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行政訴訟法原告資格認定

⑴ 如何認定行政訴訟主體資格

法律分析：我國現行法律對行政訴訟原告的要求是適格，即構成原告資格的條件是：第一，起訴人認為其合法權益受到具體行政行為侵害。第二，起訴人與具體行政行為之間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因此，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只要具備上述兩種情形中的一種，便可認定其符合行政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二十六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

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

復議機關在法定期限內未作出復議決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起訴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起訴復議機關不作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

兩個以上行政機關作出同一行政行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共同被告。

⑵ 《行政訴訟法》關於原告資格的規定有哪些

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是指行政訴訟的身份條件，在本質上是指起訴人與行政主體的行為或不作為或所爭議的行政法律關系的利害關系。我國法律、司法解釋有關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規定主要有兩條，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稱《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二是《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稱《若干解釋》)第十二條規定：「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該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根據上述規定，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核心要素可以概括為三個：一是「認為「;二是「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三是「合法權益」，而司法實踐中的分歧主要體現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上。
「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是指起訴人與被訴行為之間存在直接利益關系，這種直接利益關系是基於具體的法律關系而產生的。可見，利害關系的前提是有具體的法律關系。
「無利益則無訴權」是行政訴訟法的重要理念。對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能孤立地理解。《若干解釋》第一條將「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排除在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之外，意味著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必定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從產生實際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將「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解釋為對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這種實際影響，應當包括積極(不利)影響和消極(有利)影響兩種情況。也就是說，如果行政主體的行為對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了不利影響，原告資格方可具備。
同時，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和《若干解釋》第十二條規定，起訴人必須與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有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否則不具備原告主體資格。同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有事實根據」的要求不同，法院必須首先對起訴人有無主體資格予以嚴格審查。「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是指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權利義務已經或將會產生實際影響。可見，這種利害關系必須是一種已經或者必將形成的關系，不能僅是事實上、不確實的，而必須是法律上、已經確定或者必將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

⑶ 行政訴訟主體資格如何證明

法律分析：行政訴訟法原告主體資格的證明：（1）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2）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行政訴訟法被告主體資格的證明：行政訴訟的被告是指該起訴指控侵犯其行政法上的合法權益和與之發生行政爭議，而由人民法院通知應訴的行政主體。就是說和當事人發生行政爭議，當事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參加訴訟並進行應訴的行政機關。行政訴訟的被告必須是依法享有行政權力、代表國家和地方獨立進行行政管理，並能對自己的行為獨立承擔責任、獨立參加訴訟的組織。具體的行政訴訟中被告主要有以下兩類：第一類是行政機關。行政機關包括：一是平時理解的行政機關，即各級人民政府及職能部門；二是由國務院、省級人民政府批准設立的開發區管理機構及其職能部門，如開發區管委會；三是部分行政機關派出機構在特定情況下也可以單獨作為被告，如公安派出所，在法律法規授權的范圍內以自己的名義作出行政處罰的，可以成為行政法上的被告。除上述行政機關外，還有一類是其他社會組織。包括：1.村民委員會或者居民委員會，在法律、法規、規章的授權履行行政管理職責的范圍，可以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2.部分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在法律、法規、規章授權內實施的，可以成為被告，比如高校、律師協會等行業協會等。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二十六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復議機關在法定期限內未作出復議決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起訴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起訴復議機關不作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兩個以上行政機關作出同一行政行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共同被告。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所作的行政行為，委託的行政機關是被告。行政機關被撤銷或者職權變更的，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是被告。

⑷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1.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2.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3.法律上保護的權益。

⑴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⑵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4.審理方式。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號：（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復議

審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審理程序： 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

【當事人信息】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劉廣明。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蘇省張家港市楊舍鎮人民中路33號。

法定代表人：黃戟，市長。

【訴訟記錄】

再審申請人劉廣明訴被申請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張家港市政府）行政復議一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蘇05行初59號行政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劉廣明不服提起上訴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蘇行終1415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劉廣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內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耿寶建擔任審判長並主審、審判員白雅麗、汪軍參加的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案件基本情況】

一審法院審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張家港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張家港市發改委）向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沙洲公司）作出張發改許備〔2015〕823號《關於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態農業旅遊觀光項目備案的通知》（以下簡稱823號通知）。該通知內容涉及項目名稱、主要功能及建設內容、項目選址、項目總投資及資金籌措、有效期等五個方面。劉廣明於2016年1月通過信息公開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認為該通知將其位於江蘇省張家港市錦豐鎮福利村悅豐片一、二組擁有承包經營權的土地納入其中，該通知存在重大違法情形，遂向張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復議，要求確認違法並予以撤銷。張家港市政府經審查認為，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不具有利害關系，遂於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張行復第2號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並於2016年3月22日送達劉廣明。劉廣明不服，向一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申請人提起行政復議申請，應當與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第十七條規定，項目申報單位憑項目備案機關出具的項目備案通知書，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本案中，823號通知系對建設項目的備案行為，是職權機關就申請人申請備案的項目是否符合項目備案條件依法進行審查後作出的行政行為，該行為產生實體影響的利害關系人是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對其他人的合法權益並不產生直接影響。金沙洲公司僅憑該通知是不能實施開發建設的，還必須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故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並不具有利害關系，其提起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根據《實施條例》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後，發現該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行政復議法和本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的，應當決定駁回行政復議申請。因此，張家港市政府作出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遂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

劉廣明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實與理由，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劉廣明向本院申請再審，請求：1.依法撤銷一、二審判決，並依法改判；2.一、二審訴訟費由張家港市政府承擔。其申請再審的事實和理由為：823號通知具有行政審批效力。該通知是涉案地塊進入徵收程序的必備文件。唯有該通知通過，涉案項目才能啟動其他程序。因此，823號通知並非隻影響到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還直接對用地范圍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產生影響。823號通知將再審申請人的土地納入項目選址范圍，對再審申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於823號通知的作出，導致再審申請人的土地因涉案項目需被徵收的法律後果，且再審申請人作為相關地塊地上附著物所有權人，仍未獲得合法補償，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了嚴重侵害，故再審申請人與823號通知有重大利害關系，再審申請人有權提起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理應受理並履行行政復議職責。二審法院並未就案件情況向再審申請人進行任何詢問即決定進行書面審理，嚴重違反法律規定。

【裁判分析過程】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就本案而言，根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發〔2004〕20號）、《中央預算內直接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政府核准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等規定，發展改革部門對政府投資項目的審批行為和企業投資項目的核准和備案行為，主要是從維護經濟安全、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優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現壟斷等方面，判斷某一項目是否應予審批、核准或備案（以下統稱項目審批行為）。考察上述一系列規定，並無任何條文要求發展改革部門必須保護或者考量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人權益保障問題，相關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須考慮類似於劉廣明等個別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問題。發展改革部門在作出項目審批行為時，也就無需審查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事宜，無需考慮項目用地范圍內單個土地、房屋等權利人的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的保護問題。因此，項目建設涉及的土地使用權人或房屋所有權人與項目審批行為不具有利害關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其以項目審批行為侵犯其土地使用權或者房屋所有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並不具有申請人或者原告主體資格。具體到本案中，張家港市發改委作出823號通知即使涉及劉廣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劉廣明也不能僅以影響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以再審申請人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為由，作出駁回其申請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一、二審法院判決並無不當。再審申請人劉廣明如認為項目建設過程中行政機關的土地徵收與補償等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應當通過其他法定途徑解決。

另外，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應訴若干問題的通知》的相關規定，對於一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逕行裁定駁回起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六條規定，對於二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也可以不開庭審理。因本案的主要爭議是法律適用問題，二審法院未開庭審理而採用書面方式審理，系法院職權所在且不違反法律規定。再審申請人有關二審法院未經詢問即書面審理違法的再審理由，亦不能成立。

綜上，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裁判結果】

駁回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

【文尾】

審 判 長 耿寶建

審 判 員 白雅麗

審 判 員 汪 軍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孫輝妮

書 記 員 周 萍

⑸ 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問題

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問題

【摘要】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問題在理論與實務中一直爭論不斷。

其核心爭議點在於原告資格的內涵以及標准問題。

原告資格不僅是一個程序性的問題，更是法院實體審查的范圍，本文將圍繞這兩個問題展開探討。

【關鍵詞】行政訴訟;原告資格;行政法

一、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內涵

原告資格問題在學界中存在合法權益說、利害關系說、實際影響說等觀點。

筆者認為，行政訴訟資格應該是一種能力並且這種能力能夠獲得法律上的認可，即從實體法的角度來確定什麼人真正具有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的問題。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提起行政訴訟，而是只有滿足法律設定的條件的前提下才具有資格。

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角度來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問題與一個國家公民權利的保障程度息息相關，當一個國家的利益天平向公民權利傾斜的時候，公民獲得權利救濟的途徑往往更廣。

在行政訴訟中，司法機關對行政行為的審查力度就會加大，相應地法律對原告資格的認可度也會隨之增強。

從此種角度看，原告資格與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存在著一定的正向相關關系。

但這不等於說受案范圍等同於原告資格，二者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前者解決的是哪些行政爭議能夠納入司法機關的視野，而原告資格解決的是正當原告的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法律要求的條件並不等同於起訴條件，從寬泛意義上來看，只要起訴人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即可以提起訴訟，但是法院經過實質審查發現起訴人並不是適格的原告，此時起訴人就會收到法院駁回起訴的裁定，他也就不具備提起訴訟的真正權利。

因此，起訴條件的規定是純粹程序的設計，採取推定的方式假定起訴人具備原告資格，但是這種資格的具體認定需要經過法院的審理方能確定。

筆者認為具備原告資格的人是實質享有訴權的人，而起訴人充其量是具備原告資格的人的替身。

二、行政訴訟原告資格認定的標准

對於我國《行政訴訟法》中是否有原告資格的規定一直存在著爭議，焦點集中在《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四十一條以及司法解釋第十二條所確立的是否是原告資格的標准。

筆者認為我國是存在原告資格的規定的，也是存在一定的判斷標準的，主要包含程序和實體兩個方面的要求。

(一)程序條件

《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作為潛在具備原告資格的起訴人只要主觀上認為行政機關所作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利益，即具備程序意義上的提起訴訟的資格。

若同時具備第四十一條規定的其他條件，法院應當予以受理。

法院對於是否具備原告資格的起訴人只進行形式上的審查。

從程序角度審視原告資格，我們不難發現首先應該是發動行政訴訟程序的人，並且主觀上認為與行政機關存在著行政爭議以及行政權力的運作侵犯其合法權益。

之所以在認定原告資格問題上大膽地添加起訴人的主觀感受，這首先是對公民起訴權的尊重，在當今公民訴權較之於行政權相對弱小的時代，公民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並非處於飽和狀態，因此，事實上濫用訴權現象不應該成為法律規制的重點。

這是一種利益博弈的結果，世界各國原告資格的發展幾乎都是呈現出從嚴格到寬松的趨勢。

因此筆者認為，從程序條件來看，只要起訴人具備主觀要件並且啟動行政訴訟程序，在法律意義上就應該推定其具有原告資格，當然這種資格是一種過渡狀態，待司法機關進行實質審查後才能成長為適格原告。

(二)實體條件

從《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來看，判斷是否具備原告資格的實質要件經歷了從“合法權益”標准到“利害關系”標準的轉化。

這種轉化意味著法律對原告資格所設定的限制條件日益寬松，打開了曾經過於嚴苛的法律閘門，強化了對公民訴權的保護力度。

但是這種標准仍然不具有確定性，需要最高法院對此項標准進行更為明確的界定，從而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進行有效的約束。

筆者總體上是贊成法院在受理案件後採取“利害關系人”標准對原告資格進行實體審查。

但是應該將此標准予以明確，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1、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此處“法律”不應狹義的限定為行政法律，否則將是對訴權的更高程度的限制，這將有違於放寬原告資格的立法目的。

以土地確權案件為例，行政機關確認A享有土地使用權，B認為爭議土地系其合法使用的范圍，在這一案件中，倘若不賦予B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那麼該案件也就永遠不可能淪落到法院審查的地步，B的權利將成為法外利益，法律再也不能為B保駕護航。

而若承認B的訴權，那麼B提起行政訴訟的理由應為行政機關頒發給A土地使用權證的行為侵害了其民事權益。

由此，行政法所承認的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應僅限於行政法上的利益。

2、利害關系也有程度的區別，筆者認為，行政訴訟所要求的原告資格應該與具體行政行為存在直接的、現實的利害關系。

直接性是指所受侵害是由具體行政行為造成的，若與具體行政行為所輻射的范圍距離較遠，則不應當承認其原告資格，其可以通過其他的路徑維護自身權益，否則將會使行政機關的執法顧慮增多，也會造成司法權對行政權的過分干預，這樣的一種現狀也不是良好的法治國家所追求的結果。

現實性要求所受損害是客觀存在的，在此不與承認期待利益，法律救濟在行政訴訟中應定位為事後救濟，否則將可能導致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初次判斷權的踐踏的後果。

綜上所述，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問題仍然是理論與實踐的難點，我們需要更為深入的理論研究以及實踐總結，並在此基礎上尋找公民訴權與行政權鏈條上的黃金分割點，從而改變以往二者敵對的姿態，消減彼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進而構建更為和諧的值得信賴的官民關系。

參考文獻：

[1]胡建淼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

[2]羅豪才，湛中樂行政法學(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3]周博論我國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D]復旦大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