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行政法律制度

⑴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及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是什麼

一 立法概況
(一)三國時期的立法概況

在鼎立形勢下的三國法制，一般沿用漢制，承襲漢律。但都有自己編纂的法律，尤以魏國法律較詳備。魏明帝時制定的魏律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魏明帝曹睿下詔改定刑制，由陳群、劉邵等人參酌漢律，「作新律十八篇」，這就是三國時期著名的《魏律》。魏國這次大規模的修律活動，實際上是對秦漢相沿的舊律作了一次較大的改革。魏律內容與條文更加統一，結構更加嚴密。對晉律的制定有直接影響。蜀國定都於成都之後，曾由伊籍與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為蜀國的重要法典。

在吳國，據《文獻通考》記載，「吳之律令，多依漢制」。其立法活動。

(二)兩晉的立法概況

西晉時頒行過律、令、故事、式，皆為東晉所沿用。《晉律》（又稱《泰始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晉律》與漢、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

1、法律概念更加規范、准確。由於律學的發達，晉代統治者對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們首次區別了律與令的性質。《晉律》頒行後，張斐、杜預兩大律學家為之作注，經朝廷批准，頒行天下，與《晉律》具有同等效力，稱為《張杜律》。

2、體例設置更加合理。《晉律》將《新律》的《刑名》篇分為《刑名》與《法例》兩篇，置於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總則，並加強其統領諸篇的地位。

3、禮律進一步融合。為了維護士族利益，晉代統治者將禮入於律中，「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時期的立法概況

從立法情況看，總的來說是北朝法律優於南朝。南朝統治者由於熱衷玄學，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視法律的編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沒有什麼建樹，基本上是沿用《晉律》。

北朝幾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重視律令的編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齊律》上承漢、魏、兩晉，下啟隋、唐，在完善我國封建法典的歷史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北齊律》不但吸收魏晉立法的經驗，而且經過當時律學家總結前代法典編纂的得失，被稱為「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北齊律》共計十二篇，949條。其中將《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為名例篇冠於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著定罪制，「較舉上下綱領」的統攝作用，增強了封建法典的科學性。而定律十二篇，則是完成了漢以來封建法典由繁至簡的改革過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 首創「八議」、「官當」制，特權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議」制度。這是封建等級特權原則在刑法適用上的進一步具體化，是對封建貴族官僚減免刑罰處分的特權規定。「八議」的對象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凡屬上述八種人犯死罪時，「議其所犯」奏明皇帝裁處，一般可降為流罪，流罪以下減刑一等。

至北魏、南陳時，法律還確定了「官當」制。這是封建法律關於官吏用官職爵位抵當徒罪的一種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所謂「五服」，即根據親屬關系的遠近所規定的五種喪服的服制，根據服喪期限的長短與喪服質地的粗細，服制共分斬衰（三年）、齊衰（一年）、大功（九個月）、小功（五個月）、緦麻（三個月）五種，統稱「五服」。親者服重，疏者服輕，依次遞減。

所謂「准五服以制罪」，即對於親屬間的相互犯罪，根據五種喪服所表示的遠近親疏關系來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對以尊犯卑者的處罰愈輕，對以卑犯尊者的處罰愈重；服制愈遠，則與此相反。它是罪刑確立標准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進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現，並對後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 確立「重罪十條」

「重罪十條」正式確立於《北齊律》，是指被封建統治者認為直接危害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謀反、篡權）、大逆（毀壞皇家宗廟、山陵或宮殿）、叛（背叛國家、里通敵國）、降（投降敵偽）、惡逆（謀殺或毆打尊親屬）、不道（殘酷地殺人，如殺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盜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過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養尊親屬或不依禮服喪）、不義（逆殺本屬官長）、內亂（親屬之間犯奸亂倫）。凡犯有「重罪十條」之一者，不在八議、上請、贖免之列，一律予以嚴懲。

(四) 刑罰制度的改革進步

族刑連坐范圍不斷縮小。魏初將「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犯者「腰斬，家屬從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孫」。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東晉「惟不及婦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而以「女子沒縣官」。自東晉、北魏以後，凡從坐之婦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沒為官奴婢，這對於後世的刑罰制度有明顯的影響。

免除宮刑，進一步廢止肉刑。魏晉時，由於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恢復肉刑的聲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關於肉刑的爭論。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罰而言，是沿著進一步廢止肉刑的方向發展的。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北齊後主天統五年（公元569年）：「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至此，結束了宮刑的歷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漢文景時期刑制改革以後，勞役刑與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為刑罰制度的主體內容。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繼續改進，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體例的發展和法律概念的規范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於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現，它們互相補充成為統治階級手中靈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從而推動了隋唐以後律令格式並行的局面。

中國封建法律之體例，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首先，改具律為名例律，置於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於律首始於曹魏，綜合刑名法例為名例成於北齊。其次，經過長期沿革，北齊定律十二篇，為以後隋唐律的篇章結構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日漸規范化。就晉律而言，從張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確規定了故意與過失的區別；主犯與從犯的區別；罪與非罪的界限；罪與罪之間的區別等，

對封建刑法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

三 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

三國時期的司法機關基本上沿用漢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書三部分組成。廷尉是最高審判機關的長官，下設屬官政、監、平。南北朝時，北齊將廷尉擴大為大理寺，為專門審核刑案的官署，設卿、少卿、丞為主官，下有政、監、平，並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幹人，使中央司法機關趨於完備。在地方，由行政長官兼理獄訟，一般是由縣令先作判決，後經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斷決，送州刺史，最後送廷尉。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司法審判制度，大體沿襲東漢之制，又有所發展改進，主要表現在：

皇帝直接控制審判親自錄囚。為了加強對司法機關審判活動的監督檢查，這一時期普遍推行錄囚制度。許多皇帝都親自參與審錄訊問囚徒的活動。同時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審錄囚徒。南北朝時期，封建皇帝還通過案驗制度，監督檢查各地的司法審判工作。

確立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為了慎重對待人命關天的死刑重罪，同時也為了便於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開始逐步確立死刑奏聞皇帝復核的制度。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的確立，直接影響到後世的司法。隋唐時期在此基礎上，發展為死刑三復奏制度。

「登聞鼓」直訴制度的建立。這種在朝堂外設鼓以待有冤抑者擊鼓直訴的制度，有利於補救審級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於防止司法官員枉法舞弊，是對不許越級起訴限制的補充，符合訴訟審判制度發展的進步趨勢。

⑵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禮與法的融合及進一步發展

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社會大動盪時期，政權由士族集團控制，在立法上標榜儒家思想，維護士族集團的等級特權，儒家禮教與封建法律進一步融合。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統治者都曾進行過大規模法典的編纂，但在很大程度上僅僅作為正統的標志。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在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律學進一步發展。
一、立法指導思想
（一）厲行「法治」、「一賞」、「一刑」
我國古代「刑罰世輕世重」的傳統法制思想在三國時期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三國乘漢末之弊，戰亂不止，統治者亟需以刑法安定社會秩序，樹立自己的權威。因此，三國統治者在肯定禮治對法制具有指導作用的同時，格外強調法律在治理亂世，撥亂反正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曹操認為，治理太平盛世，統治者應致力於禮樂教化，以淳樸風俗；而治理亂世，統治者應首先樹立法律的權威，以安定社會。這就是：「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拔亂之政，以刑為先」。曹操不但積極提倡，而且認真身體力行，其「割發代首」實踐了其人人守法、違法必罰的主張。蜀國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行者諸葛亮，也認為治理國家應當禮法並用、德威並用，主張審時立法、厲行法治。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並且一再規勸蜀後主不別親疏、不分貴賤，依法獎勵和處罰。統治者的這些行為都明確地體現了法家的「一刑」、「一賞」的主張。東吳君主孫權也是一個重刑主義者。漢代早已廢除的族誅之刑在東吳屢見不鮮。孫權為重刑辯護說：「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三國時期的統治者大都建立了完備的法律制度，主張執法從嚴，依法行賞罰，使老百姓相信令必行，禁必止。
（二）立法和司法應「理直」、文約例直、寬嚴適中、輕重得當、罪刑相符
建立晉朝的司馬氏集團，系東漢末年發展起來的世家大族，他們以精通儒學而在社會中佔有特殊地位。掌握最高政治權力後，司馬氏集團格外注意以法律反映、確立和保護士族的特殊利益。因此，「貴賤有等，長幼有序」的儒家禮治思想成為晉代法制的指導思想。漢代所開啟的禮律融合的事業在晉朝有了長足的發展。
晉代統治者認為「禮治」是法制的靈魂。張斐認為法制必須「理直刑正」。所謂「理直」，即法律必須明確體現儒家的綱常明教，以儒家所提倡的精神和原則立法和司法。張斐在總結晉律體例時，認為晉律體現了「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的原則。所謂「王政布於上」，即君主有最高的立法權，在立法上應處居高臨下之勢；「諸侯奉於下」，即諸侯貴族必須遵守君主之法而統治百姓；「禮樂撫其中」，即所有的立法和執法都必須體現禮樂的精神，以禮為指導原則。晉代統治者認為立法與執法社會效果的優劣，完全系於「禮」。禮是律產生與執行的依據。統治者認為，斷獄不能呆板地遵用教條，而應該用禮的原則去裁判是與非，罪與非罪。所謂「刑正」，即立法和適用法律應該做到寬嚴適中、輕重得當、罪刑相符，應當明確界定和規定各種犯罪的概念。其時，得到官方承認的律學家杜預認為，立法時應當做到「文約例直、聽省禁簡」，即法律條文簡約、法例明白易懂，這樣老百姓就知道怎樣守法而不觸犯刑律。
晉代統治者在立法實踐中「納禮入律」，使禮律合一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晉朝統治者將維護士族禮儀的禮大量入於律中，使禮直接成為法律條款，「禮律合一」不再是一種主張而是一種現實。西晉制定的《泰始律》，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三）積極變法、重視法制、引禮入刑
南朝統治者的法制指導思想多因襲魏晉時期的主張，因而沒有什麼建樹。北朝統治者系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對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充滿了興趣。他們非常喜歡漢文化，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樹。同時他們本身開放和豁達的民族文化特點，也為漢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所以，南北朝時期「中原律學，衰於南而盛於北」。
北朝統治者建立政權後，積極進行變法，虛心採用和學習漢民族創立的先進的封建經濟體制、政治法律制度和以儒家禮制為主體的漢族傳統文化，非常重視禮對其政權法制建設的指導作用，注重禮與刑的統一。北魏孝文帝提出恤刑、慎刑等法制主張並積極實踐。如其時，統治者認為在執行刑罰時，犯人裸體受刑，有傷風化，違背禮儀，因而下令更改此制。另外根據禮治「惡惡止其身」的原則，統治者修改了一人犯罪，滿門抄斬的「門房之誅」。只要不是謀反罪，由一人承當。北齊統治者設置「重罪十條」對違背禮制的行為進行重罰。
二、法律形式和立法概況
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概況上承秦漢，下啟隋唐。基本的法律形式仍然是作為成文法典的律，但同時也創立了一些新的法律形式，如格、式等，令的含義也逐漸發生了改變。為隋唐時期封建法制的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律的演變與發展
作為法律的基本表現形式，律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體例不斷完善，內容逐漸豐富和充實，概念和術語逐漸科學。三國初期，大都沿用漢律。公元229年，曹魏政權制定了《新律》。267年，西晉制定和頒布了《泰始律》。南朝也進行了許多立法活動，如南朝梁制定了《梁律》，陳朝制定了《陳律》。但其立法成就並沒有超過晉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晉律的完全繼承。北朝在律方面的立法成就比較多。北魏制定了《北魏律》，北齊制定了《北齊律》、北周制定了《大律》等。其中以《北齊律》最為著名，立法成就最高。現以曹魏、西晉、北齊和北魏的律典為例介紹律的發展成就。
1.《新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魏明帝即位後，令陳群、劉劭等在吸收漢代法制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制定《新律》，共18篇。《新律》早已失傳。根據現有史料記載可以看出其內容較為豐富，體例較為科學，結構更加嚴密。與漢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首先，正式將律作為定型化的法典，一經制定即不再有單行法規編入。這開啟了後代法典的基本形式。其次，增加了篇目，由漢律九篇增加為18篇，彌補了以往法典「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的缺陷。再次，規范了律典的編纂體例。將《九章律》中的《具律》改為《刑名》，列於律首，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使法典的體例更加合理和科學。再次，改革了刑罰，使刑罰制度進一步規范化和文明化。魏律取消了漢律中的宮刑，減輕了對某些罪的處罰，將刑制定為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贖刑、罰金和雜抵等七種，為奴隸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的過渡創造了條件，推進了刑法文明的發展。第四，《新律》將刑名與刑期聯系在一起，使法律更加直觀。此外，「八議」入律，使禮律進一步融合，開辟了禮律融合的新途徑。
2.《泰始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泰始律》是司馬昭命賈充、羊祜、杜預等十四人參考漢魏之律典而制定的，共20篇，620條。泰始三年（268年）完成，次年頒布實施。 與漢、魏律相比，《晉律》在許多方面具有較大的發展和自己的特色。
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規范、准確。由於律學的發達，晉代統治者對法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們首次區分了律與令的性質，將律確定為定罪量刑的法典，將令確定為規定國家各項制度的法典。《泰始律》頒布後，張斐和杜預為之作注，經朝廷批准，頒行天下，與《泰始律》一樣具有法律效力，稱為《張杜律》。張斐不僅對法律的字義進行了詳細的解釋，而且對晉律中一些相似而又容易混淆的罪名作了區分。
其次，體例設置更加合理。《泰始律》將《新律》的《刑名》篇分為《刑名》與《法例》兩篇，置於律首，完善了我國古代刑法總則，有利於人們正確理解法律的含義和律典中的其他各篇。
再次，禮律進一步融合。納禮入律，禮律並重。如為了維護士族的利益，晉代統治者將禮入於律中，設立了「雜抵罪」，確立了 「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則，強調父在子不得分家異財，允許被殺者之功親為之復仇；晉代甚至直接把儒家禮教的精神和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第四，在省減的條文中，主要減少的是重罪的條文。如縮小了婦女緣坐的范圍，廢除了「捕亡沒為官奴婢之制」等規定。
3. 《北魏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北魏為鮮卑拓拔貴族所建立的王朝，是北朝的第一個王朝。統治者進入中原之前，既無文字，也無法律。進入中原之後，積極變法改革，學習漢民族法制建設經驗。北魏孝文帝親自主持修律，在參酌漢、曹魏、晉和南朝律令的基礎上於太和十九年（495年）撰成《北魏律》20篇。北魏律綜合吸收各地的儒學文化和西晉以來律學的重要成就，在禮律融合方面頗有創新，具有較高的立法成就。如，北魏法律創制了存留養親之法，即對於犯有死罪之人，如果家中父母、祖父母年老而又沒有成人的孫子，旁邊也沒有近親屬來撫養老人，法律規定罪犯可以減輕處罰，留在家中撫養老人。存留養親之法一直適用至清末。
4. 《北齊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北齊取代東魏後，便著手制定律令，由高頴等人編纂，經過十四年的努力，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終於製成《北齊律》，共12篇，949條。與晉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首先，精簡律文，將律典從《泰始律》的20篇減為12篇。其12篇的篇目是：名例、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其次，確立了「重罪十條」，這是後世「十惡」的前身。再次，確立了死、流、徒、杖、鞭五刑，為隋唐笞、杖、徒、流、死封建五刑體系奠定了基礎。總之，它是一部上承漢、魏律之精神，下開隋、唐律之先河的法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令的發展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形式方面變化最大的是「令」。這一時期「令」不再與皇帝的詔令發生直接關系，成為定型化的、與律對稱的國家法典。令逐漸演變為積極性的、正面性的法律規范，用於規定國家政治及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的制度。
曹魏時期已經開始制訂定型化的令。史籍記載，曹魏制定有《郡令》、《尚書官令》、《軍中令》、《郵驛》等法律，總篇目達到了一百八十多篇。
西晉立法的原則是將一些「太平當除」的臨時性法規，以及「施行制度、以此設教」的積極性、正面性的法規編入令典。268年，與《泰始律》同時頒布的還有《晉令》40卷，2306條，分為32篇。篇目為戶、學、貢士、官品、吏員、服制、祠、戶調、佃、復除、關市、捕亡、獄官、鞭杖、醫葯疾病、喪葬、雜、門下散騎中書、尚書、三台秘書、王公候、軍吏員、選將、選吏、選雜士、宮衛、贖、軍戰、軍水戰、軍法、雜法等。其體例顯然是按照官府行政事項以及職官機構兩個方面來編制的。
南朝時期的南梁也進行了大規模的令典的編撰。503年，與《梁律》同時公布的還有《梁令》，共有30卷，28篇。其篇目為戶、學、貢士贈官、官品、吏員、服制、祠、戶調、公田公用儀迎、醫葯疾病、復除、關市、劫賊水火、捕亡、獄官、鞭杖、喪葬、雜、宮衛、門下散騎中書、尚書、三台秘書、王公候、選吏、選將、選雜士、軍吏、軍賞等。南陳編有《陳令》，也是30卷。
自西晉以後，律令並列已成為習慣。北魏時期曾多次立法，律令常常沒有同時制定。因此，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大臣孫紹說，如果只有律而沒有令，大臣就不知道按照什麼來行事。可見令已經成為政府機構必備的制度性的法律規范。
北魏也制定有令典。據《太平御覽》記載，其令典有《太和職員令》21卷。北齊在564年制定了篇幅達40卷之多的令典，其編制方法與晉以來的慣例不同，完全按照朝廷的尚書24曹機構名稱來進行編制。篇目為：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駕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倉部、左戶、右戶等。北周也制定了自己的令典。
（三）科和格的變化
科是三國初期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是漢魏之際起支配作用的具有獨立地位的臨時性法規，後來發展成為三國的基本法典。它給予當時的政權建設以直接的重大的推動和促進，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魏、蜀、吳三國建立之初，都承襲漢制，沿用漢代法律。但漢律經過四百多年的實施，到漢魏之際，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三國各政權往往採用「科」的形式。曹操比較重視法制建設，在吸收借鑒漢律的基礎上，制定了「新科」和「甲子科」，使科成為曹魏政權初期的一種臨時的主要的法律形式。蜀國在劉備定都成都以後，也由諸葛亮、伊籍等人制定了《蜀科》。晉朝在立法時取消了「科」這種法律形式，但是南朝時期又恢復。南朝梁有《梁科》30卷，陳朝有《陳科》30卷。東魏政權編纂了《麟趾格》，頒行天下，首創了「格」，並作為其主要的法律形式。
（四）故事和式
故事，即司法判案的成例。作為一種法律形式，開始於東漢初期，但是其時還沒有編撰系統的法典。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故事開始成為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並且出現了成文法典。晉朝在頒布律、令的同時，還頒布了《故事》30卷，將律令以外的皇帝詔旨之類的法律文件匯編在一起，作為國家各級政府機關的規章和辦事細則。南朝將「故事」改為「科」。另一種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發展的法律形式是「式」。「式」是這一時期有關政府具體辦事細則的法律規范。據記載，晉代有「戶調之式」。西魏在大統十年（544）頒布了《大統式》5卷，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以「式」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典。所以，這一時期「式」的內容還不太確定。但是毫無疑問，「式」已經是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