:「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裁定，以及刑事判決、裁定中的財產部分，由第一審人民法院或者與第一審人民法院同級的被執行的財產所在地人民法院執行。」
根據上述新規定，當事人可根據被執行人的財產情況或其他有利於申請執行的情況，有選擇的向某管轄法院申請執行，這既避免了法院之間委託執行的時間和財力的浪費，又有利與申請人根據其或被申請人不同的實際情況而向不同的法院申請執行。
2.向上級人民法院申請上移執行
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零三條:「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請執行書之日起超過六個月未執行的，申請執行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上一級人民法院經審查，可以責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內執行，也可以決定由本院執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執行。
根據原相關規定，法院承辦執行案件的時間為6個月，滿6個月後，未執行的法院一般會以被申請人無財產可供執行為由裁定終止執行，這嚴重影響了申請人的權利。新規定的出台使得申請人如認為承辦法院超過6個月還是未執行的，可直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避免了承辦法院的地方保護主義或不盡職的執行行為。
3.申請執行期間的延長
第二百一十九條改為第二百一十五條，修改為:「申請執行的期間為二年。申請執行時效的中止、中斷，適用法律有關訴訟時效中止、中斷的規定。
「前款規定的期間，從法律文書規定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規定分期履行的，從規定的每次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未規定履行期間的，從法律文書生效之日起計算。」
原規定申請執行的期間根據雙方主體是否為個人而分別規定為12個月和6個月。這樣的區別對待也是無實際根據的。筆者曾代理過一些申請執行或恢復執行案件，好多案件因原規
五一長假除了旅遊 還能做什麼? 輔導補習 美容養顏 家庭家務 加班須知
定的申請執行的期間過短而超過期限，使得原訴訟變得不僅毫無用處而且失去進一步訴訟的可能性。
新規定將申請執行的期間加長為二年，使得判決後，申請人和被申請人有充足的時間協商處理如何履行判決問題，不必因擔心超過申請執行期間而患得患失，這一方面大大減輕了申請人的壓力和限制，同時使得一部分案件可通過雙方協商而解決，可大大減輕法院執行工作量。
4.當被執行不能履行判決的法定義務時的法定舉證責任
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一十七條:「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應當報告當前以及收到執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財產情況。被執行人拒絕報告或者虛假報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對被執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關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予以罰款、拘留。」
此增加的新規定加重了被申請人「無償還能力」的「舉證責任」，使得對一些被申請人企圖以「要錢沒有，要明一條」的無賴作風逃避強制執行失去了市場。
5.被執行人不履行判決的限制辦法
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三十一條:「被執行人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對其採取或者通知有關單位協助採取限制出境，在徵信系統記錄、通過媒體公布不履行義務信息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措施。」
此新規定將原先一些法院定期在報紙上公告一些拒不履行判決的單位和個人的做法予以了法律化，特別是對其採取或者通知有關單位協助採取限制出境的辦法使得一些企圖卷寬款外逃的被執行人只能「望洋興嘆」，徵信系統記錄也給企圖逃避執行的人很大的警示!
(1)法院受理後6個月不採取執行措施的，你可以向上一級法院申請提級執行。 依據是:《民事訴訟法》第203條:「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請執行書之日起超過六個月未執行的，申請執行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上一級人民法院經審查，可以責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內執行，也可以決定由本院執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執行。」 (2)在沒有到6個月之前:只能是多催問一下法官，也可以找法院院長反映。
2、關於逾期不執行的利息:應是從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如果判決中沒有確定履行期限，應是從判決生效之日)，向你支付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2倍稍息。
依據是:《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 被執行人未按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的，應當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被執行人未按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期間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支付遲延履行金」。
3、關於雙倍罰息:如果你的執行申請中沒有寫上，應當向執行法官申請增加請求。
⑻ 紀檢委要求寫自述材料是要求當事人手寫嗎
紀檢委要求寫自述材料不是要求當事人手寫。單位稅務案件會計要寫當事人自述材料是為了誠信、保證當事人所說的要承擔法律責任。
詢問調查時，可根據實際情況責令當事人，就有關涉稅事宜填寫《稅務案件當事人自述材料》，並由其在自述材料中簽章、押印。
(8)民事訴訟法變遷擴展閱讀：
特點：
（1）當事人最了解案件事實，因而當事人可能具有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2）當事人一般與案件的處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當事人陳述具有較大的主觀性和傾向性；
（3）當事人陳述的復雜性，體現在當事人陳述的不同內容和不同功能上；
（4）當事人陳述的調查方法，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略有不同。前者採用獨立的調查方法；而後者則採用和調查證人一樣的調查方法
關於當事人陳述可否作為證據的爭論
（一）當事人陳述不能作為證據（西方的傳統理論）
1、當事人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由於他們的訴訟地位，他們對案件事實的陳述缺乏可靠性，並不能直接作為證據，而應視為證明的對象；
2、要求當事人陳述與自己不利的案件事實，未免強人所難；
3、沒有人能為自己的案件作證。
（二）當事人陳述可以作為證據
當事人所處的地位決定了他們陳述所反映的案件事實，最為直接、具體、全面和系統，有利於審判人員藉以查明案件的事實真相。
1、當事人是發生爭執的實體法律關系的主體，對於它的產生、發展和演變及發生爭議都更加了解，陳述較之其他訴訟參與者不僅全面，也更深刻；
2、當事人涉訟後一般都希望案件得到公正解決，因而一般能夠做到實事求是的陳述。
我國的現行立法和前蘇聯一樣都採取了這種做法。
在這里必須注意當事人和證人不同，當事人不負有必須陳述的義務。民事訴訟法第71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拒絕陳述的，不影響人民法院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
當然，西方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賦予當事人的說明義務。
（三）當事人陳述可否作為證據，端賴當事人陳述的內容。有些內容可以作為證據有些不能作為證據。英美法系的一貫做法，大陸法系在20世紀30年代，德國1933年民事訴訟法以後，就採取了類似的方法。
當事人陳述的功能
（一）當事人陳述功能的歷史變遷
1、前資本主義時代，法定證據主義，糾問制當事人作為訴訟的客體和被詢問的對象，當事人不具有確定審判的范圍、對象的功能，完全是一個證據方法。
2、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不承認當事人陳述的證據功能
（1）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比較重視物證、書證等的功能；
（2）當事人參與訴訟的目的不僅是實現自己的利益，而且約束裁判者的審理。裁判者不能主動地詢問當事人，更不能強制當事人為陳述。
（3）自由心證的要求是裁判者必須以證據支持自己的確信，如果僅有當事人陳述，而沒有其他的證據，裁判者的確信難以被認可。
3、新時期當事人陳述功能的分化
一方面承認當事人在訴訟請求的確定和案件事實審理范圍確定方面的決定權，同時也賦予裁判者主動地發現案件事實的責任和義務。
內容：
1、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請求或者對他方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請求的承認。提出訴訟請求啟動訴。（訴的相關問題）承認對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導致訴訟程序終結。
2、當事人提出的法律方面的理由以及反駁對方的法律理由。確定訴訟標的，從而確定審理的基本方向。（訴訟標的的不同理論）
3、當事人就證據的證明能力和證明力的辯駁。質證權的內容。
4、當事人就案件事實所作的陳述。在采辯論主義的案件中具有指引審理的方向，確定審判的內容。
（1）負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就主要案件事實的陳述；
（2）不負擔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對他方主張事實的態度；
（3）必須注意不負擔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在現代民事訴訟中的所負擔的說明義務。
在采職權探知主義的案件中，當事人陳述不具有確定審判范圍的功能，但也可以大體為審判機關指明案件事實審理的方向。
在此注意的另一問題是，當事人陳述在現代民事訴訟中的新機能。
作為確定證明對象和證明方向的當事人陳述稱為當事人聽取；是指法官為明了案情，就有關事實上及法律上的事項對當事人進行發問，使當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實和法律問題作出充分說明的程序制度；
作為證據形式的當事人陳述稱為當事人詢問。當事人詢問是以詢問當事人本人作為重要的證據方法，並根據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予以詢問的程序制度。
⑼ 19世紀英國法律
一、工業化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開始於17世紀40年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打破了封建專制統治,從而使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18世紀後半期開始的工業革命逐步清除英國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殘余,促使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英國建立。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機器大工業代替了傳統的工場和家庭手工業,工廠制度確立了在工業生產中的統治地位,促進了英國現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並使英國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還推動了農業革命,到19世紀30年代,大農場經濟在農業經濟中取得主導地位,現代農業資本主義體系在英國建立起來。隨著工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新興工業城市不斷涌現,城市人口急劇增加,並形成了以大城市為中心、以中小城市為依託的新興城市體系。工業革命推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使英國進入到工業社會。工業社會「是英國現代各種關系的基石, 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1]。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和工業化社會的出現,英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遷。其中最為明顯的特徵是工業資產階級的壯大和工人階級的形成,並與傳統的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結構的變遷意味著利益在社會結構性分布上的變化,利益的驅動使得人們在政治結構中都盡可能地謀求自我利益的實現和擴大,而權力是利益實現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當人們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代表時,自我利益的實現才有可能。」[2]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金融貴族由於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為對立的階級。雖然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工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特別是在議會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興的工業城市甚至連選區都沒有,致使議會被土地貴族控制。經濟困難很快引起了議會改革的要求[3] ,因為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認識到,經濟困難的根源在於他們在議會中沒有足夠的議員與代表土地貴族的議員相抗衡,進而在議會中不能通過有利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利益的法案,因此他們認定議會改革是走向社會改革和經濟平等的第一步[4]。於是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強烈要求進行議會改革。
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從過去的利益關聯體逐漸演變為對立的階級。工業革命中,機械大工業逐漸代替了手工業生產,工人卻由生產的主體淪為機器的附屬品。資本家為謀取最大利潤,總是千方百計增加工時,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資,甚至僱傭婦女兒童而且給予較低的工資。但是,資本家卻不能給予工人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勞動環境惡劣,工傷事故不斷,嚴重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調查煤礦工業的皇家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使得整個英國感到震驚。報告揭露出煤礦里種種野蠻景象:僱傭婦女和兒童,工時之長達到殘酷的程度,沒有安全設施,衛生條件和道德狀況普遍很差,令人惡心。關於這個報告的討論以及其他工業揭露出來的類似狀況,幾乎立即在英國文學里反映出來,它們分別從道德和美學的觀點出發,不斷地掀起批評工業主義的浪潮。」[5]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這些負面效應必然要激化勞資矛盾,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對此,政府本應通過勞動立法進行干預。但是,在工業時代之初的英國,自由放任主義大興其道,認為勞資雙方的契約關系是雙方自願簽訂的、法律不應干涉的關系,在履行契約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問題也應該自負其責。因此,在當時的英國,盡管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是政府的勞動立法進展遲緩,這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極大不滿。覺醒了的英國工人階級逐漸成長壯大起來,開始於19世紀30年代的爭取民主的工人運動即憲章運動,是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標志著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
市場競爭的加劇,還造成了大批窮人,社會出現了不平等和貧窮現象。到19世紀晚期,英國國內有近百萬人失業,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濟。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資產階級藐視人權,不把失業工人和窮人當做人來看待,認為貧困是由於「個人懶惰」所致,因而應由「個人負責」[6]。以這樣的思想觀念為指導, 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這部法律規定,在各地建立濟貧院,凡無生活來源、需要社會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但是被救濟者在濟貧院內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裡面的生活條件又極為惡劣。「如果接受救濟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樣好,那麼這種救濟制度就會從根本上使所有人喪失勤奮努力、刻苦自勵的精神,如果真的實施這種制度,那麼作為其補充,就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強迫勞動制度,來迫使那些沒有自立動機的人像牛馬那樣幹活兒。」[7]可見,這部濟貧法實際上把「救濟窮人」變成了一種「懲治窮人」的手段[8] ,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擺脫濟貧稅負擔和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來源。大量工人失業和貧困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構成了強大壓力。這一事實迫使政府開始認識到,貧困問題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政府理應承擔起救濟貧困的責任。
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在經濟領域里出現了無序、惡性競爭,生產與資本高度集中壟斷及其他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行為。這在當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哲學的人看來是很正常的。他們認為,個體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切經濟事務由市場主體去自我管理和調節;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張政府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總體上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利於政府宏觀目標的實現。工業社會中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迫使政府改變統治策略,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對政治、經濟、社會事務實行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進行政治和社會變革,否則將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統治。正如德國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其國際地位因為拿破崙的戰敗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是國內卻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時期。工商業已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擁入城市的工人不斷增加,但議會兩院仍由極其保守的世襲貴族、主教和土地貴族把持著。這時,由於拿破崙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歐洲大陸對英國工業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場十分有限,因而英國的失業人口猛增,工資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卻實行穀物的關稅制,以抑制糧食的廉價進口,這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苦難。飢餓、罷工使英國的進步力量開始認識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須進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9]整個19世紀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二、自由主義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回應
邊沁、密爾、格林的功利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思想為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國家干預的必要性進行了理論論證,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關系進行了探討,解放了人們思想,影響了改革實踐。
傑里米·邊沁( Jeremy Benthan, 1748～1832年)是著名的自由資產階級法學家、倫理學家、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政治法律思想的倫理基礎是功利主義。所謂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種外物給當事者求福解禍的那種特性,由於這種特性,該外物就趨於產生福澤、利益、快樂、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對利益攸關之當事者的禍患、痛苦、惡或不幸。假如這里的當事人泛指整個社會,那麼幸福就是社會的幸福;假如是具體指某一個人,那麼幸福就是那個人的幸福」[10]。邊沁認為,趨樂避苦是人的本性,它決定人的一切行為的動機和目的,因而它能夠成為人類行為的指南,目標是追求最大快樂及將痛苦減少到最低程度。同時,它又是人們衡量和評價一切行為是非、善惡的唯一標准和尺度。人們對外界事物或某種行為贊成與否、實行與否,是根據它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帶來快樂、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增添福利來決定的。人們判斷一件事對自己有利就應該去做,反之,則不應該去做。這就是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總之,在邊沁看來,趨樂避苦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宗旨,是解釋和說明人類社會一切問題的終極標准。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運用於立法理論中。他提出,增加個人和社會的幸福的手段應該從立法開始,政府的任務或立法者的任務就是遵循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通過立法用賞罰的方法,特別是用懲罰破壞幸福的行為的方法來增進社會幸福。這就是說法律、制度應以功利為原則。同時他還提出,判斷國家法律、制度的優劣也應該以功利為根本標准。如果某個法律或某項制度對於人們來說樂多於苦,那麼它就是優良的,有益於人們的。反之,如果苦多於樂,那麼它就是低劣的,無益於人們的。邊沁的理論為政治和社會變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密爾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總體上主張個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堅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則」[11]。鑒於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和問題,密爾提出了新的功利主義,為其具有新內容的自由主義思想奠定倫理基礎。他認為,功利主義所謂的幸福和快樂並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全體的幸福和快樂,人們在追求幸福和快樂時要平等地顧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這樣才會有一個彼此平等的成員組成的社會[12]。以此為出發點,密爾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預理論,認為「國家一方面應當尊重每人在特關自己的事情上的個人自由,同時另一方面也有義務對它所允許每人施用於他人的權力保持一種注意的控制」[13]。密爾認為政府幹預的范圍和界限是:在某一時期或某一國家的特殊情況下,那些真正關繫到全體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願意做或沒有能力和條件去做,就應該而且也必須由政府來做;有利於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從中得不到相應利益而不願做,這時就應該由政府去做。政府應干預的具體事務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業,主要是用來提高人類素質的東西,它的價值是決不能用市場上的需求來檢驗的,因此應該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這個一般原則,尤其不適用於初等教育」;「政府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力,規定父母在法律上負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職責。但要使父母承擔這種責任,則政府就必須採取措施確保人們能夠免費或以極低的費用接受初等教
育」[14]。第二,保護兒童、青少年和婦女的權利。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少年兒童的權利和利益,「只要國家照看得到,就應保護少年兒童,禁止僱傭他們做過於繁重的工作。之所以應禁止少年兒童勞動的時間過長或勞動強度過大,是因為如果不加禁止的話,他們就總是被強制這樣去做。就兒童來說,簽約自由無異於強制自由」[15]。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婦女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為她們開辟更廣的就業門路,使她們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會地位。第三,政府應干預公共事業的壟斷行為,維護公眾利益。密爾認為,許多行業如煤氣、自來水供應、運河、鐵路等雖然應讓私人經營,但是實際上這些行業毫無競爭,他們比政府更加不負責任,更加不聞不問人們的抱怨,所以國家應從社會公共利益著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經營,對於這類公共事業應保留將來收回的權利,或保留並自由行使規定最高收費的權利和經常變動最高收費的權利[16]。第四,縮短工人勞動時間。普遍把工廠的勞動時間從10小時縮減為9小時,並且使工人勞動9小時得到的工資和勞動10小時一樣多或基本一樣多,這對工人是有好處的。第五,救濟窮人。密爾認為,人類是應該相互幫助的,窮人更需要幫助,所以應通過社會組織救濟亟待救濟的窮人,制定濟貧法,進行社會救濟。第六,政府應主動承擔起那些沒有私人去做但又是關繫到社會利益的公用事業的建設重任,如道路、碼頭、港口、運河、灌溉設施、醫院、大中小學等,因個人無力承擔,所以必須由政府來做。
總之,密爾對利己的功利主義倫理學進行修正的目的在於如何協調社會轉型後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尋找一個能夠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有效協調起來的契合點,以最終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17]。他的這一思想和努力具體應用於其自由理論及國家的性質與功能理論中,就是在堅持自由放任原則的基礎上,適應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適當運用政府幹預來解決自由主義帶來的破壞作用和弊端,以實現個人自由和政府幹預之間動態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論處於古典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過渡階段,為形成新自由主義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促進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同樣基於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大量使用婦女和童工、廣大工人勞動條件惡劣、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社會道德淪喪、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等社會現實,誕生了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在當時英國的代表人物是托馬斯·希爾·格林( 1836 ～1882 年) 、霍布豪斯( 1864 ～1929年)和霍布森( 1858～1940年) 。格林是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他論證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存在,並力圖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統一起來。他認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質上是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善。任何個人的道德發展都必須與其他社會成員的道德發展相一致。個人與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與人之間都應該互相幫助,離開他人和社會,個人不可能得到幸福。進而,格林認為,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人們實現共同的善,實現共同的利益,因此國家不應該是消極的、放任的國家,而應該是積極的國家,應該干預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從而為實現個人利益、為個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在此基礎上,他論證了國家應該干預土地買賣,強迫實行教育,規定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工作時間, 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幾位思想家的自由主義主要是重新解釋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提出並且論證了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進行全面干預的主張。這些主張對20世紀初英國政府的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
工業社會的到來意味著社會轉型,嚴酷的社會現實導致了社會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為古典自由主義開始向新自由主義轉變提供了現實基礎。而新自由主義的逐步確立也就意味著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積極干預型轉變,消極政府向集權政府轉變。也就是說,繁多復雜的經濟社會事務增添了國家的社會職能,由過去的「守夜人」角色轉變為經濟社會事務的積極調控者和管理者。在堅持自由主義的前提下,政府對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主動進行糾正和干預,主要表現為在政治、社會、司法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
三、英國政府實行干預政策和立法改革
在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激烈斗爭下,受變化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對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制度實行積極的干預政策,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進行了議會選舉法改革。通過兩次議會選舉法的改革,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爭得了選舉權,資產階級逐漸控制了議會議席,議會里土地貴族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這樣工業資產階級和大商人就能通過自己在議會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法律。為了保護工人的人身權利,從19世紀30年代起,議會就開始通過一系列社會立法。幾次頒布《工廠法》,嚴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個工作日的工作時間為9小時; 1847年通過了(成年男工) 10小時工作日法案;通過一個《煤礦法》,規定了井下作業應採取的安全防範措施。這些法案旨在保護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對勞動爭議的處理, 1896年議會通過的《調解法》規定,由政府成立調解委員會,負責處理各地委員會不能處理的勞動爭議問題。這些都反映了無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利益和要求。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不斷制定社會立法,進一步加強國家干預的力度。在20世紀初,英國政府頒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 1908年的養老金法, 1909年的勞工介紹法, 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 1918年的教育法, 1922年的住房法。這些立法奠定了現代英國福利法的基礎[19]。「隨著19世紀的前進,社會立法不斷增加,據有資格的觀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後,議會實際上拋棄了個人主義作為它的指導原則,轉而接受了集體主義。人們以往理解的那種自由主義處於劣勢,立法機構破天荒地通過了合乎社會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義思想背道而馳的。」[20]
英國政府頒布多種法律,積極干預經濟活動。針對無限責任公司阻礙投資增長的問題, 1855年,英國頒布《有限責任法》,規定股東僅以自己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這個法律激發了社會投資熱潮,促進了英國經濟的發展。針對金融業經營不規范的問題,政府出台了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強化對金融業的監管和調控。針對19世紀中後期債務人惡意宣告破產以逃避債務的現象,法院通過幾個判例完善破產法,從法律上防範了欺詐行為。針對自由競爭所導致的生產與資本的集中和壟斷現象,到19世紀末,普通法開始對競爭自由採取一定的靈活態度,它不再機械地把一切限制競爭行為都視為違法,而是綜合考慮競爭雙方的經濟實力、商業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時間等多方面因素[21]。這些立法和干預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弊端和消極影響,保護了投資者和廣大民眾的利益,促進了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的有秩序發展。
「這種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反抗,是對產業革命的破壞性和對無情地推進工業化政策所帶來的破壞作用而無保障措施的一種自發防衛。主要的動機是一種受威脅感,即認為沒有節制的工業化和商業化對社會的安全和穩定帶來威脅。⋯⋯徹底修正自由主義理論要求重新研究國家的性質和職能,研究自由的性質、自由和法律強制之間的關系。那樣的重新研究又揭開了個人人性及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這個老問題。從倫理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看,潮流是在脫離個人主義,趨於探求某種集體主義的觀念」[23]。
工業社會講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節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逐步確立必然對英國的司法制度產生影響。到19世紀英國進行司法改革前,作為上層建築主要內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組織混亂,訴訟程序繁瑣僵化,審判效率低下,費用高昂,警察組織不完備,監獄制度落後[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這些弊端,顯然與講求效率、講求成本和收益的工業社會不相適應。漫長的訴訟過程和高昂的訴訟費用已經成為工業社會中的人們尋求司法救濟和實現正義的障礙,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從長遠來看,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實現社會正義已成為工業社會司法審判的價值取向。訴訟哲學由過去的追求實質正義轉變為分配正義[25]。迫於社會公眾的強大壓力,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政府對不合時宜的司法制度和審判程序主動予以干預,意圖以國家的力量促進這些價值的實現。在這樣的背景下, 19世紀英國政府進行了民事司法改革。
對此,英國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關注,一批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思想家對傳統的法律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論證了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邊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對於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動和指導作用。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立法理論用於考察英國的普通法制度,並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認為, 1688年以後的英國法律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斥著封建主義的痕跡,法律原則復雜模糊,司法工作人員因循守舊,就連英國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來收集的和無數個別的議會法令、條例組成的,這些法令和條例彼此矛盾,結果讓完全不法的狀態代替了『法制狀態』」[26] 。他還對當時的司法組織和司法程序進行了批判,稱其已經「腐敗透頂」,「充斥著不必要的繁瑣程序,對於訴訟當事人來說,這只能導致拖延、筋疲力盡以及更大的開支」[27]。對於存在的這些問題,邊沁認為,普通法的傳統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設計為基礎的普通法規則,簡直是進行重要社會改革道路上的障礙」[28]。針對上述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國的法律體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費解又專橫,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實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張不但要進行立法原則、立法內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對當時的司法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邊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則。他主張,在司法審理中,法官不能隨意解釋法律條文,律師不能擔任法官,同時,法官不能包攬全部司法審理權,應允許選民推薦自己的代表參與司法。選民代表享有半個司法權,他們不參與裁決,但應參加並監督司法審判的全過程,並可根據實際情況要求法院為貧民免費提供律師與辯護條件,以至要求法官復審案件[29]。邊沁的法律改革思想為19世紀英國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形成了這樣的共識:要想建立適應現實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須對舊的法庭組織和訴訟程序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造[30]。於是,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議會得以通過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這場世紀改革主要圍繞著調整司法管理體系、簡化繁瑣的訴訟程序、理順普通法和衡平法兩種法律體系的關系這些目標而展開[31]。為了消除令狀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訴訟程序繁瑣僵化的弊端,首先對令狀制度進行徹底改革。令狀制度的改革主要通過頒布一系列法令完成,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頒布的《統一訴訟程序法》、1833年頒布的《不動產實效法》、1833 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別頒布的《普通法訴訟程序法》。這些法律實施後,令狀制度逐步減少使用,令狀制度迅速衰亡[32] ,普通法訴訟程序繁瑣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糾正。通過1852年《大法庭訴訟條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條例》,衡平法庭的訴訟程序被大大簡化。為了徹底解決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體系所造成的司法組織混亂和職權交叉重疊的弊端, 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並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統一的最高法院;統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則,當兩種法律原則發生沖突時,普通法原則應服從衡平法原則。這意味著法官在審判中應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權,發揮法官在審判中的主導作用;允許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訴訟程序,簡化了訴訟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訴訟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個司法制度,提高了訴訟效率。
可見, 19世紀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體現了工業社會的特點和要求,適應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根本需要。為了貫徹改革的指導思想,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弱化普通法法庭對案件的管轄權,逐漸強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轄權,這體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動干預,反映了國王的集權意志,以此來實現司法體制和司法程序的轉型,這是符合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思潮的。從根本上講,時代變遷和社會轉型以及干預型國家的出現最終導致了這場世紀司法改革。
英國近代著名法學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寫道:「自邊沁時代以來,我不知道哪一項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邊沁的影響。」[33]改革派大法官布魯厄姆在1838年寫道:「法律改革時代就是傑里米·邊沁時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個抱有嚴肅思想來揭露我們英國法律制度的弊病⋯⋯過去20年來,我們法律制度已經取得的全部重大的進步⋯⋯自然使我們想起邊沁先生和他的學派長期的、不屈不撓的、啟發性的勞動。」[34]
⑽ 訴訟主體名稱寫錯一定駁回嗎
訴訟主體名稱錯三字，圍繞法院應否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審判實務中實際上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原告起訴鄭州海源石化有限公司，根據其提供的地址，根本沒有此單位，應認定原告起訴的被告不明確，不符合起訴條件，根據最高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39條的規定，法院應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
第二種觀點認為，法院應當充分行使釋明權，並建睜洞余議原告更改被告名稱。若原告更改被告名稱的，案件應繼續審理；若原告拒不更改被告名稱的，應當視為沒有明確的被告，裁定駁回起訴。
原告起訴時寫錯被告名字法院應否駁回起訴？審判實務中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形成這樣的分歧，實際上是對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原告起訴的條件之一要有明確的被告的不同理解。只要正確理解了有明確的被告的內涵，案件即可迎刃而解。
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試析如下：
所謂有明確的被告，是指要求原告將其起訴的對象加以具體化、特定化，以使受訴人民法院能夠明確原告所告的是誰。有明確的被告包含有兩層含義：一是被告具有訴訟主體資格，即主體適格，也即能夠以自己的名義進行應訴的資格。二是被告的地址、聯系方式應當具有準確性和特定性，應當具體明確。在現行的法律條件下，由於法院受理案件後，有關送達皆由法院依職權而為之。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告起訴要有明確的被告，要求原告將其起訴的對象加以具體化、特定化，目的是為了法院能夠方便、准確向被告送達應訴材料，提高審判效率，減少訴訟成本。
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法院要求原告起訴時必須提供被告的戶籍地(或工商注冊地址)以及實際住所地(或實際經營地)。但是由於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員流動的無限性和經濟主體頻繁變遷的特點，自然人的住所地和法人的經營地址時常發生變更，被告的戶籍地和實際住所地、工商注冊地址與實際經營地往往不相一致，而且，有些地方的戶籍資料、工商注冊資料尚未對外公開，當事人自己是無法調查取證的，如果採取簡單辦法，將案件推出去，讓老百姓告狀無門，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為了及時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解決司法實踐中的矛盾，最高法院《關於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六條規定原告起訴後，人民法院可以採取捎口信、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簡便方式隨時傳喚雙方當事顫棚人、證人。
由於現代社會已進入信息化時代，電話已成為人們生活和工作所不可缺少的部分，原告獲取被告的聯系電話也比較容易，目前，電話方式已成為法院傳喚被告到庭領取應訴材料的首選。因此，筆者認為，原告提供被告的電話、電子郵件等聯系方式也應是確定明確的被告的一項內容。
那麼，原告在起訴書中載明的被告名稱與應訴的被告名稱不一致，法院應該如何處理呢？有人認為，如果按原告提供的被告住址、聯系方式能夠送達應訴通知等訴訟材料，被告也按時應訴，只是在訴訟過程中以其與原告起訴的被告名稱略有差異為由主張其不是本案適格被告的，一般應對被告的主張進行悉滾核實，如果被告主張屬實的，應當告知原告更正被告名稱，只有原告拒不更正的，才能裁定駁回起訴，如果原告及時更正的，不宜裁定駁回起訴。
筆者認為，法律是嚴肅的。如果原告在起訴書中載明的被告名稱與被告名稱相距不大，可以告知原告更正被告名稱，如果原告拒不更正的，法院可以直接裁定駁回起訴，如果原告及時更正的，不宜裁定駁回起訴。如果原告在起訴書中載明的被告名稱與被告名稱相距太大，以至於按原告提供的被告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住址、聯系方式無法送達應訴通知等訴訟材料，也無被告來應訴，則應視為原告起訴無明確被告，可裁定駁回起訴。就本案而言，原告錯將鄭州市海源石化有限責任公司寫為鄭州海源石化有限公司的名稱，錯了三個字，導致法院無法送達應訴通知等訴訟材料，也無被告來應訴，並造成了法院對一個錯誤的被告予以登報公告送達有關法律文書，浪費了司法資源，則應視為原告起訴無明確被告。通過這個教訓，想必原告在以後的訴訟中會加倍仔細認真的，讀者朋友們也會以此為戒的。中原區法院 黃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