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法的發展
『壹』 勞動法的發展趨勢
、勞動法調整方式上的轉變——從政策調整到法律調整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以法律調整勞動關系的理念並沒有得到貫徹,行政指令一度代替法律調整成為主要方式,國家政策對勞動法頗有影響,尤其是在計劃經濟後期,法律虛無主義盛行,政策對勞動法的影響更為強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為勞動法調整範式的轉變創造了契機。市場經濟崇尚法治,要求市場行為在法治框架下推行,構建完備的法律體系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迫切要求,為此,法律調整手段在勞動法領域的地位得以確立,以《勞動法》為核心的勞動法體系,改變了以往勞動關系的行政調整模式和按照用人單位所有制性質管理勞動關系的模式,形成了市場經濟下勞動關系調整的基本模式。然而,這一轉變並非徹底,勞動立法在很長一段時期僅以法規、規章為主要形式,效力層級低,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勞動法律寥寥可數。勞動規章也是勞動法的法源之一,但嚴格意義上,司法實踐中處理勞動爭議的法律依據應當是法律和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只能作參考,其法律效力不高,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勞動法治化進程。自我國確定「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以來,勞動立法的這一局面有所改觀,尤其是在社會立法受到重視之際,《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三大法的出台,使勞動就業、勞動合同、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等重要領域的法律規范效力層級提高,勞動法律體系得以完善,推動了勞動法領域以法律調整為範式的轉變。《社會保險法》(草案)的審議,以及學界對集體合同制度的研究和立法探討,必將使這一趨勢延展到勞動法的各領域,實現勞動法律體系的全面發展。勞動法在調整方式上的轉變,為勞動關系當事人的行為提供了准則,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實現有了法律的保障和救濟的途徑。
勞動立法貫徹法律調整手段的理念,對變化著的社會現實作出回應,這在新形勢下得到了充分體現。在勞動法主要調整對象的勞動關系中,事實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和非典型勞動關系的法律規制即是很好的例證。事實勞動關系是指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已經形成從屬性勞動,但不符合書面勞動合同要件的勞動關系。它具備了勞動合同關系的實質特徵,只是缺乏法定的形式要件。事實勞動關系的出現,與《勞動法》將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作為法定義務的規定密切聯系。《勞動法》第十六條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第十九條規定:「勞動合同應當以書面形式訂立。」從字面意思上來看,兩個「應當」似乎表明勞動法用強制性的規范將訂立勞動合同作為勞動關系建立的唯一合法標志,這導致實踐中產生的大量事實勞動關系一度被認為是非法勞動關系而排除在勞動法規范之外。用人單位故意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想藉此規避其所應盡的勞動法義務,使這部分勞動者群體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為填補這一漏洞,勞動部、最高人民法院相繼作出解釋,將事實勞動關系納入勞動法調整范圍,2005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也對如何認定勞動關系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效果並不甚好。《勞動合同法》釐清了勞動合同簽訂、勞動關系建立和實際用工三者之間的關系,不再將勞動合同作為勞動關系建立的唯一表現形式,僅是作為書面證據,勞動關系建立以實際用工為判斷標准,並對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行為規定了支付雙倍工資、勞動關系轉為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法律責任,強化了法律後果。上述規定使因不簽勞動合同而導致事實勞動關系的現象有所改觀:在2005年《勞動法》實施的檢查中,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不到20%,個體經濟組織的簽訂率更低;而《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以來,全社會勞動合同意識普遍提高,勞動合同簽訂率明顯上升,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達93%,新簽勞動合同的平均期限有所延長,就業、再就業工作力度進一步加大,企業職工尤其是農民工權益保障工作得到加強。[11]
非典型勞動關系是適應了市場需求的靈活性和勞動者自主擇業的需要而出現的勞動關系,學界對其尚未形成准確的界定[12],其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多樣,如勞務派遣、兼職、非全日制用工、承包經營、臨時用工等。非典型勞動關系同樣具備了勞動關系的本質屬性,只是與典型勞動關系相比,從屬性的程度有所弱化。從屬性是勞動關系的最大特色,從內容來看,可分為人格上、經濟上和組織上的從屬性。傳統的標准勞動關系強調從屬性的一致性和重合性,勞動者在特定的工作場所、勞動方式、組織規則方面接受用人單位的控制,而在非典型勞動關系下,這三種從屬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化,尤其是組織從屬性弱化,如勞務派遣關系中存在被派遣勞動者、派遣單位、用工單位三方主體,派遣單位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報酬、繳納社會保險費等,勞動者卻在工作中受用工單位的管理和監督,派遣單位和用工單位對勞動者在組織上的控制弱化。勞動派遣突破傳統勞動關系中僱主與雇員的一一對應關系,形成了三角互動關系,其最大的特點是僱傭與使用相分離。這類勞動關系並非為勞動法所鼓勵,但在原有的勞動法下找不到相應的制度規范,成為用人單位藉以規避勞動法義務的工具。實踐中長期派遣、自我派遣、再派遣現象普遍,勞動者獲得的報酬相對低,勞動條件不高,派遣單位與用工單位互相推諉責任,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極易受到侵害。為此《勞動合同法》以專節規定了勞務派遣,包括勞務派遣單位、用工單位和勞動者的權利義務,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勞務派遣單位和用工單位的義務,同工同酬等內容,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勞動者權益。《勞動合同法》的規定也有不足之處,比如對勞務派遣工作崗位的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規定模糊,沒有明確的判斷標准。但是,該法確為勞務派遣的規制提供了立法指引,將勞務派遣行為納入法律調整范疇。非全日制用工也是非典型勞動關系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實踐中被廣泛採用。非全日制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鬆散,勞動者的權益易受侵害。2007年隨著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多家國際知名企業大量使用非全日制工時,在規避勞動法管轄、不執行當地小時工資標准、超時使用員工、不為員工繳納工傷保險等方面涉嫌非法用工事件的曝光,非全日制用工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勞動合同法》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於非全日制用工若干問題的意見》的基礎上,設專節從最高周工作時間、非全日制勞動合同的形式和解除、試用期條款、勞動報酬等方面規范非全日制用工行為,為保護非全日制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提供了立法依據。
2、勞動法價值觀念上的轉變——確立和深化了傾斜保護勞動者和保護勞動者基本權利的原則
「價值問題雖然是一個困難問題,它是法律科學所不能迴避的,即使是最粗糙的、最草率的或最反復無常的關系調整或行為安排,在其背後總有對各種相互沖突和相互重迭的利益進行評價的某種准則。」[13]價值之功能在於為思想和行為提供理論框架,為現行制度提供解釋和說明,確定法的價值取向,它有助於對立法設計提供方向指引。勞動法所具有的社會法屬性決定了其以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權為價值標准,這在學界已形成了共同的範式。
勞動法以勞動關系為主要調整對象。在勞動關系中,勞動力擁有者與勞動力使用者分離,勞動者必須通過提供勞動才能實現生存權,而資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其具有優勢地位,二者之間存在天然的不平等。用人單位的經濟優位、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不平衡以及信息的不對稱使勞動者處於弱勢地位,勞動關系所特有的人身屬性又使勞動者在人格和經濟上都從屬於用人單位,「強資本、弱勞動」的局面長期存在。因此,勞動法在尊重勞動關系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礎上必須有公法的介入,實行國家干預,通過立法矯正勞動關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以達到實質平等,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勞動法具有社會法屬性,屬於第三法域,而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權以實現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勞動法的社會法屬性使然。勞動權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也是人權的重要內容,具有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屬性。在我國,勞動權的涵蓋面很廣,是多項具體權利的集合,包括勞動就業權、勞動報酬權、休息休假權、勞動保護權、職業培訓權、社會保險權、提請勞動爭議處理權、組織工會和參與民主管理權等內容。
「傾斜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立法宗旨是勞動法保護勞動權的價值取向在勞動立法中的集中反映。《勞動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地規定「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系,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明確了傾斜保護原則。勞動保護、集體合同、勞動爭議處理等單行立法在規則設置上也體現了傾斜保護原則。《勞動合同法》在制定過程中對立法宗旨的表述有所反復,引起「單保護」與「雙保護」之爭,即立法宗旨應表述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還是「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雙方的合法權益」,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強化對勞動者的保護還是對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實行平等保護。勞動法從民法中分離出來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勞動關系的特殊性使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並非在實質上處於同等地位,法律從社會公平正義的目的出發,必須給予弱勢群體傾斜保護,如果對雙方平等保護,完全可以由民法來規范,勞動法成為獨立法律部門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當然,保護勞動權並不等於不保護用人單位的權益,而是在保護雙方權益的基礎上傾斜保護勞動權。正是基於對勞動法整體體系的考量、勞動關系雙方不平等的實質以及我國勞動關系強資本弱勞動的現狀,《勞動合同法》將保護勞動權的立法價值貫徹始終,規定「明確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這表明立法在強調對勞動關系雙方利益保護的同時傾斜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在新形勢下,勞動法保護勞動權的立法價值理念得以深化。「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入憲,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要求加快社會領域立法,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為社會法提出了重大的立法指向變化。人權、民生與勞動者的生存權密切相關,生存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對人權的保障即是對生存權的關注,而民生問題的解決也意味著對勞動權保護的強化。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2009年4月13日發布的《國家人權行 的憲法原則,既尊重人權普遍性原則,又從基本國情出發,切實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保障人權的首要位置,在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基礎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
這一理念也被貫徹到勞動法的具體制度中。以勞動權保護的狀況來考察,一方面,勞動權保護的主體范圍不斷擴大。《勞動法》將受勞動法保護的勞動者限定為與境內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以及與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 動者,其調整范圍過於狹窄,已受到學界的質疑。隨著用工主體的多元化,勞動合同法的適用范圍有所擴大,與民辦非企業單位等組織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以及一部分在事業單位實行聘用制的勞動者,被納入到《勞動合同法》的調整范疇。特殊勞動者群體的合法權益保護一直受到勞動法關注,並有了進一步發展。這類群體因其生理、心理等因素,是勞動者中的弱勢群體,權益更易受到侵害,需要法律給予特別保護。我國制定了相關規定來保護女職工、未成年工、下崗職工、農民工等的勞動權,2008年修訂的《殘疾人保障法》以及2007年出台的《殘疾人就業條例》更是從多方面來保障殘疾人勞動權的實現。在特殊群體弱勢地位凸顯以及就業歧視現象嚴重的形勢下,《就業促進法》將實踐中極易遭受勞動就業歧視的少數民族、傳染病病原攜帶者、農村勞動者等群體納入調整范圍,為其提供公平的就業環境和就業機會,並規定違法實施就業歧視的,勞動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為遭受就業歧視的勞動者提供了救濟途徑。另一方面,勞動權保護的內容不斷完善。勞動就業權是勞動者行使勞動權的基礎權利,在平等的理念下,就業機會平等是應有之義,針對社會中的各種歧視現象以及原有立法的不足,學界對就業歧視展開了深入研究,國家也通過《就業促進法》,明確國家的責任和用人單位的義務,以保障勞動者的勞動就業權。立法對勞動權的保護從最初建立勞動安全衛生制度保障勞動者的生命權為基礎,發展到對勞動者健康權的保護,其典型代表是頒布了《職業病防治法》、《使用有毒物品作業場所勞動保護條例》、《職業健康監護管理辦法》等一系列規定來預防、控制和消除職業病危害,防治職業病,保障勞動者健康權。由於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保障勞動者的人格權也成為勞動法範式在價值理念上深化發展的體現,最典型的是保障勞動者的隱私權以及對工作場所性騷擾侵權的規制。以工作場所性騷擾為例,其危害可以是多方面的,對受害人而言,損害其身心健康,還往往因被迫辭職造成經濟上的損害,對僱主而言,不但會形成員工彼此間之猜忌敵對,而且也會造成士氣低落及生產力降低,由於整個工作環境氣氛惡劣,更易產生工作效率降低、缺席率變高及員工跳槽流動性增加之困境。
工作場所性騷擾在國外不僅作為一種就業歧視,而且是一種性別歧視,有專門立法予以規制,如美國歷經多次修正的《民權法》已成為提起工作場所性騷擾訴訟最重要的法律依據。我國台灣地區也於2002年頒布了「兩性工作平等法」,規制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我國目前沒有規范工作場所性騷擾的直接規定,但實踐中已出現了不少相關的案例,如2001年西安市某國有企業女職員起訴要求其男上司因對自己進行了長達7年的性騷擾賠禮道歉案件,是我國首例進入法律程序的性騷擾案,該案由於證據不足以證明性騷擾事實的存在,被駁回起訴。針對女職員受性騷擾的困境,2005年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首次在法律層面明確了「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並規定了對受害人的救濟途徑,其雖然並未將性騷擾局限於工作場所,但對規制工作場所性騷擾、保護勞動者的權利邁出了一步。地方法規在貫徹實施該法時作了補充和完善,如2007年四川省《〈婦女權益保障法〉實施辦法》(修正案)中,強調「用人單位和僱主應當採取措施預防和制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並規定「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單位或僱主有過錯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復雜,還有待深入研究。
3、勞動法定位上的轉變——從國家本位到社會本位
勞動法遵循國家本位範式,是計劃經濟思想在法律上的反映。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是中央高度集權,把全國作為單一的經濟組織,實行「勞資大統一」的管理模式。在國家本位下,勞動關系國家化趨勢明顯。新中國成立以來,全民所有制企業佔主要比例,受國家領導和計劃安排,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企業自身沒有獨立自主的經營權,勞動關系的當事人實際上是國家和勞動者,國家實行統包統配,勞動者在擇業上沒有選擇權,進入單位後便具有固定工身份,勞動關系固化;在工資報酬上由國家統一定級,勞動者干好乾壞都一樣,此即所謂的「鐵飯碗」、「鐵工資」。與此相適應,勞動者對國家有較強的人身依附性,國家主要以行政手段調整勞動關系,尤其是國家根據用人單位所有制形式,對勞動者的權利和義務制定了不同的勞動標准,行政化色彩濃厚;勞動法調整模式單一,注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勞動合同制度沒有形成,由國家制定標准實行管理是主要形式。
國家本位勞動法範式的確立,與我們如何看待個體利益與國家作用之間的衡平密切聯系。勞動法具有私法屬性和公法屬性,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關系中私的因素被忽視,用人單位不是勞動關系的主體,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也只是服從國家安排,個體利益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而是與國家利益高度一致,由此,國家的作用被強化,管理職能突出,公法因素被無限放大,可以說,這一時期將勞動法定位為公法似乎更為准確。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用人單位的主體地位確立,有了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尤其是多種所有制形式的並存和發展,權利意識的復甦也使勞動者的個體地位強化,不同主體之間利益的沖突形成了多元利益格局。新形勢下,再固守原有的勞動法範式,已無法適應時代發展。基於對個體的關注和解決利益沖突的考量,勞動法範式向社會本位轉變,而這種轉變並非一蹴而就。《勞動法》以社會本位為範式,建立了一套社會化的調整體制,但《勞動法》從1979年起草到1994年正式出台,歷經15個春秋,跨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大時期,盡管市場取向明確,突破了所有制界限而賦予各類企業平等的法律地位,建立了統一適用的勞動規范,但某些調整勞動關系的制度還留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痕跡。在對勞動法修改和完善的過程中,勞動法實現了從國家本位到社會本位的蛻變。社會本位突出了對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關註:在勞動就業上,改革國家統包統配的就業方式,確立了勞動者的自主擇業權和用人單位的用工自主權,實行雙向選擇;在調節勞動關系方面,引入勞動合同制度,引導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通過平等協商建立勞動關系,並通過集體合同制度提高勞動者的談判能力,保障勞動者權益;在工資分配上,用人單位享有工資分配自主權,並積極推動工資集體協商機制,賦予勞動者民主參與工資分配權;進行社會保險制度改革,保障勞動者的生存權;等等。
勞動法要實現社會本位,關鍵是處理好國家和政府在調整勞動關系中的職能。有學者圍繞國家干預,提出了「社會勞動關系三方主體論」、「政府權利主體論」、「政府義務主體論」等理論,其核心是將國家作為勞動關系主體。由於勞動法兼具私法屬性和公法屬性,國家在不同的勞動關系領域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勞動關系的平等屬性要求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勞動關系的隸屬性則要求國家進行干預,因此國家能否成為勞動關系主體不能一概而論,確定政府的職能和角色應明確具體的勞動關系領域。在具有私法因素的領域,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是勞動關系的主體,國家和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尊重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享有充分的自由協商空間,為雙方提供製度保障。如在勞動就業方面,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享有雙向選擇權,政府的主要責任在於創造公平就業環境和公平就業機會;在勞動關系協調法方面,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是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的主體,國家可以通過任意性規范引導雙方協商,但不能強制決定合同的具體內容。在具有公法因素的領域,國家則需要通過強制性規范主導勞動關系的調整,保障勞動者權益,這集中體現在勞動標准法方面,國家制定最低勞動標准,為勞動者的權利和義務設定最低限度,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約定不能突破這一限度,否則約定無效,適用國家標準的目的是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在勞動監察方面,國家的職能是履行法定職責,通過勞動監察有效預防、糾正用人單位違反勞動法的行為,從執法上保障勞動權的實現。
4、勞動法調整模式上的轉變——從單一模式到個體自治、團體自治和國家強制三種模式共存
基於對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考量,勞動法確立了個體自治、團體自治和國家強制三大調整模式,在制度領域,則體現為勞動合同、集體合同和勞動基準三大制度調整勞動關系,共同發揮作用。一方面,勞動法具有私法屬性,單個的勞動合同是勞動者意思自治的結果,需要個體自治予以調整,勞動合同制度旨在尊重和保障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另一方面,由於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所處的弱勢地位和勞動社會化的因素,個體自治不足以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因此勞動立法不僅強調勞動合同當事人合意的平等性,還注重合同內容在客觀上的妥當性,防止雙方之間因地位的不平等導致自由協商的結果嚴重失衡,損害勞動者權益。團體自治和國家強制正是實現這一保護功能的機制。團體自治旨在通過團體力量為勞動者爭取更有利的勞動條件,在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利益的差異中尋求平衡;國家強制則以國家公權力干預勞動合同自由的任意性,設定最低勞動標准,界定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界限,防止用人單位隨意損害勞動者權益。
受社會本位範式的影響,我國勞動法在調整模式上也經歷了範式的轉變。在國家本位下,由於對個體權利意識的忽視和對國家作用的強化,勞動關系完全納入行政管理調整,以私法方式調整勞動關系被完全排除,國家制定勞動標准,實行國家強制是當時唯一的調整模式。隨著權利意識的復甦和市場經濟觀念的深入,勞動合同制度得以推行。從1986年國務院發出《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等規定以來,過去的固定工制度被打破,建立起了勞動合同制度;《勞動法》總結勞動合同制度經驗,以立法的形式專章規定了勞動合同制度;《勞動合同法》在此基礎上對勞動合同的訂立、變更、解除、終止等內容進行了補充和完善,為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通過平等協商建立勞動關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勞動合同制度在我國的發展歷程表明:個體權利受到關注,勞動法的私法屬性得到重視,個體自治調整模式的地位由此確定下來並以國家強制和團體自治為保障。
『貳』 淺析勞動法的產生發展及其意義
《勞動法》促進了勞動關系的公平與和諧
市場化勞動關系「強資本、弱勞動」的特性決定,絕對市場化絕對會導致勞資關系沖突化。資本主義國家為維護其根本利益,也不得不通過勞動立法對極度失衡的勞動關系進行一定的調整和矯正,勞動立法向勞動者傾斜是其自然的選擇。
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我國勞動立法嚴重缺失,既沒有最低工資規定,也沒有最高工時限制;既沒有勞動合同規范,
也沒有社會保險制度。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可以為所欲為,一方面勞動者權益受到嚴重損害,另一方面勞動關系走向極端化,
跳樓、罷工、傷害投資者和管理者的事件時有發生,企業、職工、國家、社會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企業的發展不能以犧牲勞動者的正當利益為代價,資本與勞動兩大要素彼此關聯、相互作用、不可偏廢,否則企業發展無從談起,甚至生存都是問題。
《勞動法》開宗明義將「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作為立法基本宗旨,通過確立基本勞動標准條件和協調勞動關系的規則程序,以及勞動監察、爭議處理和社會保險等制度,全面規范企業用工行為,
積極倡導正確的用工理念,充分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從而推動勞動關系的公平公正,促進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維護市場經濟的基本秩序。
正是《勞動法》的向勞動者「傾斜」,以及其確定的勞動標准條件和協調勞動關系的規則既符合國際勞工標準的要求,又符合中國發展的國情,
才維持了「強資本、弱勞動」前提下傾斜性的勞動關系相對平衡穩定,才使得市場經濟條件下充滿利益沖突的勞資雙方相對和平和諧,才保證了全球經濟下行背景下企業績效的相對持續向好。
《勞動法》為勞動者依法主張和維護權益,企業依法規范和管理勞動關系,促進企業和諧發展提供了依據和保障。
『叄』 勞動法最早頒布出台時間
法律分析:勞動法最早屬於民法的范圍,十九世紀以來,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勞動法在各國的法律體系中日益佔有重要的地位,並逐漸脫離民法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1802年,英國議會通過了世界上第一部勞動法——《學徒健康與道德法》,禁止紡織廠使用9歲以下的學徒,並規定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12小時,同時禁止做夜班。 十月革命後,1918年蘇維埃政府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勞動法典,並於1922年頒布了新的《蘇維埃勞動法典》。 早在1931年1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工農兵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先後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合同》、《企業職工獎懲條例》、《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條例》等一系列勞動法規。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第一條 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系,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
『肆』 誰能介紹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發展歷史
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
1994年7月5日中華人內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容二十八號公布;
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第十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修正。
『伍』 勞動法產生的歷史背景
勞動法是近、現代的產物,再往前追溯,勞動法是融於民法當中,從民法中分離出來的;婚姻家庭法、經濟法這些都是從民法當中分離出來的,那麼既然分離出來,必有其內在聯系,不能割裂。1802年英國下議院通過的《學徒健康與道德法》,這個法主要限定了童工的勞動時間,工人運動最早是經濟斗爭,從縮短工作時間作為奮斗目標。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鎮壓工人運動,另一方面也作出一些讓步,大部分也從立法上對工作時間有一些限制,限制一些工廠主對工人工作時間的要求。後來勞動法越來越健全,各國立法逐步發展,勞動法真正從民法脫胎出來,作為獨立的法律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後。最早是1918年《蘇俄的勞動法典》。中國最早的勞動法典,是1931年頒布的,解放後大多使用的是單行法規。典型的勞動法典是1995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勞動法典是一個主幹,除了這些法典以外,還有其它的法規和補充規定,包括一些勞動政策。勞動法從民法中脫胎出來,不是人為的,不是主觀意志的產物,它是源於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徵,慢慢脫胎出來的。
『陸』 勞動法的發展歷程
法律分析: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1994年7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八號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修改如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九十二條中的「依照刑法第×條的規定」、「比照刑法第×條的規定」修改為「依照刑法有關規定」。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作出修改。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第一條 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系,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
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
第三條 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休息休假的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勞動權利。
勞動者應當完成勞動任務,提高職業技能,執行勞動安全衛生規程,遵守勞動紀律和職業道德。
第四條 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立和完善規章制度,保障勞動者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
第五條 國家採取各種措施,促進勞動就業,發展職業教育,制定勞動標准,調節社會收入,完善社會保險,協調勞動關系,逐步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
『柒』 勞動法是什麼時候建立的
我國《勞動法》是指1994年7月5日八屆人大通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2007年6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審議通過,並於2008年1月1日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被俗稱為新「勞動法,對勞動合同制度做了進一步完善。【法律依據】根據《勞動法》第二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
『捌』 中國勞動法實施於哪一年
法律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實施於1995年,於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等七部法律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第一條 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系,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 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
『玖』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勞動法頒布了幾個版本有過幾次修訂現行的又是哪一個呢
我國《勞動法》復是制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1994年7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八號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此後沒有對《勞動法》做過修改。
2007年6月29日頒布了《勞動合同法》,該法從2008年1月1日起生效實施,最新的消息是2012年12月28日通過修改,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這個法律和《勞動法》不完全相同,一個是調整勞動關系的整體性法律,一個僅僅是調整勞動合同關系的法律。所以不能簡單理解為對勞動法的修改。
現在兩部法律都仍然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於2007年12月29日通過,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現行有效。是勞動部門對勞動爭議仲裁的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對勞動爭議出台了三個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二、三。
『拾』 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是什麼時候頒布的,又是什麼時候開始實施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1994年7月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第二十八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於1994年7月5日通過,現予以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系,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
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
第三條 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休息休假的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勞動權利。
勞動者應當完成勞動任務,提高職業技能,執行勞動安全衛生規程,遵守勞動紀律和職業道德。
第四條 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立和完善規章制度,保障勞動者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
第五條 國家採取各種措施,促進勞動就業,發展職業教育,制定勞動標准,調節社會收入,完善社會保險,協調勞動關系,逐步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
第六條 國家提倡勞動者參加社會義務勞動,開展勞動競賽和合理化建議活動,鼓勵和保護勞動者進行科學研究、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表彰和獎勵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
第七條 勞動者有權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
工會代表和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依法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
第八條 勞動者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大會、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參與民主管理或者就保護勞動者法合權益與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協商。
第九條 國務院勞動行政部門主管全國勞動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勞動工作。
第二章 促進就業
第十條 國家通過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就業條件,擴大就業機會。
國家鼓勵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范圍內興辦產業或者拓展經營,增加就業。
國家支持勞動者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從事個體經營實現就業。
第十一條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發展多種類型的職業介紹機構,提供就業服務。
第十二條 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
第十三條 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在錄用職工時,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准。
第十四條 殘疾人、少數民族人員、退出現役的軍人的就業,法律、法規有特別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十五條 禁止用人單位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
文藝、體育和特種工藝單位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必須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履行審批手續,並保障其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第三章 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
第十六條 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定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
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
第十七條 訂立和變更勞動合同,應當遵循平等自願、協商一致的原則,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勞動合同依法訂立即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必須履行勞動合同規定的義務。
第十八條 下列勞動合同無效:
(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勞動合同;
(二)採取欺詐、威脅等手段訂立的勞動合同。
無效的勞動合同,從訂立的時候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確認勞動合同部分無效的,如果不影響其餘部分的效力,其餘部分仍然有效。
勞動合同的無效,由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或者人民法院確認。
第十九條 勞動合同應當以書面形式訂立,並具備以下條款:
(一)勞動合同期限;
(二)工作內容;
(三)勞動保護和勞動條件;
(四)勞動報酬;
(五)勞動紀律;
(六)勞動合同終止的條件;
(七)違反勞動合同的責任。
勞動合同除前款規定的必備條款外,當事人可以協商約定其他內容。
第二十條 勞動合同的期限分為有固定期限、無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為期限。
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以上,當事人雙方同意續延勞動合同的,如果勞動者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
第二十一條 勞動合同可以約定試用期。試用期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
第二十二條 勞動合同當事人可以在勞動合同中約定保守用人單位商業秘密的有關事項。
第二十三條 勞動合同期滿或者當事人約定的勞動合同終止條件出現,勞動合同即行終止。
第二十四條 經勞動合同當事人協商一致,勞動合同可以解除。
第二十五條 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一)在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
(二)嚴重違反勞動紀律或者用人單位規章制度的;
(三)嚴重失職,營私舞弊,對用人單位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
(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但是應當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人:
(一)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醫療期滿後,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由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經過培訓或者調整工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的;
(三)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原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當事人協商不能就變更勞動合同達成協議的。
第二十七條 用人單位瀕臨破產進行法定整頓期間或者生產經營狀況發生嚴重困難,確需裁減人員的,應當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後,可以裁減人員。
用人單位依據本條規定裁減人員,在六個月內錄用人員的,應當優先錄用被裁減的人員。
第二十八條 用人單位依據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的,應當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經濟補償。
第二十九條 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不得依據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
(一)患職業病或者因工負傷並被確認喪失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
(二)患病或者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內的;
(三)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內的;
(四)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條 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工會認為不適當的,有權提出意見。如果用人單位違反法律、法規或者勞動合同,工會有權要求重新處理;勞動者申請仲裁或者提起訴訟的,工會應當依法給予支持和幫助。
第三十一條 勞動者解除勞動合同,應當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
第三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勞動者可以隨時通知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
(一)在試用期內的;
(二)用人單位以暴力、威脅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強迫勞動的;
(三)用人單位未按照勞動合同約定支付勞動報酬或者提供勞動條件的。
第三十三條 企業職工一方與企業可以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簽訂集體合同。集體合同草案應當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通過。
集體合同由工會代表職工與企業簽訂;沒有建立工會的企業,由職工推舉的代表與企業簽訂。
第三十四條 集體合同簽訂後應當報送勞動行政部門;勞動行政部門自收到集體合同文本之日起十五日內未提出異議的,集體合同即行生效。
第三十五條 依法簽訂的集體合同對企業和企業全體職工具有約束力。職工個人與企業訂立的勞動合同中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等標准不得低於集體合同的規定。
第四章 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
第三十六條 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
第三十七條 對實行計件工作的勞動者,用人單位應當根據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的工時制度合理確定其勞動定額和計件報酬標准。
第三十八條 用人單位應當保證勞動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第三十九條 企業因生產特點不能實行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規定的,經勞動行政部門批准,可以實行其他工作和休息辦法。
第四十條 用人單位在下列節日期間應當依法安排勞動者休假:
(一)元旦;
(二)春節;
(三)國際勞動節;
(四)國慶節;
(五)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休假節日。
第四十一條 用人單位由於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後可以延長工作時間,一般每日不得超過一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
第四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延長工作時間不受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的限制:
(一)發生自然災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脅勞動者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需要緊急處理的;
(二)生產設備、交通運輸線路、公共設施發生故障,影響生產和公眾利益,必須及時搶修的;
(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三條 用人單位不得違反本法規定延長勞動者的工作時間。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應當按照下列標准支付高於勞動者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的工資報酬:
(一)安排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的,支付不低於工資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資報酬;
(二)休息日安排勞動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補休的,支付不低於工資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資報酬;
(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勞動者工作的,支付不低於工資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資報酬。
第四十五條 國家實行帶薪年休假制度。
勞動者連續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帶薪年休假。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五章 工資
第四十六條 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
工資水平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國家對工資總量實行宏觀調控。
第四十七條 用人單位根據本單位的生產經營特點和經濟效益,依法自主確定本單位的工資分配方式和工資水平。
第四十八條 國家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最低工資的具體標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報國務院備案。
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
第四十九條 確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標准應當綜合參考下列因素:
(一)勞動者本人及平均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
(二)社會平均工資水平;
(三)勞動生產率;
(四)就業狀況;
(五)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第五十條 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
第五十一條 勞動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喪假期間以及依法參加社會活動期間,用人單位應當依法支付工資。
第六章 勞動安全衛生
第五十二條 用人單位必須建立、健全勞動安全衛生制度,嚴格執行國家勞動安全衛生規程和標准,對勞動者進行勞動安全衛生教育,防止勞動過程中的事故,減少職業危害。
第五十三條 勞動安全衛生設施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標准。
新建、改建、擴建工程的勞動安全衛生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
第五十四條 用人單位必須為勞動者提供符合國家規定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和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對從事有職業危害作業的勞動者應當定期進行健康檢查。
第五十五條 從事特種作業的勞動者必須經過專門培訓並取得特種作業資格。
第五十六條 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安全操作規程。
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管理人員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有權拒絕執行;對危害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行為,有權提出批評、檢舉和控告。
第五十七條 國家建立傷亡事故和職業病統計報告和處理制度。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有關部門和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對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傷亡事故和勞動者的職業病狀況,進行統計、報告和處理。
第七章 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護
第五十八條 國家對女職工和未成年工實行特殊勞動保護。
未成年工是指年滿十六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的勞動者。
第五十九條 禁止安排女職工從事礦山井下、國家規定的第四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勞動和其他禁忌從事的勞動。
第六十條 不得安排女職工在經期從事高處、低溫、冷水作業和國家規定的第三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勞動。
第六十一條 不得安排女職工在懷孕期間從事國家規定的第三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勞動和孕期禁忌從事的勞動。對懷孕七個月以上的女職工,不得安排其延長工作時間和夜班勞動。
第六十二條 女職工生育享受不少於九十天的產假。
第六十三條 不得安排女職工在哺乳未滿一周歲的嬰兒期間從事國家規定的第三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勞動和哺乳期禁忌從事的其他勞動,不得安排其延長工作時間和夜班勞動。
第六十四條 不得安排未成年工從事礦山井下、有毒有害、國家規定的第四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勞動和其他禁忌從事的勞動。
第六十五條 用人單位應當對未成年工定期進行健康檢查。
第八章 職業培訓
第六十六條 國家通過各種途徑,採取各種措施,發展職業培訓事業,開發勞動者的職業技能,提高勞動者素質,增強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和工作能力。
第六十七條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把發展職業培訓納入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劃,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個人進行各種形式的職業培訓。
第六十八條 用人單位應當建立職業培訓制度,按照國家規定提取和使用職業培訓經費,根據本單位實際,有計劃地對勞動者進行職業培訓。
從事技術工程的勞動者,上崗前必須經過培訓。
第六十九條 國家確定職業分類,對規定的職業制定職業技能標准,實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由經過政府批準的考核鑒定機構負責對勞動者實施職業技能考核鑒定。
第九章 社會保險和福利
第七十條 國家發展社會保險事業,建立社會保險制度,設立社會保險基金,使勞動者在年老、患病、工傷、失業、生育等情況下獲得幫助和補償。
第七十一條 社會保險水平應當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承受能力相適應。
第七十二條 社會保險基金按照保險類型確定資金來源,逐步實行社會統籌。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
第七十三條 勞動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會保險待遇:
(一)退休;
(二)患病、負傷;
(三)因工傷殘或者患職業病;
(四)失業;
(五)生育。
勞動者死亡後,其遺屬依法享受遺屬津貼。
勞動者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的條件和標准由法律、法規規定。
勞動者享受的社會保險金必須按時足額支付。
第七十四條 社會保險基金經辦機構依照法律規定收支、管理和運營社會保險基金,並負有使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責任。
社會保險基金監督機構依照法律規定,對社會保險基金的收支、管理和運營實施監督。
社會保險基金經辦機構和社會保險基金監督機構的設立和職能由法律規定。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挪用社會保險基金。
第七十五條 國家鼓勵用人單位根據本單位實際情況為勞動者建立補充保險。
國家提倡勞動者個人進行儲蓄性保險。
第七十六條 國家發展社會福利事業,興建公共福利設施,為勞動者休息、休養和療養提供條件。
用人單位應當創造條件,改善集體福利,提高勞動者的福利待遇。
第十章 勞動爭議
第七十七條 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勞動爭議,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調解、仲裁、提起訴訟,也可以協商解決。
第七十八條 解決勞動爭議,應當根據合法、公正、及時處理的原則,依法維護勞動爭議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第七十九條 勞動爭議發生後,當事人可以向本單位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解不成,當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當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論。
第八十條 在用人單位內,可以設立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由職工代表、用人單位代表和工會代表組成。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主任由工會代表擔任。
勞動爭議經調解達成協議的,當事人應當履行。
第八十一條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由勞動行政部門代表、同級工會代表、用人單位方面的代表組成。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主任由勞動行政部門代表擔任。
第八十二條 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應當自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仲裁裁決一般應在收到仲裁申請的六十日內作出。對仲裁裁決無異議的,當事人必須履行。
第八十三條 勞動爭議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一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不起訴又不履行仲裁裁決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第八十四條 因簽訂集體合同發生爭議,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成的,當地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可以組織有關各方協調處理。
因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爭議,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成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十一章 監督檢查
第八十五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依法對用人單位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的行為有權制止,並責令改正。
第八十六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監督檢查人員執行公務,有權進入用人單位了解執行勞動法律、法規的情況,查閱必要的資料,並對勞動場所進行檢查。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監督檢查人員執行公務,必須出示證件,秉公執法並遵守有關規定。
第八十七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對用人單位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情況進行監督。
第八十八條 各級工會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用人單位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情況進行監督。
任何組織和個人對於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的行為有權檢舉和控告。
第十二章 法律責任
第八十九條 用人單位制定的勞動規章制度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由勞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改正;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九十條 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的,由勞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改正,並可以處以罰款。
第九十一條 用人單位有下列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情形之一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報酬、經濟補償,並可以責令支付賠償金:
(一)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的;
(二)拒不支付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報酬的;
(三)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支付勞動者工資的;
(四)解除勞動合同後,未依照本法規定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的。
第九十二條 用人單位的勞動安全設施和勞動衛生條件不符合國家規定或者未向勞動者提供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和勞動保護設施的,由勞動行政部門或者有關部門責令改正,可以處以罰款;情節嚴重的,提請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決定責令停產整頓;對事故隱患不採取措施,致使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勞動者生命和財產損失的,對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第九十三條 用人單位強令勞動者違章冒險作業,發生重大傷亡事故,造成嚴重後果的,對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九十四條 用人單位非法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處以罰款;情節嚴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
第九十五條 用人單位違反本法對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的保護規定,侵害其合法權益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處以罰款;對女職工或者未成年工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九十六條 用人單位有下列行為之一,由公安機關對責任人員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罰款或者警告;構成犯罪的,對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以暴力、威脅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強迫勞動的;
(二)侮辱、體罰、毆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勞動者的。
第九十七條 由於用人單位的原因訂立的無效合同,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九十八條 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的條件解除勞動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訂立勞動合同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九十九條 用人單位招用尚未解除勞動合同的勞動者,對原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該用人單位應當依法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第一百條 用人單位無故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其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的,可以加收滯納金。
第一百零一條 用人單位無理阻撓勞動行政部門、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行使監督檢查權,打擊報復舉報人的,由勞動行政部門或者有關部門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對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一百零二條 勞動者違反本法規定的條件解除勞動合同或者違反勞動合同中約定的保密事項,對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第一百零三條 勞動行政部門或者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的,給予行政處分。
第一百零四條 國家工作人員和社會保險基金經辦機構的工作人員挪用社會保險基金,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本法規定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已規定處罰的,依照該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處罰。
第十三章 附則
第一百零六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本法和本地區的實際情況,規定勞動合同制度的實施步驟,報國務院備案。
第一百零七條 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