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章劍生

① 法學輔修有什麼書和電視劇推薦嘛

在此推薦法學相關電影，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觀看。
1.《十二怒漢》12 Angry Men (1957)西德尼·魯邁特(Sidney Lumet)導演的第一部電影作品，常年盤踞IMDB網TOP 250的前十名，曾獲第七屆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個人認為在法律題材電影中排名第一。整部影片的影片只有一個場景，也就是12個陪審員的討論室，一場關乎一個人生死的爭論就在此密閉空間中逐漸展開。2007年俄羅斯導演米哈爾科夫翻拍了這部經典，亦獲得諸多好評。1997年美國名導威廉·弗萊德金重拍了此片的TV版，由傑克·萊蒙及」巴頓將軍」喬治·C·斯科特主演。這部電影的意義不在於「無罪」的結果，而在於整個辯論過程，藉助12陪審團之辯，對個人和集體，個人和社會，真相和懷疑，等級和尊嚴，意見和理解，理性和情緒，堅持和盲從，法律和良心，激情和冷靜，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等命題，進行交流和探討，那是火花四濺的碰撞，直指人心。
2.《殺死一隻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 (1962)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經典法律電影。美國電影學會評選出電影史100年來的50個英雄和50個惡人。這部影片中，他扮演的律師被選為影史第一大銀幕英雄。法庭戲出眾是因為劇情精彩感人又不誇張，且辯論技巧一直在現在的律政劇中沿用。這是一個充滿歧視和誤解的社會，消解的過程值得我們用如此的影像來記錄。
3.《肯尼迪》JFK (1991)奧利弗·斯通導演，凱文·科斯特納飾演的檢察官排除萬難調查肯尼迪被刺一案。美國有人說他在不負責任地胡說八道，而另有我國網友也曾說凱文·科斯特納最後法庭陳述的20分鍾長鏡頭讓他激動流淚。《刺殺肯尼迪》終究還是一部故事影片。雖然它用了很多史料，有些甚至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影片的立論是建築在推理之上：如果肯尼迪連任總統，他便會讓美軍撤出越南（263號令只是命令撤回16000名美軍顧問中的1000人），也就不會發生越南戰爭，而這觸犯了鷹派利益，因而招致殺身之禍。這一假定，並沒有事實證明。而片中的肯尼迪，是被美化的、虛構的肯尼迪。片中的加里遜也只是一個劇中人。
4.《律師事務所》 the firm (1993)：又名「黑色豪門企業」。改編自約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說，湯姆•克魯斯主演，講了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律師進入一家黑色豪門企業，發現高層的陰謀與之搏鬥的故事。

② 行政法的紅皮書是哪個編寫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及本書(第二、三版)編寫分工
（以撰寫章節先後為序）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執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控制》（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制度》（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與行政法的功能》（載《求是學刊》2002年第3期）、《公眾參與與行政法治》（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1—10章，負責全書的審稿、統稿。

葉必豐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應申請行政行為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規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為確定力研究》（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現代行政行為的理念》（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6期）、《行政規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論證》（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等。
撰寫本書第11—13章。

楊建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8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學，1986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一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回國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譯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鹽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論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寫本書第14—15章。

章劍生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為說明理由》（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現代行政訴訟的成因與功能分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等。
撰寫本書第16—17、19—22章。

於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教授，任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與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WTO協定國內實施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規制——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WTO協定的國內實施問題》（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加入世貿組織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法律問題》（載《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國對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制定緊急狀態法的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寫本書第18章。

王寶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拉丘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與行政訴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學論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合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行政立法評述》（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美國行政機關與美國憲法實施的監督》（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論綱》（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公務員立法的合理取向》（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與政府的因應》（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學博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訴訟法疑難問題探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發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與行政法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WTO與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變更權》（載《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國家賠償法價值論》（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先地方後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緊急狀態與行政法治》（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4、30章。

劉恆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行政法學研究會總幹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復議導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資並購行為與政府規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試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權》（載《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論行政立法權》（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行政訴權面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載《學術研究》1997年第1期）、《略論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法律規制途徑》（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問題探析》（載《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等。
撰寫本書第25—27、29章。

湛中樂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環境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與行政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國家與行政法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2期）、《論完善我國的行政立法程序》（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及其司法運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行政過程論》（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寫本書第33、37—38章。

薛剛凌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組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權研究》（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變遷時代的行政法思考》（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組織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34—36章。

③ 章劍生的研究領域及著作

研究領域：行政法學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
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兼職教授
鄭州大學中國土地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浙江省人民政府專家法律顧問
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中共浙江省政法委特邀督查員
浙江省人民政府應急管理專家組成員
浙江省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浙江省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人大地方立法咨詢專家
浙江省公安廳法律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浙江警察學院客座教授
浙江省警察協會特邀理事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立法咨詢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杭州市交警支隊法律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杭州市交通局法律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法律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法律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政府法律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寧波市人民政府行政立法專家庫成員
浙江省寧波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專家庫成員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臨安市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溫嶺市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區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金華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浙江省衢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兼職律師 《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行政行為說明理由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現代行政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行政聽證制度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公正與效率——法院如何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中國法學》1994年第2期
《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
《現代行政程序的成因與功能分析》，《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
《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
《知情權及其保障——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為例》，《中國法學》2008年第4期
《履行法定職責判決論》，《中國法學》2011年第1期
《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
《行政行為說明理由》，《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
《「違反法定程序」之審查標准研究》，《法學研究》2009年第2期
《論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訴訟確認違法判決中的適用》，《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5年第2期
《「行政慣例」在現代行政法法源中的地位》，《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0年第10期
《依法審判中的「行政法規」》，《憲法學、行政法學》（人大復印）2012年第12期
《陽光下的「陰影」——〈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不公開事項」之法理分析》，《憲法學、行政法學》（人大復印）2010年第4期
《反思與越超——中國行政主體理論批判》，《憲法學、行政法學》（人大復印）2009年第4期
《現代行政法的任務及其實現》，《憲法學、行政法學》（人大復印）2007年第4期
《行政處罰中當事人之協助》，《憲法學、行政法學》（人大復印）2006年第10期
《行政許可的內涵及其展開》，《憲法學、行政法學》（人大復印）2004第7期
《作為現代行政法上不成文法源的「典型案件」》，《浙江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論行政迴避制度》，《浙江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
《論行政程序法上公正原則》，《浙江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
《兩大法系行政程序法觀念之比較》，《比較法研究》1997年第1期 主編《行政程序法學》（司法部全國高等法律職業教育統編教材）
主編《行政訴訟法學》（求是法科統編教材）
參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
參編《行政訴訟法學》（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
參編《行政訴訟法學》（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規劃教材）
參編《行政訴訟法教程》（司法部成人高等教材法學通用教材）
參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高等學校法學統編教材） 行政規劃中公眾參與原理與制度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以人為本與中國行政執法的人本分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子項目）
健全權力運行制約與監督機制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子項目）
行政程序法研究（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課題）
中國行政聽證制度研究（國家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
行政程序的正當性研究（浙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強所」項目）
「杭州市西溪濕地保護條例」立法研究（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政府委託項目）
「杭州市直機關滿意單位不滿意單位評選條例」立法研究（杭州市人民政府委託項目） 《行政程序法學原理》獲第七屆浙江省人民政府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獲第九屆浙江省人民政府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行政強製法研究》叢書獲第二屆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獎三等獎（司法部）（合作）
《行政強製法研究》叢書獲第十二屆浙江省人民政府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合作）
《行政強製法研究》叢書獲得浙江省高校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合作）
《中外行政法規資料分解與比較》獲第十三屆浙江省人民政府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合作）

④ 哪個學校的憲法學與行政法學研究生專業比較好

附件：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排名 學科代碼：030103

排名
校名
等級
二級學科
一級學科
學科門

1
武漢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2
浙江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3
北京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4
中國人民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5
中國政法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6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7
蘇州大學
A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西南政法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華東政法學院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廈門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吉林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上海交通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鄭州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山東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03法學

南京師范大學
B+
030103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030100法學

附件2：各上榜高校憲法與行政法學博士生導師名單：

武漢大學（周葉中、李龍、秦前紅、汪習根、汪進元、陳曉楓、張學仁、周佑勇、林莉紅、楊解君）、

浙江大學（胡建淼、孫笑俠、林來梵、章劍生、朱新力）、

北京大學（羅豪才、姜明安、袁曙宏、張千帆、魏定仁、王磊）、

中國人民大學（許崇德、韓大元、胡錦光、楊建順，莫於川）、

中國政法大學（應松年、朱維究、馬懷德、張樹義、薛剛凌、劉莘、劉善春、高家偉、王人博、廉希聖、焦洪昌、蔡定劍、江必新）、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方世榮、劉茂林、石佑啟、王廣輝）

蘇州大學（楊海坤、周永坤、陳立虎）、

西南政法大學(文正邦、汪太賢、唐忠民)

華東政法學院（童之偉、郝鐵川、孫潮）

廈門大學（朱福惠（掛國際法專業博士生導師）、另有李琦（教授，碩士生導師）、暫無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點），

吉林大學（崔卓蘭（掛法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暫無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點）

上海交通大學（葉必豐、童之偉、朱芒、周偉）

鄭州大學（苗連營、沈開舉、劉向文）、

山東大學（肖金明、齊延平、何秉松、馮殿美）、

南京師范大學（劉旺洪（掛法理學博士生導師）、暫無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點）

另附：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夏勇、張慶福、白鋼、陳雲生、李林、周漢華、莫紀宏、馮軍、吳新平）

⑤ 求法律事務論文一篇: 題目:行政程序的法理思考;或其他相關的也可以;好的加分.

你看看這個吧，希望對你有用。。。。。。。。。
論行政聽證程序的基本原則
內容提要 行政聽證程序是我國立法
引進的一項新制度，在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公平執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內容。我國《行政處罰法》首次規定了該制度。本文借鑒國外相關
立法和實踐，提出了健全我國行政聽證制度的具體設想和建議。特別提出了行政聽證必須遵循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公開原則、職能分離原則、事先告知原則、案卷排他性原則。論文結合國內外立法分析了每項原則的具體要求，並對健全我國行政聽證程序提出了建議和設想。
關鍵詞 行政聽證程序 基本原則 公開，職能分離 事先告知

聽證程序是指國家機關作出決定之前，給利害關系人提供發表意見提出證據的機會，對特定事項進行質證、辯駁的程序，其實質是聽取
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廣義上的聽證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聽證三種形式。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徵求利害關系人意見的程序稱為立法聽證。司法聽證事實
上就是法院審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聽證是專門適用於行政機關的程序制度。在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機關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權益決定前，有義務告知相對人決定的理由和獲得聽證人的權利，行政相對人有權就事實和適用法律表達意見、提供證據，行政機關有義務聽取和接納，通過公開、民主的方式達到正確實施行政行為的目的。

行政聽證程序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內容，近幾十年來，受到世界許多國家的特別重視。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國家都不同程序地採用了聽證程序。在普通法國家，聽證程序淵源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該原則是"英國皇家法院對下級法院和行政機關行使監督權時，要求它們公正行使權力的原則。"它是"支配行政機關活動的程序方面的規則"，也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則"，它包括兩個最基本的程序規則：（1）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他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2）任何人或團體不能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個程序規則就是聽證規則。在美國，聽證不僅是普通法上的一個重要原則，而且也是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要求。憲法修正案第5條規定："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正當法律程序的意義就是公正行使權力，行政機關作出對當事人不利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②美國1946年的《聯邦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行政機關的聽證義務。在大陸法國家，依法治國理論，特別是依法行政理論的完善，為這些國家的行政聽證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礎。德國行政聽證程序雖然沒有憲法的直接依據，但被認為是法治國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則。③1976年通過的德國《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聽證程序。此外，奧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韓國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規定了聽證程序。

我國1996年公布的《行政處罰法》首次規定了聽證程序，它是引進國外先進法律制度和經驗的一次有益嘗試，在我國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我們能夠從中國憲法精神中找到聽證程序的法律基礎，如憲法第27條第2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但聽證程序畢竟不同於一般的"走群眾路線"、"傾聽人民意見"的工作原則，它具有自身特殊規則和適用范圍，能夠發揮十分獨特的作用。為了進一步了解聽證程序的本質特徵，全面認識聽證程序的重要意義，本文結合國內外聽證程序的基本理論與立法實踐，對聽證程序的基本原則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於健全我國行政聽證程序。

聽證程序之所以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聽取意見"、"兼聽則明"等工作方式，就在於它是由眾多特別法律原則支持的一種程序。這些原則和制度既是聽證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決定聽證區別於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則。盡管各國對聽證原則的認識和表述不盡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則大致有以下幾個：
一、公開原則

公開是聽證程序順利進行的前提條件，也是防止用專橫的方法行使權力的有力保障。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規定："除涉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公開舉行"。聽證的目的是聽取對方當事人意見，怎樣才能保證當事人的意見被充分如實聽取呢？最重要的是在聽證開始階段就應當向當事人公開有關材料，允許他在決定作出之前為自己辯解，避免被調查人"處於黑暗之中"。④具體而言，公開原則要求聽證程序公開進行，舉行聽證會之前應發出公告，告知利害關系人聽證程序舉行的時間、地點、案由等情況；允許群眾、記者旁聽，允許記者采訪報道；在聽證過程中，當事人有權在公開舉行聽證的地點進行陳述和申辯，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證據，反駁對方主張和證據；行政機關作出決定的事實根據必須公開並經當事人質證，不能以不為一方當事人所知悉的證據作為決定作出的事實根據；根據聽證記錄作出的行政決定的內容也必須公開。聽證程序公開化不僅可以保證行政決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觀，而且有利於加強對行政機關的社會和輿論監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識。正如英國弗蘭克斯委員會在行政裁判所和公開調查的報告中所說的，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動必須以三個原則為指導，即公開、公正和無偏私。在這三個原則中，公開原則列為第一位。⑤

當然，公開原則也不是聽證程序的絕對要求。凡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的事項，可以不公開聽證，這是很多國家的習慣做法，有些國家的法律甚至規定了聽證不公開舉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規定，"聽證一般應當不公開進行，但聽證主持人認為公開聽證也不會對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產生不利影響的，聽證也可以公開進行。"⑥德國《行政程序法》也規定，"言詞辯論採用不公開原則"，"在當事人不提出異議的前提下，聽證主持人可以准許其他人員參加"。⑦當然，不公開聽證畢竟是個別國家的做法，而且"少數不公開的聽證是例外，那是為了保護有關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國正式聽證必須公開，對非正式聽證程序，行政機關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不一定採取公開方式。通常行政機關對當事人提出的不公開聽證的請求，是在考慮了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並平衡各方面利益後，作出是否允許的決定。⑧
二、取能分離原則

職能分離原則是指在聽證過程中從事裁決和審判型聽證的機構或者人員，不能從事與聽證和裁決行為不相容的活動，以保證裁決公平。⑨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第1款第4項規定了這一原則，即"聽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查人員主持，當事人認為主持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迴避"。
職能分離原則來源於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該原則主張"每個人不能作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僅適用於司法職務，也適用於行政職務。《英國行政法》一書對此作了較全面的介紹，"公民在其權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決定不利影響時，不僅有權為自己辯護，而且有權要求他的意見必須由一個沒有偏見的行政官員決定。一個行政決定不能由和該決定有利益牽連的人作出，這是自然公正原則對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時作為追訴人和裁判官，因為這種情況也是作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

當然，行政機關不同於司法機構，它不是專門的裁決機構，鑒於行政機關處理的問題涉及較復雜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財政開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機關內的追訴調查職能與聽證裁決職能完全分開，由獨立的機構行使。能夠做到的只是內部職能分離，即在同一行政機關內部，執行調查追訴職能的人，不得主持聽證和參加裁決。這也是很多國家聽證程序的具體做法。各國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視職能分離，是因為事先進行調查追訴的人如參與裁決，必然著重以他所調查的證據作為裁決的基礎，而忽視當事人所提出證據
與反駁意見，甚至調查追訴人秘密調查沒有經過當事人對質的證據，也可能作為裁決的基礎，這對當事人來說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調查和追訴的人，對於案件的處理很難處於一種超然的客觀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狀態是公正的聽證和裁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如果調查和追訴人員與主持聽證的人員和裁決人員合一，即使主持聽證和裁決的人沒有偏見存在，也難以使當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決。(11)

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的規定體現了職能分離原則，但此規定過於原則，因為"非本案調查人員"的范圍十分廣泛，既可以是負責案件調查部門的其他人員，也可以是機關首長，還可以是本機關其他部門的人員。《行政處罰法》公布
後，很多行政機關
在制定相關實施辦法時，大多將聽證主持人定位於本行政機關的法制機構工作人員，盡管如此，仍難以避免這類人員與調查人員的接觸及受到影響。特別是在法制機構人員本身作案件調查人員時，更能以避免這種情況。為了保證職能分離原則的真正落實，必須確立聽證主持人相對獨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國這方面的經驗可資借鑒。1946年前主持聽證的人員只能行使機關授予的職權，無特殊地位，不能取得當事人的信任，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了聽證審查官制度，1972年後改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獨立性質，不受行政機關首長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務委員會所規定和確認的正當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罷免。行政機關無權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從文官事務委員會所確認合格的人員名單中選擇任命人員。他們在編制上是所在機關職員，在任免、工資等方面，不受所在機關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範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門內設立行政聽證局，行政法官根據聽證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機關服務。

與聽證公開原則一樣，職能分工原則也不是絕對的。特別在行政機關的高層，職能融合仍是被允許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領域，職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對申請原始許可證的決定程序，涉及價格的正當性與選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業、公共運輸的設施和經營活動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職能分離，應當允許相對融合。(13)
三、事先告知原則

行政機關舉行聽證，作出行政決定前，應當告知相對人聽證所涉及的主要事項和聽證時間、地點、以確保相對人有效行使抗辯權，從而保證行政決定的適當性與合法性。不能及時得到通知，沒有充分的准備時間，就意味著當事人沒有機會取證和准備辯論，不知道聽證涉及的主要問題，就無法做必要的聽證准備，難以行使自衛抗辯的權利。所以，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行政機關應當在聽證的七日前，通知當事人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

事先告知原則是聽證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很多國家的法律原則和程序法包含這項聽證原則。根據英國自然公正原則，行政機關必須聽取對方意見的原則包含三個內容：（1）公民有在合理時間以前得到通知的權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機關論點和根據的權利；（3）公民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其中前兩項內容就是有關事先告知原則的體現。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不利處分時應在事先留出相當期限，書面通知該不利處分的相對人。書面通知應當包括：（1）作出的不利處分的內容以及有關法令條款的依據；（2）構成不利處分原因的事實；（3）聽證的日期和場所；（4）管轄聽證事務的組織名稱和所在地。此外，美國、德國的行政程序法也規定了較為詳細的告知原則。該原則主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一）告知的對象。行政機關舉行聽證前，應當將聽證事項及時間地點告知相對人。相對人的范圍，即告知的對象則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界定。我國《行政處罰法》將其界定為"當事人"，即受處罰人，美國法律則界定為"利害關系之當事人"，即"因聽證的結果，而權利義務直接受影響之當事人"。德國《行政程序法》則將其界定為"相對人或關系人"。由於聽證的目的是聽取利害相關人的意見，不僅限於受處罰人或當事人的意見，所以，聽證告知的對象應當比當事人更廣，包括相對人和其他利害相關人。

（二）告知的時間。聽證前告知的目的是便於利害相關人出席聽證會或准備陳述意見和辯論，所以在告知聽證權利和聽證時間內，應當給利害相關人預先留出一定的准備時間，即告知與聽證之間的時間，不宜過短，否則會影響有關人員的准備，但也不宜太長，以避免耗費時間、精力。時間長短視當事人及關系人的住所遠近及案情復雜性而定。(14)各國立法規定須"適時"（timely)

（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條）或在聽證之前"一定期間"內發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條）。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為7日，至於其他行政行為的聽證的告知時間目前尚無規定，須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確。

（三）告知的內容。聽證前告知的內容應當包括當事人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聽證的大致內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項以及聽證時間、地點、聽證機關等。我國《行政處罰法》對此未作詳細規定，各地和各部門在有關聽證的實施辦法中對此進一步細化，增加了"當事人的姓名、名稱、違法行為、行政處罰的理由、依據和擬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等。
(15)

（四）告知的方式。聽證前的告知通常採用三種方式：一是書面直接送達，二郵寄告知，三是公告送達。我國《行政處罰法》未作規定，但各地及各部門實施行政處罰法的具體辦法除規定上述三種送達方式外，還包括委託送達，口頭告知（但要記入筆錄）等。
四、案卷排他性原則

案卷排他性原則是指行政機關按照正式聽證程序作出的決定只能以案卷為根據，不能在案卷以外，以當事人未知悉和未論證的事實為根據。目的是保障當事人有效行使陳述意見的權利和反駁不利於已證據的權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記錄為根據，審查行政決定合法與否，行政機關也可以以此為由排除干擾，獨立作出決定。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第1款第7項規定："聽證應當製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當事人審核無誤後簽字或者蓋章"。但沒有規定聽證筆錄在決定中作為唯一依據，甚至對該筆錄在處罰決定的作用也隻字示提。各地各部門的聽證實施辦法對此作了一定補充。如《上海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試行規定》第26條規定："聽證筆錄應當作為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依據"。《勞動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定》第16條規定："勞動行政部門不得以未經聽證認定的證據作為行政處罰的依據"。

目前爭議的問題是：聽證筆錄在行政決定中的作用是什麼？一種觀點主張應全面借鑒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則，特別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機關認定的事實和理由應是當事人所知悉並經其辯論的；如果行政機關採用聽證筆錄以外的事實和證據，應當提供當事人知悉和辯論這些材料的機會"。(16)
也就是說，聽證筆錄應當作為行政決定的主要依據。

另一種觀點認為，聽證筆錄只能作為行政決定的依據之一，因為聽證之後補充的證據不能認為是無效的，仍應作為依據，當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關證據，因而無法做到聽有證據都必須在聽證中出示並經過質證後確認。特別是在當事人放棄聽證的情況下，要求所有證據在聽證會上質證，在法理上不成立，實踐中也做不到。從我國目前聽證制度的適用現狀看，一方面，聽證筆錄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視，行政機關作為程序的發動者和終結裁判者，在使用聽證筆錄方面仍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而且未經聽證的證據和事實仍然對行政決定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這與聽證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則要求還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聽證筆錄是行政程序的階段性產物，行政決定的最終形成還有賴於行政首長的裁決，聽證後採納證據、認定事實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決定並不是最終決定，還要接受司法審查，所以為了達到聽證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們同意將聽證筆錄作為行政決定主要依據的觀點。

以上是聽證程序的主要原則和制度，除此之外，還有迴避原則、禁止單方面接觸原則、案卷閱覽原則、委託代理原則等。這些原則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前述的四項原則，只是由於它們多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則，且為人們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詳細論述。

①⑩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頁,第153-154頁。
②（美）傑羅姆·巴倫，托馬斯·迪羅斯著:《美國憲法概論》,劉瑞祥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頁。
③參見（台）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查委員會編印：《各國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第168頁。
④Margaret Allars, lntroction to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 1990,at 265.
⑤⑨(11)王名揚：《美國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頁，第437頁，第438頁。
⑥⑦章劍生：《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頁。
⑧楊惠基主編：《聽證程序理論與實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頁。
(12)參見（美）伯納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譯，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頁。
(13)參見美國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條。
(14)(16)劉勉義、蔣勇：《行政聽證程序研究與適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頁。
(15)參見《上海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試行規定》第12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