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修改說明
㈠ 刑事訴訟法修改過幾次
法律分析:刑訴法已經經過三次修訂。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根據1996年3月17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根據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根據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三次修正。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條 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㈡ 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的特點
法律分析:確立了法院統一定罪原則;改革刑事辯護制度,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即可聘請律師協助;改革刑事強制措施制度,放寬逮捕的條件,完善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適用程序;廢止收容審查,並將其原適用的對象納入到拘留中來;改革審查起訴制度,廢除免予起訴;改革刑事審判程序,取消開庭前的實體審查,改革法庭調查程序,擴大控.辨各方的參與權;設立簡易程序,使輕微案件得到迅速處理;加強對刑事被害人的權利保障,使其擁有當事人的地位和訴訟權利。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條 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㈢ 刑事訴訟法修改
法律主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是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1979年7月1日通過,自1979年7月1日起施行。2018年10月26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新的刑訴法建立了刑事缺席審判制度,以加強境外追逃。同時,完善了與監察法的銜接機制,完善了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一條對於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時進行審判,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監察機關、公安機關移送起訴,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人民法院進行審查後,對於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符合缺席審判程序適用條件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前款案件,由犯罪地、被告人離境前居住地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
㈣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亮點解讀_2018刑事訴訟法修正案
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於2012年3月14日表決通過了新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明確寫入了總則。法律修改內容還涉及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程序等,並增加規定特別程序。新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將於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關鍵詞·委託辯護】
◆將第三十三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人,
◆將第三十六條改為兩條,作為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七條為: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第三十八條為: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關鍵詞·偽造證據】
◆將第三十八條改為第四十二條: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悉兆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
【關鍵詞·自證其罪】
◆將第四十三條改為第五十條: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關鍵詞·刑訊逼供】
◆關於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增加五條,作為第五十四條至第五十八條。
第五十四條內容為: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哪陸漏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關鍵詞·監視居住】
◆新增一條作為第七十三條: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李爛居所執行。但是,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
◆增加一條作為第七十六條:執行機關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採取電子監控、不定期檢查等監視方法對其遵守監視居住規定的情況進行監督:在偵查期間,可以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進行監控。
【關鍵詞·拘留傳喚】
◆將第六十四條改為第八十三條,第二款修改為:拘留後,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在拘留後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後,應當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
◆將第九十二條改為第一百一十七條:對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傳喚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或者到他的住處進行訊問,但是應當出示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證明文件。對在現場發現的犯罪嫌疑人,經出示工作證件,可以口頭傳喚,但應當在訊問筆錄中註明。
【關鍵詞·技術偵查】
◆在第二編第二章第七節後增加一節,作為第八節(第一百四十八條至第一百五十二條)。
第一百四十八條為: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第一百五十一條為: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採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
【關鍵詞·死刑復核】
◆增加兩條,作為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百四十條。
第二百三十九條為: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對於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回重新審判或者予以改判。
第二百四十條為: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在復核死刑案件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
責編/花語
㈤ 刑訴法修改對比有哪些
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五次會議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刑事訴訟法》作如下修改:
1、修改第2條,內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為確保准確,及時的調查,了解犯罪事實,正確執行法律,懲治罪犯,保護無辜者免受刑事起訴,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打擊犯罪行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護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民主權和其他權利,以確保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刪除第二段。
2、將第20條修正為:「中級人民法院對下列一審刑事案件具有管轄權:「
(1)危害國家安全或恐怖主義活動的案件;」
(2)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案件。
3、將第31條修正為:「本章中關於迴避的規定適用於文員,翻譯和鑒定人。」辯護人和檢察官可以根據本章的規定要求逃避並申請重新審議。」
4、修正第33條的內容如下:「自調查機構首次審問以來,犯罪嫌疑人已受到訊問,或已採取強制措施。委託辯護人的權利;在調查過程中,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有權隨時委託其抗辯人。 「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時,應當通知犯罪嫌疑人。委託辯護人的權利。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收到案件材料移送之日起三日內。檢察機關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並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內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請求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及時轉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其監護人或者封閉人。親戚也可以充當代理辯護人。 「辯護人在接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委託後,應立即通知辦案機關。
5、修改第三十四條為:「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由於經濟困難或其他原因未能委託辯護人的, ,他或他的近親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於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人,法律援助機構應指定一名律師提供辯護。」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是盲人,聾人或愚蠢的人或尚未完全喪失識別或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未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定辯護人。律師。保衛他們。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如果沒有委託辯護人,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定律師提供辯護。」
6、將第35條修正為:「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就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無罪,輕罪或減輕罪名或免除刑事責任,提交材料和意見。
7、在第36條中增加一條:「辯護律師可以在調查過程中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代理投訴和指控;申請強制措施的變更;並向偵查機關學習有關嫌疑人的犯罪和案件的情況。 ,發表評論。「
8、將第36條更改為第2條,將第37條和第38條修改為:「第37條辯護律師可以與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的被告見面並進行溝通。其他辯護人也可以與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的被告人見面並進行溝通。 「如果辯護律師持有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的證書和授權書或法律援助正式信件,以便與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見面,拘留中心應及時安排會議,最遲不得超過48小時。」在條款中增加了條款,修正本身是常見的,對於特定的修正和補充,請尋求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正。
法律依據:新《刑事訴訟法》
㈥ 刑訴法修改
新《刑事訴訟法》共計修改二十三處,具體內容主要有: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的應為應不為;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的處理;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時的程序規則;補充了不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具體參見下文。新《刑訴法》全文修改了哪些條文
一、增加一條,作為第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願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
二、將第十八條改為第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三、將第三十二條改為第三十三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被開除公職和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的除外。
四、增加一條,作為第三十六條:法律援助機構可以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看守所派駐值班律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法律援助機構沒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由值班律師為犯罪嫌疑人,程序選擇建議,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對案件處理提出意見等辯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看守所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約見值班律師,並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約見值班律師提供便利。
五、將第三十七條改為第三十九條,第三款修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
六、將第七十三條改為第七十五條,第一款修改為: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公安機關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
七、將第七十九條改為第八十一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批准或者決定逮捕,應當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質、情節,認罪認罰情況,對所居住社區的影響等情況,作為是否可能發生社會危險性的考慮因素。對於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八、將第一百零六條改為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修改為:(一)「偵查」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等機關對於刑事案件,依照法律進行的收集證據、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性措施」。
九、將第一百一十八條改為第一百二十條,第二款修改為: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和認罪認罰可能導致的法律後果。
十、將第一百四十八條改為第一百五十條,第二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後,對於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十一、將第一百六十條改為第一百六十二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自願認罪的,應當記錄在案,隨案移送,並在起訴意見書中寫明有關情況。
十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七十條:人民檢察院對於監察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監察法的有關規定進行審查。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需要補充核實的,應當退回監察機關補充調查,必要時可以自行補充偵查。對於監察機關採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對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動解除。人民檢察院應當在拘留後的十日以內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決定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
十三、將第一百六十九條改為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對於監察機關、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作出決定,重大、復雜的案件,可以延長半個月;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符合速裁程序適用條件的,應當在十日以內作出決定,對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一年的,可以延長至十五日。
十四、將第一百七十條改為第一百七十三條,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告知其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可能導致的法律後果,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對下列事項的意見,並記錄在案:
(一)涉嫌的犯罪事實、罪名及適用的法律規定;
(二)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等從寬處罰的建議;
(三)認罪認罰後案件審理適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聽取意見的情形。
人民檢察院依照前款規定聽取值班律師意見的,應當提前為值班律師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必要的便利。
犯罪嫌疑人、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提出書面意見的,應當附卷。
十五、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七十四條:犯罪嫌疑人自願認罪,同意量刑建議和程序適用的,應當在辯護人在場的情況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
(一)犯罪嫌疑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辯護人對未成年人認罪認罰有異議的;
(三)其他不宜適用的情形。」
十六、將第一百七十二條改為第一百七十六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人民檢察院可以在起訴書中就主刑、附加刑、刑罰執行方式等提出量刑建議。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應當在起訴書中寫明,並隨案移送認罪認罰具結書等材料。」
十七、第二編第三章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八十二條:「犯罪嫌疑人自願如實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實,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也可以對涉嫌數罪中的一項或者多項不起訴,公安機關可以撤銷案件。根據前款規定不起訴或者撤銷案件的,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作出處理。
十八、 將第一百七十八條改為第一百八十三條,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由審判員三人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共三人或者七人組成合議庭進行,但是基層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
高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由審判員三人至七人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共三人或者七人組成合議庭進行。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由審判員三人至七人組成合議庭進行。
人民法院審判上訴和抗訴案件,由審判員三人至五人組成合議庭進行。
合議庭的成員人數應當是單數。
合議庭由院長或者庭長指定審判員一人擔任審判長。院長或者庭長參加審判案件的時候,自己擔任審判長。
十九、將第一百八十五條改為第一百九十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審判長應當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可能導致的法律後果,審查認罪認罰的自願性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
二十、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零一條:對於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採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
(二)被告人違背意願認罪認罰的;
(三)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
(四)起訴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
(六)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
在審判過程中,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應當依法作出判決。
二十一、 第三編第二章增加一節,作為第四節:
第四節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二條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認罪認罰並同意適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適用速裁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
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三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速裁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有重大社會影響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對指控的事實、罪名、量刑建議有異議的;
(四)被告人與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沒有就附帶民事訴訟賠償等事項達成調解或者和解協議的;
(五)其他不宜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
第二百二十四條適用速裁程序審理案件,不受本章第一節規定的送達期限的限制,不進行法庭調查、法庭辯論,但在判決宣告前應當聽取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意見。
適用速裁程序審理案件,應當當庭宣判。
第二百二十五條適用速裁程序審理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在受理後十日以內審結;對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一年的,可以延長至十五日。
第二百二十六條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有被告人違背意願認罪認罰、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或者其他不宜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情形的,應當按照本章第一節的規定重新審理。」
二十二、將第二百五十條改為第二百六十一條,第二款修改為: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罪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死刑緩期執行期滿,應當予以減刑的,由執行機關提出書面意見,報請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如果故意犯罪,情節惡劣,查證屬實,應當執行死刑的,由高級人民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於故意犯罪未執行死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的期間重新計算,並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
二十三、將第二百六十條改為第二百七十一條,修改為:被判處罰金的罪犯,期滿不繳納的,人民法院應當強制繳納;如果由於遭遇不能抗拒的災禍等原因繳納確實有困難的,經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繳納、酌情減少或者免除。
二十四、第五編增加一章,作為第三章:
第三章缺席審判程序
第二百九十一條對於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境外,監察機關移送起訴,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人民法院進行審查後,對於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
前款案件,由犯罪地或者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
第二百九十二條人民法院應當通過有關國際條約中規定的司法協助方式或者受送達人所在地法律允許的其他方式,將傳票和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被告人收到傳票和起訴書副本後未按要求歸案的,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依法作出判決,並對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作出處理。
第二百九十三條人民法院缺席審判案件,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被告人的近親屬可以代為委託辯護人。被告人及其近親屬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二百九十四條人民法院應當將判決書送達被告人及其近親屬、辯護人。被告人或者其近親屬不服判決的,有權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辯護人經被告人或者其近親屬同意,可以提出上訴。
第二百九十五條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自動投案或者被抓獲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理。
罪犯在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後歸案的,人民法院應當將罪犯交付執行刑罰。交付執行刑罰前,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罪犯有權對判決、裁定提出異議。罪犯對判決、裁定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理。
依照生效判決、裁定對罪犯的財產進行處理確有錯誤的,應當予以返還、賠償。
第二百九十六條由於被告人患有嚴重疾病,無法出庭的原因中止審理超過六個月,被告人仍無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或者同意繼續審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況下缺席審理,依法作出判決。
第二百九十七條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止審理;但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無罪,人民法院經缺席審理確認無罪的,依法作出判決。
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審理,依法作出判決。
《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是針對不斷變化著的實際而作出了,目的是為了讓法律更加完善,能夠在具體的實踐中更加地公平公正,其中對於審判監督以及審判程序等關於人民檢察院的要求更加具體,審判需要公正,不能摻雜個人情感在內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㈦ 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內容
2012年3月14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獲得人大通過。這部施行了讓戚16年的刑訴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於2013年1月1日起施行。這次修改內容很多,主要有以下九個方面:一、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得到晌滑襪...
2012年3月14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獲得人大通過。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訴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於2013年1月1日起施行。這次修改內容很多,主要有以下九個方面:
一、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得到有效保障
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辯護權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規定。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九十六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查起訴、審判階段可以委託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只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考慮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均享有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時,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
同時增加一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這樣修改,進一步明確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法律地位,有利於更好地發揮律師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師會見閱卷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師法》的相關規定,完善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加強了對律師依法履行職責的保障。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在偵查階段,對於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和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經偵查機關批准。修訂後的《律師法》作了不同的規定,規定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並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這就解決了刑訴法與律師法的銜接問題,保證了法律和司法的統一,同時,也解決了偵查工作中實際存在的問題。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在審判階段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修訂後的律師法擴大了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的范圍。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
三、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法律監督
為了進一步發揮法律監督機關的監督職能,保障公宴激民的合法權益,新刑事訴訟法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監督。
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於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一)採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二)應當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不退還的;(三)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物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四)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不解除的;(五)貪污、挪用、私分、調換、違反規定使用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的。受理申訴或者控告的機關應當及時處理。對處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四、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證據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木製度,對於保證案件質量,正確定罪量刑具有關鍵作用。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同時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作了規定。為從制度上進一步遏制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後,增加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同時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並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調查程序。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五、規范了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對於核實證據、查明案情、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證人、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而不出庭的問題比較突出,影響審判的公正性,需要進一步予以具體的規范。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的, 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 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同時,規定強制出庭制度,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准,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慮到強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進行指證,不利於家庭關系的維系,因此,規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訴訟法還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司法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在實踐中,對證人、鑒定人的保護,一方面可以通過對打擊報復行為追究責任來實現,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的保護力度。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採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採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人身和住宅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增加規定,偵查人員詢問證人,可以在現場進行,也可以到證人所在單位、住所或者證人提出的地點進行。
上述規定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的保護力度,不僅是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對於打擊犯罪也具有重要意義。
六、擴大了法律援助適用范圍
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擴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范圍。
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聾、啞、盲人的,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法律援助機構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訴訟法將這個法律援助的范圍擴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也要通知法律援助機構,為其提供辯護。這項規定將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這些修改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和其他權利,發揮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據。
七、適當調整了簡易程序適用范圍
為更好地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實行案件的繁簡分流,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區別案件的不同情況,適當調整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對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公訴案件和對自訴案件的簡易程序。根據司法實踐的需要,新刑事訴訟法將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范圍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還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簡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
八、修改完善了二審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同時,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性規定。
對於第二審程序,為保證案件的公正處理,新刑事訴訟法明確了二審開庭的案件范圍,增加規定,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於下列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其他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同時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決定不開庭審理的,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為避免反復發回重審,新刑事訴訟法完善發回重審制度,增加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於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上訴不加刑是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原則。但實踐中存在通過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重審,由下級人民法院在重審中加刑,規避上訴不加刑原則的情況,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對發回重審不得加重刑罰作出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人民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
九、完善了刑罰執行程序
刑罰執行程序是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規范。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暫予監外執行規定,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
嚴格規范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是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罪犯在監獄外執行刑罰的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進一步嚴格規范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批准和及時收監的程序,為防止罪犯利用這一制度逃避刑罰,並增加規定: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其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監獄、看守所提出減刑、假釋建議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同時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機關提出書面意見。
《刑事訴訟法》以懲罰犯罪和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為目的,不僅涉及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和諧,更關繫到公民基本人權如自由、榮譽、財產甚至生命等重大權益。隨著中國法制的不斷健全和完善,這部「生命大法」將會越來越先進,越來越成熟。
㈧ 自考刑事訴訟教材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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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陳光中第六版搜凳纖和第五版區別大嗎刑事訴訟法陳光中主編第五版在第四版的基礎上,吸收了根據2012年《刑事訴訟法》而修改公布的法院、檢察院及公安部三家的相關司法解釋以及自新法實施後的實踐經驗,對教材進行了進一步的修訂,使教材更適於在教學中使用。第三版是09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鑒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邢訟法制度其次,從比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國家的證據補強規則與我國基本證據規則相接近,但兩者的規定卻有一定的差別。從繼承關繫上看,證據補強規則並不能推導出孤證不能定案。
1、從傳承上看,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一般規定對於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願自白,不需要補強粗悄證據,直接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使用;而對於法庭外的自白則需要進行補強。在大陸法系國家,則一般要求無論是法庭上的自白還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補強證據。[3]我國刑事訴訟法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陸法系的相關規定。而大陸法系中並沒有規定孤證不能定罪的規則,也沒人認為能從證據補強規則中推導出該規則。
2、從證據補強的原因來看,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雖然證據補強規則具體規定有所差別,但是規定證據補強規則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慮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審訊人員的強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較低,所以需要其世仿他證據給予補強,以擔保口供的真實性。而其他證據則不存在著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進行特殊的補強。
3、從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證據補強作不同要求的原因來看,兩者的規定之所以有差別,與其庭審制度有一定的關系。英美法系國家中,審判制度程序復雜,定罪相對來說較為困難,庭審效率不高,但其庭審的對抗性強,被告人的防禦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願性能夠得到充分保證,因此在法庭上僅有供述也能定罪,沒有必要再另行通過特別規則予以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庭審效率低下的問題。如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檢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進行辯訴交易,法官只要認定被告人自白是自願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採納辯訴交易協議並作出判決,快速地解決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訴訟效率。[4]而大陸法系的庭審程序相對來說更注重於探明事實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動調查的傾向,其中立性沒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個訴訟程序相對簡約而有效率,控訴有力,但被告人防禦能力相對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對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進行特殊的制約,以加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從而減少冤案發生的可能性。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別是庭審制度改革,呈從職權式轉為抗辯式的傾向。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僅針對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審判階段的特殊稱謂,而在其他法條中,都是同時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從字面上理解,應當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補強。但實踐中,該條文並不僅僅在審判階段使用,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樣運用。筆者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因為審判起著指導偵查和審查起訴方向的作用,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必然要考慮法院能否作有罪判決的情況;另一方面,雖然在條文上對庭審方式做出了改革,但從實際效果上來看,我國的庭審對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陸法系比也遠不如,因此適用大陸法系的證據補強制度更符合我國的司法實際。
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誤區導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對困難,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實踐和理論脫節的因素,但其根源還是來自於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的證明標准。
誠然,我國證據制度對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國家,但是對證據真實性的追求卻並非如此。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款等條文的規定,足以說明我國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要求定案的證據確實充分,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但是「確實充分」應當說只是一個一般性、總體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規范意義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為解決缺乏標准性和操作性的問題,司法實踐中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具體的、比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標准。不管是持「客觀真實說」還是持「法律真實說」觀點,學術界比較一致認可的,可以作為我國證據標準是「排他性」標准,即從證據的調查和運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從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所得出的結論上,本結論必須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結論。有學者認為,排他性證明標准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明確、具體。理由是:(1)作為定案根據的每一個證據必須具備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2)根據認識論的矛盾法則,全案的證據經過排列、組合、分析之後,必須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達到每一個證據的前後一致,證據與證據之間一致,全案證據同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3)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情節均有相應的一定數量的證據加以證明;(4)全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本案惟一的結論(具有排他性)。[10]筆者贊同此觀點,「排他性」證明標准強調絕對意義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結論。
不管是法律條文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還是理論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均體現了我國在對待證明標准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國家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則更側重於作為標准基本要求——實用性。
在西方國家,證明標准有「高度蓋然性」、「排除合理懷疑」、「建立內心確信」等幾種主張[11],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准最早產生於18、19世紀的英美法系國家。除「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以外,西方國家證明標准還有「建立內心確信」。這是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著名的證據法原則「自由心證」的基本內容。可以說內心確信,就是刑事證明標準的正面表述。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與「建立內心確信」二者有明顯的同一性,突出表現在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建立內心確信,就意味著排除合理懷疑,反之亦然,一是證實主義,一是證偽主義。因此可以說,二者只是一個標準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一項標準的兩種操作性表述。由於英美法原則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證據標准可能更具操作性,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據標准具有普遍性趨勢。但不管是建立內心確信還是排除合理懷疑,都認為證據證明只能達到「最大程度的蓋然性」,至於這種蓋然性有多高,如果對這一標准進行量化,通說是在90%左右。正如英國《大不列顛網路全書》所稱:「由於取得證據的方法有顯著不同和區別,證據只能產生程度不同的蓋然性,而不會有哲學上的絕對真理的意義。」[12]
相比較而言,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我國刑事訴訟中的「排他性」標準的要求要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和內心確信標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懷疑與相對真實論緊密關聯,以此表述證明標准,雖然比「客觀真實」、「證據確實充分」等提法更為准確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語義與語感上,顯出證明標准與證明要求的一種下降。[13]也有學者認為,雖然與西方國家一樣,我們也認為訴訟中認識的案件事實與客觀發生的案件事實通常是有差別的,但我們主張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更加嚴格。在現有的證明體系被打破之前,現有的證據內部必須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嚴密的證明體系,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審員在主觀上達到完全確信的程度,而不能滿足於僅達到90%的可能性。[14]換句話說,我國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是在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原則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終達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國家的證明標准則不要求裁判者達到完全的確信,即並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懷疑,而僅要求此種被排除的懷疑,必須能夠說出理由,擺出道理,經得起理性論證,而不是無故置疑,吹毛求疵。
筆者認為,從希望能減少冤案、錯案的角度出發,適度提高證明標准雖然有現實必要性,但當然這樣美好的願望,在現實中能否實現,那是很值得商榷的。畢竟個人的認識能力只能達到一定程度,並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能達到全知全覺,這是客觀現實,並不是你希望能達到就能達到的。當然,這更是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證明標準的提高必然導致很多案件因為達不到該標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無罪處理,而另一方面,因為證明標準的提高,而減少的冤案、錯案則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這是一個利益權衡的結果。這一次,我們與其他制度的出發點正好相反,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選擇了側重保護人權,而西方國家側重了打擊犯罪。
根源於證據確實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標准,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這些證明方法、手段因為其本身要求的相對嚴格性,所以這也是實踐中我們在辦理具體案件中對證據認定事實的要求更加嚴格的根源所在。
一個國家選擇被告人是否擁有沉默權,是一個利益衡量、價值選擇的過程,是以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可能被侵犯為代價,換取更加有效的打擊犯罪,最終保護了大多數人不受犯罪的侵害;還是寧願放縱很多犯罪,使人們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來保護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權制度是現代法制發展的必然方向。
一國的證據制度的選擇同樣也是如此。沉默權之所以能夠根植於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夠有序地實施,除了依賴於西方價值觀念和訴訟理念支撐外,還有一系列配套的訴訟制度,得以保證刑事訴訟在被告人「不開口」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有效、順利地進行。我國與西方國家不同,在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平衡之間,用的是更加嚴厲的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準的方式。而西方國家則普遍採取使用加強證據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護人權的方式,比如沉默權制度、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直接言詞原則等等,而對證據實體認定則在承認人的認識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進行了適度的放寬,從而有利於定罪。這是兩種不同的防止冤案發生的制度設計,都有其合理性。我們不可能也不合適在引進沉默權制度等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制度的同時,繼續採用嚴格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准。這樣的話,天平將完全傾向了保護人權一邊,平衡會將被打破,導致犯罪打擊不力的後果,我們只能二者相權選其一。
沉默權制度體現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將人當作手段的現代民權主義刑法思想,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為不可保留的七項最基本人權之一。我國於1998年參加了該公約,批准該公約並付諸執行是履行國家承諾的必然要求,有助於體現我國信守承諾的國際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使引進沉默權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相對來說,沉默權制度的合理性遠超過其局限性,這也是被大多數國家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國的證據實務中嚴格把握證據事實認定關,卻具有很明顯的不合理性;相對更為嚴厲的證明標准,則有違特定人在某個時期對個別事物認識是有限的這一客觀事實,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現實操作性差。所以,選擇沉默權制度相比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國法治發展和與國際接軌的必然。我國如選擇引進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沉默權制度,就要求我們不能堅持原有較為嚴厲的認定事實的證據制度,應該對證據制度進行一定改造。
1、降低證明標准,把證據確實充分改為排除合理懷疑。無論是學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還是實務中嚴格的把握事實認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於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哲學意義的、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理想主義的證據標准。將證明標准從百分之百的確信降低到90%的高度蓋然性,有利於維持因引進沉默權而被打破了的打擊犯罪與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之間的重新平衡。
2、改變審查證據主要方式,從審查與庭前書面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轉變到由親歷而感受真實性上來。在筆者看來,對於被告人口供證據價值的不同定位,將直接影響人們對於沉默權的態度。如果一項訴訟制度不能擺脫對口供證據的迷戀和依附,那麼這個訴訟制度對於沉默權制度必然產生天然的恐懼和排斥。事實上,接受、確立沉默權制度後,完全可以通過證據制度的設置來降低口供證據的價值及對口供證據的不恰當期待,以改變依賴口供辦案的習慣做法。
3、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立法方面應當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建立強制性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作證的例外情形,要列舉的方式嚴格加以限制,並明確規定證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證是一種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應視其情節應給予相應的制裁;建立和完善證人及其家屬保護制度和司法救濟制度。對證人及其家屬在證人出庭時的人身權利和應享有的各種權益予以保障,特別是要規定對直接或變相打擊報復出庭證人的行為人,不論處於何種訴訟階段,均應當給予經濟、行政或法律的嚴厲制裁;明確證人作證經濟損失補償制度和獎勵制度。對於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對因作證支出的費用和誤工費給予經濟補償,明確規定出庭作證的補償標准及實施辦法,由專職部門進行管理和分配,對積極作證的證人給予一定的榮譽和物質獎勵。
4、健全證據補強規則。明確補強的對象、補強范圍、補強內容等。對此可以借鑒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以及以此為參考的我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確立的民事訴訟證據補強制度,對刑事證據補強規則可作如下規定: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有補強證據,而非犯罪事實,如前科、沒收、追征事由等無須補強;對於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的認定,必須具備補強證據;在犯罪事實中被告人與犯罪人同一的認定不需要補強證據;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對於非犯罪構成的事實,即犯罪阻卻事由不存在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及時收集證據能使律師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況並有效發揮辯護職能。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1條規定:「主管當局有義務確保律師能有充分的時間查閱當局所擁有或管理的有關資料、檔案的文件,以便律師能向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協助。」
在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結構之下,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是訴訟當事人,鑒於控訴方與辯護方實際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國家普遍賦予辯護方充分的訴訟權利,並對偵查行為進行了一定限制,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有獨立收集證據的權利。在美國,被告人的律師幫助權被作為憲法性權利規定於《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憲法中,調查取證權是律師的基本權利之一。在「雙軌」制偵查模式下,雙方分別進行偵查,都可以調查案情和收集證據。由於雙方偵查能力對比懸殊,辯護方的調查往往只是控訴方調查的補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調查、②預審程序中的證據開示、③申請法院調取(保全)的證據、④特定偵查行為(如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在英國,辯護方在偵查階段獲取證據的方式主要有:證據開示制度、律師的調查取證權、⑤卷宗材料的閱卷權[1]。
在大陸法系傳統職權主義訴訟結構下,偵查職能由控訴方行使,辯護方與控訴方的訴訟地位並不完全平等。辯護方如認為存在證明被告無罪或罪輕的證據,只能請求偵控機關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隨著程序正義觀念的深入,職權主義訴訟結構在大多數國家逐漸被修正,這不同程度地強化了辯護方獲取證據的權利[2]。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階段辯護方獲得證據的主要方式有:「詢問證人及鑒定人時的在場權」(第157—159、170條)、「申請證據保全的請求權」(第179條);在法國預審程序中,律師可以在場聽取預審法官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辯護方可以向預審法官申請並參與司法鑒定、請求預審法官詢問證人以及進行新的調查,預審法官拒絕的,辯護方可請求上訴法院起訴審查庭復議[3];《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a規定了被指控者請求收集與其有利的證據的權利;辯護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4],辯護人可以勘驗犯罪現場、詢問證人、製作私人鑒定報告、請求被追訴者的親友行使證言拒絕權等[5];義大利法律規定在初期偵查期間,被調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調取證言、進行鑒定或者司法實驗、組織辨認[6],2000年12月7日頒布的法律還確立了辯護方偵查的規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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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新刑訴法司法解釋修訂內容有哪些
1、將第二條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2、將第十四條第一款修改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 刪去第二款。 3、將第二十條修改為:「中級 人民法院管轄 下列第一審刑事案件: 「 (一)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案件; 4、將第三十一條修改為:「本章關於迴避的規定適用於書記員、翻譯人員和鑒定人。 「辯護人、 訴訟代理人 可以依照本章的規定要求迴避、申請復議。」 5、將第三十三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 採取強制措施 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人。 「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檢察院自收到 移送審查起訴 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要求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及時轉達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託辯護人。 6、將第三十四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 判處無期徒刑 、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7、將第三十五條修改為:「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 8、增加一條,作為第三十六條:「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 變更強制措施 ;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9、將第三十六條改為二條,作為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修改為: 「第三十七條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 「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 「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辯護律師 會見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時不被監聽。 「辯護律師同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通信,適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規定。 「第三十八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10、增加二條,作為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 「第三十九條辯護人認為在偵查、 審查起訴期間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 「第四十條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 刑事責任年齡 、屬於依法 不負刑事責任 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