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行政法原則

① 近現代行政法的主要發源地是法國

近現代行政法的主要發源地是法國。拿破崙全面立法法國六法體系是以憲法為根本法，以民法典為核心。法國1958年憲法設立憲法委員會並賦予違憲審查職能。是近現代行政法的主要發源地。

② 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的發源國是哪個國家

一、 一般說來，行政訴權出現於歐洲中世紀時期,概括地說，行政訴訟分別起源版於法國和權英國，並按照不同的軌跡發展。正因為此，行政訴訟制度也才有英美法系的行政訴訟制度和大陸法系的行政訴訟制度之分。
二、 法國是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的發源地，也是大陸法系行政法的代表。法國的行政法院系統最早起源於拿破崙時期。 但行政訴訟在法國的確立卻比行政法院的出現要早得多，最早出現於中世紀時期.
三、在英國，行政訴訟最初可追溯到普通法的形成時期。 英國的行政爭議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一樣，均由普通法院管轄，沒有像法國那樣獨立於普通法院之外的行政法院系統,

③ 王名揚的人物事跡

衡州大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1916年王名揚出生於衡陽道衡陽縣（今衡陽市衡陽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祖父和父輩們都是勤勞朴實的農民，家境貧寒。王名揚是在族人的資助下才有了讀書的機會。一邊放牛、打豬草起早貪黑幫助家裡干農活，一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刻苦學習。初中畢業時以衡陽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湖南五中（今衡陽師范大學）。畢業後王名揚當了一年的小學教員，1937年考入武漢大學攻讀法學，開始了與法學結伴一生的風雨路程。
抗戰爆發，王名揚和許許多多愛國的熱血青年一樣義憤填膺，穿上軍裝參加了戰地服務團，成為晉南抗戰前線上宣傳抗日救亡的一名積極分子。1938年，王名揚離開晉南，隨武漢大學遷徙到大後方四川樂山 。
1940年，大學畢業的王名揚考入國立中央大學（重慶），師從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攻讀行政學和行政法學研究生，三年後獲得行政法學碩士學位並在武漢大學法律系任行政法學講師 。
1946年，王名揚考取了最後一批國民政府公派留學生，但是由於當時法國正處於戰後恢復期，因此在國內滯留了兩年後才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 法國是世界「行政法的母國」，法國國家參議院）的成立是現代意義上行政法產生的標志。按照「自然權利」、「三權分離」等法治和憲政基本原則在法國大革命後逐漸形成的行政法，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保留審判權階段、委託審判權階段和一般管轄權階段。行政法院的獨立在法國已成為一般國民的共識，行政法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由於當時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原定的三年留學期限屆滿後法國政府又同意王名揚延長留學期限 。
1953年，在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的一間教室里，王名揚面對著巴黎大學導師埃贊曼以及國際上久負盛名的行政法權威，以流利的法語宣讀博士論文《公務員的民事責任》並進行博士論文答辯。以出色的表現獲得了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學貫中西、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可王名揚並未故步自封，在法國東方語言學校學習了三年的俄語和日語。
1956年新中國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國舉行國際博覽會，王名揚主動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博展團團長李涿之的法語翻譯，這段經歷也被王名揚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為榮的事情。為了進一步向外界宣傳新中國，王名揚擔任以在法華僑為主要讀者群的《僑眾》責編，不遺餘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國 。
1958年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海外留學生發出了報效祖國的號召，王名揚響應，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秘密從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取得護照，帶著厚重的書籍隻身回到了祖國。
留法十年，改變了王名揚的整個人生走向，既是學術上騰飛的起點，也是坎坷磨難的源頭。 王名揚不遠萬里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迎接他的並不是一展宏圖的舞台，而是「洗腦」、轉行、流放等做夢也想不到的磨難。回國不久，王名揚就被組織分配在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洗腦」經歷。
「腦子洗好了」才能教法律，「由於王名揚留法十年受萬惡的資本主義毒害太深」，組織對王名揚的結論是「腦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北京政法學院課程表上基本上沒有法學課程，教法律的教師要麼靠邊站，要麼改行。1963年，王名揚被調到了北京外貿學院（今對外經貿大學），成為法語課上一名講課妙趣橫生的外語老師，同時還擔任班主任。
文革開始後，由於和法國友人通信，王名揚就被定性為「里通外國」，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辛苦寫就的書稿全部被付之一炬，王名揚被隔離審查，送入「牛棚」面壁思過。1969年，王名揚被流放到河南固始縣和息縣的「五·七幹校」，開始了十年的勞動改造生涯。妻子千里迢迢從東北趕過來看他，止不住淚如雨下 。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行政法制建設開始起步，行政訴訟制度被提上議事日程，行政法學研究也開始正規。
年近古稀的王名揚參加了中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 ，並承擔了「行政行為」章節的撰寫，對我國行政法研究的啟蒙起了奠基作用。
《行政法概要》出版後，中國政法大學邀請王名揚回來任教，被婉言回絕，只擔任了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專業首位碩士生導師，教授行政法與外國行政法。重新「出山」後的第一項學術成果是應《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編輯部之約，編寫了國際私法以及行政法詞條的內容。
1987年，王名揚的第一部行政法學專著《英國行政法》出版。這部25萬字的著作填補了國內外國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中國政法大學招收建國後第一屆行政法專業的研究生，尚無任何教材，王名揚就用該書向研究生授課，將一種嶄新的行政法學體系以其精湛的技藝介紹入中國，該書的「行政法原則」被學術界廣泛引用。書中首次介紹到的「國內行政裁判所制度」，對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的建立所產生了直接影響。此外書中所提到的「行政救濟的獨立原則」、國外行政法關於「自然公正原則」、「賠償制度」等的介紹，對於我國行政法體系的構建和國家賠償法的立法工作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
《英國行政法》出版兩年後，65萬字的《法國行政法》問世。王名揚對行政行為理論的全面介紹在現在仍是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基石；該書介紹的行政合同制度，整整影響了一代行政法學家；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在這部書中對行政法院制度的介紹，成為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範本和國家賠償法立法時的唯一參考資料。事實證明，《法國行政法》是行政法學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寶箱」 。
1995年出版長達百萬字的《美國行政法》，《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和《美國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較行政法》，王名揚的學術著作已成為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里程碑，奠定了王名揚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的泰斗地位。中國行政法學事實上存在一個「王名揚時代」，沒有哪位中國行政法學者的著作，能夠達到王名揚「外國行政法三部曲」這樣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對我國研究、借鑒外國行政法制經驗，完善我國相關立法和規章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起到了積極和重要的推動作用 。

④ 法國的行政法院由什麼組成

法國行政法院沿革
作者：張海斌
法國是「行政法之父」，是現代行政法的發源地。法國行政法的發展是隨著行政法院的產生與完善而逐漸成熟的。因此，對法國行政法院的沿革進行必要的梳理，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現代行政法的價值和精神。

眾所周知，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前，法國的行政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而代表司法權的普通法院則掌握在封建貴族手中，兩者之間芥蒂頗深，相互抵牾。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資產階級掌握的政府頒布了許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律，但這些法律的執行往往受到代表封建勢力法院的故意阻撓和破壞，因此，為規避干涉起見，資產階級以「三權分立」為理論武器，在 1790年8月制憲會議上制定了關於司法組織的法律規定：「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不同，現在和將來永遠分離，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擾行政機關活動，也不得因其職務上的原因，將行政官員傳喚到庭，違者以瀆職罪論」。自此，普通法院便喪失了行政審判的權力。

雖然在大革命時期，制憲會議禁止了普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權力。但是在禁止以後的十年內，並沒有考慮設立一個行政法院來專門管轄行政訴訟。法國公民對於行政行為的申訴，主要由被訴行政主體的上級機關受理，而最終的裁判權屬於國家元首。因此，這個時期雖然存在行政救濟，但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政訴訟尚未產生。拿破崙上台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於 1799年通過憲法，決定設立國家參事院（即現在的最高行政法院）。國家參事院除了起草和審查法律外，還受理公民對於行政機關的申訴案件。但是，由於參事院的裁決必須以國家元首名義作出，此時行政裁判權仍由國家元首保留著。普法戰爭後，國家參事院一度被取消，但1872年即被恢復。同時規定，國家參事院以法國人民的名義行使行政審判的權力。據此，行政審判權不再是法國國家元首保留的權力，國家參事院在法律上成為了最高行政法院。後來根據1872年的法律，又成立了一個許可權爭議法庭，專門裁決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之間的許可權爭議。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由於 1799年國家參事院的設立，並沒有取消部長對行政案件的裁決權。因此在當時，除非法律規定可以直接向國家參事院起訴，一切行政案件必須先由部長裁決，不服部長裁決，當事人才可以向國家參事院起訴。此即所謂「部長法官制」。1889年12月，最高行政法院在著名的卡多案件的判決里，正式否定了部長法官制，規定當事人不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可以直接向國家參事院（最高行政法院）起訴。自此，總體意義上的法國行政法院制度才正式形成，從而奠定了世界上最為典型的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並立的二元司法制度。

⑤ 公立是否都涉及行政（行政法意義上的行政）

都涉及。
行政法意義上研究的行政，是指公共行政中的國家行政，即作為國家機關的行政機關行使職權、執行法律、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活動。
公立，體現的就是國家行政公權力，包括資金來源或人事安排等各方面。

⑥ 法國 國家制度

法國國家賠償責任原則的確立

華東政法學院 朱淑麗

國家的賠償責任包含三個基本的理論問題：其一，國家是否對其行政活動產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二，國家是一個抽象的人格者，國家的賠償責任由誰承擔？其三，國家賠償責任適用什麼法律原則？以下圍繞這三方面介紹布朗戈案與法國國家賠償責任原則的確立。
一、布朗戈案所確立的原則

1873年2月8日，法國許可權爭議法庭判決了一起案件，因該案原告名叫布朗戈（Agnes Blanco），故名「布朗戈案」。其案情是：這個名叫布朗戈的小女孩路過國有煙草公司門前的大街時，被該公司的一輛運貨車撞傷。這樣一起看似簡單的案件卻產生了難題：法國有兩種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原告應向哪種法院提出訴訟請求？由誰來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運貨車所屬的煙草公司屬國有企業，如果要求它賠償損失，那麼無疑便是國家承擔了賠償責任，而在此之前，國家奉行不負賠償責任原則。因為國家是主權者，主權的特徵是對一切人無條件地發布命令，沒有國家通過法律表示同意，不能要求國家負擔賠償責任，否則即是取消國家主權。而且公民由於國家的行政活動而受益，承受行政上的損害，是享受利益的代價，不能追問國家的責任。

然而，許可權爭議法庭否定了國家不負賠償責任的理論，在沒有法律根據的情況下，創造性地肯定了這樣的原則：國家由於其行政活動方面的過錯而給公民造成損害時，應承擔賠償之責。法國由此確立了國家賠償責任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並非布朗戈案審判法官的偶然創造，而是19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國家行政職能不斷擴張的一個必然性的法律結果。當國家的觸角已經延伸到社會生活各個角落的時候，如果不承認國家的侵權賠償責任，那麼公民的人身及財產必定面臨著比以往更大的威脅，這種情況顯然不利於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所以，這一制度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二、賠償責任的主體：個人還是國家？

以布朗戈案為標志，法國明確承認了國家對其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負賠償責任。大陸法系其他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發展。例如日本的明治憲法確認的是國家無責任原則，但在後來制定的《國家賠償法》中便明確地規定了國家或公共團體對行使行政權力過程中所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然而，接踵而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有待解決：國家所為的行政行為都是通過具體的個人即公務員來進行的，作為抽象人格的國家並不能為具體的行為，那麼承擔損害賠償的究竟應該是國家，還是公務員？

通常對賠償主體的認定有三種：一是由公務員個人負賠償之責，這種觀點實際上仍然沒有承認國家的賠償責任，而且由於個人財力有限，常使受害者的訴訟請求落空。但它有助於強化公務員個人的責任心。第二種認定是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因為公務員所為的行政行為是作為行政機構的代表人做出的，所以理應由國家負賠償之責。這一賠償原則保證了受害人得到及時和充分的賠償，卻可能助長公務員在執行公務過程中的粗心和魯莽。法國在布朗戈案到20世紀50年代之間所實施的基本上是這種制度。第三種解決辦法則是由國家與公務員共同承擔賠償責任。這種賠償方式多發生於個人過錯與職務過錯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受害人可以職務過錯為由向行政法院起訴行政主體，同時又以公務員個人過錯為由向普通法院起訴公務員個人。任何法院均不得以該受害人已經行使其中一項起訴權而拒不受理另一項起訴。在並合過錯下，行政主體與公務員個人負並合賠償責任。受害人通常傾向於向行政法院起訴，由行政機關負擔全部賠償責任，這樣可以使其權利得到有效保護。國家對受害人賠償損失後，再根據公務員的過錯程度，要求公務員個人承擔賠償金額的相應部分。反之，如果受害人的損失由公務員賠償，行政法院也判決他有權要求行政機構承擔其應賠償的部分。目前，法國和其它大陸法系國家即採用這種賠償方式。

三、適用何種法律規則

在涉及國家由於其過錯而導致的損害賠償案的處理中，應當適用什麼法律規則呢？能否適用私人賠償責任的普通規則呢？法國的一般見解認為，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之間存在很多差異：首先，國家與個人之間法律地位並不平等，行政責任則是對這種必要的不平等的一種補救，而不僅僅是一種損害賠償；其次，由於前項差異又導致行政賠償責任有別於私人間賠償責任的多方面特徵，比如其救濟並非即時出現，不適用恢復原狀或實物賠償等；最後，名義上承擔賠償責任的並非行為者個人，而是行政主體，即中央或地方行政機構。

基於這樣的差異，布朗戈案的判決確認：「國家由於其僱用人員的公務行為對個人造成損害的責任不能根據民法典所規定的有關個人間關系的原則確定……這種責任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絕對性；它有自己的特殊規定，即出於公務的需要以及協調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必要性而制定的法律規范。」因此，國家的賠償責任不適用私人賠償責任的普通規則，而適用國家賠償的特別規則。布朗戈案所確立的這一原則，至今仍然是法國行政賠償制度的主導原則。

國家賠償法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與民主法制充分發展的產物，國家賠償制度的有無和賠償標準的高低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尺。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專制社會，或「君權神授」，或「國王不能為非（thekingcandonowrong）」，或「王權就是主權」而「主權是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限制」①，國傢具有最高的統治權，在這種絕對主權的思想下，國家的行為不受任何約束，國家對其行為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故無論從經濟基礎、政治制度抑或人們的思想觀念而言，均不具備建立國家賠償制度的條件。資產階級革命後，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了民主、法制、人權等口號，方才為國家賠償制度的產生提供了政治思想條件。②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家傳統的消極維持社會秩序的「夜警」角色已很難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於是世界各國紛紛對社會經濟生活伸出了干預之手。國家職能迅速擴張，國家所代表的集團利益和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也越來越頻繁地發生沖突，國家侵權現象日益增多，加之民權運動的高漲，人民對缺乏救濟手段的現實逐漸不滿，國家主權豁免理論日漸式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民主政治和人權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而各國也汲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開始檢討自己的人權和法治觀念及相應的法律制度，國家不負賠償責任的觀念才開始動搖並逐漸被擯棄，以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等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通過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本國的國家賠償制度。至此，在歷經了從否定到相對肯定再到完全肯定的漫長且艱辛的發展過程後，國家賠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被普遍認同。如今，國家賠償制度已成為各國貫徹法治原則、保障公民權益的重要措施。
二、法國國家賠償制度的產生發展
法國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最徹底的國家。作為大陸法系的代表性國家之一，法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對世界各國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就國家賠償制度而言，法國是世界上最早確立這一制度的國家，該制度不僅在法國的法律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其理論和實踐也極大地促進了世界范圍內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信奉博丹的「絕對主權理論」，否定人民主權，從而也就不可能產生國家賠償責任。1786年《人權宣言》用「人民至上」原則代替了「國王至上」原則，確立了國民主權、公共負擔平等以及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為國家賠償奠定了憲法基礎。法國大革命後的法律規定了行政機關對因實施公共建築工程所致損害，應當予以賠償。但法國建立國家賠償制度的標志則是1873年許可權爭議法庭對「布朗戈(Blanco)案件」的判決③。在判決中，許可權爭議法庭確認了國家賠償的三項基本原則：國家應當對其公務員的過錯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行政賠償責任應當適用不同於民法的特別規則；行政賠償責任的訴訟屬於行政法院管轄。布朗戈一案使國家賠償責任的特殊性得到了肯定，此後，法國的國家賠償制度開始脫離民法的掣肘，走上了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布朗戈案雖使法國確立了國家賠償制度，但直到19世紀末其適用范圍仍相當有限。1896年出版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長拉弗里耶爾所著的《行政審判和訴訟救濟》中仍聲稱：「立法權的特徵是五條件的發布命令，國家的行政活動大多數情況下，不負賠償責任。」④20世紀初至40年代，法國的行政賠償制度才有了較大發展，國家幾乎對全部行政行為承擔賠償責任。
法國的國家賠償制度，起始於行政職能領域，之後拓展於立法和司法職能領域。法國立法賠償首先出現在20世紀初的法國行政合同中，合同當事人如因國家法律而受到特別損害的，只要法律沒有排除賠償的規定，國家就當負賠償責任。而其正式確立則是在1938年1月14日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對「小花牛奶公司(La Fleurette)案件」的判決中⑤。該判決正式承認國家對合同以外的行為，包括立法行為，只要法律沒有排除性規定，國家均負賠償責任。不過由於立法行為所產生的損害，多發生於經濟立法過程中，故國家的賠償責任僅以經濟立法致人損害為限。另需注意的一點是，法國行政法院並不能審理議會立法的合法性，且必須適用議會制定的法律，如果法律明示或默示禁止賠償，則不能判決國家負賠償責任。⑥1958年11月12日，法國的法令又規定，國家必須對議會中的行政管理所產生的一切損害負賠償責任。這樣，法國的立法賠償范圍又得到了進一步擴大。⑦
在司法賠償方面，1895年法國在其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冤獄賠償」條文，規定被告經高等法院判決無罪確定後，對原審做出的有罪判決所發生的損害，可請求國家賠償，從而初步推翻了國家對司法行為不負責任的做法。此後法國相關法律在1933年進一步規定，國家對司法官有關保釋令的行為，有重大詐騙或過失行為時，應負相應的賠償責任。法國民事訴訟法第505條也規定，司法官因詐騙、瀆職、拒絕裁判或其他職務上的重大過失，而做出錯誤判決時，受害人可請求國家賠償。1956年11月，法國最高法院在審理吉里(Giry)案件的判決中，首次承認對國家的司法警察活動負賠償責任。1970年其刑事訴訟法又將司法賠償的范圍擴大到刑事追訴的全過程，國家對於臨時拘禁但無罪的人，對預審結果決定不起訴或起訴後無罪釋放的人，如果他們受到了損害，國家應承擔賠償責任。1972年法國制定了《建立執行法官和關於民事訴訟程序改革法》，其第11條規定：「國家必須賠償由於司法公務活動的缺陷而產生的損害，發生此種責任的前提是存在重大過錯或拒絕司法的情形。」時至今日，法國已經建立了一套較完整的司法賠償制度。⑧
就法國國家賠償的具體內容而言，在國家賠償的早期階段，行政法院只對能以金錢計算的物質損害判決行政主體賠償，而對精神損害不予賠償。例如對近親屬的死亡，只賠償醫療費、殯葬費、撫養費等，並不賠償死者近親屬感情上的痛苦。直到1961年的「勒迪斯昂(Letis－serand)」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才首次判決賠償死者近親感情上的損害⑨。之後，法國行政主體對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等一切損害均承擔賠償責任。
在國家賠償的歸責原則方面，法國確立了公務過錯原則和無過錯原則。「公務過錯」，指公務活動欠缺正常的標准，它與個人過錯相脫離，即其雖源於公務人員，但並不歸責於公務人員，換言之，公務過錯不象傳統民法過錯或刑法過錯以個人為歸宿，而是將目光投向行政機關主體，以行政機關公務活動是否達到公務活動水準為客觀標准來衡量公務過錯的存在與否。在特殊情況下，只要公務員執行公務的行為與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無論其是否有過錯，國家都要承擔賠償責任。公務過錯適用於除無過錯之外的全部賠償責任。無過錯責任主要是指國家所承擔的危險責任⑩，例如1919年法國行政法院判決國家因對彈葯庫爆炸而造成的損害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自19世紀末期始，一來由於公共事業的急速發展和行政活動范圍的擴大，二來由於社會公平觀念的發達，國家危險責任的適用范圍不斷擴張，甚至向來以公務過錯為必要的事項，也開始由國家承擔無過失責任。{11}截止20世紀末，國家危險責任主要適用於以下領域：基於職業的危險責任：基於社會的危險責任：使用危險物的行為之責任；使用行政的危險活動的責任；使用社會安全的要求致產生個人財產收益上的危險責任等。
綜觀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歷史發展過程，可就其突出特點歸納如下：
1．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淵源以判例為主。法國雖為成文法國家，但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則主要是靠許可權爭議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這與其自身的法律傳統大異旨趣。究其原因，概為法國在確立國家賠償制度時世界上並無先例或立法可資借鑒，故採取判例法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不失為一種較穩妥的方法。
2．國家賠償范圍較為廣泛。其表現之一為國家除對行政職務造成的損害普遍承擔賠償責任外，還對司法職務和一定范圍內的立法職務造成的損害也承擔賠償責任。表現之二為國家既對物質損害負賠償責任，也對精神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三，由於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國家賠償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3．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適用行政法的原則。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或根據法的一般原則由普通法院管轄的事項外，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

法國國家賠償就其具體賠償內容來講，不僅包括物質損害賠償，亦涵蓋精神損害賠償。我國在賠償內容方面只賠償直接物質損失，精神損害、間接損失或預期利益損失並不在賠償范圍之內。我國拒絕國家賠償的理由大體有三：一是精神損害的無形性決定了賠償的無法量化性，二是社會大眾關於精神損害心理定位的非價值性決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的非可取性，三為國家財力的有限性決定了賠償的非現實性。{20}不可否認，與物質損害相比，評定精神損害確實因其無形性的特徵而致難以完全量化計算，但並不能據此否認精神損害後果實際存在的現實。如僅因此而對賠償予以根本性否定，表面上是無奈之下的妥協，實質是對人權價值的根本性否定，是對國家機關的侵權行為的遷就、默認甚至放縱。隨著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對人的尊嚴的重視程度日益加強，如果依然堅持對精神損害拒絕賠償，必將使潛在的價值沖突加劇。反對的第二個理由認為在我國文化中名譽重於金錢，精神權利受損，應給予非財產性救濟措施，如果通過金錢賠償，本身就是將人等同於商品，是對人格的侮辱。這種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等非財產性措施不足以抵消其所遭受的精神損害時，如若不給予一定程度的賠償，本身就是對人的價值、人格的不尊重。何況許多後果的消除、精神創傷的彌和有時也確實需要恢復性治療。社會對麻旦旦案和杜培武案的熱烈關注和傾向性評價也從一側面反映了社會大眾對精神損害予以國家賠償的法律呼喚和法律質疑。就第三個反對理由而言，其亦不成立，國家財力相對有限並不足成為拒絕國家賠償的理由。在《國家賠償法》制定之初，不可否認國家財力確實難以承受精神損害賠償之重，即使在現有財力顯著增強情況下客觀上也很難容許超越國情的賠償數額和賠償幅度，但並不能因此簡單地否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建立的合理性。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我國現在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早已非制定《國家賠償法》之時可比，故以國力有限否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精神損害賠償的可行性，理由顯然不足。所以我國理當借鑒法國做法，將精神損害納入賠償范圍，這不僅是對精神權利的尊重，也是法律公正的要求，更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在普通法律制度中的體現。
綜觀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歷史發展過程，可就其突出特點歸納如下：
1．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淵源以判例為主。法國雖為成文法國家，但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則主要是靠許可權爭議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這與其自身的法律傳統大異旨趣。究其原因，概為法國在確立國家賠償制度時世界上並無先例或立法可資借鑒，故採取判例法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不失為一種較穩妥的方法。
2．國家賠償范圍較為廣泛。其表現之一為國家除對行政職務造成的損害普遍承擔賠償責任外，還對司法職務和一定范圍內的立法職務造成的損害也承擔賠償責任。表現之二為國家既對物質損害負賠償責任，也對精神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三，由於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國家賠償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3．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適用行政法的原則。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或根據法的一般原則由普通法院管轄的事項外，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

⑦ 被譽為行政法母國的是哪個國家

法國是大陸法系國家的典型代表,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其行政法被許多國家奉為內典範.法國最容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並通過行政法院富有創造性的努力構建了一個完整的行政法體系.支撐這一龐大的行政法體系的是隱藏在其背後的行政法基本原則.

⑧ 什麼是大陸法系、英美法系

大陸法系，又稱民法法系(civil law system)、羅馬－日耳曼法系或成文法系。在西方法學著作中多稱民法法系，中國法學著作中慣稱大陸法系。指包括歐洲大陸大部分國家從19世紀初以羅陪豎如馬法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以1804年《法國民法典》和1896年《德國民法典》為代表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國家或地區仿效這種制度而建立的法律制度。它是西方國家中與英美法系並列的淵源久遠和影響較大的法系。

英美法系是指以英國中世紀以來的法律，特別是它的普通法為基礎的，與以羅馬法為基礎的民法法系相對比的一種法律制度。它首先產生在歐洲大陸，後擴大到拉丁族和日耳曼族各國。歷史上的羅馬法以民法為主要內容。

⑨ 法國行政法有什麼特點

法國抄行政法有這些特點：
1、設立獨立的行政法院用於處理行政訴訟。不像德國等國由普通法院受理。
2、法國行政法主要由判例構成。
3、行政訴訟一般適用行政法或公法的一般原理。
網上有一篇專門分析法國行政法的論文，裡面很詳細。

⑩ 獨立的法律地位是指什麼

在我國，「經濟法」這一概念的出現和使用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法在我國發展的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獨立的法律部門這一基本理論問題，一直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問題，筆者通過對以下幾個方面的論述，以期闡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一、從經濟法的產生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在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里1775年撰寫的《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的經濟法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美國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度的自由競爭引起生產和資本的不斷集中，壟斷市場的傾向日漸顯著，產生了各種市場弊端，資本主義的矛盾空前激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開始改變經濟政策，加強對自由市場的干預，國家對自由市場干預的法——經濟法應運而生。
從上面經濟法的產生過程，可見經濟法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雖然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優勢，但是市場又存在著盲目性和滯後性，易導致不正當競爭及壟斷行為產生等弊端，為保障社會化大生產的順利進行，就必須同時發揮市場及國家必要干預兩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經濟法既在微觀領域對經濟進行規制，又在宏觀方面對經濟進行整體調控的特性，恰好滿足了這種社會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門不能替代的。
二、從法律部門的劃分標准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法律部門，一般而言是指調整因其本身性質而要求有同類調整方法的那些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法學理論界，對法律部門的劃分標准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一元說」，是僅以法律調整對象的不同作為劃分標准。因為這種劃分標准過於單一，無法對紛繁復雜的法律體系做出較為科學的劃分，這種學說已為學界所拋棄；一種是「二元說」又稱「主輔標准說」，這種劃分方法由前蘇聯法學家提出，至今仍被許多學者所接受。「二元說」以調整對象為劃分法律部門的依據。其中，調整對象標準是調整同一性質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構成一個法律部門，而調整方法主要指權利義務模式及法律責任的確定方法。
（一）經濟法具有特定的調整對象
具體而言有兩大類：
1、微觀經濟管理關系。
2、宏觀經濟管理關系。
因此，我們說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經濟管理關系，是其特有的，也是其他法律部門的調整范圍無法涵蓋的。
（二）經濟法具有特定的調整方法
經濟法的調整方法的獨特性是許多學者予以否定的，因為我們在大量的經濟法的法律法規中看到的調整方法（即權利義務模式及法律責任）主要是採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三大責任方式綜合適用，是對這三種責任方式的綜合化和系統化，但是法律責任方式的種類是有限的，它們已經被業已存在的法律部門所採用，經濟法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現象，也只能採用這些種類有限的責任方式，而且這種三大責任方式綜合適用的調整方式又恰恰在一個方面說明了經濟法調整方式的獨特性。
隨著社會經濟和法制的發展，也有一些新型的調整手段被「挖掘」出來，適用於經濟法領域，諸如程序的、褒獎的、社會性的，等等。我國學者對此研究得較多的是獎勵手段（也有將其稱為褒獎手段）。另有一種新型的法律調整手段，有著作將其稱之為「專業暨社會性調整手段」，包括專業調控及專業約束和制裁。勿庸置疑，傳統調整手段和這些新型調整手段，構成了經濟法這種公私法融合之新型法律部門的獨特的調整方法。
三、從經濟法與幾個法律部門的關系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有些學者認為經濟法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因為他們或認為經濟法僅為民商法的補充，或認為經濟法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作用完全可以由行政法代替。所以，為了闡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我們就必須對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的關系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一）經濟法與民商法的關系
經濟法與民商法的相同點在於，主體中均包括企業、法人、公民等；二者都有特定的調整對象，並且都涉及對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的調整。
它們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1、調整范圍不同。民商法主要調整平等、等價的產權關系和流轉關系，著眼於微觀的交易安全，重在保障個別主體的財產及人身權益；而經濟法主要調整公共性經濟關系，著眼於宏觀的秩序和利益，一般不涉及個人的人格、財產和交易關系。2、調整方法不同。民商法對於應當承擔法律責任的自然人和法人，採取了民事制裁的方式；而經濟法正如以上所述，採取了綜合性的責任方式。3、根本作用不同。民商法的根本作用是保證各種合法主體能夠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則參與經濟關系及從事其他活動，保證其合法意志能實現；而經濟法的根本作用是為了保證社會有一個正常、自由的競爭環境，從而使社會經濟能夠協調、穩定的發展。4、性質不同。因為民商法法律關系主體之間是平等關系，所以民商法是典型的私法；而經濟法是「以公法為主，公私兼顧」的法。
（二）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在於，兩個部門法的調整方法都存在行政責任方式，而且二者也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管理關系。但二者的區別也是相當明顯的，主要表現在：
1、調整范圍不同。行政法調整的是關於國家行政組織及其行為，以及對行政組織及其行為進行監督的社會關系；而經濟法調整的是國家在協調經濟運行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雖然二者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但調整經濟關系的角度和深度不一樣。行政法調整微觀經濟關系，是對個別、具體、特殊的經濟關系的調整，經濟法則調整宏觀經濟關系，主要包括稅收關系、金融關系、計劃關系、財政關系等，是國家從長遠利益、整體利益考慮對經濟所作的調整，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2、調整方法不同。行政法以大量的行政責任方式為主；經濟法的調整方法如上所述。3、原則不同。行政法的原則是依法行政、廉潔高效；而經濟法以維護公平競爭、平衡協調及責權利效相統一為宗旨。4、目的不同。行政法是國家本位法；在經濟法中，國家干預經濟活動是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在現有基礎上更快地發展，所以經濟法是社會法，為了維護全體人民的利益而產生。5、國家權利大小不同。行政機關管理的是具有特殊性的社會關系，使行政活動成為一種純粹的社會活動和組織活動，因而行政機關在進行活動時往往無具體明確的法律可依，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中，行政機關就享有較高的自主權；而在經濟立法中，法律法規的最根本依據是客觀經濟規律，經濟法是對客觀的、固有的、穩定的經濟規律的一種反應，因此國家在頒布經濟法和執行經濟法時的自主權較小。
四、從經濟法的重要作用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法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二）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三）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社會是發展的，經濟是發展的，法律也是不斷發展的，我們不能在更復雜的社會關系需要新的法律部門來調整時，還固守著幾個古老的部門法，否定新的部門法的重要作用。因此，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已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