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A. 詳細解讀司法考試各門學科

一、法理學、法制史、司法制度與法律職業道德

法理學是司法考試中一項基礎性學科，每年的大綱都會隨著學術研究以及政治形勢的新動向作出適當調整。因此，每年的大綱變動和新增考點都會成為當年司法考試的重點內容。但是，法理學基本的知識點和結構框架都是固定的。法理學的重要知識點集中在法的本質、法的價值、法律原則和法律規則的關系、法的溯及力、法律體系、法的運行方式、法的繼承和移植、法與道德、法與人權、法治與法制的區別以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根據近幾年出題的規律，法理學的測試越來越注重運用法學知識分析、評價有關的案例、事例或者法條。自2003年開始，每年都會考查一道法理學的論述題。法理學所佔的分值也逐漸加大，接近50分。因此，法理學的地位非常重要，值得重點關注。

法制史的內容比較少，教材上所有的內容僅占幾十頁，考查的形式是選擇題，分值在10分上下。物稿困法制史的重點一直比較突出，中國法制史方面集中在各朝法制思想、婚姻繼承製度、司法制度，法典、重要刑罰制度及其入律時間、清末修律、「預備立憲」等內容上。外國法制史主要掌握羅馬法、美國憲法、英美司法制度、兩大法系、大陸法系中憲法與民法的主要內容。這些知識點要理解並能夠運用其分析相關案例。相比較而言，法制史的考題難度不大，是考生拿罩念分的科目。

司法制度與法律職業道德的地位和法制史相類似，分值在12分上下。司法制度的重點內容集中在司法的基本原則、審判、檢察、公證制度的基本原則。法律職業道德的重點內容包括法官、檢察官的任職迴避、法官、檢察官、律師的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類型，這部分內容參照《法官法》、《檢察官法》《律師法》以及相關法律規范學習，會起到更好的效果。

二、民法

民法歷來是司法考試中的所佔分值最多的科目，故有「得民法者得天下」的說法。民法內容博大精深，需要我們全面理解並融會貫通。司法考試考查的比較全面，但還是有重點可循，而且這些重點在歷年的考試中反復考查。

民法總則部分，主要集中在意思表示、不當得利與無因管理、訴訟時效、代理、特殊侵權等重點內容。物權法的重點主要包括物權變動、物權的效力、共有、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合同法中，重點是要約規則、締約過失責任、合同的效力、買賣合同和贈與合同等。婚姻法主要集中在夫妻共同財產和債務承擔，繼承法集中在遺產的分配這一重要考點上。知識產權法在 14分左右，《著作權法》是重心，試題難度也。當前的知識產權法命題越來越集中於侵權行為的認定。《著作權法》還易於考核權利主體、合理使用和權利內容。《專利法》易於考核專利的新穎性，《商標法》易於考核商標的構成條件。由於知識產權法愈來愈側重理論考查，試題幾乎都是擬制的案例，考生僅僅靠復習法條是絕對行不通的。建議在全面了解相關的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的基礎上認真閱讀教材或接受培訓和輔導。

三、刑法

相信不用多說，大家都明白刑法的重要地位。刑法也是司法考試中體現「重者恆重」這一特點的學科。在刑法總則中，著重掌握刑法的基本原則、犯罪構成、排除犯罪事由、共犯、犯罪停止形態及其處罰、罪數形態、刑罰的種類以及數罪並罰的原則。刑法分則的罪名當中，盜竊、搶劫、綁架、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罪、拐賣婦女兒童、詐騙、貪污賄賂犯罪是歷年考查的重點，必須要牢牢掌握。刑法的試題難度較大，需要投注較多的精力復習。除了對教材的細致把握之外，相關的司法解釋、刑法修正案也是重點內容敬好。

四、憲法、行政法

憲法在司法考試中所佔分值為20分左右。憲法的內容比較多，但考查難度不大，雖側重於對法條的考查，但近幾年對理論也有加強考查的趨勢，而且論述題的出現，也需要考生對憲法基本理論予以把握。憲法的重點主要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選舉制度、立法體制以及港澳基本法的重點內容。

行政法由於學科特點以及理論的深度決定了對該科的掌握難度較大。在司法考試中，對行政法的考查內容繁雜、題目靈活，考生不易得分。行政法涉及行政法的基本理論、行政復議、行政許可、行政處罰、政府采購、公務員法、國家賠償法以及應急條例等內容。行政訴訟法的考查集中在證據以及和民事訴訟程序的不同之處。另外，需要格外關注的是，自 2003年始至今，有 3年都考了行政法的論述題，而且都是考行政法的基本原則，這就需要在對行政法的掌握深度上，比其他學科要深刻。

五、民訴

從題型來看，無論是單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不定項選擇題還是案例分析都有考查民事訴訟法的題目。所佔分值在 70分左右，也是司法考試的「大戶」。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故掌握起來宜按照程序的開始、進行、結束這一過程來學習。從歷年司法考試出題的內容來看，管轄、審理程序是必然的重點。此外，第三人、共同訴訟、證據、調解、財產保全與先予執行、執行等也是重要內容。仲裁法部分主要集中在訴訟和仲裁的關系、仲裁協議、仲裁程序、仲裁裁決的撤銷和執行。作為程序法來說，司法考試考查的題目幾乎都可以從法條找到依據，因此，對《民事訴訟法》、《仲裁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的掌握非常重要，但是，隨著司法考試整體上對理論考查力度的加大，對當前的理論熱點也要予以關注。

六、刑訴

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相比較民訴而言，在所佔分值上略高於民訴。其內容更多、程序更細致，掌握起來的難度也更大。具體而言，復習法條是必要且非常有效的方法。刑事訴訟中的重要內容比較多，集中在管轄、偵查程序、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權利、迴避、辯護人、審判程序、簡易程序、刑事附帶民訴、死刑復核程序。尤其要注意公、檢、法在處理某一案件時，相互的聯系和制約。另外，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理論近幾年來也是熱點，也有出論述題的可能，不能掉以輕心。刑事訴訟部分要拿高分，《刑事訴訟法》、《刑訴解釋》、《高檢規則》等法條必須牢記。

B.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對法的價值進行整合，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出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摘要】關於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構築其理論基礎，形成了諸如「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權力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政府法治論」以及「人民主權論」等十幾種學說和觀點[1]，堪稱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研究熱點之一。從上世紀末以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十餘年的「論戰」，在其建國之時，制憲先驅們便開始奉分權與制衡為國家政體之圭臬，在目前中國。其實，作為一種「理論基礎」，既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僚專斷和越權的危險，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動的部門法，而不是有關公共行政的法律。[2]當然。

【關鍵詞】行政法；

【寫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雖然持「控權論」者都認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權力之法，但是從持「控權論」者的相關著述來看，似乎呈現出兩種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權論，喪失了「合法性」。作為行政法上的理論基礎，「控權論」可以從「本質—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應然—實然」這三個維度進行審視和考量。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出其與「控權論」的對接與暗合之處，以期對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有所啟發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權有雙重目的，即不僅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逾越，而且還要能夠通過駕馭行政權使其有效運作[14]。兩種意見相比較，後種表達方式顯然更為成熟和恰切。誠如有學者所洞見的那樣，「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權，但是控權一詞的涵義更為豐富，近代的控權就是指嚴格限制行政權，防範和制裁違法行政行為。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控權，是指法律高於行政權，法律支配著行政權，控製成為一個中性詞，它除了傳統的限制的含義，還包括引導和鼓勵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權論的歷史脈絡以及控權論的內涵界定、基本內容和主張之後，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進路，深入地對控權論做出理論上的檢視。也正是由於「控權論」在行政法歷史上飽蘸著人類「警惕公權力、保障私權利」的政治智慧和憲政要髓，有著深厚的哲學根基，才能使其備受青睞，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質與表象

行政法上「控權論」的出現，絕對不是學者們努力創造或建構的結果，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它產生於西方社會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理性文化和深刻的歷史反思能力——懷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對政府和政府權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控權論思想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念：對「人性惡」[4]和「權力導致腐敗（專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專制）」（19世紀阿克頓爵士言）的本質認識。

孟德斯鳩早就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亘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在他看來，「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結論：「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制約權力。」[16]孟氏的以上論述，實質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學底蘊。英國著名憲法學家戴雪也指出「與專斷的權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絕對的至高性和主導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專斷的、特權的，或寬泛的自由裁量權的存在。」[17]可見，由於「權力客觀上存在著易腐性、擴張性以及對權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18]。不僅如此，在西方人看來，政府及政府權力是從來不被信任的。作為1787年美國憲法主要起草人的漢米爾頓認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19]傑斐遜也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帶有人類弱點和某種痕跡，帶有腐化墮落的某種胚芽，運用狡智便能發現，居心叵測並去發掘、培植和助長。任何政府如果單純託付給人民的統治者，就一定蛻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護人。」[20]諸如此類思想家們的經典論述，可謂不勝枚舉！

正是「控權論」這種理念——對人性的反思和對權力的警惕，才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控權」來達到對個體權利的保護。這是一種基於對事物（權力）性質的本質而非表象認識所得出的理性結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控權論）並非簡單移用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而是建立在對行政權力本質認識的基礎上，從而正確揭示了行政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21]。有人在批駁控權論時指出：控權論所主張的「控權」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為控權而控權；並進一步指出控權論不注意對社會公益的關注與保護，只強調個人利益[22]。這種認識之所以值得商榷，其關鍵就在於對權力認識的「表象化」，沒有看到在權力與權利博弈過程中權利的弱勢地位和權力的暴力性。如果僅僅因此便主張「平衡論」，反倒給權力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那麼平衡的結果必將是：不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權力的施暴將會變得肆無忌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控權論一度成為英美法學國家和中國相當一部分學者所追逐的主流觀點，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學界不少的批評。對於這些批評意見，有學者進行了歸納總結，並整合為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5]但是，「就法律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強調控權永遠不會過時，這是早已為中外思想家所公認的法治精髓和實質。人們可以不贊同作為『理論基礎』的控權論，但誰也不能否認控權作為實現正義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經典的價值和意義。」[23]

（二）價值：工具性與目的性

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曾經在其學術名著《經濟與社會》中把人類的「理性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工具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性」。在相對的意義上，二者各種自己的側重點。如果說「工具理性」更側重於指向為達致特定價值而採取的手段或實現途徑的話，那麼「價值理性」則較多地關懷手段實施之後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學意義上，對於法治的基本價值，大致有以下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路：一種是工具性價值，另一種是實體性價值（其實也就是「目的性」價值）[24]。同樣，關於行政法的價值意蘊，可以從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兩個方面進行考量。盡管從學理上看，對法的價值還有其他方式的劃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價值分析方法，無疑更具有學術討論意義。而且，筆者所考察的這兩個方面，從純粹哲學意義的層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腳的，[⑦]具有更為宏大的理論分析意義。據此，所謂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就是對行政法和其他部門法一樣看待，視其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目的或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實體性價值則更多的著眼於某種目的或目標，把行政法作為一種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或稱實體性價值）從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上來說，在於西方國家一直重視程序對法的意義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甚至有學者認為「行政法更多的是關於程序和救濟的法，而不是實體法」[25]。行政法這兩個方面的價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體現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層面的價值取向上。而控權論正是立足於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即通過對行政權的控制（嚴格劃定權力的界限、貫徹程序原則、控制自由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等措施），來達到保障私人權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於，美國行政法把從英國「自然公正原則」中繼承而來的「正當程序」原則（正當程序精神）視為美國行政的基石，通過正當程序來限制政府權力[26]。相比之下，所謂的「平衡論」著眼於一種理想目標的追求：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平衡。其實，這是追求「平衡」的價值訴求，如果說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的話，便是對中國現實情況「有意無意」的忽視。因為，「平衡」之理想的實現，說到底還是要藉助於「控權」這一手段。「作為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行政法旨在規范、監督、制約行政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27]。可以說，沒有「手段」（工具），就無法達致「目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這樣。」[28]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控權論所主張的為保障私人權利與自由之目的而為的控權並不會導致行政機關辦事效率的下降，不會影響行政效率，相反還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況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視為終極目的」[29]，政府不能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對待私權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

從哲學上講，事物的狀態有「實然」與「應然」之分，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對它們向上進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實，實然與應然的關系可以通過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探究來予以說明。而對事實與價值的近代分野卻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會實證主義。近代已降，「休謨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會科學界。在休謨看來，對道德問題科學是無能為力的，科學只能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的問題。休謨還提出，事實與價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由事實命題不可以推出價值命題。分析實證法學家奧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麼是一回事，法應當是什麼是另一回事」的命題。馬克斯·韋伯也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必要區分價值判斷和經驗事實，也即要認識到價值命題和事實命題有著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實上，我們的言談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實」（Faktizitat,fact）與「價值」(Geltung,value)的界限；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兩種不同的推理形式，它們的能指(signifier)分別對應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別是「應然」（sollen）和「實然」（Sein）的問題。[9]

在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問題上，控權論是擺正了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的關系，並對二者的關系做出了准確的定位。因此，在筆者看來，控權論的恰當性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應然」與「實然」的取捨。控權論的建構不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理想追求（應然的層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實然的層面）：在實際生活中，行政權往往會濫用，只有控權，才有可能達到上述的應然狀態（層面），才能夠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實踐上的證明結果也支持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⑩]

相比較而言，平衡論首先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應然層面）而創設：行政法不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實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權利；追求行政機關的權力和相對方的權利應保持總體平衡[30]。而在事實（實然層面）上則往往會於此追求背道而馳。可見，平衡論既要保障公民權利又要保證行政權力的順利實施這一價值/理想追求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狀況下，它的正確也只能停留在應然的理論層面上，盡管它可能是比較先進和「遠見卓識」的。在缺乏分權、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權等憲政基因及法治傳統的中國背景下，平衡論一旦進入到實然的現實中，它就會被異化，其結果必然是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激烈沖撞中淪為行政權「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那樣，「社會現實是逐步推進並在點滴累積中邁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躍，由於理論探討本身往往比實踐具有超前性，而中國平衡論所面對的社會階段與現實狀況和西方國家迥然有別，從而平衡論之於中國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較遠，而在現實針對性方面而不及控權論那樣乾脆和更受歡迎。」[31]

四、暗合：中國語境下「控權論」之證成

既然「控權論」作為「普遍價值」可以分享，那麼控權論可否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呢？筆者以為，「控權論」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可以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只有「控權論」，才真正切合了中國的社會現實。鑒於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現實條件，也只能選擇控權論作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一）控權論：一種可以「價值共享」的理論

從立憲主義的角度而言，憲政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勾勒了一個社會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還在於它是關於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制度架構。其核心要義，則是通過對公權力的限制而達至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障。於是，限制公權力，成了憲政的「關鍵所在」；甚至於，憲政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來指代強制權力受到了約束的觀念。借用麥基文的話來說就是：真正的憲政，其最古老、最堅固、最持久的本質，仍然跟最初一樣，是法律對政府的限制[32]。中國要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憲政國家，其中的關鍵就是治理或制約國家權力；「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義在於「治者先受治至於法」。同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設目標，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說，「限權」、「限制公權力」以「保障人權」，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濃厚法哲學基礎的「控權論」，加之其具有「價值共享」的特點，雖然肇端自歐美諸國，但其精神本質和要求卻能夠其他國家所引見和適用。也正因為如此，「控權論」可以而且能夠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及環境條件

如果僅僅從哲學基礎上認定「控權論」的合法性基礎，只能證明其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價值」的理論主張；而其究竟是否適合作為中國行政之理論基礎，還需要對中國現實情況和法治環境作出具體分析，以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1.法制文化傳統。歷史性考察中國的法制文化和法律傳統，大致上具備以下幾個顯著特徵：一是集權專制傳統；二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三是對個人價值的漠視；四是重實體輕程序。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從根本上欠缺那種個人本位、個人主義觀念的歷史積淀，從而也就沒有所謂「個人權利」的概念；相反，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價值取向卻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法律一向與倫理道德混雜在一起，成為權力的附庸；作為統治階級統治和鎮壓廣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認為有保障私權的功能。在法律關系中，官是主體，民是客體。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平衡」。另外，我國法律文化還明顯具有「重實體輕程序」的特點，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2.政治基礎條件。如前所述，行政法從本質上來說在於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配置和定位。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對比角度而言：第一，從行政權（政府權力）角度看，目前我國政府權力趨於膨脹且異化現象普遍。這表現在：行政主體隊伍擴增，行政機構種類繁多，行政職能不斷擴張，自由裁量權大為增加、非權力性管理作用加強（例如，行政指導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審查受限、立法監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顯等。第二，從公民權（公民權利）角度看，公民權利遠弱勢於行政權，情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處於「弱勢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公民救濟途徑受限且獲得救濟十分困難等。第三，從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對峙和互動來看，行政權力腐敗情況普遍；公民權利受侵犯嚴重。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與公民權嚴重失衡，無法實現良性互動。

3.經濟基礎條件。事實上，行政法治不僅要有其法制文化條件，政治條件（憲政背景），而且還要有其賴以存續的經濟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從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契約等精神中發展而來的。中國目前雖然實行了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權過大，干預的太深，管理的領域太寬。雖然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但由於我國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而較少關注行政管理自身規律的探究和總結，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政府的職能仍需要繼續轉變，盡快地從經濟活動中「可能的領域」抽身出來。

五、結語

通過以上對主要國家行政法基本觀念和理論基礎的梳理和分析，不難看出，各國在定位本國行政法理論基礎之時，都是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在具體的行政法實踐中衍生出來的。因此，在選擇和建構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時，西方諸說只能作為參照，因為「不區分各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而認為世界各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觀念都是一個模式，無疑是一種便狹、絕對化的態度」。正確的作法是，「我們既有必要面向當代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價值體系，也不可能脫離一國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國行政法的理論說明中國的現實，也不能以中國的理論去指導他國的做法」[34]。換句話說，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都，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當下社會現實（社會環境）的特點而進行。

事實上，中國的行政法理論和實踐呈現出與西方諸國不同的進路。在目前中國，對「行政法的認知和把握必須緊扣『控制國家權力』的憲政理念，在公民與政府的對峙中點滴積累行政法的實踐，以此迎來憲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筆者以為，在有關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諸學說當中，「控權論」真正地契合了我國的現實國情，應十分突出地強調這一主題。因為，只有「控權論」的「控權」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權與公民權相互關系中的關鍵環節，從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控權論」當中的「控權」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權原則、制度和機制，才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受到制約和監控而趨於「理性」，中國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設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簡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鄭州大學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聯合培養2009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生。

C. 行政法如何保護公民權利

行政法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通過賦予行政機關合法許可權並監督其行使，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各項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實現；

二、是通過賦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為的監督權(如檢舉權、控告權)，行政權行使過程中的參與權(如知情權、要求聽證權)，特別是對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提起復議權、訴訟權和要求賠償權，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例如：

《國家賠償法》第三條

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拘留或者違法採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毆打、虐待等行為或者唆使、放縱他人以毆打、虐待等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四）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

(3)美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擴展閱讀：

《行政訴訟法》

第四十四條

對屬於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法律、法規規定應當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

第四十五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服復議決定的，可以在收到復議決定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復議機關逾期不作決定的，申請人可以在復議期滿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D. 行政法制的構成要素

1.兩要素說。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學者都持此觀點，當然，在要素的具體涵義上存在較大差異。如英國的依法行政由越權無效和自然公正組成。越權無效的核心內容是：越權的行政行為不具有法律效力。這既約束行政實體行為，也約束行政程序行為。自然公正則指：一方面，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的意見，每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無論在行政上，還是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經審問就受處罰，行政裁判官和司法官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才能作出判決。另一方面，避免偏私，「不能自己作自己的法官。」（註：參見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7頁。）美國的依法行政構成兩要素表現為基本權利和正當程序。前者指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服從法律，但這種法律必須旨在保護而不是摧殘人類固有的基本權利。後者指法律的實施必須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進行。 （註：參見王名揚：《美國行政法》， 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6頁。）台灣學者則主張依法行政的基本內容包括法律優越和法律保留。（註：參見翁岳生：《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台灣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25～229頁。）中國大陸也有學者認為依法行政的基本內容有兩項：（1 ）行政活動必須根據法律；（2）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 （註：轉引自胡建淼：《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頁。）

2.三要素說。認為依法行政由三方面的因素構成。如日本有學者提出依法行政的三項內容為：（1）法律保留。建立議院內閣制、 議會制的民主主義，通過國會對行政進行政治限制。（2）法律優先。 行政立法、行政裁量和行政手續中存在著立法權優先的要求或者立法的統治問題。（3）司法救濟。通過法院對行政進行司法方面的事後救濟。（註：參見〔日〕和田英夫：《現代行政法》，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頁。）法國的依法行政也包含了三項內容：行政行為必須根據法律；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行政機關必須採取行動來保證法律規范的實施。（註：參見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7頁。）

3.四要素說。依法行政構成的四要素說主要見諸中國學者的著述中。如有的學者歸納為：（1 ）任何行政職權都必須基於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2）任何行政職權的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遵守法律；（3）任何行政職權的委託及其運用都必須具有法律依據，符合法律要旨；（4）任何違反上述三點規定的行政活動，非經事後法律認許，均得以宣告為「無效」。（註：參見羅豪才主編：《行政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頁。）有的學者歸結為：（1） 所有行政法律關系，當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並執行行政法律規范；（2 ）任何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都不得享有行政法律規范以外的特權；（3 ）一切違反行政法律規范的行為，都屬於行政違法行為，自始無效；（4 ））一切行政違法主體，都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註：參見應松年主編：《行政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2頁。）還有學者認為，依法行政就是要使一切行政管理活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是使行政管理活動合法化的前提條件；有法必依，是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依法辦事；執法必嚴，是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憲法和法律的過程中，必須保持高度的嚴肅性，不許有任何的任意性，行政活動都必須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違法必究，在行政法范圍內，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對其違法行為向國家權力機關和人民群眾承擔應有的責任。（註：參見侯洵直主編：《中國行政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頁。）

4.五要素說。台灣學者張載宇對依法行政提出了五個方面的要素，即：（1）行政權之作出，不得與法規相抵觸。 不問法規規定之形式如何，均有拘束行政權的效力。行政權的行使必須遵守法規，不得與法規相抵觸。（2）行政權非有法規依據， 不得使人民負擔義務或限制其權利。人民與國家的一般權利義務關系，並非權力服從關系，而為行政法規所規定，人民對國家的義務與權利，自以法規所規定者為准。行政機關不得濫用其權力，使人民負擔義務或限制人民權利。且因行政權之作用為人民設定權利或免除其義務後，行政機關自身亦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更改。（3）行政權非有法規依據，不得為特定人設定權利， 或減免其義務。行政機關對於法規在同一情形下應為同一的適用。即對於人民權利的設定或義務的免除，均應依據法規為同等的措施，不得有例外的歧視。若無法規的依據，對於特定人賦予超過一般規定的權利，或免除一般規定所課之義務，均屬違法。（4）行政得自由裁量， 須受法規之限制，並符合公意。裁量不得超越法規所定之界限，如裁量超過其界限，則為違法。另外，裁量須適合於社會公意，如不合公意則為不當。（5）行政法規之適用，由行政機關本其職權主動為之。 如社會秩序不良，行政機關應主動適用治安或交通等法規，以維護或整飭秩序，而無須等待人民之請求。此與司法官適用法律采不告不理原則不同。（註：參見張載宇：《行政法概要》，台北漢林出版社1970年版，第99～ 101頁。）

E. 什麼叫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論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2006年10月（總第期）

孫 建

摘要：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是行政法領域的一項基本原則，其起源於英國的自然正義的理念，並在美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與光大，在我國的許多行政立法中也貫徹了這一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行政法領域要求作到程序的中立，程序的參與及程序的公開。其對防止行政權力濫用，保證行政實體公正的實現，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具體落實民主精神也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行政法；法律原則；正當法律程序

一、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基本涵義和歷史淵源
正當法律程序是指「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 [1]在《布萊克法律辭典》中，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中心含義是指：「任何其權益受到判決影響的當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陳述自己意見並獲得聽審的權利。」 [2]在1996年通過的《行政處罰法》中,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著比較明顯的體現。這部法律首次將作為現代行政程序核心內容的聽證程序引進了行政處罰領域。此外,《行政處罰法》還規定了行政處罰的公開制度、告知制度、說明理由制度等。此後，《價格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等也規定了相關的聽證制度。這表明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中國已開始落地生根。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起源於英國法中的「自然正義」(Nature Justice),光大於美國法所繼承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到了20世紀,包括世界多數國家紛紛進行行政程序立法,通過立法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確立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在英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最早可追溯到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憲章》第39條的規定:「凡自由民,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害,我們不得違反這些規定而為之。」《自由大憲章》中關於正當法律程序的規定主要涉及到刑事訴訟領域。而在1354年英國國會通過的第二十八條法令——《自由令》第三章中規定:「未經法律的正當法律程序進行答辯,對任何財產和身份擁有者一律不得剝奪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監禁,不得剝奪其繼承權和生命。」這個法律文件首次以法令形式明確提到並解釋了「正當法律程序」這一詞語,並擴大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適用范圍。
考察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英國的制度生成,則應當溯及英國普通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可以說, 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與「自然正義」一脈相承的概念。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自然正義的核心思想主要有兩方面的要求：第一是任何人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擔任法官；第二是應聽取雙方之詞，任何一方之詞未被聽取不得對其裁判。[3]
美國內戰前期,漢密爾頓在1787年的紐約州批准憲法會議上提出了「正當法律程序」一詞,該會議予以採納並提出《人權法案》。該法案規定:除非依照「正當的法律程序」,否則,任何人都應得到保證,不被剝奪特定的權利。這是最早用「法律的正當法律程序」取代最初來自英國大憲章「國家的法律」措詞的美國法規，並且構成了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和後來的第14條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起源。1791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1868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規定：「凡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並受其管轄的人，均為合眾國和他們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不經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對於其管轄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絕給予平等的法律保護。」「從《權利法案》提出正當法律程序一詞，到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對正當法律程序的明確規定，正當法律程序從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發展到了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廣泛應用於司法審查領域，體現了美國對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視。正當法律程序體現了正義的基本要求，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是美國憲法、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美國甚至將程序正義視為『看得見的正義』。」 [4]
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具體要求
關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具體要求，有學者認為應當包括四項，即：角色分化、有意識的阻隔、直觀的公正、意見交涉；[5]亦有學者認為這些要求包括：正當過程、中立性、條件優勢、合理化。[6]結合其他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具體要求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程序是中立的而不是偏私的。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在參與者各方當事人間保持一種超然和不偏不倚的態度和位置。這要求行政主體作到:首先，不能存有利益牽連。即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與其所處理的事件及事件各方的當事人沒有個人利益上的聯系。其次，不能存有偏見。即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要給予各方當事人同等的機會,對各方當事人都平等的對待，不偏袒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帶任何偏見。「中立不偏」不僅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權力時實際上作到「一碗水端平」,而且在外表上也不能讓人們有理由懷疑有不中立的可能性的存在。這就需要包括迴避制度、禁止單方面接觸制度、職能分離制度等在內的一系列具體的制度來加以配合和保證。一種程序只有作到了是中立的、不偏私的，才能防止權力的「尋租」，才能保證權力「為人民服務」的性質，才是正當的程序。中立是判別一種程序是否是正當的最低要求。
第二,程序是參與性的而不是恣意的。這是指在行政權力運行過程中，相關的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有權利通過陳述、討論、辯駁和說服等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發揮對權力運行及相關結果產生的影響作用，同時行政主體也負有「傾聽」的義務，從而達到公眾對權力運行的參與。在現代，體現程序的參與性的一項重要的、普遍的制度即是聽證。所謂聽證即「聽取意見」。它要求行政主體在作出對相對人及利害關系人的利益有重大影響的決定時,必須直接與相對人及利害關系人進行「對話」，聽取相關當事人的意見和辯駁,不能單方面認定事實,作出處理，剝奪對方為自己辯護的權利。程序參與的價值體現在它能夠實現集思廣益，能夠實現「兼聽則明」，從而確保行政權力在行使時，能夠作出符合客觀的、符合情理的良性抉擇。
第三,程序是公開的而不是暗箱的。這是指行政權力運行的全過程都要以一定的方式進行公開，使相對人及利害關系人和社會公眾知情。英國有一句古老的箴言:「正義不僅要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能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公開的益處概括起來講就在於，它使行政運行的全過程暴露於「眾目睽睽」之下，有利於加強對行政權力行使的監督，防止行政權力的不當使用。現代民主與法治要求保證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因此，公開的內容應當是全過程與全方位的,不僅行政的整個運行過程要公開,而且行政主體自身的有關情況也要公開。行政運行過程要公開的內容包括：事前依據公開、事中過程公開和事後結果公開。行政主體自身情況的公開內容一般包括:行政機關的名稱、負責人、機構設置、職責許可權等。但公開的信息的范圍也是有限制的，如果信息的內容涉及到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等，這樣的信息就是不能任意公開的。具體公開的方式可根據公開的對象不同而採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對特定的相對人及利害關系人的公開方式一般有：查閱案卷、表明身份、告知、送達、說明理由等。對社會公眾的公開方式主要有:新聞發布會，互聯網公布、會議旁聽、媒體報道、查閱、公榜等形式。
三、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行政法功能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作為一項基本的、重要的法律原則被各國行政法加以普遍的遵守和貫徹，其原因之一即在於其功能顯著，意義重大。筆者認為，該原則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利於防止行政權力濫用，保障實體公正的實現。人類法治實踐的歷程表明，程序是對權力進行控制的最佳工具。一套組織嚴密，設計合理，充分體現各方面「聲音」的程序設計，無疑是使行政權力得以正確行使，相對人權利得以合法保障的最有效措施。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使命正在於此。它要求行政主體不偏不倚；它給予當事人要求進行聽證，參與權力行使的機會；規定了行政主體的表明身份，告知理由，說明依據等公開義務，從而使保證了行政權力得以公正、公平、公開的行使，防止權力濫用，保證了實體公正的實現。
其次，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體現了對人權的保障。在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基礎上，作為程序的參與人可以依據正當法律程序性條款直接享有和行使程序性權利，如被告知理由，要求進行聽證等，這可以規制國家權力的正當運行，是「以權利制約權力」的具體體現，從而保障人權的有效實現，防止國家權力可能給人權造成的不法侵害。
再者，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是民主精神的具體體現。民主的本質就是由人民當家作主，凡屬於人民自己的事，由人民做主。在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要求下，行政機關的一切行為，包括立法、執法、司法、監督等，都必須讓當事人或社會公眾廣泛地參與，這無疑是民主精神的具體體現。

參考文獻：

[1]王名揚．美國行政法（上）[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頁。
[2]H.C.Black,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publishing co.1979.p.1083。
[3] [4]胡建淼主編．論公法原則[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22頁，第438頁。
[5]孫笑俠、夏立安主編．法理學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8-230頁。
[6]參見季衛東著．法治秩序的建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頁。

作者簡介：孫建（1983- ）,男,蒙族，內蒙古突泉人，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2005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憲法與行政法。

F. 英美法系國家為什麼開始不承認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

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問題之一，歷來為中外學者所關注。但對什麼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西方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各學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國中，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大法系。這兩大法系各具特點，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認識也有各自鮮明的特色。所以，這里主要以西方兩大法系作為比較對象。通過對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深入比較，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規律，以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 大陸法系-以法、德為代表的分析

（一）法國：行政法治與均衡原則

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1]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國：依法行政、比例與信賴保護原則

德國與法國並稱為現代大陸法系的兩大脊樑。法國在大陸法系中以民法的貢獻最大，同時亦被譽為行政法的母國。但在公法學、特別是行政法學領域，後來居上的德國也形成了現代世界行政法體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各國行政法影響極大。[3]在德國，對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因素是法治國思想。法治國的思想發軔於德國，法治國理念孕育著依法行政原則。而且隨著法治國思想在德國從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發展變遷，行政法基本原則也在法治主義由機械走向機動，行政權由消極走向積極的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即由作為形式主義的依法行政原則過渡到實質主義的比例、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義是指行政活動必須接受議會法律的規制，必須置於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動違法的，必須追究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對依法行政原則的具體內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國行政法學創始人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法律的規范創造力原則，即行政機關所制定的行政法規范是法律創造的；第二，法律優位原則，即法律對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與法律相抵觸；第三，法律保留原則，即一切行政作用雖非必須全部從屬於法律，但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由法律規定。 [4]多數學者則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兩項內容，即法律優位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則，又稱為均衡原則[6]或平衡原則[7]，是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的典範。它不但為現代條件下的干預行政提供了新的規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適用性。在行政法上，無論是制定普遍性規則的行政活動還是傳統的行政行為，都應當接受該項原則的規范和制約，並以此判斷它的合法性。[8]奧托。麥耶爾曾將比例原則譽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則」。台灣學者陳新民教授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樣，二者均可稱為相應部門法中的「帝王條款」。[9]一般認為比例原則是一個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它濫觴於19世紀警察國家時期，淵源於「法治國家理念及基本人權之本質」，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逐步成為限制行政權的有效手段。它具體包括三個子原則： 第一，行政措施對目的的適應性原則。即所採取的國家措施（普遍的或個案的）適應於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規定的目的，不得偏離。第二，最小干預可能的必要性原則。如果以國家措施干預公民自由為實現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麼這種干預應當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權力對公民一般自由權利的干預，只應當發生於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於基本權利的性質，個人對於公共權力不必要的干預可以提出異議進行抵抗。第三，禁止過分的適當性原則。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預自由的國家措施對當事人來說是不過分的，對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是適當的，又稱為狹義的比例原則。質而言之，比例原則要求行政目的與行政手段相適應、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賴保護原則是二戰後在德國發展成功的又一項行政法原則。其涵義是指：基於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護社會成員正當權益的考慮，當社會成員對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形成合理信賴，並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時，行政主體不得變動上述因素，或在變動上述因素後必須合理補償社會成員的信賴損失。該原則的核心思想即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權益。[11] 「保護人民權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過程中卻處處隱藏著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規范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作出修正，行政行為因違法或不合適宜也需要加以撤銷或廢止而發生變動等。為不使社會成員因信賴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損害，有必要對其正當權益設置一道屏障。信賴保護原則正是對這一現實需要的制度回應。當然，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是有條件的，且因信賴對象的差異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別。概括而言，其適用條件是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值得信賴，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為代表的分析

（一）英國：越權無效、合理與程序公正原則

英國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國家。與大陸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國沒有劃分公私法的傳統，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與公民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原則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調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轄。雖然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理念與制度在英國開始於17世紀下半葉，但直到現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採用過去普通法的一套規則和形式。[13]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義原則」（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對英國行政法一直起著支配的作用，並由此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等三項基本原則。

所謂「法的統治」，又稱「法治原則」，根據英國著名學者戴西（A.V.Dicey）的解釋，其涵義即「英國人依法，而且只依法進行統治」。[14]「法的統治」這種理論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相結合，作為英國憲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確立，與「議會主權」原則在近代英國憲法中同時占據了穩固的地位。[15]所謂「議會主權」的原則是議會制定法處於英國法的頂點，不存在優越於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審查它的機關。它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憲法斗爭勝利的結果，亦被戴雪稱為英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在行政法上，議會主權原則與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共同構成行政法的基礎，並由此產生行政法的一個中心原則」，[16]這就是「越權無效」原則。因為根據法治原則，政府行使權力的所有行為，即所有影響他人法律權利、義務和自由的行為都必須說明它的嚴格的法律依據，受到影響的人都可以訴諸法院。根據議會主權原則，議會制定的法律為最高法律，法院必須無條件地適用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不能審查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機關的行為如果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以內時，法院就無權過問。也就是說，英國法院對於行政訴訟的管轄權，只在行政機關行為超越其法律許可權時才發生。法院通過判例由此發展了著名的「越權無效」原則。英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威廉。韋德指出：「公共當局不應越權，這一簡單的命題可以恰當地稱之為行政法的核心原則。」[17]這個核心原則是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

當然，在戴雪的法治觀中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認為行政法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和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這使得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對戴雪而言，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18]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19]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自然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也在行政法中獲得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領域中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在英國，自然正義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20]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21]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的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戰時的緊急狀態賦予行政機關許多不受自然正義約束的特權（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戴雪意義上的真正的特權。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24]但是，1963年上議院在處理「理奇訴鮑德溫」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26]這標志著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擴展地應用於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中。[27]「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英國行政法在傳統的根基上的復興帶了個頭。「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28]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中，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9]由於近代以來，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上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總之，在英國，如果說合理原則主要是實體法原則的話，那麼公正原則則主要是程序法原則，越權無效原則則既涉及實體也涉及程序；如果說越權無效原則（狹義）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法明確規定的條件，是一種授權法原則的話，那麼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則主要是一種普通法原則。從這個角度，英國的這三項原則是平行的。當然，廣義的越權無效原則包含著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後兩者實際上是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立法所隱含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又只是越權無效原則這一總原則的分支部分或補充原則。這就是英國以上三項原則之間的關系。

（二）美國：正當程序與行政公開原則

美國法的基礎是英國普通法，兩國同屬普通法系國家，其行政法理論和制度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美英行政法幾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紀末，為了解決工業迅速發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美國建立了獨立管制機構（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標志著美國行政法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據美國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而制定的《聯邦行政程序法》，從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對龐大的行政權加以控制，從而使美國行政法得以迅猛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對行政法的影響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並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美國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則即行政公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先是在紐約州1787年「人權法案」中得到發展，然後才被吸收到聯邦憲法修正案中，並通過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發揚光大。根據美國法院的解釋，憲法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程序法的規則，稱為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其二，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實體法的概念，稱為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如果議會制定的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標准時，法院將宣告這個法律無效。[31]在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上，自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行政權的擴展，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從而使得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呈爆炸性的擴張，而不再只適用於法院的訴訟程序。所謂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即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它是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領域中的具體運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領域的滲透與擴張。

行政公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行政法發展的又一重要方向。這段時期，由於越戰失利、總統選舉舞弊及種族歧視擴大，公眾對行政機關越來越不滿，從而導致行政機關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在這段時期經過幾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實現行政公開。公眾認識到過去通過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來限制行政權，只能保障個人的權利免受行政機關的侵犯，而不能保證行政權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證行政機關能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須公開，由公眾直接參與對行政的監督，以補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審查的不足。於是，國會於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關於政府文件公開的決定，制定了《情報自由法》，規定除該法列舉的九項情況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須公開，任何人有權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機關不得拒絕；1976年制定《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合議制機關的會議必須公開；1974年制定《隱私權法》，規定行政機關所保持的個人紀錄，有對本人公開的義務等。[32]行政公開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所謂「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33]當然，公眾享有了解權，有權知悉並取得政府掌握的檔案或信息，同時，法律也對公眾的了解權作了限制。《情報自由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和《隱私權法》分別就政府文件的公開、會議的公開和個人記錄的公開問題作了詳細規定，構成了美國行政公開制度之骨架。

三 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與對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之共性規律

無疑，西方各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既存在著形式上的差異，又有著深層次的共性特徵。無論是差異，還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國情基礎。尤其是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國國情，適應各國的法律傳統、民族傳統、政治體制及社會經濟情況。由於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差異，導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模式存在著較大不同。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的模式。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尋求出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一些共性特徵和規律。

1.法治國家與憲法精神

正如現代行政法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一樣，作為規范行政權力之基本法律准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是伴隨著近代法治國思想的發展而形成的。雖然法治國思想發軔於德國，但是「大自然迫使人類去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34]因此，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國不同程度地確立為本國基本的治國原則。盡管早期在德國所表現出的「法治國」（Rechtsstaat）思想與在英國表現出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確存在某些層面上的不同，但「就講求法治國家的基本目的乃在於保障人權與抑制政府的濫權，使得法成為規范國家生活的惟一準則，此是英、德兩國法治主義者所不爭的事實」。[35]

法治的要義在於對公權力的合理配置。在專制國家時代，公權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國家時代，國家公權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審判的拘束，而法治國則更進一步，所有公權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務就在於為行政權力的運作提供依據，使行政權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隨著自由法治國家向社會法治國家的發展，近代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變遷，法治原則已不僅僅是判斷權力運作合法性的准繩，而且也成為衡量權力運作正當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據。相應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即行政必須服從法律的基本准則，也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成為衡量行政權力運作的合法性、正當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則。可以說，法治原則不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則，而且推動了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逐步發展並完善，因而始終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法治國家的理念與原則又是通過憲法而確立的，它們反映到憲法之中而成為基本的憲法精神和原則，並發揮著規范國家權力運作之功效。作為「憲法的具體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則正是從體現民主法治國家精神和觀念的憲法原則中推導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據。質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則是由憲法決定的，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憲法，就有什麼樣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如德國憲法所規定的法治國原則、議會民主原則和基本權利保護原則不僅決定著德國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則，還要求行政活動符合比例原則，遵循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由法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決定的。越權無效原則之所以是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是由英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與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所決定的。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則直接形成為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

憲法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且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容和精神。因此，雖然法治是各國行政法的共同目標，但其具體內容卻因各國憲政體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先原則是德國依法行政原則的內容，而不是英國越權無效原則的具體內容，盡管兩者都是現代法治國家政府行使權力時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則。

2.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

從方法論上看，西方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還是一個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相結合的過程。無論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其行政法都是一個基本的部門法，但多數國家卻尚未制定出一個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樣的統一行政法典。這就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無法通過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確、統一的規定，而只能是通過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國家，這種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確認，並輔之以理論的歸納、總結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通過法官的判例來確立，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國行政法上的程序正當原則和實體合理原則，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確認，然後被後來的判例所反復援引、實踐後發展起來的。英國行政法學權威韋德在分析實體合理原則時，就述及了對該原則確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數十個判例。[37]作為英國行政法之核心原則的越權無效原則，雖然是一個制定法原則，但該原則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即越權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錯誤」

G. 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是個什麼樣的法律

作者：Wan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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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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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re Act，APA）可以算是美國行政法的基石。它規定聯邦行政機關（所謂的administrative agency）行為的一般程序性原則。

先簡單說說美國行政法的背景可能會好理解一些。當代美國在羅斯福新政之後出現了所謂「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現象，即盡管傳統的三權分立依然是政治體制中公權力劃分的憲法基礎，但是出現了很多無法利用傳統的國會（立法legislative）和總統（雖然也稱「行政」，但是這里指executive *）之間界限來劃分的所謂「行政機關」。很多這些機關既有行政機構的特徵（比如去調查）、又有立法機構的特徵（比如制定「法規」（rule）——美國法律語境下，「法規」是亞級，低於「法條」（statute）。立法機構制定的叫做「法條」、政府依憑憲法或法條授予之權力所制定的帶有法律效力的東西叫做「法規」）、還有司法機構的特徵（比如作出行政決定和裁決）。隨著社會問題的日益復雜以及節奏的加快，這種集多種權力為一體，運作遠比單純的國會部門（比如各類專門委員會）、行政部門或者法院高效的機構在現代美國的政治體系中扮演越來越普遍和重要的作用。這就是」行政國」的概念出現的原因。問題在於美國傳統的憲法分析在如何處置行政機關的問題上是存在真空的，因為這些部門既不屬於立法也不屬於總統一支。所以，這些行政機關的行為在程序上應該有哪些義務和權力，違反這些義務或者越權後應該怎樣約束，這是APA關心的問題。

* 美國的行政法語境下的「行政機關」（administrative）和傳統憲法中總統分支的行政機構（executive）雖然中文都是叫」行政「，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總統支的所謂」行政機構「很多時候狹義指的是內閣部門cabinet，廣義上指cabinet和agency合在一起（雖然這種分類有爭議）。真正在行政法討論時， cabinet基本上都是叫某某department；而行政機關籠統稱為agency或者independent agency。

大體的框架上，APA最核心的部分涵蓋了四種行政機關的行為：

Formal Rulemaking（法規的正式制定）
Informal Rulemaking（法規的非正式制定）
Formal Adjudication（正式行政決定）
Informal Adjudication（非正式行政決定）

APA給這些行為限定了行政機關必須遵守的程序規范。比如說第二類（IR），一個行政機關如果需要非正式制定法規（在決定製定一項法規應該通過正式還是非正式的手段的問題上，APA和相關案例有具體的判斷標准），需要經歷發布公告（notice）、徵求各方意見（comment）、發布最終規定且闡述對於各方意見的反饋（concise general statement）。這裡面具體的程序細節此處不表。對於其他行為，APA也有類似的要求。

除了這四種行為之外，APA也有一些豁免條款，比如一個行政機關針對緊急事項的行政行為、政策通告的公布、行政部門的解釋性條款發布等等很多可以不必滿足APA規定的某些程序。

在這些干貨的程序規定之外，APA還有兩個重要的部分。首先是《信息自由法案》FOIA（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這個和APA不是同時頒布的，但是有些人會把FOIA算在APA的框架內因為聯邦法典內（U.S. Code）這兩個是拴在一起的（傳統認為APA從5 USC 500開始；FOIA的主要內容在5 USC 552）。FOIA的話，基本上是規定政府信息公開的。應該類似於國內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盡管國內是國務院而不是人大制定的，而FOIA是國會通過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從5 U.S.C. 700左右往後，APA有授予司法審查行政機關權力的條款。這個在美國的行政法里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和很多案例組合起來後產生了不少關鍵的行政法原則（最核心的是司法尊重judicial deference，即在某些情況下法院尊重行政機關的行為，即使法院的判定和行政機關不同，只要行政機關的行為不特別離譜，法院將維持原判。具體的若干deference級別需要分析APA文本和案例）。

但是APA也僅僅是「一般性」的行政行為程序原則，很多具體的法律可以給具體的行政機關施加其他的程序規定，如果是那樣的話，行政機關就必須遵守APA *以及* 其他所謂「組織法條」（organic \ enabling statute）或者實體法中的程序規定。這就更復雜一些，需要具體的情境分析了。

APA是聯邦法律。各個州也基本有自己的小APA（雖然不一定叫這個名字）。那些就限制州內行政機關的行為。

所以我不知道國內對應的法律是什麼。在美國的法學院APA基本上是任何行政法課程的主要授課內容。之前上中國法的時候教授說國內沒有一部統一的可以和APA相對應的法律，部分內容對應《立法法》、部分對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還有一些散見其他法律。因為沒有在國內讀過法學院，只能做此理解。

H. 美國早期制定了哪些法律

【圖書簡介】 - 美國法律發達史
本書的前兩章對自殖民地以來美國法律發展的歷史作出系統描述，從第三章起依次對憲法、行政法、民商法、經濟法、社會立法、刑法、訴訟法、移民法以及國際貿易法等各個部門法的內容作出比較系統的介紹，對當前美國遇到的各種法律難題以及其所採取的對策進行分析和評價，並對美國法律在一些主要的領域中的發展趨勢作些預測和展望。本書旨在為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供借鑒和啟示。

【作者簡介】 - 美國法律發達史
何勤華，男，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1982年1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獲法學學士學位；1984年12月畢業於華東政法學院，獲法學碩士學位。自1984年起居華東政法學院任教至今，主要從事法律史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其間曾兩次赴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進修。現為華東政法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國法學會學務理事、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帶回會長。1992年起享受國家特殊津貼。專著和合作的成果主要有：《東京審判始末》（1986年）《法學新學科手冊》（1988）、《當代中國法學新思潮》（1991年）、《法學史研究I·當代日本法學·人與作品》（1991年）、《比較犯罪學》（1992年）、《中西法律文化通論》（1994年）、《日本破產法》（譯著，1995年）、《法學史研究II·西方法學史》（1996年）等。另發表論文100餘篇。

【圖書目錄】 - 美國法律發達史
第一章殖民地時期的法律
第一節新大陸的發現與殖民地的建立
第二節殖民地時期的法律制度
一、憲政制度
二、私法
三、刑法
四、司法制度
第三節殖民地時期法律文化的特徵
第二章合眾國的建立與美國法的發達
第一節獨立戰爭及其歷史意義
第二節近代以後美國法的發展
一、從獨立戰爭到南北戰爭（1776—1861年）
二、從南北戰爭到「新政」時期（1861—1933年）
三、「新政」時期（1933—1935年）
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5—）美國法律的發展
第三節法律教育的展開
第四節法學家的作用
一、傑斐遜
二、漢密爾頓
三、麥迪遜
四、利文斯頓
五、菲爾德
六、馬歇爾
七、肯特
八、斯托里
九、惠頓
十、蘭德爾
十一、威格摩爾
十二、龐德
十三、盧埃林
第五節美國近代法律文化的特徵
第三章憲法
第一節美國憲法概述
一、美國憲法的法律淵源
二、美國憲法的社會根源
第二節憲法的制定
一、獨立宣言
二、邦聯條例
三、各州州憲
四、聯邦憲法的制定、頒布
第三節聯邦憲法的內容與特徵
一、聯邦憲法的內容
二、聯邦憲法的特徵
第四節聯邦憲法的實施與修改
一、《權利法案》
二、第11至第29條憲法修正案提案
第五節憲法理論與判例
一、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
二、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的憲法理論
三、馬歇爾對美國憲法的貢獻
四、美國憲法史上的重大判例
第六節美國憲法對世界各國的影響
一、總統制
二、聯邦制
三、權力分立與制衡
四、違憲審查制
第四章行政法
第一節美國行政法概述
一、美國行政法的界定
二、美國行政法的法律淵源
三、美國行政法的目的
第二節建國後的行政立法
一、英國法的影響
二、建國初期美國的行政立法
第三節南北戰爭後的行政立法
一、《州際商業法》
二、《海普明法》
三、《塔克法》
四、沃爾特——勞根法案
第四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行政立法
一、《聯邦行政程序法》
二、《聯邦侵權行為賠償法》
三、《情報自由法》
四、《聯邦咨詢委員會法》
五、《隱私權法》
六、《陽光下的政府法》
第五節美國行政法的特點
一、美國不設立獨立的行政法院
二、美國行政救濟設立專門的程序法
三、美國行政法不構成一個特殊的法律體系
第六節美國行政法理論與判例
一、美國行政法理論
二、美國行政法的判例
第五章民商法
第一節財產法
一、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葉美國財產法的起步
二、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美國財產法的發展
三、20世紀以後美國財產法的變化
第二節契約法
一、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葉美國契約法的起步
二、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美國契約法的發達
三、20世紀以後美國契約法的發展
第三節侵權行為法
一、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葉美國侵權行為法的起步
二、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美國侵權行為法的發展
三、現代侵權行為法的系統發展
第四節公司法
一、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葉美國公司法的起步
二、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公司法的發展
三、20世紀以後公司法的發展
一、19世紀上半葉買賣的起步
二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買賣法的發展
三、20世紀以後買賣法的變化
第六節婚姻家庭法和繼承法
一、婚姻家庭法
二、繼承法
第七節近現代美國民商法的特點
第六章經濟與社會立法
第一節概述
一、美國經濟和社會立法的起步
二、新政立法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社會立法
第二節金融、證券法
一、美國金融、證券法的歷史發展
二、美國金融、證券法的未來走向
第三節稅法
一、美國的稅務機構
二、美國稅法的淵源及組成內容
三、美國稅法的歷史演進
四、里根的稅制改革與新稅法
第四節知識產權法
一、專利法
二、商標法
三、版權法
第五節消費者保護法
一、美國消費者保護法的歷史演進
二、保護消費者權益的聯邦機構
三、美國解決消費糾紛的途徑
第六節產品責任法
一、契約責任關系時期
二、過失責任與擔保責任時期
三、嚴格產品責任時期
四、美國產品責任法中的免責條款
五、美國產品責任法的發展趨勢
第七節反托拉斯法
一、美國反托拉斯法的歷史演變
二、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基本原則
三、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執法機關
四、美國反托拉斯法所規范的托拉斯
第八節破產法
一、美國早期破產法的歷史發展
二、從1898年破產法到1978年破產改革法案
三、現代美國破產法的立法宗旨
四、美國破產法典的集體內容
第九節勞動法
一、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勞動立法
二、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勞動立法
三、現代美國勞動法的主要內容
第十節環境法
一、美國環境法的歷史發展
二、美國環保法體系的主要內容
第七章刑法
第一節美國刑法的歷史發展
一、獨立戰爭至南北戰爭時期的刑事立法
二、南北戰爭後至19世紀末期的刑事立法
三、20世紀刑事立法的發展
第二節當代美國的犯罪及其對策
一、少年犯罪
二、有組織犯罪
三、毒品犯罪
四、職業犯罪
五、法人犯罪
第三節美國刑法的理論與判例
一、刑法緒論
一、犯罪論
三、刑事責任論
四、刑列論
第八章司法制度和訴訟法
第一節美國司法制度概述
一、美國的司法機關
二、美國的警察機關和檢察機關
二、律師
第二節美國的刑事訴訟
一、一般原則
二、陪審制度和保釋制度
二、偵查
四、起訴程序
五、法院的審理前程序
六、附帶民事訴訟
七、刑事初審程序
八、上訴審程序
第三節美國的民事訴訟
一、概述
二、民事訴訟管轄
三、民事訴訟參加人
四、民事審前程序
五、民事初審程序
六、民事執行程序
七、民事上訴程序
第四節美國的行政訴訟
一、概述
二、司法審查的范圍
三、司法審查的當事人
四、司法審查的原則
五、行政侵權賠償責任
第九章移民法
第一節美國移民法的歷史
一、美國移民法的起源
二、移民限額政策及其法律規定
三、1952年移民法及其修正案
二、1986年的IRCA法案
五、1990年以後美國的移民法
第二節美國政府的移民管理
一、美國聯邦政府移民管轄權的依據及其范圍
二、移民法的實施機構
三、移民程序中美國國會的作用
第三節美國的簽證制度
一、移民簽證
二、非移民簽證
第十章美國國際貿易法
第一節概述
第二節美國進口貿易法律制度
一、進口關稅
二、進口限制和配額
三、退稅
四、對外貿易區
第三節美國出口貿易法律制度
一、出口管制
二、出口鼓勵
三、禁止對外賄賂法
四、反抵製法
第四節美國反不公平貿易法律制度
一、反傾銷法
一、反補貼法
三、關稅法第337節
四、在外國市場的反不公平貿易實踐（第301節）
附錄1美國歷屆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附錄2美國法律年表

I. 什麼是正當程序原則的源頭

行政機關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權益的行政行為,必須遵遁正當法律程序,包括事專先告知相對人,向相屬對人說明行為的根據、理由,聽取相對人的陳述、申辯,事後為相對人提供相應的救濟途徑等。
1.
正當程序是英美法系的一條重要的憲法原則;程序的正當性包含的價值是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通過正當程序達到憲法的至信、至尊、至上從而實現憲法權威。
2.
法律的正當程序,通常又譯為"正當法律程序"或"正當程序"。它作為一條重要的法治觀念與憲法原則,起源於英國的"自然正義",光大在美國,傳播於全球。注重程序公正日益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共同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