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訴訟法第90條

Ⅰ 處分原則和辯論原則的區別

辯論原則是指在人民法院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案件事實和爭議的問題陳述各自的主張和意見，相互進行反駁和答辯，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具體地說，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請求時，應提交書面起訴狀，陳述事實和理由，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被告有權在法律規定的期間內提出答辯，以證明原告請求的全部或部分不能成立；第三人也可以就爭議的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和事實根據，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時，當事人有權進行辯論。」我國行政訴訟法第9條規定：「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有權進行辯論。」辯論原則是進行民事和行政訴訟的法定原則，也是當事人應當享有的重要的民事和行政訴訟權利，是為法律所保護與保障的。辯論原則貫穿於訴訟的全過程。無論是第一審普通程序、第二審程序，抑或審判監督程序，都應當開庭審理，並貫徹乎咐這一重要原則，允許並提供方便保證當事人充分行使辯論權。當然最基礎的仍是在第一審普通程序中，當事人及其代理人一定要充分利用這一機會進行辯論。這樣才能使辯論原則得以很好地貫徹執行。當事人在辯論時，既可以採用書面形式，如起訴狀、上訴狀、答辯狀等，也可以採用口頭形式，如法庭辯論等；既可以就權利義務本身進行辯論，也可以就訴訟程序方面的問題進行辯論。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27條規定了法庭辯論階段的活動規則(順序)：「法庭辯論按照下列順序進行：(一)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二)被告及其訴訟代理人答辯；(三)第三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或者答辯；(四)互相辯論。法庭辯論終結，由審判長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後順序征詢各方最後意見。」第128條規定：「法庭辯論終結，應當依法作出決。」這些具體規定，都是為貫徹辯論原則所必須的程序。 處分原則是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中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中國民事訴訟中的特有原則之一。處分原則反應民事訴訟的特質，是貫徹私法自治原則的必然結果，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民事訴訟的基本法理。在中國作為舶來品的該原則被認為「一直處於非原則或半睡眠狀態」或稱「該原則沒有充分或真正發揮其作為原則歲攔純的作用」在很長的時間里並沒有受到理論的關注，探討也不多。
（一）民事訴訟處分權的歷史淵源
1、當事人的民事訴訟處分權來源於民事實體法上的「私法自治」理念。
民事訴訟處分原則的核心是當事人依法享有的處分權，所以有必要在這里闡述一下處分權的淵源。德國學者拉德不魯認為「在早期實體訴權說和保護私權說的民事訴訟目的論的影響下，在訴訟程序中的私法自由處分與在訴訟程序外權利擁有的自由處分並無兩樣。
2、處分權從私法性的實體處分權發展為公法性的民事處分權的歷程（以羅馬法發展歷程為例）
由於中國的法律體系主要移植於原蘇聯法，近年來又大量地借鑒了西方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因素，而（1）西方的大陸法系直接來源於羅馬法；（2）英美法系在中世紀也受到過羅馬法的重要影響。（大量英國學生到歐洲大陸以海倫亞大學為代表的經院法學院全面學習羅馬法，並把羅馬法的影響帶回英美，還有許多著名的寺院法學家受英國各大學的邀請，以拉丁文在英國教授羅馬法）；（3）且蘇聯在對十月革命前的法律進行的「徹底改造」時對羅馬法仍有大量有意或無意的繼承。
（二）大陸法系處分原則發展概況
1、法國法中處分原則的發展
第一階段：私權訴權說理論占統治地位階段。在該階段的法國正處於自由衡顫資本主義時期，制定了1806年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確立了處分權主義等民事訴訟基本原則。 第二階段：公權訴權說理論占統治主導地位階段。 第三階段：現代法國法對處分原則的最初意義有所限制。
2、德國法中處分原則的發展。
第一階段，以個人主義為立法指導思想的階段。 第二階段，公訴權說理論佔主導階段。 第三階段，現代德國法對處分原則予以一些限制。
（三）社會主義法系處分原則的發展概況
1、蘇聯模式下的處分原則
蘇聯民事訴訟法和相關理論是中國民事訴訟立法和理論的「母體」因而有必要對原蘇聯的民事訴訟制度進行分析。
2、處分原則在中國的發展狀況。
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19世紀80年代。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實行）》 （以下簡稱試行法）頒布時期。
第二階段，1991年《民事訴訟法》通過後至今
《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3條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此規定在學理上被歸納為處分原則。主要包括幾點：第一，只有當事人和類似當事人的人（如無訴訟行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和經當事人特別授權的委託代理人）才能享有處分權。第二，當事人在訴訟中處分權民事權利一般通過處分訴訟權利來實現。第三，當事人處分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力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如果當事人的處分行為超過了法律的規定，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權益，其處分行為就無效，即處分原則是有限的，是應當接受法院的監督和審查的。
處分原則在訴訟中的適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發生爭議或其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自主決定是否通過訴訟的方式解決糾紛。
第二，訴訟開始後，當事人有權以撤訴的方式結束訴訟，在訴訟中，原告可以變更、增加或放棄訴訟請求，被告可以反駁或承認原告的訴訟請求，也可以提出反訴。
第三，一審判決作出後，當事人有權決定是否啟動二審程序，並確定上訴審理的范圍。二審程序開始後，當事人也可以撤訴的方式終結訴訟。
第四，當事人在訴訟中還可以通過和解的方式和申請法院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
第五，法院作出的裁判生效後，在義務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所確定的義務時，是否通過執行程序來加以實現，原則上也由當事人決定。
在中國給處分原則下的定義是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是在國家本位主義的指導下定義的，與國家干預緊密聯系，而在實行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和地區，處分原則一般是指「當事人有權決定訴訟的開始，訴訟的對象及終了訴訟的訴訟原則。」
比較中國與西方國家所下的定義可以發現，中國僅從當事人「權利」的角度來定義，而西方國家則不僅從當事人權利的角度而且從該權利的行使效果的角度予以定義。也即是說，中國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當事人有處分權，但是卻沒有規定相應的法律效果，使處分原則成為一句空洞的口號，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對當事人的處分行為置之不理，處分行為對人民法院往往沒有約束力，是非約束性原則。台灣學者亦指出：「他們規定的法條（指中國的民事訴訟法—引者注），大部分都是要提供當事人去遵守，好像不是針對法官應該如何遵守而規定的。此種規定的結果，使法官是否遵守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變成不重要。對於法官所做的規定，幾乎都相當於這里（指中國台灣地區—引者注）所謂的『訓示規定』，而不是『效力規定』。」
中國民事訴訟法處分原則的這種非約束性使處分原則在司法實踐中變得非原則化，在許多情況下都無法貫穿於各項具體訴訟制度和程序基本准則之中，沒有發揮實質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幾點：
第一，對超職權主義原蘇聯民事訴訟制度的全面吸收和移植。
第二，繼承了中國過去民事糾紛解決的傳統，並使之溶進中國民事訴訟實踐中。 第三，事實探知絕對化認知也導致人們對處分原則的淡化和對處分原則的不當限制。
誠然在職權主義模式下無約束的處分原則是具有一定的時代適應性的，但80年代末到90年代，隨著中國社會全方位的變革，尤其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下，進一步帶動了社會各方面的變革和轉換，不管是政治體制、社會觀念亦或是生活方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的改革和發展促使了法制的發展和完善，而改革的成果又必須由相應的法律制度加以鞏固。許多與經濟體制改革聯系緊密的經濟民事法規范變的不合時宜，迫切需要改變。其中非約束性處分原則成為明顯需要完善的一點。理由如下：
第一，從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後，市場對經濟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而要使市場能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必須保證商品交換的平等和自由競爭，而只有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平等才能保障商品交換的平等和自由競爭，因而在商品經濟社會里，大量民事爭議是關於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的爭議，爭議主體之間是平等的，平等性成為民事訴訟性質的規定性，亦決定了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主體地位。當事人的主體地位在訴訟中的凸現，必然要求當事人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處分權。傳統民事訴訟體制下，法院的職權至上，國家的積極干預成為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當事人的處分權受到限制的做法顯然已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實況。因而處分原則的約束性，急待加強和落實。
第二，加強落實約束性處分原則不僅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而且對保障民事訴訟中的人權，防止法院濫用職權都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鑒於此，以下對中國民事訴訟處分原則在立法和實踐中的受到的不當限制，存在的缺陷和完善的方法做一下探討。
1．就起訴而言
民訴法第119條規定：「必須共同進行訴訟的當事人沒有參加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參加訴訟「，通常稱之為法院依職權追加共同訴訟人。起訴權、應訴權是當事人的基本訴訟權利，當事人可以自由處分。在承認「不告不理」原則條件下，立法賦予法院自行追加當事人的職權是對當事人處分權的粗暴干涉。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自己申請參加他人之間的訴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參加與否是享有處分自由的，但若由法院通知實際上是強制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使法院起主動追究第三人民事責任的作用。
2．就撤訴而言
《民訴法》第131條規定：「裁判前，原告申請撤訴的，是否准許，由人民法院裁定。」第156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判決宣告前，上訴人申請撤回上訴的，是否准許，由第二審人民法院裁定。」此為中國特有的撤訴法院許可制度。
3、就申訴而言
民訴法規定，當判決裁定確有錯誤時，當事人可以通過申訴，要求法院提起再審程序。但《民訴法》在當事人申訴的時間和啟動程序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卻賦予法院和檢察院擁有超強的再審啟動程序。
4、在應訴權的行使上
現行《民訴法》第100條規定「人民法院對必須到庭的被告，經兩次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傳。」應訴是當事人的一種訴訟權利是可以自由處分的，當事人不到庭，不應訴是當事人對自己權利的處分，不應受法律的干預。
5、就執行程序而言
民事訴訟法216條規定：「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裁定，當事人必須履行，一方拒絕履行的，對方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也可以由審判員移送執行員執行。」民事訴訟法賦予人民法院依職權主動提出啟動執行程序的權利在涉及到公民生活急需的「三費」案件時，為確保當事人權益的實現而啟動是沒有問題的，但應把法院依職權移送執行案件的范圍予以明確，以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
6、就裁判對象而言
就裁判對象而言應僅限於當事人的請求。中國現行民訴法既未規定法院判決的事項必須與當事人訴訟請求的事項和范圍相一致，也未規定法院有權越出當事人申請審判的事項及范圍而下判決。教科書對於處分權原則的闡述和判決的解析均未涉及這一問題。但是在實務中脫離原告主張的訴訟請求而為判決的情形卻大量存在。
7、在調解上的處分權問題
1982年試行法中規定；「達成調解協議，必須雙方自願，不得強迫」但在基本原則中要求「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著重進行調解」，而且把對調解制度的認知上升到哲學的高度，用哲學中的事物矛盾性質來分析，並將之稱為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樣造成許多法官在實務中片面追求調解率，強迫當事人接受調解，較為普遍存在的強迫調解嚴重削弱乃至取消了當事人的處分權。
8.承認訴訟請求（認諾）和放棄訴訟請求（舍棄）上處分權問題
現行民事訴訟法第52條雖然規定「原告可以放棄或變更訴訟請求，被告可以承認或者反駁訴訟請求，有權提起反訴。」但對當事人承認或放棄訴訟請求的法律效果卻緘口不提，使其成為只給予權利，不給以保障的一個口號，因而在司法使實踐中必然造成弱化當事人處分權和法院審判權的擴張。
中國民事訴訟法理論和立法從整體上看是以原蘇聯民事訴訟法理論為基礎的，是在國家干預和職權主義觀念指導下形成的，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意識環境相照應的，有極強的時代色彩。而今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意識、法律觀念等都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民事訴訟理論對民事訴訟實務的指導，同樣也必須與發展的社會相適應，否則就會成為民事訴訟體制發展的桎梏，妨礙民事糾紛的公正解決以及社會普遍公正的實現。在不斷變化的社會大背景下，現有的民事訴訟理論和立法逐步凸現出與當前民事紛爭解決現實不相一致的缺陷，因為現行的民事訴訟和民事理論體系有著深刻的「蘇式」烙印，在結構上是以職權主義為理念框架，以國家干預為指導的，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事訴訟質的規定性具有「不柔和性」。要實現中國傳統民事訴訟理論體系的轉化，首先要以適應市場經濟社會背景下民事訴訟規定性的當事人主義理念框架取代職權主義的理念框架，而實現這種轉變的具體方法是還原體現當事人主義核質的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而不是僅將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作為空洞的，沒有約束力的只有單純象徵意義的規范。因而強化和完善處分原則對中國確立當事人主義的理念框架和建立與中國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事訴訟制度是有重要價值的。一方面，《民事訴訟法》中還保留了許多職權干預的制度性規定，另一方面，人們的觀念中還沒有充分地意識到處分原則的真正價值，受傳統審判觀念的影響，實務中當事人的處分權總是受到法院審判權的隨意干涉。因而還很難契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事訴訟制度的內在要求。例如在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起訴制度、撤訴制度、申訴制度、應訴權問題、執行程序啟動問題，裁判對象問題，調解問題、承認或放棄訴訟請求的問題上處分原則的精神都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和落實，處分權與審判權的關系嚴重失衡。在現代法治國家，為防範權利濫用和權利腐敗，任何國家權利的設定和運作都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處分權的存在則構成了對審判權的合理制約。然而由於人民法院在訴訟法律關系中所處的主導地位，當事人的處分權在訴訟中能否得以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官能否正確對待當事人的處分行為，如果審判權過於膨脹，不當侵入了那些本應由當事人自由處分的界域，當事人的處分權將化為烏有。正確處理審判權與處分權的關系是將訴訟中的權利在當事人和法院之間重新分配，以達到權利互相制衡的理想狀態。在適當的時候審判權對當事人的處分權給予合理的指導，監督和保障。

Ⅱ 行政賠償的高院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為正確審理行政賠償案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對審理行政賠償案件的若干問題作以下規定：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的其他違法行為，包括具體行政行為和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行政職權有關的，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損害的，違反行政職責的行為。

第二條 賠償請求人對行政機關確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但又決定不予賠償，或者對確定的賠償數額有異議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第三條 賠償請求人認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實施了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三）、（四）、（五）項和第四條第（四）項規定的非具體行政行為的行為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並造成損失，賠償義務機關拒不確認致害行為違法，賠償請求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第四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提起行政訴訟的同時一並提出行政賠償請求的，人民法院應一並受理。

賠償請求人單獨提起行政賠償訴訟，須以賠償義務機關先行處理為前提。賠償請求人對賠償義務機關確定的賠償數額有異議或者賠償義務機關逾期不予賠償，賠償請求人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第五條 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被作出最終裁決的行政機關確認違法，賠償請求人以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賠償而不予賠償或逾期不予賠償或者對賠償數額有異議提起行政賠償訴訟，人民法院應依法受理。

第六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行政法規、規章或者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侵犯其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七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的同時一並提出行政賠償請求的，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的規定管轄。

第八條 賠償請求人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的請求涉及不動產的，由不動產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轄。

第九條 單獨提起的行政賠償訴訟案件由被告住所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行政賠償案件：

（1）被告為海關、專利管理機關的；

（2）被告為國務院各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

（3）本轄區內其他重大影響和復雜的行政賠償案件。

高級人民法院管轄本轄區內有重大影響和復雜的第一審行政賠償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管轄全國范圍內有重大影響和復雜的第一審行政賠償案件。

第十條 賠償請求人因同一事實對兩個以上行政機關提起行政訴訟的，可以向其中任何一個行政機關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賠償請求人向兩個以上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的，由最先收到起訴狀的人民法院管轄。

第十一條 公民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或者對行政賠償機關基於同一事實對同一當事人作出限制人身自由和對財產採取強制措施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在提起行政訴訟的同時一並提出行政賠償請求的，由受理該行政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轄；單獨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的，由被告住所地或原告住所地或不動產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轄。

第十二條 人民法院發現受理的案件不屬於自己管轄，應當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不得再行移送。

第十三條 人民法院對管轄權發生爭議的，由爭議雙方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報請他們的共同上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如雙方為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協商不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及時指定管轄。

依前款規定報請上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時，應當逐級進行。

第十四條 與行政賠償案件處理結果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作為第三人參加行政賠償訴訟。

第十五條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繼承人和其他有撫養關系的親屬以及死者生前撫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有權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第十六條 企業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被行政機關撤銷、變更、兼並、注銷，認為經營自主權受到侵害，依法提起行政賠償訴訟，原企業法人或其他組織，或者對其享有權利的法人或其他組織均具有原告資格。

第十七條 兩個以上行政機關共同侵權，賠償請求人對其中一個或者數個侵權機關提起行政賠償訴訟，若訴訟請求系可分之訴，被訴的一個或者數個侵權機關被告；若訴訟請求系不可分之訴，由人民法院依法追加其他侵權機關為共同被告。

第十八條 復議機關的復議決定加重損害的，賠償請求人只對作出原決定的行政機關提起行政賠償訴訟，作出原決定的行政機關為被告；賠償請求人只對復議機關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的，復議機關為被告。

第十九條 行政機關依據行政訴訟第六十六條的規定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具體行政行為，由於據以強制執行的根據錯誤而發生行政賠償訴訟的，申請強制執行的行政機關為被告。

第二十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賠償案件，需要變更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變更的，裁定駁回起訴。

第二十一條 賠償請求人單獨提起行政賠償訴訟，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1）原告具有請求資格；

（2）有明確的被告；

（3）有具體的賠償請求和受損害的事實根據；

（4）加害行為為具體行政行為的，該行為已被確認為違法；

（5）賠償義務機關已先行處理或超過法定期限不予處理；

（6）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賠償訴訟的受案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

（7）符合法律規定的起訴期限。

第二十二條 賠償請求人單獨提起行政賠償訴訟，可以在向賠償義務機關遞交賠償申請後的兩個月屆滿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

第二十三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提起行政訴訟的同時一並提出行政賠償請求的，其起訴期限按照行政訴訟起訴期限的規定執行。

行政案件的原告可以在提起行政訴訟後至人民法院一審庭審結束前，提出行政賠償請求。

第二十四條 賠償義務機關作出賠償決定時，未告知賠償請求人的訴權或者起訴期限，致使賠償請求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訴的，其起訴期限從賠償請求人實際知道訴權或者起訴期限時計算，但逾期的期間自賠償請求人收到賠償決定之日起不得超過一年。

第二十五條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繼承人和有撫養關系的人提起行政賠償訴訟，應當提供該公民死亡的證明及賠償請求人與死亡公民之間的關系證明。

第二十六條 當事人先後被採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和刑事拘留等強制措施，因強制措施被確認為違法而請求賠償的，人民法院按其行為性質分別適用行政賠償程序和刑事賠償程序立案受理。

第二十七條 人民法院接到原告單獨提起的行政賠償起訴狀，應當進行審查，並在七日內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人民法院接到行政賠償起訴狀後，在七日內不能確定可否受理的，應當先予受理。審理中發現不符合受理條件的，裁定駁回起訴。

當事人對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第二十八條 當事人在提起行政訴訟的同時一並提出行政賠償請求，或者因具體行政行為和與行使行政職權有關的其他行為侵權造成損害一並提出行政賠償請求的，人民法院應當分別立案，根據具體情況可以合並審理，也可以單獨審理。

第二十九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賠償案件，就當事人之間的行政賠償爭議進行審理與裁判。

第三十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賠償案件在堅持合法、自願的前提下，可以就賠償范圍、賠償方式和賠償數額進行調解。調解成立的，應當製作行政賠償調解書。

第三十一條 被告在一審判決前同原告達成賠償協議，原告申請撤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審查並裁定是否准許。

第三十二條 原告在行政賠償訴訟中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有權提供不予賠償或者減少賠償數額方面的證據。

第三十三條 被告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但尚未對原告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或者原告的請求沒有事實根據或法律根據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駁回原告的賠償請求。

第三十四條 人民法院對賠償請求人未經確認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的案件，在判決時應當對賠償義務機關致害行為是否違法予以確認。

第三十五條 人民法院對單獨提起行政賠償案件作出判決的法律文書的名稱為行政賠償判決書、行政賠償裁定書或者行政賠償調解書。

第三十六條 發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賠償判決、裁定或調解協議，當事人必須履行。一方拒絕履行的，對方當事人可以向第一審人民法院申請執行。

申請執行的期限，申請人是公民的為一年，申請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為六個月。

第三十七條 單獨受理的第一審行政賠償案件的審理期限為三個月，第二審為兩個月；一並受理行政賠償請求案件的審理期限與該行政案件的審理期限相同。如因特殊情況不能按期結案，需要延長審限的，應按照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報請批准。

第三十八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賠償案件，除依照國家賠償法行政賠償程序的規定外，對本規定沒有規定的，在不與國家賠償法相抵觸的情況下，可以適用行政訴訟的有關規定。

第三十九條 賠償請求人要求人民法院確認致害行為違法涉及的鑒定、勘驗、審計等費用，由申請人預付，最後由敗訴方承擔。

第四十條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有關司法解釋與本規定不一致的，按本規定執行。

(2)行政訴訟法第90條擴展閱讀：

案例：

未達成補償協議未作出補償決定區政府強拆民房

第三巡迴法庭當庭判決應行政賠償

家住浙江省金華市鬧市區的許水雲,靠父母健在時建造的老房子破牆開店維持生計,做過裁縫,後又從事花鳥生意。2001年,許水雲的房屋被納入拆遷范圍,但10多年間始終未能簽署拆遷補償協議。3年多前舊城改造,又因對安置補償不滿意協商無果,房屋遭遇強拆。

此後,許水雲將「民告官」案件一直打到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兩級法院都判決政府強拆的行政行為違法,由於賠償得不到支持,他又將官司打到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月25日,最高法第三巡迴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這起行政附帶賠償再審案,合議庭當庭作出終審判決,確認金華市婺城區政府強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責令在判決生效之日起90日內對許水雲依法予以行政賠償。

權威專家指出,在城市化進程持續加快,拆遷爭議糾紛凸顯的當下,第三巡迴法庭不僅正面回應強拆中諸多熱點問題,還通過司法裁判規制和防範行政機關違法行政「零成本」現象,對依法保護產權、推動市縣政府依法行政具有典型意義。

Ⅲ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法的司法解釋

您好，您可以詳細描述您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於2015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48次會議通過。

為正確適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結合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工作實際，現就有關條款的適用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人民法院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應當立案，依法保障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
對當事人依法提起的訴訟，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一律接收起訴狀。能夠判斷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當場登記立案；當場不能判斷是否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接收起訴狀後七日內決定是否立案；七日內仍不能作出判斷的，應當先予立案。
起訴狀內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應當一次性全面告知當事人需要補正的內容、補充的材料及期限。在指定期限內補正並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登記立案。當事人拒絕補正或者經補正仍不符合起訴條件的，裁定不予立案，並載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當事人對不予立案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
第二條 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的「有具體的訴訟請求」是指：
（一）請求判決撤銷或者變更行政行為；
（二）請求判決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或者給付義務；
（三）請求判決確認行政行為違法；
（四）請求判決確認行政行為無效;
（五）請求判決行政機關予以賠償或者補償；
（六）請求解決行政協議爭議；
（七）請求一並審查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
（八）請求一並解決相關民事爭議；
（九）其他訴訟請求。
當事人未能正確表達訴訟請求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釋明。
第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經立案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
（一）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
（二）超過法定起訴期限且無正當理由的；
（三）錯列被告且拒絕變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規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為訴訟行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規規定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的；
（六）重復起訴的；
（七）撤回起訴後無正當理由再行起訴的；
（八）行政行為對其合法權益明顯不產生實際影響的；
（九）訴訟標的已為生效裁判所羈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訴條件的。
人民法院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逕行裁定駁回起訴。
…………
第二十六條 2015年5月1日前起訴期限尚未屆滿的，適用修改後的行政訴訟法關於起訴期限的規定。
2015年5月1日前尚未審結案件的審理期限，適用修改前的行政訴訟法關於審理期限的規定。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訴訟法已經完成的程序事項，仍然有效。
對2015年5月1日前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或者行政賠償調解書不服申請再審，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的，程序性規定適用修改後的行政訴訟法的規定。
第二十七條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發布的司法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准。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Ⅳ 原告在舉證時，是否可以將相關法律依據一並表述出來

第二節 質證的內容

未經查證屬實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法庭審理的核心內容，就是通過舉證、質證來查實證據，以確定搭建定案事實根據的合法性、關聯性等問題。舉證一方陳述證據觀點，然後接受對方質證。質證，不僅是訴訟內容，也是法定程序，質證還是審查、採信證據作為定案事實的前提。除《刑事訴訟法》外，《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03條、《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47條、《刑事訴訟法解釋》第468等證據規則，都確立了當庭質證的原則，即證據在法庭出示之後，由訴訟雙方質證。

那麼，從律師的角度該如何質證呢？

筆者認為，首先要明確質證的內容。其次，絕不能將質證孤立地看，要將質證與案件作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不可割裂整體，納入訴訟活動運籌帷幄、統籌兼顧，考慮質證活動對整個訴訟的影響，充分准備相應的預案，如此，才能達到有效質證的目的。

這就要求必須站在裁判者的角度瞄準對方證據的薄弱點，提前充分地准備質證。從這個意義上說，質證，從獲取對方證據時就開始了。

從質證意識角度看，質證又分為感性質證和理性質證，一般質證和規范質證。感性質證，是指對證據自身發表直觀的看法，而沒有納入到訴訟系統，而理性質證是與現有證據、訴訟方案進行全面、系統地權衡，發表理性的質證觀點。規范質證是指針對證據充分審視質證觀點，對質證觀點與辯論觀點進行對照，排除矛盾性，聚焦定案事實或者律師建構的事實而發表的質證意見，並有相應的規范性法律文書入卷備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質證對某些專門的程序要特別重視，例如《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第一審普通程序法庭調查規程（試行）》就專門規定了「舉證、質證程序」。公訴人出示證據後，經審判長准許，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有針對性地出示證據予以反駁。控辯一方舉證後，對方可以發表質證意見。必要時，控辯雙方可以對爭議證據進行多輪質證。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當庭發表質證意見，出示證明被告人罪輕或者無罪的證據。

作為辯護律師要充分利用質證程序，以庭前充分地准備來有力地反駁和質證。最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庭前會議規程（試行）》，其適用於證據材料較多、案情疑難復雜、社會影響重大或者控辯雙方對事實證據存在較大爭議情形的案件，開庭審理前召開庭前會議解決相關問題。庭前會議中，對於控辯雙方決定在庭審中出示的證據，人民法院可以組織展示有關證據，聽取控辯雙方對在案證據的意見，梳理存在爭議的證據。對於控辯雙方在庭前會議中沒有爭議的證據材料，庭審時舉證、質證可以簡化。這就要求必須充分重視庭前會議，一旦錯過了庭前會議發表有關意見的機會，在正式庭審中的意見往往因為簡化而弱化。可見，熟悉有些專門的質證程序對於充分、有效質證具有重要意義。

該規程在第十條規定了需要在庭前解決的相應事項，包括管轄、迴避問題等，但辯護律師要在庭前會議為庭審中的質證做好程序准備，否則，庭前會議中決定的事項一旦確定，在正式庭審中無反悔的餘地。

例如：（四）是否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五）是否申請提供新的證據材料；（六）是否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七）是否申請調取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但未隨案移送的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八）是否申請向證人或有關單位、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材料；（九）是否申請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是否對出庭人員名單有異議等。這些事項，都事關正式庭審中證據有無資格、質證對象的關鍵問題。

可以有效阻止非法證據進入正式庭審。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應當在開庭審理前提出，但在庭審期間發現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並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應當召開庭前會議，並在召開庭前會議三日前將申請書和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復製件送交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審理前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並依照法律規定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在庭前會議中通過出示有關證據材料等方式，有針對性地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做出說明。

在庭前會議中，人民法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審查的，一般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一）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說明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及相關線索或者材料；

（二）公訴人提供證明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據材料；

（三）控辯雙方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發表意見；

（四）控辯雙方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未達成一致意見的，審判人員歸納爭議焦點。

可以說，以上是對被告人或辯護人認為的非法證據是否被排除、以及是否能進入正式庭審而在庭前會議上發表的質證意見。

從這些專門的程序中可以看出，質證絕對不是孤立的程序，它是整個訴訟活動中的部分，不僅有著相應的程序性規定，而且，還要在對應的程序中對特定證據發表對應的質證意見。

可以行使訴訟權利的方式彌補證據缺陷或者使證據「反轉」。對於鑒定意見來說，往往因為其具有專業性，律師也很難達到短時間內了解對應的專業性知識，但實踐中律師又因為突然接手案件而沒有充分地准備時間，所以，面對堆積的訴訟卷宗，不是無從下手，而要有的放矢，如果有鑒定意見的，先研究鑒定意見，一旦確定其有問題，就可以根據訴訟法授予的訴訟權利，申請重新鑒定，法院經審查認為理由成立，有關證據材料可能影響定罪量刑且不能補正的，應當准許。

實踐中依法行使該種訴訟權利，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具體內容我們在後面的專章中討論。

在庭前會議中申請對己方有利的證據，為增強質證、辯論意見打基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以有關證據材料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申請向證人或有關單位、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材料，也可以申請鑒定人、有關證人出庭作證，並說明理由的，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就應當准許。

例如筆者辦理的某二審案件，一審時對於被害人的手機銀行使用信息未做提取，二審時向法庭提出，該案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審。如果一審時依據前述規定申請召開庭前會議並提出調取該證據的申請，判決結果極有可能會改變。

又如某一涉及鑒定的案件，因涉案鑒定意見專業性太強，筆者無法在短期內對其專業性問題發表意見，但通過研究《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的規定，認為鑒定意見未依據該通則確定的程序進行，且，鑒定意見並沒有鑒定依據，因此，經多次向法庭說明理由，鑒定人到庭接受質詢，果然，其在回答詢問時，印證了筆者的庭前預判，在正式庭審的質證環節有力地動搖了鑒定意見的地位，依據《刑事訴訟法解釋》第九十八條第五、第六項鑒定程序違反規定和鑒定過程和方法不符合相關專業的規范要求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根據，使該案件收到了預期的辯護效果。

前述，我們對質證的對象、證據的形式或載體以及證據的信息性進行了分析，如果說證據是質證的對象，那麼質證的內容是什麼？

由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牽頭，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和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聯合參與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訴訟證據規定研究」取得的成果《人民法院訴訟證據規定適用指南》（簡稱《證據指南》)，作為未來統一證據法的雛形，代表了當前證據學研究的前沿觀點。

《證據指南》第九十五條「質證時，應當圍繞證據的關聯性、真實性、合法性和證明力等方面進行質疑和辯論。」本條是融合了有關訴訟法中的證據規則，對質證內容進行的概括性規定。

本條規定的科學性在於，它不僅是將訴訟實踐中質證對證據三性發表觀點融入，而且加上了對「證明力」進行質疑和辯論，這更進一步地突出了訴訟的對抗性，有利於指導審判人員、訴訟參與人有針對性地質證，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

《證據指南》認為，「證據的關聯性，是證據的根本屬性，是對待證要件事實的邏輯證明關系，因此應該把關聯性作為質證的最重要內容。」

《布萊克法律詞典》對證據關聯性的定義是「『關聯性』是指證據具有的可用來判斷訴訟雙方當事人所爭議的事項的真偽的品質。關聯性是指那種有助於證明有關假設的屬性，這種假設一旦成立，將從邏輯上影響爭議事項。有關聯性的證據，是指那些與爭議事實或觀點相關或者有直接聯系，並且能夠證明或者傾向於證明待證事實的證據，或者有助於證明案件中某一理論的證據。是指能夠證實待證事項的證明價值。」有的學者認為「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所具有的聯系的屬性。」陳光中教授認為「關聯性並非證據自身固有的特徵，而是一個關系范疇。」張建偉教授認為，「證據的關聯性，又稱『相關性』，指的是『證據對其所要求證明的事實具有的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證明能力』」。他認為經典的定義是由斯蒂芬表述的：「關聯性被用於說明任何兩項彼此存在如下聯系的事實，即按照事情的一般過程，一項事實本其自身或者與其他事實的聯系，為另一事實過去、現在或者未來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提供證明或者可能性。」

專家學者們對於證據關聯性有著深厚而豐富的研究，筆者認為，從訴訟實務和訴訟目的的角度看，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證據內含信息對於認定案件事實的確定性。

從證據的功能和訴訟目的出發考察證據的關聯性，具有指導質證的重要意義。因為，證據的功能就是要通過審查證據，確定證據能力後，出示在法庭，接受質證，來證明（或反駁）一方的主張，發揮其證明力確定案件事實，當然是為了認定案件事實，達到定案事實的程度。

從訴訟目的的角度看，在當事人一方是為了證明自己的主張能夠成立，該證據能被法官採納，所以，當事人或代理人就要對證據內的信息充分展開，證據信息釋放的廣度，決定著該證據對證明事實的關聯程度，這為舉證、質證都提供了指導。

對證據的關聯性應當結合也必須結合訴訟目的進行考察，如此，才能將證據的證明功能納入訴訟中的證明進行考察，將證據能力達到證明目的。所以，明確「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證據內含信息對於認定案件事實的確定性。」能明確指導我們對證據進行審查、質證，也有助於法官認證。

眾所周知，訴訟的一般證據規則是「誰主張誰舉證」。《民訴法解釋》第90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後果。」根據本條能更深刻地領會證據的關聯性：運用證據是對主張的證明，證據的關聯性當然要具體到一方當事人所提出的主張，無論它是立論還是反駁，都是依據證據提出的主張。證據和主張相互關聯，那就必須要把證據的信息提取出來，轉換成能被人識別、領會、採信的證據觀點、質證意見，這就使證據、主張相聯結，供法官審查、認證。如果和主張沒有關聯或者最終無法確認，當然是不能成為定案根據的。

例如，在一起巨額的動產質押擔保合同中，原告出示了一份證據，主張與被告在2013年簽訂了合同，被告因保管不善，使質押物滅失，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從證據資格和證據能力上來說，原告的這份證據是能夠作為初步證據，使法院順利立案，啟動訴訟程序的。但是，究竟有沒有簽訂這份合同，仍是未知的事實。

被告提出反駁觀點認為：雙方和第三人在2012年簽訂過合同，一式三份，已經履行完畢，從未簽訂過2013年的合同，並出示2012年的合同。因原告舉證的合同中在日期上有改動的痕跡，被告方便抓住這一信息，充分發表質證觀點，認為原告的合同是從第三人處取得的2012年的合同並改為2013年合同，需要對合同改動痕跡進行鑒定，以確定合同真偽。這一質證觀點使法官也產生了懷疑，鑒定申請被法官採納。在書寫鑒定申請書時，進行了全面的信息提取，既要鑒定合同的紙張是否為同一批，也要鑒定3是否由2改寫而成，還要鑒定同一行的書寫筆墨是否同一等等。經鑒定，樣本上的合同編號、文末的簽署日期上的2013的「3」字，均為2改寫，且，同一行書寫的用筆筆墨也不相同。據此，法院駁回原告6000餘萬的訴訟請求。

以上是筆者辦理的案件。以這個案子我們再來理解「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證據內含信息對於認定案件事實的確定性」就很具體了，原告舉證的合同因其不具有對認定雙方在2013年簽訂並履行合同事實的確定性，當然就和原告的主張失去關聯性，在法官認證環節，當然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證據的真實性

科技的發展帶來了證據形式的變化，豐富了證據的種類。了解新增的證據種類以及緊跟著新證據種類確立的相關證據規則，對於理解證據的信息性並指導審查證據和質證具有指導意義。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均將電子數據納入法定證據種類。2020年5月1日《民事證據規定》新增了關於判斷電子證據真實性的專門條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9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3、28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等搭建的電子證據真實性規則，對於理解證據真實性這一理論問題同樣更直觀、具體。

從證據真實性角度來看，顯然有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客觀存在，二是信息真實。這兩點對於證據的審查和質證至關重要。

客觀存在，是指該證據是特定主體在從事相關活動時客觀留存的載體，它不是人為地改造、變造。眾所周知，現代科技的發展已經能夠利用軟體P圖視頻，使不具備相關專業的人員無法通過肉眼進行識別、判斷。所以，客觀存在是對證據進行鑒真的必然要求。

信息真實，僅客觀存在是不行的，由於證據表現形式的復雜性以及其信息容量的可變性，內含信息是否真實也需要嚴格審查。 例如，雖然載體客觀存在，但通過篡改電子證據信息，使其證明方向發生變化，就使信息失真。

對比傳統書證，筆跡鑒定的技術和方法已經相當成熟，法官可以直接採納筆跡鑒定結果甄別書證真偽。但新類型證據的出現，為鑒真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2015年2月5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了新《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施行後的首起微信證據案，由於公證處無法對微信證據進行公證，對方當事人又一再否認，法院只能認定原告提供的「微信借條照片」不具有真實性，原告也無法進一步證明。如何有效審查此類新型證據，關鍵在於發現問題，發現問題就需要學習相關的專業知識。如果專業知識不具備，就需要藉助證據規則行使訴訟權利，申請以鑒定等輔助手段予以鑒別。參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知)終字第09505號。

我們以《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電子數據取證規則》（簡稱《電子數據取證規則》）為例，說明對有關證據進行審查和質證的一般方法。

先審查有關證據是否依法收集、提取。現場提取電子數據，應當製作《電子數據現場提取筆錄》，註明電子數據的來源、事由和目的、對象、提取電子數據的時間、地點、方法、過程、不能扣押原始存儲介質的原因、原始存儲介質的存放地點，並附《電子數據提取固定清單》，註明類別、文件格式、完整性校驗值等，由偵查人員、電子數據持有人（提供人）簽名或者蓋章；電子數據持有人（提供人）無法簽名或者拒絕簽名的，應當在筆錄中註明，由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

該規則對於現場提取、遠程提取和遠程勘驗等作了具體規定，審查此類證據的真實性，必然要以規則為指導，先通過提取程序中相關法律文書是否符合規范，最後才深入具體證據，對信息的真實性進行審查。

從宏觀的證據理論上說，無論證據的表現形式如何，對證據真實性的審查，無非是客觀存在和信息真實兩個方面。至於來源的問題，則是合法性審查的內容。

證據的合法性

證據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解讀證據的合法性，一直是民事訴訟法學界爭論的熱點問題之一。有的學者認為「刑事證據的合法性是指刑事證據必須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實材料，包括符合證據法、符合實體法以及符合程序法三個層次和方面。」殷耀德，李衛國：《刑事證據的合法性及其制度完善》，載《法學雜志》2002年第6期。筆者認為作為質證內容之一，證據的合法性，可以簡稱為「合規則性」，也就是從證據能力的角度看該份證據是否符合所適用的訴訟程序中證據規則的要求。因為證據規則對證據資格是依法提出的要求，合乎證據規則的證據，理論上就應該是合法的證據。所以，這有利於我們縮小對證據合法性審查的依據范圍，避免不必要的爭議，直接對照證據規則進行收集、審查和運用證據。

從律師實務的角度，一份證據是否合法當然是對照證據規則的要求去審查和判斷，是證據規則對證據是否合法提出了具體的要求。例如，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再如，《公安程序規定》對於偵查人員取證也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這足以說明，無論是律師還是法官，審查證據的合法性要從廣義的證據規則發現問題，從而排除非法的證據。

證明證據具有證明力，也是重要的質證內容

證據信息和證據的證明力

根據證據裁判原則，證據必須同時具備證據能力和證明力。證據能力是對證據的資格要求，是一份證據能被稱之為證據進入法庭出示、接受質證並有可能成為定案根據的法律資格；證明力則是對證據的證明功能的要求，體現的是證據與訴訟主張的對應性，即通常所說的「是證據與待證事實證明強度的有無及大小」。

隨著《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規程（試行）》等排除非法證據規則的逐漸完善，司法實踐中對於證據資格的審查越來越有據可依也越來越得到重視，這對於提高辦案質量、實現公平正義具有重大意義。運用具有法律資格的證據，如果通過提煉的證據信息能夠證明訴訟主張，則該份證據就具有證明力。所以，證明證據具有證明力，也是質證的一項內容。

深刻理解對證據具有證明力也是質證的一項內容，對於訴訟實務而言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因為這能更深入地將證據和事實的關系在質證階段充分論證，增強說服力。從舉證說明，達到證據對事實證明的論證、用證據對證據相互證明的更深層次。

例如，在一起知識產權糾紛中，一方舉證附件1為第2461號公證書復印件共17頁。附件1的公證時間為2012年8月14日，系對世界工廠網網站所作的公證。對方申請再審時提出原審依據第7頁顯示的圖片及圖片下方發布時間，徑直認定該圖片於2010年8月16日發布，違背論壇類網站廣告圖片具有編輯或修改可能性的技術常識，認定事實錯誤。附件1不能證明該網頁首次生成時的具體內容。

這就涉及到公證書及其附件是否對網頁生成時間具有證明力的問題。在質證過程中，對方的反駁就是論證公證書不具有證明力，而被申請人則要論證具有證明力，只有先論證證據具有證明力，才能成為定案的根據。所以，對證據具有證明力是質證的重要內容。

對此，被申請人發表的意見為「附件1與附件2結合，可以證明涉案外觀設計在專利申請日之前已經被公開。」「附件3表明，通過普通公眾身份與注冊用戶身份進入阿里巴巴網站，均能看到同一圖片，且該圖片的發布時間早於本案專利申請日，足以證明本案專利在申請日之前已經被公開。」「特定用戶在其控制的網路存儲空間內可選擇設置不公開涉案圖片，從而使相關公眾無法看到涉案圖片，這一主張不符合正常邏輯。」

最高人民法院公開了判決該證據證明力的心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四條規定：「法庭應當對經過庭審質證的證據和無需質證的證據進行逐一審查和對全部證據綜合審查，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生活經驗，進行全面、客觀和公正地分析判斷，確定證據材料與案件事實之間的證明關系，排除不具有關聯性的證據材料，准確認定案件事實。」上述司法解釋第六十四條規定：「以有形載體固定或者顯示的電子數據交換、電子郵件以及其他數據資料，其製作情況和真實性經對方當事人確認，或者以公證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證明的，與原件具有同等的證明效力。」

根據上述規定，本院認為，在審查判斷以公證書形式固定的互聯網站網頁發布時間的真實性與證明力時，應綜合考慮相關公證書的製作過程、該網頁及其發布時間的形成過程、管理該網頁的網站資質和信用狀況、經營管理狀況、所採用的技術手段等相關因素，結合案件其他證據，對該公證書及所附網頁發布時間的真實性和證明力作出明確判斷。在審查證據的基礎上，如果確信現有證據能夠證明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對方當事人對相應證據的質疑或者提供的反證不足以實質削弱相關證據的證明力，不能影響相關證據的證明力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的，應該認定待證事實存在。本案中，附件1即第2461號公證書顯示，以非注冊的普通用戶身份登陸「世界工廠網」，可以看到第7頁顯示的燙鑽模具圖片發布時間為2010年8月16日，第10頁顯示的燙鑽模具圖片發布時間為2010年3月8日，均早於本案專利申請日（2010年9月7日）。「世界工廠網」系規模較大、知名度較高的電子商務平台，具有較高的信用和較好的管理手段。在此情況下，除非存在人為刪改的情況，該網站上網頁圖片顯示的發布時間與其真實的發布時間通常一致。董健飛提交了第15901號公證書作為反證，欲以證明「世界工廠網」存在發布者可以對圖片進行替換式修改，且修改後網頁的發布時間一欄未發生變化。但是，第15901號公證書顯示，當「世界工廠網」注冊用戶替換相關圖片後，圖片的狀態欄顯示為「已重發」，而附件1即第2461號公證書第7頁和第10頁的圖片並未顯示重發的跡象。同時，第15901號公證書顯示的公證行為發生時，「世界工廠網」已經改版，難以反映附件1即第2461號公證書顯示的公證行為發生時「世界工廠網」的實際狀態。因此，董健飛提交的第15901號公證書並未實質性削弱附件1的證明力。在附件1公證書及所附網頁發布時間的真實性和證明力可以確信，而董健飛提交的第15901號公證書並未實質性削弱附件1證明力的情況下，一、二審法院認定附件1以公證書形式固定的互聯網網站圖片在本案專利申請日前已經公開，並無不當。董健飛關於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及適用優勢證據規則錯誤的再審申請理由不能成立。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61號再審申請人董健飛與被申請人吳樹祥、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專利無效行政糾紛裁定書。

從法官說理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官在認證的時候，就是依據證據規則來審查判斷證據是否具有證明力的，因此，這就是律師研究司法判例需要學習的內容，然後指導自己的訴訟實踐，在質證的時候也要根據證據規則，向法官陳述證據證明的對象、以及符合證據認定規則前提下所具有的證明力。

Ⅳ 行政案件第三人答辯狀

要寫答辯狀，就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寫，看看下面的行政案件第三人答辯狀範文吧!

行政案件第三人答辯狀【1】

答辯人：XXX，女，漢族，1947年8月22日生，XXXX人。

聯系電話：XXXX-XXXXXXXX

被答辯人：XXX，男，漢族，1923年12月27日生，原XXXX人。

因被答辯人訴XXX市人民政府撤銷原XXX市郊區人民政府頒發給答辯人第1988-011號宅基地使用權證一案，法院已追加答辯人為第三人參加訴訟，現提出答辯如下：

一、1988-011號宅基地及其以上房產系答辯人合法財產，被答辯人所述與事實不符

被答辯人原系XXX村村民，參加工作後於1950年從XXX村遷往呼和浩特，將農業戶口變為城鎮戶口，作為呼和浩特市居民至今。

1975年被答辯人之子XXX從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返回XXX村，並於當年與答辯人結婚，當時所爭議的宅基地上有土坯房西房四間，但因年久失修，破損不堪幾乎已無法居住，為安身立命，只有重建。

被答辯人曾對其子XXX明確表示：“有錢你們早點蓋，沒錢就晚蓋幾年，經濟上你們慢慢想辦法吧，反正我們也不準備回去了，以後這個家就是你的，你怎麼蓋我們也沒意見。”答辯人與其丈夫自1976年至1982年，歷經數年艱辛，努力備料，經老人同意，拆掉了破舊的西屋，在1983年春夏之際蓋上了六間北屋，以後幾年又緊衣縮食蓋了一間東屋和大門。

1988年原XXX市郊區人民政府對土地重新丈量並登記造冊，由於被答辯人及其子已非XXX村村民，也非農業戶口，且被答辯人在呼和浩特擁有住房，根據當時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被答辯人及其子均不再符合在村集體擁有宅基地的條件。

而由於答辯人一直系XXX村村民，亦是農業戶口，原XXX市效區人民政府於1988年11月30日向答辯人發放了1988-011號宅基地使用權證，將該宗宅基地確權在答辯人名下。

根據1987年《河北省土地管理條例》第三十四條：“農村居民需要宅基地，由本人申請，經村民討論，村民委員會同意，使用原有宅基地和村內空閑地的，由鄉(鎮)人民政府批准;……。”;第三十八條第二款：“農村五保戶、外遷戶等騰出的宅基地，由村民委員會收回。”及第四十條：“城鎮非農業戶口居民無房居住，需要使用集體土地建住宅的……。”之規定。

答辯人認為，被答辯人及其子在1988年土地重新丈量登記時已不符合在村集體擁有宅基地的條件，XXX村民委員會依據當時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將該宗宅基地收回並重新分配給符合條件的答辯人，以及原XXX市郊區人民政府為答辯人發放1988-011號宅基地使用權證完全符合法律規定。

同時，由於該宗宅基地上的房屋系答辯人夫婦出資重建，因此答辯人對該宅基地及房產擁有合法的使用權及所有權。

二、被答辯人提起行政訴訟的起訴期限不符合法律規定

1、20XX年答辯人的兒子結婚，被答辯人專程從呼和浩特趕回參加婚禮，在此期間答辯人之夫XXX與被答辯人經常談論在村裡買樓一事。

XXX向被答辯人說明，正是因為宅基地使用權證已經確權在答辯人名下，所以答辯人才有資格用該宅基地使用權證購買了現在居住的90號樓住宅，之後宅基地使用權證便收歸集體。

後被答辯人於20XX年春節回來之際，答辯人之夫XXX又曾向其提及此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訴權或者起訴期限的，起訴期限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訴權或者起訴期限之日起計算，但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具體行政行為內容之日起最長不得超過2年。”及第四十二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織不知道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內容的，其起訴期限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內容之日起計算。

對涉及不動產的具體行政行為從作出之日起超過20年、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從作出之日起超過5年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規定。

答辯人認為，被答辯人對1988年原XXX郊區人民政府將1988-011號宅基地使用權證確權在答辯人名下這一事實至少在2000年就已明知，而被答辯人於20XX年才提起行政訴訟，顯然不符合上述兩項法律規定，已超過起訴期限。

2、退一步講，被答辯人即便於20XX年才知道011號宅基地使用權證已確權在答辯人名下，被答辯人提起的行政訴訟亦不符合起訴的條件，《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二條的溯及力不能及於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前。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二條的規定的請示的答復，答復如下：“行政機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實施之後即1990年10月1日以後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當事人不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內容的，其起訴期限的計算應當適用本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二條的規定。”根據上述規定，最高法院在承認四十二條溯及力的同時，對溯及時間也做了嚴格的限定，即只有在1990年10月1日以後行政機關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才是可訴對象。

而原XXX市郊區人民政府為答辯人發放1988-011號宅基地使用權證是在1988年，是在1990年10月1日《行政訴訟法》實施之前。

另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法》施行前法律未規定由法院受理的案件應如何處理的批復，批復如下：“行政侵權行為，案發在行政訴訟施行之前，當時的法律沒有規定法院受理此類案件，因此，人民法院不能受理。”

答辯人認為，被答辯人提起的行政訴訟不符合起訴的條件，即便被答辯人認為其合法權利受到侵犯，也只能通過當時的法律法規主張權利，而不應提起行政訴訟。

因此，應依法駁回被答辯人的起訴。

三、 被答辯人無原告訴訟主體資格

被答辯人參加工作後於1950年從XXX村遷往呼和浩特，將農業戶口變為城鎮戶口，作為呼和浩特市居民至今。

因此，被答辯人早已不再是XXX村集體組織的成員，且其在呼和浩特市擁有住房。

被答辯人請求撤銷1988-011號宅基地使用權證，將該宗宅基地確權在他的名下，違背法律規定。

答辯人認為，被答辯人對所爭議的房產及土地均無任何權利，與具體行政行為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具有原告訴訟主體資格。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二)起訴人無原告訴訟主體資格的。”之規定，被答辯人的起訴應予駁回。

綜上所述，答辯人作為本村村民，自籌資金重新建房，後按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領取了政府頒發的宅基地使用權證，其權利理應受到法律的認可和保護。

而被答辯人在沒有村集體成員身份及已經擁有住房的情況下，鑒於目前房價的迅猛攀升，受利益的驅使，不顧及父子感情和法律的權威，肆意編造謊言，已嚴重侵害了答辯人的合法權益。

且被答辯人根本不具備訴爭土地及房產的訴訟主體資格，原XXX市郊區人民政府為答辯人頒發土地使用權證的事實清楚、程序合法，依法應予維持。

此致

橋西區人民法院

答辯人：XXX

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行政案件第三人答辯狀【2】

答辯人：付冬梅，女，1953年1月29日生，南昌鐵路第一中學退休老師，住南昌市青雲譜區井岡山大道681號玉河明珠小區16棟3單元601室，身份證號360103195301290726.

答辯人付冬梅就上訴人(原審第三人)南昌鐵路局的上訴狀，提出答辯意見如下：

一、 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

1、法庭查明事實已經充分證明：答辯人付冬梅丈夫周東安在住院治療期間，其主管單位南昌鐵路局南昌車輛段沒有安排他人接替其工作，雖然住院治療，仍然帶病堅持工作，把辦公室當病房，與公司客戶保持聯系，及時協調公司業務，與公司下屬商談公司業務事項，布置任務。

期間，廣告公司的業務工作一直未停止開展，還收回公司業務賬款16餘萬元。

20XX年12月10日上午9時許，廣告公司業務人員方錫平到第九醫院看望了周東安，並商談工作兩個多小時，至11時許離開。

後於當天晚上20時左右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於當晚23時55分死亡。

據南昌市第九醫院的搶救記錄、死亡記錄以及證明，周東安肝病病情已經趨向穩定和好轉，系因當天工作勞累過度後出現一體偏癱，血壓急劇上升，造成顱內出血，經搶救無效死亡。

這些事實充分證明周東安是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因商談工作勞累過度引發顱內出血，經搶救無效死亡。

2、上訴人南昌鐵路局作為用人單位在發生工傷爭議時，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應當負舉證責任。

即證明周東安死亡不屬於工傷，但上訴人沒有提供充分有效證據證明周東安不是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因工作原因突發疾病或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

(1)原審被告江西省人事和勞動社會保障廳在作出工傷認定行為時，上訴人南昌鐵路局沒有提供其不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以及工作原因突發疾病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的任何有效證據，其證明周東安請病假的計工表庭審證明不具有證據合法性和客觀性，而且與法院判決書確認的事實相違背。

(2)上訴人南昌鐵路局沒有提供證據證明周東安符合《工傷保險條例》不屬於工傷的情形。

(3)上訴人南昌鐵路局沒有證據證明周東安2006年12月10日死亡與當天與公司業務人員商談工作勞累過度引發顱內出血無關。

二、原審被告江西省人事和勞動社會保障廳在沒有新的事實和理由情況下作出與已被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撤銷的贛勞社傷認字【2007】第A007號工傷認定決定書完全相同的行政行為，明顯違反《行政訴訟法》第55條之規定

原審被告2007年8月20日作出贛勞社傷認字【2007】第A007號工傷認定通知書，以周東安是因肝炎肝硬化住院死亡，不屬於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為由，駁回答辯人工傷認定申請。

答辯人向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經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以事實不清和主要證據不足為由依法撤銷原審被告於2007年8月20日作出贛勞社傷認字【2007】第A007號工傷認定通知書的具體行政行為，並限令被申請人在60日內重新作出工傷認定。

但原審被告在沒有新的事實和理由，也沒有進行重新調查取證，更沒有讓原告進行陳述申辯的情況下，以同一的事實和理由作出與原具體行政行為相同的具體行政行為--贛人社傷認字[2007]第137號工傷認定決定書。

理由是：1、主要理由和事實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四條規定：“人民法院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被告重新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與原具體行政行為的結果相同，但主要事實或者主要理由有改變的，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五第規定的情形。

人民法院以違反法定程序為由，判決撤銷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不受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的限制。

行政機關以同一事實和理由重新作出與原具體行政行為基本相同的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並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五條第三款的規定處理。”這里所稱同一事實和理由中的“事實”，指的是行政機關所認定的據以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法律事實;“理由”指的是行政機關據以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

原審被告兩份工傷認定決定書不予認定周東安死亡屬於工傷的具體行政行為所認定的基本事實都是以周東安是因患肝炎肝硬化住院後死亡，屬於基本事實相同;兩次工傷認定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理由都是住院期間不屬於工作時間，醫院不屬於工作崗位，故不屬於《工傷保險條例》第一款規定的情形，屬於基本理由相同。