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行政法學的先驅
Ⅰ 德國法學家耶林格說：「執法的人如變成扼殺法律的人,……」出自他哪一部著作
這句話出自耶林的《為權利而斗爭》一書，很多人引用這句話，多數是轉抄自內他人文章容，就是不註明出自何處。這句話的另一種翻譯是：世上不法之事，莫過於執法之人自己破壞法律。法律的看守人變成法律的殺人犯！猶如醫生毒死病人！監護人絞殺被監護人！這是天底下最悖理之事！在古羅馬，法官受賄，便處死刑。法官審判，不肯依據法律，而端視金錢多少，勢力大小，法律將因此而滅亡！人民將由政治社會回歸自然狀態！蓋國家權力乃所以保護人民的權利。而今人民的權利感情反為國家權力所侵害，則人民將放棄法律途徑！這是勢之必然！
Ⅱ 行政管理學的發展歷程
行政管理學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工業革命帶來了社會化大生產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為行政管理學的產生奠
定了物質基礎；行政管理的實踐為行政管理學的產生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材料；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的發展為行政管理學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基礎。行政管理學概念最早由德國學者L.von施泰因提出，他於1865年撰寫的《行政管理學》一書，用行政法的觀點闡述行政問題。1887年美國學者T.W.威爾遜發表了《行政管理學之研究》一文，主張政治與行政分離，建立一門獨立的行政管理學科。威爾遜因此被譽為行政管理學的奠基人。1893年美國學者F.J.古德諾出版了《比較行政法》，此書成為美國的第一部行政管理學教科書。1900年他出版了《政治與行政》一書，提出行政與政治分離的理論。此後，愈來愈多的學者把行政管理學作為單獨學科加以研究。1926年美國學者L.D.懷特撰寫了《行政管理學導論》一書，論述了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講求效率的必要性，以及對行政管理進行科學研究的可能性。1927年美國學者W.F.威洛比發表了《行政管理學原理》，比較系統地闡述了行政管理學理論體系。行政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已基本形成。
行政管理學的產生和形成受到當時工商企業科學管理的影響，並從中吸收了許多原理、方法。1911年美國管理學家F.W.泰勒根據長期實踐經驗，撰寫了《科學管理原理》一書，提出一套企業科學管理的理論。法國管理學家H.法約爾提出了組織管理功能理論，並在實踐基礎上總結出14條管理原則，對改進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和發展行政管理學起了積極作用。這個時期，通常被稱為科學管理時期或傳統理論時期。其理論的主要缺陷表現在過分重視機械效率，忽視社會效益；把行政組織視為封閉式組織系統，忽視組織外部環境的影響；片面強調人的物質利益，忽視人的精神因素，缺乏對人的尊重。
20世紀3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工人運動的發展，使傳統理論受到很大沖擊。1927～1932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G.E.梅奧等人通過霍桑實驗，提出人際關系理論。美國學者C.I.巴納德在《執行者的職能》中提出均衡理論。20世紀40年代以後，美國學者А.Н.馬斯洛提出需求層次理論，美國學者F.赫茨伯格在《工作的動機》提出雙因素理論，美國學者D.麥克格雷戈提出X理論和Y理論。與此同時，美國學者H.A.西蒙開創了以行政決策為重點的行政管理學研究的新領域。他從人的有限理性出發，把決策理論、數學方法、計算機學融為一個新的研究體系。美國組織學家J.G.馬奇提出理性與組織融合理論；美國政治經濟學家C.E.林德布洛姆提出漸進決策理論。他們把行為科學和決策理論用於行政研究，對行政管理學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個時期通常被稱為行為科學時期。
行為科學推動了行政管理學的發展。
行政管理學的研究從只注重行政組織結構、法令、規章制度及權責分配，到同時重視組織成員意見的溝通、個人慾望的滿足、非正式組織的作用；從只重視監督制裁到重視激發人的積極性；由專斷領導到民主管理；由「重事」到「重人」。這些都表現出行政管理學的飛躍。但是，這個時期又出現了新的片面性，如過分強調人的行為因素；過分注重人的理性作用，忽視了組織結構、法制的作用，忽視了環境的影響作用等。60年代，行政管理學理論有了新的突破，進入了系統科學階段。主要特點是廣泛應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管理科學的新成就來研究行政管理，特別是重視運用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系統管理理論認為，行政組織是由許多相互依存的不同要素所構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統，各個部分彼此獨立，但又相互依存和制約。因此，行政管理既要重視行政系統與外界環境、外部系統之間的關系，又要重視行政系統內在各部分之間的關系；既要強調行政組織結構、工作程序等因素，又要強調人的因素。還認為管理活動中內外環境復雜多變，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的價值日益受到重視，要尋求唯一最佳管理方式是困難的。所以主張隨環境變遷來選擇管理方式。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提倡生態系統理論的美國學者F.W.雷格斯；主張社會系統理論的美國學者T.帕森斯；研究環境系統理論的美國學者F.E.卡斯特；以及提出Z理論的美籍日本學者威廉·大內等。系統管理理論已被普遍接受，成為當代研究行政管理的一種值得重視的理論。 行政管理學誕生於美國。美國的學者和改革家對此作出了重要貢獻。1887年，威爾遜發表的《行政研究》，1900年，古德諾出版《政治與行政》以及1926年懷特（Leonard D?White 1891～1958）出版的《行政學導論》，對行政管理學的主要內容作了論述，使行政管理學成為一個獨立的重要學科。
西方國家公共行政學的階段有的學者把西方國家公共行政學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傳統的行政管理階段（大致期間為1900年以後）；人性的行政管理階段（大致期間為1930年以後）；系統權變的行政管理階段（大致期間為1960年以後）。有的學者把它分為形成階段——傳統管理階段；成長階段——科學階段；科學化階段——現代化管理時期。
西方國家公共行政學產生的條件：行政管理學於19世紀末萌芽到20世紀初誕生於美國，是有歷史必然性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經濟發展到更高階段，上層建築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就政府行政活動的變化而言，主要有：
⒈政府職能由政治統治擴大到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管理，由消極放任「守夜人」變成積極干預社會生活的「行政國家」。
⒉行政職能加強和行政活動范圍擴大，使行政機構迅速增加，行政人員隊伍日益壯大；而「功績制」的實施和「政治中立」原則的確立，更促使行政成為「非政治化」的管理領域。
⒊行政機構臃腫所造成的龐大的財政開支和效率極低的官僚作風，妨礙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
上述客觀條件，推動了行政管理學產生於當時的美國。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說，行政管理學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到更高階段的產物，威爾遜等人則是順應這一時代需要並進行了理論創造的著名代表。
同時，學科發展也為行政管理學能獲得長足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行政管理學在西方
行政管理學在西方各國的發展演變有如下情形：由政治與行政分離的研究，到政治與行政配合的研究；由靜態的研究到動態的研究；由以事為中心的研究，到以人為中心的研究；由法規的研究到行為的研究；由機械的效率觀到社會的效率觀；由單科的研究到科際的研究等。發展趨勢表現為：
（一）研究領域的拓寬和加深
（二）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更結合實際
（三）不同學派之間的爭鳴和交流
行政管理學在中國
行政管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始於20世紀30年代前後。但在當時的年代，未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也未造成學科研究的強勢；雖是新生學科，但發育不全，步履維艱。
20世紀50年代初，由於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和學科建設認識上的偏頗，行政管理學的有關專業和課程被取消，該學科的研究和傳播也隨之中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和行政改革的迫切性日益鮮明地擺在人們的面前，也因此而推動人們對行政管理學的重新認識。1984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和勞動人事部召開了新中國建國以來由政府主持的第一個研究行政管理學的會議——「行政科學研討會」。會議從理論和實踐上探討了開展行政學研究的必要性，提出建立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科學體系的任務及發展中國行政學應遵循的基本原則。這次研討會的成功，標志著行政管理學在中國的重建，並成為它進一步發展的新起點。
在往後的20多年裡，中國行政管理學在恢復重建的同時獲得迅速和健康的發展。
中國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封建行政管理體系：實行大一統的國家行政組織體制；實行封建官僚制度；在中央集權制內部實行等級尊卑主從制度；建立嚴格的監察制度；建立嚴格的行政管理法規，如中國最早的成文法典《周禮》、《秦律》、《唐六典》、《元典章》、《明會典》、《清會典》等；建立周密的官吏管理制度，包括官吏的選拔、任用、察舉、獎懲、迴避、俸祿、致仕等。
當行政管理學在西方國家產生之後，中國學者很快就予以重視，加以引進和研究。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翻譯出版了美國學者所著的《行海要術》、《行政綱目》，日本學者蠟山政道所著的《行政管理學總論》、美濃部達吉所著的《行政法撮要》。孫中山參考國外行政管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結合中國傳統提出五權分立思想，中央與地方均權的思想，公開考試、擇優選官的思想等。同時，中國的一些高等院校也開始設立行政管理學課程。從30年代起，中國學者撰寫的行政管理學著作陸續問世。其中最早、最系統的行政管理學專著是1935年出版的張金鑒所撰的《行政管理學之理論與實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調整後，行政管理學雖然沒有作為獨立學科進行系統研究，但相關學科從不同角度對國家行政卻作了有益的探討。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進入新的階段。1980年12月中國政治學會成立，廣泛恢復了政治學的研究活動，其中包括行政管理學的研究。1984年國務院辦公廳、勞動人事部發起召開行政管理科學研討會，同年11月勞動人事部成立行政管理科學研究所。1988年夏正式建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此後，中國社會科學院、高等院校、中國共產黨各級黨校、成人教育組織均成立了行政管理學研究或教學機構。同時，還出版了一批行政管理學著作和教材。
Ⅲ 什麼是行政事實行為
行政事實行為是指行政主體不能根據其職權產生、變更或者消除行政法律關系的行為。
行政事實行為是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有關的個人任意行為，由下列情形組成：
（1）事實損害的發生。不損害事實的，不建立行政事實行為，更不涉及行政賠償問題。
（2）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存在重大主觀錯誤。一般來說，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時存在嚴重的主觀缺陷，表現為不遵守法律和違反職責要求，故意或者嚴重過失，侵犯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合法權益，主觀上存在著嚴重過錯。
（3）侵權行為與義務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即在義務活動中存在著個人的任意行為，或者產生損害事實的行為的工具和機會與公務有關，盡管不履行職責。
(3)德國行政法學的先驅擴展閱讀：
現代法治國家要求任何行政活動都必須服膺於依法行政的理念，行政事實行為作為一種行政行為，不能免除這一義務。「無法律就無行政」，行政事實行為應當符合相應的合法性要求。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行政主體必須在法定許可權內實施行政事實行為，越權行為無效；另一方面，行政主體必須作出相應的行政事實行為，不得否定。t或延遲履行公務。
（2）行政事實行為的內容應當符合法律規定。本法所稱守法，不僅指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而且指符合法律的原則和精神。
（3）行政事實行為應當遵循比例原則。行政主體大驚小怪或者以過失和錯誤判斷為依據作出行政事實行為的，應當認定為違法。
Ⅳ 英美法系國家為什麼開始不承認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
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問題之一，歷來為中外學者所關注。但對什麼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西方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各學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國中，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大法系。這兩大法系各具特點，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認識也有各自鮮明的特色。所以，這里主要以西方兩大法系作為比較對象。通過對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深入比較，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規律，以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 大陸法系-以法、德為代表的分析
（一）法國：行政法治與均衡原則
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1]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國：依法行政、比例與信賴保護原則
德國與法國並稱為現代大陸法系的兩大脊樑。法國在大陸法系中以民法的貢獻最大，同時亦被譽為行政法的母國。但在公法學、特別是行政法學領域，後來居上的德國也形成了現代世界行政法體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各國行政法影響極大。[3]在德國，對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因素是法治國思想。法治國的思想發軔於德國，法治國理念孕育著依法行政原則。而且隨著法治國思想在德國從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發展變遷，行政法基本原則也在法治主義由機械走向機動，行政權由消極走向積極的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即由作為形式主義的依法行政原則過渡到實質主義的比例、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義是指行政活動必須接受議會法律的規制，必須置於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動違法的，必須追究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對依法行政原則的具體內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國行政法學創始人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法律的規范創造力原則，即行政機關所制定的行政法規范是法律創造的；第二，法律優位原則，即法律對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與法律相抵觸；第三，法律保留原則，即一切行政作用雖非必須全部從屬於法律，但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由法律規定。 [4]多數學者則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兩項內容，即法律優位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則，又稱為均衡原則[6]或平衡原則[7]，是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的典範。它不但為現代條件下的干預行政提供了新的規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適用性。在行政法上，無論是制定普遍性規則的行政活動還是傳統的行政行為，都應當接受該項原則的規范和制約，並以此判斷它的合法性。[8]奧托。麥耶爾曾將比例原則譽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則」。台灣學者陳新民教授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樣，二者均可稱為相應部門法中的「帝王條款」。[9]一般認為比例原則是一個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它濫觴於19世紀警察國家時期，淵源於「法治國家理念及基本人權之本質」，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逐步成為限制行政權的有效手段。它具體包括三個子原則： 第一，行政措施對目的的適應性原則。即所採取的國家措施（普遍的或個案的）適應於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規定的目的，不得偏離。第二，最小干預可能的必要性原則。如果以國家措施干預公民自由為實現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麼這種干預應當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權力對公民一般自由權利的干預，只應當發生於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於基本權利的性質，個人對於公共權力不必要的干預可以提出異議進行抵抗。第三，禁止過分的適當性原則。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預自由的國家措施對當事人來說是不過分的，對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是適當的，又稱為狹義的比例原則。質而言之，比例原則要求行政目的與行政手段相適應、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賴保護原則是二戰後在德國發展成功的又一項行政法原則。其涵義是指：基於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護社會成員正當權益的考慮，當社會成員對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形成合理信賴，並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時，行政主體不得變動上述因素，或在變動上述因素後必須合理補償社會成員的信賴損失。該原則的核心思想即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權益。[11] 「保護人民權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過程中卻處處隱藏著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規范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作出修正，行政行為因違法或不合適宜也需要加以撤銷或廢止而發生變動等。為不使社會成員因信賴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損害，有必要對其正當權益設置一道屏障。信賴保護原則正是對這一現實需要的制度回應。當然，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是有條件的，且因信賴對象的差異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別。概括而言，其適用條件是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值得信賴，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為代表的分析
（一）英國：越權無效、合理與程序公正原則
英國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國家。與大陸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國沒有劃分公私法的傳統，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與公民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原則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調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轄。雖然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理念與制度在英國開始於17世紀下半葉，但直到現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採用過去普通法的一套規則和形式。[13]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義原則」（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對英國行政法一直起著支配的作用，並由此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等三項基本原則。
所謂「法的統治」，又稱「法治原則」，根據英國著名學者戴西（A.V.Dicey）的解釋，其涵義即「英國人依法，而且只依法進行統治」。[14]「法的統治」這種理論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相結合，作為英國憲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確立，與「議會主權」原則在近代英國憲法中同時占據了穩固的地位。[15]所謂「議會主權」的原則是議會制定法處於英國法的頂點，不存在優越於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審查它的機關。它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憲法斗爭勝利的結果，亦被戴雪稱為英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在行政法上，議會主權原則與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共同構成行政法的基礎，並由此產生行政法的一個中心原則」，[16]這就是「越權無效」原則。因為根據法治原則，政府行使權力的所有行為，即所有影響他人法律權利、義務和自由的行為都必須說明它的嚴格的法律依據，受到影響的人都可以訴諸法院。根據議會主權原則，議會制定的法律為最高法律，法院必須無條件地適用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不能審查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機關的行為如果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以內時，法院就無權過問。也就是說，英國法院對於行政訴訟的管轄權，只在行政機關行為超越其法律許可權時才發生。法院通過判例由此發展了著名的「越權無效」原則。英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威廉。韋德指出：「公共當局不應越權，這一簡單的命題可以恰當地稱之為行政法的核心原則。」[17]這個核心原則是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
當然，在戴雪的法治觀中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認為行政法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和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這使得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對戴雪而言，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18]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19]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自然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也在行政法中獲得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領域中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在英國，自然正義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20]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21]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的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戰時的緊急狀態賦予行政機關許多不受自然正義約束的特權（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戴雪意義上的真正的特權。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24]但是，1963年上議院在處理「理奇訴鮑德溫」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26]這標志著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擴展地應用於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中。[27]「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英國行政法在傳統的根基上的復興帶了個頭。「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28]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中，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9]由於近代以來，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上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總之，在英國，如果說合理原則主要是實體法原則的話，那麼公正原則則主要是程序法原則，越權無效原則則既涉及實體也涉及程序；如果說越權無效原則（狹義）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法明確規定的條件，是一種授權法原則的話，那麼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則主要是一種普通法原則。從這個角度，英國的這三項原則是平行的。當然，廣義的越權無效原則包含著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後兩者實際上是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立法所隱含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又只是越權無效原則這一總原則的分支部分或補充原則。這就是英國以上三項原則之間的關系。
（二）美國：正當程序與行政公開原則
美國法的基礎是英國普通法，兩國同屬普通法系國家，其行政法理論和制度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美英行政法幾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紀末，為了解決工業迅速發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美國建立了獨立管制機構（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標志著美國行政法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據美國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而制定的《聯邦行政程序法》，從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對龐大的行政權加以控制，從而使美國行政法得以迅猛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對行政法的影響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並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美國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則即行政公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先是在紐約州1787年「人權法案」中得到發展，然後才被吸收到聯邦憲法修正案中，並通過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發揚光大。根據美國法院的解釋，憲法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程序法的規則，稱為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其二，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實體法的概念，稱為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如果議會制定的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標准時，法院將宣告這個法律無效。[31]在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上，自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行政權的擴展，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從而使得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呈爆炸性的擴張，而不再只適用於法院的訴訟程序。所謂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即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它是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領域中的具體運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領域的滲透與擴張。
行政公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行政法發展的又一重要方向。這段時期，由於越戰失利、總統選舉舞弊及種族歧視擴大，公眾對行政機關越來越不滿，從而導致行政機關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在這段時期經過幾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實現行政公開。公眾認識到過去通過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來限制行政權，只能保障個人的權利免受行政機關的侵犯，而不能保證行政權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證行政機關能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須公開，由公眾直接參與對行政的監督，以補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審查的不足。於是，國會於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關於政府文件公開的決定，制定了《情報自由法》，規定除該法列舉的九項情況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須公開，任何人有權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機關不得拒絕；1976年制定《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合議制機關的會議必須公開；1974年制定《隱私權法》，規定行政機關所保持的個人紀錄，有對本人公開的義務等。[32]行政公開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所謂「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33]當然，公眾享有了解權，有權知悉並取得政府掌握的檔案或信息，同時，法律也對公眾的了解權作了限制。《情報自由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和《隱私權法》分別就政府文件的公開、會議的公開和個人記錄的公開問題作了詳細規定，構成了美國行政公開制度之骨架。
三 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與對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之共性規律
無疑，西方各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既存在著形式上的差異，又有著深層次的共性特徵。無論是差異，還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國情基礎。尤其是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國國情，適應各國的法律傳統、民族傳統、政治體制及社會經濟情況。由於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差異，導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模式存在著較大不同。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的模式。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尋求出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一些共性特徵和規律。
1.法治國家與憲法精神
正如現代行政法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一樣，作為規范行政權力之基本法律准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是伴隨著近代法治國思想的發展而形成的。雖然法治國思想發軔於德國，但是「大自然迫使人類去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34]因此，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國不同程度地確立為本國基本的治國原則。盡管早期在德國所表現出的「法治國」（Rechtsstaat）思想與在英國表現出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確存在某些層面上的不同，但「就講求法治國家的基本目的乃在於保障人權與抑制政府的濫權，使得法成為規范國家生活的惟一準則，此是英、德兩國法治主義者所不爭的事實」。[35]
法治的要義在於對公權力的合理配置。在專制國家時代，公權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國家時代，國家公權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審判的拘束，而法治國則更進一步，所有公權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務就在於為行政權力的運作提供依據，使行政權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隨著自由法治國家向社會法治國家的發展，近代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變遷，法治原則已不僅僅是判斷權力運作合法性的准繩，而且也成為衡量權力運作正當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據。相應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即行政必須服從法律的基本准則，也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成為衡量行政權力運作的合法性、正當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則。可以說，法治原則不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則，而且推動了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逐步發展並完善，因而始終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法治國家的理念與原則又是通過憲法而確立的，它們反映到憲法之中而成為基本的憲法精神和原則，並發揮著規范國家權力運作之功效。作為「憲法的具體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則正是從體現民主法治國家精神和觀念的憲法原則中推導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據。質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則是由憲法決定的，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憲法，就有什麼樣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如德國憲法所規定的法治國原則、議會民主原則和基本權利保護原則不僅決定著德國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則，還要求行政活動符合比例原則，遵循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由法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決定的。越權無效原則之所以是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是由英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與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所決定的。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則直接形成為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
憲法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且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容和精神。因此，雖然法治是各國行政法的共同目標，但其具體內容卻因各國憲政體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先原則是德國依法行政原則的內容，而不是英國越權無效原則的具體內容，盡管兩者都是現代法治國家政府行使權力時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則。
2.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
從方法論上看，西方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還是一個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相結合的過程。無論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其行政法都是一個基本的部門法，但多數國家卻尚未制定出一個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樣的統一行政法典。這就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無法通過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確、統一的規定，而只能是通過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國家，這種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確認，並輔之以理論的歸納、總結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通過法官的判例來確立，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國行政法上的程序正當原則和實體合理原則，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確認，然後被後來的判例所反復援引、實踐後發展起來的。英國行政法學權威韋德在分析實體合理原則時，就述及了對該原則確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數十個判例。[37]作為英國行政法之核心原則的越權無效原則，雖然是一個制定法原則，但該原則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即越權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錯誤」
Ⅳ 塞繆爾·普芬道夫的普芬道夫法哲學的歷史地位
作為17世紀德國著名的法學家和德國古典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普芬道夫的思想和著作對德國和世界法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其著作被多次再版，並被譯成多國文字。普芬道夫的思想在18世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通過這些書籍使他對自然法傳統的深入研究被傳播到了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那裡。普芬道夫曾因其思想的折衷主義、缺乏原創性而被看作是二流的政治思想家，不過，也許正因其糅合各家思想的折衷主義，普芬道夫的思想引起了18世紀政治家、法律思想家的關注。洛克、休謨、盧梭以及亞當·斯密等人均受其一定程度的影響。
普芬道夫所生活的時代可以說是德國的黑暗時期，16世紀發生在德國的宗教改革並沒有使德國很快實現統一，更遑論民族國家的形成。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使當時處於分裂中的德國人口銳減，農業衰落，工業降到15世紀以前的水平，原來就落後的經濟更加下滑，德國的發展落後於西歐至少半個世紀。恩格斯指出，30年戰爭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使德國有200年不見於政治積極的歐洲國家之列」。當時的德國文化也是落後的，有教養的德國人都不用德語寫作和通信。普芬道夫就是生長在這樣的國家背景之中。普芬道夫在古典自然法學的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可以從兩個維度來進行分析：即普芬道夫與同時代的古典自然法學家相比較有何獨特之處；普芬道夫在德國法學發達史上的特殊地位。
比普芬道夫稍早或處於同時代的古典自然法學家有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和斯賓諾莎，巧合的是普芬道夫、斯賓諾莎、洛克同出生於1632年。格老秀斯、斯賓諾莎生活的荷蘭與霍布斯、洛克生活的英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都比德國發達，而且德國當時處於分裂之中。作為古典自然法學家，他們在對古典自然法和社會契約論的理解上都有共同點，但也都有明顯的差異。普芬道夫的自然法思想更傾向於霍布斯的法學理論，中心概念是關於國家的理論。霍布斯的《利維坦》一書被認為是邏輯性最強，論證最縝密的政治哲學與法學著作，普芬道夫的論證方法也明顯地表現出德國思維傳統的嚴謹性。普芬道夫在其兩卷本的《依據自然法論人和公民的義務》中，按專題分別地論證自然法對於不同領域中的不同事務的基本原則，典型地表現出德國哲學的邏輯力量。斯賓諾莎和洛克對自然法思想和社會契約的論證相比霍布斯和普芬道夫則不甚嚴密，顯得更為激進。斯賓諾莎則沒有徹底擺脫神學的束縛，仍然沿用了許多宗教的術語。
霍布斯為國家至上主義進行論證緣於世俗王權與神權的徹底分離，在當時具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意義。普芬道夫所建構的國家主義和法學理論則是由於當時德國統一的理論需求，認為真正的自然法思想必須建立在統一的民族國家基礎之上，可以說普芬道夫的自然法理論對德國的現狀而言是超前的。因此，在落後的德國產生了先進的古典自然法思想，普芬道夫與霍布斯、洛克、斯賓諾莎等人則同為近代古典自然法思想的代表性人物。
德國的法哲學理論彰顯於世是以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一書為標志的，《法哲學原理》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法哲學」為主題的著作，黑格爾同康德、費希特等人共同創建了一個新的法學統派，即哲理法學派。哲理法學派以德國古典哲學為主要內容，使法哲學達到了新的高度。德國古典哲學之前的哲學主要是萊布尼茨哲學和德國啟蒙思想。17世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首先使用了「法哲學」這一概念。比萊布尼茨出生稍早但活動又幾乎同處一個時代的普芬道夫是德國歷史上最早在世界上有著影響力的法學家。一般認為，德國近代法哲學理論的創始人是阿爾杜修斯，他先後在科隆和巴塞爾大學攻讀法律，著有《論政治匯編》等。阿爾杜修斯試圖擺脫神學和倫理學的束縛，認為法學是一種實際應用的學問，而不是政治理論的源泉。阿爾杜修斯提出了社會契約理論，認為社會是個人之間自由地建立的契約的實現結果，這種個人的「契約觀念」是每一個民族的社會集體得以存在的基礎。在個人的社會契約觀念的基礎上，產生了要求一個共同承認的「統治者」和每個個體服從這個統治者的契約。可以說普芬道夫是在阿爾杜修斯之後指出和發展關於人民主權的自然法理論。普芬道夫受格老秀斯的影響，但他建立了一個比格老秀斯更為詳盡的自然法體系。普芬道夫贊同霍布斯的觀點，承認的人的本性有一定的惡意和攻擊性，但他不完全贊成霍布斯的「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狀況」，認為人性中還具有一種追求與他人交往、在社會中過一種和平的社會生活的強烈傾向。普芬道夫繼承本民族阿爾杜修斯的社會契約思想，在此基礎上發展了自然法理論。普芬道夫的古典自然法思想對德國未來的法哲學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他的追隨者主要有伯雷羅奎、沃爾夫等人。
普芬道夫是在萊布尼茨之前德國法哲學理論的最早奠基人。在德國法哲學的這個最初歷史形態中，自然法的精神突出了人性或人自然本性的重要地位。法哲學的上述精神對其他社會科學、文化思想的發展影響很大。因此，普芬道夫既是近代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先驅人物和奠基人，更是德國法哲學的真正創始人。
Ⅵ 誰幫我介紹一下歷史法學家薩維尼呢謝謝
薩維尼是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法學家，歷史法學派的創立人。他主張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堅決反對制訂民法典。他的理論對世界各國法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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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年2月21日，在中部萊茵河的支流美因河下遊河畔的法蘭克福市，誕生了一位後來成為飲譽世界的法學大師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他的名字來源於「薩維尼城堡」（der Burg Savigny ）這一地名。薩維尼的血統屬於古老而尊貴的lothringischen家族，富有資產，其父擔任重要公職，母親也出生於公職家庭。然而英才總是比常人要經歷更多的磨難，1791年後的兩年內，薩維尼就遭遇了父母相繼去世的沉重打擊。無奈，從此他在父親的好友康斯坦丁•馮•賴特（Constantin von Neurath）監護下成長。賴特是德國最高法院的陪審法官，後來榮登巴登邦王室法院院長的寶座。也許從孩提時就受到了這位尊貴的監護人的熏陶，薩維尼耳濡目染，從小就對法律與法學有著特別的興趣和感受。由於少小就經歷了人生的大挫折，他自幼就形成了內向的性格，沉默、容忍、穩重和獨立……
在1795年，也就是在他十六歲的時候，薩維尼順利進入馬爾堡大學主修法學，師從德國著名的刑法學家Anton Bauer（1772—1843），以及以研究中世紀法學而著稱的 Friedrich Weiss教授，可以說，Weiss教授對薩維尼的羅馬法研究起到了極為重要的啟蒙作用。當然，他起初在馬爾堡大學學習的時間並不算長，一學期後，又先後前往耶拿大學、萊比錫大學、格廷根大學就讀；在哥廷根大學他曾隨博聞強識的歷史學家Spittler修習人文主義，期間，他有幸聆聽了一次時任哥廷根大學法學正教授、歷史法學派奠基人之一的古斯塔夫·胡果的講座，兩人學術觀點一致，惺惺相惜，薩維尼從此對這位精通羅馬法文獻資料的考辯和羅馬法淵源研究的大師尊崇有加，於此，便有了後世所稱的師生情分。後來，在他進行關於民法學家「胡果的歷史」的講課的同時，下定決心大量研讀胡果的著作，並通過交流，使他的歷史法學觀得以「正本清源」。
1800年，薩維尼又轉回馬爾堡大學學習，10月31日，21歲的薩維尼被授予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題目是《論犯罪競合形式》，並於同年獲聘為馬爾堡大學編外講師，講授刑法和潘德克登法學。薩維尼的求學生涯是充滿坎坷的，他多次因為健康問題而暫時中斷自己的學業，譬如在1797年，他因為咳血而休學，也因此，薩維尼經常保持著一種與世隔絕的工作與學習狀態，也許這種狀態成為影響他法學觀的重要因素。1803年，初出牛犢不怕虎的薩維尼出版了《論佔有》一書，該書的出版使得薩維尼轟動整個學術界，影響及於整個歐洲，使他一舉躋身法學經典作家行列；該書的出版盛極一時，例如他後來的論敵、德國著名的民法學家安東·弗里德尼希·尤斯圖斯·蒂堡（Anton Friedrich Justus Thibaut，1772—1840年）因此書的出版，將年僅24歲的薩維尼封為「我們的第一民法學家」， 一向比較嚴苛的英國法理學家奧斯丁也將該著作贊譽為「一切法學著作中最為完美醇熟者」。該作品的成就之高由此可知，薩維尼也極為珍視這部作品，生前共進行過六次修訂，在該作發表後的半個世紀里，民法釋義學深受其影響，薩維尼本人也被公認作真正學術性地處理法律問題的模範。也可以說，該作品對後來的德國民法典的制定不無影響。薩維尼在馬爾堡大學任教不久，於1808年正式受任巴伐利亞的蘭茨胡特（Landshut）大學羅馬法教授。1810年，時逢柏林大學創辦，於該年5月，他正式受聘於柏林大學，從此開始了他長達30年之久的教育生涯，在柏林大學，他主講羅馬法課程。1813年，薩維尼擔任柏林大學校長。此後，他曾擔先後兼任普魯士王子的法學教師，普魯士國務委員會成員、法官、法律上訴部部長、立法—上訴委員會委員、國務部主席。1842~1848年任普魯士政府的修律大臣。1815年，薩維尼與艾希霍恩、格興共同創辦《歷史法學評論》，傳播歷史法學理念，成為歷史法學派的前沿陣地，影響深遠；同年，鴻篇巨制《中世紀羅馬法史》（第一卷）問世。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DeutscherReich，史稱第二帝國，區別於神聖羅馬帝國）宣告成立，德意志民族完成統一，並且頒布了德意志帝國自己的憲法。但是，適用於德意志全境的民事法律很不統一，適用極為混亂，羅馬法與日爾曼法並存並發生沖突的事情時有發生。當時，適用於德意志境內的具有民法性質的法律主要有《巴伐利亞民法典》（又稱《馬克西米利安民法典》）、《普魯士普通邦法》、《奧地利普通民法典》、《薩克斯民法》等。針對這一情況，1777年，有一名為希羅塞爾（J.G.Schlosser）的學者出版了《關於制定一部完善的德國民法典的建議和計劃》的著作，該著作成為最早論及德國民法典編纂的作品。而真正掀起是否制定一部統一的德國民法典論戰的，則屬於瑞赫貝格於1814年撰寫的《拿破崙法典及其引進到德國的問題》一書。在該書中，他基於德國與法國不同的政治特點的主張而反對德國民法典的制定。
1803年受聘於海德堡大學的法學教授蒂堡看到該書後，立即發表了一篇名為《論制定統一德意志普通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呼籲迅速編纂一部適用於德意志各鄰邦的統一民法典。一石激起千層浪，蒂堡的觀點立刻遭致歷史法學派代表人物薩維尼的強烈反對，他為此撰寫了名為《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的小冊子。於是，一場圍繞著是否制定德意志民法典的世紀大論戰由此開啟。可以說，1814年開始的這場偉大的學術論戰曠日持久，且該場論戰最後使得包括黑格爾、後來的馬克思在內的許多哲學著名哲學家參與其中，譬如馬克思曾對薩維尼代表的歷史法學派評論道：「18世紀僅僅產生了一種東西，它的主要特徵是輕佻，而這種唯一的輕佻的東西就是歷史學派。」（馬克思：《法的歷史學派的哲學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頁）。直到1834年，蒂堡在其去世兩年前還撰寫了《所謂法的歷史學派和非歷史學派》一書，再次提出新的理由，對薩維尼曾將自己的學術區別為「非歷史法學」而耿耿於懷；而薩維尼也是不依不饒，在蒂堡死後的1840年出版的《當代羅馬法體系》中，也不忘添上一筆，對這場論戰進行了回顧，並以勝利者的姿態再度宣稱歷史將成為最終的判決者，暗示這場辯論的勝利者屬於己方。當然，此後，他也遭遇大規模的批評。
《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被稱為是歷史法學派的「綱領和宣言」，被認為代表了薩維尼法學思想的核心，成為薩氏歷史法學的寶貴文獻。與蒂堡所倡導的用自然法思想指導立法的觀念不同，薩維尼認為法律就像語言、風俗、政治體制一樣，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它「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民族的壯大而壯大」；法主要體現為「民族精神」，屬於民族意識的范疇。而且，他認為，具有生命力的習慣法的地位遠遠高於立法。法需要自發地、緩慢地成長，而不是立法者有意為之、任意製造了的。他認為，在當時德國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時機尚不成熟，且不可貿然立法。
現實地看，薩維尼的主張使得《德國民法典》的制定因此而延後半個世紀以上，《德國民法典》於1887年才著手起草，直至20世紀初方正式施行，這部彪炳千秋的《德國民法典》無論如何是無法繞開這位法學大師之卓越貢獻的。
薩維尼晚年最為宏偉的法學名著就是八卷本的未竟巨制《當代羅馬法體系》，該著作被很多中外羅馬法研究者奉為圭臬。薩維尼是一個全能的法學家，他一生的研究涉獵法學的很多領域，而且貢獻也非常之大。可以說，「羅馬法」、「德國民法典」、「德國歷史法學」、「潘德克頓學派」、「法律關系本座說」等詞彙都與他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他也因之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法學家」和「美國法學的締造者」。
他所提出的「法律關系本座說」 主要是從法律關系的「重心」以及與法律關系存在最密切、最重要的聯系出發的，認為存在著一個「相互交往的國家的國際社會」，各國的法律也形成了一種「法律的共同體」，而每一種法律關系依其性質總是與一定地域的法律相聯系，進而主張平等地看待內外國法律，即不管案件在什麼地方提起，均能適用一個法律，使案件得到一致的判決。他的學說對歐洲沖突法法典化和沖突法趨同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實質上將國際私法推進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因此，他又被喻為「近代國際私法之父」。 1861年，薩維尼永訣自己的終生伴侶弗羅林·庫尼岡德·勃倫塔娜，駕鶴西去，享年八十二歲。
Ⅶ 世界著名法學家有哪些
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蘭人，14歲入大學，攻讀數學、哲學和法
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7歲任律師，20歲任荷蘭律師公會主席。他的研究范圍相當
廣泛，涉及法學、政治學、文學、語言學、史學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學方
面。他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國際法學創始人。其名著《戰爭與和平的權
利》（1625年）不僅是重要國際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資產階級人權學說的基礎自然
法或自然權利理論的開創性著作。格老秀斯在法學上有兩個重要地位：第一，開創
了國際公法學，被人們譽為「國際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國際法領域中提出了一系
列較為完整的原則，這些原則對國家關系的調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對後來
國際法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中第一個比較
系統地論述理性自然法理論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思想家自然主義自然法
理論的精華，揚棄和擺脫了中世紀神學主義自然法的桎梏，開創了近代理性自然法
（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學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學
化，同時，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幾何學的實證方法引入法學研究，推導
出一系列相關的命題。
孟德斯鳩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鳩生於法國名城波爾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園，
其家族，是當地有名望的「穿袍貴族」，即取得了貴族稱號的資產階級。19歲的
孟德斯鳩獲得法學學士的學位，並擔任了議會律師；先後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和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公元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鳩去世，享年66
歲。1721年，他匿名發表了《波斯人信札》。它在許多當時的重大社會問題
上，向傳統的封建觀念宣戰，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火種。
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論法的精神》一書，該書堪稱是資產階級法學
的「網路全書」，被伏爾泰推崇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對後來美國獨立戰爭中
的《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權宣言》都有巨大的影響。孟德斯鳩的社會
政治理論尤其是關於分權和法制的學說，超越了國界，對各國資產階級政治和法律
制度的確立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和深刻的影響，對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也產生了相
當大的影響。《論法的精神》在1913年就被嚴復譯成中文，以《法意》的書名
出版。孟德斯鳩仍不愧為18世紀法國的傑出思想家之一，在宗教愚昧和專制黑暗
中發出了最初的吶喊，他的思想學說是法國大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思想
中的一份寶貴財產。
邊沁
耶利米，邊沁(Jeremy，Benthan，1748——1832)是英國法學家、哲學家、倫
理學家自由主義學說的奠基人之一。功利主義學說的創始人。他出身子一個律師家
庭，有「神童之譽」，13歲進入牛津大學學法律，十六歲畢業後曾一度從事律師事
務，後轉而專門從事法學理論研究。1781年起擔任倫敦大學教授，1832年創辦了著
名的「威斯敏斯特評論」。邊沁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論》 (1776年)、 《道德與
立法原則導論》 (1789年)、《司法證據原理》(1827年)，《憲法典》（1830
年）。其中《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其學說代表了自由資本主
義時期英國資產階級利益，是這一時期具有影響力的學說，其著作後被編成《邊沁
文集》山版。邊沁學說的中心是功利主義，他極力反對17、18世紀以來的古典自然
法學的理性法觀點，認為它們是虛構的；大自然將人類置於苦樂兩大主宰之下，人
的天性是避苦求樂，功利原則就是一切行為都適從這兩種動力的原則。謀求功利是
人們行為的動機，也是區別是非、善惡的標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動遵循的原則，
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則。最好的立法是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
法就在於促進社會幸福。他認為良好的政府和立法必須達到四個日標：即公民的生
存、富裕、平等和安全。應該說，邊沁對19世紀30年代英國立法還是起到了巨大的
推動作用，推動了塞繆爾羅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魯厄姆勛爵所主
張的法律體系改革。
薩維尼
薩維尼（1779—1861）薩維尼從十六歲開始學習法律，1800年起開始法學教學
活動，1813年任柏林大學校長。先後曾擔任了普魯士國務委員會成員、法官、法律
上訴部部長、立法—上訴委員會委員、國務部主席。主持該部制定了1848年《票據
法》、《普魯士刑法典》、《帝國刑法典》等。著作有《中世紀羅馬法史》、《當
代羅馬法體系》、《作為當代羅馬法部分的債法》、《歷史法學雜志》。薩維尼在
法學史上被作為所謂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歷史法學派這一表達具有薩維尼自己的
烙印，其出發點是當代法乃是通過法學的歷史性而不是通過理性法的抽象或者開明
立法者的命令而預先確定的。薩維尼由此得出了影響深遠的法學方法和法律政策上
的結論。薩維尼是他的時代影響最偉大的法學家和法學教師。不管是在法學還是在
法律實踐和立法中都有他留下的痕跡。他的學說在當代雖然扮演著無關緊要的角
色，但他的遺產對與德國法以及國家法都具有重要意義。薩維尼在當代不僅僅是作
為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而著名，他還經常被稱為現代法學的締造者。盡管歐洲法學
被分為各個國家的法學，但薩維尼的思想涉及到了整個歐洲。他劃定了法國民法典
的勢力范圍，並且繼續遵循羅馬法這一基礎，這一點不同於大多數其他大陸國家。
薩維尼起決定性作用並參與形成的學說匯纂法學在後來對其他一些國家立法起到了
作用。薩維尼從開始就接受了將「歷史的」方法和「體系的」方法結合起來的要
求，他是第一個發展出體系化的、內容廣泛的方法的人，在任何一部法律確立同時
就將其置於特定歷史環境之中。因此，圍繞思考法律關系的重要特徵，他擴大了對
符合歷史的法學的理解，這種法學同時也就超出了單純歷史科學的范圍並形成一種
區分，法學作為一門學科就是建立在其獨立性基礎上的。薩維尼對19世紀的科學產
生了深遠影響，這一點不僅體現法學領域，而是兼跨歷史、法律和哲學不同領域。
霍姆斯
霍姆斯（O.W. Holmes,1841~1935）。美國現代實用主義法學的創始人。1866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在波斯頓從事一段時間的律師工作之後，於1870年入哈
佛大學法院擔任講師、教授，1882年12月擔任馬薩諸塞州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
長。1902年~1932年，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的學說，主要體現在他於1881年出版的著作《普通法》（Thee Common Law）、《法律之路》(The Path o
f the Law)、他逝世後出版的判決意見集《霍姆斯法官的司法見解》(The Judicia
l Opinions of Mr.Justice Holme Shriver ed 1940)以及生前發表的一系列論文
之中.和其他法律思想家相比，霍姆斯(O.W.Holmes，1841——1935)可能不是最偉
大的，但是他一定是最卓爾不群，特立獨行，也是最特殊的一個人。這首先反映在
他的身份上：他首先是作為一個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次才是作為一個法律思
想家而存在。因此，要了解霍姆斯的法律哲學，如果不了解他作為法官的經歷，就
會錯過他思想中很多精彩的部分。事實上，他思想中的許多精華並不是通過專著的
形式表現出來，而是散見在他的司法意見、演講和書信之中。在某種意義上，他作
為法官所做出的許多判決，就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其次，霍姆斯在某
種意義上也代表了一種美國的精神，代表了實用主義哲學和普通法的某種意義上的
結合。
韋伯
社會法學的大師
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也是現代一
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其著作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政
治論文集》，《學術理論論文集》，《社會史與經濟史論文集》，《社會學和社會
政策論文集》，《經濟與社會》等。韋伯1864年4月21日生於埃爾福特，1882年入
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1884年入柏林大學攻讀法律。隨後在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
日耳曼法及商法，後學術重心從法學轉向經濟學。1894年後先後任弗萊堡大學的經
濟學教授和政治科學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潰，被迫停止一切教學、研究與
政治活動。1903年重返學術活動。1910年參與創立德國社會學學會，後於1913年因
社會學方法論之爭退出德國社會學會。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韋伯理解的社
會學思想，對於改變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現象學社會學
的產生。他的社會行動理論是T.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思想先驅，並對微觀社會學
起到啟迪作用。有關官僚制的論述對組織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發生重要影響，也是
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思想來源。他的宗教社會學對比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
想啟發作用。當代西方一切重要社會學理論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從韋
伯著作中汲取營養。韋伯社會學之於中國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他站在比較世界法律
文明的宏觀立場上，對東方社會及其法律體系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理論思考，特別
是他著力探討了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法律文明的特質。然而我們了
解和探討韋伯卻是在現代。在思想禁錮的20世紀80年代，我們把韋伯當做馬克思的
敵人來對待，幾乎在那時連韋伯的名字都知之甚少。可他力圖揭示傳統中國社會與
法律的運作規律，試圖解釋中國法律現代化可能性問題，作為一位研究中國傳統社
會與法律文化的「偉大外行」，韋伯的思路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龐德
龐德（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國著名法學家，社會學法學派的主要代
表之一。出身於法官家庭。曾任律師、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訴委員會委員、內
布拉斯加大學法學院院長。1907年起先後在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執
教。1916年起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長達2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任中華民
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司法部和教育部顧問。他的主要著作有《社會學法學的范圍和目
的》（1911~1912）、《法哲學導論》（1922）、《法制史闡述》（1923）、《法
和道德》（1924）、《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1942）、《法的任務》（1944）、
《正義來自法律》（1951）和《法理學》（5卷集，1959）。龐德的社會學法學是
與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和一戰後發生在美國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革相伴而生的，在長達五十餘年的法學生涯中他致力於法律體系和法理學的批判與重構工作。
其學說的思想淵源主要是實用主義哲學、美國L.F.沃德（1841~1913）和E.A.羅斯
（1866~1951）的社會學以及R.Von耶林的新功利主義法學。龐德是20世紀西方各
國，尤其是美國法學界權威的法學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會法學長期以來在法學中
佔有主導地位。
哈特
哈特(H．L．A．Hart,1907～ )，英國法學家，現代西方新分析法學的代表。
1929年畢業於牛津大學，1932年任出庭律師，1952年任牛津大學教授，1978，年退
休。主要著作有：《法律中的因果論》(1953年)、《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
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懲罰與責任》(1968年)、《功利與權利》(1979
年)、《法理學和哲學論文集》(1983年)等。哈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最負
盛名的法學家之一，由他創立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是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之一
(另兩派是新自然法學和社會學法學)，在對法的概念的分析與法律現象的說明、法
律關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因為如此，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自
20世紀50年代登上歷史舞台以來，統治英國已達半個世紀，仍能保持強大的控制
力。哈特關於法的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法律和道德、法律概念的學說，是在與美
國法學家富勒(L．L．Fuller,1902～1978)、德沃金(Ronald M．Dworkin,1931～)
等人的長期論戰中形成的。他一方面堅持了奧斯汀的法實證主義的立場，同時，又
對其作了修正，從而使分析實證主義法學進一步適應了戰後英國的社會現實。目
前，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已為新一代西方法哲學家拉茲和麥考密克等所繼
承、發展，該學派作為當代西方的一個重要法學流派還將繼續存在。
德沃金
德沃金是當代最著名、最活躍的法理學家之一。德沃金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
州，先後在哈佛學院、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學
位。他起初的興趣是哲學，但在牛津時開始學習法學，從此發現了自己的真正興趣
所在，隨後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1957年畢業後進入美國最高法院，任法官漢德
（Learned Hand）的辦事員，以後又當過律師。1962年成為耶魯大學教授，1969年
他應邀擔任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開始同時擔任紐約
大學法學的教授至今，他還不定期地擔任過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
教授，1984年以來還是倫敦大學（大學學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應邀來
我國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作過講演。羅納德·德沃金被公認為當代英美
法學理論傳統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總的來說，德沃金所展現的是一種由政治自
由主義指導的法理學。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既有贊同
者，亦有批判者。在德沃金的法理學體系中，有四個主要的觀點（它們構成了當代
法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批判並超越法律實證主義；第二，堅持認為法
律理論依賴於政治與道德理論；第三，把法律理論根植於一種解釋理論；第四，將
平等的政治價值作為法律理論的核心部分[注1]。這四部分前後是聯系在一起的。
法律實證主義是德沃金的直接批判對象，也是論證的起點；德沃金將政治與道德價
值融入自己的解釋理論中，作為選擇判斷的標准；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種平等與自
由的政治社會。《法律帝國》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著作，全面體現了他的法律與政治
思想。雖然德沃金的基本觀點較之以往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在研究方法上卻發生
了重大轉向。主要著作有《認真看待權利問題》、《原則論》、《自由論》、《法
律的帝國》等。他從60年代初就開始撰文批判實證主義法學，特別是批判H.L.A.哈
特的學說，認為是實證主義法學最新的典型。他的學說以「權利論」（right thesis）作為核心。他之所以強調規則、政策與原則之分，就是為了強調個人權利，即
原則。他又認為，他所有個人權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權利，即「政府不僅必須關
懷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關懷和尊重人民」。
波斯納
波斯納（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士學位，1962
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學士學位，先後年赴斯坦福大學任教和芝加哥大學教授，1981
年任美國聯邦第七巡迴區上訴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經濟學分析》（19
73年）、《正義的經濟學》（1981年）、《侵權行為法：案例與經濟學分析》（19
82年）等。波斯納作為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構建了用經濟
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宏大體系。《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其成果的傑出代表。正是
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分析理論，才得以有一個以"法律經濟學"命名的獨立學派。波斯
納將20世紀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的第一篇侵權論文和科斯關於社會成本問題的論文
發表以後的法律經濟學稱為"新法律經濟學"。在《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二章中，科
斯說，"新法律經濟學"--過去30年來發展起來的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
經驗主義方法全面運用於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權法、契約法、賠償法和財產權
法等普通法領域；懲罰的理論和實踐；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論
和實踐；法律實施和司法管理；以及憲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學。波
斯納有個著名的觀點：如果市場交易成本過高而抑制交易，那麼，權利應賦予那些
最珍視它們的人。波斯納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始終貫穿著經濟效益觀，使之
成為取捨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標准，因而招致許多信奉正義觀念的法學家的激烈抨
擊。
Ⅷ 法律優先和法律保留的區別
所謂法律優先，是指上一層次法律規范的效力高於下一層次法律規范。
原則要求：在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已有規定的情況下，下一位階的法律規范不得與上一位階的法律規范抵觸；上一位階法律規范沒有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作了規定的，一旦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就該事項作出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就必須服從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實踐中，若是法律、法規、規章均對某事項作了規定，法規、規章與法律不一致的，適用的順序依次是法律、法規、規章。這是行政機關在依照法律、法規、規章實施行政管理時必須遵守的基本准則。
法律的優先適用原則包括基本法優於部門法；部門法優於地方法；新法優於舊法。
法律保留的思想產生於19世紀初，最早提出該概念的是德國行政法學之父奧托·邁耶。根據邁耶的經典定義，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圍內對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因此，法律保留本質上決定著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從而也決定著行政自主性的大小，
法律保留是指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皆必須有法律授權，否則，其合法性將受到質疑。
行政行為的做出必須有法律依據，法律沒規定的行政主體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為。
區別：
首先，法律保留原則不同於我們平常所說的法律優先原則。法律優先原則是指一切行政行為都要與法律規范相一致，不得與之相違背。相比之下，法律優先原則只要求行政行為不得違背法律，至於法律沒規定的情況下，行政行為能不能作出，法律優先原則並不過問；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法不禁止皆自由」。而法律保留原則則相反，它要求行政行為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作出，法律沒規定的就不得作出；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法無明文規定者不得為之」。所以，法律保留原則要比法律優先原則的要求更高，如果說法律優先原則是對行政主體依法行政的消極要求的話，那麼法律保留原則則是對行政主體依法行政的積極要求。
而且雖然法律優先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都是行政主體必須遵循的，但更能體現行政法基本精神的是法律保留原則。因為法律優先原則僅要求任何行為不得與法律相違背，其實這不僅是對行政主體的要求，而且也是對法治社會中任何一個主體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說它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話，那麼它也應是民法、刑法等任何其它一個部門法的基本原則。所以與其稱其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還不如稱其為法治的基本原則更准確。但法律保留原則就不同了，它針對行政主體，且只在行政法領域具有普遍指導性，而在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門法領域它就不具有普遍指導性。它這種只鍾情於行政法的特殊性，決定了它才真正稱得上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
其次，法律保留原則中的「法律」並不僅限於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而且還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法律保留原則的實質是使行政權在立法權的監控之中，以實現「為民行政」的目的。照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應僅指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但事情並不這么簡單。在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時期，奉行「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觀念，政府職能較少，因而代議立法完全能適應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但20世紀初開始，尤其是二戰結束後，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空前擴大，復雜多變的管理對象、日益專業化的行政技術以及行政效率的內在要求，都使得代議立法再也無法適應行政管理的需要。為此它不得不把一些原本屬於自身的立法權授予行政主體來行使，一旦行政主體獲得這種授權後，它們也就成了立法主體，而它們按照授權所定之規則也成了法律。由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就不僅僅指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而且還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果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也納入法律保留原則中的「法律」，不免使行政主體既是立法主體，又是執法主體，這不就違背了法律保留原則所追求的以立法權（民意）監控制約行政權的基本精神嗎？其實不然，雖然行政立法使行政主體也有了立法權，一定程度上確實削弱了代議機關對它的監控和制約。但我們必須看到行政立法的產生和存在並不是為了取代代議立法，而僅僅是為了代議立法的補充和完善。再則，行政立法本身並不具有獨立性，它必須事先得到代議機關的授權，並在其授權的范圍內進行。這些都使得行政立法還是始終處在代議機關（民意）的監控制約之中，並無任何擺脫。所以，把行政立法納入到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並沒有違背法律保留原則的所追求的基本精神，而僅僅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為了更好地貫徹它的基本精神，我們所採取的方式有所改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