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刑事訴訟法大家

1. 刑事訴訟法有什麼規定呢

第二百零六條人民法院對自訴案件，可以進行調解;自訴人在宣告判決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訴。本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三項規定的案件不適用調解。第二百零四條自訴案件包括： (一)告訴才處理的案件; (二)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 輕微刑事案件 ; (三)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九十七條人民法院對告訴才處理和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調解。自訴人在宣告判決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第一百九十八條對於自訴人要求撤訴的，經人民法院審查認為確屬自願的，應當准許;經審查認為自訴人系被強迫、威嚇等，不是出於自願的，應當不予准許。第一百九十九條對於已經審理的自訴案件，當事人自行和解的，應當記錄在卷。第二百條調解應當在自願、合法，不損害國家、集體和其他公民利益的前提下進行。調解達成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製作 刑事自訴案件 調解書，由審判人員和書記員署名，並加蓋人民法院印章。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後即發生法律效力。調解沒有達成協議或者調解書簽收前當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應當進行判決。第二百零一條人民法院裁定準許自訴人撤訴或者當事人自行和解的案件，被告人被採取的，應當立即予以解除。第二百零二條自訴人經兩次依法傳喚， 無正當理由 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准許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應當決定按自訴人撤訴處理。自訴人是二人以上，其中部分人撤訴的，不影響案件的繼續審理。第二百零三條對於 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七十條第 (三)項規定的案件，不適用調解。看到了這兒，想必大家對刑事訴訟法自訴調解有了一定的了解。並不是所有的訴訟都可以自行調解，也並不是所有的訴訟不可以自行調解。自行調解有它的前提，我們要學習法律知識，了解法律，今後才會在這樣的事情上不犯難。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1第2款是什麼意思

訴抄訟法51條只有一款，其內容為公檢法應該依法辦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 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人民法院判決書，必須忠實於事實真象。故意隱瞞事實真象的，應當追究責任。

3. 在台灣犯罪按哪裡處罰

這涉及到刑事訴訟法中刑事案件人民法院的管轄權問題。

（

2）根據規定：刑事訴訟法

第十九條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第一審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級人民法院管轄的除外。

第二十條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刑事案件：

（一）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案件；

（二）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第二十一條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區、直轄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第二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刑事案件，是全國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由陸辯哪級人民法院管轄，與當事人的身份（港澳台或者外國人、無國籍人）無關，與可能判處的刑罰及犯罪性質、後果有關。

（3）由哪級人早喊缺民法院管轄，與當事人的身份（港澳台或者外國人、無國籍人）無關，與可能判處的刑罰及犯罪性質滲拍、後果有關。

4）台胞犯罪一般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依法應由中級以上人民法院管轄的除外

4. 台灣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是什麼

台灣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內容：

5. 台灣怎樣槍決死刑犯人

中華民國死刑之執行，於刑事判決確定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條，檢察官應速將該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機關（亦即法務部）。而依同法四百六十一條之規定，經法務部令准，執行檢察官於收到法務部之令准後，若無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一條但書之事由（亦即無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可能），必須於令到後三日內執行死刑。《死刑執行規則》第二條規定，執行時，先由檢察官會同看守所所長蒞視驗明，並核對人犯人相表﹑指紋表後送監執行，其因他案在監獄執行中者，會同典獄長辦理。執行前後應拍下受刑人相片，報部備查。而若死刑犯有器官捐贈之意願時，應簽署捐贈器官同意書。

執行死刑之方法，依據《監獄行刑法》第九十條以及《死刑執行規則》第三條之規定，應以葯劑注射或槍斃，在監獄特定場所執行之。執行槍斃時，應令受刑人背向行刑人，其射擊部位定為心部，行刑人應於受刑人背後偏左定其目標，但行刑人與受刑人距離，不得逾二米。而對捐贈器官之受刑人，檢察官得命改采射擊頭部右後耳根之執行死刑方式。通常死刑犯會繫上腳鐐，一天只允許在做運動的三十分鍾內離開囚房。

台灣死刑制度，一個人被判決死刑定讞後，要等待法務部部長簽發死刑執行命令，方才執行。一個標準的執行死刑團隊，包括執行檢察官（俗稱監斬官）、法醫、書記官、法警隊長、執行法警（槍手）兩人、戒護法警兩人，若死刑犯同意捐器官，另設有醫療隊。現在執行死刑時，多半選在18時至21時，並用配有滅音器的國造T75型手槍，但早年使用的槍械亦不固定，常使用步槍或卡賓槍行刑，尤其是警總等機關。

早年多選在清晨5時到6時，取「不走夜路」之意，但這樣常使死囚一夜難眠，生怕腳步聲，且槍聲又容易驚擾周圍居民，而改至夜間行刑，有些人認為這個作法不錯，因為台灣民間信仰中「日出時陰司封門，如無鬼差牽引，無法進入地府」。被執行死刑前兩到三小時，獄方會通知死囚「執行命令已經簽發，今日幾時幾分送您上路」，如有信仰者可請神職人員（法師、牧師、神父等）來做臨終祈禱或誦經。而此時，執行死刑團隊工作人員往往齊聚一堂，禮拜獄中的地藏菩薩佛像，祈禱執行順利。

執行時檢察官要到達法場，驗明死囚身份無誤，執行前先再最後一次聽訊（通常都是問死囚是否悔悟，並聽取遺言），而後死囚會得到一個不錯的便當，稱為「最後一餐」，希望能在行刑後，亡靈能夠體力充沛地到達陰間，根據各看守所的傳聞，其餐點大致上為白飯、鹵蛋、雞腿、焢肉（或香腸、豬肝等）、海帶（或青菜、竹筍）、豆乾等菜色，以及一包煙和一小瓶高粱酒，在監獄的迷信認為：飯菜可以不吃，卻至少要咬一口鹵蛋，「吃蛋，好完蛋」，避免死刑過程多受折磨。1980年以前並不為死囚注射麻醉劑，所以大多數死囚都會將高粱酒一飲而盡，以求減少痛苦。

用餐完畢後，死囚被送入看守所的法場，趴在法場的沙地上，一般法場亦有供奉另一尊地藏菩薩，常會向地藏菩薩燒香，請菩薩監視正法的情況，一來保佑死囚能安心上路，二來保佑執法人員免受煞氣干擾。死囚只要口頭申請，即可先由法醫將死刑犯麻醉（死囚亦可選擇「不麻醉」），法醫會在心臟或小腦相對位置做記號，當法醫驗證葯效產生後，便可由法警開槍。開槍的位置為心臟（從背後開槍）或小腦（從右後耳根開槍），執行後約十到二十分鍾，由法醫驗屍，確認是否死亡，若沒有死亡，則繼續射擊直至死亡；若同意器官捐贈時，多以向頭部開槍的方式槍決以保障器官完整，而死囚在處決後便會送至醫院移植器官。

執行完畢後，第一步就是死囚的腳鐐等解開（意喻「解放靈魂」），死囚會在腳鐐上繫上新台幣一千元的鈔票，贈送給槍決後給解開腳鐐的法警，謝謝他解放了自己的靈魂，但這一千塊必須快點花掉，許多法警會拿來宴請所有法警隊友，或者次日清晨捐獻廟宇香火錢。且這一副死囚腳鐐非常搶手，許多死囚會設法索討，並戴在腳上，監獄的迷信認為：同一副腳鐐，不能使兩個人被槍斃。

傳統上，所有法場的工作人員都會在執行後洗手，並喊著「洗手不幹了」；如果衣物沾到死囚的血，一定要換洗或丟棄，否則會遭到死者怨靈報復。在法場不互稱名字，改以代號或者手勢示意，避免死者怨靈惦記，由於台灣民間信仰上仍對被處決的亡靈相當畏懼，因此在行刑後獄方法警會在法場燒紙錢，供奉死囚亡靈。

若受死刑諭知之人犯，有心神喪失或懷孕之情形時，則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五條，由法務部命令停止執行。且於其痊癒或生產後，非有法務部命令，不得執行。

關於執行死刑之地點，中華民國在戒嚴時期，自1949年開始，政治犯都在馬場町或國防醫學院後方的新店溪河床執行死刑。從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末期，政治犯以及因戒嚴令之故，被軍法處死的平民均改在新北市新店區的安坑刑場（位於新店區安華路，原「國防部新店監獄」，現「台灣新店戒治所」後方）處決。中華民國自1987年解嚴後，監獄行刑法雖規定死刑需於監獄內執行，但實務上因死刑犯均羈押在二審看守所，為避免執行前將死囚移監所產生的戒護成本及風險，刑場均以「監獄分監」方式附設於二審看守所內，計有新北市土城區的台北看守所、台中市南屯區的台中監獄（台中看守所與台中監獄僅一牆之隔，刑場設於監獄側）、台南市歸仁區的台南看守所（台南看守所與台南監獄僅一牆之隔，刑場設於看守所側）、高雄市燕巢區的高雄第二監獄（實務上高雄看守所附設於此）和位於花蓮縣吉安鄉的花蓮監獄（因花蓮看守所位於花蓮市市區，老舊狹小無法擴建刑場，故將刑場設於花蓮監獄，執行死刑前仍需將死囚移監）五所監所設有刑場，分別負責執行台灣高等法院、台中高分院、台南高分院、高雄高分院、花蓮高分院所判決管轄的死刑案件。北部地區因都會型態，人口密集，且為政治、經濟中心，約六成的死刑系於台北看守所執行；而花蓮高分院所轄的花蓮、台東兩縣因人口少且民風純朴，自政府遷台至今僅執行過十八人死刑，自1999年10月12日執行走私海洛因嫌犯王再興、周家傑的死刑令後，直到2013年4月19日相隔13年半才再度執行一名身背三條人命的強盜殺人犯張胞輝的死刑令，另一身背兩條人命的性侵殺人犯戴文慶，亦於2014年4月29日槍決，成為唯一未收容死刑犯之二審看守所

6. 暫緩起訴的起訴規定

起訴便宜主義已成為現代世界各主要國家普遍採用的一項起訴原則
1大陸法系國家:起訴便宜主義已為刑事訴訟法所確認，暫緩起訴制度在法律中得以確立。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大陸法系主要國家起初實行嚴格的起訴法定主義。這些國家確立起訴法定主義的初期，嚴格的起訴法定主義對確保國家刑罰權的實現，懲罰犯罪，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然而，隨著刑事司法價值觀念的不斷更新，傳統的報應刑罰觀讓位於目的刑、教育刑罰觀，同時也轉向了一般預防和對犯罪人特殊預防並重的軌道，起訴法定主義不利於犯罪人改過自新，增加了訴訟成本，導致司法資源被嚴重不足等問題。由於上述起訴法定主義的種種不足，大陸法系國家通過實踐探索，意識到提起公訴時賦予檢察官一定的不起訴裁量權的必要性，由是確立了起訴便宜主義。不過，各國法律對於檢察官適用起訴便宜主義形式的規定是有所不同的，如微罪不起訴、起訴保留、起訴猶豫、放棄起訴等等。
1）德國的起訴保留制度及其評價。
在德國，從1877年刑事訴訟法生效至20世紀50年代，一直實行起訴法定主義，檢察官不起訴裁量權受到嚴格限制。20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犯罪率的不斷增長，德國的起訴法定主義受到挑戰，司法界逐漸接受起訴便宜主義，對刑事訴訟法逐步進行了修訂。1964年，議會通過法律賦予檢察官享有起訴斟酌權，亦即賦予檢察官一定的不起訴裁量權，起訴便宜主義逐漸確立。
起訴保留，又稱附條件的不起訴，即指以暫時不提起公訴為手段，在法律規定追訴的保留期間內，檢察官考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和解情況，及暫緩起訴後的生活行為情況，以便決定是否再行起訴的制度。根據該項制度，在德國，檢察官可以要求被告人在一定期限內選擇:(l)給付一定款項，彌補行為造成的損害;(2)向某公共設施或者國庫交付一筆款項;(3)作出其他公益給付;(4)承擔一定數量的贍養義務。被告人如在規定期限內履行這些要求，對其行為不再作為輕罪追究，否則，就可作出輕罪追究。
就利用司法資源解決刑事案件的有效性而言，起訴保留決定是一種合乎實際並且非常有效的手段。總體說來，德國起訴保留制度的創立，是訴訟理念的一個重大變化。正如有的德國學者指出:今天的檢察機構似乎是一個「不起訴」機構而非一個起訴機構。
2）日本的起訴猶豫制度及其評價。
日本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起訴便宜主義。日本的起訴便宜主義深深地影響了世界許多國家的刑事立法、司法。日本檢察官行使不起訴裁量權主要有微罪不起訴、起訴猶豫、附保護觀察不起訴、放棄起訴等幾種形式。
起訴猶豫制度，是指在保留追訴的期間內，檢察官為了鼓勵犯罪嫌疑人改過自新及預防其再度犯罪，將緩起訴的人交付保護管束，如果其違反保護管束規定，檢察官就撤銷原來的緩起訴決定，再行起訴。現行日本刑事訴訟法典第248條規定:「根據犯人的性格、年齡及境遇、犯罪的輕重及情況與犯罪後的情況，無追訴必要時，可以不提起公訴」。其基本特點:一是被告人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二是是否起訴，法律不作明文規定，而由檢察官根據犯人的年齡、性格、犯罪的具體情況自行決定。據統計，「日本的起訴猶豫佔全部不起訴案件的90%左右，佔全部刑事案件的25%一30%左右。」
這種以刑事訴訟中的起訴便宜主義為基礎而創制形成的暫緩起訴(起訴猶豫)制度，可以盡早地把不具有可罰性及必要性的犯罪人從刑事訴訟中抽離出來，以便盡可能減少其回歸社會的障礙，從保障人權，打擊犯罪，充分適用刑事政策預防犯罪以及減少訟累等角度考慮，具有非常文明的積極的性質和價值。
2英美法系國家: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享有廣泛的不起訴裁量權。
1) 英國
英美法系國家法律上並沒有起訴便宜主義和起訴法定主義的明確規定，但檢察官卻擁有廣泛且獨立的自由裁量權。
英國在司法實踐中一直實行起訴便宜主義，允許將案件是否起訴到法院進行自由裁量。王室檢察院在決定是否起訴時，有兩個明確的階段:第一階段是證據檢驗，即經過審查，檢察官必須確信，有充分的證據可以形成有罪判決的現實期望，這種「定罪的現實期望」是一個客觀的檢驗標准，一旦該案件未通過證據檢驗，檢察官便可以決定不起訴;第二個階段為公眾利益檢驗，在完成證據檢驗後，倘若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沒有必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檢察官也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2) 美國
美國的檢察官實行個人負責制，由於個人對犯罪定義和處刑選擇的不同，為實現個案公平，有必要賦予檢察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為其行使不起訴裁量權提供必要條件。美國檢察官行使職權個人負責制的基本模式:一是檢察官對檢察官辦事處的一切問題有最終決定權;二是在具體的案件中，有權決定案件的調查和起訴。美國檢察官決定起訴的案件還有審判等環節的審查予以制約，而檢察官決定不起訴的案件則無人制約。所以，檢察職能的獨斷性在不起訴決定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因此，美國的判例法和有關的刑事訴訟法律都認可了「選擇性起訴」的原則，該原則的基本理念是，檢察官不必把所有的刑事案件都交給法庭審判，可以有選擇地對其中一部分案件作出自由裁量，決定不起訴。
3兩大法系檢察官不起訴裁量權的差異與融合
傳統的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檢察官不起訴裁量權有其各自的特徵，差異也較明顯。然而，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十幾年以來，伴隨著刑事犯罪的激增，司法資源出現嚴重不足。同時，各國法文化交流、融合的加強，兩大法系檢察官不起訴裁量權呈現出共同發展的趨勢:
第一，檢察官不起訴裁量權有擴大的趨勢，各主要國家都通過改革檢察制度，賦予檢察官更加廣泛的不起訴裁量權。
第二，檢察官行使不起訴裁量權的獨立性進一步增強。大陸法系的德國和法國檢察官行使不起訴裁量權歷來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主要是法官的控制和被害人的申訴。近年來，法官對檢察官的裁量權的控制逐漸削弱，檢察官獨立決定的空間有所擴大。
第三，對檢察官行使不起訴裁量權，大都輔一相應的監督制約機制。如日本的檢察審查會制度和准起訴程序制度，德國的經管轄法院審查制度等等。
應當看到，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賦予檢察官不起訴裁量權的大小，都是與其國內的實情緊密相連的，客觀地說，兩大法系所採取的起訴便宜主義，都是在不斷地應對時代的挑戰，處在相互融合的發展變化之中，合則用，不合則改。 對外國和我國台灣地區的暫緩起訴制度的考察德國刑事訴訟法和我國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對暫緩起訴制度進行了較為詳細的立法規定。根據這些立法的規定，暫緩起訴在國外和我國台灣地區的主要要件如下：
第一，適用暫緩起訴的案件范圍。適用暫緩起訴的案件一般是輕罪案件。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53條a 規定，適用暫緩起訴的案件限於輕罪案件。我國台灣地區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暫緩起訴適用的范圍是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罰的案件。
第二，暫緩起訴的實施條件。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經負責開始審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檢察院可以對輕罪暫時不予提起訴訟，即決定暫緩起訴。我國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實行暫緩起訴決定，須經被告人同意。可見，經犯罪嫌疑人同意是檢察官決定暫緩起訴的普遍遵守的條件。
第三，暫緩起訴的考驗期間和遵守或履行的義務。暫緩起訴一般都規定了考驗期間和應履行的義務。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被暫緩起訴人應當履行的義務及其期限。該法典第153 條a 第一款規定：（一） 經負責開始審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檢察院可以對輕罪暫時不予提起訴訟，同時要求被告人：（1） 作出一定的給付，彌補行為造成的損害；（2） 向某公共利益設施或者國庫交付一筆款額；（3）作出其他公共給付；（4） 承擔一定數額的贍養義務。我國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253 條之二也作了類似的規定。
第四，暫緩起訴的撤銷。我國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253 條之三規定：「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申請撤銷原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一、於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二、緩起訴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三、違背第253 條之二第一項各款之應遵守或履行事項者。檢察官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時，被告已履行之部分，不得請求返還或賠償。」
第五，暫緩起訴的效力。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53 條a 規定，被告人履行要求、責令時，對行為不能再作為輕罪予以追究。不履行，重新予以追究，已經履行的部分不予退回。我國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規定，暫緩起訴在緩起訴考驗期內，沒有被撤銷的，作出不起訴處分。不起訴處分作出後，除非發現新的事實或證據者，或有法定再審之原因者，不得再行起訴或偵查。緩起訴在考驗期內被撤銷者，繼續偵查或起訴。暫緩起訴作出後，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必須立即釋放。扣押物應立即發還。但法律另有規定、再議期間內、申請再議中遇有必要情形，或應沒收或為偵查他罪或他被告之用應留存者除外。
第六，暫緩起訴的送達。我國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255 條規定，檢察機關作出暫緩起訴處分的，或撤銷暫緩起訴的，自書記官接受處分書原本之日起五日內，應製作附理由的暫緩起訴書，或附理由的撤銷暫緩起訴書，應以正本送達於告訴人、告發人、被告及辯護人。緩起訴處分書，還應送達與遵守或履行行為有關之被害人、機關、團體或社區。
第七，暫緩起訴的救濟和審查程序。我國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對暫緩起訴不服的救濟程序和對撤銷暫緩起訴不服的救濟程序。1.告訴人（主要是被害人）對暫緩起訴不服的救濟程序。告訴人對暫緩起訴決定不服的，自接到緩起訴處分書後，有權於七38日內，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申請復議。原檢察官認為申請有理由的，應撤銷暫緩起訴，作出繼續偵查或起訴的決定。原檢察官認為申請無理由的，應立即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逾期申請的，駁回申請。原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認為必要時，在案件送交上級檢察機關檢察長之前，有權親自或命令其他檢察官再行偵查或審核，分別作出撤銷或維持原暫緩起訴決定；維持暫緩起訴決定的，應立即送交上級檢察機關之檢察長或檢察總長。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為申請無理由的，應予駁回申請；認為有理由者應作出以下決定：偵查未完備者，可以親自或命令其他檢察官再行偵查，或命令原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續行偵查；偵查已完備者，命令原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2.依職權審查。檢察官作出暫緩起訴決定的，如告訴人沒有申請復議，原檢察官應依職權直接送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審查，並通知告發人。3.被告人對撤銷暫緩起訴不服之救濟程序。被告人接受撤銷緩起訴決定書後，有權於七日內以附理由的書面申請，經原檢察官向上一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申請復議。原檢察官認為有理由者，應取消撤銷暫緩起訴決定。原檢察官認為申請為無理由的，應立即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逾期申請的，應予駁回。原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認為必要時，可以親自或命令他檢察官再行偵查或審核，分別作出取消或維持撤銷暫緩起訴的決定；維持撤銷暫緩起訴決定的，應立即送交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復議。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經復議認為，申請無理由的，應駁回申請；認為有理由的，應撤銷原檢察官作出的撤銷暫緩起訴決定。
第八，暫緩起訴期間公訴效力停止進行。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53 條a 第三款規定：「在履行期限進行期間，時效停止進行。」我國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253 條之第二款規定：「追訴權之時效，於緩起訴之期間內，停止進行。」 暫緩起訴是檢察官公訴裁量權的一種形式。暫緩起訴具有以下特徵：
第一，暫緩起訴是起訴的一種形式，是對應當提起公訴的犯罪嫌疑人實行的一種特殊的起訴方式。暫緩起訴和不起訴不同，不起訴的案件符合法律規定的不起訴的要件，檢察機關應當按照不起訴處理。只有符合法定起訴要件的案件，檢察機關才能在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內，作出暫緩起訴的決定，一旦緩訴期滿，才會作出最終是否起訴的決定。
第二，暫緩起訴符合公益目標。檢察機關對於符合公訴條件，但根據具體的情況不提起公訴更有利於公共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利益的，才能作出暫緩起訴。
第三，暫緩起訴必須規定一定的緩訴期間。對於暫緩起訴的犯罪嫌疑人，為了考驗犯罪嫌疑人是否真正有悔罪、補償被害人損失、消除其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危害等表現，必須給犯罪嫌疑人規定一定的緩訴期間。同時也是為犯罪嫌疑人考慮，我們不能讓犯罪嫌疑人無定期限或者長期處於一種不確定狀態，一旦期限屆滿，訴與不訴一定要有個結果。
第四，作出暫緩起訴決定時，必須規定犯罪嫌疑人在暫緩起訴緩訴期內遵守或履行的法定義務。為了消除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損害、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及消除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應該規定犯罪嫌疑人在緩訴期內，遵守或履行的法定義務。這些義務應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彌補給被害人造成的損害，包括精神和物質的損害；二是彌補給社會造成的危害；三是改造犯罪和預防再犯的措施。
第五，暫緩起訴是在一定條件下，保留不起訴的可能性，也保留了起訴的可能性；其最終結果是不起訴，或撤銷暫緩起訴，提起公訴。暫緩起訴既不是不起訴，也不是立即起訴，而是暫時不起訴。倘若暫緩起訴人違反了法律規定的義務，或具有其它應當撤銷暫緩起訴決定情形的，檢察機關可以撤銷暫緩起訴決定，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在暫緩起訴考驗期內，如果犯罪嫌疑人認真遵守或履行了法定的義務，沒有其它應當撤銷暫緩起訴情形的，暫緩起訴期滿，檢察機關應當對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訴決定。
第六，暫緩起訴決定，必須經犯罪嫌疑人的同意。暫緩起訴是在犯罪嫌疑人同意的情況下實施的一種「恢復性司法措施」，是否同意由犯罪嫌疑人決定。因為，根據司法公正的標准，任何人都有要求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接受審判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項權利，犯罪嫌疑人可以要求接受審判，也可以在接受一定條件下放棄審判。在犯罪嫌疑人要求審判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有義務提起公訴。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放棄審判，同意接受暫緩起訴決定時，檢察機關才能作出暫緩起訴決定。 暫緩起訴是公訴裁量權的重要內容之一。暫緩起訴的價值在過去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但隨著犯罪率的不斷升高，人們對刑罰目的性的認識，以及對公訴目的性認識的不斷深刻，各國開始普遍重視暫緩起訴在實現訴訟經濟，保護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權利，以及恢復犯罪造成的社區關系破壞的作用。
1 暫緩起訴制度符合公訴價值目的
公訴的首要價值在於保護權利、維護法治秩序。在專制主義制度下，控辯不分的糾問主義訴訟模式主要以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秩序、懲罰犯罪為目的。國家追訴主義比私訴更有利於懲罰犯罪，刑訊逼供是最有效、快捷的追究犯罪的手段，追究犯罪上升為刑事追訴的首要價值。在這樣的訴訟目的和價值追求下，權利的維護無從談起，所有的當事人都成為了追究犯罪的客體，人的主體性完全被否認了。以控訴分離為主要標志的現代刑事訴訟把維護權利提升到了首要的位置，被追訴人不再是追訴犯罪的客體，在被最終確定有罪之前都是無罪的公民。公訴一方面通過追究犯罪，恢復被破壞的法治秩序，達到維護法治秩序的目的，另一方面通過刑事訴訟程序來維護被追訴者的權利。一系列公訴原則的確立，成為訴訟程序本身對權利維護的重要工具。公訴權不僅僅包括提起公訴，更包括不起訴、暫緩起訴，特別是隨著公訴裁量權的擴大和非刑罰化潮流的發展，追究犯罪和懲罰犯罪已經不是公訴的唯一的目的，而矯正犯罪，恢復已被破壞的法治秩序才是公訴權首先要考慮的價值。因此，最有利於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維護被害人、被追訴者的權利以及一般社會的權利，成為公訴的首要價值選擇。暫緩起訴制度正體現了公訴的價值選擇。
2 暫緩起訴制度符合恢復性司法的目的
19 世紀中葉，起訴法定主義的缺陷促使其過渡到起訴便宜主義，後來又發展到起訴法定主義和起訴便宜主義的結合。起訴制度發展到今天，雖然有了巨大的進步，但是依然存在著極大的缺陷。正如一位國外學者所說：「以是否起訴的決定權集中在國家手中為特徵的現代英美國家的職業化和官僚化的刑事司法體系是直到19 世紀後半葉才出現的，這一體系在不同時期曾徘徊於注重改造，還是強調報復的刑罰模式之間，而兩者注意力其實都集中在犯罪人身上，其無意造成的結果是日復一日的司法程序中忽視了受害人和社會這兩個因素。⋯ .『國家偷走了矛盾』，而這樣做的後果就是篡奪了受害人遭受侵害後尋求修復和補償的能力。」 正是基於對犯罪的改造、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及對社區關系的恢復的重視，人們開始尋求另一種矯正犯罪、保障權利、修復社會秩序的新途徑，恢復性司法便開始產生了。恢復性司法與我國的「社區矯正」有異曲同工之效，只是社區矯正是對被判處非監禁刑罰罪犯的一種幫助其重新回歸社會的矯正活動，注重的是對罪犯的矯正。而恢復性司法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其目的在於， 「追究犯罪並不僅僅是為了實現刑罰的懲罰功能，更重要的是通過追究犯罪，達到預防犯罪、促使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的和解、恢復犯罪給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和物質的傷害、修復因犯罪行為給社區帶來的破壞的效果。為此，應讓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社區參加到追究犯罪的過程中，以達成共同的諒解，化解矛盾，尋求最有利地實現恢復犯罪影響的各種措施。」 恢復性司法的研究先驅、美國學者馬塞爾提出，恢復性司法應該預防犯罪，更有效地幫助受害人，以及重建社區。⋯⋯這需要努力恢復三種團體，即犯罪人、受害人和更廣泛的社區，因為他們是犯罪中的主要關鍵人物。應該恢復他們的物質和情感的損失，恢復他們的安全感、恢復被破壞的關系、尊嚴和自尊 。暫緩起訴制度是實現恢復性司法的有效的法律措施，體現了恢復性司法的價值，並使恢復性司法制度化、法律化。它體現了國家對刑罰目的的重新認識，以及對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它有利於恢復遭到犯罪破壞的社會秩序，體現了對人的尊嚴的尊重，貫徹了人本主義關懷的現代價值觀念，並利於實現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成本的訴訟理念。
3 暫緩起訴符合法律經濟學效率的理念
法律經濟學的興起,使暫緩起訴制度有了系統的依據。法律經濟學理論的核心就在於:所有法律活動,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個法律制度事實上都在發揮著分配稀缺司法資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動都要以資源的有效配置、效率最大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動都可以用經濟的方法來分析和指導。效率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當任何偏離該狀態的方案都不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損,這就是帕累托准則,效率描述的是一個特殊的均衡點,是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的結果。法律效率所追求的是以最經濟的方法來實現公正的目標,而另一方面公正的獲取具備一定的效率的前提下實現的,效率也是評價公正的一種尺度。具體到刑事訴訟領域,就是形成一種有效益的程序理論,它從程序經濟角度出發強調刑事訴訟效率價值,主張刑事司法資源的有效使用和優化配置。從20世紀開始,一種以突出訴訟效率價值為主導的司法改革趨勢在西方各國刑事訴訟理論和實踐中發展起來,並得到了各國立法與司法機關的肯定。無論是美國的辯訴交易,還是義大利的五種刑事訴訟簡易程序,都表明提高訴訟效率已成為當代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當務之急,暫緩起訴制度也是順應這種改革趨勢而產生的。

7. 案子分案跟當地還有關系嗎

一、刑事案件分案處理概述

近年來，傳統型犯罪，如有組織性的毒品犯罪、團伙型搶劫，團伙型暴力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職務犯罪等在司法實踐中越來越多以共同犯罪以及關聯性犯罪的形態呈現，隨之分案處理在刑事案件中屢屢出現。

(一)分案處理的概念

分案處理是指在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中，由於法律規定或其他特殊的原因，不能與其他同案犯一同處理，而將其分離出來單獨處理的情形。實踐中並沒有對分案處理的概念進行具體的闡釋，201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規范刑事案件「另案處理」適用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另案處理」從多個方面做出了規定。《意見》中的第二條對另案處理的概念進行了規定，該規定將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中不能並案審理的案件，通過法律的規定與共同犯罪或關聯性犯罪中其他的被告人單獨處理。

(二)我國分案處理的現狀

2011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公安機關移送審査起訴案件926560件，共計1422857人，其中涉及另案處理案121685件，共計253482人。經檢察機關統計，全國公安機關適用另案處理原因中，已作刑事處理83.283人，佔32.86%;負案在逃70569人，佔27.84%，涉嫌犯罪事實需要進一步査證11352人，佔4.48%;移送管轄1971人，佔1.57%;身份不明46559人，佔18.37%;患嚴重疾病不宜一並偵查910人，佔0.36%;不構成犯罪做其他處理21390人，佔8.44%;因其他原因作另案處理15194人，佔5.99%。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分案處理的主要原因是同案犯在逃，這在全國司法系統辦案中是普遍現象。當前我國對分案處理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定，對於哪類適用分案處理，成為了一個自由裁量的問題。

(三)分案處理存在的問題

1. 缺乏專門的法律條款和規章制度進行規定

一是沒有專門的法律規定。從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看，針對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的訴訟程序少之又少，除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在部分的條款中有所設及之外，針對該類的案件處理程序沒有專門性規定。

二是沒有系統的運行制度。實踐中，分案處理的操作都是各個系統按照習慣進行分案，沒有建立系統的審查、批准、建檔造冊、專人專項負責等制度，各個部門的做法都不相同，導致職責不清、任務不明、責任倒查不到位，從而造成分案處理適用混亂。

三是沒有有效的監督制度。檢察院作為法律的監督機關，由於沒有將分案處理的案件納入到年度考核中，使檢察院沒有將分案處理案件重視起來，導致分案處理案件處於無人過問、無人監管的狀態。

2、缺乏分案處理的有效保障

一項制度的實施離不開人、財、物的保障，分案處理的保障的缺乏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辦案人員怠於對在逃犯的追查。一些辦案人員會因案件已偵破，部分犯罪嫌疑人已被判決，便認為案件已經偵破而怠於對分案處理人員的繼續追查;一些辦案人員對在逃犯罪嫌疑人採取網上追逃的方式後，就對在逃人員不管不問，使得在逃犯在社會上長期存在，不能及時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再次犯罪。

二是分案處理人員信息不全。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現代犯罪的形式多樣，人口復雜，涉及范圍廣，激情犯罪、臨時犯罪、流竄犯罪等作案現象普遍出現，有些犯罪嫌疑人之間臨時組成犯罪合夥，互相之間都不知道真實身份，只知道其綽號或者假姓名，從而導致分案處理人員的信息不全。

三是分案處理的後勤保障不足。近年來隨著刑事案件不斷增多，適用分案處理的案件越來越多，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來支持，但是實際中卻經常是案多人少，使得辦案人員對分案處理的案件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同時有限辦案經費也導致辦案人員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個案件的抓捕過程中。

四是一些辦案人員在分案處理中存在以權謀私的現象。有些辦案人員為了私利包庇某個或部分犯罪嫌疑人，而以不適用合並處理為由對其進行分案處理，或者通過網上追逃的方式，就中止案件的辦理。

3. 自由裁量的權力較大

分案處理導致的最終結果是對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首先，不同的法官由於自身的素質不同，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存在不同，當案件被分案處理後，就會導致同一個案件的當事人會依據相同的犯罪事實做出不同的判決。例如利用欺騙手段竊取存摺並騙取密碼的行為，一些法官認為構成詐騙，另一些法官認為構成盜竊，分案處理以後，就有可能對共同犯罪中出現不同的罪名及量刑。其次，不當的分案處理後，有可能造成司法權力的不當適用。

(四)分案處理的適用情形

目前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對分案處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司法實踐中各地對分案處理的適用的范圍標准不一，隨意性較大，有必要對此進行明確。《意見》中第三條對另案處理的范圍作出了規定，結合司法實踐，具體包括以下幾種情形。

1. 依管轄權不同而分案

根據法律的規定，對於因管轄權不同而進行分案處理的有地域管轄和專門管轄兩種，一是地域管轄。刑事訴訟被告人在不同地區犯罪，不同地區都具有管轄權的，以最初具有管轄權的法院進行審理，若在其他法院審理更能達到法律效果，就可以進行分案處理;二是具有適用專門管轄權的情形，例如軍人與非軍人犯罪，分別由軍事法院和基層法院進行管轄，除非涉及國家軍事秘密。

實踐中，如果偵查機關在立案時就將未成年人案件與成年人的案件分開，依據各自的管轄不同而分別由下級人民法院和上級人民法院進行審理，作為下級人民法院在對此類案件進行審查時，要及時與上級法院溝通，並將此類案件移送給上級法院審判。同時，在具有關聯性犯罪的案件中，若一人或一罪歸上級法院管轄，那麼整個案件都應由上級法院管轄。

2. 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犯罪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未成年人犯罪規定分別關押、分別管理、分別教育，但是卻沒有明確提出未成年人分案處理的法律規定。只有一些司法解釋和部門規章對未成年人的分案處理進行了規定，如中央綜治委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領導小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團中央在《關於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的若干意見》中對分案審判有所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464條對未成年人的審判組織和量刑要求進行了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23條對未成年人分案起訴做出了規定。

3. 同案犯在逃的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如何處理有同案犯在逃的共同犯罪案件的通知》對共同犯罪中在逃同案犯進行了規定，該通知主要是對那些無法及時到案的同案犯，而辦案機關為了提高辦案效率所提供的法律依據。日本學者田口守一認為，「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長期持續處於被偵查的狀態或者被審判的地位，一般來說對他們是很不利的，故迅速裁判為刑事程序之整體目的要求。」所以，對於同案犯在逃，訴訟遲延的後果僅應由在逃的同案犯承擔，該訴訟遲延的後果不應由已歸案者承擔。

4. 涉及其他原因，不宜與同案犯並案處理的

並不是所有人犯罪都會受到刑事處罰或者及時得到審判，那就只能採用分案處理的方式對這類人進行處理。例如，在關聯性犯罪中部分嫌疑人犯罪證據難以確定，而需要繼續偵查，就只能將這部分人與同案犯分案處理，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式，不宜與同案犯罪嫌疑人一並提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審查起訴，而從案件中分離出來單獨或者與其他案件並案處理;共同犯罪中部分嫌疑人因涉嫌其他犯罪，需要立案偵查;同案犯因患有嚴重疾病或者懷孕、哺乳期以致無法參加訴訟。

5. 涉黑的犯罪

目前，涉黑犯罪在我國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在涉黑案件中，被告人往往人數眾多，且這類案件大多作案時間跨度長、涉嫌罪名多。面對如此繁重的工作，承辦法官不得不反復閱卷，了解案情，等到庭審的時候，又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在舉證、質證等環節上，如果僅僅由一組審判人員進行合並審理，案件的審理時間就會延長，從而導致羈押率上升，辦案效率下降，司法公信力受到公眾質疑，也會侵害了部分被告人希望及時得到審判的權利。

6 .「家庭型」犯罪

在家族犯罪中，同一案件的不同被告人因具有親屬關系，很容易情緒激動，給庭審現場造成壓力和不可控因素。在審理「家庭型」職務犯罪的案件中，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近親屬犯罪，大多數與國家工作人員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為了提高辦案效率，依法查清案件事實，可以被分案審理。

二、各國及地區分案處理制度的比較

比較不同國家和地區對分案處理的立法規定，都是以實體上是否有關聯性來作為標准。而對關聯性的具體解釋，不同國家和地區都有不同的標准，但是總體上都是為了實現公平，從而提高訴訟效率。

(一)英美法系國家

1. 美國

《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和證據規則》第8條對合並起訴的規定：若數個犯罪行為的性質屬於相同或相似的性質，相同的行為或協議，或者是兩個以上的協議構成一個共同犯罪的部分，陪審團或檢察官就可以合並起訴，並在同一份起訴書中對各自的犯罪進行逐一的指控;對於數個被告人，基於同一行為或協議，或者基於數個共同行為產生的數個罪名，這樣的被告人就可以對他們進行一項或多項指控，無須對每一宗罪行的所有被告都進行指控。

同時，該規則第14條對分案審理進行了規定:如果一個大陪審團或者檢察官將數個被告人或者數個犯罪合並審理進行指控而可能給當事人或者政府產生不公平的影響，法院可以將其中的單個犯罪或單個被告人進行分別審理，或者根據被告人的申請為其提供其他的司法救濟。由此可見，在美國的聯邦法院及各州法院的刑事案件中，分案處理的情況是很少見的。

2. 英國

《英國1971起訴書規則》第9條對合並審理進行了規定：若是基於同一行為或者同一性質的犯罪或類似的犯罪，可以合並審理。與美國相比，英國在合並審理上並沒有那麼嚴格，但是也通過判例對該條進行了說明：一是基於相同的犯罪實施或者相似性質的犯罪或構成犯罪中的一個部分，那麼所有的犯罪指控都可以合並在一個起訴書中，二是本條既包括單個被告人，也包括了數個被告人。在英國的司法實踐中，對於涉及單個被告人犯數項罪名或者數個被告人相同或類似性質的犯罪，法院都可以合並審理，並從立法上對被告人申請分案處理的權利進行了確認，但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法院，不過法院還是會聽取雙方當事人的意見後再做出決定。

(二)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

1. 德國

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條通過列舉的方式對關聯性進行了規定：單獨被告人被指控數項犯罪或者被指控為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包庇犯、隱藏犯等，就會被認為是之間互有關聯性。該法典第2條對於還對於分案處理所涉及的管轄權問題進行了規定：刑事案件被分案處理後，分屬不同級別的法院管轄時，應該由級別更高的法院進行審理，上級法院在受理這類案件後，可以依職權對其進行分別審理。由此可知，同一級法院審理具有關聯性犯罪的不同案件可以進行分案審理，同時也可以依職權對已經進行分案處理的案件進行合並審理。與英美法國家相比，德國的關聯性犯罪規定更具有操作性，更能實現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2. 日本

《日本刑事訴訟法典》第九條對關聯性犯罪的情形進行列舉式規定：一是單個被告人犯數項犯罪或者數個被告人共同犯一罪或數罪;二是犯藏匿罪、偽證罪、掩飾隱瞞所得罪等事後犯罪，都被認為是具有關聯性。對於這幾種關聯性犯罪，日本也通過法律管轄權的方式來進行規定。該法第6條對關聯性犯罪的合並審理的管轄權做出了規定：數個存在關聯性犯罪的案件，分屬不同的法院管轄，只要一個法院具有管轄權的就可以合並管轄審理其他法院的案件，但是屬於特別法院管轄的案件除外。

對於關聯性犯罪的案件是否需要合並審理，該法第313條在辯論環節進行了相關規定：審判進入辯論環節時，是否進行分開或合並、再開，由檢察院或當事人申請，再由法院決定，或者為了保護當事人的權利，由法院依職權進行決定。因此，日本不僅有裁定分案審判的規定，而且有必要分案的規定，在出於保護被告人的權利而有必要時，法官有分案審理的義務。同時，在《日本刑事訴訟規則》第210條對保護當事人的權利進行了規定，當被告人之間的利益出現相對的情況時，法院可以依職權或者依據檢察院或當事人的申請，裁定進行分別辯論。

3. 我國台灣地區

台灣刑事訴訟法第7條對於「關聯性」進行了規定：有以下情況的，都認為是具有關聯性：第一，一人犯數罪;第二，數個被告人共同犯一罪或數罪;第三，數個被告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分別犯罪;第四，構成藏匿罪、銷毀證據罪、偽證罪、贓物罪。同時，該法第6條對於刑事案件的合並審理做出了規定:數個存在管轄權的同級法院審理關聯性案件，合並由一個具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

該法第287條之一規定，當同一案件的被告人之間的利益出現相反的情況時，法院可依職權或當事人及檢察院的申請，裁定被告人在質證或者辯論環節分開進行。該分離訴訟與合並訴訟的規定與日本的刑事訴訟法上規定大體上一致，賦予了當事人申請分案審理的權利，這不僅體現了司法公正，也提高了當事人的辯護權，同時也將都具有管轄權的法院的案件歸屬於一個法院審理。

(三)域外分案處理制度對我國分案處理的啟示

通過對各個國家和地區在合並審理和分案審理的法律比較，可以看出他們在分案審理上都有比較完善的立法，同時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首先，都是通過立法來對合並審理的案件進行規定。各國及地區都通過刑事訴訟法對合並審理的案件進行了列舉式的規定，增強了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性。同時也明確了這類案件應該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合並審理。

其次，嚴格限制分案審理的適用。雖然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是對合並審理案件的規定，但如果當事人的利益出現相反的情況或者具有重大影響時，就可以進行分案審理。針對「利益相反」或「重大影響」的情形，各國及地區並沒有給出明確的說明，我國在立法上可以對此加以規定。

最後，控辯雙方可對合並的案件提出分案處理的申請。當雙方利益出現相反或者重大影響時，控辯雙方都可以依申請對合並審理的案件進行分案審理，法院依當事人的申請做出決定。我國可以借鑒以上的立法的規定，來完善我國刑事分案制度的建立。

三、我國分案處理機制的完善

我國在構建刑事分案處理機制時，可以借鑒域外在立法上的先進經驗，並結合我國的審判實踐，制定出符合我國司法體制的分案處理的制度。

(一) 刑事案件分案處理的適用原則

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的建立，都必須有明確的立法價值取向，都是各種利益平衡、各種綜合考慮的結果。分案處理機制的立法價值取向，就是「訴訟經濟、發現真實和保障人權」這三者之間的平衡。針對分案處理，雖然我國沒有明確的立法制度，但是在長久的司法實踐中，對於共同犯罪的並案、分案處理，已經形成了「以合並處理為主、以分案處理為輔」的適用原則，該原則既是司法系統在實務中積累的經驗，也是權衡訴訟經濟、發現真實和保障人權三者後的理性選擇。

(二)提供分案處理的法律依據

分案處理的案件針對的是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我國如何從立法上對其進行界定，就必須釐清什麼是關聯性犯罪，但是從各國法律及我國台灣地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和判例中均沒有找到關聯性的具體定義，大多數是通過列舉的方式進行描述的。

因此，我國在對關聯性犯罪進行立法規定時，可以通過列舉式的方式進行設定，具體可規定為：具有下列行為的案件，法院可以進行合並審理：第一，一人犯數罪;第二，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第三，數人的犯罪事實存在相對性;第四，犯包庇、窩藏、偽證、銷贓罪等。但合並審理可能會損害被告人的權利或者不利於查明事實真相的，法院可依法進行分案處理。通過該條的規定，可以有效地防止司法機關濫用分案處理制度進行不當分案或者不法分案，同時，也能給分案處理提供法律支持，更能保障當事人的權利，維護司法公正。

(三)分案處理的程序

1. 分案處理啟動的主體

實踐中，刑事案件的分案處理的啟動主體一般是公安機關和檢察院，忽略了法院的啟動和作為案件當事人的權利。當一個案件從立案到起訴再到審判的整個過程中，公安機關和檢察院在分案處理上具有預先審查的決定權，而法院只能被動地接受已經分案處理的案件。所以在實際操作中法院也應該是分案處理的啟動主體，當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後，對於該案是否適用分案處理，如果研究認為不適用合並審理，法院就應當依職權進行分案處理。

再者，作為案件當事人是程序啟動的利益相關方，構建分案處理制度應當充分考慮當事人的個人意願，賦予各當事人啟動程序的請求權，實現程序的良性互動。案件當事人包含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案件當事人由於合並或者分案處理影響了自身的權利，不利於查明案件事實真相，可以向司法機關提出申請，並附上申請理由，司法機關經過審查後，認為確有必要進行合並或者分案的，可以進行合並或者分案處理。

2. 分案處理的審級

在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中，有些案件因為分案處理，分屬不同級別的法院管轄，例如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犯罪，如果上級法院的案件沒有審理終結，下級法院就只能中止本院案件，直到上級法院案件審理終結後，才能審理案件。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3條對案件級別管轄作出了規定，該規定對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中一人或一罪歸上級人民法院管轄的，全案由上級人民法院管轄。筆者認為這條規定是必要規定，只要涉及到共同犯罪或者關聯性犯罪都應當由上級法院管轄，而不能因審級不同，就規避了這條規定的適用性。

3. 分案處理的救濟

結合英美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做法，我國在立法上除了規定分案處理及合並審理適用的情形外，還應當將司法救濟納入到分案審理中。

首先，針對司法機關的不當合並或分案審理，法院有最終的決定權。在司法體系中法院是司法結果的裁判主體，而分案處理機制對裁判結果有著巨大的影響，也只有賦予人民法院審查和最終決定的權利，才能保證司法公正和程序正義。法院在審查當事人提出異議的過程中，應當包括程序審查和實體審查兩個方面。程序上審查分案決定的啟動程序和告知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實體上審查是否有分案必要，並案可能給案件當事人造成什麼樣的後果。根據人民法院的審查結果，應當有區分地處理異議行為，若是在實體上對案件的事實有不利影響，或可能給當事人的權利帶來傷害，就應當不適用分案處理，而進行合並處理;若是在啟動程序上出現不當，就要求啟動機關進行限期改正。對於異議是否成立，法院應當在規定的時間內以書面的形式告知當事人，同時附上法院處理的理由。

其次，因分案處理的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若當事人認為有違分案處理的規定，就可以向上級法院申請再審，上級法院在進行審查時，發現確實存在適用法律錯誤的情形，必須啟動再審程序。

4. 分案處理的監督

分案處理從立案、偵查到審判貫穿到整個刑事活動過程中，每個環節都缺一不可。要讓分案處理真正取得實效，就要讓分案處理接受監督，讓其在陽光下運行。具體辦法是：

一是建立分案處理案件承辦人負責制度。

實踐中，常常出現「另案不理」現象，因此，應建立分案處理案件承辦人終身負責制度，確定分案處理案件的承辦人，案件的承辦人就是案件的負責人，實行案隨人走，不遺案，不怠案，即使出現調離、退休的情況，也要做到人走案清。通過建立承辦人負責制度，更能提高辦案人員的責任感，確保每一個分案處理案件都能有具體的承辦人。

二是定期開展專項分案處理清理工作。

分案處理的案件在實踐中是大量存在且難以短時間完成的，所以要開展定期的清理工作，使分案處理的案件徹底結清。具體程序是，基層公安機關對本單位各部門偵辦的分案處理案件以每月或每季度進行清理並通報，市級公安機關對所屬各縣級公安機關的另案處理案件以每半年度或年度進行清查。對不符合要求的分案處理案件、長期未結的分案處理案件等案件進行監督，並督促辦案部門及時清理。對於未能按照要求進行清理的，要發出整改通知書和整改意見書，並將整改意見進行反饋，必要時，可以對不履行職責的相關人員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三是將分案處理工作納入年度考核。

年度考核是國家對在一年中公務員的德能勤績廉或部門的工作業績進行考察和審核，考核結果直接與公務員的職級、級別進行掛鉤，所以年度考核對於公務員及部門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分案處理的有效實施，在於對其制度的有效落實，關鍵點在於要對落實情況進行考察，使分案處理不僅僅是承辦人或者部門領導方便辦案的方法，對其最好的監督方式就是納入年終考核中，使部門不能隨意分案處理，即使分案處理，也要及時偵辦解決，促使承辦人必須認真地履行職務。

四是確定分案處理的監督范圍。

分案處理的監督檢查主要涉及實體和程序上的審查。首先，公安機關作為大部分案件的辦案機關，對分案處理的適用占據了很大的比例，在其內部審批分案處理時，就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審查：一是是否符合分案審理的范圍;二是是否提供了分案審理的相關材料，對於不符合審查規定，辦案部門應當及時補正。其次，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在審查起訴時，對分案處理的案件一並進行審查，重點對辦案機關移送案件是否符合分案處理的范圍，是否移送相關聯案件、有無違法或不當分案的情況進行審查，若發現問題，應當及時向辦案機關提出檢察建議，並將最終結果及時反饋給檢察院。最後，法院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行使著國家的審判權，檢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訴時，一並移送分案審理的材料，法院也要對分案處理的案件進行審查，對於不符合規定的案件，可以要求檢察院補充偵查。

五是建立分案處理說明制度及相關材料移送。

在提請批捕和起訴中，公安機關對於適用分案處理的案件要說明理由並移送分案處理相關法律依據及說明材料，具體有:一是分案處理案件的當事人系未成年人的，應當提供未成年人的年齡證明、社會調查報告等相關材料;二是同案犯在逃的，應當提供網上追逃的信息;三是同案犯涉嫌其他犯罪需要進一步偵查的，應當提供涉嫌其他犯罪相關的立案、起訴等證明材料;四是移送管轄的，應當提供移送管轄通知書、管轄權決定書等材料。檢察院在接收到公安機關移送的相關材料後，應在起訴的時候一並移送給法院。法院也應在審判之前對分案處理的材料進行審查，對於符合分案審理條件的案件，及時審判，對於不符合分案處理的案件，及時反饋給檢察院。

六是建立事後跟蹤監督制度。

偵查機關享有獨立的立案權，對於哪一類的案件需要進行分案處理，都是有其內部規定的，雖然檢察院作為監督機關，可以對其不當的分案進行監督，但也只能適用於審查起訴環節，對分案處理後的辦理結果一概不知，所以要建立事後跟蹤監督制度。這需要公安機關將分案處理的案件辦理結果及時向檢察機關通報，並形成書面材料，一份附卷，一份存檔，一份交檢察院備案登記，便於檢察院的事後監督和法院的審理。

針對法院對於分案處理的案件進行跟蹤追查，建立台賬，並及時與公安機關溝通，將在審情況及時反饋給公安機關，並督促公安機關對其他未審的涉案人及時偵辦。同時，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之間要建立信息通報制度，對分案處理的人員身份、犯罪事實等情況定期進行通報。對於案件影響重大、敏感性案件要做到隨時清查和通報。

七是建立分案處理信息公開制度。

首先，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要分別對分案處理的人員的基本信息進行專項登記，包括其身份信息、犯罪信息、強制措施信息、分案處理的理由等進行詳細的登記，對於已經經過處理的分案處理人員要及時進行清理，對於新增的分案處理人員要及時進行更新。其次，對分案處理的情況要向社會定期公布，接受社會的監督，同時也能讓其他案件當事人對分案處理的情況有所了解，及時為案件的偵辦提供線索。最後，法院在刑事判決書中，對於在逃、已判刑的案件，要在判決書中說明分案處理的原因，並對符合裁判文書上網要求的刑事判決書及時在網上進行公布，方便接受社會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