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樹斌刑事訴訟法

『壹』 命案必破是怎麼來的

一、何為命案
(一)命案釋義
我們通常所說的命案,一般是指殺人和傷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命案必破」的基本涵義是最大限度地預防和減少命案的發生,即使發生了命案,也必須千方百計地力爭破獲。在2004年11月公安部南京會議(全國偵破命案工作會議)上,公安部認可了此前湖北、河南等地所做的嘗試,正式提出「命案必破」口號。
(二)「命案必破」的緣起
而為什麼會提出「命案必破」呢?應該是源起於1996年和1997年《刑事訴訟法》、《刑法》的修改而導致的公安機關內部組織的變化。
對公檢兩機關而言,1997年《刑事訴訟法》最大的變化就是對公安、檢察院的偵查管轄權作了較大的調整,將原來配屬於檢察院經濟犯罪偵查部門的涉稅、打假等經濟案件的管轄權劃歸公安部門。1998年,以「兩高三部一委」的「四十八條」為最終形成標志,確定了新的管轄格局。
此睜亂外,由於公安機關內部有嚴格的職能分工,而「命案」主要由刑警(支)隊負責,公安內部跨管轄權辦案又是「諱莫如深」的事情,所以如果沒有對「命案」提出特別激勵的話,公安各警種分散的警力和各級公安部門主管領導分散的精力導致的結果一定是「命案破不了」。由於持續的投入不足以及資源調配不均衡,造成命案的偵破率的下降甚至命案偵破上無所作為。
比如此前的黃勇案件、楊新海案件。但命案又存在著極大的惡劣的社會影響,如果不偵破,將給百姓帶來恐懼和不安,基於此,公安部提出「命案必破」的口號。
可是在這種「重破案,輕保護」,特別是搞「嚴打」時,還會有「限期破案」這樣的口號;另外還有破案業績的考核,破案以後就獎勵,案件還沒有定,「英雄」的稱號就給了,這是不正常的。
從此,湖北的佘祥林案、河南趙作海案、內蒙呼格案以及河北的聶樹斌案都是在這種「嚴打」的氛圍中產生的冤案,從證據法學的角度來看,「命案必破」理論也是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的。
二、證據法上關於「命案必破」的探討
邊沁曾經說過:「證據是正義之根基:排除證據,就是排除正義」。當發生刑事案件乃至於命案時,如果站在理想主義的角度排除一切案外因素的話,當事人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以及公權力機關要主持公道、實現正義的基礎無疑首先考量的應當是證據,因為當事人的訴求、司法機關的裁決都必須建立在證據的支撐之上!
從上一段可以看出,「命案」的偵破也必須是在充分證據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確認。我國學者曾先後提出過數十種證據的屬性,目前影響較大的為相關性、可采性、可信性。相關性是證據的根本屬性,它是證據和事實之間的邏輯聯系,它能表示出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一種直接或間接的證明關系。
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48條:「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可采性是證據能否被採納作為定案依據的屬性,表示一種證據資格,首先不相關的證據是不可採的,其次相關證據也不一定採納,因為根據證據對待事實支持或否定的強度不同,從而得出是否採納不同的意見。可信性是指證據有值得相信的特性,實物證據來源也必須可靠,言詞證據也要存在可信性。這是證據的三性。
從證據影響最大的三性中可以看出,證據需要求真、求善,並且根據證明不同的案件事實,還存在排除的過程,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做到每個案子都能發現「既真又善」的證據的,那麼「命案」要求的百分之百破案率也是無從談起了。
再看看「證據之鏡」原理。眾所周知,事實認定是審判過程的重要環節,是正確適用法律的前提。人民法院只有在證據基礎之上查清事實真相,才有可能正確適用法律。事實認定是事實認定者對特定事物及其關系真實存在之可能性的確定。
「命案」的審判是由法官確定的,法官根據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通過經驗推論,通過思維推理來重現過去事實的發生過程。但是,法官並不是案件的親歷者,他只有通過大量的證據來間接的認定事實,從而證據成為溝通案件事實與認識主體之間聯系的唯一橋梁。證據就像一面「鏡子」折射案件事實,沒有證據,就不可能認定案件事實。
「證據之鏡」原理決定了證明標準是概率標准。因為法官在審判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自己的主觀的臆斷,沒有法官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證自己在進行自由心證的過程中可以不偏不枉,完全重復當時案陵早液情發生的真實情況。
在美國,有數據表明,在強奸謀殺審判的死刑定罪中,重罪審判的錯誤率大約在之間。從這些數據也能看出來,對於「命案必破」所要求的百分之百的准確性,確實是不能達到的標准。
再看看證明責任和證明標准問題。證明責任包括舉證責任和說服責任。舉證責任是提出尺物證據的責任,說服責任是提供「充分」證據的責任,與證明標准相連。在刑事訴訟中,一般實行「無罪推定原則」,即訴訟地位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定罪之前應處於無罪的訴訟地位;在舉證責任上,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控訴方承擔;在訴訟權利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當案件發生疑難時,應作有利於被追訴一方的解釋。
而證明標准不僅要說服事實認定者,還要說服對方當事人。訴訟雙方在履行了自己的說服責任後,使對方「心服口服」,使爭端得到終局性解決,從而保證案結事了。
那麼在「命案」中,進行控訴的檢方能夠完美無缺的進行每次控訴嗎,都能搜集到具有高度證明力的證據嗎?這值得我們質疑,更加說明了命案不能百分之百的得到准確的偵破。
三、結語
所以,如果堅持「命案必破」的口號,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極大的促進「命案」的偵破率,也能提高公安機關對於「命案」的重視程度,但由於證據的特點,不能找到百分之百「既真又善」的證據,「命案」根本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確的偵破,如果非要強行為了這一標准偵破,那麼會造成很嚴重的冤假錯案,不利於保護人權

『貳』 我國的司法機關有哪些再審改判聶樹斌無罪體現了哪些司法原則

一、聶樹斌案改判無罪具有重大意義，堪稱我國刑事司法歷史中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件
首先，聶樹斌案改判無罪是我國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中實現的。案件從2005年王書金出現、聶樹斌母親張煥枝不斷申訴，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異地復查、聽證、決定再審到最終宣判，雖然步履艱難，但始終在向正確的方向推進。冤錯案件嚴重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嚴重損害司法公正，嚴重影響法律尊嚴。中央政法委於2013年7月出台《關於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2014年10月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範、及時糾正機制」，要求完善再審制度，解決再審啟動難、改判難問題。沒有這些重要精神和刑事訴訟制度的不斷完善，聶樹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國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
其次，聶樹斌案再審無罪，彰顯了我國最高司法機關重塑司法公信力、糾正冤假錯案的堅定決心，以及敢於直面錯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負責復查的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案件承辦人多次表示，聶樹斌案件的復查、再審要經得起真相與歷史的檢驗。正義也許會遲到、但從不缺席。改判體現了一種審慎的司法觀念。雖然聶樹斌已無法復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對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
再次，聶樹斌案再一次為「疑罪從無」的刑事訴訟原則作了有力的背書。據統計，黨的十八大以來，近三十餘件重大冤假錯案得到糾正，許多案件是按「疑案從無」的原則改判的。「疑罪從無」是人權保障理念的內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則的重要體現，是遵循司法規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範冤錯案件的唯一選擇。聶樹斌案案發時間長、證據滅失多，查清事實和證據的難度極大。在案件復查過程中存在多種不同意見與觀點。從公布的現有證據來看，既不能證明王書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機關認定聶樹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證據。最高人民法院堅持「疑罪從無」改判無罪，為未來的司法活動提供了准則和標桿。
第四，聶樹斌的復審、改判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堅定立場。現代刑事司法體系以審判為中心，人民法院堅守司法中立，樹立司法權威。聶樹斌案長期以來受到社會、媒體和法律學術界的關注，輿情復雜多變。無論輿論如何，審判活動關注的核心始終是證據和事實。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異地復查、再審過程嚴謹、審慎，堅持證據裁判，對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觀的態度,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公正無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二、聶樹斌案改判過程中旨在保障程序正義的各項制度探索，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審是使案件邁向公平正義的重大程序推動。提審作為人民法院審判監督的一種方式，法律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審的已經二審終審的刑事案件為數不多,足見其對提審案件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審本案，是對此案邁向公平正義的重大程序推動，也是對民聲民意、社會關切的有效回應。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異地復查案件，有效避免了自錯自糾和久拖不決。因聶樹斌案在河北省一審、二審，被告人家屬多年申訴無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這在我國刑事訴訟歷史上非常罕見。聶樹斌案被異地復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復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聶樹斌案開啟了疑案異地復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錯案糾偏的示範路徑。
再次，復查、再審環節充分保障當事人參與權、閱卷權和公眾知情權，召開聽證會等有益形式，為處理社會有廣泛影響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參照。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案件復查過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師閱卷權，確保其能夠完整復印、拍攝聶樹斌案及與之緊密相關的王書金案卷宗。舉行聶樹斌復查工作聽證會也是一種有益的制度創新。聽證會邀請了專家學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法院監督員、婦女代表和基層群眾代表等廣泛參與，檢察院派員監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圖文直播,聽證人員填寫不記名意見表等做法，都體現了處理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法治思維和法治精神，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來實現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三、總結聶樹斌無罪案的沉重教訓，完善刑事冤錯案件預防與糾錯制度
刑事誤判、錯案的後果極為嚴重，不僅會對那些被錯誤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嚴重傷害，也會對司法公信力乃至國家形象造成嚴重傷害。特別是對錯殺、冤殺的情況，其代價是無法挽回的。聶樹斌案無罪案，再一次警示嚴格規范司法的重要性。
首先，要堅持從司法規律出發貫徹落實刑事訴訟制度，消除冤錯案件發生的土壤。
聶樹斌案的出現，固然有著上世紀90年代辦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執法規范化建設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時期發生冤錯案件，都同樣是一個悲劇。查辦該案過程中存在的不當、錯誤的執法理念、執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如原判對聶樹斌案定罪主要依據是聶樹斌本人口供，凸顯了口供為中心的辦案思路和「筆錄中心主義」的證據審查模式。以2012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和「兩個證據規定」的出台為標志，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確立了保障人權、疑罪從無、證據裁判、從嚴掌握死刑案件證據標准等原則和制度。但是，在當前司法實踐中，依舊存在著過於重視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訊逼供、變相刑訊逼供等不當理念和行為，應當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不再制訂「命案必破」等可能導致司法不公，違反司法規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標，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辦案效率而造成冤錯案件。
其次，以聶樹斌案的平反為契機，推進完善刑事案件糾錯機制，完善審判監督程序和證明標准體系。
聶樹斌案雖然平反了，但是應該看到，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書金這個「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網、招供，並進入輿論視野後才成為一起備受關注的案件。而無論是此案「真凶落網」還是其他案件「死者復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錯案的糾正不能依賴「偶然」。要明確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證據標准。從「有錯才糾」走向「有疑即糾」。「有錯才糾」是目前我國司法在再審程序上的基本觀點，其對於再審啟動條件的要求極高。而「有疑即糾」對於再審啟動條件的要求顯然降低。聶樹斌案成為多年的「疑案」，在復審、聽證階段控辯雙方存在的分歧主要是證據的證明標准問題，應當明確「疑罪從無」的「疑點」需要證明到何種程度即可作為無罪處理。為確保有錯必糾，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訴訟權利。查閱聶樹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為困擾該案代理律師的最大難題，當事人、辯護人依法享有的閱卷權等程序性權利要充分保障。對於重大、有社會影響力的案件，要將聽證程序進一步規范化、常態化，保障公眾知情權。
再次，正視和正確認識冤錯案件的存在，特別是疑罪從無案件，要「權責統一」明晰錯案責任，完善司法責任制。
「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是無冤」。但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完全避免冤錯案件幾乎不可能。例如在美國，根據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的統計，1989年到2013年之間，至少有1188名曾經被判處有罪者因出現新證據被改判無罪，每年約60-80名服刑犯人被改判無罪，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對於保留死刑的我國和美國等，都存在著錯殺的可能。而兇殺、強奸等特定犯罪在冤案中佔有相當比例。對於冤錯案件，追責程序是督促和預防冤錯案件的制度保障，同時「權責統一」是現代法治的重要標志,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對冤假錯案的追責,要公開透明,主動回應社會關注。冤假錯案的追責同樣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明晰責任。

『叄』 僅憑口供可以定罪嗎

不能，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1）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2）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3）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肆』 從刑事訴訟上來看，聶樹斌案反映了我國刑事訴訟的哪些問題（從立法、司法、執法、法律思想上來談）

1、立法與刑事政策與價值理念方面。由於我國刑法長期以來的傳統就是「有罪推定」，這項原則已經在無論是司法機關還是普通民眾的心中紮根，這與現代法治社會的刑事政策與價值理念背道而馳，可以說，「有罪推定」原則是冤案發生的根本原因。而從具體的制度上分析，我國的立法也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亟待完善。
首先，無罪推定原則尚未真正確立。我國立法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權上還沒有給予保障，所以可以說我國並沒有確立一個與國際社會保持一致的無罪推定原則。盡管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但對沉默權規定的缺失使得在實踐中，司法人員一旦認為某人有嫌疑，就直接將其認定為罪犯，對其進行羈押以獲取其承認有罪的口供，這樣就大大提高了冤案發生的概率。
其次，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配套規則的不完善。證據在刑事案件整個過程當中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決定著案件的審判結果，我國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盡管立法機關已經明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寫入《刑事訴訟法》，但在實踐當中仍然存在許多辦案機關使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證據的行為，這種現象的出現原因之一在於針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配套規則尚不完善，例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監督機制就還沒形成詳盡的立法。
2、良好刑事司法環境的缺失。
首先，公安機關一直以來都頂著「命案必破」和「限期破案」的壓力在履行著職責，所以公安機關在辦案的時候往往為了達到快速破案的目的而採取一些非法手段，如刑訊逼供、誘供等，甚至會出現某些辦案人員迫於壓力尋找替罪羊等極端的情況。事實上，縱觀世界，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並不是很高，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只有40%左右，而在我國，根據相關數據顯示，1999年以前，破案率居然高達60%以上，這從側面反映我國冤假錯案產生的原因。另外，辦案經費不足、辦案人員能力的缺乏也是公安機關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
其次，檢察機關、法院難以獨立辦案。刑事訴訟的過程事實上就是一個尋找證據得出結論的過程，這樣一個過程，必須要辦案人員心無旁騖地去判斷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與合法性，這就要求檢察機關與法院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不會受到外界的影響，獨立辦案，這也符合我國的司法的精神。但在我國實踐中，在出現疑難、復雜、重大案件時，地方黨政部門進行干預的現象比較普遍。許多地方都存在「三長會」的做法，即由地方政法委組織公檢法三機關負責人就疑難、復雜、重大案件進行討論、協調。地方黨政部門並未親自審查全部證據，對案件事實不太了解，並且基於「維穩」的需要，往往傾向於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因而很容易導致冤案。

『伍』 判刑了還可以翻案不

當然可以翻案，案件審結後，無論是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只要有證據證明系冤假錯案，都可以向上級法院或檢察院申請啟動司法審判監督程度，要求再審。准確地說，這個程序不叫翻案，這是案子走到生效判決後的一個處置方法，法律術語叫申訴。

只要是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以前的判決的依據是錯誤的，那麼申訴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很大（申訴成功的表現形式或無罪，或減刑）。與二審終審制度不同，再審是一種審判監督的機制一般來說，三大類案件的審判，如果確系冤假錯案，那麼當事人都有權主張自己合法權益。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

第五章審判監督程序

第二百五十二條

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但是不能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

第二百五十三條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申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

（一）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

（二）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

（三）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

（四）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

（五）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的時候，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5)聶樹斌刑事訴訟法擴展閱讀：

冤假錯案翻案案例：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迴法庭改判聶樹斌無罪。法槌落下，沉冤21年的聶樹斌終於得到昭雪。在庄嚴的法庭上，72歲的聶母張煥枝泣不成聲。

「我等這個無罪判決等太久了，我很滿意這個結果，可我兒子再也回不來了，我很想他。」張煥枝說。21年來，為了給兒子討回清白，她四處奔波碰壁，但始終沒有放棄。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司法系統依法糾正包括聶樹斌案在內的重大冤假錯案34件，涉及54名當事人，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遲到的無罪判決，雖飽含辛酸，但令人欣慰。

「我們看到了國家糾正冤假錯案的決心和司法改革的成效，希望類似的悲劇不再發生。」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殿學說。

如何建立起依法糾正和從嚴防範冤假錯案的訴訟制度和工作機制，讓正義不再遲到，已經成為司法界和社會各界關注的一項重大課題。

『陸』 聶樹斌案的始末

聶樹斌案始末：

1995年，河北省鹿泉縣人聶樹斌因故意殺人、強奸婦女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同年4月27日被執行死刑。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的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婦女一案。

2015年，聶樹斌案復查期限先後延期四次，至2016年6月。復查後因不能認定聶樹斌殺人強奸，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迴法庭對原審被告人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婦女再審案公開宣判，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

2017年3月30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通告，該院已對聶樹斌家屬聶學生、張煥枝申請國家賠償案作出賠償決定，賠償金額共計268萬余元。

(6)聶樹斌刑事訴訟法擴展閱讀：

案件時間軸：

一、案件發生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莊市液壓件廠女工康某在該市西郊孔寨村附近一塊玉米地里被強奸殺害。一個月後，原鹿泉市綜合職業技校校辦工廠工人聶樹斌被警方以該案嫌犯名義抓捕。

二、一審判決

1995年3月15日，石家莊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及強奸婦女罪判處聶樹斌死刑。聶樹斌提出上訴。

三、二審判決

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審判決：聶樹斌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犯強奸婦女罪，改判15年，合並執行死刑。兩天後，聶樹斌被槍決。

四、「一案兩凶」現端倪

2005年，河南省滎陽市警察抓獲河北省公安廳網上通緝逃犯王書金。王書金供述稱多次強奸、殺人，並稱石家莊西郊玉米地的奸殺案也是他所為。

五、王書金案開審

2006年，邯鄲市中院開庭審理了王書金一案，但起訴書內隻字未提與聶樹斌案關聯的石家莊西郊玉米地奸殺案。

六、王書金案一審判決

2007年3月，邯鄲市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強奸罪判處王書金死刑。王書金提出上訴，堅稱石家莊西郊玉米地奸殺案是其所為。

七、「一案兩凶」王書金案判決

2013年9月27日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王書金非聶樹斌案真凶，駁回王書金上訴、維持原判。 [6]

八、法院復查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和有關法律規定的精神，決定將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的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婦女一案，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九、院進行復查。

2014年12月12日，山東高院立案復查當天，該院復查工作合議庭法官會見了聶樹斌近親屬和其代理人，依法向聶樹斌母親張煥枝送達了立案復查決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