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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老一代學者

發布時間: 2023-12-19 19:08:44

Ⅰ 行政學的發展

行政管理學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工業革命帶來了社會化大生產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為行政管理學的產生奠 行政管理
定了物質基礎;行政管理的實踐為行政管理學的產生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材料;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的發展為行政管理學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基礎。 行政管理學概念最早由德國學者L.von施泰因提出,他於1865年撰寫的《行政管理學》一書,用行政法的觀點闡述行政問題。1887年美國學者T.W.威爾遜發表了《行政管理學之研究》一文,主張政治與行政分離,建立一門獨立的行政管理學科。威爾遜因此被譽為行政管理學的奠基人。1893年美國學者F.J.古德諾出版了《比較行政法》,此書成為美國的第一部行政管理學教科書。1900年他出版了《政治與行政》一書,提出行政與政治分離的理論。此後,愈來愈多的學者把行政管理學作為單獨學科加以研究。1926年美國學者L.D.懷特撰寫了《行政管理學導論》一書,論述了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講求效率的必要性,以及對行政管理進行科學研究的可能性。1927年美國學者W.F.威洛比發表了《行政管理學原理》,比較系統地闡述了行政管理學理論體系。行政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已基本形成。 行政管理學的產生和形成受到當時工商企業科學管理的影響,並從中吸收了許多原理、方法。1911年美國管理學家F.W.泰勒根據長期實踐經驗,撰寫了《科學管理原理》一書,提出一套企業科學管理的理論。法國管理學家H.法約爾提出了組織管理功能理論,並在實踐基礎上總結出14條管理原則,對改進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和發展行政管理學起了積極作用。這個時期,通常被稱為科學管理時期或傳統理論時期。其理論的主要缺陷表現在過分重視機械效率,忽視社會效益;把行政組織視為封閉式組織系統,忽視組織外部環境的影響;片面強調人的物質利益,忽視人的精神因素,缺乏對人的尊重。 20世紀3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工人運動的發展,使傳統理論受到很大沖擊。1927~1932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G.E.梅奧等人通過霍桑實驗,提出人際關系理論。美國學者C.I.巴納德在《執行者的職能》中提出均衡理論。20世紀40年代以後,美國學者А.Н.馬斯洛提出需求層次理論,美國學者F.赫茨伯格在《工作的動機》提出雙因素理論,美國學者D.麥克格雷戈提出X理論和Y理論。與此同時,美國學者H.A.西蒙開創了以行政決策為重點的行政管理學研究的新領域。他從人的有限理性出發,把決策理論、數學方法、計算機學融為一個新的研究體系。美國組織學家J.G.馬奇提出理性與組織融合理論;美國政治經濟學家C.E.林德布洛姆提出漸進決策理論。他們把行為科學和決策理論用於行政研究,對行政管理學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Ⅱ 行政法最早是誰提出的

這個問題在中國應該沒人能回答你。行政法起源於法國,法國行政法學形成是在1870年代,回在此之前從答1810年代開始就有人在從事行政法的研究,但是行政法概念應該早於這個時期。
對這個問題,國內學者由於資料原因沒有人能夠真正解決,關保英《外國行政法編年史》也沒有解決。

Ⅲ 楊海坤的主要學術思想觀點

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行政法學,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時至今日,不僅行政法的學科地位已為學術界所廣泛認同,而且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也得到了人們的普遍接受。中國行政法學的發展是與一批具有濃厚的歷史責任感和扎實理論功底的學者的努力分不開的,蘇州大學法學院的楊海坤教授即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之一。自1984年開始從事行政法學教學與科研工作以來,楊海坤教授先後出版了數部有重大學術影響的著作和三百餘篇行政法學術論文,為我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崛起做出了突出貢獻,已經成為行政法學界公認的數名學術帶頭人之一。
楊海坤教授的行政法學術思想體現在以下十個方面:
1.關於行政法與憲法的關系
在各國的法律體系中,行政法與憲法是關系最為密切的兩個法律部門,二者都被認為是傳統公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20世紀90年代之初,楊海坤教授就對「憲法是根本法、母法,行政法是憲法實施法」的主流觀點提出過質疑,認為應當全面地把握行政法與憲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除了「從屬關系」和「部分重合關系」之外,二者還存在一定的「補充、發展關系」。也就是說,行政法在遵循憲法原則和精神的前提下,在憲法的范圍內有能動活動的餘地,並對憲法的發展起著實際的推動作用,而這種在憲法基本精神指引下的有所創造、有所作為並不是「違憲」。後來,他又通過分析行政法的發展對憲法所產生的積極影響與消極影響,響亮地提出行政法與憲法之間是一種「互動」關系:行政法的發展不僅落實了憲法的原則性規定,傳播了憲政的基本理念,而且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補充、發展了憲法,推動著憲法的修改與完善。為了推動行政法與憲法互動關系朝著良性方向發展,必須牢固樹立「憲法至上」的基本理念,並盡快建立卓有成效的違憲審查制度。
2.關於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的關系
科學地認識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之間的關系是行政法發展中的重大課題。針對國內十分流行的「行政法必須與行政訴訟法相分離」的觀點,楊海坤教授很早就提出過不同意見,他認為,行政法是調整行政組織關系、行政管理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而形成的三類法律規范的總和,而近代行政法的產生則是以行政訴訟制度的產生為其重要標志的。在我國,雖然《行政訴訟法》的頒行推動了行政法各項制度的發展,但它仍然屬於行政法的組成部分。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完全適合於行政訴訟法,並貫穿於行政訴訟法中;行政訴訟法作為行政救濟法或行政法制監督法的一部分,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之間教材可以各自獨立,但兩者之間內在的緊密關系卻無法割斷。
3.關於「政府法治論」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楊海坤教授就十分敏銳地「發掘」了「行政法理論基礎」這一重大課題。他認為,行政法學的理論基礎是行政法學體系中的核心部分,由其決定了一個國家行政法學的社會階級性質、基本框架結構、基本原理以及發展方向,對於該國行政法的建設和發展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中國行政法學的理論基礎可以概括為:成為我國行政法學的理論基石。後來,他又將其進一步修正、發展為「政府法治論」,其核心思想由五句話組成:政府由法律產生、政府由法律控制、政府依法律管理並為人民服務、政府對法律負責、政府與公民法律地位平等。「政府法治論」可以認為是建設法治政府的理論基礎。
4.關於現代行政的公共性
「行政」是理解行政法的邏輯起點,如果沒有人類的行政活動,也就沒有行政法存在的可能性。鑒於我國學界在行政特徵表述上的混亂局面,楊海坤教授主張應當著重研究行政的最基本特徵,並將其歸為行政的「公共性」。他認為,公共性是現代國家行政諸多特徵中最基本的特徵,其理由包括:行政作為一種公共權力是適合社會公共生活需要的形成物;行政以公共事務的管理為內容,以公共利益為價值取向;行政的公共性具有直接性、主動性,以此與立法司法的公共性相區別;公共性是行政其他特徵的根本來源,其他特點都來源於公共性。可以說,公共性是行政的生命力所在,是其存在價值所在;沒有公共性,就沒有行政。行政的公共性理論對我國行政法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強調行政的公共性,就必然會突出行政的合法性、合目的性和自律性,必然突出對行政權的監督和控制;必然要求增強行政的公開性,並日漸增強公民的公權利觀念;必將使行政權的民主內涵進一步深化,使行政法的調整領域進一步拓寬。
5.關於行政法的實質淵源和不成文形式淵源
受國內法理學關於法淵源片面認識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的主流觀點都將行政法的淵源機械地理解為行政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眾多行政法學教材都將行政法的淵源概括為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規章、法律解釋及國際條約等。十分稀罕的是,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楊海坤教授就敏銳地洞察出行政法淵源研究的不足。他認為,法的淵源應當是實質淵源和形式淵源的統一,法的淵源不能僅僅歸結為法的形式淵源。其中,法的實質淵源是指法的內容、材料究竟從何而來;法的形式淵源是指構成法的材料通過什麼形式表現出來,即法的存在形式。我國法淵源研究的根本缺陷就在於既忽視了對法的實質淵源的研究,也忽視了對法的不成文形式淵源的研究。他指出,根據我國的國情,行政法的實質淵源至少包括:社會經濟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國內已經建立的政治制度、政治關系、行政制度、行政關系和不斷積累的行政工作經驗;外國現存的行政法、行政法律制度;政黨的主張和重要政策;公眾輿論、要求,專家意見以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理論;法的理論,特別是憲法學理論和行政法學理論。行政法的不成文形式淵源主要包括與行政法有關的解釋、行政實例、行政案例的記載及行政判例,行政習慣等。
6.關於行政指導的法律屬性
行政指導是楊海坤教授所持續關注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幾無任何參考資料可以援用的情況下,楊海坤教授就在國內率先從行政管理學的角度展開了對行政指導的研究。後來,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他指出,從現代民主行政的發展以及基於其上的現代行政法學的發展趨勢來看,行政指導是行政機關為實現一定的行政目的,依法在其職權范圍內,以建議、勸告、引導、指示、鼓勵等非強制手段,使相對人接受其意思表示並付諸實踐的新型行政行為。針對時下流行的行政指導是一種「非權力性行為」的觀點,楊海坤教授尖銳地指出,行政指導既然是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行為,那麼它必定是一種權力行為,因而不可將行政行為再分為「權力行為」和「非權力行為」。不過,權力本身有強弱之分,權力行為可進一步區分為「強權力行為」和「弱權力行為」。據此,應當將行政指導定位為一種弱權力行為。與行政命令等強權行政行為相比較,行政指導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力,它主要依靠相對方的自覺、自願產生作用。以權力的強弱為標准將行政行為劃分為強權力行為和弱權力行為仍然不失為一種可貴的學術探索,它不僅豐富了我國的行政行為理論,而且為人們理解行政指導的法律屬性提供了另外一種全新的視角。
7.關於行政緊急權力行使的法治化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隨著抗擊「非典」斗爭的勝利和「緊急狀態」一詞在我國第四次憲法修正案中的出現,學術界掀起了一股「緊急狀態」研究熱。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之初,楊海坤教授就已經極其敏銳地意識到了行政緊急權力行使的法制化問題,並率先展開了研究。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行政緊急權力,但必須將其納入法治化的軌道,防止行政緊急權力蛻變為鎮壓人民和實行獨裁的工具。為此,他提出了行政緊急權力行使的四項基本原則:一是「必要性」原則,即只有從對付最嚴重、最險惡、最緊急的情況出發,才能嚴格依照法定條件運用行政緊急權力;二是「合憲性」原則,即行政緊急權力的行使不得動搖憲政體制;三是「適當性」原則,即行政緊急權力的行使必須根據具體時間地點情況區別對待,正確、及時、穩妥地運用;四是「程序性」原則,即行政緊急權力的行使同樣必須符合法定的程序。在緊急狀態問題研究已日漸興起,《緊急狀態法》提上立法日程的今天,上述觀點仍然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
8.關於中國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
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法律程序問題逐漸引起了國內法學界的關注。在我國行政法學界,近十年來行政程序法的研究也一直是最為熱門的話題。對於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楊海坤教授自始至終都是堅定的支持者和鼓吹者。早在1995年,他就撰文提出,規劃制定一部適合我國國情的行政程序法決不是法學家們心血來潮的憑空想像,它是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國法制現代化勢在必行的重要步驟。數年來,圍繞「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這一中國行政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課題,楊海坤教授先後發表了一系列頗有見地的學術論文和專著《中國行政程序法典化:從比較法角度研究》,在這一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認為,我國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正面臨著空前未有的良好機遇:經濟發展、社會轉型所創造的良好契機;高層對行政改革的大力支持;知識精英階層的啟蒙之功;單行行政程序立法實踐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人權公約的巨大挑戰;域外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經驗可資借鑒。關於我國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結構,他認為應當採取程序與實體並存型、規范外部程序與規范內部程序並存型、共通程序規定與特別程序規定並存型的模式,但應以程序規定、外部程序及共通程序規定為主;關於我國行政程序法典的目標模式,他認為應當採取公正優先、兼顧效率的模式。這些見解不僅大大豐富了我國行政程序法學基本原理的研究,而且對未來統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9.關於行政法院的設置
現行《行政訴訟法》堪為人憂的實施狀況也牽動著楊海坤教授的心。早在十年前,他就撰文分析了擺脫行政訴訟困境的根本出路在於體制改革。他認為,深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培育行政訴訟制度的基礎,而穩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則是推進行政訴訟制度的關鍵。其中,建立獨立的司法體制,確保人民法院和行政法官依法獨立審理行政案件是重中之重。為此,他主張應當組建獨立的、與普通人民法院相平行的行政法院系統,提高審級,設立與中級人民法院同級的行政法院審理一審行政案件,在高級人民法院內設立行政上訴法院,統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轄。
10.關於21世紀中國行政法治的模式
在世紀之交的當代中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經成為執政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治理國家的根本方略。而人類法治實踐的歷史已表明:行政法治是法治的重點和難點,法治的實現與否將取決於行政法治的發達程度。楊海坤教授認為,中國的行政法治道路不可能簡單地照搬別國的模式,它應當是普遍性的法治規律和中國特殊國情的結合,即應當採取一種「後發的綜合的行政法治模式」。具體來說,這種綜合的行政法治模式體現為七個方面:憲政環境下的行政法治;司法監督下的行政法治;授權與控權相統一的行政法治;形式與實質相統一的行政法治;消極功能與積極功能相統一的行政法治;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相統一的行政法治;靜態意義與動態意義相統一的行政法治。「綜合行政法治模式」概念的提出,體現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法治多樣性與一致性規律的深刻洞見。在某種程度上,它體現了一代行政法學人對中國行政法治的殷殷期盼之情和綿綿眷注之意。也許,在這一模式的指引下,中國的行政法治道路將更加寬廣! 1.關於公民基本權利與人權保障
公民基本權利與人權保障是憲法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憲法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原則,因此楊海坤教授始終保持著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關注。早在1982年憲法頒布之初,他就指出: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定權利和義務,它清楚地表明公民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從而構成其他一切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法律基礎。1982年憲法關於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權利自由的真實性、廣泛性、合理界限性以及社會主義權利義務的平等性、一致性,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權利義務觀,是一部真正的人民自由憲章,在通過艱苦的努力予以實施,讓人人充分享受權利,人人自覺履行義務。 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他認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亦稱憲法權利,它是由憲法所確認的首要的、根本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權利。憲法主要由國家機構的設置和基本人權的保障兩大要素所構成,憲法在形式上非常重視國家機構及其權力安排,而在本質上則更重視對人權的保障。一部近代憲法史就是一部公民基本權利入憲並日臻完善的歷史。楊教授主張憲法學界應當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修憲問題作深入研究和充分論證,進行全面、精良的設計與安排。公民基本權利的修憲李考慮公民基本權利在憲法中的重要地位,要考慮與國際人權公約接軌,要考慮國外公民基本權利立憲的經驗,要考慮公民基本權利修憲的最佳方式,並應該充分體現「以人為本」、「主權在民」的精神。 而對於學界甚為關注的公民基本權利修憲的方式,楊教授主張全面修改我國現行憲法關於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但不是馬上全面修改,而是應該持謹慎態度,先高屋建瓴地進行理論上的充分准備,進行全面、精良的設計和安排,然後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對現行憲法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進行全面修改。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扎扎實實地開展有關公民基本權利修憲方面的理論研究和理論准備,同時他也不反對先對現行憲法公民基本權利的有關規定進行部分修改,特別是通過憲法修正案的方式補充規定一些公民基本權利,早日將當前我國公民亟待保障的權利載入憲法。 為了呼喚學界作好理論上的准備,楊海坤身體力行,組織骨幹力量精心撰寫《憲法基本權利新論》一書,對生命權、平等權、私有財產權、遷徙自由權、思想自由權、知情權、公職權、請願權、全民公決權、社會保障權、工作權、環境權、訴訟權、公正審判權等十幾種國際人權憲章和世界各國憲法所公認而國內研究尚不多見的基本權利進行了專題探討, 引起學界較大反響。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後,他即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條款是一條宣言性、綱領性的重要條款,必須同當前我們開展的各項具體工作結合起來加以落實。他認為,樹立新的科學發展觀同「尊重和保障人權」目標完全一致;加強政治文明建設,核心是尊重和保障人權;同國際人權公約逐步接軌,有利於我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實現;建設負責任的服務型政府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關鍵;實現尊重和保障人權,要加強人權理論的研究。
2.關於選舉制度與競選
選舉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社會主義憲政的前提之一。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楊海坤教授就指出完善我國的人民選舉制度是實現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一環。政治參與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內容,而選舉作為政治參與的基本方式,則是政治參與程序是否健全的衡量標志。沒有選舉,就沒有民主;而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楊海坤教授毫不諱言地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仍然有一部分人對選舉不感興趣。他認為,選舉的實質就是人民積極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自下而上地選擇為自己服務的公僕,並使自己的利益在政治體系內得到表達和實現。他主張,人民代表的權利和義務要明晰化、法制化,要普遍地提高人民代表的素質,機會均等原則要體現在選舉領域。「論功行賞」不是選擇代表的標准,「唯才是舉」、「量才選用」才是選擇代表的原則。人民選舉代表的惟一標准就是人民代表能為人民說話、辦事,能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對人民高度負責,不應該附加許多不應附加的條件。他還指出,競選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競選的實質是為選民爭當合格的公僕。競選實際是正當競爭。競爭是最公正的裁判,是能力的角逐,是品德的比較,是最好的政治優選方法。當然,這種競爭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 立足基礎,甘為人梯
憲法和行政法學,構成我國公法學的主要部分。公法學要發展,不僅需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和依法行政實踐的推動,而且需要公法學者們在理論上不斷創新。特別是憲法學要實現理論創新,則首先必須回顧總結過去,全面地、准確地了解目前憲法學研究的現狀。回顧總結20世紀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憲法學的研究成果,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然而,盡管我國的憲法學研究自改革開放以來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卻鮮有學者去系統地總結,而這也造成了近幾年來憲法學界存在重復研究少有突破、難有突破的現狀。據此,楊海坤教授深感有全面系統地綜述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年我國憲法學研究現狀的必要,以推動21世紀我國憲法學研究的發展和理論創新。於是,他精心組織編寫了《跨入新世紀的中國憲法學——中國憲法學研究現狀與評價》一書。盡管這種工作是艱辛的,甚至於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努力,但楊教授沒有放棄,因為他始終覺得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其希望通過自己以及自己所領導的研究團隊的基礎性工作,為國內外有志於研究中國憲法學現狀和發展趨勢的人們提供較豐富的、可信的原始資料,為他們的深入研究尋找突破口指示方向。同時,楊海坤教授注意到現在能夠重視基礎積累的越來越少了,急功近利的治學現象越來越多了,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引起學界的關注,使學界形成良好的治學研究風氣。令人欣慰的是,楊海坤教授的努力換來的不僅僅是上下兩本厚厚的書籍,他的成果也得到了社會和學界的廣泛認可,該書獲得了2002年度法學教材和法學科研優秀成果獎,很多中國憲法學研究者把它視為重要的工具書,還有許多高校以它為研究生教材或認定參考書。

Ⅳ 人民大學,關於胡錦光

姓名: 胡錦光職務: 教授 博士研究生導師 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學位: 法學博士

1960年2月出生,安徽黃山市人。1986年7月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95年~1998年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獲法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和博士研究生導師。曾兩次赴日本立命館大學作訪問學者,多次赴國外、境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和講學,曾獲「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提名獎(1996年)及香港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項目獎(1996年),論著及論文多次在全國獲獎。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教研室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家》雜志編輯、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社會兼職:1、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2、北京市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3、海口市仲裁委員會委員;4、國家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及政策法規司法律咨詢顧問;5、中共沈陽市委政法委執法監督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6、甘肅省國家稅務局依法治稅高級顧問。

主要科研成果有《中國憲法問題研究》(專著)、《行政處罰研究》、《憲法基本知識》、《當代人權保障制度》(合著)、《中國憲法的理論與實踐》(合著)、《行政法專題研究》(合著)、《行政法》(合著)、《行政法教程》(合著)、《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程》(合著)、《香港行政法》(主編)、《行政訴訟法教程》(主編)、《行政法案例分析》(主編)、《中國憲法發展研究報告》(主編)等。

胡錦光 任端平 論憲法救濟(本文發表於2003年)

胡錦光 論審判權的界限(本文發表於2003年)

胡錦光 論公民「上書」的基本條件(本文發表於2003年)

胡錦光 違憲審查的基本功能(本文發表於2003年)

胡錦光 穿警服結婚及其他 (本文發表於2003年)

胡錦光 徐振東 秦奧蕾 牛文展 王鍇 關於現行憲法第四次修改的建議(本文發表於2003年)

胡錦光 論憲法適用與憲法解釋權的關系(本文發表於2002年)

胡錦光- 林毅- 喬占祥訴鐵道部2001年春運價格上浮案研究(本文發表於2002年)

胡錦光/劉飛宇 2002年行政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本文發表於2002年)

胡錦光 任端平 受教育權的憲法學思考(本文發表於2002年)

皮純協/胡錦光/王叢虎 2000年行政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本文發表於2001年)

胡錦光 劉飛宇 論國家行為的判斷標准及范圍(本文發表於2000年)

胡錦光 王叢虎 論我國憲法解釋的實踐(本文發表於2000年)

許崇德/胡錦光/王叢虎 1998年憲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本文發表於2000年)
胡錦光 我國憲法修正案的技術性與規范性評析(本文發表於1999年)

胡錦光 臧寶清 「憲法」詞義探源(本文發表於1999年)

許崇德/胡錦光 1997年憲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本文發表於1998年)

胡錦光 論法國憲法監督體制(本文發表於1998年)

胡錦光 中國憲法的司法適用性探討(本文發表於1997年)

許崇德/胡錦光 1996年憲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本文發表於1997年)

Ⅳ 行政法誰得教材比較好

都差不多。行政法沒有法典,理論性強,但是學者的觀點都大同小異。比較而言,姜明安主編的高教版內容比較全面,被很多其它學者的行政法教材大量引用,推薦之。畢竟是國家組織編寫的,集合了許多行政法大神。

Ⅵ 熊文釗的其人其事

從小喜歡「填表格」
與熊文釗教授接觸多了,發現他是一個非常風趣、頭腦極為敏銳的人。這與他早年的音樂修養有關。他1962年生於湖北黃岡,自幼喜歡音樂,在黃岡中學就讀期間上的是文藝班,1974年進入湖北省黃梅戲劇院樂團,演奏薩克斯和黑管,轉眼就是七年。朋友們開玩笑這樣評價熊文釗,說他是法律界音樂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樂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復高考,已經拿了幾年工資工作穩定的熊文釗,決定棄藝從學,參加高考,並且報考法律專業。熊文釗說:「這與我的童年經歷有關,我從小就對政治有一種敏感。」
上小學的時候,熊文釗就喜歡看報紙,並且對有官員出席的會議看得非常仔細。那是在「文革」期間,他特別關注哪個省的「革委會主任」是誰,副主任是誰,省軍區司令、政委是誰,並且自己製作了表格,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就在表上填一個,漸漸就把這些官員的名單填滿了。時間長了,連駐外使節、外國元首他都分別製作了表格進行填寫。
填表的同時,他開始了分析。他發現,五一、國慶等重大慶典和接待外賓的場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現了,那就預示著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預測一次次應驗,讓他很有成就感,漸漸成為一種愛好。時至今日,他在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預測常常神准,令朋友們總以為他有什麼特殊「渠道」,其實呢,他的渠道就是報紙雜志、廣播電視。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1年熊文釗如願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專業本科學習。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趕上了中國行政法學的起步與發展階段,他與中國的行政法治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給應松年送爐子
當時北京政法學院建立了「行政法學教研室」,負責人是方彥。方彥是延安時期的老報人,對推動中國行政法學貢獻很大,近些年來卻少有人提及。熊文釗說,改革開放後中國行政法學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網羅到北京政法學院的。像行政法學界泰斗王名揚,還有當時在西北政法學院的應松年,都是方老想盡辦法調到學院的。
當時選修課表上有一門名叫「行政法學」的課程,熊文釗很感興趣,進行選修,這樣與方彥的接觸多了起來,漸漸成為方彥的親密弟子,方彥有什麼事兒,都喜歡叫上他,他成為教研室的一個主要勞動力。
記得應松年剛到政法學院的時候,被分在6號樓4樓朝東的一個小房間里,居住條件十分艱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風嚴重,又沒有暖氣,住在裡面不得病才怪。方彥有一天叫上熊文釗,說是要給應老師弄個爐子生火,否則冬天過不下去。熊文釗說,我再去叫個同學。方彥說,叫什麼叫,我們兩個不就行了。方彥領著他從學院事務科領來一個燒蜂窩煤的爐子,然後兩人一起抬到應松年的房子里去。當時方老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把應松年感動得不得了。現在回想起來,熊文釗說,延安時期老幹部的作風,真是感人啊,有這樣的榜樣,自己不努力學習對得起誰?如果沒有方老,中國的行政法學不可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就出現那麼蓬勃發展的局面。
「接力」翻譯
當時行政法學的這幫老師和學生,對行政法學知識的渴求,真是像飢餓的人撲到麵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託北京政法學院舉辦行政法研究班,邀請中外知名學者講授行政法理論,這是全國首期行政法學理論培訓班,薈萃了一大批後來行政法學界的骨幹。熊文釗當時還在讀本科,但他硬是爭取機會進入研究班去聽課,而且節節不落、風雨無阻。
研究班聘請的比利時專家麥耶爾用法語講授行政法專題,翻譯遇到一些行政法學方面的專業術語,時常「卡殼」,要請教坐在講台下的王名揚先生。王名揚先生早年留學法國並獲得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行政法學專業),精通法語。可操著濃重湖南衡陽口音的王名揚先生所做的解釋仍然無法讓大家聽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羅人,聽得懂王名揚的湖南話,而他的普通話並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羅話轉述王老的湖南衡陽話,大家還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長大的朱維究性子急,有時沒等姜明安說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測搶先「翻譯」出來,「翻譯」得不對,王名揚就急忙擺手說「不地(對)不地(對)」。熊文釗是湖北人,聽湖南話有點優勢。於是熊文釗就斗膽接過來「翻譯」普通話。由於從小就從事藝術工作,熊文釗的普通話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講得最好的了,經過這樣的「接力翻譯」才能讓大家明白這些專業術語。大家笑成一團的時候,麥耶爾教授就睜大眼睛迷茫地看著。
初生牛犢進入 國家立法殿堂
1985年,熊文釗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師從王名揚、龔祥瑞、應松年等著名的憲法與行政法學者,繼續研習憲法與行政法。時值《民法通則》頒布後不久,全國人大法工委資深顧問陶希晉先生提出,廢除了舊中國的舊六法,應當制定新中國的新六法,並明確提出要制定《行政法通則》。陶希晉先生早年長期擔任董必武的秘書,資格非常老,在建國初就是政務院副秘書長,在全國人大說話有分量,他對我國行政立法的推動功績,彪炳史冊。
1986年10月,全國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組,陶老提議由《民法通則》起草組組長江平教授任行政立法研究組組長,研究組由羅豪才、應松年、張煥光、皮純協、朱維究、姜明安等組成,王名揚、方彥等任顧問。熊文釗有幸參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組主持的《行政法通則》的起草工作,並參與撰寫了若干份試擬稿。這一年,熊文釗才24歲,就能進入全國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組起草法律文件,歷史給予他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
行政立法研究組成立以後,通過起草《行政法通則(試擬稿)》,編發《行政立法研究資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動態》,為全國行政法學者提供了國內外行政法研究的最新資料和動態,極大地激發了青年學者的求知慾望。
1986年底,第二屆行政法年會在山城重慶召開,陶希晉抱病從桂林趕到重慶。他感覺當時國內行政法學界的思想還偏於「保守」,希望有年輕人能出來「放幾炮」。他通過秘書約請了包括姜明安、熊文釗在內的幾位年輕人到他的住所匯報《行政法通則》框架的起草情況。陶老提出,能否讓年輕人到會上去講一講《行政法通則》的立法框架設想?
在前輩的支持和鼓勵下,熊文釗這個「初生牛犢」,在會上突破了原定議題,以自由發言的方式介紹了《行政法通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行政主體、行政行為、行政法制監督、行政訴訟」的立法框架,引起了與會學者的廣泛關注。現在許多行政法學界的權威專家都很懷念那次會議,認為那次會議為行政法學開拓了一個新境界。
相對人、聽證會與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當時年輕的熊文釗思想大膽,敢說敢為,常常冒出一些非常新穎的說法。
熊文釗是1985級的研究生,現在擔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的胡建淼當時是1986級的研究生。熊文釗當時沒戀愛,胡建淼來自上海,到北京後也是「單身漢」,兩人一見如故,晚上經常在一起整幾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在宿舍里閑吹鬍侃。兩人都覺得,當時行政法學的專業術語太少,大白話太多,應該創造一些術語。有一次,胡建淼提出「行政主體相對的一方」應該怎麼說,熊文釗說:「那就叫相對人吧。」從此,兩人的學術論文中開始出現「相對人」這個概念,漸漸被通用。「後來從外國的翻譯資料中也發現了『相對人』的術語,但當時國內是我們提出來的,提出時也沒看到外國的翻譯資料。」
後來,全國人大行政立法研究組在羅豪才、應松年的領導下,先後為《行政訴訟法》《行政監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立法框架及專家試擬稿,熊文釗都進入了專家咨詢組。1989年4月,在北京平谷金海湖畔的一個賓館召開了關於《行政處罰法》草案的專家研討會。研討會的一個焦點是,要不要把「聽證制度」寫入《行政處罰法》,如何寫。當時「聽證制度」在中國完全是個新鮮事物,從沒寫進過法律條文。寫是應該寫,但如果寫得太多,許多專家擔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時會引起較大的爭議,反而延緩了這一制度的立法。包括熊文釗在內的一些專家提出,在中國建立聽證制度非常必要,與其寫得太多引起爭議被擱置,不如就先將聽證制度確立下來,待以後再進一步完善。人大法工委最後採納了這一建議,就在第42條、第43條寫了幾行字,送到常委會討論,果然順利通過了。從此,「聽證制度」在中國落地生根。
在1988年太原召開的行政法學年會上,熊文釗還提出,我們國家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實行政法學也應該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國家核心價值賦予的行政職能」,「兩個基本點」,一是「授予政府權力」,一是「控制權力濫用」。當時不少專家認為行政法學就是研究「控制政府權力」,不包括「授予政府權力」。但後來越來越多的專家接受了熊文釗的觀點,並提出「平衡理論」。熊文釗的「兩個基本點」,其實就是講行政權力的平衡問題,權力的授予和控制必須平衡,才能保證行政的安全、有效,減少行政風險,提高行政效率。
減少「副職」觀點 屢遭「封殺」
2006、2007年來,熊文釗對「大部門制」的研究成果屢見報端,但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就是他在《望》新聞周刊上提出減少「副職」的問題之後,有多家中央和地方的報紙雜志記者和編輯來采訪或來約稿,熊文釗總要提到行政機關應減少「副職」。他說,根據1982年頒布的《國務院組織法》的規定,國務院各部應設正職一人,副職二至四人;各委員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員五至十人。可實際情況是,副職大大超編,例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達到12個,嚴重超過法定職數。
當時編輯記者們都覺得這個觀點很重要,可最後發表出來的文章,這一觀點總是被刪掉。編輯記者們解釋說,老總說這個觀點太敏感,紅筆「框」下去了。熊文釗很執著,堅稱:國家有法律規定,政府要依法行政,這有什麼敏感的?
後來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減少領導職數」,熊文釗笑著對那些編輯記者說:「你看,你們當初要是報道了多好!」
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近年來,熊文釗對國家行政機關部門利益膨脹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大部門制」改革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2005年,國家經貿委研究撤銷審批項目,在各部門研究來研究去,結果誰都不願意撤銷自己部門的審批項目。後來向熊文釗等專家咨詢,專家們提出撤銷方案,然後在經貿委的辦公會上通過,這一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還有一年,科技部在各部門徵求立法草案的意見,也是爭論來爭論去,最後也是按專家意見通過。這其實都是部門利益在作祟。
我國的部門利益膨脹,首先表現在「部門立法」上。許多國家法律法規是由相關部門起草,在起草時往往追求部門利益最大化,將部門權力擴張法定化,而偏離了整體的國家政策方針和公共利益,例如政府專營、行政准入限制、計劃配置資源、部門保護等方面。
其次,部門利益集團化、個人化、違法化。鄭筱萸案件中反映出行政腐敗、官商勾結、利益同盟等現象,而這些現象並非個別。有些為了部門利益公然違法,例如交通部門居然讓2004年通過的《公路法》中開征燃油稅的規定擱淺至今。
再次,對公共財政奢侈浪費。我國每年用於公車、公款吃喝以及公務出國的費用已高達幾千億元。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2004年度中央部門預算執行審計結果報告中就指出,1999年以來,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專項資金1.31億元,其中用於建設職工住宅小區1.09億元,用於發放總局機關工作人員職務補貼和借給下屬單位投資辦企業2204萬元……
部門利益膨脹是權力的屬性使然。阿克頓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孟德斯鳩也曾說過,行使權力的人總是會行使到法律的邊界為止。我們總是對於權力保持良好的預期和渴望,以為掌權者一定會奉公執法、一心為民。事實上,我們不能對權力抱有一絲一毫的幻想,特別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規范的建構上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權力的腐化性、自私自利性。而「大部門制」改革,是將許多部門「連鍋端」,可能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在熊文釗的「大部門制」前瞻中,提出了「大部門制」的通盤規劃和分步實施的整體方案,國土建設部=區劃+規劃+建設+國土資源等;大農業部=農業+糧食+林業;大交通部=交通+鐵道+航空+公路+水運+郵政等。對於現在的調整方案,將公務員當作人力資源要素、社會保障職能仍然沒能整合以及鐵道部沒有被合並到交通部等問題,熊文釗說,這還是部門利益在作怪,但他相信,遲早會有整合的那一天。

Ⅶ 應松年的個人軼事

他是著名法學家,卻也愛好歷史學和文學,他說那是他的精神家園,可以從中獲得心靈的慰藉和心智的啟示;他職務多、工作緊,卻忙裡偷閑,偶爾拉上一會兒二胡,一曲《二泉映月》讓人如醉如痴;人到中年後,他創造了中國行政法眾多「第一」,從第一部行政法學教材到培養第一代行政法學研究生,從參與新中國第一部《行政訴訟法》的起草到此後眾多行政法的出台,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足跡。他與新中國行政法學和行政法制同行,成為中國行政法學著名的「領頭雁」之一。

「挫折是墊腳石」
磨難對於有志者來說是一塊墊腳石,對於弱者是一個萬丈深淵。挫折能造就強者,也能吞噬弱者。
1937年,應松年出生在寧波奉化的一戶書香門第。1956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踏進華東政法學院,在大學的日子裡,他很快嶄露頭角,第二年就在學校的開學典禮上向新生介紹大學生的學習經驗。
可是,厄運很快降臨,1957年「反右」開始,巨大的政治風浪波及全國眾多高校,同許多優秀知識分子一樣,他也被卷了進去。畢業後,他被「發配」去了新疆伊犁。
這里有戈壁胡楊,逆風怒吼,但這里也有葡萄蘋果,青山綠水,還有朴實熱情的各族人民,伊犁河谷不乏溫馨。天涯何處無芳草,邊地賦予應松年生活的激情。這里成了他砥礪人生的起點。
遠離家鄉,遠離專業,不免彷徨,但他沒有放棄對知識的渴求。沒有法學書籍可研讀,歷史、文藝書籍也足以慰藉,總之是找到什麼就看什麼。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他讀了許多自己喜歡的文學和歷史書籍,還寫了一些民族文學的評論文章,發表了一組伊犁詩話和有關伊犁的史話。林則徐、左宗棠、細君公主,一個個歷史人物的故事中,金戈鐵馬,雪野情長,顯示了可歌可泣的邊地歷史畫卷,應松年教授從中也深得歷史的啟迪。
回首往事,應松年平靜地說:挫折對於人來說,未見得全是壞事,它可以磨去身上的稚氣和傲氣,促使人更加懂得生活的含義和人生的意義,更加懂得珍惜人間美好的東西,尤其是能使人練就敏銳的洞察力和清醒的辨別力。
「困難和折磨對於人來說,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錘,打掉的應是脆弱的鐵屑,鍛成的將是鋒利的鋼。」正如契訶夫這句話所言的那樣,生活的磨煉和知識面的拓展,為一個未來的行政法學家留下了深厚的儲備。
「填補」出來的行政法學家
機遇只偏愛那些有準備的頭腦。
在伊犁20年了,應松年也已經步入中年,但生活的軌跡卻面臨改變。1980年,西北政法學院和其他政法院校一樣,停辦多年,這時決定恢復重建,但因法學人才斷流,缺乏師資,吁請西北各省支持該院人事處長還專程到新疆覓才。這時,應松年已擔任伊犁州教育局的教學研究室負責人。得知應松年想離去,勸留不得,教育局採取了行政手段,扣住人事檔案不放。面對領導的信任和挽留,應松年心裡湧起一股熱流,但他很清醒,也很堅決。20年的生活經歷,已使他深刻認識到,民主與法制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懷著對伊犁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深依戀和感激,打點行裝,應松年義無反顧地來到了西北政法學院,重返他熱愛的法學領域。
機遇選擇了應松年,應松年也抓住了機遇。
由於對歷史和哲學的偏愛,應松年對法理學和法制史似乎更感興趣。可是當時西北政法學院的行政法沒有教師,應松年又滿腔激情地填補了這塊空白。沒想到這一「填補」,竟補出一位行政法學家,也使他與其他的行政法學家一起,共同補出了行政法學的一片輝煌。
沒有教材,缺乏資料,難以入手,做事有股倔勁的應松年一頭扎進了圖書館,詳細研讀了所有民國的和前蘇聯的行政法學著作。接著,他又從西北到西南,又到中南,收集資料,還結識了當時也剛剛踏入行政法學門檻的同行。
這時,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的王珉燦先生在廈門主持召開了行政法學教材編寫研討會。應松年得知消息,覺得是個難得的學習機會,便毛遂自薦,要求參加會議。望著這個風塵僕僕、滿臉執著的後輩,王珉燦老先生心頭一熱,心裡珍視著來人的這份熱情。沒想到在研討會上,應松年侃侃而談,掌握資料翔實,對行政法學有著獨到精闢的見解,眾人對他開始刮目相看,王老先生當時就決定把他借調到北京,專門從事新中國第一部行政法學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寫作和編輯。
王老先生的這一決定成為應松年人生歷程上的重要契機,揭開了他的行政法學之路的開端。歲月如流,王老先生已經逝去,應松年始終銘記著老先生的知遇之恩。應松年說,有時深夜伏案,稍有懈怠,想起王老先生,就又筆不輟手,耕耘在行政法教學研究的陣地上,並以王老先生為榜樣,視獎掖青年學者為己任。
20多年來,我國行政法制發展迅速,從《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處罰法》到《立法法》,一直到剛剛頒布的《行政許可法》,中國行政領域里的民主與法制建設被推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是參與起草,還是參加討論,或是提供咨詢,這些法律都傾注著應松年的一份心血,寄託著他的法治理想,承載著他的人生追求。應松年在治學、立法研究的道路上,留下了一個個深深的腳印。
擁有眾多「第一」
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艱險勇於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在行政法學領域里,應松年風雨兼程,一路走來。中國行政法治發展歷程中,應松年有幸參與了教學、理論研究、法制建設的開創性工作,成為眾多「第一」的擁有者。
1981年,應松年參與編寫了新中國第一部行政法學教材《行政法概要》。他回憶此事時說:「我們也是在『邊學邊編』,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也就是現在的國家圖書館,是我那時去得最多的地方。」邊學邊編,包含了我國行政法學開創研究的幾多辛酸。
1984年,他主編了建國後最早的行政管理學教材之一《行政管理學》,這一著作包含著應松年對於中國行政法治之路最初的思考、體悟,第一次揭示了行政法學與行政管理學的內在聯系。這本書後來發行達數十萬冊,獲得全國行政管理學論著一等獎。
1985年,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成立,十多年來,應松年一直擔任該學會的副總幹事兼秘書長,後來又擔任學會會長。學會在組織國內外學術交流、推動行政法學研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986年,著名法學家陶希晉發起了組織行政立法研究組。近20年來,應松年作為研究組主要負責人之一,組織在京的一些學者和在實際工作部門的同志一起,從事了多部行政立法的研究和試擬稿的起草工作。
為促進行政法學的繁榮,應松年一直希望行政法學界有一個可以探討爭鳴的園地。在沒有經費,沒有專職編輯的條件下,群策群力,白手起家,終於創辦起了一份理論刊物。開始用油印,1993年取得一些資助後正式出版,成為我國法學領域里惟一的單科理論期刊,這份雜志就是現在的《行政法學研究》。
掛在嘴邊的法言法語有時被遺忘了
在談到中國行政法體系時,應松年說,法律的制定,某個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也許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人的共同努力,我們的法治之路才得以不斷向前延伸。
對於他參與已經制定的《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應松年如數家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目前他又把期盼投向了《行政程序法》。他說,近幾年來,行政程序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尤其是個別政府部門在審批過程中的不透明、效率低下和「尋租」行為。除《行政處罰法》和《行政許可法》作了較完善的程序規定外,其他有關行政程序的規定比較簡略,且不統一。因此,從長遠來看,仍然需要制定一部全面的行政程序法。它將更加體現規范行政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宗旨。應松年指出:「我國過去重實體、輕程序,現在必須重視程序的作用。只有程序公正了,才能更好地促進實體的公正。」「進一步說,程序不光是一個工具,程序本身也具有獨立價值」。
但是,應松年同時指出,立法中的缺陷也不容忽視。他說,目前正在實施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是關繫到中國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的一部重要法律,但卻遺漏了權利救濟問題。該法在實踐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兩委」關系和司法救濟問題。當時立法討論時,關於「兩委」關系還有些爭論,但後來還是寫下了相互矛盾的法條。對於司法救濟,大家卻集體「失語」了。該法規定:「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但當一個又一個民選村主任被非法撤換、停職或者無法上崗時,村民們卻沒有什麼救濟渠道。告到法院,法院卻以《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未規定,政治權利不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為由,拒絕受理。
「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救濟則無權利,這是法學專家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可這句話卻在立法的關鍵時刻被遺漏了,無論從中國的民主法治角度來說還是從法學專家角度來說,都教訓深刻!」應松年遺憾地說,對此,他自己也沒有盡到一個行政法學者的責任。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人們將自我實現視為最大滿足,對我來說,最大滿足是學生們的成長!
1986年,應松年進入中國政法大學執教。之後,中國政法大學招收了中國最早一批行政法學碩士研究生,應松年先後擔任導師組副組長、組長,後又擔任博士生導師,承擔了培養中國第一代行政法研究生的任務。其間,他還擔任師資培訓和法制幹部培訓的組織教學工作,培養了一批年輕的行政法學教師和實務工作者。
1997年,時值應松年教授從教35周年暨60華誕慶祝會召開之際,他的一位學生回憶說:「不管如何辛苦勞頓,應老師總是精神抖擻地登上講台。他善於用淺顯的語言和生動的故事來解釋深刻的法學思想,受到聽講者的普遍歡迎。」
他的另一位學生也飽含深情地說: 「每次上課,他總是騎著自行車很早趕到等著我們,常令我們感動和慚愧。他採用『討論式教學』啟發和激勵我們各抒己見,使我們在討論中深入,在交流中受益。」
學生們從應松年那裡不僅收獲了知識,更傳承了民主法治信念。一位當法官的學生說:「在跟應老師讀書的日子裡,不論探討學問,還是處理事情,他總是很民主,先讓你說說看法,最後找到一個最為理想的解決辦法,我們很平等。親其師,信其道,我們不僅從他那裡學到了知識,而且學會了做人的道理」。
談到自己的學生,應松年頗為自得:「碩士上百名了,博士有幾十個。許多人都羨慕我這一點,在學生身上,我也學到許多東西。人們將自我實現視為最大滿足,對我來說,最大滿足是學生們的成長!在他們身上,我感到了人生的延伸,理想的延伸。」
認真履行代表的職責
永遠立於大眾的立場。
應松年喜歡讀小說。他說:「文學即人學,法學也是如此。」關注人,關注人性,這應該是文學和法學的共同之處。文學對於正義的崇尚,對於邪惡的鞭撻,也是和法律精神相通的。文學的感性,法學的理性,殊途同歸。只有在深刻參悟人性的前提下,制定出來的法律規范才是切合人民意志的。
「人民的利益就是最高的法律」,這是應松年教授一以貫之、始終不渝的學術宗旨和做人准則。他的一位學生告訴記者說:「他經常教育我們,行政機關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處於不平等的地位,相對人的權益很容易受到侵犯,在這種情況下,一名法律工作者一定要把正義和公平作為自己的行為准則,盡己所能為老百姓做點實實在在的事情。」
應松年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也寫道:「保障人權,體現人性,尊重人的人格尊嚴,這是現代法治理念的核心。在立法、執法領域,堅持人文關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內涵。」「制定法律、實施法治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權利」。
應松年告訴記者,盡管中國行政法制發展很快,但目前基層違法行政、濫用權力的現象仍然很嚴重。作為人大代表,他每年接到的申訴信都有300封左右。他總是很認真地轉給相關部門。他說:「相當一部分群眾反映的都是有問題的。」
應松年介紹說,有一次,有一位職工拄著拐杖來找他,主要問題是工傷評定等級過低。應松年教授耐心地聽他訴說後,經過一次次電話聯系,多方奔走,終於解決了這位職工的問題。還有一次,有兩位基層法官找他,訴說他們受到的不公正處理。為此事,應松年多次反映,最後取得了高檢院的支持,終於使兩位法官的問題得到公正的處理。言及此,應松年對高檢院重視人大代表反映的問題並認真處理的行為,深為感動。
作為一位行政法學者,應松年在法學研究、法學教育中作出了業績,同時,在行政法制建設中,在履行人民代表的職責中,應松年作為一個學者,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與行政法同行,是應松年人生軌跡的寫照,我們相信,他將繼續精神抖擻地與行政法一起前行。

Ⅷ 行政法領域有哪些知名學者

應松年、韓大元、羅豪才、胡錦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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